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海外视角探寻通向复兴之路：中国崛起策

当年笑帅

大家以后慢慢看吧，这是我在这里更新的最后一部长篇，马上就完了

当年笑帅

中国崛起策II 第三篇 明王朝的教训与中国功能分化之路
Liu TaoFebruary 29, 2008 中国崛起策
I 韦伯疑问、李约瑟难题和功能分化之谜？
在社会科学的历史上，马科斯·韦伯提出的疑问“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产生于非西方的文明？”以及“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经典话题，激励着一代一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去寻求答案（韦伯2007，1998）。韦伯以他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写下了一系列关于非西方国家宗教的社会学典籍，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2004），韦伯尝试从宗教和中国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精神。在他关于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的庞大经典著作中，韦伯始终在比较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政治和经济与古代文明的差别，从而使我们能够从不同角度全景式地探讨后进国家现代化进程滞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原因（韦伯1998）。

无独有偶，1930年代，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美丽的剑桥大学邂逅了三名聪慧、文雅而又有教养的中国留学生后，突然对中国文化和语言产生了强烈兴趣，并了解到许多在西方世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然科学发明原来是来自古老的东方。他越深入研究，就越是感到中国古代文明的璀璨，越认识到中国对整体人类科技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在那个西方世界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年代，李约瑟于1944年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那么多古代的科技发明产生于中国，但最后科技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或是印度）？”李约瑟的疑问吸引了大量跨学科的研究（李约瑟1990），并吸引了许多优秀的自然科学家、文化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甚至是宗教学家探讨交流近现代科技文明与中国无缘的根本原因。最后的研究成果凝结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七大卷、共三十五分册的煌煌巨著中（试比较国内学者的研究朱荣贤2003，蔡宝刚2003，张兴国2003）。

无论是韦伯疑问，还是李约瑟难题，都从多个不同的学术角度为我们展开了全景式的认识模式：为什么中国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产业革命没有产生于中国？为什么科技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在对韦伯疑问和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中，我们也发现了对这两个问题接近的解释模式，从地理环境论、气候论，到人口论，再到土地和人口的比率论；从科举制度约束论，到官僚帝国的政治制度论，再到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模式论；从宗教文化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对峙论，到农业经济立国论，再到法律契约缺乏论，我们都发现了综合的、详细的、全面的对中国落后的探索。

今天，在前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基础上，在吸收了西方社会科学最新的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韦伯疑问和李约瑟难题与另外一位时代思想巨人——卢曼的系统理论充分结合起来，进而提出具有新时代精神的重大课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功能分化的社会？这个难题包含以下几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功能分化的、独立形塑的、以现代产权关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接近于韦伯疑问）？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功能分化的、权力缩限的、积极谋取自身内部复杂性的现代政治制度？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功能分化的、独立形塑的、自我参照的现代法律体系？为什么在重视教育的、最早实现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中国最终却没有形成独立形塑的、高度功能分化的、功能自治的、以现代大众教育体系为基础的现代教育系统？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形成独立形塑的、功能分化的、以自身标准为自我参照的现代科学系统（接近于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形成独立的、功能分化的、不受其它系统编码干扰的现代艺术系统？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独立的、按照自身逻辑进行编码的现代宗教系统？

也许我们并不需要执着于在韦伯疑问、李约瑟难题之后再提出一个卢曼问题，但是对功能分化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的研究将超出前人的视野范围。根据卢曼的系统理论，我们可以更加立体地、全方位地探讨中国落后之谜。考虑到古代中国在阶层分化社会的“先进性”和长期处在人类文明前列的特点，我们特别需要阐明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能从过去的发展中探索出中国落后的根本症结，就不能很好地探索今天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面临的一些根本谜思、难点和体制攻坚阶段的根本问题，就很难真正对未来中国的体制现代化设计出重要的改革方案和战略性规划。通过卢曼的系统理论（卢曼1998，2000），我们的研究视野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开阔：巨人韦伯、李约瑟（包括马克思本人对东方亚细亚灌溉体系下的**制度）的探讨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利于我们民族认识自身的过去，进行深刻的内省和反思，但是从卢曼的系统理论视角下来看，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分别只谈到某个特定系统的问题，比如韦伯疑问涉及的主要是经济系统，李约瑟难题涉及的主要是科学系统，而卡尔·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认识主要是集中在政治系统，但是通过功能分化理论新视角的认识和分析，我们对中国过去发展的整体认识必将经历“质”的飞跃，从而把韦伯疑问和李约瑟难题推进到新的高度 —— 功能分化社会无缘于中国之迷？为什么现代化的功能分化系统（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教育、艺术、宗教）最终没有在古老的华夏大地、阶层分化社会中引领了千年人类文明的中国完成自身独立形塑的功能分化进程？是什么阻碍了中国各个方面的进步？为什么中国的商品经济曾经繁荣发达，却最终没有发展成现代的经济系统？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法典越来越完备，越来越严密复杂，却最终没有形成现代的法治国家？是什么阻挠了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化和自我形塑？通过功能分化的视角探索这一系列问题，并真正以新的历史高度阐释历史的疑难和症结，不仅可以解开我们今天的心结，更可以进行深刻的、新时代意义上的民族反思。这样的反思当然不同于1980年代那种简单的情绪上的文化否定和意识形态上的全盘西化，而是在中国崛起、民族自信心重新恢复、中国昂首于世界的新时代的对制度层面的新反思。这种反思绝非是对自身文化的否定，而是一种对于制度落后造成国家全局性落后局面的深刻总结。一个民族只有善于反思，善于总结，并改造自己文化中那些不符合时代的因素，同时结合自己文化中的优秀传承，衔接上世界文明发展的根本趋势，并精密理性地设计自己的未来，才会重新回到世界文明的顶峰，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

我们今天对中国功能分化之迷的根本意义上的探索，会接触到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中的很多阴暗面，但我们所作的并非是要贬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而是真正着眼于国家的未来，着眼于国家在21世纪的长程发展，真正着眼于中国崛起这一伟大理想和光荣目标。因为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过去是怎么先进的、后来又是怎么落后的、再后来又是怎么衰落的、今天又是怎么重新回到世界顶峰的，才能真正作到用长程的战略眼光和长程的远见去进行中国体制改革的攻坚战，才能真正牢固把握自己民族的命运，为中国未来20年的黄金时期探索出根本的改革规划。过去的一些阴暗面、一些落后的制度性因素阻挠了中国功能分化的进程，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不免掩卷长叹，深深为我们民族的命运叹息。但仅仅是叹息与苦痛都于事无补，我们应当真正下定决心不让过去阶层分化中民族的悲剧再次重演，要汲取历史教训，将之转化为强大的动力去推进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改革和进步，认识到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振兴民族的历史重担和光荣责任，在我们这一代，让中国体制实现真正的突破。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的雄壮历史步伐中，我们要真正实现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政治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中国古代阶层分化社会末期之探讨是非常重要的，笔者在本篇里决定选择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王朝 —— 明朝，来探讨中国功能分化社会为什么在这段时期夭折了，是什么使得中国阶层分化社会没有历史性地前进一步，最终实现功能分化的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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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探索明王朝下社会子系统的关系

在整个中国阶层分化的历史发展中，明王朝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不仅仅在于明王朝是最后一个汉人治理的朝代，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此带来的力量的此消彼长影响到了两个世界文明的整体命运的变化。在上一篇里，我们试图探索西方文明出现“文化突变”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篇里，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中国历史演变中的重要时期。

当前，中国出现了明朝研究热和明史热的社会现象，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我们多少对大明王朝有了一些直观的印象，比如明朝的内敛和内向型发展、对商业的抑制、郑和下西洋之后对航海业的压制、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的中央集权和大权独揽的制度、明朝中后期出现的太监专权、皇帝的残暴和昏聩、阴森森的特务机构如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等。以上的一些直观印象都可以用来探索功能分化社会在明朝最终没有能够实现的原因。在这里，笔者要着重通过探寻明帝国治理下的各个社会子系统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梳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并试图回答为什么功能分化社会最终没有在中国实现这一历史难题。


（1）明王朝下的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关系

在欧洲实现功能分化社会的历史上，一些并不起眼的历史事件蕴藏着未来社会演变的重要契机。15世纪末期，经过六年的艰苦谈判，西班牙商人代表和西班牙女王签订了著名的“圣大非协议”。在该协议中，商人和国家对双方相互间的利益边界和双方应该遵守的贸易规则进行了清晰的划分，双方对相互间的利益分割也进行了精确划分。15世纪末期的西班牙，其社会政治体制还远远称不上是“民主的”、“法治的”或是“宪政的”，我们更不能拿功能分化来描述那个时代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而且那个时代的西班牙海外贸易商可以说是纪录不良，海外残酷的征伐和掠夺让他们给后世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殖民主义者”的恶劣形象。但是就在圣大非协议签署这一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新时代历史演变的征兆：商人集团和政府可以就双方的某些规则性的边界分割进行面对面的平等谈判，在谈判中可以对双方的收益进行明确的界定，在协议中用词特别严密规范，以免将来横生枝节。在圣大非协议中，我们观测到政治和经济开始界定系统边界的历史性发展，两个不同的功能系统开始互相观察对方，然后通过观察对方来观察自己、描述自己，这中间已经蕴藏着新时代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功能分化的重要契机。

对比同一时期的明王朝，我们发现了国家和商人之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关系。当然，中国古代自古以来重农轻商的传统，使得商人在中国古代的阶层分化中处于士农工商的末流，商人虽然能够积累很多财产，但是在社会阶序的阶梯上却是处于底端，而且是处于被歧视的阶层。这里我将运用王毅先生（2004）关于明朝“权力经济”的研究材料《16世纪前后中国的“权力经济”形态及其主要路径 —— 中国皇权制度下城市经济形态的典型例证》，并结合卢曼的功能分化的系统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死结”—— 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关系。

在我国当代对于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中，传统上我们得出的定义是宋朝已经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而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此似乎中国只要在此基础上就可以缓慢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最近新的研究显示中国商人也具有契约精神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合理核算系统，而且中国的晋商和徽商也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他们也有对利益资本的严格核算以及记帐系统，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古代的商人也是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另外，对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丝绸贸易繁荣的研究也证实了中国的商品经济的确来到重要的关口。但是王毅的文章在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后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观点。

王毅在《16世纪前后中国的“权力经济”形态及其主要路径》一文的开篇中就非常准确地指出明朝虽然出现了城市经济高度繁荣的状态，但是明朝统治时期**权力也高度恶性膨胀起来，并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统治者和特权阶层任意地屠戮商人、劫掠商人财产、完全控制商业发展也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因此王毅提出的观点非常令人深省：“由于16世纪前后的城市经济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尤其在**权力介入市场的强度上都是空前的，所以本文即以此时‘统治权力与市场的关系’为视角，具体说明这种‘权力经济’的模式是如何与世界近现代制度方向悖逆的。”（王毅2004，试比较林金树2002）。在运用了功能分化理论之后，我们就知道社会的子系统的关系在明王朝时期并没有衔接上当时世界的主流，反而出现了“逆世界历史潮流而行”的相反趋势，政治不仅没有认识到经济规律和经济有别于政治的自身特点，当然更不会承认经济是不同于政治的社会重要领域，于是权力直接进行了经济形塑，而不是经济进行了自我的经济形塑。更为严重的是，登峰造极的权力创造了权力经济，经济沦为政治系统的附属产品，由于明王朝时期**权力如脱缰的野马一样无法进行任何约束，中国的商品经济萌芽最终的后果就可想而见了。

王毅分析到“……所以16世纪前后的‘权力经济’形态依然是通过‘超市场化’的方式掠夺国民经济、凭藉政治权力而进入市场牟利等路径而充分实现的，只不过此时的‘权力经济’扫荡全国上下的猛烈程度，又是任何前代所不能比拟…… 比如，从明代中期的成化初年到明代后期的万历、天启年间（17世纪初），权力制度对于商人的压迫和掠夺日益严重。再比如，在皇权制度中，商人并没有真正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他们是作为统治权力及其户籍赋役制度驱使之下的‘应役’者而与光禄寺等宫廷采购机构从事‘贸易’的（‘责买於京师铺户’）。因为这种贸易的前提，乃是很少自由的商人们居于半奴役地位，所以不论在与衙门的交往中有多么大的陪损、遭受多少人身的欺凌，他们都没有退出这种‘贸易’的权利；甚至一般的民间富户，当衙门强派他们充当‘商人’的角色而承担贡赋义务时，除了向皇帝的近幸内臣行贿以免除自己的这份灾难之外，他们就只能像罪犯一样领受‘官司秘钩’的刑罚！”（王毅2004）。运用功能分化的系统理论来分析，我们就能从历史现象中更好地理解本质意义上的发展。在阶层分化社会中并不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市场“，而只存在一种”权力市场”，或是被权力扭曲的市场，权力深深介入到资源的配置中去，并垄断各种资源的专买专卖，并且强行低价收购某些资源和商品，再以高价卖出，获得权力垄断市场下带来的超常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是高度扭曲的，也是极其低效的。官僚阶级、皇权社会的专属人员和各级官僚采办机构完全对市场专买专卖进行垄断，经济系统失去了任何按照自己规律进行自我形塑的可能，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系统。因此在明王朝的表面盛世下，创造的却是“权力市场”，而无“经济市场”；有“权力经济”，而无“市场经济”；有“权力形塑经济”，而无“经济形塑经济”。各级权力恶性干预市场、垄断流通、垄断商品价格，导致中国的经济系统无法生成真正的现代经济系统。更为惨痛的是，私人的产权无法得到保护，商人作为一个新兴阶层连生命财产都无法保障。当朝廷贪墨横行，国库亏空时，查抄新兴商业阶层就是获得经济来源最为简便的方法，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商业阶层莫不是朝不保夕。用卢曼的解释模式来看，当货币不能衔接货币的沟通，当投资行为不能衔接投资行为，当经济不能理性核算经济，当投资不能理性预期收益，而是一切都在权力的形塑下被扭曲、甚至个人财产面临随时被抄没时，经济必然走上一条道路，那就是投靠政治。大量的历史材料分析显示：中国古代的商人在贸易量增加时，都不敢扩大再生产，进行产业规模的扩展，实现韦伯所说的理性核算，而是尽量掩藏自己的财富，或是重金购买各级官僚，或是重金购买官位，或是鼓励自己的子孙通过科考功名之路从而在身份和阶序上走向上层，摆脱商人的身份，实现自保。因此像西方那样的商业世家或是富可敌国的商人不仅没有在中国出现，反而是中国本土大量商人走向官僚阶层，实现经济购买政治的赎买之路。用卢曼的观点来解释，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权力形塑经济，经济也反过来形塑权力，政治和经济系统就完全扭曲在一切，彻底的密不可分了。

