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海外视角探寻通向复兴之路：中国崛起策

当年笑帅

4．总结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有学者就政府行政效率的改革用“小政府，大社会”的论述模式来表述改革的方向，市场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用“小政府，大市场”来表述改革之路，事实上无论是“小政府，大社会”还是“小政府，大市场”的提法都是有问题的，一个国家越是迈向市场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越是需要加强国家的现代管理功能。如果说“小政府”针对的是过去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缺乏活力的集中政治体制的话，那么小政府的提法是具有部分合理性的，毕竟一个国家经济的现代化离不开经济领域的合理化和理性化进程。但是如果把小政府等同于削弱国家，要求国家只管经济，只讲经济活力，而放弃国家其它基本管理功能的话，那就是严重的误解了。一个国家不实现自己的基本职能，不建立强大的现代管理效能，也不承担基本的公共产品的组织与生产，或者是从基本职能领域里撤退出去，那就会形成国家严重失灵、社会公益产品严重不足、人民痛苦指数上升、国家长远竞争力被严重损害的问题，最终损害的是经济合理化和理性化本身。

我国的改革进程是从过去高度集权的中央指令性经济脱胎而来，过去的一些教训让我们觉得非产深刻，因此“小政府”的提法非常容易得到肯定，分权制、权力下放和非中央化往往被视为改革的灵丹妙药，以求取得经济发展巨大的活力。分权制本身的大方向应该说是符合经济理性化的潮流的，也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把问题具体化，而不是把问题绝对化或是僵化教条地理解。具体而言，哪个领域应该分权，哪个领域应该集权，哪个领域权力应该下放，哪个领域则权力应该留在中央，哪个领域的职能可以交给地方，哪个领域的职能可以交给市场，哪个领域应该是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范围，哪个领域的职能却是中央最基本的职能，是绝对不可让度和不可下放的，这些重大改革议题都必须通过跨学科的专家知识清楚、明白地界定。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简单地谈“集权”、“分权”、“小政府”、“大政府”、“中央化”、“地区化”，而不谈在什么方面我们应该分权、集权，什么权限应该上交、下放的话，那我们就容易吃大亏。改革后的经验表明了，我们把应该下放的一些权力下放了，比如企业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制定权等等，但是另外一些中央政府负有基本责任的一些基本职能权限比如财政税收权力也下放了，于是国家逐渐从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环境保护这样全国性的公共产品中撤离出去了。这样的“小”政府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从追求经济合理化和理性化出发，但是走了极端，最终结果反而是变得不合理和不理性了。中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繁荣，但是社会问题、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成倍地增加。一些负面效果将在未来一段时间不断地显现。应该说这里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也让人觉得非常痛心。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国家面临一些基本管理领域重建的重大问题，中央政府应当持续提高税收汲取能力，应该从撤退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基础项目重新回归，应当加大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社会再分配的团结功能，应该实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以为地方政府卸除压力，应该大大增加中央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支出，逐步向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看齐。

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是，一个现代化社会应该横向界定一些社会基本系统的权力界限，比如说在基本制度层面应该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界限，按照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观点应该界定各个社会基本功能系统如政治、经济、司法、教育、科学等系统的基本界限，另外一个现代法治国家还应该界定立法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基本界限。除了横向界定权力界限和基本职能范围以外，纵向也应该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本界限。在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内部，如何科学地用行政手段和现代法治来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基本权限和职能范围，如何界定双方管理范围的交界界面和各自的基本领域，如何在中国的环境里利用我国的历史发展路径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来为中国服务，建立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事关中国的基本行政效率，更是关系到国家现代管理能力提高的重大课题。这个议题将在下一策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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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策二十四：新思维下的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Liu TaoJune 5, 2007 中国崛起策
一 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国千年文明历史上一直是个难题。每一个朝代都面临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问题，也有王朝因为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失当而为后代留下了严重的隐患。中国历史治乱的循环让中国始终走不出一个怪圈：要么大一统中央集权，要么分裂战乱。大一统集权时期中国得到统一，但是却可能因为管制过严、忽视中国各地千差万别的情况而没有效率；而分裂割据时期，虽然可能让思想更自由、文化更活跃，但是却可能因为连年战乱和动荡而使得老百姓陷入痛苦之中。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道出了历史发展的无奈和深沉。

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指出，中国历史上诸侯分封割据时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各种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都产生在分裂时代。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思想最灿烂的时期，许多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家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是能人辈出、人才济济的时代，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和名人轶事都产生于中国的“乱世”，而不是出现于中国的“治世”。一个基本的解释为：在天下尚未一统时，各个统治者为了统一中国，特别能够礼贤下士，尊重人才和重视人才，因此也能给予相对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空间。而分裂时期的能人志士也可以“用脚投票”，当一个地方的统治者压制人才和限制自由的时候，人才可以流动到其它国家，以便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春秋战国时代，有无数这样的故事，一个诸侯国的人才流动到其它国家而成为杰出的治国能臣。比如战国时代的魏国就是人才大国，许多杰出的人才如商鞅、张仪、鬼谷子都时魏国人，但是魏国却留不住本国的人才，魏国的杰出人才都跨“国”流动到了秦国、齐国等，等于为其它国家作嫁衣裳。相反在天下一统时期，君主为了稳定统治，大多会加强君主权威，严格控制出格言论和异端言论，因此容易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而且在大一统时代，人才再也不可能跨“国”流动，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君王决定镇压异己的时候，就决定了人才的命运，要么终身郁郁不得志，要么就是身首异处，成为帝制皇权的牺牲品。

这样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能引申结论为“分裂好于统一”，这就是极大的谬误了。遍观中国史书，在分裂动荡时期人民和社会所遭受的惨重苦难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往往是一场战争、一个军阀的劫掠就会带来空前的灾难，更不用说延绵几百年的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带来巨大的灾害以及无数生灵涂炭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时间的分裂时代就有可能造成人口锐减百分之八十和九十，其灾祸之烈，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最近读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依然震撼于战争之惨烈、屠戮之残酷和民生之痛苦。可以这么说，良政好于暴政，暴政却好于无政府，全国一片混乱、一盘散沙的分裂割据是各种情况中最坏的一种。在中国历史上通常是这样的：当中央政府能够有效节制地方政府，让政令通行于全国的时候，国家就能够安定；当中央政府无法有效节制地方政府以及政令无法畅通的时候，这往往也是国家分裂动乱的序曲。地方政府横征暴敛，千方百计地巧取豪夺，恶化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民众的关系，同时他们却可能通过腐败网络和朋党联系侵蚀国家的税收来源基础，损害国家财政实力，既造成国家财政收入和税收汲取能力极端低下和不足的局面，又造成基层民众对国家的强烈不满，最后输家是国家本身。明末、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局面都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关系严重失衡的基本状况。即使是在太平盛世，地方势力作大、割据一方，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灾祸，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康熙时代的三藩之乱，大唐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只要认真解读这些历史事件都能看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影子。翻开杜甫的诗集，每每能感到国家分裂动乱带来的极为惨痛的结果和诗人的感时伤怀。因此，我们在太平盛世时，当然可以神游于春秋战国的思想自由和文化灿烂，也可以沉迷于三国时期的壮怀激烈和智慧角逐，但是我们最好不要梦想回到那样的时代，因为除了我们看到的浓缩在历史小说中的杰出人物的故事之外，更多的恐怕是杀戮、动乱、战争、劫掠和屠杀，更多的是黎民之哀痛，社会之动荡，生活之困顿，古语说得好：“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讲的就是这个深刻道理。国家统一其实是我们的祖先在血与火、刀与剑、哀与泪中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中国人对大一统思想的向往和对国家统一孜孜不倦的追求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深刻教训里凝结出来的坚不可摧的民族凝聚力，我们不应该草率地批评这样的民族凝聚力，并轻易地把这种凝聚力与“封建”、“**”和“帝制”等划上等号，而是应该在吸收前人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细致考虑大一统中有哪些具体的问题，有哪些应该克服的弊端，哪些方面则是我们前行的根基，在中国崛起的新时代哪些方面可以为我们所用，并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大业，而哪些方面应该结合新时代的制度建设和国际政治文明发展中的新元素来进行改造和创新。中央和地方的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议题，必须结合世界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一起来看，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建国进程和关于联邦主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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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联邦主义视角：北美的联邦国家现象

北美洲三个大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联邦制国家，这里主要来考察一下美国建国的历程，并详细介绍联邦主义思想的精髓。

世界上所有国家按照行政体制来看都可以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不同类型，单一制是指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中央和地方是上下级关系，中央政府有权免除地方政府官员的职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属于中央制国家；而联邦制国家则被某些学者定义为复合共和国，其基本思想是大共和国里套着小共和国，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都是通过选举产生，而不是上下级的任命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说联邦制下的州和邦也是一个个主权实体，每个州和邦都有部分立法的权力，都可以在一定权限范围内制定地方法律，但是在联邦政府层面上也拥有全国统一的宪法。世界上大约有二十多个国家是联邦制国家。在国土面积较为广袤的国家中，大多数都是联邦制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阿根廷、印度等，国土面积较小的联邦制国家有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为什么会产生联邦国家这种现象呢？其根源还是在于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在国土面积较为广大的国家中，如何保持地方的活力和多元文化特色始终是一个难题，联邦制的优势在于充分调动地方经济和社会的活力，给予各个地方政府相当的权限和立法权力，以便因地制宜地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活力的发挥。另外在民族众多和民族矛盾纷繁复杂的国家（特别是瑞士和加拿大），联邦制度给予各个民族聚居区独立自治的教育权、文化权，可以在尊重各个区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联合。

联邦制是人类在面临国与国无尽的战争和纷乱后一种理念和制度的创新，也是一种人类文明历史的进步，其确立和发展体现了人类积极探索和文明理性的智慧，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的联合。联邦制国家的基础根源是法治国家，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来界定各级政府（联邦、州和地区）的立法范围、权力范围、管理权限、职能领域，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也得到较为明确的划分和界定，当各级政府出现了职能不清、权限重叠和管理混乱等情况的时候，各级政府应该可以在宪政范围内对联邦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改，这在西方国家中多数是通过议会机关的讨论和议案来完成的。当各级政府出现了职能和权限上重大争议的时候，司法领域的独立裁决成为解决争议的最终手段，这通常是通过联邦体制下的最高法院的判决来完成的。因此联邦制国家是法治和宪政范围框架内的行政体制，其基本思维是在宪法和法律基础下的主权国家联合体，其思想理念根源是法治的深入人心、法治权威普遍得到尊崇和法治内化成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成为普遍观念和共识，其运作基础也是法治的有效性、权威性和神圣性。如果不是议会体制解决争议的能力和司法制度解决争端的能力，联邦制度很难真正拥有其权威性，甚至可能使得联邦制度在内部的争吵和冲突中分崩离析。因此世界上既有运作得很好的联邦制国家，比如瑞士、德国、美国和加拿大，尽管这些国家也常常会产生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权限的争端，甚至会产称加拿大魁北克那样的分裂运动，但是最终都能在宪政范围内理性实现改革和解决地区争端问题，有惊无险，最终保有联邦国家的统一；当然也有一些联邦制国家，内部的法治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因此联邦制的运作也不是很顺利，比俄罗斯、印度、尼日利亚，其地方和中央的争执往往会使国家机器运作陷入低效境地，整个政府行政效能较差，政令和法律难以通行于整个国家。在法治尚不完善的程度下，实行联邦制未必是福，反而可能使得地方保护势力、分裂势力坐大，他们对上（面对中央政府和联邦政府时）要求的是更多的权限和财政，对下却往往一手遮天，成为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在某些曾经实施联邦体制的国家，最终发生了分裂。一般广为人知的是南斯拉夫联邦，不太出名的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中美联省和中美州联邦。1825年中美各个国家在过去中美联省的基础上成立了中美联邦，包括今天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圣?萨尔瓦多等国家，其行政架构模仿的是美国的联邦体制，但是最终在其内部无尽的争吵、冲突和争端中走向解体，最后各个邦国脱离了联邦政府而独立。如果中美联邦没有发生内部独立和分裂的话，我们看到的中美版图就不会是今天众多小国林立的局面，而是一个更加有力量、不会如此轻易被美国控制的联邦统一体。而南美地区也曾经存在过另外一个联邦—— 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这个短命的联邦制国家也仅仅存在了12年（1819—1831），最终分裂成为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四国。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应该让我们更加清醒和慎重：联邦体制当然有其优势和理念上进步的一面，但是与联邦制度相搭配的是各国具体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演变以及各国的法治传统。美国人在历史上是一群跨洋过海的政治难民和宗教难民，其清教徒传统强调的是个体的救赎、个人主义和社区自治管理。美国人从国家历史的开端就对国家充满着不信任和怀疑，美国文化决定了各州强大的自治经验。而美国在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路径中形成了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的坚实基础，司法解决政府体制的争端在美国具有历史因袭而来的传统，因此美国的联邦制搭配的是美国的历史、文化、制度、传统和法治等，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把美国的联邦制复制到中国来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很轻率和幼稚的，甚至可能带来一些我们无法预见的严重后果。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学习联邦制度中许多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作法，但是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实践。

具体而言，我们必须思考，中国的社会传统和文化土壤环境是什么，与主要联邦制国家有什么区别；中国人思想和精神世界里关于国家的观念跟主要联邦制国家有什么区别，其在历史上是如何变迁的；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如何互动、如何演进的，有哪些利弊；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已经完成了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法治观念普遍根植于人们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的法治主义国家。如果不去考察具体的情况和国情的话，把联邦制等同于“民主”、“自由”等带有宗教崇拜意涵的词语，重新掀起对联邦制度的崇拜，把制度构建和一种新意识形态激情联系在一起，对今天的中国恐怕不是一件好事。这是我在阅读关于联邦制度文献中一个最大的担忧：有不少学者可以作到心平气和地讨论联邦制的利弊和对中国今天发展的借鉴，但是也有不少学者，特别是在国外的一些学者，对联邦制度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拔高和崇拜，这当中多少看到了过去“民主弥赛亚”的影子，真心希望今天的中国人不要再来一次“联邦弥赛亚”，把联邦制跟民主、自由等简单联系在一起，认为联邦制就是人类一切进步的代表，而中国的现状就是联邦制度的对立面，因此只要移植联邦制到中国，一切弊端就会迎刃而解。当然，联邦制中的一些好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细致地去考察和探索，但始终要作到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来分析哪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部分，哪些是跟中国国内环境不相适合的。

笔者在这段时间详细翻阅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约翰?杰伊(John Jay)于1788年合著的文集《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这本政论集主要为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两人所著，反映的是美国18世纪末期一个政治群体 —“联邦党人”的重要政治观点。当时美国在取得对英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胜利之后，成立了由13个州组成的邦联（Confederation）。邦联区别于联邦(Federation), 是一个中央政府非常虚弱的不同主权国家联合体，比如说苏联解体后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就带有一定邦联的性质，邦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国家，尽管各个邦国可能让度微弱的权力到中央政府层次，但是中央政府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一般不具有在全国征税的权力，也没有统一的国家军队。正是在18世纪末期，美国的联邦党人通过大量的文集、讨论和思想宣传，为建立统一的美利坚合众国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而《联邦党人文集》则是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今天我们在回顾美国建国的历史过程，重新来品评美国联邦制度和美国宪法确立的过程，的确可以得到无比深刻的历史启示。该文集一共有85篇，是一部关于美国政体和联邦共和国设计的杰出著作。该文集最重要的内容有下列几部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共和国及联邦中央政府的必要性；分权制度和权力制衡制度的重要性（包含了联邦层面上的分权机制和每个州内部的分权机制）；司法制度调节宪政争议的重要作用。一般谈到联邦制度和《联邦党人文集》时，许多学者都会强调联邦制度如何民主，如何能发挥地方活力和民族自觉，关于这些方面笔者并不否认。但是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许多讨论都刻意忽视了重要的一点，《联邦党人文集》初始的目的是针对美国虚弱的政治制度和虚弱的邦联政府而言的，其倾诉的对象是广大的美国民众，其最重要的论点就是要说明联邦胜过邦联的原因，以及一个强大的联邦和联邦中央政府对于未来美利坚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

与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相对应的是支持虚弱邦联政府、反对成立统一联邦的“反联邦主义者”(Antifederalist)，双方不断展开争论，争取的对象是美国人民。因此我们在谈联邦主义的时候，千万不能忽视了联邦制度的成立是美国联邦党人为了摆脱一个虚弱的、毫无效力的邦联政府所提出的新方案。《联邦党人文集》前10篇都是在讲一个统一的美利坚合众国和强大的联邦政府的重要意义，如果刻意忽视这个事实，那么只能说明有意识地裁剪一本文集来达到宣传自己思想的目的是多么容易偏离历史事件原本发展的脉络。让我们穿越时空来看看联邦党人强烈主张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的重要论据吧：

