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小哈馒头

宝贵真实的历史资料-原新一中“红卫兵”报  
［ 作者：余德亨    转贴自：新一中红卫兵报    点击数：958    更新时间：2010/7/23    文章录入：吴焱金 ］


编者按:余德亨发现的这张小报,虽只是当年数以亿万计的小报之一,但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热血青年对领袖.对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满腔激情......今天读来依然热血沸腾.百感交集。若非看到这些原件，当年的感觉是找不回来了，也无法理解当年亿万人抛头洒血踊跃参加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千年也要革命，一万年也要造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过了十年艰难曲折而又无比壮丽的战斗历程。我们这些当年二十岁左右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今天已是“三十上下正当年”的人了。但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曰，这个金光灿烂的日子，在我们心里，永远保持着最亲切的回忆，寄托着我们最崇高的信仰，这是我们十年高压不低头、迫害志不移的力量源泉，是我们十年从不停顿对走资派造反的伟大原动力。

每一个跟着毛主席从大风大浪中冲过来、闯过来的红卫兵战士，怎么能够忘记“八·一八”！十年前，我们这些刚刚举起造反红旗就被打成“小右派”、“反革命”的青年学生，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向往，冲破“五十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逆流黑浪，来到敬爱的毛主席身边。那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戴上我们的红袖章，扬起巨臂，号召我们坚决斗争，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的红卫兵战士，哪一个不是在红太阳身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哪一个不是紧握拳头，下定了一辈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决心！

就这样，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火红战旗在武汉三镇的大中学校里举起来了！勇敢坚强、无私无畏的红卫兵汇成不可阻挡的巨流，涌上两个阶级的生死决战的最前线！在英雄的江城武汉，凡是真心实意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走资派梦着也怕的赫赫英名，不会忘记红卫兵无数可歌可泣的战斗，不会忘记他们在文化革命史上彪炳显赫的功勋！

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最先起来炮轰湖北旧省委，最先喊出“打倒走资派王任重！”的战斗口号；

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下工厂，进机关，点燃了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并肩战斗，迎着大刀长矛前进，粉碎了一小撮走资派制造的震惊中外的反革命“七·二○”事件，迎来了“万里长江起宏图”。无数战友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出了自己壮丽的青春。

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主席一声令下，用不着谁来动员，也不要物质条件来“刺激”，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战士背起背包就出发，哪里艰苦哪安家。一九六八年底到六九年初，短短两三个月内，武汉市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就有十几万人。

十年来，无论在什么艰难困苦的场合，我们从未放弃对文化大革命最忠贞的信念，从未忘记自己肩上的历史使命。我们坚决与工农相结合，把自己的命运和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我们十年如一日顽强地钻研马、列，为了现在和将来的斗争顽强地学习；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名个领域里，和修正主义对着干，闹得走资派一天也不安宁。我们始终和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并肩战斗，冲杀在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第一线。

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学说，指引千百万青年走上了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文化革命的道路。列宁曾经指出：“当人们看见他们的父母怎样在地主资本家压迫下生活的时候，当人们亲自也受到那些发动反剥削者斗争的人所受到的痛苦的时侯，当人们看见为了保持已经争得的成果而继续奋斗是要经受怎样大的牺牲、看见地主资本家都是如何凶暴的敌人的时候，——那时他们就会在这种环境中训练成共产主义者。”十年的曲折反复，十年的严酷磨练，就是这样锻炼出了整整一代崭新的共产战士。他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忠诚、最信仰，反对修正主义最坚决、最勇敢，中国革命有了这样可靠的接班人，中国人民有了这样优秀的儿女，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党内一小摄走资派，从刘少奇反党集团到邓小平，在文化革命前拼命诱使青年去爬那个压在人民头上的“宝塔尖”，文化革命中，革命的中国青年跟毛主席走，造了他们的反，整得他们威风扫地，斗得他们灵魂出窍，他们怎能不积下无穷的仇恨？！十年来他们从未停止过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反攻倒算、镇压迫害，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比起杀人如麻的地主还乡团，比起蒋介石的集中营、反省院，并不逊色半分。

在“两清一批”中，他们把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关起来，骂我们是“蒋介石”、“杜律明”、“南京政府”，无耻地“敦促”我们“投降”。多少战友被他们逼死，逼疯！他们剥夺了我们许多政治权利，在农村，不准备招工、招生；在工厂，不准纳新、提干；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们的战友投入监狱。

我们屈服了吗？向他们投降了吗？我们丢掉革命、不敢斗争了吗？没有！从来也没有！“八·一八”那天毛主席的声音在耳边回响，红太阳的光辉至今暖在心头。我们懂得：党内走资派既然是资产阶级，就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死敌，我们从不希望他们发善心。对于他们的一切挑战，软的，硬的，我们的回答永远是：造反！

“劳动惩罚”吗？“不准招工”吗？算得了什么！我们的战友谭战等一大批同志，以资产阶级老爷们永远不可理解的胸怀和精神境界，坚持乡村，坚持革命。不准入党，不准提干吗？我们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你们腐蚀青年的“官、禄、德”，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一点点可怜而自私的欢乐”，革命、造反是我们无上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属于千万人”！

今天，我们满怀深情地纪念“八·一八”，并不仅仅是为了缅怀过去，毛主席最近的一系列指示更深刻地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她是一次无比深刻的社会变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由之路；革命造反派不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乌合之众，她是应历史的要求产生、发展，在未来十几年、几十年中要继续创造历史的伟大革命力量。“革命没有完”，我们决不能“熄火”；“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决不能丢掉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