权力经济以及政治、经济功能严重被扭曲所带来的恶果远远不止于此。在权力经济的病态体制下，必然的结果是出现官商和权商的现象。阶层分化下的明王朝虽然还保持着文明礼教的表面斯文，但是在社会日趋复杂、民间商业日益蓬勃的情况下，从皇家到中央官僚、从司礼监到地方官僚到处出现了权力经商的现象，出现了儒教国家士大夫普遍经商的怪状。这表面上看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用功能分化理论来分析，这是阶层分化社会恶性发展的高级阶段。阶层分化顶端的儒教官僚阶层保持了身份上的特殊性和高贵性，可以垄断一切功能系统的分配，在他们以前嗤之以鼻的经济领域方面，现在却可以通过下属经商、开办钱铺和专买专卖的形式坐收实利，既不有辱斯文，同时又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但是权力一旦直接经商，就出现了功能分化理论中政治的二元编码（有权/无权）直接进入经济领域的编码（投资/不投资）的现象，经济并非按照自己的媒介和二元编码运行的时候，只能沦为权力的次生品，被权力形塑。王毅的论文中提到的皇家专卖店、宦官集团大开皇家店、士大夫名人的家族商业网络，让人感觉到明朝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阶层分化社会。尤其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超越司法系统之外的锦衣卫、东厂、西厂的特务头子是类似秘密警察的机关，本来是见不得阳光的，在这个时期，他们也公然在京城招摇经商。熟悉了功能分化理论之后，我们就见怪不怪了，阶层分化的鼎盛时期也决定了其必然衰朽的命运，在这种体制下，权力不是真正的权力，经济不是真正的经济，权力的编码塑造经济，经济的编码也反过来塑造政治，最后各种矛盾的怪现象都会同时集中在一个社会里，形成了病态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商人托庇于官僚政治，商人主动游弋于险恶的官场，同时与官僚阶层走得越近的，就越能谋取暴利，诚实守信的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的环境里产生就非常困难了。即使是与官僚结为一体的商人都面临巨大的风险，王毅分析到：“中国商业资本的增值方法，多不由正当的途径，而率利用封建的独占方式，以巧取豪夺致富。……在此氛围下，即和政治上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商业，如嘉靖时代的墨商罗龙文，亦必捐纳一个中书，披着官僚的外衣。否则中国的商业资本假如不是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便难获得超经济的超额利润；反之，他们也因为和官僚政治太过于密切了，常不能独立的长久维持其经济的活动，每随政治的变动，而起变化，辄与王朝的兴衰，同其终始。所谓‘操赀交接，起落不常，东家已富，西家已贫’，恰是说明这个情景，形成中国商业资本最脆弱的一环。”（王毅2004）。明代小说《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就是一个精明地游走于官场、精晓官场利害、深知官场黑幕的商人形象，但即使是精明狡黠的西门庆，其实也是中国在大历史进程中的悲剧人物。在没有实现功能分化的社会，商人的唯一宿命就是跟腐败的官僚体系结为一体，在密不透风的重重黑幕中，商人又最先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小说中，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中的商人形象实际上反映了大时代的悲剧，反映了一个社会制度凝固在阶层分化之后商人必然的命运（杨虹2007）。

如果说在明朝初期和中期的权力形塑经济和政治干预商业还是有节制的劫掠的话，那么明朝后期的发展则是**主义的权力公开进行大规模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了。我把前一种劫掠称为“有规则”的劫掠，类似于盗亦有道的规则：尽管是权力破坏经济系统的沟通和编码，但是还没有达到完全执明火暴力抢劫的地步。到了明朝后期，特别是万历、天启年间，形势已经失控，“有规则”的劫掠转变成为“无规则”的抢劫，政治破坏商业、权力破坏经济达到了阶层分化历史的顶峰。