（1）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从人性的角度来谈人类历史的教训。他们受到哲学家霍布斯和大卫?休谟的影响，认为人的本性充满着争竞、凶恶、野心、贪婪和追逐，人的本性决定了人类构成的包括国家在内的所有组织天然就充满着利益的角逐、恶性的争斗和利益的竞争。（2）欧洲古代历史特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告诉了人们，由人天性决定的“恶”使得古典时代许多君王为了一己之私（对财富、领土、人口、资源、情欲的追逐）而滥用国力，发动各样的战争。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无止境的征战如旷日持久的雅典、斯巴达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导致了雅典的毁灭。而强盛的古罗马帝国也因为到处扩张侵略、四处征伐而由盛转衰，最终被蛮族彻底洗劫一空。而欧洲历史上许多征伐处处留下了国家残酷争斗的痕迹，比如十字军东征、英法百年战争等。（3）在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之后，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争夺更加剧烈了，英国和西班牙在欧洲争夺霸权，荷兰和西班牙的战争，英法大战，德国境内残酷的30年战争，这一切都反映了人类本性“恶”的因素和私欲的急剧膨胀带来的恶果。（4）美利坚在反英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了反英联盟 — 由十三个邦国构建而成的邦联。从基本层面而言，邦联是不同国家的联合体，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美国人面临的重大抉择是：要么生活在13个的独立的国家中，有一个形式上松散、但是事实上却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要么选择生活在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架构下，除此之外，并无其它选择。（5）如果是生活在13个不同的国家中，那么欧洲历史上的一幕幕将不可避免地重演，人类本性的私欲和贪婪决定了如此紧密相邻的13国必然会互相争斗、角逐、争竞和相互发动战争，13个国家中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战略战术同盟，北方相邻的州在争夺土地和水域的资源时，也许会权宜地与南方各州结成联盟，西边的州在进行战争时也会跟东边的州结成同盟。欧洲历史上民族国家永无止境的战争、屠杀和仇恨将在北美大陆重新上演，各种阴谋诡诈、野心勃勃与合纵连横将在北美大陆拉开序幕，一旦仇恨蔓延，将是几个世纪都难消弭的民族情节。（6）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认为，更为致命的是，敌国（当时主要是指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强国）必定不会放过美利坚领土上各个邦国竞争角逐和相互征伐的好机会，进行干预。他们或是跟弱的邦国订立秘密盟约，给予他们财政支持和军事支持，或是将军舰直接开到美国的外海和内河，强行进行军事干预，或是阴谋挑动美利坚不同的邦国内斗，让美利坚内部打得不可开交，战争永不止息。除了挑唆战争之外，敌国还可以任意与其中一些邦国签订经济盟约和财政和约，给予一些邦国优惠，从而大大破坏北美各个邦国之间形成共同市场，而让其中一些邦国永远依赖外国，成为这些国家的附庸。（7）由于邦联内部的分裂和争斗，敌国可以乘机利用机会在美国内部进行仆从国之间的代理战争，英国、法国、西班牙支持下的各邦国可能会互相大打出手。美国人在前面互相残杀，背后飘扬的却是英法西国国旗。英法西国的船只可以任意在美国的内河上航行，而无视美国的主权。最后的结果是抗英战争的结果毁于一旦，美国可能再次沦为欧洲国家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8）由于缺乏统一的联邦国家和统一的联邦中央政府，各个邦国无法用一个共同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无法有一个中央政府代表大家共同的利益。一旦英美战端再开，13个国家再去协商中央政府，那就会悔之晚矣。那时候各个邦国之间必定会钩心斗角，为哪个邦国更多地代表中央政府而争斗，为中央政府该拥有多大的财权而争斗，为该不该建立统一的联邦军队而争执，当这一切都争论完毕后，美利坚恐怕也就亡国了。（9）缺乏统一的联邦军队使得各邦国将无法有效地凝结成统一的力量去打击敌人，缺乏统一的联邦政府将无法产生代表全国的政府去和敌国谈判、博弈并为统一的美利坚争取国家利益。在没有联邦国家的条件下，一个显而易见的恶果是，各个邦国可以单独和敌人停战媾和，从而让敌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分化美利坚内部的目的。（10）缺乏联邦政府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假设任何一个邦国因为违反国际法而与欧洲列强发生冲突，最后的结果却是让所有的邦国倒霉。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一旦有不同的邦国和列强发生冲突，各列强定会乘机占领该邦国，但是列强的野心并不会止于该邦国，他们一定会以此为据点，继续扩大侵略范围。最终的结果就是各个邦国被分割蚕食。（11）一个强大的联邦共和国，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一个统一的联邦军队，一个强大的联邦海军，可以有效地动员全国的力量，对抗或是吓阻敌人的侵略野心和阴谋。一个统一的国家，可以用一个声音说话，防止各个邦国单独和敌人缔约，防止大家被各个击破，最终维护的依然是美国人民的整体利益。（12）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可以选拔全国优秀的人才到联邦层面，集中全国的智慧力量，谋取国家长远发展，它可以有效地协调全国各个部门和政府机构，更有效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13）一个强大的联邦和中央政府可以充分发挥北美大陆地貌广阔、土地肥沃、山川壮丽、资源丰富和内河河流众多的优势，并致力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4）美国巨大的发展前景和广阔的商业利益并不会让欧洲列强愉快，美国在全世界扩展其商业投资力量也必然会和老牌资本主义强权发生碰撞和冲突，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由强大国力支撑的联邦海军将是维护美国本国利益和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区利益的重要保障。（15）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联邦政府可以更加深谋远虑，冷静理智地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来维护美国的利益。相反，一个邦国政府考虑的往往只是地方的利益，而缺乏全盘的智慧设计。

当年笑帅

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最为杰出的是不单单停留在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这方面，他们提出的一个更重要的议题是“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通过对人性本质的分析，联邦党人不仅号召成立一个合众国，通过彼此的联合来防止国与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恶性争斗，只有联合并结为一体才能真正保卫个人的自由。这是联邦党人理性设计新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强大的联邦来保卫公民个人的自由。但是三位作者也都深刻认识到，人性本恶导致必定要采取一种权力分化、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的政治体制，因此联邦党人认为，既然每个人都有无法抑止的“恶性”和“野心”，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在制度设计上必须针对每个人的私欲和野心采取权力制约原则。他们论证到：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政府的权力，本身就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政府本身的存在不就是人性最大的耻辱吗？“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人类就不需要任何政府”。反过来说，联邦党人认为，正因为我们都不是天使，我们每个人都有“恶”的一面，都有无法控制的“权力欲”和“野心”，才需要政府的存在，才需要政府各个权力机关的权力制约。

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的第二个重要设计就是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三权分立，按法国政治学家照孟德斯鸠的观点，如果将这三种权力交给同一个政府机关或是一个人来执行的话，就会形成独裁**的制度。三种权力的分立不仅仅在联邦层次上，也在各个州内部进行分立。联邦立法机关实行的是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院制，互相牵制对方的权力，防止立法机关权力过大。另外，行政机关和最高法院之间权力也互相牵制，行政机关和参众两院的权力也互相牵制，参众两院和最高法院之间也存在权力互相制衡。美国宪法之父们深刻识别了人性，认识到人类有史以来各种政体的弊端，他们通过层层相连和环环相扣的分权机制来精妙设计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既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联邦国家和联邦中央政府，又防止传统政体的弊端，为美国长远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的第三个重要设计就是通过宪法政治和法治来确定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区政府的权限和职能。这样的设计目的在于如何在一个面积广袤的国家内部实现分权，既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又能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然资源优势，充分调动各个州的活力，实现地方自治。正如笔者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联邦国家本质上是宪政国家，是法治国家，只有在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真正得到确立、享有崇高地位的国家，只有在法律可以界定各级政府职能、权限、权力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国家，只有司法能够调节各级政府争端的国家，只有当法治无上的权威被广大民众普遍内化为生活方式的国家，只有在各级政府严格遵纪守法、并把法治当作最高典范的国家，联邦制才可能真正发挥其效力，很好地运作。否则，在条件不成熟，各种社会、心理、制度、文化土壤尚没有建立起来的环境中，联邦主义不仅不是一件好事，更有可能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割据。我们未必要有联邦之名，而是需要借鉴其中合理并有利于中国理顺体制的那部分，来为中国现代化大业服务，而不是完全复制联邦制到中国来。

在谈到联邦主义的时候，必须强调三个层面：一是统一强大的联邦和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分权制度和权力监督制衡的重要性，三是中央和地方关系和权力在法治范围内的界定。如果只谈第二、三个方面，而忽略了第一个方面即联邦党人当时提出这套设计最首要的本意，那就会形成片面的解读。

当年笑帅

三 横向功能分化和纵向职能分化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社会分化的形式：不同学科的分化，同一学科内部的分化，政府内各种职能的分化，三种基本权力的分化，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分化等等。社会的精密分化和分工无所不在，形成现代化社会重要特点。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经产生过许多博学家，他们对文学、艺术、历史、天文、算术、考古等都感兴趣，而且在当时能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家。但是在现代社会，博学家已经是不可能产生的了。如果有一个人宣称他是博学家，那一定是不切实际的妄言。在现代化社会，各个行业的专业知识日益复杂和庞大，各行各业的分工日益精密细致，每一个社会系统下可以分化出无数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下又可以分化成更多的子系统，子系统下还可以继续划分。我想，每位大学生、专家学者都会感慨学科下分化的纷繁复杂，一门生物学，物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可以划分成大量的不同研究方向，每个研究方向下还可以分化成更多的研究重点，因此现代社会不仅不会再产生博学家，甚至也不会产生一个完全了解本专业的政治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或是社会学家，我们只能说自己是研究什么方面的，以什么为重点，对于更多的未知领域和未知信息我们通常只能回答“我不知道”、“我不了解”，没有一个人再能宣称自己全知全能，我们也不敢宣称自己完全了解本专业的方方面面，我们在现代化的专业分工面前是如此有限，如此的“无知”，因此现代化社会的分工要求每个人都谦虚——谦虚地面对自己不知道的太多信息。

图一 横向功能分化与纵向职能分化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正是源于人类社会高度的进化过程，这表明人类社会日益进入高度发达的状态。正如高等生物体和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分化极其细密复杂一样，现代化社会也因为其复杂性而不得不走向高度分化和分门别类的状态。在一个高效运作的现代化社会里，因为高度的功能分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机构、部门甚至没有任何一部国家机器可以全面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没有任何一个权力机构可以垄断一切权力、资源和社会领域，没有任何一个魅力型领袖可以再宣称自己全知全能。因为社会系统已经高度分化了，权力也已经高度分化了，职能领域也已经高度分化了，再眉毛胡子一把抓地由国家去干预经济、社会、司法和人民生活领域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严重僵化和社会功能的严重衰退。苏联模式在全球的溃败就说明了这种模式违反了现代化社会功能分化和权力分化的原则，试图用中央领导开会的方式解决2200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上大大小小的一切问题，这注定会导致一个结果：该管的管不好，不该管的到处去管，最后的管理必然是低效的。那种宣扬用国家面面俱到的计划去管理一切、去计划每个企业产品的产量和销售、去干预人民生活和民间社会的自治、去干预现代司法系统独立运作的大包大揽的作法注定将因为不能适应人类社会高度的复杂性、精密性和功能分化性而失败。卢曼对现代社会认识理论最大的贡献是人类社会的功能分化理论（见图一），以前也有许多学者讨论横向的分权理论，认为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应该分别分立到不同的权力机构中去，笔者认为这依然没能道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最核心的部分。而卢曼的功能分化理论正是全面指出了现代社会分化的重要方式，通过功能分化的各个系统的自我运作和独立自治，现代化社会完成了自己高效廉洁的运作。政府部门的权力被缩限到政治系统内部，通过政策的制定和规划来为其它系统服务，而政治系统本身的逻辑、规律和原则（权力）已经不能直接干涉经济系统、司法系统和教育系统等的运作，否则就违反了功能分化的原则。所以现代化社会中的横向功能分化系统没有高低之分，每个功能系统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既各自紧密相连，互相服务于对方，同时又高度功能分化、高度独立、高度自治，因此他们的关系是平行的，没有一个功能系统高于另外一个系统，也没有一个功能系统比另外一个更重要，他们只能用数个平行的圆圈表示出来（见图一）。只有当各个系统功能分化并为整个社会履行自己的功能的时候，整个社会才能高效率地运转，不会产生功能障碍。一个社会除了横向功能分化以外，还必须有纵向的权力职能分化，必须科学有效地界定各级政府的权力范围、职能界限、管理领域和功能分配，才能完成各级政府应该完成的重要任务。纵向职能权限分化和横向功能分化是有区别的：横向功能分化是一个社会本质性的把握，涵盖了一切社会领域，纵向权限职能分化说到底是政治系统内部的一种权力分化和分配，是隶属于政治系统内部的子系统。

为什么单独把政治系统内部的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拿出来和功能分化放在一起讨论？归根结底在于中央地方权力和职能分化对于整个政治系统和政府部门的运作具有重要意义。横向功能分化最初产生于15世纪的欧洲，19世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基本完成了向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演变，因此横向功能分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纵向的权力分化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分配，古已有之，在任何古代文明、封建帝国和王朝中，无论是欧洲、印度、中国，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存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关系，只是任何古代帝国都无法找到行之有效的方式来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达到下列目的：既保证国家的大一统局面，又能够充分发挥地区的优势和活力，促进地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由于古代地理交通及通讯条件的限制，再加上政治体制的限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往往是任何政府最大的难题，这几乎构成一个死结，也是一种零和关系。一方权力的增加必须以另外一方权力的减损为代价。这就意味着要么中央政府扩权，牢牢控制帝国，形成**帝国大一统的局面，要么地方政府扩权，剥夺和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形成地方坐大、中央衰退的混乱局面。所有的古代王朝都试图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上寻找一个平衡点，但是始终不得其法。无论是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和地方扩权都给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高度集权容易造成权力高度垄断而忽视了地方的民情和千变万化的状况，更难作到因地制宜，而高度权力下放却又可能造成地方割据，诸侯独霸一方，甚至形成地方封疆大吏危害一方的局面。

而正是在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即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关系上，美国的宪法之父们通过对人类社会的精密思考、在对人性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为人类社会找到一条崭新的出路，那就是立宪体制下、宪政范围内的纵向权限职能分配。在这种崭新的人类制度中，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已经不再是零和关系，而是一种双赢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既集权又分权的模式，这种“集权分权”模式的核心是，在法治框架中和法律范围内权力实现分化，每一级政府（中央、州、地区）都分享到一定的权力和职能，也分配到各自服务管理的范围，同时也清楚界定大家共同管理的范围和各级政府单独管理的范围区域，有效的法律界定和宪法政治分权其实并不是在削弱中央的权力，也更不是在削弱中央的权威，相反进一步促进了法律范围内的中央权力，在更高层次上巩固和提高了中央的权威。只有在大家都遵守法律的法治环境中，只有在宪法政治的框架中，中央政府才能取得真正长久的权威，才能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现代服务管理功能，为国家的现代化完成自己应当完成的重要责任。

所以中国崛起策谈到这里可以概括性地提出：中国现代化之路上必须从两个方面探索制度的建设，一是我们应该如何理性过渡到一个横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另一个方面是我们能否找到一个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权限和职能的方法，既能保证和提高中央政府的权威，又能充分发挥中国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和人文的独特优势；能否在牢牢维护国家统一基础之上实现各地区因地制宜的全面发展。现在大家都热谈大国崛起，学习历史上大国崛起之路，因为我们的理想是要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中国的大国崛起。我建议大家要特别关注美国的大国崛起之路，本篇提到的《联邦党人文集》是一本智慧论集，建议有兴趣的朋友去细读，我个人觉得收获远不只一个方面，而是在各个方面。当时美国在强国之路上有许多情况跟今天的中国有类似，有许多情况又非常不同。我感慨的是美国的政治精英或是宪政精英们有这样丰富的智慧和理性去为新大陆、为还未诞生的祖国设计一个崭新的制度，考虑的是如此细致周全，设想的是如此全面，仿佛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过千锤百炼的通盘思考，仿佛对每一个步骤进行过精心的沙盘推演，我感慨人类有这样的智慧和缜密，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和卓尔不群，甚至在穿越200百多年的时空后仍能给予我们这么大的启示，许多当时对民主、共和、自由优点和缺点的讨论和对人性的深刻反思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真知卓见，以至于今天的我甚至有一种跨越时空、跨越国籍找到知音的感觉。中国崛起策下半段的一些篇章将继续结合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一系列著作，当然将紧密联系今天中国崛起的实践。

美国在抗英战争和立宪政治之后能在两百年的时间崛起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奇迹，想想当时美国面临被欧洲列强讹诈和瓜分的悲惨局面，我们很难设想那个时代的任何政治家会预见到美国有朝一日会成为世界超强。美国的强国原因我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出来：

强国公式＝（横向功能分化＋纵向权限职能分化）× 公共投资水平 × 国家幅员及人口

括号内的横向功能分化和纵向权限职能分化是基础，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和科学等功能系统是否能够互相搭配，实现独立功能的高效自治，也决定了能否理顺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而纵向权限职能分化则决定了能否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当这两个面向都理顺了以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市场经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笔者没有单独把经济列为一环，因为横向功能分化和纵向权能分配就注定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动能的全面发挥。两个面向的分化都取决于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确立，法治（司法系统的功能分化）根本性决定了括号内的内容是否能够实现。括号外的公共投资水平是指一个国家对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的投入，因为这样的投入带来的是加乘效应，也就是一位公民接受了高等教育以后带来的福利增加不是仅仅波及到另外一个人或是几个人，而是以乘法的方式让社会受益，因此其用乘号表示。而一个国家的天然禀赋即国家的幅员和人口也会带来加乘效应，决定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潜力翻番，小国家即使实现了横向功能分化和纵向的权能分化，具有良好的公共投资体系，但是因为人口太少，乘以人口参数后依然不会成为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是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也实现了中央地方权能的科学分配，也进行了广泛的公共投资，面积幅员也很广大，但是人口稀少，因为缺乏这一点因素也难以成为世界强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确是符合了各个重要条件的。先看括号内，美国是世界上率先实现纵向权能分化的国家，用宪法的方式确定了联邦、州和各级政府的关系，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联邦制国家，也就是美国是世界上最早理清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国家。而美国人在历史上主要是从欧洲来的移民，许多人是清教徒，欧洲文化的熏陶和清教徒文化的影响使得美国比较容易按照欧洲国家的路径实现横向功能分化，特别是美国人法治文化的确立让美国成为世界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的先行者，司法系统的独立分化扫除了美国迈向功能分化之路的重要障碍，让美国逐步实现了横向的功能系统的分化。在括号内的两项内容实现后，从括号外的公共投资水平来分析，美国并不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美国的公共投资水平与公共福利制度落后于许多欧洲国家，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的，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相比，美国的公共投资水平和公共教育水平仍然是优良的。虽然公共投资水平美国略有不足，但是其庞大的幅员和人口规模带来的天然禀赋使得美国在工业化国家中占有遥遥领先的优势（工业化国家中只有日本有一亿两千万人口，其它工业化国家人口都在一亿以下，而美国却拥有三亿人口的庞大基数），当各种要素加乘在一起时，美国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就必然注定了。

按照这个公式对照中国的国情，我们发现括号外的情况非常有利，中国具有世界强国的天然禀赋（幅员和人口因素），公共投资水平方面我们一度走过弯路，经历过曲折，但是在胡温新政后，这样的趋势得到强烈的扭转，现在全国上下几乎都认识到公共产品的重要性，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大幅度增强的情况下，公共投资水平将不断得到提高，因此这个因素将逐渐成为我们利好的因素。关键是在于括号的内部，我们是否能够实现社会高效廉洁的功能分化，能否实现新时代、新环境下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实现纵向的权力职能分化，将是我们强国之路的制度关键。无论我们的GDP每年怎样实现高速增长，无论我们的外贸数字如何跳跃，外汇储备如何飞快增加，这都是强国路上的量化标准，而不是核心的质化标准。从长远来看，仅仅是数字的跳跃无法保证我们稳健地迈向世界强国的目标。只有当核心的质化标准 — 即制度建设得到质的进步的时候，量化的增长才有了长时间的保证，我们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增长。当括号内的内容逐步实现后，中国强国之路的内部隐患就得到根本解决了，中国崛起的伟大进程就必将顺利实现，也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阻挡这一历史进程。实现括号内的内容，归根结底是法治。以法治国，将是未来二十年中国制度建设的关键。

