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海外视角探寻通向复兴之路：中国崛起策

当年笑帅

中国崛起策十一：南方的跃升和中国的崛起当前有两个事件显示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第一是西方媒体掀起了新一轮对中国威胁论的报道，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调集中于中国经济崛起对西方优势地位形成的全面挑战和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关于世界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讨论，中国一词以前所未有的频度出现在西方著名媒体的报道上。2006年9月11日德国著名刊物“明镜周刊”以中国为封面主题报道中国，封面上描绘的是无数森严的秦始皇兵马俑，手持电视、冰箱、手提电脑、手机、轿车、高速列车等物品，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来自远东的进攻”。众多的兵马俑象征着中国庞大的人口，手持不同产品象征着中国从简单加工业向现代化工业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转型，图文配合在一制造了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经济进攻西方的视觉效果，而长达十几页的正文则不停渲染中国经济威胁西方的论点，文章最后开出的方案是欧洲应当同美国紧密联合，全面围堵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世界结构性变迁和西方文明优势地位的坍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能完全代表德国社会，特别是经济界和企业界的主流观点，但中国崛起进入新阶段即产业升级和迈向独立自主、科技创新型国家，进而能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一争长短，对此西方社会普遍感到一定的担心和恐惧，对于这一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人普遍能够感受到。第二件大事是中国在近两周以来的外交盛宴显示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先是国内俄罗斯年的逐步谢幕，再是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接着是东盟和中国10+1的南宁峰会，最后是中国外交的重头戏—中国非洲峰会。中非峰会将几乎整个非洲大陆搬到了北京，非洲48个国家的元首和部长来北京参加峰会，中国外交战线出现盛况空前的大好局面。在这两件大事中蕴藏着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次序的信息，值得我们加倍留心关注。这两件事情反映了中国崛起和世界局势俱都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变迁，具体说来，中国崛起在以下三方面改写了二战以来的国际结构和次序：
在评价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描述之前，首先大家对这些媒体所面对的读者群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如作者这里所说的“明镜周刊”为例，其在德国普通百姓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对国家政策的制订上，其影响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些媒体必须迎合社会上其特定读者群的口味，这也是市场经济所决定的。正如作者提到的，这样的文章并不代表德国领导曾对于中国的判断，只是有吸引眼球的作用。但说到这里，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反思下，西方人在以怎样一个心态面对中国的崛起。
心理上的挑战：首先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是，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迄至今天，欧洲国家面对整个世界拥有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但这个优势地位，却在过去的30年中，不断遭到来自亚洲的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不断挑战。无论大家喜欢与否，日本今天是一个世界在非欧洲文化的基础上成功建立了一个类似西方制度的现代化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日本的社会制度上非常类似于西方国家，而且由于历史上长期的“脱亚入欧”的政策，也决定了其国民行为上的西化。但是从文化上，它依然属于儒家文化圈，并没有自己的任何创新，同时其国家政策也是立足于亚洲地区的。并不象欧洲国家通常的那样，具有“国际的视角”。这样的一个日本，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永远是一个和中国一样的亚洲国家，就如同今天的土耳其，对于欧洲依然是个伊斯兰国家一样。面对日本的经济成功，虽然其有着与自己相同的经济制度，但由于文化的区别，这对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冲击，西方国家在审视的时候，是一种嫉妒、恐惧和钦佩相交织的这么一个复杂情绪：不光是西方文化才可以产生成功的现代国家。为了维护自己西方文化对于其他文化的心理优势，西方国家最后又将日本的成功简单地归结于来源于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市场经济、法制、民主和人权等这些在二战结束后才广泛为世界所接受的社会理念。
经济上挑战：今天世界富裕国家人口的总和大概占世界总人口的20%。这个比例和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例大致相当。中国的经济成功，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这个富裕人口的比例。如果在不侵害发达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在世界资源和世界整体经济发展有限的情况下，保证中国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其结果只能是如同历史上的西方一样，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廉价的原材料来源和销售市场。而这在今天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得不就意味着西方富裕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相对下降。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最先受到威胁的，就是西方国家内部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行业，例如手工制造行业。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它几乎可以取代西方国家所有这样的简单技能性行业。中国的崛起，使得西方的管理阶层通过生产转移以达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利润的目的，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中的低单技能劳动者的生存却直接受到了威胁。随着中国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对于西方劳动者的威胁也将势必逐渐扩展到中产阶级，这个西方社会的核心阶层。近几年西方国家内部对中国的态度，就基本可以表明这一趋势：技术越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行业，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就更多地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挑战大于机遇；技术越是发达的国家和行业，对于中国的崛起就更多的看作是机遇大于挑战。从长期来看，如果人类在技术上，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产业革命那样的技术创新的话，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竞争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与日本不同的是，由于中国自己本身的规模，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竞争将是从经济到文化各个方面的。
通过上面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西方国家作为一个文化圈，由于文化上的长期停滞（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在文化上的进步与19世界和20世纪前半叶相比，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西方国家对于外来的挑战呈现出整体性的恐惧和抵触情绪。通过日本的成功形成的对西方国家的心理上的冲击，发展到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对西方国家非技术性行业人员的现实威胁。面对这一挑战，这一类的报导所体现出来的“闭关锁国”的心理非常明显。