王毅描写到：“及至万历年间（万历二十四年即1596年，朱翊钧向全国遣派税监矿使乃是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则上述法理更是到处恣意横行而略无顾忌。比如：商人如果不能完全满足官员们横滥无边的敲诈勒索，则他的全部家财就会被立即抄没。尤其是这种公开抢掠的对象，竟然越来越遍及于整个商业阶层，典型的例子比如税监陈增以盗掘矿产的罪名诬陷敲诈众多的富户，三天内拘捕五百多人；陈增的党羽程守训诬陷众多徽商私匿巨额财产，于是严加追抄，而所有这些徽商只有向他重资行贿才能幸免于难。史籍还记述程守训更加骇人听闻的暴行：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称奉密旨挖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百家，杀人莫敢问！勘究江淮不法大户，及私藏珍宝之家，出巡（安徽）太平、安庆等府，许人不时告密问理，凡衣食稍温厚者，无不严刑拷诈，祸及妇孺矣。以往人们经常用16世纪前后徽商等地方商业阶层的形成及其广泛的经营活动，来证明‘资本主义萌芽’有了如何重要的发展，但是从上述记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不论徽商经营如何一时发达，但其最终根本无法摆脱**权力横暴摧残之下的窘境。”（王毅2004）笔者完全认同王毅的评论，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有没有商业精神和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证明了中国人的商业精神是卓越的，中国人理性的核算能力并不逊于西方人，但是在政治对经济全力的干预、塑造甚至是劫掠之下，中国的经济系统最终没有能够在明朝转化成为一个功能分化的独立系统。用江南商品经济发展来证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不足的，事实证明，权力经济（分为权力塑造经济，权力扭曲经济，权力经营经济，权力劫掠经济，权力摧毁经济）最终使得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编码互相侵入对方的系统，双方的沟通媒介也合而为一（权力和货币），从而形成功能分化社会的严重障碍。明代中国表面意义上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让中国的制度演进更加趋近功能分化社会的世界潮流，反而是在权力经济相互扭曲中形成病态社会和病态体制，让中国事实上的功能分化之路更加艰难。读了王毅先生的文章，结合卢曼的理论，我们更加清晰地分析出了历史的脉络，我们仿佛听到500年前中国最早的商业阶级发出沉重的叹息，在阶层分化鼎盛的中国，独立分化的经济系统终于在权力经济中化为乌影，中国注定还要在漫长的功能分化之路上经历更多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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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王朝下的政治和法律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阶层分化社会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日趋复杂，对法律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在明王朝初期订立的《大明律》显示法律开始随着社会复杂性的提高而提升自己的复杂性。但是阶层分化的明帝国的法律显然远远有别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系统。阶层分化社会中的法律依然是按照阶层属性而制定的法律，与现代意义上的平权法律不能同日而语。不同阶层在面临法律的时候，权利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官员、士人、皇室在面临司法体系时都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其二，阶层分化社会中的明帝国的法律不是一个单独的社会子系统，法律隶属于政治系统的范围，是政治系统之内的一个权力机关，这一点与现代社会自我生产、独立形塑和功能分化的法律系统有根本意义上的区别。在阶层分化的社会里，政治和司法尚没有任何清晰的界限，而是完全的合二为一，一个地方的父母官就是当地的法官，除了处理大量日常繁务和极其琐碎的政务、税务以外，还必须进行断案。行政和司法权力集中于一体，也是阶层分化社会共有的特点。
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1997）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明朝一个县级官员会面临如何纷繁复杂的司法案件和千头万绪的民间经济纠纷，同时他还必须处理极其复杂的政治事务和经济事务。在社会已经演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明王朝，一个地方官员已经无力同时处理行政、经济、税收和司法事务，因此在大多数判案中，地方官员都必须采取快刀斩乱麻式的速判速决和简单专断的判案模式。对于大多数无心关注司法的地方官员来说，任意、简单和专断的判决是常例，因此冤假错案是阶层分化社会中普遍难以避免的现象，更不用说残酷的政治权力和特务机构未经任何程序任意残害商人和百姓了。明朝的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无法无天的专断权力和恐怖刑罚在天启帝时代的魏忠贤时期造成了司法冤狱大量横行，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
即使是一名清官和为民请命的好官，在地方上担任父母官时，他也很难处理好大量的司法案件。明朝开国的洪武皇帝所宣扬的法律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在乡里诉讼和判断复杂的案件的时候，更多地不是判断合法/违法，而是要去判断是否符合中国古老的儒教道德观念。法律不仅隶属于政治系统，更加受制于道德的编码，因此现代社会中以合法/违法为二元编码的、按照自我逻辑进行参照和解释的、根据司法证据来解释司法的、功能分化的法律系统离当时的中国有万里之遥。比如清官海瑞在乡里遇到大量的私有财产案件和土地分配案件时采取了“与其屈兄，宁同屈弟”的道德标准，显示了儒家的伦理纲常远远重要于对私人产权清晰的定义和保护（黄仁宇 1997）。
黄仁宇非常精彩地分析到明帝国的法律制度，尽管他并没有使用我们今天运用的功能分化理论，但是在他的这段分析中处处展现了功能分化缺失下中国法律制度所面临的困境：“…… 地方官纵使具有好心，他也决没有可能对有关人权和产权的诉讼逐一做出公正的判决。因为在农村里，两兄弟隔年轮流使用一个养鱼池，或者水沟上一块用以过路的石板，都可以成为涉讼的内容。如此等等的细节，法律如果以保护人权和产权作为基础，则一次诉讼所需的详尽审查和参考成例，必致使用众多的人力和消费大量的费用，这不仅为县令一人所不能胜任，也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而立法和司法必须全国统一，又不能允许各个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既然如此，本朝的法律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作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对于他们职责范围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争端则拒不受理。这一类案件照例由族长村长或士绅调解仲裁。为了鼓励并加强这种仲裁的权力，我们帝国的圣经‘四书’就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为而生存。 …… 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众之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换言之，这种设施也仍不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径。其方便之处则是一个地方官虽然缺乏法律上的专练，但是在幕僚和吏员的协助下仍然可以应付裕如地兼任司法官。司法从属于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这种制度的原始性和简单性，在大众之中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后果。官府衙门除了对刑事案件必须作出断然处置外，很少能注意到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纠纷维持公允。”（黄仁宇 1997）
从这段关于帝国司法的精彩论述中我们可以结合系统理论，超越简单的现象而进行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阶层分化的明帝国中司法的重要特点：
1 司法是行政工具，而不是独立机构，也不是自我形塑、功能分化的系统。
2 在编码上出现完全有异于现代化法律系统的“编码混乱”的现象，法律没有形成自己的合法/违法的二元编码，政治系统的有权/无权直接代替司法，同时道德领域的合乎道德/不合乎道德也成为法律的编码。行政权在行使司法权，对儒家道德观念的追求也代替了对法律本身的追求。
3 法律的社会作用是力求塑造万能的青天父母官，而不是如同现代法律系统一样提供给人们稳定的合法预期，因此预期目的不一样，最终社会效果也完全不相同。
4 明帝国法律是地方行政官一人担负万般重任，现代社会法律系统的沟通却主要是通过大量训练有素的、经过严密法学教育的、并经过法律系统内部考核选拔的大量不同的法律角色（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来进行。
5 明帝国法律必须借助乡间的网络和家族的力量，现代法律系统借助的却是一个法律系统内部高度专业化的集团。
6 阶层分化社会的法律着眼点是使乡民安分守己，而现代法律系统的重要功能是保护个体公民权利。阶层分化社会始终着力的是权力配置和短期的安抚，而功能分化却着重于法律提供的长远稳定和对稳定的预期。
最终可以从结果上来分析，明帝国的法律体系在社会越来越复杂、经济越来越发展的关键阶段，没有能够为民众提供合法化的长远稳定预期，无力解决大量的诉讼案件和复杂的民间纠纷，更无力为新兴的经济力量提供符合现代标准的、与商业经济相配合的产权法律以保护私有财产，进而促进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大历史的转折期，明帝国依然坚守用政治和不合时宜的僵化道德观念作为法律系统编码的形式，那么法律系统距离一个功能分化的系统就依然有很远的距离。
（3）明王朝下的政治和教育的关系
我们曾经在上一篇提到阶层分化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是唯一一个创造了制度性的社会流动机制的古代文明，因此理解中国的科举考试及其社会意义是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环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阶层分化社会中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功能分化的教育系统呢？答案是否定的，以下几个因素可以说明政治权力依然在形塑着教育系统，阶层分化下的教育和科举考试与现代化的大众教育体系相距甚远。
首先，政治权力直接决定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在阶层分化的社会里，政府官员拟订题目，确定考试范围，同时进行评判（比较何怀宏1998）。
其二，科举考试具有强烈的功利目的。从统治阶级层面而言，希望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到政治系统中来，促进阶层分化社会顶层的活力，最重要的是稳固王朝的统治。从读书人个人的角度来看，科举考试是直接进入上层的入场券和敲门砖，通过科考，读书人享有特殊权利，可以免除许多义务。因此科考是个人—— 特别是低阶层的中国人改变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功利主义工具。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来分析，科考都具有浓厚的功利目的（比较何怀宏1998）。
其三，现代的功能分化系统必须要有二元编码和自己的系统项目，教育系统的编码是成绩合格/不合格，系统项目则是教育系统内部自我形塑的现代教育科目。中国古代的教育似乎也具有合格/不合格的编码，但这只是表象，在合格/不合格的背后，真正的编码还是儒家的道德观念，是道德系统的编码和政治权力的编码在本质意义上形塑教育，而不是教育自己在形塑教育。因此通过系统的功能分化理论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教育没有出现现代教育系统那样广泛的分门别类的学科划分体系，而着重于建立越来越庞杂繁复的儒家教义，因为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中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还是道德取向（君子/小人，孝顺/不孝顺，忠君/不忠君，符合儒家道德/不符合道德），并服务于政治系统。
其四，如果说隋唐宋时代的科举还具有相对意义上的独立性的话，在明王朝时却发生了重要变化。政治直接以权力强有力地形塑教育系统，对八股文的制定，将孟子（亚圣）从考试内容中去掉，对考试内容教条主义的设计和僵化的形式，都是直接出于皇帝的圣裁。洪武皇帝朱元璋对科举考试内容的直接权威性命令使得相对独立的教育系统出现了逆向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政治系统的附庸。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西方学者魏特夫（Wittfogel 1989）是这么评述的：“中国的科举制度确实使一些够格的平民得以进入官场；但是它的社会影响比普遍的传说所让我们相信的要小得多。中国的科举制度不是由民主力量，而是由**统治者片面地建立的。高级官员肯定影响了原来的计划；而在制度建立以后，也由他们负责执行。 …… 不过，甚至在科举制度下，录用的方式最后也是由皇帝和他的官员决定的。政府预先决定录取的名额，就连等级最高的人——进士，最初也是在经过某种文官考试以后才被授予官职的。科举为高级官场增加了不同数量的“新血液”，但是，它们并没有破坏支配着这个集团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政治方面自我延续的趋势。”（魏特夫1989）
从以上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虽然是阶层分化社会的佼佼者，但是阶层分化社会中的教育和功能分化社会中的教育系统依然有本质的不同。在中国大一统的帝国架构中，巨大的政治权力抹平了一切其它社会子系统功能分化和独立形塑的可能性，最终演变成科学隶属于政治，法律隶属于政治，教育隶属于政治等现象。尤其是教育提供的中国阶层分化社会的文化选举特性和合法性使得中国阶层分化社会出现了罕见的超稳定结构。科举曾经让中国成为阶层分化社会中最具文明潜质和文明引导力量的国家，但恰恰也是科举弱化了人们对新事务的思考和对新社会制度的探索，长期合法化了阶层分化社会循环往复的统治。
（4）艺术和其它系统
在明王朝以前的中国阶层分化社会里，艺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古代文人（特别是诗人、书法家和画家）在面对政治权力时是有一种傲骨精神的，同时政治权力也相对尊重艺术的独立性。但是在明王朝的洪武皇帝时期，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发生逆转，朱元璋因出生贫寒，所受教育有限，对复杂的中国语言文学并不能很好的把握，同时又由于自卑心理作祟，担心文人在复杂的、艰深的、弯弯曲曲的文字中对其进行讽刺，因此出于强烈的猜忌心理对一些普通的吟诗作画的文人也开了杀戒。此先例一开，中国文坛和艺术领域一片肃杀。于是艺术领域的发展在权力恶性干预下开始了缩限和自我审查，这势必影响艺术对本身编码（美/丑）的追求和艺术创造。
发起于明朝、延续至清朝的文字狱是中国阶层分化历史上非常悖逆于中国本身传统的倒退（艺术领域相对开放和独立），使得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政治的次生品。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则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政治直接干预艺术也开了恶劣的先例，使得直到近现代中国始终存在着艺术隶属于政治的阴影而不能形成一个独立形塑的功能分化系统。
其它比如宗教系统也是一个高度被政治权力干预的系统，同时宗教也常常侵入政治系统。政治利用宗教，无论统治者是崇佛还是崇道，利用宗教来为政治权力服务，也必然导致宗教系统干预政治。宗教一有机会就干预政治，并谋取相应的经济利益。同时由于在古代阶层分化的社会里并没有形成按自身编码运行的、功能分化的宗教系统，这导致了政治和宗教间永恒的紧张关系。要么政治利用宗教，或是干预宗教，要么就是某些宗教人士、民间起义者和农民领袖假托宗教干预政治。政治和宗教还远远没有形成现代社会那种既功能分化、又相互偶连和服务的关系。至于科学系统和科技革命为什么没有产生于中国，这个问题已经通过李约瑟研究小组有了丰硕的讨论，这里不再详细叙述。
（5）总结
这里既要对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作一个总体的分析，也将分析明王朝时期中国社会子系统的关系和历史症结所在。
在中国崛起策II第一篇中提到了阶层分化社会中的金字塔结构和社会循环往复地在阶层分化的怪圈中发展。阅微堂上网友提到一个问题：既然是循环往复，那必定是一个圆圈式的发展，那么怎么有可能过渡到新的阶层分化社会呢？金字塔既然塌了又重建，那么这样的结构是否应该永远持续下去呢？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金字塔与金字塔之间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古埃及的金字塔不等同于西欧的金字塔，西欧的金字塔不等同于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中的金字塔。中国因为实现了开放式的阶层流动和文化选举制度（科举），并且在阶层分化阶段创造了世界最繁荣的文明，而且这种开放结构具有很大的合法性，文化教育和恩科开考为中国阶层分化社会提供了合法化来源和道德上的自证性，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除了明末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以外，从来没有人对中国的阶层分化制度提出任何系统性的置疑和批判。而在西欧阶层分化下的封建社会，由于缺乏开放流动性结构，缺乏中国式的文化教育和开科考试制度，没有任何文化意义上的选举，其结果是社会严重缺乏合法性和道德的自证性，因此14世纪以降的西方学者在制度建设上重要的一点就是寻找合法性和统治者的权力正当性，一代代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在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力来源，因此逐步演绎出了公民权意识、宪政观念和民主政治。而在阶层分化的中国社会，人们并没有沿着这个角度去寻求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系统性地去质疑政府，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在阶层分化中的“先进性”、“开放性”、“阶层流动性”和自证“合法性”。
因此笔者得出的结论是比较奇特的，是中国的“先进”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是制度“锁定”（lock-in）导致中国的阶层分化社会形成了世界上最坚固的金字塔，形成了阶层分化社会中最稳定的一个圆。而西欧的阶层分化金字塔在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社会结构的巨变中一块块坍塌下来，西欧阶层分化的循环往复的“圆”早就出现裂痕而难以维持了。制度锁定却让中国处在超级稳定的循环往复的圆圈运动中，从而使得中国从一开始的先进和开放越来越演变成为僵化、落后和封闭。来到阶层分化的明王朝的时候，这样的金字塔结构已经严重不适应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各个功能系统逐步开始显示出其现代社会独立和功能分化的特征，商品经济和贸易交换的高度发展呼唤一个现代的、以市场规律为中心的经济系统，民事纠纷的纷繁复杂呼唤着一个独立形塑的、现代实证意义上的、以保护契约和产权为基础的法律系统，在社会日益进化的过程中，阶层分化的明王朝由于其“制度锁定”和特权阶层利益空前膨胀，政治决定逆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行，政治封杀经济的自我形塑，政治封闭一切法律的进化和演变，政治把部分独立的教育更加工具化地拉进了政治系统，政治甚至封杀艺术让艺术成为政治的附庸，政治也阻挠科学系统的自我形塑，于是逆历史潮流的发展终于导致了中国在各个领域的落后。
虽然中国历史上政治系统权力过大，进而干涉其它社会子系统的自我形塑是从历史发展而来的，但是像明王朝这样的政治系统超级垄断却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古代的泛道德化趋势更是合法化了政治对一切的干预，皇帝就是道德的化身，官僚集团就是道德的化身，县令也是道德的化身，一个官员就是父母官，就应该管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一切社会领域。在明王朝的治理下，中国的商人阶层、艺术家阶层、读书人阶层和科学技术阶层的命运反映的是阶层分化晚期的民族命运，是一曲民族的哀歌。在超级庞大的政治垄断下，在阶层分化的制度锁定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精神、司法独立精神、科技精神，还是艺术独立精神、教育自治精神，都最终与中国无缘了。我们付出了沉重的“制度锁定”的代价，从世界上最先进跌入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这一切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就必须研究这个特殊的王朝。