当前在青年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妖风吹得很厉害。有些走资派也煞有介事地叫嚷“打击教唆犯”。实际上，他们正是最大的“教唆犯”。他们打击红卫兵，丑化红卫兵，扼杀青年的革命造反精神，就是妄图把青年引入不关心国家大事的歧路。同时他们抽掉“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灵魂，压制革命的新生力量，专门培养跟着错误路线跑的“小绵羊”，拼凑“文化革命搞糟了”、“以三项指标为纲”的“啦啦队”，也是为了拉青年为他们那个垂死的资产阶级殉葬。

比我们更年青的战友们：你们不是要革命吗？你们不是和我们过去一样，正在严肃地探索人生的道路吗？我们，文化革命的战士，衷心地希望你们莫听走资派放屁，象当年红卫兵学习，走文化革命的道路，这样才能无愧于红卫兵的光荣称号，才是革命的中国青年最崇高的理想！

当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友们：更勇敢地战斗吧！颓废，堕落，还有什么“看穿论”、“必修论”、厌战思想，对得起毛主席的无限希望吗？对得起我们在天安门前向毛主席献上的誓言吗？对得起为文化大革命献出了生命的战友吗？

在“八·一八”这个最盛大的节日里，我们再次向敬爱的毛主席立誓：文化革命的战士，一千年也要革命，一万年也要造反！

   

小哈馒头

接上
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永不丢



我的履历表



我的履历表，

就是水塔这面墙，

大字报锐利的笔锋，

把十年造反生涯刻在墙上，

名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出身——中国第三代革命小将。

催生我的，

是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

第一声呐喊

响在十年前“八·一八”的早上。

八月的日子里写着：

炮打刘邓陶王的先锋；

六七年二月一栏中写着：

压不垮的铁柱钢梁；

“两清”的年月里写下：

斩不尽的新芽春苗；

七五年七、八、九月中写下：

走资派不可逾越的铁壁铜墙；

染热血，我历史鲜红，

闹革命，我青春闪光！

根本不承认档案袋里

偷偷摸摸写下的：

小右派——牛鬼蛇神，

在千百万人面前

堂堂正正挥笔大书：

造反派——革命闯将！

写呵写，我手中神笔“金不换”！

写呵写，直写着这面墙上

洒满共产主义的灿烂阳光！





向钢八司的战友致敬

十年，

贴不断水塔下的大字报，

十年，

驱不散江汉路的人流！

十年风风雨雨中我认识了你，

英雄的钢八司战友！

曾记得造反的大旗初举，

你们送来了多少鼓励和问候；

永不忘艰苦的斗争岁月，

喝过你们的水，吃过你们的馒头。

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啊，

无限温暖把小将抚育！



向你们致敬，

钢八司的战友！

围成一团团的人群中间，

有多少理论家、评论家，

把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战场，

从车间摆到了街头！



英雄的钢八司战友，

我们永远一起战斗！

把天下大事挂心里，

把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

牢牢握在手！





夺权歌



滚开，走资派！

把窃取的大印交出来！

人民的印把掌在你手里，

做了多少损公肥私的买卖，

批了多少黑文件，

把多少革命闯将陷害。



“仗谁的势？”

毛主席命令声震四海；

我们不配？

看看身后的群众成阵成排！

什么“太狂妄”，

今天是初试锋芒，

日后的威风你拭目以待！

就是“有野心”，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要把革命的红旗插遍全世界！



如今代表人民握紧印把，

一千一万年也不松开，

让漫长的革命岁月考验我们，

象不象毛主席指挥的造反派！

小哈馒头

接上
强烈抗议



全市革命同志们，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友们：

为了隆重纪念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十周年，我们这批原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于本月十七日凌晨在水塔下举办了“纪念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特刊”，反映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革命造反派无不拍手叫好。可是“工农兵”中一小撮专搞反革命打、砸、抢的暴徒，害怕革命舆论，仇视革命小将，当天下午他们便企图覆盖我们的特刊，由于广大革命群众的斥责，加之他们还没来得及作好武斗的准备，只好悻悻溜开了。十八日下午，也就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喜日子，这一小撮暴徒，经过精心策划，暗藏武斗凶器，不顾广大革命群众的劝阻，野蛮地殴打保护四大的革命群众，强行将我们出版不到四十个小时的特刊全部覆盖。对于他们这种践踏革命舆论，破坏纪念红卫兵运动十周年活动，大搞反革命打、砸、抢的反革命行径，我们提出最强烈抗议！

“工农兵”中一小撮暴徒，与当年法西斯希特勒的“褐衣党”没什么两样，他们横不讲理，只准自己大肆放毒，猖狂破坏革命的舆论宣传。这伙暴徒打着“革命青年”的招牌，以纪念红卫兵活动的名义，干着破坏红卫兵运动，破坏文化革命，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革命勾当。广大革命群众看得清清楚楚：这一伙贴大字报的家伙一个个老气横秋，胡子巴渣，明明是当年屠杀红卫兵的刽子手，却硬要盗用红卫兵的名义；明明是正在走向坟墓的反动势力，却硬要扛着“革命青年”的招牌。对于这种无耻的强盗行为，我们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表示极大的愤慨！

“工农兵”中一小撮暴徒如此肆无忌惮，是省市走资派唆使和纵容的结果。他们冲击省委十三号楼，砸长江日报，多次覆盖革命的大字报，殴打革命群众，大搞反革命打、砸、抢，早已引起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不满，很不得人心。此次又无理地强行覆盖了我们举办的纪念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十周年特刊。我们强烈要求省市委立即制裁“工农兵”中一小撮破坏四大，搞反革命打、砸、抢的暴徒，同时我们严重警告这一伙暴徒：必须立即停止你们的反革命行动，否则，莫怪老子们手下无情！