1．二战以后世界差序结构和世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南北东西”问题。“南方”和“东方”并不完全等同地理上的概念，主要指的是经济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亚洲除了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北方”和“西方”指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西欧和日本）。北方国家，也就是工业化国家只占世界人口很小一部份，却在经济产出和国际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垄断地位。西方在六十年代产生了著名的左派理论－依附理论，此理论认为世界各国按照经济、贸易和科技水平可以分为中心、边缘地区，后来华伦斯坦(Wallerstein)还据此发展出世界体系理论，增加了一个半边缘地区，其观点简述如下：中心地区即发达国家，通过有利的经济和贸易地位，向边缘地区也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成品，而边缘地区被跨国企业完全控制并有意识引导向单一的经济产品，因此边缘国家只能向西方出口原材料、能源和单一的经济作物。边缘国家虽然通过了民族革命赢得了独立，但在经济上却完全处于依附地位，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残酷剥削而无法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旧的殖民主义走了，但新的经济殖民主义来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下难有出路。虽然西方左派的理论有一定的偏颇，但是在看待国际经济贸易不平等问题上还是具有相当洞察力的。
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边缘和中心”的观点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中国按照人均收入来看依然是个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依然认同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按照经典理论来看依然是边缘国家。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对世界能源市场及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早已让中国成为毫无争议的中心国家。中国的影响力不仅让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甚至也大大超过了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更让许多世界级经济学家难以解释的尴尬现象是，如果按照中心国家出口工业成品，而边缘国家出口原材料和能源的经典国家分工理论来划分，那在中国和许多工业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半工业化国家俄罗斯）的经济关系中，中国倒更象是中心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却更像是边缘国家，因为后者向前者出口较多的是能源和原材料（铜、铁矿石、铀、石油、天然气等），而前者向后者出口的则是工业成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殖民这些国家，这只是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即中国的崛起使诸如“南北东西”，“中心”、“边缘”和“半边缘”等许多世界划分方式再也不能适合时代的需求了，国际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研究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结构需要理论创新，来解释世界的新变局。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方”或“东方”国家，当然按照人均生活水平来说中国依然算是南方国家，但按照中国的整体实力和举足轻重的世界经济影响力来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准北方国家。短短20年来中国从一个“边缘”国家、“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冲刺成为一个准中心国家、准北方国家和准西方国家，是世界经济史的奇迹，也为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带来重大的变化和冲击，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重新洗牌，国际权利被转移，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将被重新划分。考虑到中国的幅员和综合国力，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进程可以说是才刚刚起步。
2．中国崛起对发达国家内部的格局和各种机制也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二战初期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197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有了三架马车，即美国－日本－德国。随着1990年日本经济进入长时间衰退，德国经济2000年进入衰退期，中国逐步取代了日本和德国在拉动世界经济方面的作用，世界经济转由美中两大火车头拉动。这其实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低收入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改变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领域的霸权，增加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言权。中国经济的世界性意义也在改变国际权利结构，世界银行（World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进行着内部的权力调整，中国或早或迟都将赢得在国际机构中更多和更大的权利份额，相应也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西方八大国家峰会（Ｇ８）因为没有中国参与将无力解决全球经济、政治、贸易、能源、环境等一系列全球性议题，英国经济刊物“经济学人”多次指出，应当组成由美国、中国、欧盟和日本的Ｇ4,以取代名不副实的Ｇ８，防止工业国家峰会因为没有中国的参与而被边缘化。中国虽然仍为一个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但已是实质意义上的北方国家，它正式加入Ｇ9应该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Ｇ８应对全球权利格局的变化已经在展开调整，包括邀请主要发展中大国领袖和财政部长参加峰会。对于是否加入G8的这个问题，中国领导层应当全面估评其意义，我个人持保留态度。固然加入G8可以为中国带来在经济领域上的更大发言权，但是同时也容易把中国放在与第三世界国家对立的这样一个境地。毕竟，G8是个发达国家俱乐部已经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加入G8，无异于向世界宣布自己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同时必须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热点地区的事物中去。这和中国今天的外交方针在某些地方是相抵触的。如同1中所分析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发达国家实力的发展中国家。我个人认为，中国应当长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G8：既有一定的发言权，保持对国际事物的影响力，同时保证自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不会为人所挑拨。继续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解决国内问题。在国际事物上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
3．今年9月德国“经济周刊”罕见地以非洲大陆地图为封面刊登了关于非洲大陆发展的主题报道。非洲，一个饱受贫穷、战乱和饥荒折磨的大洲，一个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被边陲化的区域，一片几乎被人遗忘的广袤土地，在新世纪之初终于赢来了曙光。不同以往的是，这次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正是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到，整个非洲大陆，从北到南，到处可见中国的工程队、投资者、企业家和医疗队。中国强大的需求，让非洲能源市场出现了出口的强劲势头，出口的高速增长也带来非洲许多国家内部产业链条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普通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洲整个大陆在2005年出现了破天荒的高达5,5%的经济增长率。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是，西方国家过去从来都是仅仅把非洲当作简单的原料基地，只是给予一些非洲国家一些放债性借贷，而从未认真进行生产性投资。是中国人第一次带来了大量的生产性投资，在非洲大陆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生产投资超过了借贷资本。中非之间的贸易也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非洲大陆经济发展出现了井喷现象，中非的贸易额在1950年代仅为1000万美元，1995年则达到30亿美元，预期今年年底将达到500亿美元，中非的贸易额在10年内翻了16倍以上。非洲的民族主义者也把中国对非洲的生产性投资看作是非洲觉醒和振兴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希望通过中国的投资使非洲彻底摆脱贫困和落后。中国正在取代传统的欧洲大国如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对非洲大陆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
中国带动南方国家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非洲，中国和东盟关系的深化和贸易量的激增正在迅速推进双方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由于中国