当年笑帅

四 建国后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经典文章之中专门谈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完全固步自封，也没有完全由意识形态来决定国家政策，相反却是对中国未来制度的设计有很多考量。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表示过，西方国家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很多值得新中国借鉴的地方，比如美国和欧洲国家就能更好地发挥地方活力和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相反苏联却因为管得太宽太死而缺乏活力。从毛泽东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谈话来看，新中国领导人对国家的未来的确是尽职尽责，并进行了通盘考虑的。中国一方面利用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成了社会组织和基层动员，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伟业，另外一方面在模仿借鉴苏联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时并没有照抄苏联的各个方面，而是仔细对比了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一些方面。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中国主体上是采取了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这对于当时中国在及其困难的环境中完成民族国家构建、社会基层的大规模组织、内部自我积累式工业化的发展也起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也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出发，多次强调发挥地方活力的重要性，毛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论述中就指出两个积极性（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好于一个积极性（只是中央掌管一切），由此可见毛也有开明务实、探索创新的一面。在毛时代中央政府也曾两次向地方放权，这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有别于苏联模式和东欧模式，不过两次放权到地方的结果都不是很成功，一次是大炼钢铁时期，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政府曾经把经济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放权的重要标志就是中央所属的企业迅速下降。比如1958年中央直属企业从9300多个减少到1200个，一次在1960年代末期中央部属的企业由1万多个锐减到文革末期的1600多个。两次分权下放都是领导人在高度中央集权和牢牢控制国家统一团结的大局下发生的，其目的在于促进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和活力，但每次分权的结果却是地方投资规模严重膨胀，各个地方乱上项目，盲目扩大基建规模，不切实际地扩大生产线，最后总是中央政府治理整顿和权力回收。中国的权力下放尽管不是很成功，但是的确让中国的经济模式跟苏联有很大的差别，尽管中国也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但是中央对经济的管制范围不如苏联那么广泛，也不如苏联那么僵化教条，导致了整个社会被管死。

改革开放后，我国吸取了计划经济的教训，走的是分权和权力下放的道路，在持续的分权思想中，无论是农业改革、城市改革、企业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区域经济发展都按照分权的方式进行。中央政府无论在财权和事权上都出现了职能缩减的局面，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在1993年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这样的发展趋势在1994年都得到矫正（见中国崛起策二十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分权制度和权力下放究竟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学者研究的看法往往南辕北辙，许多中外学者认为正是因为中国的分权改革和权力下放才空前调动了地方的经济活力，形成了各个地区经济板块和经济区域能动性的发展，使得中国各个地方政府都成为谋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政府有限公司”，一句话，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分权和权力下放，正是因为弱中央和强地方才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持这样观点的不仅有一批中国经济学家，还有不少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而另外一批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分配的学者却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权力下放和分权制是中国当今问题成堆的重要根源，中央政府税赋权力和事权的下放导致国家职能的严重萎缩，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严重投资不足，公共产品退化成了市场产品，这势必削弱中国人力资本的培育，从长远来看必将严重削弱中国的经济竞争力。而地方权力的扩张与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和市场化更是带来严重混乱，各个地方政府为了拼投资，拼外资数量，拼GDP增长率，完全无视地方社会和环境的承受力，导致中国各地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而压低各地劳工条件来吸引外资和内资的作法让各地的劳工生存条件恶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完全无法得到贯彻实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为经济降温的作法受阻搁浅，地方诸侯经济俨然已经成型，中央重新集权和扩权是当务之急。

两种观点虽然完全不同，但是反映的都是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界定问题，也反映了不同的思维和改革方向。其实两种观点都有道理，正如前面所阐述的，一个高度复杂精密的现代化社会离不开权力和职能的分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权的确是势在必行，回到苏联模式和计划经济模式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关键是在于能否按现代的方式做到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这是当今中国一大难题。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路径来看，从毛时期和邓时期两大发展阶段的经验来看，中国都没有摆脱“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要么因为中央集权管得太死太僵化，要么地方分权形成地方诸侯林立的局面。中央管得太死后又试着权力下放，权力下放太乱后又权力回收，再次返向中央集权的老路来。从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分权制既是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当今中国乱象横生的重要原因。不难想象，中国在1980和1990年代的权力下放走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的前列，其经济自由度远超过转轨的俄罗斯、独联体集团，也远超过市场经济改革起步较晚的印度和越南，这样大规模的权力下放必定会刺激地方经济的活力和地方经济的繁荣，这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在中国国内环境下，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还远远不是依靠法治的方式来确定的，各个职能领域并没有得到清晰的划分和确定，当地方经济繁荣的时候，中央又大幅度把财权下放，这样就使得中国的经济繁荣无法体现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这里就反映了一个悖论：地方经济越发展，中央的财政收入反而越少，国库的岁入严重不足，中央政府解决全国性议题的能力反而捉襟见肘。这样的地方自由繁荣和中央财政能力没有形成正比关系。另外事权的迅速下放导致许多带有全局性和根本利益性质的公共产品也随之下放到地方，有的领域因为没有明确界定成为各级政府都不管的真空领域，其结果是社会福利产品和公共教育的市场化和严重生产不足，社会问题大幅度增加（见中国崛起策二十三），另外中央宏观调控不力和地方诸侯经济坐大的局面的确也和权力下放有很大的关联。

因此我们再讨论中国1980年代和90年代权力下放的改革时必须有全面科学的认识，并不能一棍子将分权改革打死，也不能一味地追捧分权制改革，也不能完全用“中央集权”来表示当前中国的改革方向，因为“中央集权”容易让人联想到重新倒退到那种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改革路径，那是我们要彻底避免的。因此笔者提倡应该就具体领域、具体职能范围来谈分权和扩权，具体说来，有哪些应该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权限、管理服务领域却下放给地方了，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些领域回收中央政府的权力和管理范围，在这样的领域应该收权甚至是集权；在一些明显属于地方管辖的范围和有助于因地制宜调动中国不同区域发展的领域我们应当持续走分权的道路，甚至应该扩大地方的权力；在明显属于中央和地方必须合作管理范围的领域则应该紧急明确双方应该共管的范围，在这样的领域，中央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地方又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中央和地方应该投资的分额各是多少，这些职能分配都应该逐步清晰化、明确化、条文化、规范化和制度化，那种各级政府都不管理的公共产品应该得到明确的界定，究竟是哪级政府应该出资，应该多大程度、何种范围介入该公共产品的生产。因此当前界定中央和地方权限职能范围的改革应该是既集权又分权的改革，或者可以成为双扩权的改革，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区政府都应该同时扩大各级政府的管理领域和职能领域，只是要更加明确各级政府应该管理的范围和内容，该属于某一级政府职能范围领域的就应该完全交各该级政府。其最终目标是既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管理型的中央政府，又能调动各个地区的积极性和经济活力。

五 界定各级政府的权限和职能范围

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一些产品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比如国防、外交、环保、国际贸易、国内贸易、财政金融、货币银行、航空和铁路运输、失业保险、铸造货币、移民等。这些职能范围是一个国家中央政府基本的职能范围，也是中央政府不可让度的权限范围，如果把这些权限交给地方政府或是市场，那么一个国家的发展就会出现大问题。而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是存在受益转移的产品，这样的产品也具有强烈的外溢效应，因此职能上应该是以中央政府为主、由各级政府共同合作提供。而工农业和经济产业是区域性外溢效应产品，其产品的提供也是由各级政府提供。而警察、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市政规划则是属于地方政府和地区政府的权限范围和管理范围。从这几种产品的划分来看，部分产品的管理权限范围在中国已经得到有效界定，比如国防、外交、货币银行和航空铁路等，但是一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比如环保和失业保险尚没有明确划分到国家管理的权限之下，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改进的地方。三种事关国运的准全国性公共产品，也是被世界银行称作“某种程序上存在受益转移”的产品，即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是我国最需要界定的公共产品，这三种产品在大多数国家都是由中央、地方和地区三级政府联合提供，在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领域应该明确那一级政府是组织和提供该类产品的主要责任者，各级政府（中央、地方和地区）应该明确各自应当投入的分额，应当进行管理的范围，而不能出现三级政府一起把教育和医疗推向市场的境地。比方说，教育分为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各种不同的教育阶段应该主要是属于哪一级政府的管理范围，这些都必须细致地加以确定，而不是各级政府互相推诿而无法形成有效管理的局面。事实上大多数国家在面对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福利时，都对内部的各种领域进行了精细的划分，并对每一项进行责任和权能分配，防止在关键领域出现政府真空和无人管理的局面。比如说许多西方国家都把初等教育和学前教育划归到地方政府的权限，却把高等教育划归为中央政府职能，也有国家倒过来，把初等教育划归中央政府，把高等教育划归地方政府，也有国家把两个权限都划归到中央政府，关键不在于究竟是中央还是地方去完成这些职能，关键在于必须进行有效的界定和划分，一旦界限清楚了，责任范围和运作范围就清晰了。最忌讳的就是一团乱麻，职责、管理范围不清，一遇到状况大家都推说不知道。医疗内部也可以分化成为基础保健、公共医院、诊所、急救服务、药房等等，这些领域也应该具体得到界定，即各级政府对这其中的哪一项服务负有主要责任。我国还应该界定的主要公共产品有：失业保险（中央政府职能），环境保护（主要为中央政府职能，地方政府也部分参与），社会保障（以中央政府为主的三级政府共同职能），警察（地方和地区政府职能），高速公路（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对内贸易（中央政府职能），自然资源（主要为中央政府职能）等。

与各级政府界定主要的公共管理功能相适应的是，各级政府还应当以此界定各级政府的财税权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征收什么样的税种，什么是专属中央政府的国税，什么是地税，什么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收，本着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决定各自的税源。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应该科学界定双方的立法权限，根据职能来看，某些领域是专属于中央的全国性立法领域，有的领域是“竞争性”立法领域，地方可以取得相应立法权。一旦政府主要职能进行了科学界定，那么界定税收权限和立法权限就是必然的结果。关于税收的权限可以参照崛起策二十二和二十三的讨论。而立法权限的分配是属于法学专业论题，这里将不再展开论述。

六 创新型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除了科学界定和划分中央和地方权力职能范围以外，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重大课题是：当地方政府的工程项目和经济规划不符合国家整体经济规划的时候该怎么办？当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和中央宏观调控计划和国家整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从理论上说，地方各级官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与联邦国家相比较而言，我国中央政府依然具有更大的权威。但是问题在于，今天的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一个事实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职能已然定型，地方政府天然地把促进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看作是该级政府主要职能，因此，如果中央特别是共产党内部继续发挥自己强大的组织优势，要求地方与中央在事关国家整体利益上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要求地方配合中央宏观调控的项目下掉一些重复和低效投资的地方建设项目，如果这样的行政命令和权威方式依然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那么在当前中国转型的重要时期，是可以继续使用的。毕竟政党内部组织纪律的严密是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优势。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之下、经济利益逐渐分化的趋势下，单纯的威权手段可以使用，但是必须考虑到其边际效应递减的可能性。很多情况下，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地方政府认为自己在维护本地区的利益，因此他们合法化自己的行为，暗中使得中央的宏观调控计划走形。在新的时代，必须有新的方案，当然，这并不否定我国传统的组织优势和中央权威模式，只是这样的传统模式必须配合制度创新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效力，为中央与地方的争执中取得更大的合法性和权威形。具体说来，笔者有以下思考：

当年笑帅

一 我国可以考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新立法。尽管1979年我国立法机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组织法》，2000年又通过了《立法法》，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和立法权限进行了法律上的界定。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急需进一步全面界定中央和地方关系，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立法权限、税收权限、职能管理范围作出全面明晰的法律界定。特别是鉴于1990年代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的教训，我们应当在新的中央和地方权限职能法中清楚地界定各级政府对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产品负有的主要责任。
二 对于地方政府权力的节制和如何防止滥用权力的难题，应该采取鼓励社会中间层博弈的办法，由各个主要群体的民间社会组织代表自己的观点并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鼓励地方报纸和言论对地方政府加强监督，防止地方政府限制社会监督权力和民间言论自由的现象，并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官员问责制度。关于社会中间层的重要作用可以参见中国崛起策十五。
三 一些联邦制国家实行两院制，比如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德国的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等。美国参议院是由各州推选相同代表人数到议会，每个州无论面积大小、人口多少分别各有两名议员进入参议院。在德国，联邦参议院有权对事关中央和地方关系权限的立法和政策进行表决，比如说教育权限，联邦参议院具有表决权和否决权，在超过半数代表对某一项涉及联邦和州政府权限的改革方案投下反对票后，该议案即被否决。我国的政治体制与联邦制国家不同，具体国情也有别于大多数联邦制国家，但是联邦制国家的一些作法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和考察，并结合中国实际发展出中国的方案来。我国政治制度设计中也有其独到之处，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是**，另外还有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有点类似西方国家的两院制度。虽然我国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机关，但是却具有意见表达和意见疏通的重要功能，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制度化机构，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政治制度的一种创新。虽然我国最高立法机关也是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是全国**处理的主要是全国性议题，当然也会讨论各个地方发展和区域发展的重要议题。但是全国人大的职能主要不在于调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是讨论事关国家根本利益的立法，批准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任免国家领导人等。如果将中央 － 地方的议题过多放到**来讨论，必将影响到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功能，而政治协商会议则是发挥意见反馈和疏通的功能，也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央—地方的政府架构而建立。
从我国与西方国家行政架构的比较来看，我国实施的不是联邦制，而是单一制，中国的中央政府权威要远高于联邦制度国家，因此我国不必照搬西方国家两院制的作法。事实上德国的联邦参议院也是有其弊端的，联邦参议院是由各州代表产生，而各州代表的党派倾向又取决于该州是哪个政党执政，这样联邦参议院内部也充满着浓重的党派斗争的气氛，当反对党执政的州超过执政党后，反对党就可以利用在联邦参议院的多数地位否决政府的一切关于联邦体制架构的改革，也可以否定一切中央和地方权限职能范围的改革。这种体制虽然有反映民意的优势，着重在于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建立制度化的渠道，但是缺点也是明显的，首先是充满着激烈的党派斗争，大多数时候忽略了问题的焦点和国家长远利益所在，其次是效率低下，许多议案长期被反对党占多数的联邦参议院否决或是束之高阁，三是立法功能重叠，联邦议会讨论过的议案或是通过的议案还要交给联邦参议院批准，这大大增加了立法成本和改革成本。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因此我们在设计制度化和法治化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可以天然避开政党恶斗、决策效率极其低下的局面。同时我国可以吸取西方国家制度中好的方面，加以创新。
笔者认为可以由每个省推选三名专家代表，一名是经济专家，一名是公共政策专家，一名是环境保护专家，这基本代表了一个地区发展应该全面考虑的三个因素— 既经济、社会和环境，代表着每个地区的发展应该通盘考虑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发展。每个省无论大小、人口多寡均推选同样的代表人数，防止小省处于被歧视和被边缘化的局面，从制度设计上就塑造一种平等和谐的局面。中央也推选出专家代表团，跟这近百名代表形成协商机制，定期召开制度化的协商会议，对有关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和新政策进行专家协商，对中央宏观调控的政策和可能影响到地方利益的决策进行协商，也对可能进行的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新立法进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采取34＋1的模式，而不是采取1＋1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央不跟各省进行1对1的协商谈判，因为1对1的谈判中各省都会担心中央对其它省让利太高、而对本身让利太低，人类心理学和政治机构的心理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谁都怕吃亏，谁都想得好处，在1对1的协商中由于不知道其它省与中央协商的结果，最后是每个省都会尽力寻求中央的特别优惠政策，中央作为一家之长是非常不利的，不仅耗时耗力进行漫无止境的谈判，而且可能面临漫天要价的局面。最好的办法是公开集体协商，大家开诚布公，中央专家代表和地方的百余名代表就中央的宏观调控和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改革措施进行科学论证，鉴于大家都是专家，而不是政客，讨论问题应该更具有客观性和理性，中央政府的专家代表就宏观调控政策和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改革出示科学研究的成果，用科学数据说服人，用理性推论来阐明道理，用逻辑研究证明来显示新政策的重要性，用集体研究成果来说明某项政策是如何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地方政府的代表也取得这样的机会，来阐释为什么对中央的某项政策有疑问，为什么地方政府要选择不同于中央统一规划的模式，地方有什么复杂的情况中央还不够了解。现代社会就是这样的，以理服人，以科学服人，以理性讨论来赢得支持，不用政客间的恶性争斗，不用政党间的党派斗争来干预科学范围内的决策，这才是民主进程真正的升华和进步。正因为如此，作者才认为应该用专家知识和专家协商的方式来达到共识目的，因为专家懂行，了解该领域的具体情况，懂得用科学标准来看问题，也懂得理性协商并懂得妥协退让和达成共识。34＋1的中央地方定期协商机制提供给中央和地方共同的机会去科学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科学研究为准绳，以客观数据为标准，以协商共识为目的，逐步在重大议题上协商达成共识。这样的共识有助于中央以理服人，建立制度化和法治环境中的新型权威，而不再是过去简单地运用威权主义和命令的那种传统组织型权威，同时也有助于中央更好的了解地方的省情、县情和乡情，防止中央决策跟地方现实严重脱节的局面。
四 在中央和地方关系出现了重大争议，而通过制度化的中央和地方协商制度无法协调解决的时候，可以考虑用法院裁决的方式来解决争议。美国是通过最高法院来裁定联邦和州政府相持不下的法律争端的，德国专门建立了联邦最高宪法法院，用来裁决联邦和州政府关系中的重大宪政争议。我国的法治化水平离西方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用司法裁决行政争议的方式在当今中国还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作为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设计，对于中国未来长远法治化进程的考虑，对于中央和地方关系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的设计来看，应该鼓励中国的法学家和宪政专家去讨论这样的议题。尽管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这样的方案，但是对于国家法治化的进程应该放眼到未来20年到30年，宪政之路的确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放弃这样理性的思考和智慧的设计。
五 通过一系列改革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作到依据法律解决中央和地方的争端，作到有理有据，使得任何争端都能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来源；同时发挥中国政治制度中协商和团结的功能，实现中国式的纵向权力分配。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与18策讨论到的功能分化一样，将是中国改革路上最重要的话题，而这其间关键因素都是法治。这其间法学家可以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平稳转轨和中国崛起目标的最终实现作出重要贡献！也期待着中国新一代的法律系学生开阔视野，心系国家的法治化进程，为国家的法治进程献计献策，并通过各方面分门别类的细致研究为中国的法治大厦打好最坚固的地基。因为未来20年，是中国崛起之路最重要的20年，也是中国法治国家进程最重要的20年，希望20年后中国可以在国际上享有新兴法治国家的盛誉；希望20年后，每一个共和国的公民都可以骄傲地宣称：我的祖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界里，法律高于一切！为了这样的目标，还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当年笑帅