当年笑帅

III 解释现代社会的根本秘密：系统的独立和联系
在当代许多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当前改革的讨论中，我们常常会在不同的理论解释模式和理论模型中听到相反的理论和观点，而且各自自成体系，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容易令人迷惑。比如，我们知道**主义和**权力危害之深，因为其残暴专断，因为其不受约束，阻挠了中国的进步，因此就有人得出结论，我们要约束权力，我们要民主自由，我们要一个“弱”国家、“弱”政府“，这样的简化和推论是非常有害的，第一层推论非常正确（约束权力），第二个推论也基本正确（民主自由，但是必须结合中国实际，而不是民主偶像化和道德化），第三个推论就非常值得商榷，甚至非常危险（“弱政府”，“弱国家”），从中国历史的实际经验来看，“弱”政府削弱的是中央政府，削弱的是政府职能，带来的不是什么民主自由，而是地方割据，中央政府的效能也大幅度下降。由此可见社会运行更复杂的逻辑没有被真正认识到，而是被掩盖了。
对**主义的反思是一种普遍的观念，但是新兴的观点又带来了我们换个角度的思考。黄仁宇先生通过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了中国明王朝实际上是一个能力很弱的政府，是一个税收汲取能力极端低下的政府，是个皇帝一筹莫展、官僚集团痛苦彷徨的政府，是一个国家总是缺乏货币来源和财政收入的“可怜”政府。这样的观点很新颖，并且被大量的社会历史研究所证明（见中国崛起策I关于税收部分的讨论）。黄仁宇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应该加强国家管理能力，加强国家效能，提高国家数目字的管理（现代科学的核算）。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就更加重要，他认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是现代理性的法律（产权法、遗产法、贸易法）配合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而且政治制度也齐头并进地配合经济发展和法律发展，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应该加强国家的各方面的效能，建立“强”国家、“强”政府。
双方的观点和论据各成体系，也都有道理，但是结论完全不同，“弱“国家VS“强“国家，“弱政府”VS“强政府“，哪一个更准确？不要轻视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困扰着中国的现代化，这样的矛盾逻辑让中国在不同理论模型上来回摇摆，我们国家的转向和政策调整往往都是随着理论而转向的。
事情的复杂性还远远不止于此，笔者运用王毅《16世纪前后中国的“权力经济”形态及其主要路径 —— 中国皇权制度下城市经济形态的典型例证》分析权力对经济的干预，指出官商联盟的危害性。但是在另外一篇关于明朝的优秀论文《国家与商人的利益疏离及其后果 —一 一个晚明例证》中，作者张杰提出的观点是：在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世界经济体系的时代，明朝重大的失误就是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没有结成牢固的“联盟”，而这种国家、商业利益联盟恰恰是西方重商主义的根本要旨。商人在世界各地进行贸易，非常危险，产权难得保护，需要国家作为强大后盾，去保护商人利益，民族国家从这样的保护中也能获取巨大利益。而同时期明王朝禁商和轻商的政策导致中国商人大量外流到南洋；在中国存在着国家和商人利益完全疏离的现象，于是商人被迫大量贿赂地方官员，寻找保护伞，最后形成官商勾结严重损害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严峻局面（张杰2007）。这似乎与王毅论文的观点不同，一篇强调权力经济的害处，一篇强调应加强国家对经济的配合、国家和商人利益的结合。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尽管学术界应该强调思想自由、不同理论争论，但是在事关国家发展的方向和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上我们是否能够有一套基础理论，能够全面清晰地解释上面提到的现象，而不再让我们困惑和反复，不再让我们随着知识魔棒的转动而转动？能否有一种理论，能够拨开层层迷雾，让我们能够最终清晰地解释这一切？能否有一种理论，能够完全地挖掘出现代化社会的核心秘密，也能探索出我们历史上落后的核心秘密？
笔者深深感到通过卢曼的系统功能分化的理论可以让真相大白，全然地揭示了历史和现代社会的秘密，让我们不再困惑。
在功能分化社会中（图一），各个社会系统实现了自我编码，于是社会系统形成了新型的、高效的权威配置，政治领域的权威配置（沟通媒介）是“权力”，二元编码是有权/无权，系统项目是政府机构、议会、民意和民主机制，于是政治通过自己的三个原件（权威配置、二元编码和系统项目）第一次划出了自己的界限；经济系统的权威配置（沟通媒介）是“货币”，二元编码是有货币/无货币（或是投资/不投资），经济系统的项目是市场、价格信号与购买销售，于是通过经济系统的三原件（权威配置、二元编码和系统项目），经济也第一次划出了自己的范围；法律领域的权威配置是（沟通媒介）是“法“本身，二元编码是合法/违法，系统项目是实证法（复杂的法律体系），于是法律的三大原件也划出了法律的范围；科学系统的权威配置（沟通媒介）是科学真理，二元编码是真/假，系统项目是内部再分化的科研领域（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于是科学系统的范围也被清晰地划分出来了。同理，依靠系统各自的三大原件我们才能第一次清晰地分出生产“美”的艺术，生产“合格成绩”的教育，管理精神世界的“宗教”，生产“信息”的大众传媒。只有当各个系统功能分化以后，各个系统才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专注于“系统的内政“，进行系统的内部建设，从而大大提高系统内部的复杂性。
对比阶层分化社会下的明帝国（见图二），我们可以立即观察到阶层分化社会和功能分化社会“质“的差距。在阶层分化社会中出现了权威错置、编码互相侵入、边界互相交叉、功能完全错置的现象，教育不是教育，没有自己的编码、项目和权威配置，因此与权力交叉；法律不是法律，完全没有编码和自身的权威配置（法律媒介），于是法律被拉进政治系统；艺术不是艺术，成为被政治侵入的政治艺术；经济更不是经济，经济是权力编码侵入的权力经济，最后的结果是 —— 政治也不是政治。请大家观察图二各个功能系统与政治相交的阴影部分，除去这部分政治系统还剩下什么？只剩下中心微小的一块空白。这里，系统理论清晰地展示了，阶层分化社会与功能分化社会相比是个低效社会，政治固然侵入了经济、法律、艺术、科学和教育；反过来，经济、法律、艺术、教育和科学何尝不也侵入政治系统（见图二）？于是在权力经济的错乱中，又形成了经济权力（用经济购买权力）；在权力收编了法律之后，法律也在政治内部筑巢，形成了司法行政权力的扭曲现象；权力直接形塑教育，教育何尝不是在全力谋取权力（士人官僚集团）？在政治干预艺术的同时，艺术何尝不是在追求政治，只要是有名的艺术家就可以谋求挤进权力阶层？政治利用和干预宗教，宗教又何尝不是在利用和干预政治？于是政治形塑了其它功能系统，扰乱了其它系统的编码和独立，其它系统当然也同时扰乱了政治，于是形成系统间互相侵略、互相干预、互相勾结、互相共生的奇特现象。于是，在阶层分化的明帝国，政治不能构建本系统的复杂性，无法集中精力进行政治系统内部的”建设“，而是忙着去建设和干预经济、法律、宗教、教育、艺术、科学等，所以政治必然是既强大而又低效的，既专断而又无能的，既不可一世而又笨拙的。因为政治要干预一切，所以显得强大、**，但是什么都管不好，最好连政治自己都管不好，所以又必然是低效和无能的。通过卢曼的系统理论，我们把历史上看似相互对立的观点进行了统一，并深层次地、全面地、清晰地看清楚了阶层分化社会问题的核心。在阶层分化下，经济生产不出“投资”，法律生产不出“法”, 艺术生产不出“美”，科学生产不出“真”，宗教也生产不出真正的精神世界，一切社会领域都围绕着政治转，最后的结果是政治也生产不出真正合法化的、高效的“权力”。于是社会结构出现了“麻花状”：各个功能系统硬性地拧在了一起，相互纠缠，相互侵入，相互干预，所以，在阶层分化社会里只有政治领域，而无真正的政治系统；只有经济领域，而无真正的经济系统；只有法律领域，而无真正的法律系统；只有教育领域，而无真正的教育系统；只有科学领域，而无真正的科学系统。权力干预一切也导致了一切都在谋取权力，大家（各个功能系统）都不能专职于其本职工作，而是商人也想挤进权力，读书人也想挤进权力，宗教人士也想干预权力，艺术人士也思谋挤进权力，于是阶层分化下的明帝国成为一个泛权力和泛政治的社会。

图一：功能分化大大提高了系统之间的联动性和社会整体的复杂性

（图表来源 作者参照卢曼功能分化理论自制）

图二 阶层分化的明帝国中的各个社会子系统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对比阶层分化社会和功能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社会依然是人治社会，权力编码侵入其它任何系统，而其它系统的编码也都侵入政治系统。因此阶层分化社会只能是一个简单社会，各个系统都无法发展出自己的复杂性，都无法为社会履行其基本职能，因此，我们对比图一和图二，感觉到图一面积很大，图二面积很小，这正是复杂分工的现代功能分化社会和缺乏功能分化的阶层分化社会的根本差距，图一必然是适合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制度，图二必然配合的是落后的、简单生产的、权威和资源错置的社会形态。然而差距还远远不止于此，在阶层分化社会中，因为划分不出明晰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法律系统、科学系统、教育系统、宗教系统，就根本谈不上高效联结、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系统联系（偶连），当所有系统都扭曲在一个空间或者是互相交叉、互相缠绕的时候，就根本谈不上系统的联系、帮助和绩效。只有分化，才能联结，只有功能分化，才能高效联结，这是卢曼理论最精彩、最深刻的一部分。图一中各个功能分化系统界限清晰，每个系统高效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内政”，各个社会功能系统高效率地相互配合，高效率地相互偶连。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立刻理解，王毅和张杰看似不同的观点，其实却是关于明王朝的两个不同面向的探讨：一个是功能混乱的危害性（权力经济），一个是政治与经济的偶连（国家利益和商人利益上的配合）。用系统功能分化理论，我们就可以精确分析到：政治和经济在功能分化社会中，因为系统的独立才实现了系统的高效率的偶连和配合，因为相互的功能分化（政治和经济分开）才能够实现相互的利益配合（结构偶连）。
在现代化社会里，功能分化的益处决不仅仅局限于系统高效地完成本系统的任务，更关键的是系统间真正实现了相互联系和相互配合，从每个系统的角度为其它系统提供服务和绩效，但是系统的偶连必须止于另外一个系统的界限之外，决不能去干预其它系统的内部生产、内部规律和内部二元编码。如果我们以五个最重要的系统 —— 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 —— 为实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每个系统都从自己的角度为其它系统提供配合和偶连，发展出了一种社会立体型关系，政治配合经济、法律、教育、科学；经济又配合政治、法律、教育、科学；法律又配合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教育又配合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科学又配合政治、经济、法律和教育。每个系统看世界，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世界，每个系统都从自身的立场上为其它系统提供偶连。从这个角度观察，阶层分化社会更是与功能分化社会拉开了距离，在阶层分化社会中，各个功能系统杂糅在一起，相互侵犯后，只有阴影部分和微小的空白空间（见图二），而无任何偶连配合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阶层分化社会与功能分化社会的差距已经不是一个平面上的差距，而是一种平面和立体空间的差距。阶层分化社会中系统间的相互关系是侵略、干预、牵制和相互限制，功能分化社会中系统间的关系是分化、配合、联系和相互促进。

图三 系统间的功能分化促进了系统间的服务和绩效

图三A 政治系统对其它系统的服务

图三B 法律系统对其它系统的服务

图三C 教育系统对其它系统的服务

图三D 科学系统对其它系统的服务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图三A非常准确地回答了我们的疑惑和难题，究竟现代化是缩小了政府，还是扩大了政府？究竟现代化是缩小了国家，还是扩大了国家？通过功能分化理论就完全“真相大白“了：原来政治系统归位了政治，有了自己的编码和范围边界后，政治就把自己的触角从其它系统收回了本系统（缩小），但是政治归位于政治以后，又可以通过经济政策服务于经济系统，通过立法服务于法律系统，通过教育政策服务于教育系统，通过科学政策服务于科学系统，政治调控和服务全社会的管理功能又大大扩展了（见图三A,国家管理功能大幅度扩大）；而经济系统通过独立形塑后产生的货币又能服务政治、法律、教育和科学系统；而法律系统又可以通过宪法裁决和宪法解释解决政治系统无法解决的难题，可以通过产权法和各类经济法规为经济系统建立法制秩序和基本保障，法律系统还可以通过教育法服务于教育系统，通过专利法服务于科技系统促进科学的长远发展（见图三B）；而教育系统又可以为各个功能系统输出他们需要的人才（见图三C）；而科学系统也可以通过科学报告促进政府理性决策，通过经济领域的科研服务于经济系统，通过法律学科的科研服务于法律系统，通过教育领域的科研促进教育创新（见图三D）。
如果说系统的功能分化使得阶层分化社会和现代社会在平面上拉开了距离的话（如果我们用数学比例可以表示为1比5的差距），那么通过系统的偶连，阶层分化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距已经不处在一个平面上（如果我们用数学比例可以表示为1比20的差距）。因此笔者持有这样的观点，从区隔分化的部落社会到阶层分化社会只是一个平面上的增量，但是从阶层分化社会到功能分化社会则是从平面到立体空间的增量，两种社会形态的管理组织水平已经不在一个平面上。没有实现功能分化的社会，一旦落后就是全面的落后，落后得彻彻底底。因此在19世纪，当基本实现功能分化的社会遇到阶层分化的帝国的时候，阶层分化社会的弱势就立刻显现，民族存亡的危机就来临了。历史的教训，应该让我们今天的中国人长存危机感，去为国家建立强大稳定的制度呀！

当年笑帅

IV 接受历史的检验

常常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有多么多么难。我们都知道中国国情很复杂，历史的积累也很复杂，但是我必须说，今日改革虽然艰难，但绝对不会比100年前更难，那时候中国真的是面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局面，至少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独立、自强、自信的新兴世界大国；今日改革虽然艰难，但绝对不会比30年前邓公才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更难，那时候中国每年还得出口能源换取一点可怜的外汇，而如今中国不是外汇短缺，而是外汇储备太多，不知该如何把这么多美元进行合理投资。我想，难，还是难在人的心里。太多的利益、太多的权力交织在一起，太多的既得利益该如何分配，太多的潜规则和精明的个人盘算。就算功能分化社会再好，再合理，对于个人的利益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认为，功能分化社会实现之后，是制度在发挥作用；功能分化社会形成之前，人的道德和人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树立一定的道德意识、不树立对国家忠诚的信仰，我们又会面临阶层分化社会中既得利益的重要难题。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应该是充满责任感和充满理想的，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我们都将共同体验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如果我们理想的上空有一颗永恒的星辰，那就是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对国家宪法神圣的信仰，我们应当为了国家的万年稳定之基而宣誓 —— 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实现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历史的长河在缓缓流淌着，时间的车轮也在每时每刻地前进，我们今天在评述着历史，未来历史也会评述我们。我们的个体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在国家制度进步的神圣事业中，我们体会到了一种永恒的感觉。总有一天，历史会纪录我们这一代人的所作所为，我们这一代人究竟是依然沉浸在潜规则和权钱结合的快乐中，还是用我们的集体行为改变我们的民族精神气质，为中国真正建立一个信守规则的现代化社会，最终取决于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努力。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我们的儿孙也会成长起来，是让他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法治精神下的世界强国中呢，还是让他们依然生活在潜规则盛行和权钱结合的、充满着危机和动乱的前现代社会中呢？为了我们的后代，为了我们理想天空的神圣星辰，我们这一代必须接受历史的检验。也许将来某一天，我们的孩子会与我们进行下面的对话：

儿子： 爸爸，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总是这么落后？为什么中国千年的历史，那么多沉重的历史教训，依然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命运呢？

父亲： 也许这就是文明发展的规律，盛极之后总会衰落吧！

儿子： 那为什么别的国家可以在挑战中调整自己，最终扭转自己的衰势，而最终又掌握自己的命运呢？为什么日本做得总是比我们好呢？

父亲： 其实在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曾经有过很好的机会，那时候全世界都在谈“中国崛起”，我们感觉到国家是在走向强大和繁盛的。其实，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深沉而又美好的梦，那就是“梦回大唐”。

儿子： 那为什么你们那一代在那样有利的形势下没有能为国家建立好的制度，为国家强盛打好根本的基础呢？

父亲： 也许还是人性的软弱吧，我们太看重权力和金钱，我们太喜欢潜规则，我们太喜欢不当利益带来的许多好处，我们沉浸在其中，难以自拔。当人性的万般罪恶发挥出来的时候，我们最终丧失了理想，我们最终还是忘了国家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