当年笑帅

强大的内需市场的带动而快速递增。历史上与中国相隔遥远、让我们较感陌生的拉丁美洲国家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新历史背景下与我们迅速接近、靠拢。
以上由于中国崛起带动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根本性的变迁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南方国家在经历了华盛顿共识和美国新自由主义试验的失败、经济长时间陷入衰退和停滞后，终于重整旗鼓，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增长，而这次带动南方地区增长的是中国。摆在中国面前的正是绝佳的历史机会，这样的历史机会也是中国经济崛起、非洲拉美经历经济失败和社会动荡、欧洲和美国长时间忽视这些地区各种因素所造成的。由于美国片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利用自由贸易的幌子打开和垄断南方国家的国内市场，摧毁南方国家建立独立民族工业的努力，对南方国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造成了南方国家产业单一，国家基础工业迟迟发展不起来，国内市场发育迟缓；欧美国家还以金融开放为由，诱使南方国家采用浮动汇率和实现银行金融产业全面开放，利用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大量掠夺南方国家的财产为己所有，使许多一度很有希望的南方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和菲律宾等在遭受金融危机打击后一蹶不振，成为标准的失败国家。而更多的南方国家则由于市场狭小、国力贫弱，只能完全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美欧所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国民经济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正是由于美国强行推行的掠夺性新自由主义政策让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形象陷于低谷，在拉丁美洲大陆，反美思想在各个阶层蔓延开来，甚至产生一些反美的极端思想。在这样的国际新环境中，中国20多年来奇迹般的发展让南方国家看到了另外一种模式的成功和可以学习的榜样。
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力量集中在亚欧大陆和北美洲，非洲和南美在地理上天然处于世界边缘，也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边缘区域。在世界地图以中国为中心的上非洲和南美宛如世界的两侧翼，而如今中国带动了这两翼的发展和东南亚经济的复苏，再加上以印度为首的南亚次大陆的迅速崛起，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世界的新趋势：那就是南方的跃升（theRiseofSouth），即南方国家集团正在经历集体力量的上升，而中国正是领衔南方国家集体崛起的主角。如果说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世界各国都是演员的话，那中国不仅是北方国家的核心演员，更是南方国家的中心演员。把中国的崛起（theRiseofChina）放在南方跃升的国际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中，我们就会有更宏大和宽阔的视野。中国的崛起带动了南方的跃升，南方的跃升也必将在更高的水平上促进中国的持续发展。在这里我们真应当借鉴和研究美国人在二战后的作法，美国在二战后对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援助和模式输出奠定了美国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和美元国际霸权体系。美国自由主义模式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失败了，却在西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取得了局部成功。美国人真是善于化腐朽为神奇，让自由市场恰恰在紧邻共产苏联和红色中国的区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繁荣，从而间接导致了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让市场经济的模式在全球取得主导地位，所有这一切又有助于巩固美国在全球领袖地位。今天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是：中国取得了拉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经济实力，中国崛起和南方跃升将成为把中国送上世界强国和未来超级大国的重要环节，有了南方的整体崛起，中国的声音将不再是国际社会中单一的声音，而将成为国际社会的最强音。有了具备实力的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和南亚的力量，中国将具有建立在中国主导下国际政治经济新次序的实力。
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在多方面对于中国迈向世界强国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中国经济爆发性的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将成为中国的原料基地，为繁荣的中国经济输送源源不断的能源。而对于这些地区而言，中国是一个稳定、有很强支付能力的买家。在国际能源市场中，不仅卖家市场很重要，买家市场也很重要，一个富裕、稳定、具有良好信誉的买家市场对于能源输出国而言举足轻重，从这点上来说中国和南方国家是各取所需、互利共赢的。
其二:如果仅仅将中国和南方国家的关系定位为能源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片面的，中国应当树立非洲大市场和拉美大市场的意识。在全球市场时代，国与国早就脱离了古典时期的零和关系，而成为互利共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损害别国最终会损及自己的国家利益，帮助别人发展也是为自己国家产品打开新市场。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双赢和多赢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几乎成为必然。在欧美国家不断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采取配额限制时，在欧美面临中国经济崛起不断单方修改国际贸易规则时，促进、培育和开发非洲大市场和拉美大市场将为中国的产品提供重要的销售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产业更新和升级的新时期，中国某些处于产业链条低端的产品必将转移到比中国更为便宜的国家，这将有助于中国的某些低端产业重新获得发展的春天，也将有力地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笔者计算过，东盟10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400亿美元，非洲大陆55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6000亿美元，而拉美大陆13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7500亿美元（均为2003年数据），中国根据2005年GDP统计修正后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2000亿美元，东盟、非洲大陆和拉美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中国的25％、27％和80％。如果东南亚能保持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非洲大陆能近一步脱离战乱和饥荒，迈上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和非洲统一之路，拉美经济也能保持经济持续复苏的话，三大区域在未来10到15年内经济翻一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这样东盟、非洲和拉美将成为全球重要的新市场。特别是非洲大陆，虽然今天依然贫困落后，但它拥有9亿人口，在迈向稳定发展的过程中非洲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将不断上升，因此非洲市场发展潜能巨大，这个道理很简单，即人口越多的区域，人口结构越年轻的地方，越是贫穷落后的国家，经济潜力就越是巨大。今天非洲大陆按人口结构来说是最年轻、人口增长最快的大陆，也是经济最落后的大陆，但正因为如此，非洲大陆才是最具有希望、最有潜力的大陆。中国把握住这些全球大趋势，并前瞻性地引领这些大陆迈向民族复兴之路，就是在为中国的世界强国工程打下最坚固的地基。