中国崛起策二十五：从数字化管理水平谈提高国家管理能力
Liu TaoJuly 11, 2007 中国崛起策
一 现代化道路上常见的认识误区
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上有几大常见的思想误区，有的是从历史传统因袭而来的，有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化新时代产生的，如果这些误区不得到彻底澄清，那么中国未来崛起之路上我们还会经历一些不必要的弯路。

第一个常见的观点就是“藏富于民”。笔者最近看了《贞观之治》这部电视连续剧，整个电视剧再现了盛唐的历史和唐太宗文治武功的一生，是一部相当不错的电视剧。但是有一次唐太宗在与臣下讨论民生时，导演安排唐太宗讲了一段非常带有现代经济学色彩的话，大意是唐太宗训斥经济大臣，为什么要征收新的税收到国库来，为什么要积累这么多钱到中央，他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不扰民，需要的是清平治理，“藏富于民”。这段话显然不光是在展示唐太宗的英名和远见，更像是针对现实经济状况而言，代表了相当民众的一般看法，认为国家不应该与民争利，因此应该效法古代英名君主唐太宗的“轻徭薄赋”。这样的观点在国内一般是容易引起共鸣的。

第二个常见的观点是跟新中国前27年的道路有关系，因为那个阶段实施的是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经济生产效率很低，资源配置很不合理，高度扭曲，因此在改革开放实施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削弱国家促进市场活力，削弱中央促进地方”的观点一度成为流行观点，再加上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联手在全球推进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改革，“削弱国家，加强市场”于是一度成为神话般的意识形态，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多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中国也难免例外。中国在198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似乎印证了“削弱国家、增进市场”的改革模式，直到2000后我们才渐渐意识到这种观点的局限和不足。

第三个常见的观点跟第一、第二个观点紧密相连，认为中国要持续发展经济，就应该为企业松绑，走减免税收的道路，减税是灵丹妙药，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活力。持这样观点的人士引用福布斯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振振有词地证明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因此减税是势在必行，非此国家经济不能取得长远的发展。

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是认识论的误区，听起来很有道理，也有相当说服力，很多人会接受这样的观点，所以在这里笔者设法一一加以澄清。

第一种观点，如果是相对于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战乱之后，君主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那是完全正确的，笔者任何时候都赞成不与民争利的观点，也非常佩服唐太宗的雄才大略。但是如果把国家必要的税收收入和“藏富于民”对立起来看是不正确的，无论是封建主义的国家、帝制皇权国家，还是共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收入都是国家的根本。普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更是税收国家，税收是国家的生死线，没有国家基本的征税能力，国家的基本功能都完不成，何谈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的保障，即使是在汉武帝和唐太宗时代，如果不是以国家的基本财力为依托，何谈对匈奴和突厥几十年的战争，汉朝居民可能时时刻刻要面临匈奴的骚扰，唐朝可能不断面临突厥侵略，寝食难安，在这样的局面下何谈大汉盛世与大唐盛世的全面展开，何谈经济全面的发展，何谈真正的休养生息政策。“藏富于民”如果表述的是合理的征税、合理的民间资本积累的话，那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解读为国家税收越收越少的话，甚至认为国家减少税收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话，那就是非常片面的。中国历史上明王朝实施的就是一种保守内敛的财政税收模式，跟宋朝积极进取的发展工商业、扩大工商业税种的积极财税模式不同，保守的洪武皇帝朱元璋欣赏的是古典的所谓“轻徭薄赋”的征税方式，认为不与民争利，可以保朱家王朝万年。洪武时代的税收方式让中国一下子倒退到唐宋之前，不仅没有扩大工商业的现代税收的税种，反而倒退到以农业土地税收和盐税为主的传统税务项目上去。整个明朝时代，人口急剧增加，中国工商业规模已经使得中国来到工业化革命的前夜，如果是用宋朝的思维方式治理明朝，中国历史将彻底得到改写。明代中国，而不是英国，将成为当时最有可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遗憾的是，明王朝不仅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文化**，更为致命的是，明朝使得中国从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的阶段出现了逆转型发展，明王朝终其276年统治，都没有有效地发展社会中间层，更没有建立中央财政和地方官员的有效联结，使得中央税收汲取能力极端低下。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一书中，用宏观历史叙事和国际历史比较的方式显示了明政府的财政税收低效性，其研究结果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根据黄先生的计算，16世纪后期明政府每年的各种税收合计只有3000万两白银，而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上升到1.5亿，而平均到每人则是0.2两白银；而同期的威尼斯城邦税收竟然达到300万金托卡，折合36万盎司的纯金，而威尼斯的人口仅为10万，这等于人均税收是3.6盎司的纯金。明王朝的每人0.2两白银相较威尼斯的每人3.6盎司纯金，双方的差距竟在200倍到300倍之间，即使考虑到威尼斯是城邦国家，财政来源以海外贸易和工商业为主，但是这样的差距的确是太惊人了。黄先生继续指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赋税能力扶摇直上，人均土地税能力已经是清王朝的八倍，最后英国的税收终于超过了人口百倍于其的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明帝国是在“藏富于民”，后来的大清也是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却在不断提高税收汲取能力和国家管理能力。

笔者认为，在思想理念领域把“藏富于民”与国家提高税收汲取能力对立起来是一大误区，也是现代化的障碍。因为我们一般把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阶段描述为“藏富于民”，而认为封建主义的中国正是因为横征暴敛阻碍了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历史的真实面正好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阶段大幅度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能力，明帝国、清帝国的税收汲取能力却低得惊人，国家连官僚体系和军队的正常俸禄开支都发不出，只能鼓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其它前现代化社会都有相同特征，比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统治者苏丹可能很残暴和专断，但是国家普遍的管理能力、组织水平和税收汲取能力却是低下的，因此充其量是一个**的“弱国家”。这与我们传统的观点不同，认为**君主是无比强大的，恰恰相反，大多前现代的帝国管制水平都很低效，远远不能和现代国家相比。其实，资本主义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国家管理范围不断扩充的过程，因为要促进私有企业的发展，要建立商业信用，要促进金融市场，要发展贸易和工商，就必须理清产权关系，就必须通过大量关于商业、信贷、破产、遗产、产权等法律，而这些都需要国家扩充其国家机器以实现其现代管理功能，而国家机器（政府部门、议会机构、法院）运作的财政来源均为税收。正是因为国家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建立了基本的社会、经济和商业秩序，通过了大量的现代法律，建立完备的现代司法体系，现代经济的发展才有可能，也才会出现西方商贾富可帝国的现象。如果说有“藏富于民”的情况，这显然不是因，而是果，我们不能倒果为因。事实上，是日益强大的国家能力和全面的管理体系促进了“藏富于民”，如果国家秩序一团糟，想藏富也无钱可藏。古代帝国与现代工业国之最重要的差距是现代管理能力的差距、国家税收汲取能力的差距，无论封建**看起来如何强大，究其实质是个国家现代能力完全缺乏的国家，也是社会组织水平极端低下的国家，因此仅仅强调“藏富于民”的说法的确是偏颇不足的。

第二种看法笔者已经在崛起策二十二和二十三多次提及，现代国家的功能分为古典职能和现代职能，古典职能包括国防、外交和内政秩序，包括全面完备的现代司法体系、法院、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离开任何一条古典国家功能，什么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都谈不上，因为国家的存在是一切的基础；国家的现代功能包括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环境保护和经济服务等，离开了国家的现代功能，就会出现公共产品严重生产不足以及人力资本遭到损害的局面。如果说古典国家功能保证了国家生存和建立了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秩序的话，那么现代国家职能就是纠正市场失灵、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不二法门。两条功能离开任何一条，都不会有国家的生存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过渡经济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最不发达国家都大幅度扩张了国家管理功能，因此要削弱国家去发展市场是荒谬的，也是违反世界潮流的。国家和市场都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机制，都必须同时存在，同时发展，同时强大，双方的存在是一种强烈的互补关系，也就意味着，国家和市场不是零和关系，而是相互服务于对方，因此应该提出“扩大国家管理能力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说法，而不再提“削弱国家”或者是“小政府、大市场”的说法。如果非要用强弱关系来表示国家和市场，那就是“强国家，强市场”最合适，两边都不能偏废。

如果第一和第二种误区得到澄清的话，就不难理解第三种观点。税收是国家古典功能和现代功能的基本来源，是国家的生存基础，减税在西方国家是民粹主义政治家最爱使用的选举手段，用来取悦选民，诱使选民投自己的票。减税听起来很取悦民众，但却是最不负责任的政治手段，民众第一反应总是很高兴，觉得自己可以少纳税，收入就更多了。但是选举政治中的政治家从来都不会明说减税后的后果，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国家的税收汲取能力下降，那么国家该如何完成本来应该完成的职能呢？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在选举中很少提到这一点，其实结果也是明显的，国家势必削减公共项目和公共支出，缩减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经费，然后把一些项目顺势推向市场，美其名曰“扩大公民自己的责任”，实际上却是在推卸国家的责任，最后公共支出删减的后果还是要由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民众来承担，因为高收入群体无论怎样改革都可以购买昂贵的私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而普通老百姓一旦失去国家公共医疗和教育体系的保障就可能立即陷入困境。因此笔者提倡在我国的国情环境内，一定要慎言减税，因为我国公共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水平本身就很低，公共产品和设施非常不足，社会保障网络覆盖率很低，国家要扩大现代管理效能，就必须持续扩大国家税收汲取能力。考虑到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依然偏低，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三个百分点，那我们就更加应该慎言减税，而是应该建立全面的税收管理系统。

福布斯公布的数据反映的情况是：我国诚实守信缴纳税收的企业其税率是不低的，这里企业的税率不光是营业税收，还包括社会保障费用，这两项合计，显示从微观看中国企业的税率其实不低，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宏观税负如此之低呢？归根结底是缴纳税收的企业只是一部分企业，而不少企业依然会逃税漏税和作假账，而个人所得税的交纳才处在起步阶段，因此国家实际的监管能力和税收汲取能力依然不足。因此，我国建立的财产申报制度是完善税务监督系统的重要举措，同时建立健全的会计审计制度恐怕也是刻不容缓了。

当年笑帅

眼睛更新花了，休息一下，做做眼保健操再更新

pandaben

作者blog能说一下么，谢

当年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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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笑帅

二 数目字管理对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一系列关于明朝历史研究的书籍中提出数目字管理的独特视角论点，他认为中国15世纪以后落后于西方与中国落后的数目字管理水平有很大联系（试比较黄仁宇的著作《万历十五年》、《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大历史不会萎缩》、《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数目字管理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数字化管理水平，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理性科学的方式、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手段进行精确的管理。资本主义崛起重要的特征是工商业的崛起、货币经济的扩张和理性化经营方式的发展，这其间首要的要求就是精确管理和集约式的管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粗放式”管理，这主要指的是非现代化社会，其数目字管理水平很低下，国家缺乏基础的经济核算水平和统计水平。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经典名著《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提出资本主义产生其实是经济理性化的重要过程，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要求企业能够对其赢利状况进行精密的核算，要实现这样的企业管理，就必须有记帐系统和合理的复式薄记，就必须建立精密的财政会计系统，就必须有相应的能力进行实物计算和货币计算。韦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数目字管理”或是“数字化管理”的说法，但是在其广为阐述的经济理性化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当中是可以深刻体会到数目字管理对于西方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的。

黄仁宇先生则把数目字管理从不同的对比历史研究中抽象出来，认为数目字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秘密，15到16世纪英国是第一个实现了数目字管理的国家，而同期的大明王朝则是一个非数目字管理的国家。从国家层面意义上谈数目字管理，而不仅仅是从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角度来谈数字核算，是黄先生的重要贡献。其内容所指涉的是：一个国家通过全面的数字化和集约管理的手段，对国家重要的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的统计，从而实现国家各个领域可预见性发展和科学预测。资本主义崛起阶段，正是和经济学、财政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和测量学推动下实现的数目字管理水平紧密相连的。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发展上重要的瓶颈，一方面中国是古代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数学水平在在西汉年间就遥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古代科学创造能力和数学领域的领先地位使得中国具有数目字管理能力的巨大潜力，而中国古代很早就具有人口统计、土地丈量、工程建筑、运河修建、漕运等国家能力，这些都使得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早进行数目字管理的国家；而近代晋商和徽商的经营中也具有很精密的赢利核算和记帐系统，可见，中国人从其智慧程度而言，不仅对数目字不陌生，而且完全可以抓住历史机遇迈向数字化管理的现代化社会。但是中国恰恰和近代资本主义和工商业时代数字化管理擦肩而过，其根源还是跟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系。笔者前面提到，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开放水平最高、最具活力、工商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宋朝时代中国已经历史性地来到工业革命和数目字管理的门口，只要再往前一步，历史巨变就要发生，但历史的偶发性让我们错失了良机：宋朝自从诞生那天起就处在毁灭性极强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他们的破坏性力量一直威胁着宋朝的生存，先后导致北宋灭亡和南宋灭亡，而当时工商业和科技的巨大进步并没有能够转化成新式的火器可以有效御敌，以至于蒙古入侵让中国直线历史前行的进程遭到空前逆转。及至朱元璋驱除蒙元建立明帝国的时候，整个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财税制度、文化元素、社会心理等都产生了逆现代化而行的发展，中国不是离数目字管理水平越近了，反而是逆向行驶，离数目字管理社会更远了。黄仁宇指出，明王朝整个漫长的时期，都没有对全国土地进行有效丈量，仅仅在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改革其间，明政府设法丈量过土地，设法摸清家底，弄清国家基础的税收来源。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和地方豪强的反攻倒算，明帝国唯一一次摸清家底的政策也无疾而终。明朝不仅在财税制度和土地丈量上开始落后于新教徒的英国，更在现代社会关键领域如工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数目字管理水平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明帝国逐渐被西方赶超，不是中国人的智慧不如欧洲人，也不是中国商人天生不具有数字化水平的能力，更不是中国人不精通数学，相反，多少经验都证明，中国人具有卓越的数学能力，中国商人也具有天然的资本主义精神，在15到16世纪这一大时代的转折时期，中国最缺乏的是现代国家意义上的管理型介入，缺乏国家制度层面意义上的数目字管理能力，缺乏的是国家对社会经济各个行业积极有效的统计能力和干预能力，更缺乏国家为理性经济行为、商业行为、信贷行为建立的普遍法律规范。中国单个商人数字管理水平不会落后于欧洲商人，但是国家体制的限制和制度的落后却严重制约了数字化管理水平的发展，也进一步严重制约了工商业迅速的发展。

即使到今天，一个国家数目字管理水平和数字化水平依然是该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尺，越是发达的国家，对各行各业统计核算的能力就越高，就越有强大的管理能力，能在经济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人口政策、社会政策等方方面面进行精确集约型的管理，并进行各个领域的科学预测；反之，越是落后的国家，数目字管理水平和数字化水平就越低，就越缺乏统计核算能力，也就越是无法提供各行各业完备精确的数据，也就越是没有能力进行科学的预测规划，政策制定就越依赖于领袖人物专断式的、非专业化的任意决定。

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人文学者都会有这样的感触，第一、二、三世界不仅仅是经济科技水平的差距，也是国家现代管理能力的差距，更是国家提供数据能力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难查到，常常不完备、支离破碎；最不发达国家往往是提供数字能力最差的国家，许多基本经济、社会、人文数据完全缺失，有的国家甚至不能提供像样的人口统计数据，部分非洲国家自从摆脱殖民统治以来从来没有进行过全国人口统计，因此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关于某些国家的人口状况也只能采取“预测”的方式，实际上就是猜测。而第二、三世界国家在各个领域比较能够提供完备数据的国家比如南非、肯尼亚、泰国、马来西亚等都是比较有秩序、管理能力较强的国家，仅仅从数目字管理水平而言都可以预测，这些国家将来会有不俗的长时间发展。而苏丹、索马里和阿富汗等一些处于战乱的国家几乎无法提供任何数据，其数目字管理水平也是最落后的。

因此从数目字管理水平的角度来看，一个现代化国家就是数字化水平高度发达的国家，一个后进国家则是指数字化水平低下不足的国家。前几天查询关于各国税收状况的时候读到一篇关于巴西的报道，报道告诉我们巴西采取了先进的税收识别制度，实行税收识别号管理。每个人一出生就得到一个11位数的税收识别号码，而每个公司建立之日就立即被赋予一个13位数的号码。因此无论一位巴西公民在哪里工作，这个税收识别号将始终跟随，因此其收入都在税务局的管理范围之内，即使是公民在银行开户也必须提供税收识别号码。因此无论在任何地方，国家通过税收识别号码可以在国境上任何地方控制税源。这与笔者在德国的经历是相似的，任何一位公民，也包括有工作许可的外国人都有税收识别号码和社会保险号码，通过两个号码将有效地防止税源流失，同时这也可以保护公民，因为雇员在任何形式的企业工作都必须参加法定的社会保险制度，通过数字管理可以有效防止雇主不为雇员办法定社会保险。这里就充分体现了一个现代社会强大的数目字管理水平和数字化水平，没有一个完备的数目字系统任何国家功能都很难有效扩展开来。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对现代化社会的理解更加深入。我们以前常常听到对西方社会和工业化社会的一些简单描述，比如西方社会被简化为“民主”的、“自由”的，似乎国家什么都不管制，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此人性得到最大的自由发挥，而中国则是“充满管制”的、不够“自由”的。这样的对现代化的认识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解。现代社会确切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管制社会，或者可以说是管理社会，自由只是在强大管理和管制能力下的有限自由，而不是国家不管一切的公民任意自由。现代社会中，一方面大家越来越个性化，可以奇装异服，可以有嬉皮士，可以听各国的流行音乐，可以到处去旅行游玩，可以有言论自由发表观点，可以自由地进行结社，从这些方面来看，个人确实是自由了，国家不会干涉公民的个人生活、个人爱好和民间社会的自治。可是现代社会里我们又失去了很多“自由”，比如每个孩子到7岁时无论他本人是否愿意、无论家长是否愿意，他都必须走向学堂，而这在前现代化的农业社会里到是一项自由，国家不会用法律的形式去规定孩童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就该上学；只有在现代化社会里，童工才是禁忌，而前现代化社会的国家从来不会干预雇佣童工；在前现代化社会结婚是个体和家族的事，而在现代社会两个人结婚则必须达到国家法定的婚龄，须得去市政府登记，领取结婚证，个体的行为被纳入了国家的管理；现代会社会里平时可以很自由，可是一旦上班却非常严格，工时纪律严格约束人们的行为，随便迟到早退必定受到严格的现代企业管理的约束，而在农业社会里，几点去田间劳作，每天工作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回家，都是非常随意和任意的，是个人行为，而这在现代化社会却是组织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社会的“自由”是更少了；又比如个人所得税申报，公民必须将所得收入的一部分纳税给国家，一个人无论在国境范围内的任何地方都无法抗拒国家的税收管理，都必须依法纳税，每年还必须填写繁琐的税收申报单，而在农业社会国家，税收的管理是极其松散、混乱和碎片化的，国家没有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愿去建立覆盖每个居民的税收管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农业社会可能更自由，现代化社会更不自由。