　　　　　　　　　　　　　　　　　　　　　     原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出版说明



我们纪念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十周年特刊被覆盖后，广大革命群众无比愤怒，许多革命群众、造反派、红卫兵战友也纷纷来讯索取原稿。为了向为保护四大而遭受毒打的群众表示慰问和感谢，满足战友们的要求，同时有力地回击“工农兵”中一小撮暴徒，我们将原稿刻印与大家再次见面。

编者8.24

小哈馒头

接上
一千年也要坚持信仰 一万年也要追求真理  
［ 作者：司戈    转贴自：原创    点击数：502    更新时间：2010/8/17    文章录入：钟逸 ］


一千年也要坚持信仰 一万年也要追求真理



司戈



1976年8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已经开始半年，绝大多数造反派已经没有了造反热情，1968年以来的一系列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处理反复旧、一打三反、两清一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被走资派演变为一波接一波的对文革的反攻倒算，造反派骨干被整得九死一生，造反派群众的斗志销磨殆尽，造反派头头们倒是干劲十足，成天忙着“补（台）提（干）纳（新）”。我们这些人深受文革熏陶，真是觉得监督、批判当权派，是人民天然的权利，看到当权派重新上台后其作为比文革前更加肆无忌惮，而无比痛恨；看到已经进入省、市革委会的头头们开始被权力腐蚀，而议论他们就是下一次文革的对象。时逢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十周年，积郁有了宣泄的管道，于是就有了我们文革生涯的最后一跳——1976年8月18日水塔版专刊。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对当权派永远怀疑，对社会永远批判，我们把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写做“一千年也要革命，一万年也要造反”。

人常说“悔其少作”，重读三十四年前的旧作，我们悔是不悔？

1976年以后当局最机会主义的一个口号就是“与时俱进”，他们用这个口号否认人类一千年一万年不变的永恒的社会价值，企望用维护官僚阶层的“特色”取而代之。他们豢养的文化走狗对历史上几乎所有崇高的人物和革命、对代代传承的美德良俗都泼脏水，用最卑劣最阴暗的心理去揣度去解构，这班由“猫论”、“摸论”滋养起来的人，从来就不相信人类自产生以来就存在着崇高的东西。这也难怪他们，当局管理国家的理论基点就是激发人们心底最卑劣的私欲。这些私欲，人们受道德律令约束自己都不好意思释放出来，当局却用各种办法鼓励你只管宣泄。

看到时下毒蛇猛兽横行，民怨沸腾，人民革命淘洗过的沉渣一一泛起，面对三十年前写下的“一千年……”、 “一万年……”那句誓言，我们还会后悔吗？能不对崇高——这“伟大心灵的回声”充满敬意吗？崇高不仅仅是令人泪流满面的豪言和改换天地的伟业，崇高也是雷锋在大雨中送妇女孩子回家。