从现实来讲，非洲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世界原材料产地的经济地位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客观讲，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对于中国的意义，和这些国家和地区作为殖民地时期对西方国家的意义是一致的。但是，在原材料获取方式上讲，双方则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从长期讲，中国对非洲的定义不能简单停留在原材料产地的这么一个阶段，同时也要将其看作是潜在的市场和劳动力来源，为自己将来的生产行业的转移做准备。
西方国家的原材料掠夺是建立在掠夺、丝毫不考虑非洲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的原材料获取，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之上。作为原材料的来源非洲，可以通过互利的交换来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这样的经济交往，虽然无法象西方那样可以在短时期内积累大量的财富，但是却可以让中国与非洲建立长期的经济合作关系。与西方在非洲事物的傲慢上相比，中国的谦和和清白的历史纪录，使得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变得非常容易。在如何加深与非洲的合作上，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继续以在非洲地区的基础投资为突破口（这点从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在非洲地区投资建立一些能够直接改善民生的手工制造行业（如纺织、食品），其产品仅以在非洲大陆销售为主。缺乏良好的基础设施，任何发展当地经济都是一个空谈；不能有效地提高民生，那么任何形式的投资也都难以得到当地民众的接受。（看看今天的印度内地包括中国某些地区就知道了）这样一来，不但可以为在将来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向非洲进行的生产转移打下一个铺垫，还而且避免非洲因为其它外部投资，过早地和中国形成竞争关系，从而影响到中国在非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国家利益。而且，通过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水平，还可以有效地回击西方媒体的“新殖民论”。
三是在欧美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由于中国和欧美在政治体制和人权问题上仍存在许多差异，也由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本身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无论怎样设法融入国际体系，都会被西方国家看成是“异类”日本是最好的实例。有学者认为，只要中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人权法制建设，西方国家就会完全接纳中国。这种看法只说对了一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推进当然有助于拉近中国和西方的距离，但是西方文明已长时间在世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和欧美中心主义观念在西方人心中根深蒂固，西方人中最普遍、最强烈的一个观点就是：西方文明就是普世文明，其他国家只有全盘接受西方所有价值观念才能拿到进入现代国际社会的入场券。这点我不同意。即便接受了西方文化，也是无法为西方国家所接受的。历史远有俄罗斯，近有日本、土耳其。且不说西化之后是否会真正为西方所接受，全盘接受西方所有的价值观念，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文化。任何文化都或多或少是冲突的。如果这个要放弃自己文化，那么就必须割裂民族与历史的联系，象台湾的去中国化和朝鲜的去汉化那样。但那样你自己的历史定位又是什么？历史是无法被人为割裂的，这方面已经得到了太多的历史验证。西方国家现在虽然流行中国热和中国文化热，但那只是中国经济崛起和文化魅力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在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感兴趣甚至是迷恋中国的同时，他们那种对中国的偏见和无知依然十分强烈，一旦中国在某些领域里有赶超西方的势头，中国威胁论、中国恐惧论就会如同欧洲历史上对黄祸的恐惧一样被大众媒体和舆论重新唤起。这在历史上已有先例，1980年代西方面临与其政治制度相同的日本迅速崛起时，西方媒体在羡慕、惊叹的同时，也充斥着对日本的批评、厌恶、鄙视、恐惧和偏见，日本更多被描绘成一头没有道德的经济怪兽，日本人虽然很成功，但在西方人眼里他们始终是怪怪的，他们都是工作狂、不懂得休息和度假，他们对上司无条件服从，他们的企业漠视工人的人权，他们社会的自杀率很高，他们的住所狭窄活像兔子笼，他们的性文化畸形等等。这些就是前面评论中所说到的，日本对于西方，依然是个亚洲国家，是个另类。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崛起只有在南方的跃升中才能真正写出国际政治经济的全新篇章，才能真正终结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论点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才能真正奠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南方国家所作的不应当是颠覆现有国际文明次序，而是要在继承现有国际文明和西方文明中进步方面的基础上（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和尊重民权），综合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因素（比如我国提出的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别国，对别国文化的尊重和平等态度），引导国际文明向更为包容、和谐、宽容和多元的方向发展。
笔者的一些具体提议和思考如下：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将南方的跃升（theRiseofSouth）和中国的崛起（theRiseofChina）之间的关系纳入专项课题研究。南方跃升和中国崛起的交相辉映将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都不会停止，对于这样事关国家利益的重要课题值得我们早作立项研究，以预测未来的发展，作长远的战略规划，最大限度的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说法(ThepeacefulRiseofChina)，应当考虑在重要国际场合提出南方跃升(TheRiseofSouth)的说法。单单提中国崛起容易让人感到中国人的文明中心主义观点和中国民族主义，如果能以宏大的视野提出亚洲崛起和南方崛起的说法，必将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反响，进而增进中国道德的感召力和文明领袖的亲和力。建立和加强第三世界中的道德领袖形象
加强对南方不同区域如南亚、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让遥远的非洲和拉美成为我们经济和国家利益意义上的“近邻”，我们应当加强对这些区域历史、社会、文化、法律、种族、宗教等全方位研究。考虑到我国的非洲研究和拉丁美洲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国家可以在未来10年加大投入以培养一批非洲专家和拉美专家。尤其是在非洲大陆，民族、文化和语言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我们可以分门别类，培养研究北非马格里布国家、西非豪萨语国家、东非斯瓦希里语国家和南非国家等的专家。
对于当前某些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出现的一些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国家应当严格审核到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去投资的中资企业，对信誉良好、业绩良好、管理良好的企业投资多加鼓励，对问题企业和缺乏信誉的企业应当严格控制。我们应当珍视“MadeinChina”产品的国际声誉，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和以次充好的产品流入非洲国家从而败坏包括许多业绩良好的中资企业在内的声誉。这也涉及到中国国家整体形象和中国软实力，我们应当从战略高度严肃看待这些问题。
我国政府应当敦促前往南方国家投资的中资企业遵守当地的法律和世界公认的国际劳工法律，譬如严格禁止雇佣童工，工人的工作时间不得任意延长，工人有休息权等。同时投资的中资企业应当至少遵守最低的环境保护标准。对于严重违反国际劳工法和环保法的企业，我国政府应当有一定的惩罚措施。
对去非洲国家和其他南方国家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游客进行了解这些国家文化、风俗和法律的培训课程。中国人大量到西方国家旅游、留学和经商，对西方社会的礼仪和国际惯例也越来越了解。但是对落后于我们的许多国家，我们往往缺乏打交道的经验，常常是中方人员怀着理想主义热情来到非洲大陆，但看到当地的落后，由于巨大的心理落差容易导致部分人对所在国不满，进而表现出自大和对所在国的歧视，伤害到所在国民众对中国人的集体观感。中国国民在外一言一行总会被外国人解释为中国人的总体行为特征，因此我们在国外都当谨言慎行。