法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现代化社会实际上是个监管社会和规训社会，国家表面上看更加自由了，事实上国家干预的程度更加精密化、隐形化和深刻化，国家力量配合精密分工的现代专家知识实现了对社会更加深入的组织和规训。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也认为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文明规划全面展开的历程，公民在某些方面的确更加自由，但是在更多方面却是被国家制度化的力量所规划、调控和形塑，国家通过大量制度化的机制让公民逐渐把外在的约束（Fremdzwang）转化成内在的自我约束（Selbstzwang），并自觉把许多规范看成是社会规范和公共规范，并将其看成是一种“超我”的社会化机制去遵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7岁就要去上学，18岁以后就要办户口身份证、服兵役，念完书以后就要去工作，60岁以后就要退休？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工作的时候每年都要进行税收申报，赚了一笔钱就必须向国家缴纳税收？这一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而是现代化社会国家强大管理能力带来的人们社会化与自我控制的过程。我觉得把现代化社会描述成为监管社会是有点过激了，但是单纯把现代社会描述为“自由社会”也是不到位的，笔者认为现代化社会就是一种自由和强大管理并存的社会，国家强大的现代管理能力和公民自由同时存在，这构成现代社会一大奇观，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社会才更加准确、全面。

当年笑帅

三 全面提高我国数字化管理水平
刚才谈到，现代国家持续扩大管理能力之过程中，最重要一环是扩大国家的数字化管理能力，也就是黄仁宇先生所提倡的数目字管理能力。数字化管理水平包括各个领域，比如经济领域、财政金融领域、社会领域、教育领域、环境保护领域、人口领域、各个学科领域、公共安全领域等，所有领域都应该逐步实现数字化的精确管理。另外，每个领域下都可以细分出分支领域的数据，分支领域下还可以划分出不同方面的数据。比如说人口领域除了包含全国人口的统计数据外，还应包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这之下还应该分化出各个县、市、自治州、自治县的数据；按照性别年龄而言应该依次分别出男女人口数据、18岁以下、60岁以上人口的数据，按照文化水平而言应该分化出小学、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等数据，按照职业而言应该分化出各个职业群体的数据，按照城乡则应该分别出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数据，另外的一些重要指标包括宗教信仰、民族等，总之，统计越完备，数字化管理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我们搞清楚自己国家的情况，并进行各个领域的科学分析，有利于科学了解我国的社会结构，了解我国的一些优势和弊端，并有助于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同样如果我们拥有详细完备的教育领域的数据，也能有助于我们了解教育的基本情况，有助于了解教育体制的问题，才能真正作到对症下药。比如说我们如果拥有7岁以上儿童上学比率和绝对数字的数据，我们就能准确把握有多少学龄儿童辍学或是家长没有履行义务教育的法律责任，如果我们有各个地区大学学费的详细数据，我们就可以根据当地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计算大学生家庭平均负担水平，根据这样的数据，我们能够迅速将社会存在的重要问题和不足通过量化的方式显示出来，迅速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反映到高层以求增加一些公共领域的投资。社会保障领域所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和最低保障等，任何一个领域的参保人数、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享受待遇人数，以及享受这些待遇群体的基本职业、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等，都是重要的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每年都能及时更新的话，那么相关研究者也可以及时进行专项分析和考察，得出社会领域变迁发展的重要趋势性结论，并有助于发现一些重要不足，理清改革思路和改革方向。

总之，任何领域的改革和发展都离不开详细的数字化管理和准确精密、完备周全的统计。包括我国GDP和人均GDP的合理区间是多少也至关重要，我们摸清楚家底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根据人均收入水平进行相应的产业规划，因为国际经济界的发展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进入年4000美元的时候，就是轿车产业飞速发展的阶段，那么根据科学准确的人均GDP数据我国就可以合理制定产业政策，提前进行产业升级和市场容量的科学预测，这些数据也可以为我国的汽车公司提供该行业市场潜力的重要参考。国家提供的标准化科学数据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也有助于各个产业进行科学的规划，并有利于进行市场预测。

数字化管理水平除了可以理解为量化数据以外，还可以理解为质化数据，包括国家定期进行的大规模社会调查，以及运用科学手段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的随机电话访问、分职业群体的访谈、问卷调查、抽样调查等，通过社会政治问题的广泛调查可以了解民意，了解哪些方面政府工作有不足和欠缺，深入了解民间舆论对某些重大议题的看法及其变化，深入了解当代社会一些新趋势和民众的普遍心理，同时了解哪些领域可能是危机领域，政府必须未雨绸缪，建立好相应的公共设施，以预防公共危机的发生；同时建立公共预警系统和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对社会热点和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进行公共预警。

总之，量化和质化的数字化管理水平是一个国家走向进步文明的标志，我国现代化进程需要我们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的数字化水平，这是国家现代管理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希望在中国飞速崛起的年代我们能够迅速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将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发达的数字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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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策二十六：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新解读Liu TaoSeptember 13, 2007 中国崛起策

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远东，东方巨龙的复苏成为地球村里最引人注目的历史性事件。中国如何把握历史性的机会，实现国家振兴和复兴的目标，取决于内部自身的制度建设，也取决于今天中国对世界形势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评估，当然也取决于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战略意义上的判断，以及中国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最关键的是经过精密的战略定位和判断后，中国应该如何合理利用自身的实力逐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从而完成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的大业，是重大课题。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认真考察历史上的著名地缘理论对于我们把握世界整体形势具有很大帮助。
一 地缘政治理论、海权论和制空权论
英国著名地理学家、英国牛津大学地理系教授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于1904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提出了地缘政治学领域的全新课题。麦金德从世界整体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地理构成和世界历史进程，认为世界是由几个大岛构成的，其中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是最大的“世界岛”，美洲大陆是另外一个岛屿，澳洲则是较小的一个岛屿。由于欧亚大陆是世界上主要政治、经济力量的集中地域，也是人口众多、面积庞大的连贯性区域，加之欧亚大陆是世界性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的诞生地，因此欧亚大陆成为世界发展的地理枢纽地带。
麦金德非常敏锐地观察到在亚欧大陆的中部，主要是在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以西的区域，包括西西伯利亚平原、蒙古高原、中国黄河以西的区域、中亚草原、乌拉尔山脉以西的俄罗斯草原，在这片疆域广大的区域里水草肥美，适宜于放牧生活，气候上则是冬季寒冷、夏季炎热的大陆性气候。非常巧合的是，这片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和封闭，其南边是蒙古高原、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西南部是伊朗高原和中东高原，西边毗邻欧洲的地区则是欧洲山地，而北边则是北冰洋，因为是寒冷的冻港，因此北边无法航行出海，当然也不存在敌人从海上迂回进攻包抄的问题。独特的地理环境、广阔肥美的草原和丰富的资源使得这块地理区域在麦金德眼里成为世界枢纽区域——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麦氏将人类历史分为前哥伦布时期和后哥伦布时期，在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中轴线就是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与欧亚大陆边缘地区民族的争夺战。人类历史上的匈奴人、马扎尔人、阿尔瓦人、突厥人、蒙古人居住在这一世界心脏地带，他们往东可以与中国争锋，南下可以进入伊朗、中亚和南亚次大陆，向西则可以进入富饶的中欧和西欧平原。用麦金德的“世界心脏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把中国历史简化为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和边缘地带的农耕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反复拉锯战。当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取得拉锯战的胜利的时候，游牧民族就如呼啸的海水一般侵入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华夏民族就会感慨“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在千年的“中心边缘争夺战”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多民族融合的局面；当农耕民族为主的中华帝国击退了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时，就如同海潮逐渐退却一样，游牧民族在边缘强国（或是大唐、或是大汉）的压力下，或是在面临气候变迁、或是经历瘟疫流行的情况下，被迫退出亚欧大陆东部边缘，然后从心脏地带向欧洲或是南下向伊朗和中东高原迁徙，从而给其它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张力，许多民族被迫迁移。游牧民族从中心发源，向东、西、南三个方向的迁移和入侵多次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是现代世界各国版图形成和确定的有力推动者。

图一 麦金德理论中的欧亚大陆世界中心岛屿

图表来源 维基百科英文条目“Heartland”

麦金德认为，在哥伦布航海的地理大发现后，游牧民族从中心的有利地位一下转变为不利地位，因为海洋民族可以通过航海绕道到游牧民族的背后，从海上对游牧民族实现夹击，从而打破游牧民族“占据中心，侵入边缘”的千年人类历史局面，带来真正的世界历史转折。而后哥伦布时代真正的历史变局是：西欧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技术和交通手段的新革命，铁路运输实现了长距离的交通联结，改变了广阔的地域观念，并且可以通过运输实现资源的有效运输、聚集和使用，使得更大规模的工业化成为可能。麦金德在1905年到1943年期间对世界心脏地带的位置作了一些改动，最终将东欧平原也包含在心脏地带范围之内。麦金德由此得出了震撼世界的重要结论：
— 谁统治东欧平原，谁就控制了全球“心脏地带”；
— 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
—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支配全世界。
麦金德发现，在心脏地带以外的欧亚大陆各区域呈环形分布状态，他称其为内新月区域，主要是指西欧的基督教国家，东亚的儒教和佛教国家，南亚的印度教和婆罗门教国家和西南方向的什叶教和逊尼教的伊斯兰国家，而世界其它区域则被麦金德描述成为外新月区域，主要是指欧亚大陆世界岛以外的整个世界，包括美洲、澳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麦金德的整个地缘学说也被称为陆心说，其重要的视角在于认识到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枢纽地位，认为世界之争就是世界心脏地带的争夺。为了防止中心地带有重要的陆权大国完全控制心脏地带，形成独霸欧亚大陆进而称霸世界的局面，海洋国家必须联合欧亚大陆边缘的陆地国家，遏制和限制陆权国家独占心脏地带的企图。麦金德是英国学者，主要着眼点在于为当时的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而当时重要的海上强国英国正处于由盛转衰的历史阶段，麦氏的内心是焦虑不安的，他的整套理论充满着为大英帝国强权服务的企图。
对麦金德陆心地缘理论加以修正的是美籍荷兰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相对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斯皮克曼持有的观点是边缘地带理论。斯氏并不否认麦金德亚欧大陆中心地带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却认为亚欧大陆中心地带由于人口稀少，社会组织化程度很难达到集中大规模资源的程度，而相反的是欧亚大陆东西两侧的边缘，分别是人口集中，资源丰富，社会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尽管斯皮克曼生活在20世纪上半期，当时的中国依然是积贫积弱的后进国家，但是斯氏以超前的眼光预测到地处欧亚大陆东部边缘的中国因为人口众多、种族单一和历史上具有组织化的经验，因此有很强的潜质成为世界性强国。总之，并非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是欧亚大陆东西两侧的边缘地带才是最重要的核心区域，西部边缘（西欧）或是东部边缘（东亚）一旦产生一个统一的国家可以整合庞大的人口、社会和资源，实现高度的组织化和工业化，就有可能成为世界级强国。
麦金德认为工业化以后欧洲列强的战争主要表现为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之间的战争，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海洋国家英美为了遏制陆地国家德国夺取东欧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这片心脏地带的野心而进行的战争。而斯皮克曼在这点上再次与麦金德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工业化以来的战争，特别是一战和二战，并不必然表现为海洋国家和陆地中心地带国家的战争，尽管这样的战争存在着，但这并不是战争的唯一形式，战争更多表现为海洋国家和陆地中心地带国家为了反对某个陆地边缘国家的野心而进行的战争。在斯氏看来，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均是相同性质的战争，那就是海洋国家英美和陆地中心国家俄罗斯即后来的苏联共同遏制边缘地区强国——德国的战争，事实上海洋国家和陆心国家并不必然表现为冲突，更多的时候却是表现为合作，这类似英国和俄国的关系，而陆地上的边缘国家却可能发生根本冲突，比如法国和德国。而陆地上的边缘强国和中心强国也会发生激烈的战争，比如法国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战争，和二战中的苏德战争。因此将战争仅仅理解为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是非常偏颇、片面和不足的，战争形态和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是非常复杂的。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可以类似表述为：
— 谁（以武力或是和平方式）统一或整合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边缘地带，谁就掌握了世界最有潜质的地区；
— 谁掌握了世界最具潜质的地区，谁就有望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世界强国；
— 谁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世界强国，谁就会成为美国世界超强的有力挑战者。
谈到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心脏地带理论和边缘地带理论，就不得不提到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权论。马汉的《海权对世界历史的影响》1890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轰动，不仅促使美国举国上下统一了认识，走向海权发展的道路，而且其影响远远超过本国，辐射到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也影响到欧洲大陆上的传统陆权强国，比如法国、德国和俄国。德国的威廉二世尤其着迷于马汉的海权论的影响，致力于发展德国的海军。马汉认为，美国的商业利益遍及全球，而商业利益的走向决定了国家利益的走向。美国的商船和贸易船队驶向何处，美国的国家利益就航行向何处，为了保卫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美国必须建立强大的舰队，控制重要的海上通道，保护商业的畅通。与麦金德的陆心说不同，马汉的控制世界理论是：任何国家或是国家联盟如果能够控制世界公海，如果能够掌握咽喉航道、海峡和海道，就能够牢牢掌握世界财富的来源，进而控制世界经济的命脉。因此模仿麦金德的陆心说三段论，结合今天世界的现实，我们可以类似地将马汉的观点表述为：
— 谁掌握了世界核心的咽喉航道、运河和航线，谁就掌握了世界经济和能源运输之门；
— 谁掌握了世界经济和能源运输之门，就掌握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安全命脉；
— 谁掌握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安全命脉，就（变相）控制了全世界。
除了马汉的海权论以外，现代世界制空权理论的鼻祖分别是意大利人杜黑（Giulio Douhet），美国人米契尔（Billy Mitchell）和俄籍美国学者塞维斯基。总结他们的空权理论或是制空权理论，大致得出的核心思想观点是：飞机的出现完全改变了现代战争形态，战争由平面战争转化成为立体战争，古典战争中的前后方关系出现了模糊的现象，也就是平面战争中的后方在战争中却可能成为前方，战争从摧毁地方的军事设施开始转向为摧毁地方的重要交通线、能源补给线、后备生产能力。同时通过对敌方中心城市的轰炸，造成对手民心士气因为恐惧而彻底崩溃。而现代的陆权和海权离不开制空权的控制，失去了制空权，海上的舰队就可能成为敌方的活靶子而失去了还手能力，因此惟有掌握制空权，才能真正谈得上海权和陆权。而一个国家如果掌握了全球的制空优势，就可以称霸世界。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超级大国和列强的竞争从制空权转向了外太空权，美国的全球导弹定位系统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已经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推向新的高度。两次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已经显示出战争的新形态，强势的超级大国和世界强国通过先进卫星定位、导航和监视系统完全剥夺了敌方的制空权力，精确的导弹定位系统和空袭摧毁了敌方人民的有效抵抗意志，在陆军出现在敌国土地上的时候，战争大体已经结束，对手的交通、能源、指挥和后勤系统完全瘫痪，满目疮痍，敌国人民的抵抗意志被降到最低。因此就制空权而言可以表述为：
— 谁掌握了制空权，谁就可以掌握海陆权，形成立体优势；
— 谁掌握了立体优势，谁就可以瘫痪对手的战争潜力和战争意志；
— 谁瘫痪对手的战争潜力和战争意志，就能以压倒优势取得战争胜利。

表一 对比地缘、海权和空权理论的主要观点

	三段论
麦金德的陆心理论	— 谁统治东欧平原，谁就控制了全球“心脏地带”； — 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 —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支配全世界。
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	— 谁（以武力或是和平方式）统一或整合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边缘地带，谁就掌握了世界最有潜质的地区； — 谁掌握了世界最具潜质的地区，谁就能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世界强国； — 谁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世界强国，谁就会成为美国世界超强的有力挑战者。
马汉的海权论	— 谁掌握了世界核心的咽喉航道、运河和航线，谁就掌握了世界经济和能源运输之门； — 谁掌握了世界经济和能源运输之门，就掌握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安全命脉； — 谁掌握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安全命脉，就（变相）控制了全世界。
杜黑、米契尔和塞维斯基的空权论	— 谁掌握了制空权，谁就可以掌握海陆权，形成立体优势； — 谁掌握了立体优势，谁就可以瘫痪对手的战争潜力和战争意志； — 谁瘫痪对手的战争潜力和战争意志，就能以压倒优势取得战争胜利。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接下来笔者将着重从表格中前两种理论也就是陆心论和边缘地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重要地缘事件，并重点阐述这样的理论对于当代中国认识自身处于世界体系中位置的重要意义。