所谓革命造反一千年一万年，就是人民的权利永恒，就是反剥削反压迫永恒，就是争取社会公平正义的事业永恒，就是永远与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血脉相连，就是切·格瓦拉说的那句话：“看到任何不公平的事都会气得发抖”，就是唐人刘叉那首《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正是这种不朽的批判精神，让社会得以进步，人类文明得以进步。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5）/倒刘第三炮（57）
　　
　　【接前】预选的结果，当然是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局改选名单，但是通过得很勉强。毛泽东在1967年5 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曾提到说，这次预选的结果，他是勉强过了半数。毛泽东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他们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陈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想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从后来的情况分析，对这次政治局常委的改选名单，大概是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邓小平同意，而刘少奇、朱德、陈云不同意，这样以四比三的微弱优势通过，所以毛泽东说“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在关键的时候，邓小平投了赞成票，这是后来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一个原因。
　　然而，毛泽东的这份政治局常委改选名单，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因为以前的刘少奇、朱德、陈云，都是中央副主席，而陶铸、陈伯达、康生这些人并不是副主席，让他们排名在副主席之前，显得不伦不类。最后，周恩来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包括他自己，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新政治局常委名单通过预选后，8月12日在大会上进行决选，这当然是肯定通过的。不过大多数人因为事前没有被“打招呼”，所以对新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感到“震惊”。据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陈宽宏回忆说：“选举前，我在分发文件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单时，惊奇得不得了：刘少奇怎么排到了第八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据王光美回忆说：【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他还请求辞去所任职务，说：“中央常委、国家主席、毛著编委会主任，不适宜了，担任不了。”少奇同志发言后，林彪当即说“好”，站起来主动同少奇握手。】
　　从王光美的回忆也说明，林彪对批判刘少奇是消极的，而且对刘少奇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6）/倒刘第三炮（58）
　　
　　【接前】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对与毛泽东来说，在这次大会是一次失败的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又是发脾气，又是写大字报，又是私下动员，又是召来林彪助阵，依然没有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毛泽东要掀起批判刘少奇，但掀不起来，连林彪这个铁杆都不积极；毛泽东要罢刘少奇的官，但只以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而且还不得不保留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十分被动，可是说是栽了一个跟头。
　　尽管是一次失败的大会，但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还必须讲话。毛泽东首先说大家关心的召开中共“九大”问题，他说：“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开，现在要准备。”
　　毛泽东然后谈到这次会议的情况，因为有很多人反对，毛泽东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他说：“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
　　毛泽东这里，没有强硬地说这次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而是谦虚地说：“正确还是不正确，要看以后的实践。”毛泽东说这样谦虚的话，就是反对他的人，也会产生一些好感。
　　然后，毛泽东说到党内派阀问题，他说：“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
　　毛泽东在这里，公开承认党内有“派”，他自己是一派，而刘少奇又是一派。毛泽东把党内的“派”，说成是“正常现象”，这是针对那些惊奇不已的中下层干部说的，因为这些人想不到毛泽东会与第二把手的刘少奇发生斗争。毛泽东要告诉人们，他与刘少奇的斗争，也不值得奇怪，党内一直都有派系，有派系就有斗争。
　　之后，毛泽东又提到刘少奇的问题，他不点名地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再团结。”
　　毛泽东知道，这次他罢了刘少奇的官，有很多人不赞成，很多人同情刘少奇。因此，毛泽东要安抚一下那些同情刘少奇的人，暗示他将来会给刘少奇出路的，这样可以使那些人对刘少奇的同情心有所减小。
　　最后，毛泽东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7）/ 倒刘第三炮（59）
　　
　　【接前】毛泽东嘴上说“这次会是开得好的”，但他心里也明白，这次会议开得并不好，大部分高官的思想，并没有被毛泽东“打通”，他们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不少人在思想上对刘少奇有共鸣，有同情，这使得毛泽东在政治上批倒批臭刘少奇的计划，完全落空了。
　　毛泽东的胜利，仅仅是在组织上罢掉了刘少奇第二把手的官。但这也仅仅是把刘少奇在党内第二位的排名，向后挪动几位，还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即使这样，毛泽东也只是获得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党内的力量，已经相当空虚了。毛泽东想要依靠自己在自己党内的力量来彻底打倒刘少奇，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想要撤销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在党内都很难通。因此，在此之后，毛泽东放弃了利用党内力量打倒刘少奇的试图，完全依靠群众和红卫兵来打倒刘少奇了。
　　
　　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最后一次试图用党内的力量，来打倒刘少奇，但毛泽东失败了。最后毛泽东只好转而利用红卫兵和群众的力量，才达到了打倒刘少奇的目的。
　　如果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召开这次大会，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他完全可以不召开这次大会，可以不必罢刘少奇的官，直接利用红卫兵和群众打倒刘少奇，这样的效果更好。毛泽东召开这次大会，不仅自己在会上搞得灰头土脸，还埋下一个巨大隐患，那就是把林彪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
　　因为毛泽东要在组织上罢免刘少奇的官，就必须在组织上补充一个人来填补第二把手的空白，这个人就是林彪。如果毛泽东直接动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就不会产生组织上的空白，就不必硬把林彪推上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林彪不当接班人，他批判刘少奇可能更大胆一些，支持毛泽东可能更积极一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做一件事前，做错了也不要自己负责的话，那我们就会大胆去做，无所顾忌地去做。相反，如果做一件事前，做错需要自己负责的话，我们就会谨慎得多，瞻前顾后，顾虑重重。
　　林彪如果不是接班人的话，中国不管出了什么乱子，他都可以不必为此负责，他可以随时回家去养病。可是林彪一旦成为接班人，中国出了乱子，他就逃不掉责任。所以林彪从自保的角度来看，一旦成为接班人就不能乱来了，他要为自己的后路着想，因为他一旦踏上接班人的位置，就再也不可能托病回家去养病了。
　　毛泽东在1960年大跃进犯了大错，但那时林彪还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因为林彪这样做，也不会有人说，林彪对大跃进饿死人应该负责任。也正是因为林彪没有责任，他才敢于大胆地支持毛泽东。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毛泽东不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不硬推林彪当接班人，那么林彪反而会更加大胆和无所顾忌地支持毛泽东的文革，这样文革就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结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9）/红卫兵登场（2）
　　
　　【接前】毛泽东和林彪都被认为是很有“智慧”的人，但事实上，毛泽东和林彪也有狂热和冲动的一面。林彪有一段著名语录，在文革时被编成红卫兵的《语录歌》，到处传唱。林彪的语录是这么说的：
　　【一切战术中，最重要的战术就是死打，打光就打光，完蛋就完蛋。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相当的胜利，但巨大的胜利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有，但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
　　林彪说“完蛋就完蛋！”，毛泽东说“打败就打败！”，这就是狂热和冲动的表现。文革早期，《林彪语录歌》非常受红卫兵的欢迎，因为它正好符合红卫兵们不顾一切造反的狂热心情。虽说红卫兵们有狂热，也有冲动，但他们同时也是有理智的，有思考的，这就像毛泽东和林彪一样，有狂热，也有思考。