当年笑帅

应当重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表现的评价。西方媒体当然总是充满偏见和有意识的误导，但一些信息还是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反省我们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的作为,改进我们的一些作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道德感召力。比如西方国家在援助非洲时总是将民主和人权联系在一起，中国走的是不干涉所在国内政的作法，因此西方媒体经常批评我们只顾作生意和买能源，不顾所在国的民主、人权状况和腐败问题。我方反驳的论点为必须先发展经济、促进民生，才能逐步实现法制国家的建立和民主化，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何谈民主和人权。我认为，中国的模式的确是一种全新的模式，也就是经济优先，发展第一的政策，在人民先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后逐步到达向好的制度过渡，不强行将民主、人权和经济援助进行捆绑式销售。我们完全可以综合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一些优点，既不强行干涉别国内政，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别国进行指手画脚，也不是完全不管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的问题，而是在坚持中国模式也就是“发展是非洲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的同时，对一些国际上普遍有争议和非议的地区或产生人道主义危机问题的地区，中国应当与国际主流观点站在一边，表现出道德关怀以及中国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要求有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地区的政府尊重普世人权，这也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中国模式加上西方模式，我们是可以走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新中间道路的。
对于部分西方国家和媒体的恶意诋毁，比如声称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等荒谬理论，展开有理、有力、有节的驳斥，并展开国际文宣以阐述我方观点，驳斥这些谬论，特别是要得到南方国家的道义支持，让他们的民众以自己的感同身受证明中国和南方国家之间绝非殖民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互赢互利的关系。这一点，当前中国做得已经非常好了，就不再详述。
除了经济和贸易联系外，中国应加大对南方国家的文化投资，鼓励更多的当地居民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鼓励并援助更多的南方国家学生来华留学，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化在世界受欢迎和认同的程度。中国文化虽然现在很流行，但其影响力与西方主流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还无法相提并论。在一个西方国家占据世界绝对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里，中国文化是很难超越美国文化影响力的。但是在南方跃升的新次序、新局面中，中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把文化当作重要产业来推广，我们就也有可能在未来把中国文化变成世界文化。时不我待，借着南方崛起的东风，推广中国的软实力，就在今天。
中国崛起策十二：渐进改革和中国现代化总目标与前面十一篇不同，崛起策从十二到十八作者对民主改革、市场经济、社会制度，以及在这一进程中社会的稳定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作了不同程度的阐述。由于这些问题之间联系极为密切，我认为这七篇文章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单独取出一个部分进行讨论，是无法得到一个正确结果的。将民主、市场经济和社会制度（包括福利）剥离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进行单独的讨论，也是没有意义的。由于这个题目太大，我这里对其中的几个表述下我的看法，希望能进一步丰富这个话题，并同时可以抛砖引玉。
中国探索民主进程中的几个阶段
什么是民主？中国文化中是否含有自由、民主的精神？中国追求民主进程中的几个阶段？民主制度和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是否可以实现共存？这些问题，是我们在进行民主改革之前所应当回答的问题，为中国的民主改革进行文化上的准备。只有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才能明了中国民主改革的目标，才能进行适合中国的民主改革。。
在划分中国追求民主进程中的几个阶段前，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今天讨论的民主和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民主是一回事么？中国哲学上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叫“正名”。就是说先要对讨论的事物有个明确的定义。我认为，中国到今天为止的民主进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新中国建国。当时中国的形势是：军阀混战，面对外来侵略、国土沦丧，几无还手之力；大量的国家利益，不得不出卖给西方国家，以换取一时的苟延残喘。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政府领导，中国也无力摆脱这样的局面。相对西方国家强大，中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改革社会制度，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作到内能安百姓，外能抵外侮，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民主这个口号，只有在中国国家利益被再一次出卖的时候，才会用来作为武器去攻击政府。民主在中国人眼里，只是一个现代政府应有的标志。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当时追求的是国家生存，和民主的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个阶段：新中国建国到70年代末：中国民主追求的进程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发生了一个中断。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不断面临外来侵略的历史，中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了最起码的保障，曾经是一盘散沙的中国的民主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建国后几年，国家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肯定这一成绩的同时，我们都不能忘记，建国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从前中国底层民众为主的政党：农民和普通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并没有一个充分的、统一的认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由于没有作为一个阶层，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其建国后的社会地位从整体上来说，是处于被压制状态，也无法在国家民主建设上发挥作用。同时，面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巨大功绩和在群众中的道德感召力，相当多的党内知识分子主动放弃了独立思考和民主监督的权利，盲目相信领袖的决定。这一行为，最终导致了毛泽东的个人权利在党内的恶性膨胀，最终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的国家悲剧。建国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更多意识到的是进行个人迷信所带来的危害。由此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始的关于对领导权利加强党内民主监督的党内民主建设的讨论。
第三个阶段：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中国学术上自由环境是中国建国以来所从来没有的。在这一时期，面对西方国家发达的社会经济和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西方新思潮不断涌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内部民主建设的讨论，终于扩展到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成为对于国家社会制度的讨论。可以说直到这一时期，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关于民主的思考。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民主讨论，体现出明显的非理性和脱离国家历史现实的特征。当然这也是民主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如作者谈到的，在知识分子中民族弥撒亚主义的盛行。似乎认为，民主就是西方的以选举为基础的多党轮换体制。只要中国实现了普选，实现了西方那样的多党轮换制度，中国内部社会矛盾的解决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指日可期了。这一点，以海外**的表现最为明显。（普选的意义，我认为大多时候都被过高估计了。设想一下，从49年到60年的这段时间里，如果中国实现普选的话，那么谁会赢得胜利呢？）由于面对民主的非理性态度，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加上国际环境的原因，终于在80年代末爆发了以大规模学生运动为标志的社会动乱。这一社会动乱，一度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一次置于暴力革命的危险之中。虽然今天在知识分子中，对于国家当时的处理手段的看法上依然存在不同看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当年国家迅速有效地恢复社会秩序地稳定，中国才有可能在90年代实现经济上的腾飞。
第四个阶段：前苏联解体到今天。面对巨变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衰落和中国经济的成功，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开始正确认识民主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中国关于民主的讨论，终于从非理性过渡到理性，从脱离国家现实到立足中国国情，逐步认识到，民主对于现代化国家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多数，也不仅仅是保障少数人的利益，而更重要的在于权力的制约。中国内部关于民主的讨论，开始注重于在保障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制约体制。
到今天为止，中国关于民主建设还依然停留在理论探索的阶段。对于实践中的民主建设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计划。比方讲，中国应当建立一个怎样的监督机制，中国共产党和这个监督机制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提出详细的规划。在中国共产党在将来的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又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这里套用丘吉尔的话讲：共产党的确不是一个完美的政党，但是迄今为止，我在中国还没有发现一个比它更好的政党。这个理论探索阶段，需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讨论帮助中国加快这一进程。
立足于传统文化的中国民主建设
作者在策十三到策十五中的不同地方，都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上的不理智或者是幼稚的行为和言论对国家曾经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策十四中，通过日本的经验教训，对成功国家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成功的国家就是指那样一些国家，它们以最小的代价、最少的成本、最有效的手段和最少的与传统文化之断裂来实现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对于作者的这个定义，我非常赞同。但是赞同的同时，也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总是相当大的一批人试图把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区别开来呢？我认为其根源在于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上。他们之中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或者说只有伪民主，是停留在封建社会的民主。认为民主精神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存在于希腊文化中。但到底什么是民主？民主是不是就是属人头呢，他们并没有给出一个定义。对于这些人来说，民主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抛弃一个没有民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是中国理所应当的而且唯一的选择。
中国今天现状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割裂，很多人都简单地归咎于新中国建立后的错误政策。但是我认为，中国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割裂，起之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个顶峰，前后历时近半个世纪。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鲁迅、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在思考中国的前途时，都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
大到民族小到个人都是无法同其历史割裂开来的。只有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可能长久、深入地进行下去，才能培养起中国民众真正的民主精神。对这一点，我们仅从对文化的理解上来看。在香港的黑道电影：英雄本色、赌神、90年代末期20世纪初曾经流行一时的古惑仔系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信这样的元素在里面。虽然这些电影与某些获取过国际大奖的电影相比，如张艺谋的某些电影，从思想上和艺术上远远不如，但是在中国人中间的接受程度上，却不是那些获得国际大奖的电影所可以比拟的。
中国关于民主的探索，为什么直到今天还依然停留在理论探索阶段？为什么在中国民主精神的建立这么困难？抛开客观的历史因素不谈，割裂民主和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讨论民主一直是知识分子的专利，是知识分子的“阳春白雪”，而没有认识到，民主，其实和中国文化中的忠、义、礼、智、信一样是一个精神，一个文化。如果中国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不能建立这样的认识的话，我们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讨论将永远停留在理论探索的阶段，或者步上拉美、非洲那些所谓民主国家的后尘。
市场经济
在今天的国外报道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评论，说：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听多了，有时就在想：如果说中国今天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呢？两个问题：
1、在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理论后的近半个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面临了几次的经济危机，国民经济处于破产的边缘。可以说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结论得到了部分的证实。但是，二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从原始的资本主义过渡到今天的福利社会以后，虽然其经济制度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影响那样深远的经济危机，却再没有发生了。西方国家是通过什么办法，来解决资本主义本身的缺陷的？仅仅是由于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么？建立一个福利制度所需要的大量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是从何而来的呢？
2、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或者按今天的话来说“利润”。西方发达国家的在失去殖民地之后，国民生活水平依然可以得到大幅度地提高，这个原因是什么，仅仅是由于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么？
与二战前不同，当时的世界经济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无法实现国际化，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加工制造行业。这样，剩余价值产生的直接源泉都是来自本国内部的工人阶层，这也注定了当时西方国家内部社会矛盾尖锐的现实。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当年笑帅