儿子： 那你们这一代就是自私的一代，你们仅仅为了你们短视的既得利益和享受就永远透支我们的幸福和国家的命运，我无法为有这样的父辈感到自豪。

父亲： （沉默无语）

当然，父亲和孩子的对话更可能是这样的：

儿子： 爸爸，生活在我们的国家真是幸福，我们是世界第一的强国，还是世界上最具有吸 引力的国家，是世界上制度最好、最稳定的国家。

父亲： 孩子，其实并不是始终如此，我们的国家曾经在古代文明中处于顶峰状态中，后来我们衰落了，我们跌了下来，而且跌得非常惨重。两百年前，先辈就开始一代一代的救亡图存，为了一个强大的中国而探索，一代一代的探索求变，最终在我们年轻的时代，中国开始崛起了，不过那个时候，中国的制度还远远不健全，还存在很多危机因素。

儿子： 是吗？那么你们是怎们样改变我们国家的呢？

父亲： 我们一想到你们，就充满了信念和理想，这样的信念和理想支撑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信仰，一个忠诚于自己国家的信仰，我们集体誓言：决不让中国再陷入治乱的循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我们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建立一个根本完善的制度，让今天的你们不再有忧虑和苦难，让你们永远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国家里。

儿子： 真让我觉得感动。

父亲： 为了理想和我们的信仰，我们认真进行了制度的改革，在稳定和渐进中真正探索出一条中国的制度现代化之路，我们曾经苦苦求索，我们曾经为我们的共和国痛苦过，高兴过，哭过笑过，虽然我们经历过一些曲折，但是我们为了你们、为了一个强大中国的信念却一刻没有动摇。最后，我们可以说：我们成功了，我们对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也对得起你们，我们完成了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神圣的任务，现在，接力棒可以交给你们了，孩子！

儿子： 爸爸，我为我们有这样的父辈感到万分自豪！感谢你们！

笔者深深地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个在文明世界中领先、后来又多灾多难的祖国，笔者也深信也许在2030年的一天我们可以自豪地与我们的孩子进行第二段对话，笔者确信不疑的信念是我们必将实现我们的光荣和理想，为此我们将来应可以骄傲地宣称：我们是担负历史重托的一代，我们是无愧于历史的一代。我们内心对国家忠诚的信仰必将转化成国家前进的动力，为了这个目标，需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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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出版。

16. 张兴国《“李约瑟难题”与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7. 蔡宝刚《论知识产权法制对“李约瑟”难题的破解》，《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

18. 朱荣贤等 《从制度化儒家看中国近代科学产生的困难 —— 对“李约瑟”的一种解答》，《学术界》2003年第4期。

19. 魏特夫 《东方**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出版。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8年3月1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和引用中国崛起策II系列文章。如果转载中国崛起策II文章或引用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kidest

不公平啊,你的贴这么多没事,我的贴很多就给禁止回复了

当年笑帅

中国崛起策II 副篇一 功能分化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
Liu TaoMarch 10, 2008 中国崛起策

从历史发展来看，功能分化形成于西欧封建社会的末期，在那个各种新兴思潮涌动、人心思变、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迁、社会语境也不断变化的新时代，欧洲历史的确经历了一种“文明突变”和“社会结构质变”的现象。相信没有人从一开始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能预先推导到西欧社会最终会演变成为一个各个社会子系统（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和宗教等）独立自主、功能分化的社会，即使最精明的预言家和精算师也未必能够预测到，在14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间内，西方会一跃成为我们这个蔚蓝色星球新的主宰。历史是诡异的，也是充满偶然性的，虽说历史不好假设，可是根据功能分化理论所展开的新视野我们还是不禁要问：在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中那个同样新思潮涌动、人心思变、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着剧烈变迁、社会语境也不断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有着非常类似14世纪欧洲的条件：书面语言的发展；平民教育的兴起；步入末期的封建庄园经济；各大战国进行的竞争；文化、学术和艺术的相对自由；各国人才的相互流动等等，但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战国时代结束后就形成功能分化社会，从而早于西欧1500年就开始功能分化的进程？当时的各大战国中，齐国是商业大国，管仲本人就是经商能手，而且在那个时代齐国就开始发展海洋产业经济，展开同邻国的海盐贸易。但为什么不是商业繁荣的强齐一统天下，实现中国历史性地由阶层分化社会向功能分化社会的转变，而是内陆的、崇尚法家的、高度宣扬中央集权的强秦统一了中国，从而在秦（皇）汉（武）体制下最后确定了大一统的、政治系统形塑其它所有社会子系统的局面？中国是否痛失历史性的良机，没能在更早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功能分化？即使在功能分化理论还不为大家熟悉的时代，许多崇尚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就曾提出了一些激进的观点：大一统是中国一切祸源，中央帝国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罪魁祸首，春秋战国是中国最好的时期；如果联系功能分化理论恐怕又有人会简单地推论：大一统是阻挠中国功能分化的根本原因，因此是中国两千年凝固停滞的根源。我们可以这么阐释历史吗？

我认为，这样简化的观点是缺乏历史感的，也是缺乏历史情境主义和历史相对感的。历史情景主义要求我们看待历史事件、历史演变和历史人物时必须要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景去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特殊情况，而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眼光去检验历史和评判历史人物。要知道我们祖先面临的历史情景和历史条件与14世纪的欧洲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根本不同的地方：

一是东亚大陆上400毫米的降雨线划定了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存范围：降雨线以北气候干燥少雨，适宜生存的是游牧民族，降雨线以东、以南则是气候湿润的地区，适合农耕民族的生存。在气候和地理决定的民族空间分配上，华夏族在千年的历史上总是面临着北面游牧民族的生存威胁，这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威胁，是文明的冲突。经济学家科斯提出过一条著名的科斯定理：如果在产权明确的情况下，当交易成本足够低的时候，自由贸易交换可以使双方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从未形成农民和牧民在产权明晰界定下的，以自由交换为形式的持久贸易关系，而是在劫掠和反劫掠中使双方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在千年历史的长河中，围绕着400毫米的降雨线形成了拉锯战，长城就是两种文明的分界线。同时东亚的季风气候也造成了降雨量不均匀的情况，旱涝灾害是东亚大陆面临的另一个生存威胁。华夏族先民为了生存，必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府，既可以修筑巨大的水利工程防止变幻无常的东亚季风气候带来的旱涝灾害，又必须在游牧民族的威胁前保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统一调度能力。可以说，中国的大一统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情境中发展演变的必然历程。

二是中国华夏文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华夷之辨，统一的民族、统一的文化礼仪、统一的教化和民族认同感已经在形成中。欧洲之所以在历史上形成小国林立的局面，是因为欧洲历史文化和民族成分非常复杂，很多古老的民族在历史上早就已经形成。拿欧洲的国家林立来批评中国人热衷于大一统是历史情景的错置，是忽视了欧洲民族的认同感本身就是复杂和多元的，而东亚大陆上华夏族却成为主体民族，因此国家之统一也是必然的。欧洲的国家林立是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不同民族国家的林立，而中国国家的分离则是不则不扣的分疆裂土，除了带来国家的分裂、战乱和动荡以外，决不可能带来真正制度意义上的进步。因为同一民族的分裂必然意味着残酷的战争，人民也必然在战乱中思统，这是中国历史的大势。

三是中国和欧洲，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仔细观察欧洲的海岸线，可以看到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和延岸林立的岛屿，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欧洲人热衷于海洋贸易，热衷于商业船队的远行。在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海岸线绵延，岛屿与岛屿之间相近、相连，在此种地理条件下孕育了商业贸易的最佳条件。对比中国的海岸线，相对而言不似欧洲那样曲折，而且也远不如欧洲近海那样岛屿林立，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以内陆的农耕为主的经济形态，可以说，不同的地理环境塑造出不同的文明特质。

当然，对历史情景主义的运用也并不表示我们不用去了解中国落后的根源。当中西尚未进行深层次的接触，中国还沉浸在天朝拥有四海的世界观的时候，也许还可以理解中国对世界的观感。可是在明王朝时代，中国事实上已经处在全球贸易圈和全球贸易繁荣期，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已经有早期来华传教士和商人开始向中国人介绍外部世界，在这个时候对外部依然视而不见，不进行反思和反省，那么中国的落后就是难以避免的结局了。严复说得很好：西人不至，中国文明是可能循环往复地继续在同一条跑道上走下去的；可是既然西人已至，我们已然落后挨打，那么还不进行民族反思，奋而图强，奋而思变，那就是昏聩保守了。

我们的祖先经过两千年历史的传承，留给了我们巍巍大中华，这是我们得到的永久珍贵的祖先的遗产，我们要爱惜她，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文化传承，她是我们今天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是我们崛起的根本基础，没有巍巍大中华，哪有中国的崛起，哪有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我们祖先在中国的历史情景中没有实现功能分化，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我们今天了解历史和探索历史教训不是为了去责问祖先，因为历史有其偶然性，有其历史环境性，我们的祖先当时并不知道世界上有功能分化，西欧人在功能分化最终形成之前也还并不完全了解功能分化，因此我们不能过于苛责前人，但是教训却是一定要吸取的，问题是一定要总结的，症结是一定要抓住的。当我们不知道落后的根源，一些过失还情有可原，可是当我们今天已然知道中国落后的症结，却还不去改革，不去奋进，不去向功能分化的社会努力，那我们就真是上有愧于祖先、下有愧于子孙了。

同理，也许很多人会羡慕西欧最早建立了现代化的制度，建立了功能分化的社会，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西欧虽然率先引领世界走向功能分化的社会，却在自己本身的历史传承下最终没有实现统一欧洲的愿望。在当今全球化和区域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候，单个的、较小的民族国家越来越显现出劣势，而欧洲国家最大的战略困境就是：难以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民族国家，进而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欧洲联盟反映了欧洲人统一欧洲的努力，目的是在21世纪与美中形成鼎足而三的战略局面。然而欧洲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还面临太多的障碍，还有太多民族国家利益的纠缠和争执有待内部协调，欧洲要实现鼎足而三的战略意图还有待时日。而我们国家的历史传承虽然为我们设置了转型向功能分化的障碍，但是我们却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市场、13亿人的超级消费群体和消费潜力，单从这点来看，我们又享受了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一份丰厚遗产。

对比欧洲与中国，美国是幸运的。在立国历史上，美国就是由欧洲流亡的清教徒建立的国家，他们的血液中跳动着商业主义的脉搏，他们的传统中积淀着法治和契约的精神，他们又来到一片广袤的北美大陆，有着丰富的资源、茂密的森林、湍急的河流，在这片土地上，美国的立国先贤们抓住了历史机遇，以新型的方式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而不是一个阶层分化的大帝国。联邦制的设计和民主法治的推广使得这片新兴大陆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美利坚既实现了在广袤大陆上的国家统一，又把欧洲逐渐成型的功能分化社会成功移植到美利坚大陆上。这样，地球上一个统一的大国实现了功能分化，庞大的面积、庞大的人口乘以功能分化系数，一个超级大国诞生了。

21世纪上半叶，地球上最具潜质的是美中欧：美国需要防止错误的国际战略和国力透支而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中国已经显示出世界大国的巨大潜力，在科技和经济领域正在奋起直追，缺乏的还是功能分化的制度（制度现代化）；欧洲已经基本实现了功能分化，缺乏的还是一个统一的欧洲和真正整合的欧洲市场。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印度，在制度设计上印度已经具有“功能分化”的特质（民主选举和法治），但是关键在于，阶层分化下延续千年的宗教观点和种姓制度是否还在继续影响着现代平权社会的构建，从而在事实上阻碍着功能分化社会在印度的形成。

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基本情况，就知道了我们未来的责任之所在和未来国家努力的目标。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渐进的功能分化的进程，从一个政治主宰一切功能系统的社会，到政治逐渐认识到经济、科学、教育、法律和艺术等社会子系统具有自身的内部规律和自身运作逻辑，中国在功能分化之路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如果中国在未来20到30年内逐步实现向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演进，体制弊端的制约就会逐渐通过改革而渐渐消除，功能分化的实现过程必将极大地发挥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也必将极大地释放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能量。如果中国在未来的黄金期初步实现建立功能分化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国现代化的动态势能必将超越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影响力必将辐射到全世界，进而改变二十一世纪整个人类历史进程。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8年3月9日

附：中国崛起策II是系统探索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现代化的系列文章。作者将运用德国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尼可拉斯·卢曼的系统理论（又名功能分化理论），从各个社会子系统的角度来探索今天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根据卢曼的理论，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区隔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功能分化社会。人类社会以家族和部落分化为基础分化形式的阶段是区隔分化社会，以阶层和阶级为基本分化形式的阶段是阶层分化社会，而现代人类社会基础分化的形式是以各个社会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宗教、体育等）的功能分化为基础的，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功能分化社会。

当年笑帅

为崛起策建言之一：功能分化下的中央集权——中国功能分化社会建设中的政治系统初探

作者：天涯孤舟

在中国的下一阶段任务是建立功能分化社会的共识下，各个子系统的建设就成为实现功能分化社会的关键。而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建设又是关键中的关键。经济系统的建设，我已经在以前的讨论中就“公有制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进行了分析。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未来的政治系统建设方式。

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必然是中央集权！这不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立刻接受的结论。那么我先作两点声明可能会增进大家的共识：