　　1905年同盟会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没有皇帝的新世界；1927年共产党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世界；1966年红卫兵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破除一切旧思想、旧风俗习惯的崭新世界，红卫兵的最响亮口号就是“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
　　虽然愚昧的红卫兵也有不少，但总体来说，红卫兵并不是一群没有头脑的愚昧之人，他们表现出来的狂热和冲动，是一种建立新世界的热情。这种建立新世界的热情，自古以来就有的天然情绪。当年的红卫兵，并不比我们现在的年青人愚昧或愚蠢，只是现在的年轻人，缺乏建立新世界的热情。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红卫兵运动会出现大量的暴力行为？
　　红卫兵运动最被垢病的一点，就是打人的暴力行为。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年轻孩子，他们的暴力行为，是来自什么人的指使或教唆吗？
　　从现在的各种证据来看，并没有发现什么人指使或教唆红卫兵使用暴力，毛泽东本人也多次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教唆红卫兵去打人。红卫兵的打人暴行，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这是因为红卫兵们认为：暴力是合理的，对坏人就应该使用暴力。【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0）/红卫兵登场（3）
　　
　　【接前】为什么红卫兵会认为暴力是“合理”的呢？这就牵扯到中国的文化底蕴。中国人的性格，斗争性是比较强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好斗”。毛泽东多次对外国人说到过“中国人好斗”。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有人吹牛皮说，中国这个国家是什么“爱好和平”。其实才不是那样，中国人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达不到那么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1975年12月2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时说：【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毛泽东说“中国人好斗”，是对中国民族性的一个深刻理解。为了对比，我们看看邻居印度的情况。印度最著名的思想家甘地，他的名言是“非暴力抗争”。甘地说：“我们用非暴力的形式对抗暴力，不是因为印度人害怕暴力和害怕流血，而是因为任何暴力都是非正义的，所以我们才不使用暴力来反抗暴力”。
　　这里看几个印度人非暴力抗争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抗议良民证。当时南非殖民地当局给去那里打工的印度人发放类似于“良民证”的屈辱性身分证，要求印度人必须随身携带，否则就要处以刑罚。甘地号召大家用非暴力的形式反抗殖民地当局，他们不搞示威游行那样的对抗性集会，只是把殖民地当局发放的“良民证”撕掉、不携带。甘地带头撕掉了“良民证”，被殖民地当局关进了监狱，可是撕掉和不携带“良民证”的印度人越来越多，从几个到几百、几千，最后，在南非的印度人全部撕掉和不携带“良民证”，使殖民地当局不得不放弃了歧视性的“良民证”。
　　第二个例子是抗议英国殖民当局的盐税。甘地的支持者组织了几千名志愿者以非暴力的方式抗争，一排排的志愿者手挽着手朝盐库走去，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警察们乱棍齐下，志愿者任凭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也毫不还手，直到倒地不起。第一排队伍全部倒下了，第二排队伍跟上去；第二排队伍全部倒下了，第三排队伍再跟上去，他们平静地等着警察把自己打倒，没有愤怒，没有反抗，只是前赴后继，勇敢赴死。
　　第三个例子是发起全国步行运动。甘地为了抗议英国的殖民统治，开始全国步行。跟随甘地步行的人，从几个到几十个，最后发展到几十万人的大军。这些步行的人群没有任何标语口号，更没有“英国人滚回去”、“打倒殖民地政权”等反政府号召，几十万的人群只是默默走过一个个城市、一个个乡村，以无声的方式抗议英国的殖民统治。【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1）/红卫兵登场（4）
　　
　　【接前】印度发生的那些事情，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甘地认为：“一切暴力都是非正义的，即使是对敌人使用暴力，也是非正义的。”这就像《圣经》里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甘地这样的“非暴力抗争”思想，可以被佛教故乡的印度广泛接受，但中国人是肯定接受不了的。
　　中国人认为对待敌人，使用暴力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敢于用暴力反抗的人，才是好汉，否则就是太软弱，太窝囊，太没有男子汉的血性。这种“男子汉血性”的背后，就是“好斗”。
　　基督教、佛教等提倡非暴力的宗教，都不是在中国诞生的，而且在中国影响力也不大。中国人喜欢的文学作品“四大名著”之中，《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是讲“武斗”的，《红楼梦》里虽说没有武斗，但“文斗”也是很厉害的，现在流行的武侠小说，更是宣扬血腥武斗的东西。中国人喜欢看“斗争”的作品，说明他们的内心是喜欢“斗”的。
　　中国人的“好斗”，当然并不是一个缺点。好斗，也就是争强好胜，往往是竞争和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好斗”。
　　红卫兵自然而然地继承了中国人“好斗”的血性，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造反宣言》，就典型地反映出中国人的好斗性格。《造反宣言》这样写道：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滚到一边去！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不但要打倒清华附中的反动派，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不“狂妄”怎么行呢？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者残忍！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的“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红卫兵写的《造反宣言》，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教唆，完全是他们自己写的，这充分表现出他们继承了中国人的好斗性格。这里所谓的“好斗”，就是承认对敌人使用暴力具有合理性。当时，红卫兵认为那些“黑五类”是阶级敌人，既然是敌人，对他们使用暴力，那就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我们在讨论红卫兵暴行的时候，不应该单纯地指责红卫兵施暴，更应该思考红卫兵施暴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更深层的东西。【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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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2）/红卫兵登场（5）
　　
　　【接前】第三个问题是：文革时为什么会进行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
　　很多人都知道，文革期间发生过一次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是什么原因引发起人们对血统论问题的强烈关注呢？说到这个问题，还要追溯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另外一个重大意见分歧：驯服工具论。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这篇演说的中心思想是“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刘少奇说：“我们的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
　　1958年7月，刘少奇在《北京日报》报社又做了一次著名演讲，进一步阐明他的“驯服工具论”观点。后来刘少奇的演讲被整理成文章《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刘少奇在文章中说：
　　【“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是一场关于“个性”和“党性”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异常鲜明地反映了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的斗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们，污蔑党让干什么就安心干什么的党员，是“没有理想”、“没有头脑”、“没有创造性”的人，反对党员做党的工具，尤其反对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
　　【我们说，党员是工具，是党的工具，我们每个党员、主席、总理都是工具，是无产阶级的工具，是人民的工具。有人说：“作党的工具也可以，但为什么非要作党的驯服工具不可呢？”他们对“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词感到很刺耳，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有人瞧不起忠诚的党员，他们看到这些党员对党这样驯服，这样忠顺，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认为做党的驯服工具，有损他们的“自尊心”，有损他们的“清高”。】
　　【既然党员是党的工具，那么党员是作驯服的工具？还是作调皮的工具呢？是作容易驾驭的工具，还是作不容易驾驭的工具呢？我们说，党员当然要作驯服的工具，要作容易驾驭的工具。任何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做一个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刘少奇的原文中“奋发有为”四个字是没有的，他只是说“做党的驯服工具”，彭真看后提了一点意见，加上“奋发有为”，最后修改成“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