的缺陷，今天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是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用可能通过经济转移的方式，而不是传统的战争方式，将本国内部的劳资矛盾、生产和市场矛盾转嫁到了国外。同时利用自己在资金技术上的优势，长期保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从前的社会阶层划分，已经转变为了今天的国家阶层划分。根据国民经济的性质，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资本国家、工人国家和原材料产地。中国就属于这之中的“工人国家”。在这条经济链中，越高层的国家，其国民经济对国际经济的依附程度越高，而越底层的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发言权越小，其国家所被剥夺的剩余价值也越大。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国家”通过向第三世界国家的生产转移，不但继续保证了剩余价值的获得，也同时极大降低了本国内部的劳资矛盾。由于缓和的社会矛盾、完善的福利和教育制度，不但一方面继续保证自己在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同时还可以吸引来自第三国家中的少量优秀人才。正是由于象中国这样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的存在，才保证了西方国家的长期繁荣。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上的人均工资都是10美元一小时的话，西方今天的繁荣稳定，是否还可能维持？由于那些发达国家牢牢占据了这条经济链的最高点–通过自己的资金技术，控制了世界产品的价格，而从前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转化成了今天世界上的南北矛盾。
但是，除了资金和技术之外，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有没有制度上的保证呢？有，这个制度就是市场经济。20世纪下半叶，曾经爆发过三次石油危机，其中第一次石油危机是由于以阿拉伯国家为主的OPEC组织对美国和荷兰开始的石油禁运所引发的。这次危机，造成了西方国家经济的大规模衰退。通过这次危机清晰地表明了，如果没有市场经济这个法宝，处于经济链底层的国家如果出现国家干涉经济的情况，会给那些“资本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
面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优势，如果失去国家的保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象一群待宰的羔羊一样。由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伴随的制度不完善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果实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拥有资金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所攫夺，象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然而，如果不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制度，发展中国家就根本无法从发达国家获得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发达国家制定的市场经济制度给大多发展中的选择实质是：1、你等死；2、把你养肥了，然后被我杀死。最大的受益者永远是发达国家自己。当然，在世界经济中，也有那么几个国家和地区，例如亚洲四小龙，在发达国家的间隙中发展起来了。但是，以中国的人口和市场规模，发达国家是否还留给中国足够的发展空间呢？
面对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中国可不可能立刻实现市场经济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优势，中国经济还需要长期的国家庇护，通过国家政策引导，走重点行业开发、逐步开放国民经济的道路。通过国家企业共同参与的技术开发，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尽快实现一些关键行业向“资本国家”的过渡。同时有意识地对低效产业进行生产转移。现实是残酷的，要有坐轿子的，就必须得有抬轿子的。人类社会永远是个冰山机制，露出来的永远是一个极小的部分。长期保有现有的“世界工厂”的国际经济地位，是不可能达到国家崛起的目的的。中国不可能指望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来撑起中国经济崛起之梦的。市场经济的的这个“桂冠”，今天的中国经济，还承受不起。为了国际赞誉，立刻采取西方国家那样的市场经济制度，等于认同国家长期被经济剥削的这么一个现实。看看西方国家和中国在关于开放金融系统和知识产权的争端上，就可以看出端倪。
德国著名的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沃尔夫岗·查普夫（WolfgangZapf）认为：现代化社会是通过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福利制度和大众消费这四个核心机制表现出来的，查普夫认为现代化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大革命后逐步发展出来的社会发展路径和社会发展模式，它源于西方，但今天已经是全球范围内普遍的发展模式。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地处哪一大洲，身处何种文化圈，都会把现代化作为本国的发展目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从根本上排斥现代化或是提出与现代化相反的模式。如果我们把沃尔夫岗·查普夫提出的四个核心机制再加上法制国家和人权保障制度的话，就能更加全面综合地反映出现代化社会普遍共有的特征。尽管不同的现代化国家和社会由于文化和历史不同，形成了各自一些发展特色，比如由于日本经济的成功让国际上曾热衷讨论日本现代化模式，德国的经济奇迹也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那些已经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都有着基本的共性，比如几乎所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上实施的都是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还会实行计划经济和封建自然经济；绝大多数现代化国家都实施了竞争性的民主政治，都会有定期的选举和投票，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采取的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模式和古老的领袖独裁的统治模式；也是几乎所有现代化国家都建立了适应现代化社会的社会福利制度，以保障处于弱势群体的居民和贫困阶层能够按照最起码的符合人道尊严标准的方式生活；几乎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都是以促进大众消费为目标，并建立了以法治国的宪政国家，并都在宪法里承诺保障基本的公民权和政治参与权。
中国于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国策发展到今天，事实上也是在朝向国际公认的现代化模式迈进，尽管在改革以来的28年时间里我国在理论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但是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如果能站在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国社会整体上是在向现代化社会的模式演进。我国所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将尊重人权和以法治国写进宪法，签署保障公民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的国际公约，这一切都显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现代化，而是与国际现行制度接轨的现代化。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尽管全世界有一个普遍的现代化模式，但是一个非现代化的社会和前现代化的社会朝现代化方向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却是不同的。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从王权至上、封建采邑和缺乏民权的社会演变成为现代化国家。