中央集权不等于非民主政治。民主的对立面是独裁而不是集权。
中央集权不等于不要功能分化。相反中央集权本身应该被严格的限制在政治系统内部。
西方国家率先进入了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的社会形态就成为了一种标准，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就一定是“不断的接近西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使整个欧洲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功能分化的社会形态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这样的社会形态也有他与生俱来的不足之处。作为东方文化航母的中国，更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立足于本国文化，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形态才是中华民族新时代的使命。集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即古、今、中、外）的智慧于一体，中国极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也是最适合于中国的社会制度。

我们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集权制是中国过去‘先进’现在‘落后’的重要原因”。这很容易引导我们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打破集权统治！这听起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不要忘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曾经使中国引领世界文明达2000年之久，这其中必然有它的合理性因素，社会发展的曲折往往产生于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之中。就象我们说“不能全盘西化”绝不意味着不能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明成果。

在进一步分析论证之前，首先要对我们所说的中央集权作一个界定：

我们所说的中央集权是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中央集权，是政治系统内部的一种实现方式而不是政治可以干预经济、科技、艺术等各个社会功能子系统的借口。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社会生产和管理的复杂程度呈几何级数的增长，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之所以是一种落后的国家治理方式，根本上，是因为没有实现功能分化，“什么都管”的结果导致了“什么都管不了”。造成了政府公共职能的缺位。
中央集权的前提条件是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是以皇帝的绝对权力为特征的，尽管士大夫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和其他势力对皇帝的权力有所牵制，但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形成制衡皇权的有效政治力量。因此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是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反而提供了权力阶层通过政治系统在各个社会子系统中谋取利益的便利，形成了腐败的温床。
集权和分权都是相对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绝不意味着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分权”，不允许有任何公民自治的空间。中央和地方和社会和社区和家庭和个人都要界定好自己的权力范围，只有关系到国家整体利益的事务才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管理。
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和诸如美国的联邦政府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中央政府有着远高于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它的治理模式以中国古代的郡县制为基础。各个社会子系统（包括政治系统）的地方最高长官由中央政府（各部）直接任命，各级官员（包括副职）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下逐级任命。地方议会（或地方人大）、司法系统、媒体行使监督权（分别行使政策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权利）。国家税收、国有资本红利大部分由中央政府掌管，少部分由地方政府掌管。中央政府有义务提供均衡地域、阶层差别的全民社会福利，有义务进行全国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义务提供全国性的公共服务产品，有义务调动全国的资源进行灾难和紧急事件处理，有义务在国家利益的最高层面促进不同地域的均衡发展和不同社会领域的合理发展。
在对中央集权界定清楚之后，我们来谈一谈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要“中央集权”。


一. 从国家治理方式看中央集权

首先是效率问题。西方的社会形态的确形成了权力制衡和制度化博弈的机制。但这同时也带来了决策和管理成本的大幅度增加，更导致了决策效率的低下。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而不是权力的高效运用所建立的。而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权力博弈机制的低效率。中国30 年快速发展的奇迹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方式。对比印度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感受到这种治理方式的威力。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集权，而是没有实现功能分化，没有实现有效监督。

其次是可控性和大局观问题。权力博弈实际上是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各种利益团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容易也不愿意有全局的利益观。利益博弈的结果是相对多数的人获得了满意。而这种令人“满意”的结果是什么却很难在事先就有数，并且这种结果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也很难说清。因为这不是站在全局、站在未来的角度所形成的政策，而是站在利益的角度。各种后进民主国家的政治乱象，从这里可以找到根由。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道理，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我们都知道“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将军都能作出最正确的指挥，所有士兵的判断力都弱于将军。但如果因此我们就允许在战场上就战争的选择进行广泛讨论和表决。那么战争的失败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充分尊重个体意见的结果是以整个军事力量的不可控和低效率为代价的。

2）我们都知道交响乐团是由指挥和各种乐器演奏人员组成的。一首交响乐的成功演奏当然还离不开作曲家。这里，曲作者、指挥、演奏者其实和各个社会功能子系统非常相似。交响乐团就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的缩影。各种乐器、指挥和曲作者都不干涉其他子系统的内部运作，而他们又高效耦联，相互支持，共同谱写出华丽的乐章。任何系统妄图侵入其他系统干涉其他系统的运行规律和编码方式都会使演出失败。但我们却发现，在这个社会模型的组成成分中，“指挥”却是一个中央控制单元。尽管实现了功能分化。但没有指挥，妄图靠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合作完成作品的演奏将变得非常困难。系统的复杂程度要求必须有分工，却同时也要求必须有统一的指挥和调度。这个例子其实更应该解释为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地方以地方利益为重，不可能有全国性质的大局观。靠地方之间的博弈来形成最终的决策很难保证其真正的合理性。但这里我还是要将他们形容为功能系统，并郑重提出我对功能分化理论的一点质疑：在社会复杂度面前，不分化固然没有出路，但缺乏总体控制的分化要形成高效耦联又谈何容易？我认为这是功能分化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

3）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有很多相似之处。企业内部的部门划分也自然的产生了各种部门利益。部门与部门之间也有博弈的关系。但我们极少看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矛盾的解决是通过“表决”的形式完成的。实际的情况是矛盾会逐级上交。由越来越高的层级人员进行 “仲裁”。如果说利益博弈是最好的管理方式，为什么没有一个企业采用这种制度，而无一例外的使用了“集权”统治。不要轻易说企业和社会有本质的不同。其实已经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的未来是建立“企业化”国家——既有中央控制，又有逐级授权和功能分化。这才是最高效、最可控、最具有大局观的的社会形态。

4）市场经济是经济系统的概念，但我们也可以拿来类比政治系统。市场经济是依靠“逐利”的个人天性所产生的个体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不断迭代、递归形成“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规律来塑造社会经济形态的。这种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源的合理分配。然而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系统”对整个经济的运行进行总体调控，市场经济又如一匹脱缰的野马，随时可能走上歧路。马克思所预言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断重复上演着，无利可图的领域市场更是失灵。垄断破坏了公平，而自由竞争又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终于，“宏观调控”这样的政治系统强势介入经济领域的现象发生了。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政治系统在为经济系统服务。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这种服务除了使用政治系统自身的语言（政策倾斜）之外，也在使用经济系统的内部编码“投资/不投资”。就算我们认为这还是严格的功能分化社会，那么，当经济由于缺乏中央控制出现危机的时候还可以靠政治来挽救，那么政治出现危机的时候呢？现在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有为权力博弈的结果是一个错误结果的行为进行问责的制度——因为“承认权力博弈的结果”根本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

5）高等生物的生命体有很多复杂的功能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他们是功能分化的典型，也是权力下放的典型。但这所有系统的高效合理运作都离不开一个中央政府的协调管理—— 大脑。大脑不能代替各个功能系统的运作，却能指挥和协调他们的运作，当一个系统受损的时候，大脑就会组织资源优先对这里进行抢修。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管理调度是多么的重要。

当年笑帅

二. 从文化特征看中央集权

中国有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适应集权政治的文化特征：

1）强调国家和民族认同：在面临外族入侵威胁的整个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中国人培养起了高度的国家认同感。而高度包容和同化的文化特征又在不断的融合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特质，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概念相互交织——因为认同中国而认同中华民族，因为认同中华民族而认同中国。

2）相比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更看重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包括康乾盛世等，无一不是建立了和谐、稳定和发展的社会面貌。中国每一次从大乱后都能够通过“修养生息”的政策使得国力迅速恢复，这都和中国人看重“和谐、稳定和发展”有重要的关系。当然，我们不是说自由和权利不重要，我们必须承认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但中国人更以为，只有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才可能有个体的自由和人权。在一个社会动荡不安，个人朝不保夕的国家，个人是没有自由和人权可言的。苏联和东欧剧变后，中国没有多米诺式的成为下一个目标不得不令人深思。

3）认可多级任命的郡县制管理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采用省市县三级管理体系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障碍，这和中国历史上长期采用郡县制形成的政治认同有很大的关系。老百姓早就习惯了一省有省长，一县有县长的多级管理模式。这是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具有的政治生态特征。美国在立国之初如果要求建立郡县制国家可能早就完成了分裂。

4）赞同为了应对灾难而使中央政府有全国性的应急处理能力。中国之所以在秦汉时期成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抵御外辱的需要，治理洪涝灾害的需要等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央集权的独裁统治和阶层分化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小国寡民”时面对自然灾害和外部威胁的无助依然使得人们强烈希望有一个中央政府作为抵挡灾难的依靠。

5）西方的民主政治其实是对欧洲封建制民主在更高级别回归。（将古代的贵族民主扩展到了所有公民）而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要扎根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则会实现从**集权向理性集权的回归。在全球化日益成为大趋势的今天，这种回归必然是站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政治和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两块基石之上的更高级别的回归。人类历史上社会政治形态将是以下的发展路径：原始民主—— 贵族民主——**集权——现代民主——现代集权。原始民主是所有人类社会的起点，然后西方和东方开始了无交集的跳跃式发展。今天，中国又一次面临了引领世界文明的历史机遇。


三. 从中国今天的国情看中央集权

中国当前采用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方式。但它和我们所界定的理性集权仍然有差距。它不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实现了功能分化的社会基础之上，它还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但在我们认清了“理性集权”的合理性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当前真正具备了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具备的进化优势。因为中国已经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中国今天所作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在向更“理性”的集权迈进。这种平滑演进的可能是任何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中央集权是社会变革“可控”的坚强保障。固然，在这种模式下各种既得利益阶层塑造的壁垒不易打破，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变革的速度。但“国家和社会在有计划、可预期的一天一天变好”这本身就比冒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而进行的不知是不是真的会变好的“休克疗法”式的剧变要好得多。

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中国人的思想已经获得了大大的解放，各种现代思潮从四面八方冲击着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在思想已经不可统治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变革已经是历史的必然。如何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跨越正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

当年笑帅

----参与中国崛起策II第三篇讨论

作者：ppeesshr

中国崛起策II 第三篇和网友的留言、讨论以及刘先生的回应，展开了宏大场面，从历史教训，古今对比，未来走势等多方面多角度分析，探讨了中国发展道路。该策以父子对话的形式展望祖国的美好未来，这是作者炽热的爱国深情的自然流露。看了此篇，感触甚多。也说说个人的一点看法。

中国崛起之路怎么走？我以为这要分为两个阶段，即近期和远景两个时期。两个时期的任务都可以参照马克思、卢曼等西方理论，使之与当前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论参照哪个理论学说，都不会也不可能生搬硬套。


一、近期的改革与发展的思想障碍

本篇崛起策和网友留言都说到中国历史，由于实行中央集权，推行儒家学说，治水文化等因素，中国大部分都处在大一统的状态。因而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欧洲那时比中国落后了许多。正是由于中国太先进，才导致中国近代的落后。天涯孤舟网友对中国的先进、落后、及其必然性三方面也进行了精彩地分析。我同意刘先生和天涯孤舟的观点。但我还想作一点补充。

古代中国走在前面的又一个因素是产生于农耕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完全适应，相得益彰。而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是原有的意识形态中有一部分与现代发展大工业的要求发生冲突。在新的生产力面前，再死抱住老一套思想习惯，只能是被动挨打。

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始终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大地主们往往把土地租给佃农。小手工业也多半是分散的个体经济。较大的手工业作坊多半为统治阶级的享受而生产。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因此几千年来在我国形成了一家一户自我封闭的生产习惯。以土地为枢纽，以家庭为单位形成一整套宗法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家有家长，国有国君，地方有民之父母官，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等级制度。小生产思想意识有以下特点：政治意识随地位变迁，平民百姓依靠青天，凡事忍让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就烧杀造反，进入官场就想事事专权；经济上乐道自我封闭的桃花园；分配上对上要求均贫富，对下则要求比别人多拿多占；心理上极其脆弱，穷困时失望悲观，富裕后就要摆阔显富，挥霍、妄自尊大的极力表现；思想方法上是实用主义的单纯顾眼前。

在小生产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阶级统治逐步把自发产生的小生产意识条理化。以忠(君)孝(父)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人身依附等都是为保护小生产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给自足，自我封闭，重农轻商，闭关锁国都是用来压迫商品经济，以便扼杀任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均贫富思想尽管可以用来号召打击封建剥削，但它是为保护小生产经济基础服务的。农民起义总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不会成为资本主义的产婆。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在禁锢新思想维护封建经济基础方面的能量比欧洲要大得多。他们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文化禁锢，科举收买等等，把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中出现的任何一点朦胧意识都加以扼杀。中国既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又是封建主义的大本营。在维护小生产经济基础的一整套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统治力量及小生产意识的习惯力量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无与伦比的。

我国虽然在秦始皇以后废除了分封制，但直到清朝退位，一直是封建社会。国人上、下始终把土地视为命根子，老百姓的“一亩三分地”意识，“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思想一直延续下来。官员们分封裂土思想根深蒂固。占地为王，占山为王，总想集财权、军权于一身。汉初削去韩信等三个异姓王，又分封了多个刘姓王，多亏景帝削平了七王之乱，才有汉室的强大。司马氏统一后又大封诸王，造成了两晋南北朝的几百年混战。唐朝的藩镇节度使制度造成了安史之乱，因而由盛转衰。五代十国，天下割据，军阀混战。明朝又一次分封，结果以靖难之变而告终。清初的削藩也是费尽了周折，由历史可知，中央集权与分封裂土的斗争不断，建藩与削藩的拼杀声时有所闻。到了民国时期，也有统一与割据的斗争。这种思想意识在新中国成立后难道就都消失了吗？地方的尾大不掉，基层的“山高皇帝远”而为所欲为，都是传统割据意识的延续。