　　
　　早在1939年刘少奇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毛泽东就反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观点。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专门有一节讲《党性与个性问题》，这很大程度是针对刘少奇说的。毛泽东说：
　　【党性与个性的问题，有人在整风中间提出过，外面也有人讲过我们。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有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做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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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3）/红卫兵登场（6）
　　
　　【接前】【我们党有党性，每个党员也都有个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却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
　　【其实人是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有好处的。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木头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共产党员要为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而奋斗。】
　　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党性和个性”问题上的分歧，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回忆说：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我曾和胡耀邦、周扬多次讨论过对毛泽东的看法，有时也谈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异同。有一回周扬告诉我，在延安时，他同毛泽东谈过“党性和个性”的问题，那时延安有争论，刘少奇比较强调个性服从党性，毛泽东是不赞成的。周扬说，毛泽东在“七大”做政治报告，第一个问题就讲“关于个性与党性”，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要求独立解放，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个性”，反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烈的人。毛泽东的个性中，最为突出的三点是：我行我素的作风，造反叛逆的性格，永不满足现状的心态。这进一步形成了毛泽东的倔犟个性，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就敢想敢说敢干，坚持到底，绝不动摇和妥协。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从来不愿做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性格。”毛泽东的秘书林克说：“毛泽东喜欢动，不喜欢静；喜欢进取，不喜欢守成；喜欢旗帜鲜明，不喜欢中庸之道；喜欢刚毅，不喜欢柔弱；喜欢惊涛骇浪，不喜欢安逸平淡。”
　　关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对“驯服工具论”的态度，我们这里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刘少奇的一位司机，他回忆说：“我给少奇同志开一年车，他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他一上车，我就把车开走；我一停车，他就走下去。”这样看来，刘少奇似乎真的是把司机当成是“工具”了。
　　第二个例子是毛泽东，他在1958年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这样看来，毛泽东为人民没有了奴隶相感到高兴，当然也就不会欣赏“驯服工具论”了。
　　在“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但这只是观点之争，并不是路线之争，所以没有引起两个人的重大冲突。【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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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4）/红卫兵登场（7）
　　
　　【接前】1949年中国建国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教育方针上，又产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大众主义”，而刘少奇的教育思想是“精英主义”，按照当时的流行话，称之为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的争论。
　　毛泽东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提高劳动人民的教育程度。教育要为工农兵服务，学校要为工农兵开门，通过业余教育、工农速成学校等多种教育途径，使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程度得到提高，从而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而刘少奇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国家工业化所急需的大量专门高级人才，办教育的方向应该是高等化、专业化和正规化的教育，重点是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精、尖人才。毫无疑问，中国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急需大量掌握尖端技术的专门高级人才。因此，刘少奇认为尽快培养这样的精英，是中国教育的重点，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但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尽可能地提到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这是更重要的。不过从1953年开始，刘少奇分管教育界，之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淡出教育界。从此教育界就按照刘少奇的思路，把重点放在培养高、精、尖的人才方面。1955年，各种业余学校和工农速成学校停止招生，标志着教育的重点从“普及”倾向到“提高”方面。
　　此后，中国教育全面照搬苏联的模式，斯大林的名言是“技术决定一切”，中国也按照苏联经验，把教育与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密切结合起来。比如五年计划中制定了发展核工业的计划，大学就按照这个计划，大量招收“原子能专业”的学生，直接为核工业培养高级人才。因为教育与工业建设直接挂钩，所以中国大学的设置，就变成以工科为主，“重理轻文”非常突出，1949年文科大学生占33%，而到1965年，文科大学生仅为6%，这是因为文科学生不是工业建设直接需要的人才。
　　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与旧中国是极其不同的。在过去的旧中国，大学是要缴纳高昂学费的，而且大学生毕业出来，工作还要自己找，并没有铁饭碗。因此，旧中国没有钱的穷人，根本不去想上大学的问题，因为上大学是有钱人的奢侈行为。
　　新中国以后，上大学免费，而且还包分配工作，大学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也就是现在的“公务员”，非常令人羡慕。还有更好的事情，考大学是很平等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分数不仅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进大学，而且分数还决定进名牌大学还是一般大学。
　　再有，以前的大学是每个大学自己招生考试的，比如一个考生想要考清华大学，首先他要有钱到北京来参加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于很多经济不宽裕的人来说，是无法实现的。而新中国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这样即使偏僻山村里的人，只要在当地考试，就能考上清华大学，所以对穷人非常有利。
　　新中国这种史无前例的优待大学生制度，也激起了史无前例的考大学热潮。只要考上大学，就等于拿到铁饭碗，成为年轻人挤入上流社会的最捷径。于是以前对考大学不敢奢望的穷人，也纷纷挤入考大学的竞争大军，这么多人来竞争，使得那时的大学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几，非常难考。【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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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5）/红卫兵登场（8）
　　
　　【接前】这种“分数挂帅”的考大学制度，一般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是很欢迎的，但却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这就是“革命干部”。因为中共是从农村起家的，来自延安的“革命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样也影响到他们子女的文化素质，造成革命干部的子女的高考成绩，普遍不如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因为，在“分数挂帅”的高考面前，反而是知识分子的子女比较得益，而革命干部的子女比较吃亏。
　　
　　刘少奇为什么要搞“分数挂帅”的高考体制呢？这个起源于他的“驯服工具”思想，他想把大学生也培养成国家的“驯服工具”。要培养听话的驯服工具，让学生围绕着分数死读书，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让学生参与太多的政治活动，把他们的心搞“野”了，就难于甘当驯服工具了。