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托马斯·马歇尔(T.H.Marshall)认为现代化社会的演进持续了整整三个世纪：在17世纪工业革命缓缓拉开序幕，18世纪经历一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民权最终被确定(civilrights,包括财产权、结社权、信仰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等)；19世纪经过了许多冲突、博弈和妥协政治参与权最终被确定（politicalrights,包含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权最终得到国家宪法的明确保障（socialrights,包含社会福利权，社会生存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而在托马斯·马歇尔的眼里，社会权最终的确定象征着西方国家的公民权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公民权本身就涵盖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大部分，社会权的确立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造，从而确立了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福利国家。当然托马斯·马歇尔的“三世纪公民权演进理论”是按照英国历史发展推论出来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政治参与权的确立在西方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涵盖妇女在内的普选权在很多国家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最终被确定，美国的黑人直到1960年代才取得完整的普选权。但是托马斯·马歇尔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先进的西方国家和现代化发源地英国和法国，其现代化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社会变迁和演进，这一点，对于今天正处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当然，笔者在这里绝对不是要宣扬我们中国也需要三个世纪的时间演变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论述。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的21世纪，在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新世界，在中国和平崛起的雄壮历史步伐声中，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上崛起，更要建立良好的政治制度，不仅是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也是要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完全应该有信心，中国赶超式的现代化应当在本世纪的上半叶到本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内基本完成。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象是一艘大船在渡河，河的一边是一个前现代化社会，那里写着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集权政治，人治社会，封建文化，民权匮乏等几个大标牌；河的对岸是一个现代化社会，上面写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民权社会、大众福利和中产阶级等大标牌。人们在经历了长年的争论和探讨后，绝大多数人意见开始统一，认为应当把船从此岸摆渡到彼岸。但是问题来了，此岸离彼岸路途遥远，航线复杂，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和变数，搞不好会船倾人亡，而且船长和水手只习惯于在以前熟悉的航道上行驶，对于怎么航行到彼岸完全没有把握。那么，现在仍在此岸的船长和水手，只能先寻找正确的航道，确定好总方向，再一步一步地向现代化的彼岸航行。这一过程中，船长和水手要有高度的航行技巧以避开航线上的各种风险如风暴、漩涡、海啸，也要避免船只偏离正确的航道。而此时，船上的普通乘客，尽管有时候会同船长和水手有不同的观点，有时候双方还会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双方有一个最大的共同愿望，那就是齐心协力地乘船平安达到彼岸。这就要求船长不仅要有高超的航行技巧和远见卓识，能够冷静地、理智地领导船员沿着正确航线把船一步步驶向预定的方向，同时船长也要有高超的处理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因为在漫长的航行中，如果船上的船员和乘客对航线的正确性发生怀疑而产生冲突和矛盾时，船长必须能够正确处理出现的问题并能赢得船上绝大多数乘客的信任才能让船只继续航行。而这样的航行对船上的乘客也有要求，因为大家同在一条船上，是命运共同体，如果乘客有意见和批评，应当理性提出，同船长等人共寻解决之道，而绝不能着眼于颠覆航船，或是颠覆船长的领导取而代之，在事关大家共同命运的航行中，理性的行为是互相协助摆渡，而不是互相拆台，因为那样大家都会面临沉船的危险。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象是一场伟大的、但却是充满风险的航行。我们知道中国最终要航向的目标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众消费、共同富裕和中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起点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要寻求的是一条代价最小、成本最少的理性渐进的改革之路，我们需要树立一种温和、理性、和平的改革精神，把中国的改革进程循序渐进地引向中国现代化的终级目标。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从其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我们都能发现一个规律，渐进的政治改革胜过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暴力革命。英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较少地采取暴力革命的办法，除了在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曾经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外，之后历史的进程却是平和渐进的，英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在保持旧有王位的象征权利下建立了权利制衡的新政治制度，整个社会在妥协和宽容中向前迈进；而法国则是一个盛产暴力革命的国家，尽管我们今天对法国大革命充满敬意，认为法兰西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诞生地之一，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给法国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在18和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法国总是处在风暴眼的中心，一次次的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动荡、不安，对国王和贵族的残酷惩罚和处决也引发了旧有势力一次次的反扑报复。新生权力对过去政治精英无情的专政种下了复辟和政变的恶果，法国长时间处在“处决国王－王权复辟－再处决国王－王权再复辟”的血腥循环中，尤其是雅各宾专政时期建立了一种对待政治敌人的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更是颠覆了社会稳定的根基，让仇恨和恐怖遍布社会每一个角落。所以说，虽然法国同英国一样，通过革命的模式向现代化社会演变，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是由于过程的不同，产生了很大的差别：法国的暴力革命带来了社会极大的内耗，这样的内耗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成本，让法国的整体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在18－19世纪英法在全球争霸的过程中法国不断败下阵来，虽然这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国社会因为不断的革命产生的“内伤”是让法国在英法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我们在19世纪末期俄国和日本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俄国的现代化发展最终走上了两场暴力革命之路，特别是十月革命为俄国带来了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虽然帮助苏俄走上了另外一条现代化之路，但暴力革命带来的强烈副作用也是未来苏联模式衰败的重要原因。而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