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与现代大工业生产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西方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碎封建统治的政权以后，并不意味着反封建任务的结束。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生产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小生产经济及其思想意识逐步解体的过程。扎根在小生产土壤中的意识形态对生产社会化进程进行了顽强的反抗。粉碎这种反抗的锐利武器是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利用价值规律使小生产者一一破产，把他们无情地抛向无产阶级队伍。资本主义在发展初期是极其残酷的。小生产者在向生产社会化的转化过程中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的总和还要多。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家长的权威受到挑战，改变了家庭成员对家长的依附地位。资本主义不但改造了小生产经济基础，也改造了小生产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变化总是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并力图维护原有的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维护小生产经济的一切企图都被价值规律无情地粉碎了。专业化分工，同步化协作，标准化生产席卷大地。生产社会化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发展，专业化协作要取代封闭的全能式生产。生产社会化为新技术的采用打开广阔的天地。以新技术发展为核心的生产力和以生产社会化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是互为促进的。没有生产社会化就没有现代化。这两大潮流是任何力量也挡不住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认识到现代工业的重要性，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人们一直没有认识到封建思想及其基础的小生产意识的危害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就反应了这一认识水平，鲁迅、毛泽东等先贤们对中国的文化痼疾有了较高的认识，毛泽东 还要动大手术，可惜他的方法、手段错了，人们头脑中的东西岂能用群众的拳头解决？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小生产意识指导现代工业。把各个单位建成一个个封闭全能的小社会。相互协作的意识极差。“肥水不流外人田”，即使成本高，也要自己干。计划经济体制与“对上依靠，对下包办”的思想体系完全吻合，加深了单位家长制的作风。人才单位私有，没事干也不准流动，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至于平均主义，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等等更是随处可见。

改革开放后虽然平均主义消失了，但又走向两极分化的另一个极端。虽然解决了企业办社会问题，但各地区都想自建本地全能的封闭系统，还有只顾眼前的招商引资，牺牲环境也在所不惜。凡此种种都是小生产意识在新条件下的延续。

从上可知，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是中国屡次失误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对今后建立功能分化体制或者别的什么体制都是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障碍。它会以不断花样翻新的下有对策表现出来。中国的远景虽然美好，路程却是艰难的。


二、近期改革与发展的推动力问题

用卢曼的功能分化理论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但中国功能分化之路怎么走？谁来推动？在面对强势政府的情况下，这是网友们一直耽心的问题。刘先生对此已作了明确的回应。我理解功能分化就是“民主法制，界定三权”。也就是用民主与法制的手段来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上各系统各人民团体的权力。这实质上是一个政治体制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过程。谁是第一推动力？就是老百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推动着社会发展进步。在社会需要面前，出现了各种矛盾，就会有人研究解决之道。阅微堂群体自发地关注、讨论中国崛起策，是全社会大量关心国是不断进言献策者的一部分。“大道理好讲，面对着野蛮拆迁，县委书记竟然到北京抓记者，大道理有什么用？”我觉得这要用发展眼光来看。改革开放后有人说：“老百姓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骂娘”用词不雅，实际就是发牢骚。这不是老百姓没良心。而是一种社会进步，过去肉很少，人们也不敢发牢骚。甚至是没有精神头发牢骚，解决了吃肉以后，因为又有了更高的要求没得到满足才发牢骚。老百姓的牢骚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央自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反映人民意愿的产物。关注民生，关注物价――――等等都反映了老百姓的意愿和要求。那些大搞形象工程，用百姓的血汗向自己脸上擦粉的官员，甚至截流低得可怜的老退休工人的国家给涨的工资，还美其名曰用于市政建设了。这种人的口啤不好，这必然要反映到党内及党的高层，了解情况的中央委员们不投那种人的票，使其妄图爬上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想往落空。老百姓的呼声能说没有作用吗？胡锦涛主席在人大闭幕的演说中的一句话：“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这是一个反贪的宣言，是对老百姓极度愤恨贪污分子的庄严回应。

民主与法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也是老百姓。民主与法治是一个健康社会的两条腿，缺哪一个都不能健康平稳快速发展。没有民主监督制约的法治不是法治，有权人为所欲为，有法不依，其实质还是人治。没有法治的民主也不是民主，不遵守法律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打死人不受追究，那根本就不是民主。由于中国的封建传统意识比较牢固，有权就想管人，特别是要管“不听他话的”的人。所以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很不容易，所以必须加强中央权威，才能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逐步建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并形成制度。只有加强中央权威，才能对人民群众的依法维权行动，得到公正的司法对待。中央权威与人民相结合，才能逐步管住那些自命不凡滥用权力的官老爷。

功能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古代的事不太复杂，一个县官既管行政，又管司法，还管其他如征税等事情。随着社会的前进，事情越发复杂，因而分工也越来越细，什么都管，就什么也管不好。改革开放前政府机构曾几次变动，权力几上几下，结果是一放就滥，一统就死，没有从制度上法律上详细界定各方面的权责关系。用卢曼的功能分化理论对照解放后的历史进程就可能找出过去统、放中的弊端，从而找出现在合适的路子。功能分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

民主与法制建设，增加工农群众收入，使中国经济走上以内需为主的良性循环之路，这是当前的两件大事。对此党的十七大精神中已有明确表述。今后五年对这两件大事打下一个初步基础，就为后人大踏步前进开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有了这两大基础，其他各个系统的功能、权力的界定以及各系统的关系就比较容易解决。

当年笑帅

三、对远景也要探索
peter88网友提出一个大问题：“下一个问题或许该是实现功能分化社会以后怎么办？中国将会面对那些问题，如何解决？我们希望依照卢曼先生的理论，在解决好当今社会的问题之后，还要为中国社会更下一步的发展指明方向。”他提的这个问题发人深省。
本篇崛起策和网友都说到远比欧洲先进的古代中国，由于其先进的巨大的质量惯性，才导致中国近代的落后。我以为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先进与落后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外部条件的影响，促使事物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落后者可以超过先进，先进者也能被甩在后边。人是这样，一个地区、国家也会经历这样的变化。社会发展也不能例外。中世纪落后的欧洲，后来居上，超过了东方先进的中国。未来的中国经过了近现代的震痛，今后能否跑到前面，超越西方。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也许我是在异想天开，痴人说梦。但是如果我们连想都有不敢想，美好的那一天对我们就会永远是紧闭着的。中国是复杂，是太难了，但是想当年，皇权专治，军阀纷争，中国何时才能强大？当时谁能想到几十年后东方蹦出一个核大国；中国人口这么多，底子那样薄，何时猪肉能不定量？钢铁哪年能过关？中国人对美元是那样的羡慕，到国外公出的人，都背着一箱子方便面，以节省外汇，当时谁会想到20多年后，中国外汇储备为全世界第一。现在看来中国超越西方的想法未必就不能成为将来的现实。只有敢想才能敢做。
在我中华民族的前面有一个美好的远景艰难的路程。中国未来超越西方的想象不只是在罗辑层面有此可能，历史变迁也提供了后进超先进的佐证。这能否发生在中国？必须从文化角度来看未来的发展变化。
国家的奋起，离不开文化复兴。经济的发展靠人，而文化、思想、意识影响或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没有先进的文化力量作后盾，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我以为复兴中华文化就要：发扬优良传统，扬弃过时思维，溶合发展创新。谈到文化溶合首先要说说中西方文化的特点和区别。
中国的主体历史是农耕文化，不具备狩猎民族那样的主动攻击性。这是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狩猎民族重视快速和攻击，因而形成了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意识，积极进取和团队协同的整体意识。西方各民族具有狩猎民族的特性。他们的观念是优胜劣败。胜者为优，理应存在，败者为劣，理应淘汰。从历史来看，西方人依靠其坚船利炮，到处侵略他人土地，抢劫财物，贩卖奴隶，屠杀印地安人，把余下的驱逐到不毛之地。西方文化是典型的弱肉强食的老虎文化。当然这是早期殖民主义者的行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已经成为当前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念。这比以前当然是个进步。但是西方至上，唯我优秀，到处渗透，有时甚至强加于人，西方战略家们时时刻刻都在盘算着如何整治别国，如何削弱当前和未来的潜在对手，如何利用他国的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来支解对方，他们还煞费苦心地把一个过去的封建农奴主包装打扮成“和平、人权”的天使，用其作为支解大国的工具。他们到处煽动颜色革命，大支解以后还要把你卸成小块。以莫须有的罪名用武力消灭一个国家的政府，他们的所作所为当然引起了其他民族的反感与反抗。
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是，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意识，积极进取精神，维护整体的意识，团队协作意识以及近代发展起来的遵守规则（法治），注重管理等等。这些正是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要求相符合的，所以他们从落后转化为先进。
中华文化源于一家一户小生产的农耕生产方式。随着季节变化从容地安排生产活动。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等诗句都反映了这种怡然自得慢悠悠的生活节奏。中华文化可以说是食草的大象文化。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的特点。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济困扶危，同情弱者，以德报怨，仁爱等这些中华美德。从历史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是“忍为高，和为贵”不愿意和他人争斗。汉朝四代皇帝一直以公主和亲的方式与狩猎民族匈奴人保持和平关系。匈奴人还是经常突然袭击汉民族，抢劫财物，掠夺人口。到汉武帝时，已经是忍无可忍，这才反击匈奴人的入侵。唐朝时文成公主入藏，成为民族交往的一段佳话。明朝有极为强大的海军船队，派郑和七次下西洋，不是为了侵占殖民地，而是与各国交好，为各国送去各种礼品，所到之处深受当地百姓欢迎。印尼至今还有记念郑和的遗迹。菲律宾的皇帝出于对明朝的友好之情，还专程来到中国。清朝皇帝为了尊重藏传佛教，专门在承德修建了八座藏式庙宇。
中华文化是与人交好的溶合文化。唐玄奘到印度求取佛经，佛教很快在中国大地上流行开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反映了这一溶合程度。世界上所有宗教在中国都有信徒，这说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文化屹立于东方几千年而不衰。大连、台湾、香港、澳门被外国统治一百多年。这些地方的同胞始终心系祖国。“我是中国人”这是同胞们的共同心声。“中国人”这是一种文化历史的认同。由此可见中华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但是中华文化也有缺陷，这就是不适应现代大工业的小生产意识，如自我封闭，只顾眼前，对上依靠，对下包办，进入官场，一手遮天，慢节奏等。
由此可知，西方文化是老虎文化，到现在也是唯我独尊的排他文化，中华文化是大象文化，也可以说是包容文化。排他与包容是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
西方文化与新兴起来的大工业生产相适应，而中华文化中的小生产意识等封建因素在大工业面前败下阵来，因而落后的西方超过了本来先进的中国。这是文化因素使然。
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现代大工业社会已经进展到全球化、信息化社会。人们从多年来的战争、流血、仇杀、相互算计的残痛历史中有所醒悟。欧洲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意识到欧洲整合的必要性。亚非拉各洲的区域联合体也在逐步发展。这是人类走向和平、合作新时代的前奏。排他的，唯我独大的老观念老思维已逐渐地不得人心。西方的优胜劣败，强加于人的思维惯性使他走不出你争我夺的怪圈，因而不适应于未来。具有优良传统，经过溶合创新的中华文化正是未来人类社会所需要的。
后进超越先进，中国超越西方，不能用西方的思维模式来看待。中国不是要当超级大国，更不是称霸世界，未来的中国既不能当世界警察，也不会充当世界法官。中国的人均经济也不一定要居世界首位，而是以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亲和精神，感化精神来化解纠纷，通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使西方文化在保持进取精神的条件下，逐步温和起来。以力压人，压而不服，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才能化解矛盾。中国政府多次发表不称霸，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声明。因为这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决定的。
中国经过近期的发展，在解决了民主与法制建设，增加大众收入，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后，就能大踏步地前进，一个道德重建的，文化复兴的，社会和谐的，经济充满活力的中国就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此基础上以中华文化的魅力感召世界，向着人类理想的社会进发。未来的世界是没有战争，只有和平，没有仇恨，只有亲情，没有欺骗，只有真诚没有算计，只有互助；人们的智慧、物力财力不是用来相互争斗，而是完全用于发明创造，把我们这个蓝色地球家园变成最美丽的天堂。这个新世界你可称它为“和谐世界”，也可以叫它为“世界大同”，或者称它为“共产主义”，还可称其为“奥林匹克精神的世界”等等。这在野蛮资本主义初期被称为空想乌托邦，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在，人类多年的理想世界应当不能说是可望而不及了。
强大的中国和振兴起来的中华文化是促进世界和谐，建立人类理想社会的强大推动力。
写这个文章，自感底气不足，请大家批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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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笑帅