　　自从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理论，很多革命干部据此提出对教育制度的不满。他们认为自己的子女在政治上“根正苗红”，却在分数挂帅的考场上，竞争不过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较好，开后门非常难，文革前要想开后门进大学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
　　这样的结果是，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革命干部的子女，到头来居然还不如那些为革命没有任何贡献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因此革命干部们不满了，他们认为现在的教育体制不合理，提出高考不应仅看“分数”，更应该看“出身”，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的“根正苗红”子女，有更多进入大学的机会。
　　然而这些革命干部的主张，却与刘少奇的教育思路相反。刘少奇是要把大学生培养成国家的“驯服工具”，这样就不能让大学生太关心政治，不能太强调政治的东西。但是在广大革命干部不满的气氛下，刘少奇主管的教育界，还是作出了一些让步，就是在中学给每个高中生作政审。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一、可录取机密专业；二、可录取一般专业；三、降格录取；四、不宜录取。
　　不过政治审查并不很严格，当时的口号是“不重出身，重在表现”，所以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只要平时表现比较好，还是能够通过政审的。当时中央主管教育的彭真曾说：“过去我们提团结百分之九十，现在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就是把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子弟包括进来，这是个战略方针。”
　　因为刘少奇仍然坚持分数挂帅的“驯服工具”教育方针，“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子弟，仍然在高考和上大学方面比较吃亏。尽管新中国的大学生受到极大的优待，而这些优待，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革命干部们却没有很好地享受到，于是干部们的不满越来越大，进而引发起他们的子女们的不满。【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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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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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6）/红卫兵登场（9）
　　
　　【接前】1965年初，北京市西城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四中、六中、八中，发起一次罢课事件，称“四六八学潮”。一批以革命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给中央写《进言书》，批评现行的教育制度，认为它是鼓励学生为分数而学习，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他们认为现行的教育方针有问题，造成学校中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因为学习好，受到老师的赏识，在学习和入团等方面都受到照顾，反而让“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受到冷落。因此，这些学生强烈要求在学校里推行阶级路线，要求把“家庭出身”作为学生评比和升学的重要标准。
　　文革开始后，中学生的不满与大学生的不满是不一样的。大学生们已经杀过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成为光荣的“天之骄子”，他们对教育体制的不满并不强烈。而中学生们还要面临千军万马的独木桥，那些革命干部的红二代，特别不满不利于他们的教育体制。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部分革命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一下子就引发起关于“血统论”讨论的大爆发。
　　
　　文革出现“血统论”，这个问题还是起源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想分歧。不过毛泽东并不赞成“血统论”，这点他与刘少奇是一致的，但两人反对“血统论”的动机并不一样。
　　因为持“血统论”的人，主要是老革命的子女，而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的对象，就是这批老革命。如果毛泽东赞成“血统论”，承认老革命的子女是“红二代”，那就是间接地承认了老革命是“红一代”。既然老革命是“红一代”，毛泽东就没有了打倒他们的理由，因此毛泽东是不会赞成“血统论”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无法反对“血统论”。因为“血统论”是利用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如果毛泽东反对“血统论”，就等于反对他自己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样一来，毛泽东在“血统论”问题上，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赞成也不好，反对也不好。因此，毛泽东在“血统论”的问题上，就尽量不表态。
　　虽说毛泽东在“血统论”问题上可以不表态，但是他对引发这场“血统论”争论的教育体制，却不能不进行改变。毛泽东改用“工农兵上大学”的体制，来取代文革前的“分数挂帅”体制。“工农兵上大学”体制，因为是推荐制，掌握权力的革命干部们很占便宜，所以很受他们的欢迎，一般工农也比较欢迎，最吃亏的就是知识分子的子女了。
　　1977年恢复高考，教育体制重新回到刘少奇的“精英教育”路线上，但是2000年以后的教育体制改革，普及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收费，似乎又再次回到毛泽东的“大众教育”路线上。【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7）/红卫兵登场（10）
　　
　　【接前】我们这里再继续讨论一下第三个问题“文革时为什么会进行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的根子比较多。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血统论”的问题，还涉及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的不同认识。
　　刘少奇本来是持“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可是当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刘少奇并没有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反对毛泽东，而是提出一个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转移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大方向。
　　毛泽东版的“阶级斗争”，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对现政权的潜在威胁，特别是防止“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用“合法的形式”来向共产党进攻。刘少奇在1964年8月1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典型地体现了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说：
　　【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是拿着枪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也明明白白地看得清楚。现在的阶级敌人一不拿枪，二不收租，三不开工厂，都躲在后边去了。现在的阶级敌人跟我们作斗争的方式已经改变，敌人已经变得聪明了，他们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来篡夺或把持领导权。】
　　【过去我们曾用合法的方式对付国民党，用这个办法，国民党斗我们不赢，骗了它们，国民党没有办法。而现在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很会搞合法斗争，很会搞和平演变，比我们要搞得好。他们做秘密工作，作合法斗争，公开与秘密结合，比我们共产党员会搞。】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显然不同于毛泽东，他认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还会进行反扑。因此，刘少奇版阶级斗争的斗争对象，是已被打倒的“黑五类”，防止他们利用合法的手段进行反扑和进攻。
　　或许刘少奇已经隐约地察觉到，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是冲着他们这批老干部来的，所以刘少奇要把毛泽东发起的“阶级斗争”洪水，转移到“地、富、反、坏、右”这些死老虎身上。
　　从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间，刘少奇把握着宣传界，于是报刊杂志就按照刘少奇的思路进行宣传，宣传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中，首先要看一个人“阶级成分”。一个人是“红五类”，或者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就被认为是自己人；而“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被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是阶级敌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8）/红卫兵登场（11）
　　
　　【接前】那么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子女，本人并不是黑五类，又怎么划分他们的阶级成分呢？一般认为，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长期与黑五类生活在一起，必然受到黑五类的严重影响，必然是不可以信任的人。