当年笑帅

二 地缘理论下的战后历史进程
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开始了苏德战场的反攻，苏联红军不仅收复了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欧俄地区，并顺势攻入了东欧国家，势力范围影响直到南欧国家，苏联红军进攻的势头一直到攻克柏林为止，东部德国也在历史上破天荒地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用麦金德陆心理论来看，苏联就是占据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现代鞑靼”，苏联的本土范围不仅包括麦金德1904年提出的传统心脏地带比如叶尼塞河以西的西西伯利亚平原，也囊括了除阿富汗与中国新疆以外的整个中亚地区，乌克兰、白俄、高加索地区也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一部分，而苏联的中心地区——高度工业化和组织化的欧俄地区也是典型的心脏地带。苏联的诞生不仅复活了历史上的欧亚大帝国的历史经验，更加让人联想起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在欧亚大陆奇迹般的扩张，苏联的诞生几乎囊括了麦金德陆心理论中大部分心脏地带，其扩张历程更暗含了麦金德具有远见的预测：当一个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化工业国家取代古代的游牧民族控制了心脏地带以后，就可以利用现代运输手段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丰富的资源联结起来，从而实现控制欧亚大陆和独霸世界的野心。苏联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似乎也验证了麦金德理论的远见，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将世界岛心脏地带用现代化的运输交通手段联系在一起的帝国，其可利用资源的程度也必将是史无前例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心脏地带的重要意义：二战期间，纳粹面对西面战事的胶着，不是继续进攻英国，而是突然放弃西部战线，率师狂袭东部的苏联、乌克兰和白俄，也是想要夺取陆心地带的心脏地区。而苏联虽然在战争初期犯了一系列战略失误，但是因为掌握了大片心脏地带区域，因此掌握了丰富的战略资源和军需后备，心脏地带庞大的战争资源储备和源源不断的军需产品是苏联最终战胜纳粹德国的重要原因。而苏联东部战场的告捷和苏联红军控制东欧和东部德国更是获得了麦金德在1943年修正理论后最重要的心脏地带——东欧，苏联的势力达到历史的顶峰，一时间，苏式共产主义似乎大有席卷整个欧亚大陆之势。

图二 垄断欧亚世界岛心脏地带的现代鞑靼帝国——苏联

图表来源 维基百科全书“苏联”条目

而美国和西方集团对苏联陆心地带急剧扩张采取的遏制手段乃是根据斯皮克曼边缘地带遏阻理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世界岛——欧亚大陆西部边缘的西德、法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北欧和英国等国家构筑了防止苏联集团入侵的战略防线，但是苏联的东欧集团占据了心脏地带的重要战略优势，对于西方海洋民主国家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冷战相当长的时间内苏联东欧集团处于较大的战略优势，而美国支持下的西欧边缘地带的海洋民主国家却相对处于战略守势，苏联大规模的坦克集团军似乎可能随时入侵欧亚世界岛的西部边缘地区，而中欧和西欧的平原地形几乎让西欧海洋民主国家在面临苏联红军入侵时无险可依，面临战略险境。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被当时的西方集团解读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力量扩展到欧亚大陆世界岛的东部边缘，在一些地缘学家看来，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联合使得欧亚大陆出现了苏联势力席卷全球的可能性。而西方国家则战略退却到欧亚大陆的两个边缘，被迫实行边缘包围、步步为营和反制中心的战略行为。美国在冷战期间两次重要的介入都受到了斯皮克曼边缘理论的影响，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介入都是美军在边缘地带的大规模介入。美国为了防止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被赤化，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但是却遭到平局和失败的局面。特别是美国在越南战场的失败让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赤化，整个中南半岛震动，美国在整个西方世界中大丢颜面。
从中国自身战略利益角度来分析，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和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都对认识二战后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局势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即将解放南京的前夕，世界上两个意识形态完全对立、互相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在中国时局上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双方均要求中国南北两方划江而治，这是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最集中的体现：在欧亚世界岛东西两端的边缘地带因为人口众多，经济区域密集和资源丰富，任何一个区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则无论其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其必将对美苏的超级霸权构成挑战。因此互为敌对的美苏战略性地达成了一致，要求成立南北中国。当时中国的两位领袖都顶住了美苏的压力，蒋介石拒绝了美国的南北朝的建议，而毛泽东则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魄力粉碎了美苏在边缘地带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捍卫了中国国家利益，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人以实际行动掌握了中国战略主动权，在亚洲大陆边缘地带完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为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地缘战略局面。因此仅仅将中国革命的胜利归结为苏联势力扩张到欧亚大陆东端的纯意识形态的看法是偏颇和不足的，之后中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完全印证了这样的事实：中国革命的胜利造就的是欧亚大陆东部边缘地带一个独立大国力量的兴起，而不是任何一种依附力量的兴起。今天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喜欢从领袖性格和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的角度来解释中苏破裂的这段历史，笔者并不否认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经过考证得出的观点，但是这样的观点并不全面。笔者看来，中苏分歧和冲突是有其深刻地缘因素根源的，中苏两国因为国家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导致双方关系的紧张和冲突。苏联以压倒性的优势占领了世界中心岛的心脏地带，其有利的地缘优势和超级资源优势使得苏联在面对欧亚大陆中心岛两端的边缘地带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扩张的战略意图，进而难免自我膨胀并试图称霸世界。另外，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莫斯科具有天然的意识形态优越感，但是意识形态的优越感和解释权仅仅是表面现象，它只是实现苏联称霸欧亚世界岛的重要工具。苏联和中国虽然在当时同为共产主义阵营，但是双方追求的战略目标和地缘目标是南辕北辙的，中国追求的是彻底摆脱附庸的身份，在亚欧大陆东端成为独立的一级和独立的力量，当时部分选择苏式共产主义也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而苏联则天然把中国看成是另外一个东欧，是苏联政治力量的延伸，是苏联全球战略上的一颗棋子，是苏联独霸欧亚世界岛的重要“加长”力量。因此目标完全不同必然导致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世界超级大国和亚欧东部边缘地带的新兴独立大国的碰撞，这样的碰撞是地缘力量的碰撞，是国家利益的碰撞，而双方意识形态的分歧和领袖性格的差距反倒是次要因素。
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样的压力甚至比欧亚大陆西部边缘的中西欧海洋民主国家面临的压力还要大得多，首先西欧国家有美国全力支持，而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同美国处于敌对状态；其次中国在陆上与苏联交界的边界长达1.23万公里（蒙古人民共和国同中国的交界范围也计算在内，因为当时蒙古是苏联的附庸），远远大于苏联和亚欧西部边缘地带欧洲国家交界的范围，苏军可以从1.23万公里的陆上交界处的任何地段向中国发起进攻，特别是东北平原，极可能是苏联红军的坦克集团军可能攻入中国的高危区域；三是中国和西欧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不一样，相对落后的中国和当时在国际政治中相对孤立的局势极可能成为苏联进攻中国的诱因。感谢老一辈中国领导人以他们钢筋铁骨般的魄力抗住了苏联无比巨大的战略威胁，并通过国际政治中的合纵连横改变了中国的战略危局，最终彻底奠定了中国欧亚世界岛东端独立大国的重要地位。
用地缘理论来解释过去的历史并不是单单在讲述过去的一段故事，更有利于我们展望未来，用全新的战略眼光规划明天中国的发展。
三 苏联解体后的地缘战略形式分析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亚欧大陆世界岛的战略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仔细分析亚欧大陆岛上的战略形式，对今天中国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定位自身的地缘战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1）苏联后期与中国改善关系，以及中国俄罗斯关系的改善极大地舒缓了中国在中苏边界的战略压力。苏联的解体导致中苏边界接界处急剧缩减为中国东北与苏联的接界处，中俄关系全面回暖和正常化以及中俄边界成为友好边界使得中国长期屯兵北方的陆权战略得以向海权战略转化，这样的转化对于中国海权意识的增加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后将在海权一章中重点谈到）。
（2）苏联的解体使得中亚五国和高加索地区重新独立，世界心脏地带的重要区域重新成为“无主之地”，世界各大国对心脏地带的争夺重新燃起。当然也是因为苏联的解体，中国才有可能进入中亚区域。
（3）苏联的解体使得东欧地区完全获得独立，并向美国和欧盟靠拢。俄罗斯在亚欧大陆关键地带输得非常惨痛，而对于欧盟而言，却取得了介入传统心脏地区的重要战略契机。欧盟的东扩和北约的东扩，波罗的海国家被纳入西方阵营，甚至乌克兰和白俄的政局动荡都使得俄罗斯在欧亚世界岛的西端面临战略灾难的局面。
(4) 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上海合作组织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该组织的扩大和将伊朗纳入上合组织将是保障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在世界岛心脏地带地缘利益的最重要的战略决策。
（5）美国通过9·11的反恐第一次直接派军队进入了亚欧大陆世界岛屿的心脏地带，美军进入阿富汗使得美国开始直接驻军心脏地区，美军入侵伊拉克实现了对濒临世界中心岛的能源区域的控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犹如两把尖刀插入了亚欧世界岛的心脏地区和濒临心脏地带的产油区。
（6）如今美军在伊拉克陷入了进退失据的胶着状态，硬撑下去，美国国内的民意不会支持，如果撤退，则有可能让美国在世界大丢颜面，陷入“多米诺骨牌”的战略轰塌局面。美军的撤退必将鼓励穆斯林世界的激进派别反美甚至是反西方的举动，甚至将刺激远在阿富汗的塔利班和本拉登的激进力量，进而造成整个心脏地带形势的动荡和翻盘的局面。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和能源区域将可能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局面，一些国家可能会分裂成好几个国家。

图三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心脏地带地缘之失

图表来源 美景网站

从斯皮克曼的边缘理论和麦金德的陆心说相综合的角度来看，今天欧亚大陆世界岛的形式是相当耐人寻味的。如果说苏俄代表的是欧亚世界岛心脏地带的核心力量的话，如果说西欧海洋民主国家代表的是西部边缘最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力量的话，如果说中国代表的是世界岛东部边缘最强的力量的话，那么按照自西向东的地理方向，西部边缘、心脏地带和东部边缘的力量之比正在发生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二次大战以后的初期三方的关系之比为弱强弱（心脏地带的苏联强大，西欧和中国相对弱小），而现在三方的关系则逐渐在向强弱强的关系过渡（俄罗斯的力量相对于欧盟和中国崛起而言相对较弱），因此欧亚大陆世界岛的力量变化出现了“中部塌陷，东西崛起”的特殊地缘政治现象。在这样的全新地缘政治局面中，东部和西部的力量都有可能进一步蚕食心脏地带的地缘优势，为了使中部心脏地带的重要力量和核心国家不致产生两面蚕食和两面挤压的局面，技巧性地介入心脏地带维护我们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利益，同时与俄罗斯这一心脏地带中心力量保持良好合作，并通过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国际合作的方式实现我们在世界心脏地带的核心利益是唯一正确的方式。重新将俄罗斯推入与东西边缘力量敌对的关系是错误和危险的，但是俄罗斯重新单独垄断心脏地带同样是不能接受的。中国在涉及世界心脏地带的重大战略利益问题上应该首先与俄罗斯进行良好沟通，通过中俄平等领导下的多国组织化的模式（如上海合作组织）将是最佳的捍卫中国心脏地带地缘利益的方式。相较于欧盟咄咄逼人的东扩，北约抵临俄罗斯的战略底线，以及欧洲联盟部分国家主动吸引美国遏制俄罗斯的作法，中国以合作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双领导模式介入中亚是明智之举。欧盟对待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利益问题采取的是“推”（push）和“排除”(exclude) 作法, 我们对待有关俄罗斯战略利益议题上的作法是“拉”（pull）和“整合”（integrate）的作法，思维不同，方法不同，必将导致结果不同。套用国际政治界一句术语：如果你将俄罗斯推入敌人的行列，那俄罗斯就会成为你的敌人，这正是上升中的中国要竭力避免的。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地处世界岛东部边缘的中国只有和世界中心岛的俄罗斯建立良好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崛起才有可能。

当年笑帅

四 古典地缘理论需要创新：中国的“边缘－中心”身份
麦金德的陆心说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都建立在这样的假说上：全球政治和经济是一体的，欧亚大陆（含非洲）是世界岛，其中欧亚大陆是世界岛的中心地区，欧亚大陆世界岛上可以分为心脏地带和边缘，心脏地带包含中亚、西西伯利亚、高加索地区、俄罗斯欧洲部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东欧，其它部分为边缘地区，其中内新月的边缘区域指的是欧亚大陆除心脏地带以外的区域，外新月区域包含世界其它部分如美洲、澳洲和极地等。
笔者认为，将欧亚大陆世界岛划分为心脏地带和边缘是非常具有创建性的看法，但是也有偏颇不足之处。比如说有的国家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比如德国，基本上而言德国连接东欧这一心脏地带和西边靠海的边缘国家和海洋国家，这样的特殊地理身份使得德国在历史上常常处于心脏地带国家（如俄国）和真正边缘地带国家（如法国）以及海洋国家（如英国）的夹击，同时德国在今天全球化的和平世界也具有相当的地缘优势：德国既可以吸收心脏地带的资源，也可以同边缘工业化国家和海洋国家进行贸易，同时还是联系心脏地带（东欧和俄国）与边缘国家（荷比卢法）的走廊地带，这样的过渡地理区域的国家应该单独归类为“半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指的是那样一些国家，他们在地理上呈过渡的走廊形态，连接的是心脏地带和边缘国家及海洋国家，因此这样的国家在过去比较容易面临两面夹击，在全球化的今天则具有相当优势，可以吸收中心的资源，并与边缘和海洋开展贸易。如果在半边缘出现了一个高度组织化和工业化水平的国家，其经济力量和国家实力将处于有利地位。除了德国以外，伊朗也可以大致归类为连接中亚心脏地带和海湾国家的之间的半边缘国家。
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同时带有中心和边缘两种属性，成为特殊群体类别国家。比如俄罗斯是典型的心脏地带国家，但是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今天的俄罗斯，其面积幅员都极其广袤，除了涵盖心脏地带的区域以外，俄罗斯的国土还包括叶尼塞河以东的东西伯利亚广大区域，而这部分区域按照麦金德的观点显然应该属于边缘地带，因此确切的说俄罗斯是一个“心脏——边缘地带”国家，但却不是边缘——心脏国家。因为俄罗斯的心脏地带，特别是乌拉尔山脉以西的欧俄部分，是典型的心脏地带，而这部分地区最能代表俄罗斯的经济能力、人口集中程度和文化认同，因此心脏地带的属性是俄罗斯的主要属性，俄罗斯是一个心脏地带为主要属性并涵盖了边缘地区的国家，这样独一无二的地缘身份可以描述为“心脏——边缘”国家。而我国恰恰是另外一个具有独特地缘身份的国家，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经处在世界岛的心脏地带，而我国又紧临心脏地带的核心国家——中亚斯坦国家群，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我国和平崛起的经济力量早就深深嵌入了该区域，成为该区域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从西部边境而言，我国完全进入到亚欧大陆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并成为该地带的重要力量，从地缘角度而言，我国西北广袤的区域已经带有世界心脏地带的特质。而我国又是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下的亚欧东部边缘地带最重要的潜质地区，考虑到我国的经济重心在沿海的边缘区域，我国人口集中部分和文化特质均与亚欧大陆东部边缘地带（除西北、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以外的中国省市）有密切关系，因此我国也具有双重地缘身份，是一个“边缘——心脏”国家，边缘地区决定的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人口集中程度和文化主要特质，中心表示的是中国在陆上直接有连接心脏地带丰富资源的能力，中国这样的地缘潜力在整个欧亚大陆堪称是独一无二的。当然，如果我们把欧盟看成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单一的民族国家的话，欧盟也带有“边缘——心脏”的身份，欧盟东扩后的东欧是心脏地区，德国是半边缘，西欧国家和南欧的伊比利亚国家是边缘，北欧和英国也是边缘，这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结合体也具有“边缘——中心”的特点。但是欧亚大陆上任何单一的民族国家都不具有中国这样极为特殊的地缘优势。
而中国以南的中南半岛（东南亚）才是真正的边缘，不仅是亚欧世界岛的边缘，也是中国的边缘。而海洋国家日本和朝鲜半岛自然也处于边缘地位。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是半边缘国家，因为巴基斯坦联结世界心脏地带和边缘的印度，印度由于巴基斯坦的战略阻隔，地理上无法直接联结世界心脏地带，因此从陆上地缘来看，印度是封闭在南亚次大陆内部的边缘国家，其陆上地缘形式要逊于我国。印度只要在巴基斯坦和中国点头合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将石油管道从陆地上输入印度。其它南亚国家如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属于典型的边缘国家。而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则是属于内新月区域的边缘国家，土耳其和伊朗则可以被看作是半边缘国家。
从土耳其到海湾的边缘国家，从海湾国家经过伊朗、阿富汗，一直到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一连串的国家群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油国家，但是恰恰在这一区域，由于历史、文化、宗教、民族等各种复杂的矛盾相互交织，也由于大国的介入，这里呈现的是一条不稳定的弧形地带，我称之为“亚历山大弧形地带”，因为这一片不稳定区域恰恰是历史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行军征服的路线图，在今天，许多国家都处在内部种族冲突、教派冲突、民族冲突、内战和外部的军事干涉之中。在不稳定的“亚历山大弧形地带”，未来可能发展的前景是，伊斯兰和西方的文明冲突加剧，恐怖主义活动加剧，部分民族国家可能会分裂成不同的国家，个别超级大国可能会面临战争惨败撤退的局面。
笔者就欧亚大陆世界岛提出的新概念与新划分可以见下表：

表二 欧亚大陆世界岛国家地缘属性新分类

	国家和地区
心脏地带国家	中亚、阿富汗、高加索、东欧、俄罗斯叶尼塞河以西区域
半边缘国家	德国、奥地利、巴尔干诸国、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等
边缘国家	海湾国家、除巴基斯坦以外的南亚次大陆、东南亚、日本、朝鲜半岛、西欧、伊比利亚国家、北欧和英国
“心脏——边缘”国家	俄罗斯
“边缘——心脏”国家	中国、“欧盟”
“亚历山大不稳定弧形地带”	土耳其、海湾国家、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北纬三十度线国家

根据补充的半边缘和其它类型的国家，笔者得出了一些新论点：
— 除了心脏地带国家和海湾产油国以外，地缘意义上的支柱国家往往是半边缘国家，比如巴尔干、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因为这些国家往往联结着心脏和边缘地带，是地缘上的枢纽区，也是大国必定介入区域。
— 能够成为欧亚大陆上最强大力量，进而成为世界强国的，是带有“边缘——心脏”双重地缘身份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欧盟，两个区域皆可以吸收心脏地带的资源，同时拥有边缘地带密集的人口和工业区。
— “亚历山大不稳定弧形地带”是欧亚世界岛的不稳定根源，这一弧形地带位于北纬三十度上下，经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油国，主要为伊斯兰国家（印度除外）。
摸清了亚欧大陆世界岛上的实情，并对亚欧大陆世界岛上与我们切身利益有关的地区进行形势预测，确定中国合理的介入方式，按照符合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采取决策，将对国家的战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独特的“边缘——心脏”身份必须使我们认真思考国家战略总体抉择，我们究竟应该成为海权国家，还是继续保留为传统的陆权国家？这一严肃的战略课题，取决于我们对中国地缘形势的基本判断，更取决于我们对世界总体形式和世界文明进程的科学判断。作出科学理性的判断，进而制定国家长远战略，真是太重要了！