当年笑帅

改革成功地走上了一条稳定、渐进和有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的巨大成功当归功于清晰、明确的目标，执政者坚韧不拔的意志，民间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一种稳定温和的改革避免了社会崩盘和失序的危机，大大降低了社会前进过程中的成本，为社会的整合和国家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在1978年推动的改革开放国策就是渐进政治改革的最佳政治范例。当时中国处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条件下，一方面新中国的前27年在毛的领导下，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一级，中国独立自主和自强的精神振奋了百年来中国颓废的民心和士气，一代人通过艰苦的奋斗发展了“两弹一星”，中国被帝国列强欺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毛时期的土地改革、全民扫盲运动和合作医疗制度也为中国扫除了现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障碍。但另外一方面，计划经济的严重僵化，物资匮乏，极权主义的政治动员模式和政治运动也让中国依然远离现代化公认的标准。“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十年更是让民主、法制和公民权被践踏，从共和国主席到普通公民都遭到迫害。1978年的这个关键历史时期，新的中共高层对毛和新中国前27年的评价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面对这么一个高度复杂的历史难题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邓作了一个比较好的处理。他超越了简单的对毛好与坏的评价，既善于运用毛时期好的成果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比如说毛时期的教育政策和医疗政策培育了健康合格的生产者和潜在的消费者，这些都被邓善加运用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同时他又把过去27年来明显走偏的政策迅速纠正过来，邓不仅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而且拨乱反正为大量含冤的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平反，把国家经济和工作的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路子上来，重新赢得了民心和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邓没有全面否定毛，而是在肯定了毛对新中国贡献的前提下指出了毛的错误，这样的评价符合当时整个社会的期待，也是让整个社会摆脱过去的阴影，在安定和谐的条件下集中精力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这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如果当时邓完全否定毛，不仅会可能连带否定一代人为新中国建设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贡献，也会直接指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且还会带来更多的纷争和不安，让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之中。事实上，邓对毛的功过恰如其分的评价并没有影响大家对中共的整体观感，反而为中共赢得了更大的支持度和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邓利用毛时代的积极因素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业服务和避免彻底否定毛的作法给中国树立了和平过渡和循序渐进的典范。因为无论过去领导人有哪些重大失误和错误，我们今天都是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继承了前人的政治遗产，并通过修正过去的错误和偏差，继续向前进的。我们不能总是象中国封建皇朝历史上那样彻底毁坏一个旧的政权再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那样的话中国将永远陷于治和乱、建设和毁灭的恶性循环。那样的话社会将付出极大的成本代价而无法长久、稳定地发展。邓的改革正是致力于避免中国重走“治－乱－治－乱”的循环，力求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激进变革和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按照这种温和改良的思路我们就能摆脱在对过去领导人和对过去时代评判时简单运用“好与坏”和“对与错”的线形思维，而是按照时代要求修改不合时宜的政策，并把过去对现在有用的东西善加运用，其根本目的就是一条，为中国当前的现代化事业服务。因而，我们今天不是要简单地褒贬毛和邓，而是肯定毛建立新中国和邓的改革开放都为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一代人完成一代事，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时空去批判毛为什么不早点搞市场经济，邓为什么不快一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毛和邓完成了他们那代人对中国的历史贡献，我们今天依然受益于他们打下的基础；毛和邓又有他们那个时代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时空来帮我们解决今天中国发展中的新问题；毛和邓也都是人，也都会有错误和偏差，因为人无完人。因此我们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后，依然要肯定毛为中国人树立的独立自主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今天仍是我们现代化路上重要的精神动力；我们在肯定邓改革开放伟大的历史贡献后，今天也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方针，作为对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观点的补充。
与成功的渐进改革范例相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一个常常进行革命和激烈政治变革的国家不仅难以向现代化社会演进，而且极易陷入国家大解体和社会大解体的灾难。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去颠覆一个国家的秩序，其结果反而让一个国家离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目标更远。这里前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值得我们谨记。整个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都试图颠覆苏联政权，他们在国际间大力宣传苏联和共产主义国家是极权主义国家，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政府的力量也太强大，窒息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构成了对自由权和公民权极大的威胁，只要颠覆了这个极权政府,实行私有化、西方式的多党选举和三权分立，那就会药到病除。事实的发展结果可以说是令人瞠目结舌,苏联这个国际巨人不仅在国家失序、社会解体和民族残杀中轰然解体，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右派的知识分子一定会为俄罗斯的改革辩护说，他们毕竟建立起来了民主制度和多党选举制度，他们在天下大乱之后由于建立了好的制度一定会过渡到天下大治。但反讽的是，脱离了一个国家具体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抽象地打出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旗号，不仅没能建立起良好的现代民主制度,反而让社会进入了寡头民主和无政府自由时代，更谈不上保障公民的人权。美国著名的自由左派学者霍尔穆斯(Holmes)1997年在《美国前景》上发表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文章开头提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心积虑要削弱苏联的国家力量，加强苏联的社会、市场和异议人士的力量,以彻底让极权国家解体。那么实际结果是什么呢?霍尔穆斯以自己多年研究苏联和东欧国家而得到的独到见解和自己在俄罗斯亲眼所见描述道：苏联的极权社会是解体了,国家的政治迫害消失了，克格勃的秘密警察也不见了，刻板的政治宣传和灌输也停止了，持不同政见者也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了；但是同时,国家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完全崩溃，许多国营工厂的工人一夜之间被抛上街头，街上盗贼蜂拥，黑帮接管了国家地方权利，铁路上的火车被流寇洗劫一空，野狗在城市里到处乱窜，成群结队的士兵在延街乞讨，路边随处可见冻死的居民。灾难远不仅限于此，整个俄罗斯的生产能力严重萎缩,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大幅度下降（1990年代俄罗斯男子平均寿命下降了10岁，这几乎是人口学意义上的空前灾难），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前独联体国家军事基地上的核武器部件无人看管，许多部件流入了武器黑市场和黑交易,许多民族聚居地在国家政权解体后开始了互相的仇视屠杀。俄罗斯在1990年代的悲惨经历让我想起了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1927年这段军阀混战的时期,旧的次序是打破了,但整个国家因为没有有效整合而陷入解体和分裂的边缘。我的一个罗马尼亚同事最近才去过在普京铁腕治理下逐步恢复国家秩序的俄罗斯，他告诉我,俄罗斯的大城市如圣彼得堡已经发展出现代化城市的规模,而就在离大城市很近的小城里依然充满可怕的混乱和失序,他说,你在那儿呆一会儿的话，会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今天，邓小平在1990年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依然具有指导意义。老实说,笔者如同大多数人一样,当时对这句话并不理解。整个1990年代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感到苦闷的年代,但是却始终没有忘记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责任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更能代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境。中国将向何处去?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数次被提出过来的问题，再次被提出。
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自信，中国走在历史正确的道路上：渐进改革，不是激进政治运动和激进变革，是中国社会最佳的选择。自从1840年中国被列强的炮舰打开了国门后，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和激进的政治运动，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四一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运动……当然，笔者绝对不是要否定一些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们的发生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笔者要表述的意思是，一次一次激进的政治事件和无休止的革命与政治运动的确让中国社会遭受到空前的内部消耗，往往是每革命一次，中国的版图就缩小一次，中国的生产力就遭到巨大的损耗，中国商业力量、市场经济力量和中产阶级力量就被摧毁一次。这里提中产阶级似乎不妥：在中国历史上，从未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中国的民族产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在列强侵略、内部动乱下，一次次倔强地试图发展，一次次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始终游走在现代化边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在1990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却安然度过了危机，既没有解体分裂，也没有陷入像前苏联那样的大动乱，反而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并在新世纪迈向了和平崛起的局面？有的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到，这是中国政治控制的结果。其实这个回答是不正确的。邓公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的民族产业和市场经济第一次获得了“安宁”，经历了全局性、长时间和全面地发展，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第一次真正摆脱了赤贫和饥饿，开始了有尊严的生活，它符合了社会规律和时代的主要需求。民间久已压抑的消费意识、致富意识和追求更好生活的意识一旦被打开，就如洪流一般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1989年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积压和特殊的政治环境让中国现代化巨轮出现了一定的迷航，但是中国精英、企业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老百姓有一个最大的社会公约数：那就是中国不能乱，中国只要稳定发展，大家就可以过好日子。谁掌握了中国大多数阶层的社会公约数，谁就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中国不能乱的这个共识，是中国经过多次痛苦的历史教训，通过苏联的解体才终于得到的。在89年的时候，相当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此没有任何认识。结合中国所谓的民运从80年代中以来的由无到有、由胜到衰，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是的，我们还有很多社会矛盾，社会不公正问题十分突出，法制建设十分落后，权利制衡机制还比较缺乏，民主政治也还相当滞后，普通公民的民权还常常受到损害。但是，只要我们牢牢保持国家稳定大局，用经济增长改善大多数人的福祉，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我们能在理性、渐进的改革路上让中国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而在国家内乱、解体的过程中，不仅不能建立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不能保护公民的人权，还会让公民的基本生存权都受到威胁。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国家的力量，认为那样才能促进公民权和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谬误。一个稳定、有次序的国家本身就是在保护公民的人权，一个稳定、有次序的国家也是一个社会渐进迈向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公民权制度的根本基础和保障，当一个国家陷入内部解体和混乱后，何谈发展健全的民主体制，何谈保障人权，何谈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势力不断地鼓吹要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不断宣扬要削弱国家力量，事实上却是没有完整的国家、没有健全的国家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市场机制。因此极权国家的统治模式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没有国家和国家解体。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见,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一个城市里监狱的狱警都不见了，银行里空空荡荡没有人管了，警察局里的警察都消失了，国家政权都通通解体了，那将产生一种什么样

当年笑帅

这个工程实在太啊了，而且是WORD文档上传不了，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可以自己去下
http://zhiqiang.org/blog/posts/china-rises-yang-dawei-comments.html
这是我最后上传给大家的文章，以后长时间不会再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把好东西发上来让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提高，保重朋友们！！！

azolla

巨大的工程啊，我下下来回去看了

昆仑神

不错的文章，学习中！

lvxiaoye

刘涛博士的中国崛起策，真的很不错，看过三遍了，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