　　一旦重视“阶级成分”，一个人的阶级成分的好坏，就成为衡量一个人品质好坏的重要依据。同时，家庭出身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红五类”，被认为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就是所谓的“自来红”，享有政治优先权，在参军、提干、入团、入党等方面都被优先考虑，成为“高人一等”的红色贵族；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被打入另册，受到各种政治歧视，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
　　不少人认为，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强调“家庭出身”，是来源于毛泽东提倡的“阶级斗争”，这并不正确。强调“家庭出身”，其实是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刘少奇主导的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间，报刊上大肆宣传“阶级成分”的重要性，以及“黑五类”的反动性，这样就催生了血统论。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站在“当权派”高官们的利益立场上的，它不但没有削弱“当权派”们的利益，反而维护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得到了高官们的支持；而毛泽东版的阶级斗争，是要剥夺“当权派”们的权力，当然被高官们所反对。
　　毛泽东发起的文革，不仅打破了“刘少奇版阶级斗争理论”，也彻底打破了“血统论”。那些曾经宣称具有“自来红”血统的高干子女的“红二代”，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一夜之间被打成了走资派，成为万人批斗的对象。那些自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二代”，当他们的英雄老子被打倒后，他们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好汉，甚至连一般人还不如，一夜之间变成与黑五类子女一样的“黑崽子”。
　　人们看到那些“红二代”从高贵的红色贵族陨落为低贱的“黑崽子”，再也没人相信什么血统了，于是“血统论”也就不攻自破。只是“家庭出身”的问题，作为一种惯性，并没有立即消失，在填写表格等时候，还在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把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作为批斗对象的事情，再也没有出现了。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家庭出身的问题更加淡出人们的视野。当然家庭出身的问题完全消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曾经在人民中间自发地掀起过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主张《血统论》的代表人物是高干家庭出身的谭力夫，而反对《血统论》的代表人物是资本家出身的遇罗克，他的代表作是《出身论》。现在有一种误传，说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被判死刑，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前面提到过，毛泽东在《血统论》的问题上左右为难，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发言。而中央文革小组是反对《血统论》的，于是在1966年12月18日，《血统论》的作者谭力夫被捕入狱。【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9）/红卫兵登场（12）
　　
　　【接前】遇罗克却在谭力夫逮捕入狱之后，也就是在1967年1月18日的《中学文革报》上，公开发表了他的《出身论》。《中学文革报》曾发行几万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时并没有人找遇罗克的麻烦，他仍然是自由的。
　　遇罗克因《出身论》而名声大起，经常参加各种辩论会，批判《血统论》。同时，遇罗克也写了大量抨击时事的文章，很多文章过于深刻，批判到文革本身，超越了当局的容忍限度，这成为他入狱乃至被判死刑的重要原因。
　　遇罗克是1968年1月5日被捕的，那时《血统论》的作者谭力夫已经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多，而且关于《血统论》的争论也已经平息了。因为此时大部分老干部已被打倒，持《血统论》的高干子弟也沦为黑崽子，所以已经没有人再相信《血统论》了。遇罗克在这个时候被捕入狱，显然不是因为他的《出身论》，而是另外原因。
　　遇罗克的《死刑判决书》，是这么写的：
　　【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据《判决书》，遇罗克的第一条罪状是“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这条罪状的来由是遇罗克有一个日记本，里面记录了很多他的真实想法，特别是有很多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
　　遇罗克的第二条罪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这些“反动文章”，应该主要指的是遇罗克在《出身论》之后写的一系列抨击时事的文章，《判决书》中并没有提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
　　遇罗克的第三条罪状是“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这主要是指的“手榴弹事件”。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记载：1967年夏天，遇罗克到东北去看武斗，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遇罗克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结果被公安局盯上，认为他准备“阴谋进行暗杀活动”。
　　遇罗克的第四条罪状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这是说遇罗克在关押期间的“认罪态度”不好。当时“认罪态度”的好坏，是判刑轻重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遇罗克的“认罪态度”好一些，或者没有“手榴弹事件”，他有可能不会被判死刑。
　　遇罗克被判死刑，固然是冤枉的，但把遇罗克判死刑归因于他写《出身论》，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在当时，《血统论》的观点上至中央，下至群众都在反对，遇罗克批判这个东西，应该不至于获罪于当局。【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1）/红卫兵登场（14）
　　
　　【接前】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一中和北京四中的两封学生来信，信中说：“学校里出身好的学生，因为功课不好，受到老师的白眼”，“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这两封信都请求中央立即废除现行的高考制度。《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两封中学生来信的同时，还发表社论公布了中央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社论》说：
　　【这两封信，反映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心愿，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呼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从今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从中择优录取。】
　　毛泽东作出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但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那些高干子弟，而是毛泽东认为“分数挂帅”的教育体制不合理。1964年7月，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谈话时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但不管毛泽东的目的如何，他决定改革高考制度，使一大批革命干部的子女大为受益。因此这些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中学生，成为第一批热烈支持毛泽东的“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们之所以狂热地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改变了高考制度，使他们能比较容易地进入大学，改变他们的人生。
　　在1966年10月以前，大部分老干部还没有受到冲击，所以老干部的子女老红卫兵们，误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将对他们是有利的，因此他们真心地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搞文革。但1966年10月以后，大部分老干部成为打倒的对象，这时老红卫兵们才发现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原来是要打倒他们的父母。于是老红卫兵们马上转向，开始反过来对抗毛泽东的文革，著名的反文革红卫兵组织“联动”，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初，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些高干子女。因为高干子女仗着父母的地位，胆子比较大，敢于造反，起到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在他们的带头示范下，一般平民出身的学生才敢于起来造反。随后，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大崛起，它们人多势众，把高干出身的老红卫兵逐出了历史舞台。毛泽东在文革中真正依靠的力量，是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