当年笑帅

中国崛起策二十七：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Liu TaoSeptember 13, 2007 中国崛起策

一 “陆洋”文化崛起策二十六提到了中国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上的双重特征，因此是具有“边缘——中心”身份的特殊欧亚大国，中心地带的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已经深入亚欧世界岛的心脏地带，中国经济的兴起以及与中亚五国贸易旺盛的发展让这片古代丝绸之路焕发了全球化时代的新生机，中亚合作组织使得中国得以深刻介入欧亚世界岛的心脏地带，这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另外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西部边疆的特征让中国具有心脏地带的中心身份，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得中国有能力吸纳心脏地带的资源，陆心地带中国有利的地位和发展态势为中国崛起奠定了西部的能源保障；中国沿江沿海则是中国人口、经济、工业和现代科技密集的地区，庞大的人口资源，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使得世界岛东部边缘地区成为中国崛起枢纽地区，改革开放的国策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世界经济工厂，长江犹如蓄势待发的弓箭射入大海，这把改革之弓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分工之中，无论如何，中国经济的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地缘局势和地理位置，同时带有中国这样“边缘——中心”身份特征的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欧洲联盟能够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话，也将具有“边缘——中心”身份，但这只是将来时，而不是现在时。而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留给我们的地缘遗产则是现在时。如何运用好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事关未来中国的大局。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究竟应该成为海权大国，还是应当继续延续陆权大国传统的热烈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国民的思维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笔者认为，不应该将陆权文化和海权文化截然分离开来。一般认为陆权与海权是与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陆权代表的往往就是安土重迁，安于现状，固守本土，以家族为中心，与此相适应的是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与陆权思维相联系的政治制度则是**主义的政治制度，这样的**政体代表的是僵化、凝固和政治压制；而海权则被赋予了更多的积极含义和现代元素，海权思想代表的是自由、冒险、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与海洋思维相适应的是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蓝色的海洋带来的是自由竞争和开拓进取，与海权思维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则是现代的民主政体和法治国家。一般中国国内的陆权和海权的讨论中，凡是提倡海权的观点都易于从文化上批评中国千年封闭凝固的陆地思维，认为海权的自由思想是当代中国最缺乏的意识观念。而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Saul Bernard Cohen在其《世界系统中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2003）也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具有“大陆”性格和“海洋”性格（Continentality vs. Maritimity），在他看来，海洋特性和大陆特性是截然对立的精神元素和制度元素，中国未来取决于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较量，甚至中国不同的区域和省分都面临“海洋中国”和“大陆中国”这样的身份对立，这样的问题处理不好，会成为中国内部冲突的潜在根源。
笔者认为，海权意识和海洋意识的确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比较缺乏的元素，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国民意识中迄待加强的一部分。但是简单地否定陆权观念和陆地文化或是将大陆、海洋截然分开的看法是有问题的。
中国历史上强烈的陆权思想和陆权思维是有其深刻历史成因的，它已经形成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按照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和地处欧亚大陆东部边缘的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争夺战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中轴线，双方争夺、入侵和反入侵的拉锯战争就是现代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最终形成了现代中国的“边缘——中心”的特殊地缘身份。因此古代中国华夏民族的各个朝代面对来自北部、西北部方向的中亚、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这片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威胁的时候，必须将防御重点放在陆地上，中国千年历史的演绎都是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交接处的地方展开，而海上的威胁只是非常次要的一部分，除了明朝以来中国沿海面临的倭寇之乱。当然近代西方工业化急速的成功让中国千年历史循环发生了转折，但这是我们的祖先在古代中国难以预料到的变局。在华夏民族和游牧民族进行中心——边缘拉锯战的同时沿着双方分界线留下来的巨大军事工程就是长城，同时东亚季风气候气流和大陆性高压气流在东亚大陆上空相遇或是错开容易形成雨水不均匀降落的现象，造成了中国易于旱涝的局面。当东亚季风吹拂带来的低气压降临东亚大陆上空的时候，与北方的高压形成交汇，雨水就会大量降落形成洪涝灾害，当东南季风的“气旋风”与蒙古高原来的高压旋风错开时，又易于形成长时间的干旱。梁惠王见孟子时讲了一句千古名言：“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反映了中国的气候困境。中国面临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呼唤古代中国统一的政府和国家的诞生。为了防御游牧民族修建的巨大军事工程，以及为了防止洪涝灾害和南北降雨不均带来的危害而修建的水利工程和运河，构成了华夏民族生存和发展重要的基础。为了完成这样的巨大的目标，一种易于大规模社会组织和集体生产的政治组织和结构模式是必要和重要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我们在批判东方**主义文化和历史传统时，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一切，而是应该有历史感和文化感，应该懂得结合历史来分析我们本身的文化和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的确，陆地文化有相当多的负面文化元素，带有凝固、保守、**主义和压迫自由和独立思考这些不利于现代化的教条形思维，但是简单地否定中国的陆地文化和黄土地文化传统也是不科学，不全面的。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今天我们每个中国人所接受的文化传承也带有陆地文化中的传统思想，即使是宣称自己完全西化的中国人也会无意识地受到这传统的影响。笔者看来，中国黄土地的陆地文化是我们文化的根源，是决定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非洲人和美国人的基本文化因素。这样的积极的陆地文化因素包括：
— 具有较强的家庭观念和亲情观念
— 尊敬长辈，尊重权威
— 尊师重教，重视文化教育
— 重视社会的和谐与共识
— 重视社会和集体的利益
— 热爱国家，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
— 对国家大一统和国家统一的追求，对分裂主义的厌恶
— 尊重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境界
— 追求和平，厌恶武力张扬
— 内敛的文化气质，不事张扬，强调含而不露
无论如何，我们只有立足中国的陆地文化才能谈得上文化的更新和吸收，离开了陆地中国，就很难谈得上海洋中国。陆地中国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根源，这也是在中国独特的地理、气候、历史环境和历史演变过程中产生的，这期间一些正面因素我们应该继续吸收到现代中国民族精神气质中去，以有利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对于一些负面的因素比如**主义、思想文化精神的压迫、保守主义、不思进取以及小农意识和封建文化意识等则是现代化路上的障碍，是我们必须要扬弃和进行国民精神文化改造的部分。
另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仅仅只是受到陆地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全面的，华夏先民在《山海经》中就显示出对海洋浓厚的兴趣。《尚书·禹贡》中就开始直接记载中国九州的地理、地貌以及“百川归海”的现象。而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第二个朝代商朝就产生于今天河南和山东一代，据考证，商代先民就已经具有一定的海洋意识和航海经验；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齐国是一个典型具有海洋气质的诸侯国，齐国的海盐贸易是当时诸侯国重要的专项贸易，管仲很早就发现了海洋经济有利的价值并加以阐述；而大唐盛世的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人的远洋航行到大食进行商贸，广州、福州和泉州很早就成为重要的海洋贸易港口，上述城市还成为了早期的“移民城市”，许多不同国籍的居民在那里居住；而郑和下西洋的远航更是让中国的船队远及今天东非海岸的摩加迪沙。虽然之后中国历史历经曲折，但是海洋意识依然在**主义的压迫和禁止中倔强地发展出来了，在清朝中后期，尽管有严格的海禁政策，在中国东南沿海一代，特别是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省临海地区，海洋贸易和海外移民一直持续着，直到今天，海外5000万的华人群体也强烈地见证着中国的许多海洋文化的精神和特质， 这集中具体地表现为：
— 竞争精神
— 开拓进取的精神
— 冒险的精神
— 自由开放的进取心态
— 对个人奋斗、个人实现和个体价值观念的追求
— 外向型的海派文化心理
— 对新事物的追求
— 对商业和财富积累的强烈愿望
— 对外部世界新思潮的强烈追求
其实不仅仅是海外华人中浙江、福建和广东人群体具有以上文化特征，在今天的广州、香港、上海和许多沿海城市及地区都具有以上的文化特征，更进一步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巨变之中，经济形态的巨变推动着国民海洋意识的萌发、复苏和觉醒，不仅仅是上海、宁波、青岛和厦门经历着海洋意识的崛起，其实整个中国都在经历海洋意识的崛起。从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从闭关锁国到开放融合，从谨小慎微到开拓进取，从保守守旧到吐故纳新，从个性的抑止到个性的张扬，生活在任何地方的国人都会感觉到意识观念的巨变。我不把这种思想观念的巨变描述成为海洋文化替代陆地文化，或是有人描述的“海洋中国和陆地中国的分野”，而是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的联结和融合，历史上的中华文化就是两种文化融合和结合的结晶，但是封建**主义严格限制了海洋文化发展的契机，让中国文化失去了更新和创新的机能，让盛唐的海洋气息终究迷失在朱明王朝的**主义暴政之中。而改革开放和巨龙复苏让海洋文化在中华大地上迎来了复兴，从此陆地文化是我们民族之根基，海洋文化是我们创新之道；陆地文化让我们有归属，海洋文化让我们融入世界；陆地文化让我们爱土爱乡，海洋文化让我们吸收普世文化观念。我们需要的绝不是这样的选项：中国应当成为蔚蓝色的中国，还是黄土地的中国；我们需要的是代表海洋的蓝色和代表陆地的黄色的综合与融合。在色谱里，蓝色和黄色调和就是绿色，也许这就是现代中国应该有的颜色，它代表了现代中国真正的内涵：立足本土，走向世界，强调保护环境，理性开发大自然。当海洋精神和陆地文化结合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相较于西方民族更易与现代化精神相契合的东方民族，她的特质是：
— 既立足本土文化，又宽容自信地吸纳外来文化
— 既爱乡爱土，又具有人类共同理想
— 既强调（经济和个体的）竞争，又注重（社会政治领域的）和谐
— 既强调个人价值实现，又重视社会集体利益和社会公约
— 既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实现国学复兴，又追求世界一切先进思潮和理念
— 既热爱传统，又开放进取
— 既追求物质进步，又强调节制欲望，实现现代化和自然之间的和谐
— 既内敛含蓄，不行霸道，又外向进取，用东方的理想实现王道
由此可见蔚蓝色的大海并不排斥黄土地，只有当中国人立足于黄土地时，才能真正自信地面对蔚蓝色的大海。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造就了中国独特的“边缘——心脏”的特殊身份，也必然造就了中国陆地海洋的联结文化，因此中国既不是单单的大陆文化，也不是单单的海洋文化，而是一种人类历史上全新的“陆洋文化”，中国是一个地道的“陆洋”国家。从这个角度来把握中国的崛起，我们就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中国崛起和复兴不是中国单一的事件，而是世界性事件，一个不同于传统“陆地”强国和“海洋”强国的“陆洋”强国的崛起必将为世界带来新的贡献，必将为世界各种文化理念带来新的提升，中国的“陆洋”综合文化必将以全新和平的方式推动工业化以来的世界迈上新的台阶。

当年笑帅

二 “海陆”权国家
上一节提到的中国独特的“边缘——心脏”地缘身份和中国“陆洋”文化的特征，这不是一种文化优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结论，而是深刻观察中国地理位置和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后得出的结论。沿着中国的国境线和海岸线进行观察，再将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非常与众不同的特征。中国具有漫长的陆上国境线，长约近2.28万公里。陆上接界的国家竟然达到14个之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是典型的陆权国家无疑。可是同时，中国具有3.2万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中国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权国家。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和海洋舰队，我们就无法保证中国领海的安全。中国的陆海权双重身份同按照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地缘理论观察到的双重身份是一致的，中国是欧亚大陆世界岛上唯一同时明显具有陆权和海权双重身份的国家，这又与现代中国“陆洋文化”两种融合的特征相一致。
这样的特殊地理特征可能是“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首先中国在陆地上可能面临不同大国的威胁和挑战，古代中国必须长期面向北方、东北和西北进行战略防御，现代中国则面临过“现代鞑靼”— 苏联的军事威胁，也面临过西南边境某地区大国的威胁，也与西南边境某地区小国发生过军事冲突。同时中国可能面临海上海洋军事强国和强国联盟的威胁。1840年后满清政府就同时面临海上和北部陆地边境的吞并威胁，这一阶段中国可以说是经历了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人民中国建立后，中国先是面临海上和亚洲边缘半岛而来的威胁，接着又在陆上面临北方苏联的重大威胁，因此漫长的陆境线和海岸线可能容易诱发竞争对手的多处进攻而使我们疲于应付。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漫长的陆境线和海岸线也可能意味着无限的机会和利益，特别是可以带来无尽的地缘政治利益、经济贸易利益和能源利益。当苏联解体后，中俄实现历史性边界和解后，中俄边界就转化为经济利益边界和给双方带来“利好”的边界。而苏联解体造成的中亚真空立即成为中国巨大的地缘政治之收获，不仅免除了西北边境的军事威胁，而且可以直接深入梦寐以求的亚欧大陆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当和平的贸易之门和中国的经济力量驶向心脏地带的中亚时，中国的国家利益就立即驶向了中亚。这样看来，市场经济和商品贸易将过去的地缘冲突转化成为中国利益之“得”。因此，从全球化和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陆上地缘，今天看到的是中国巨大的机会和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有利的地位，同理，当中国和日本将相临的海岸线看成是机会和贸易的时候，中国东部的海岸线和日本西部的海岸线就成为和平的海上贸易线，如果双方发生冲突的话，那么海上贸易线就会转变成双方冲突的交界线。
总之，中国不仅仅是一个陆权国家，也是一个海权国家，因此应该用“海陆权”国家来描述中国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当然，一个国家的财力总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进行当下的优先性判断，我国有限的财力资源在当前的条件下究竟应该更加偏向陆权，还是海权？这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取决于我们对当下和未来20年中国周边环境的战略判断，中国未来可能受到的战略威胁究竟来自哪个方向？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要求我们在哪个方向进行重点防御？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总体环境是什么样的情况？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其主要发展趋势是什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要是以什么样的规则在运行，国际文明整体进步的程度是怎样的？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展的战略方向取决于我们对多个复杂和综合因素的整体判断，然后才可能进行精确战略定位，然后才能探讨我们该如何实现我们的战略。关于这部分讨论中国崛起策将在下一策展开。
三 中国 — 天命大国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趋势来看，从一开始的葡西双雄称霸，到荷兰的小国大运，再到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大国登场角逐，之后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雄，最终是苏联解体，美国独超，这里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晰的发展趋势：由一开始的小国称霸世界，然后是欧洲大国争雄，最后是世界性的大国引导世界。如果对比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今天的中国，我们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特征。
首先，美国和苏联都是面积超级庞大、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不同于以前小国称霸世界的时代。美国面积是940万平方公里，苏联是2200万平方公里，美苏的人口都在2到3亿之间，对比美苏两个大国，我国的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是13亿多，从大国的潜质来看，中国具有世界级大国的基本素质。
其次，从地缘环境来看，美苏都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缘身份，但是也都各有缺陷。苏联几乎独占了欧亚大陆绝大部分的心脏地带，成为一个超级巨无霸般的欧亚帝国（Eurasia），垄断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苏联几乎集中了陆心地带最丰富的资源，具有垄断世界的潜力，苏联和后继者俄罗斯最大的缺陷在于：苏俄是个高纬度国家，国土大多在北纬45度以北，因此苏联缺乏优良的港口和不冻港，北边的北冰洋无法航行，西边仅能通过圣彼得保和波罗的海的狭窄海域向外航行，东边仅有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不冻港，因此苏俄虽然历经几百年扩张还是陆心国家，而不是海权国家，俄罗斯的海洋困境是典型的“高纬度”困境，是地缘注定的；美国的地缘形势极为有利，是“两洋”之国，美国处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陆上接壤的国家很少，而且美国在北美洲大陆上占有绝对优势，陆地上不存在直接威胁，因此可以放手发展海权，因此美国是典型的海权国家。美国的地缘不足在于不直接处在欧亚大陆世界岛上，因此必须依靠超级大国的海权力量介入欧亚大陆，但是存在着未来被欧亚大陆排除的危险。但是现阶段，美国以远离欧亚大陆的“两洋”之国的身份全面介入欧亚大陆，占有一定的“中立”和“超然”身份的优势，因为美国跟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国家没有历史文化和宗教民族冲突的纠葛反倒很容易受到欧亚大陆国家给予的“第三方”裁判身份的认可。
美苏两个世界超级大国都具有独特的地缘身份，一个是“两洋”之国，一个是“欧亚心脏地带大帝国”，而中国恰恰也具有世界独一无二的身份，中国是一个“边缘—心脏”大国，也是一个“陆洋”和“海陆权”国家，几乎是苏联和美国地缘形势优势的结合，是世界上唯一综合了大陆和海洋双重身份的大国。从纬度而言，中美所处的纬度要优于俄国，因此拥有较多优良的港口。中国地缘形式暗含的不足是，中国可能会面临海陆两个方向的威胁，因此必须平衡发展海权和陆权。
美苏是世界两大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宗教文化上两国都具有“救世主义”、“普世主义”和美苏“例外主义”的特征，两国都具有浓厚的弥赛亚救世主思想和意识形态输出情结。美国是清教徒为主的加尔文宗文化，崇尚“上帝预定论”，崇尚个人竞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代表性国家，美国人非常乐意在全球输出自己的制度、理念和生活方式，美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本民族是上帝拣选的民族，是独特的一群人，因此美国必将改变世界；俄罗斯人信仰的是东正教文化，认为东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俄罗斯人掌握了最纯正的基督教教义，因此俄罗斯人担有救世济人的伟大责任，苏共成立后，东部正教的救世教义就转化成为共产主义救世学说，其基本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认为苏俄人是人类中独特的一群，担负有输出共产主义制度意识形态以解放全人类的任务，俄罗斯人必将为人类作出独特的贡献。
虽说意识形态的输出不可取，但是伟大的民族必定有伟大的理想。排除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之外，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还是应该有理想和国家目标的，去提升人类社会的文明境界和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大同。从这点来看，中华民族再次处于很有利的位置，中华民族也有很强的独特性，是人类社会中罕见的文明延续5000年没有发生完全断裂和毁灭的民族，民族的再生能力和复兴能力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确是地球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民族。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改造世界的思想和天下大同的理想，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必将引导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并进一步整合成为具有普遍主义的新世界理想。最近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社会开始出现了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比较出名的就是英国学者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提出的“北京共识”的思想。当然，中国距离形成有吸引力的制度模式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需要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中我们进一步整理出关于中国经验和中国制度的范式出来。

表一. 美国、苏联和中国的比较

	美国	苏联	中国
幅员（平方公里）	940万	2200万	960万
人口	3亿	2.9亿（1991年数据）	13亿多
地缘身份	独特的地缘分身份：“两洋”之国	独特的地缘分身份：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超级帝国	独特的地缘分身份：“边缘—心脏”国家，“陆洋”国家
海权还是陆权？	海权	陆权	海陆权
地缘缺陷	不直接处于欧亚大陆世界岛上	纬度过高，较少优良港口	可能会遭到海陆两个方向的威胁
文明特点	清教徒文化，具有美国人被拣选的思想。具有强烈使命感。	东正教文化，具有俄罗斯人独特使命的思想。	儒家文化，文明历经5000年不中断，为世界惟一，具有世界大同思想。
意识形态模式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共产主义	国际社会出现“北京共识”的讨论，尚无制度化的理论体系。
自身对于本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期待	美国人是被拣选民族，担有世界责任。	俄罗斯人掌握纯正信仰，担有救世重任。	中华文明是独特文明，中国担负有用自身文明改造世界的责任。

表格来源 作者自制

从以上的角度来分析，从中国的幅员、人口、独一无二的地缘身份，文明再生能力和本民族对世界目标的追求来看，中国同美苏一样，的确是“天命大国”。当中国拥有美苏这样的力量的时候，中国一定会承担起世界大国的基本责任，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类历史的创新。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当年笑帅

中国崛起策二十八：全球化时代论中国的海权Liu TaoSeptember 20, 2007 中国崛起策
一. 再读马汉的海权论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成立了一百多年的合众国，历经了内部的纷争和内战，又经历了西部拓荒运动和迅猛的工业化后，一个新兴大国的雏形已经逐渐形成了。起初，美国在北美大陆十三个联邦州联合的基础上进行了领土扩张，其领土延伸到大西洋，成为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两洋之国；而“西部开垦”的牛仔精神正好符合了那批早期从西欧远涉重洋而来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情结，在这片远离欧洲**主义和宗教迫害的新国土上，一批新人建设着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自由之国。沿着五大湖的工业区, 美国的工业在那个时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英国的工业化似乎换了时空在北美大陆上演。1890年的美国在工业产量和制造业等方面已经在全面逼近英国，并顺势夺取了英国“世界工厂”的称号，几年后，这个北美大陆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大英帝国而冠居全球。
当时的美国，外交上奉行的是“光荣孤立”的政策，也就是对欧洲列强之间的纷争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除了在美洲略有动作以外，美国基本上全力专注国内市场和工业化发展，一个庞大的北美统一市场在共和国内逐步形成。但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和市场贸易的飞速增长，年轻的美利坚越来越依赖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海外市场的开拓，海外的原料供应也越来越成为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五大湖城市群和东北沿海也相应地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在这个时刻，关于合众国外交和军事发展方向的讨论再次成为重要话题，美国内部面临独立建国以来第三次重大抉择（前两次分别是关于统一联邦国家的讨论和南北战争的争论）：美利坚民族是否应该继续坚持“光荣孤立”和内向型的专注国内发展的政策，还是应该积极地走向世界，去保护美国的利益。
重要的历史时刻总是会产生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新观点和新思想往往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走向，进而影响到世界历史进程。在我看来，马汉就是影响了美国历史走向进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人物，他的巨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出版后在美国立即引起全国轰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完全专注内向型发展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外向型和进取型的国家。美国能从北美洲的美国走向全球的美国，马汉的“海权”思想居功至伟。之后，马汉的著作被迅速译成多国文字，成为德皇威廉二世最欣赏的书，德国甚至根据马汉的观点制定了德国海军战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更是如获至宝，马汉的思想和理论成为日本海军扩张的重要理论来源；甚至在传统的海权强国 —— 英国，马汉的思想也被广泛地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因其对许多国家影响深远，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被誉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十六本书之一。
从马汉的海权论诞生以来，奉为国策者有之，赞誉有加者有之，强烈批评者亦有之，恶意诽谤者亦有之，但是无论如何，今天谈到海权思想，包括世界各国学习研究海军军事理论时，第一本必读的文献一定是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本真正的好书是能够穿越历史时空给人以无穷启迪的。马汉关于海权思想和理论的书有好几本，笔者最近一直在阅读。在本文笔者将结合国内已经出版的一本综合马汉思想理论的《海权论》，来谈谈马汉海权思想中哪些部分对今天中国的发展最具有启示意义和警示意义；同时将马汉的思想对比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历史环境，从而设法探讨中国应该采用何种海权发展策略。
马汉所处的历史时代总体而言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国际文明的序列尚在雏形之中，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受到一定的国际体系规则的制约，但是总的说来，那时还是一个强权当道的世界，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决定了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欧洲列强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到全球瓜分殖民地，确定各自势力范围，逐步将世界各个地区联结起来。著名的“世界体系”学派的学者华伦斯坦(Wallerstein)认为，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二战以后特殊的历史现象，而是从十四、十五世纪欧洲列强的地理大发现就开始了。从此，西方列强通过枪炮和殖民主义运动将世界各个区域逐步强制纳入了一个一体化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国家指的就是那些生产工业产品，特别是制造业产品，并可以向全球市场输出的国家；而边缘国家则是指那些在中心国家殖民主义者有意识的引导下发展单一的农业和种植业经济的国家，其经济作用是向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国家输出原料和单一产品。十九世纪末的美利坚，显然就是一个逐步向世界经济链条体系的中心方向发展的国家。美国的经济体制已经是一个与世界市场完全融合的开放式经济体系，美国爆发式的工业增长和制造业产品能力的急剧膨胀使美国越来越需要海外销售市场和海外原材料；但同时美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洋军事力量还非常落后，不仅远远落后于当时世界海洋军事强国英国，甚至也落后于陆权大国法国。当然，英国的全球海军力量是和英国全球霸主地位相符合的，在全球商业活动的重要海域，英国海军都是当时最重要的海权力量，因此英国的殖民地遍及世界，英国的工商业基地和原料市场也远及世界各个区域。当美利坚的商业繁荣和工业化的进程让美国的商业船队载着美国的产品运往世界各个销售市场时，当世界各地的原料源源不断地从海外又运抵美国时，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产生了：谁来保卫美国商船的安全？谁来捍卫美国原材料输入海路的畅通? 如果欧洲列强封锁或是攻击美利坚的东北沿海重要工业区，美国该怎么办？如果原料来源或是商品运输遭到不可预见外力的阻挠和攻击，美国这家巨大的“世界工厂”是否就会熄火了？马汉在《海权论》中非常深刻地向美利坚民族介绍了历史上沉重的教训。关于荷兰丧失海上霸权的重要一战，马汉是这样谈到的:

当1653年和1654年一场与英格兰的灾难性战争最终持续了十八个月时，他们的航运业陷入了停顿，根据“经常用以维持国家财富的收入来源，例如渔业与商业，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工厂作坊纷纷歇业倒闭，生产活动终止了。港口无船出海，变成了桅杆林立的世界。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乞丐，街道上杂草丛生，在阿姆斯特丹就有一千五百套房屋无人问租。”只是一项屈辱性的和平协议才使得他们免遭完全毁灭。

这一悲惨结局显示了一个国家完全依赖于外部资源去扮演一个它正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的弊端。由此还能做出大量的结论。由于并无需在此讲得一清二楚的条件的差异，当时荷兰的情况与今日大不列颠的情况有着十分强烈的相似之处。尽管看起来在各自国家中都略有一丝荣誉感，历史却是活生生的预言者，在告诫人们国内繁荣的延续主要依赖于海上权力的维持。人们或许都对缺乏政治特权感到不满，然而，如果他们日渐缺乏面包时，他们就会更加感到不安。（摘自马汉的《海权论》。）

老实说，读到马汉的这段话时，笔者感到的是震撼和忧虑，尽管他谈的是十七世纪中期的一场海战，但是他对美利坚民族的告诫是那样的振聋发聩，让今天的我们在读到时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当今世界的国际体系。尽管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能完全用马汉的时代来解释今天的世界，但是某些超越历史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却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我们依然可以沿着马汉的思路问道：今天国际体系下的一个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的经济体，当它高度依赖海外销售市场、海外技术和海外能源及原材料时，该经济体是否应该拥有相应的海权？当某种形式的海上通道出现问题时，巨大的经济能量和贸易量是否会反过来，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对该国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产量产生毁灭性的打击？让我们看看马汉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只是这个例子中的赢者是荷兰，而败者则是西班牙：

半个世纪以前，萨利，这位亨利四世的重臣，就曾形象地把西班牙刻画为“一个腿与胳膊强健有力，然而心脏却无限衰弱与疲软的国家之一”。自从其诞生之日起，西班牙海军就不仅遭受到灾难，而且还被一扫而光；其国家不仅蒙受了奇耻大辱，而且也是江河日下。一言以蔽之，其后果是，航运业损失殆尽，制造业也随之而消亡。西班牙政府依靠各种支撑，不只是取决于遍及五湖四海的健康的工商业——它们可以承受住许多压倒性的打击，而且取决于通过来自美洲的运宝船滴淌不息的细细的银流。只是这些船只本身时常轻易地遭受到敌国巡洋舰的拦截，半打西班牙大帆船的损失就不止一次地使其活动瘫痪达一年。当尼德兰大战旷日持久之际，荷兰人对于海洋的控制，迫使西班牙不得不通过漫长而又代价高昂的陆地行程而不是通过海路来派遣它的军队。同样的原因又使得它陷入必需品的困境而不能自拔，以至于通过一项与当代思维格格不入的相互协议，即它的必需品要由荷兰船只来供应，由此又维持住了他们国家的敌人。作为回报，荷兰人得到的是在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场上倍受青睐的香料。（摘自马汉的《海权论》）

这段内容有几大信息特别值得我们总结：西班牙，这个老牌的海洋殖民大国因为海军的失败导致本国的产业结构遭到摧毁性打击，制造业成为重灾区，这是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制造业的打击动摇了国本，而工商业的严重灾难则从根本上撼动了西班牙的霸权，国民生产的岁入遭到连锁打击，在美洲掠夺来的金银作为重要的国民收入来源却因敌国舰队的拦截而无法运抵；制造业、工商业和海外原料的打击让西班牙的国力和国际地位陡然下降，国家蒙受深刻的耻辱，甚至被别人蔑称为四肢和心脏不能协调发展的国家；在国家的经济实力、工业实力、海外贸易实力和软实力全面下降的情况下，西班牙被迫将海权全盘交给荷兰人，正如之后的荷兰将海权让度给英国人一样，西班牙的必需品竟然必须由荷兰人的船队来运输，对于一个以海洋立国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情况只能用输得彻彻底底来形容，海洋起家的西班牙必须靠缴纳保护费的方式（香料）来换取荷兰人的海上航海权和保护权，正如之后的海上强权荷兰在荷英海战中失败后向英国缴纳海上保护费来保护本国的船只一样，这是是何等的屈辱？是何等的海上民族的命运大转折？读到马汉书中这两段关于争夺海权的历史事件的描述时，笔者感到的是一种历史感和紧迫感：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今的世界文明体系中，是否还会发生这样的威胁，两个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大国，当一个大国拥有绝对的制海权时，它是否会通过各种综合手段的运用，让另外一个大国在国际差序结构中被迫接受其海上保护，从而使得另外一个国家别无选择地接受不平等的和不利于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和贸易体系？如果当这样的危险的确存在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趋利避害，去捍卫本国的海洋权力？
马汉的海权论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洞见，其理论架构不仅仅是着眼于一种军事理论，而是同当时已经初现端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新秩序相符合一致的。当世界通过欧洲列强的征服和殖民逐渐被纳入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当世界开始成为一个真正全球意义、涵盖五大洲和四大洋的世界，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必然要求货物和产品运输，而海洋是全世界天然的运输通道，世界上贸易和产品的交流、原料和能源的运输主要通过海洋运输来进行。即使在今天全球运输手段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海洋运输对于大型货物产品的交流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在可预见的将来，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海运。因此，马汉提出的对于重要海峡、海道和海岸线的控制权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命脉的看法对今天而言依然具有深远意义。尤其是一个外向型经济国家，当其国民经济产出与海外贸易和海外市场高度依赖关联的时候，当其经济体制深深依赖世界能源市场和海外能源基地时，那么该国为了维护本国在全球的商业、贸易和能源利益，就必然相应地要求发展与该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海洋力量和海权。从马汉列举的荷兰和西班牙的例子来看，海权在某种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安全因素，失去海权甚至会导致国运的衰退，这样的观点不得不使我们高度警醒，并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去思考今天中国面临的世界文明总体发展趋势和中国海权发展战略。

当年笑帅

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

1978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中国采取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改革开放近30年的时间，中国持续不断、高速增长的经济和迅速向前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使得国家整体的经济战略布局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迁。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中国经济与世界整合的过程。中国吸引外资和经济特区的政策都是在沿海地区推进的。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中国的经济重心出现向东、向南转移的趋势，随着经济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和新技术革命在中国的推广，中国经济战略格局也呈现出强烈外向型的特点。这主要体现为：东南沿海各省成为外资高度聚集的地区，产业结构的布局沿着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渤海湾这三大产业密集城市带进行，中国的发展呈现出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产业群高度集中的现象，中国相当一部分国民产值是由三大经济群地带的省市生产的。中国经济崛起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国际分工和欧美日以及亚洲新兴经济体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并利用我国劳动力价格的国际比较优势、熟练的劳动力优势以及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较高的人力资源水平（特别是中国在识字率、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方面好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吸引了国际资本的广泛投入。

另外一点必须提到的就是全球一体化在1970年代以后不断深化，“全球化”成为世界各国高度瞩目的现象。尽管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从十五世纪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就开始了（参照华伦斯坦“世界经济体系”的观点），但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还是同以前各国被强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很大不同。全球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自身产业结构发生调整变化时推动的资本、贸易、产品的全球分工，发达国家内部的跨国公司跨越国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租劳动力、土地、原料、能源、生产条件和资本流通条件组合起来最佳的、符合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地区进行全球式的“组合式产品”的生产。这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经济”、“本国产品”、“本国就业市场”等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迁，资本按照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形成了全球的产品利益链条，每个链条上的企业、地区和国家都是跨国公司全球超级生产机器上的一个个环节。某一个写着“中国制造”、“泰国制造”或者是“德国制造”的产品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某个民族国家的工业产品，而可能只是在中国、泰国或德国出厂的产品，而其中的各个生产过程却可能是在全球不同区域完成的，在某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完成的只是整个产业链条的一部分。即使某项产品是某个单一民族国家完全掌握其生产过程，但是产品原材料却可能来自地球的另一端，产品的设计和规划则可能是按照某个万里之外的母公司的计划完成的，而生产出的产品则可能绕大半个地球，销售到与生产者完全陌生的世界各个国家中去。经济、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带动了能源使用的全球化，进一步促进了世界政治、法律、文化、宗教、体育、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全球化进程。在下面的讨论将把重点放在经贸全球化的重要意义上。

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是全球化的一个“杰作”，是全球资本流动寻找到的最佳生产基地，实现了劳动力资源、土地价格和市场潜力等的各个国际比较优势的优化组合。从现阶段来看，中国成功融入世界经济是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符合美国经济全球化利益的。中国经济崛起实际上是中国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结合发达国家产业转型后大量外溢的全球制造业资本，担负起为全球各工业国生产制造业产品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世界工厂”和“世界车间”的地位。中国就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全球产业分工中的最重要的资本接受大国和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也是全球能源支持下的拥有巨大生产率和生产能量的“全球加工厂”。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中国同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美国的跨国企业成功地进行了产业转型和升级，基本脱离了制造业生产，从而全面将资本主义经济推进到高级技术密集型和高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阶段，同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开始全面上升到金融业和虚拟资本全球流动的新时代，而美国的制造业几乎实现了全面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向亚太地区和中国转移的目标，同时将中国视为全球化中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转而向美国大量输出消费产品，保持美国市场庞大的消费需求来源。而中国则成功地利用了全球资本的流动和投资，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并且累积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外汇储备，同时具有了结合全球资源和购买全球各地能源的能力，同时中国还成功地跃升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和龙头。在中国崛起和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却丧失了制造业的优势地位，而能源输出成为这些国家主要的外销产品。根据世界经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取得优势地位，第一步都是从成为制造业大国开始的。中国第一步非常成功，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这无疑是中国崛起的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接下来要看中国能不能利用发达国家新一波的产业转移浪潮成功地跻身为同时能够生产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大国。

从中国经济对海外贸易依存的角度，从中国对国际能源输入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都完全呈现出外向型经济的特点。首先中国经济因为其对外的性质和内需尚未得到根本性培育的情况下，严重依赖国际贸易。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依赖的程度高达60％到70%，这比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美国、欧盟诸国和日本要高得多。其次，中国从1970年代的向外输出能源，向内进口工业成品的国家逐步转型为一个向外输出工业产品，并进口能源的国家。1993年是中国能源史上的转折点，中国能源的进口第一次大于出口，中国在2005年就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能源进口国家。目前，中国对外石油依存程度为45％，而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60％。再从中国进口石油来源的角度来看，中国石油在世界市场上的进口主要还是来自中东地区，超过40％，非洲在中国能源进口中逐渐扮演吃重的角色，已经占了中国能源进口的30％。中国能源进口运输90%依赖于海上运输，而中国虽然具有地缘上的“边缘——心脏”特殊身份，并具有吸纳心脏地区能源的能力，而且哈萨克斯坦的石油管道和西气东输也具有重要的能源战略意义，但是吸收陆地上的石油资源和石油管道毕竟耗资巨大，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建设工程，因此中亚和前独联体国家（含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外交中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分量，但是现阶段它们在我国整个能源进口的战略布局中还是占有比较小的一部分。当前中国能源主要的运输方式是海运，而中国大部分能源进口是通过印度洋的航线，经过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三国扼守的马六甲海峡而进入南中国海，最后运抵中国。根据有关统计，中国进口原油运输80%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每天经过该海峡的船只有六成是中国的。

从中国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和中国对海外市场、原料输入和能源高度关联的情况来看，中国和十九世纪末的美国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与全球联为一体的情况只会更加深入，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和海权是一个更加紧迫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