美好的远景 艰难的路程——参与崛起策副篇四讨论
zhiqiangAugust 8, 2007 中国崛起策
作者：ppeesshr

刘涛先生的《中国崛起策》已完成了上半部分。并在副篇四做了小结。半年前我在新浪网发现此文，看了策一到策十一后，兴奋得拍案叫绝。我感到笔者是横论天下，纵论古今，一泻千里，朗朗万言，读之使人眼界开阔，他以行云流水的写作风格，通俗流畅的语言，大量地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说明观点，因而引起如此众多网友的关注、讨论、转贴。感谢阅微堂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环境。这里高手云集，讨论热烈，语言坦率，风格高雅。作者和广大网友的爱国热忱跃然网上，通过大家讨论为作者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作者原本打算写出20篇左右，最后竟翻了一倍。好像作者原本以国际策为主，后来国内策却占据了中心，围绕崛起策的讨论使大家看到了祖国的美好远景。阅微堂真是功莫大焉。

崛起策副篇四指出未来20 年是我国复兴的机遇期，建立和完善四项基本制度是未来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对于法制问题，国家、市场、社会功能界定，政治、经济、司法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作了简要说明后，作者以深情的语言表述对未来的信心与企盼。我觉得渐进式发展是《中国崛起策》的核心观点，制度建设是《中国崛起策》的关键内容。网友们发表了大量留言，看了这个小结和网友们的讨论使我想的很多，其中厚泽网友对未来2-3年的发展估计值得关注。我想谈以下几点意见和看法。

一、加强中央权威是当前重中之重
做事的一般规律是先易后难，由近及远，分出轻重缓急。当前最急需的是：加强中央权威，首先解决尾大不掉，让中央的声音，特别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两大建国方略走出中南海，冲出北京城，像万丈光芒的阳光一样，洒遍中华大地。在此基础上解决最急迫的民生问题。物价、房价是群众关注的焦点，引起民怨的关键。人们对朱榕基总理的高薪养廉、下岗分流多有批评之词，但对他在1993年和银行约法三章，控制了物价飞涨势头，实行软着陆却是永不忘怀，当前可以借鉴。拆迁圈地是当前引发社会矛盾，出现警民冲突的多事地带，是民愤的徵结所在，建议赶快刹车。以免使群众情绪走向极端。官商联手的暴力拆迁圈地对共产党的伤害是太大了。

加强金融防范是当前另一个重大议题。在策二十三后面有一位apollo网友的留言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议论。我国要防止国际金融大鳄的兴风作浪，千万不要步日本人和东南亚的后尘，使中国人民通过低廉工资节衣缩食积蓄的外汇储备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二、促进社会和谐，从何处起步？
制度建设、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等固然重要，但那是一个长期任务，既不能停滞不前，也不可能急于求成。我以为促进社会和谐是当前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事情。它不但关系到国家稳定，也是解决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所在。要建立和谐社会，除了要解决上述两项急迫任务外，再一个就是解决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仅次于上面两项的又一件大事。

我们过去的发展靠什么？一是出口，二是投资。内需只占次要的一部分。中国货凭借其低廉劳动力成本，向世界各地推销。欧美各国人民在享受中国廉价商品的同时，还抱怨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中国对外的贸易纠纷不断，美国一再逼中国的人币升值。中国的美元储备节节攀升，好像是富得流油，实际上老百姓的购买力一再萎缩。世界经济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者发生突然事变，依赖国外市场的中国企业就会纷纷倒闭。工人就要大批失业。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产品为了打入国外，不但压底工人工资，而且还牺牲环境，太湖等地环境污染事件的曝光，说明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达到临界状态，岌岌可危了。

投资尤其是吸引外资是拉动中国经济的又一个内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汇很少，国家鼓励出口，企业以赚取外汇为荣，少赔一点也干。过犹不及，任何事情过度就会走向反面。中国已成为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的世界加工厂。大量消耗能源，污染环境。有的网友说：“美元是朵樱素花，中国政府别恋它”。考虑到环境和百姓的承受能力，中央政府本想将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8%左右，几年来增速不降反升，中国经济犹如一匹脱缰野马似的狂奔乱窜。地方领导为了眼前得利，为了GDP和自己的形象、政绩，产能已经过剩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项目还要继续开工上马。为满足富人屯房保值需求的大户型豪宅继续大建，在偏远处盖几套经济房作为应付中央和百姓的点缀。中国的财富大量地积压在过剩的产能和无人居住的豪宅上，建筑在沙滩上的中国经济好似空中楼阁，没有任何防范风险能力。

为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转变到以内需为主的轨道上来。增加普通百姓收入，增加小时工资最低标准，对于工人、中层干部、厂级干部三者工资比例给予明确界定，对不同人群的平均工资要分开计算，不要用笼统的平均数遮掩收入分配悬殊的客观事实。对企、事业早期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实行一国两制的错误予以改正，要一视同仁，统一由中央财政支付。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逐步加大政府投入。对于农村发展生产的出路，如何提高其造血功能要重点研究解决，在三农问题有明显转机以前，严禁打着发展旗号实行廉价圈占土地。卡断农民当前赖以为生的土地是极端危险的事情。从以上这些措施起步，使社会逐步走向和谐。因此增加普通百姓收入，减轻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不但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以内需为主的必由之路。

策二十五讲中到过分强调藏富于民将会削弱中央的税收汲取能力。这对经济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是很正确的。策中强调对古代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经济，尤其是刚刚结束战乱的年代，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就很有必要。提高中央的税收汲取能力只有在发展生产和管住地方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中国受农耕文化意识的束缚，一直是重农轻商，没意识到流通是发展生产的必要前提。士农工商，把商排在末位，素有“奸商之称。元朝十个职业排序没有商的位置。官府实行盐铁专营也是为了打击民间商业，解放后，群众搞一点贩运，被看成投机倒把。流通放开了，生产发展了，提高中央税收才有保障。中国税收低下，不是藏富于民的结果，而是藏富于官，藏富于商，而不是藏富于普通百姓。中央让利给地方和减税政策，普通百姓能得到好处吗？国营工商企业不论其经营业绩如何，老总的年薪照拿，干部工资是工人的多少倍？地方官员、工商管理、税务以及各式各样的监管部门，他们灰色收入是多少，有谁能说清楚？一个小小公务员，再怎么高薪（养廉），要经过多少年的积蓄，才能达到又买房子又买车的水平？现在不少公务员不但房、车齐备，有的还有几套房向外出租，更不用说级别较高的干部了。中央向地方让利、减税政策确是使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还不解渴，他们又看上穷工人的房子和穷农民的土地，低价强买，大棒子开路，随后由公安武警坐镇强制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先富者是撑不起内需市场的，当然对大型豪宅、国外的高档化装品、境外赌场等确是能起到支撑作用。当前要大力强调民（百姓）富才能国强，百姓收入低微，少数人再怎么富，国家外汇再多，也是强不起来的。

三、渐进式发展民主
在《中国崛起策》中，民主发展问题占据有相当位置。该文和网友留言都认为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在条件不成熟时，匆忙地进行普选并不见得就能解决问题，搞不好还可能适得其反。普选是民主建设不断完善的结果。不立即普选并不是不要民主。民主监督是绝对需要的，如舆论不受地方官员约束的监督权，群众的知情权，民情上达的通畅渠道等要逐步完善起来。《中国崛起策》中强调，从基层开始进行民主选举试点，逐步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总之要走渐进式发展民主的道路。

民主与法治是一个健康社会的两条腿，缺哪一个都不能健康平稳快速发展。单腿蹦是走不远的。没有民主制约的法治不是法治，有权人为所欲为，有法不依，其实质还是人治。当前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没有法治的民主也不是民主，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不遵守法律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只会给投机钻营分子、不爱劳动的二混子以逞狂的机会。文革中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造成的后果，人们不会忘记。在旧社会发动群众干革命，推翻封建的暴力统治，当然不能遵守统治者的法律。在取得并稳固了政权以后，民主就要在法治的范围内进行。群众运动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不是一回事。对群众运动式的所谓大民主，必须永远摈弃。

四、珍惜两大成果，面对现实，平稳发展，不走极端
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走过了曲曲折折的道路，才取得建成民族国家（站起来）走向市场经济道路（富起来）的两大成果。想一想这一百多年来有多少志士仁人革命先烈倒在血泊之中，有多少平民百姓死于战乱之下，解放前、后的历次群众运动中又有多少冤魂屈鬼，这两大成果真是来之不易呀！为了对得起过去牺牲的人们，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也要倍加珍惜。

由于建国后发生过几次错误，给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界造成了不少痛苦，再加上当前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因而产生了两种极端的思潮。一是要进行二次革命，另一个是立即实行西方式民主，这种左、右思潮都是要改换现在的中央政府，主张从头再来。具有上述左和右两种思潮者寄希望于中国会出现全面经济崩盘和大的社会动荡。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这不是中国人民之福，而是一场大灾大难，即使发生了也不会按左、右两种思潮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因为中国人的封建割据思想根深蒂固。从中国历史经验来看，每逢中央失去控制时，必然是群雄四起，厮杀混战，要经过几十年或几百年的军阀争斗，才能再次建立统一国家。当前中央政府一旦失控，那会是什么样的景象？首先台独、藏独、疆独必然是立马树旗，各地方的野心政客、军阀，打着各种旗号独霸一方，黑社会老大也要上升到地面上来，公开伸头建立其势力范围。到那时中国能出现多少个党？多少个国家？多少个黑庄园城堡？简直是难以想象。这些“国家”能相安无事吗？领土纠纷，民族仇视，水资源分配等都是战争的根源。藏独、疆独还要把汉民族驱逐出去，台独分子对于1949年进入台湾的大陆人一直煸动仇恨。那时难民如同潮水，流离失所者遍布街头。一直梦想支解中国的国际势力绝不会坐壁上观。完成了大支解，还要进行小支解，可能比南斯夫的波黑还要悲惨。中国现在已经到手的政治经济成果必将丧失殆尽，形成历史性的大倒退。出现了这种情况，还谈什么崛起，又有谁能重整山河？

现在我国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尽管这个政府从历史到现实还有不少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它是我中华民族赖以继续发展，实现和平崛起的最重要条件。失去了它你就能幸福吗？请想想伊拉克吧！萨达姆固然不好，**独裁，对一些人进行过迫害，但那时的老百姓生活、安全还是有保障的。美国给伊拉克送去了什么？民族仇杀，天天爆炸，血染两河。何日才是苦难的尽头？中国大乱以后，比伊拉克能好得了多少？中国大乱不但使中国人民跌入万丈深渊，对全世界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到今天这一步真是很不容易，尽管过去和现在都有大家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党领导的政府是现实存在。是乱了从头另起炉灶好呢？还是从现实出发，走渐进式向前发展的道路好呢？在中国人面前一个是遥遥在望的天堂，一个是万丈深渊的地狱。中国人是会算这笔成本账的。尽管你和你的亲人过去或现在遭受过伤害，在这笔成本账面前也会以民族大义为重，做出自己的抉择。

当年笑帅

五、制度的改革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
《中国崛起策》的一项关键内容是制度建设。政府、市场、社会各人民团体组织的权力界定，司法独立都是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内容。所谓司法独立是说司法不受权（政府）、钱（经济）的影响而失去其公正性。制度建设最终凝结到法律，把我国建成一个法治国家。

崛起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段明确而精彩的叙述：“党的领导和法治国家完全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任何社会，只要有人类的组织和制度，就会有领导。在我国，党的领导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党的领导使得中华民族得到新生，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和统一市场构建的两项历史伟业，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以来其它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完成的。”或许有的会问，司法独立，这不是脱离党的领导吗？把两者对立起来。这一问题与党和宪法的关系是一样的。党领导制定宪法，又受宪法管辖，在宪法的约束下进行活动。党领导司法，但党或党的领导人触犯法律也要受到司法追究。如美国的法官经国会通过，由总统任命，但是总统犯法，他任命的法官照样审判他，这就是权力的相互制约。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说了算。至于中国过去（如文革年代）有权者做出违宪违法的事，这说明全体中国人没有法治意识，几千年留传下来的封建小生产意识还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这正是我国崛起征程的难点所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媒体舆论的传播，群众的理性维权，专家们的献言献策，中国人一定会摆脱传统思想意识的束缚，逐步走向法治国家的康庄大道。

有的网友不赞成崛起策中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的提法，网友还提到军队的地位问题。这不是什么敏感话题，而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现实存在。前已说明，没有中央权威，什么事也干不成。更不要说建成法治国家了。地方诸侯的尾大不掉，各级官员的下有对策，阳奉阴违，随处可见。在中国要想推动社会前进，没有中央的绝对权威是不行的。中央权威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权威，除共产党以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把13亿人纽在一起，拉着这个精神包袱沉重的大国向前迈进。政治制度，军队地位是现实存在，更是加强中央权威的需要，我们现在要改革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按照西方思维方式首先去改变这两件事。当改革深入到相当水平时，人治退场，法治确立，人们的封建小生产意识已经逐步消失，现在看来很难的问题到那时反而容易找到合适的答案。

六、艰难的路程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在前进的路上极为艰难，几次错过经济起飞的大好时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进入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而中国的百日维新迅速夭折。辛亥革命后，又陷入军阀混战状态，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可惜的是1958年犯了急躁病，走了一段大弯路。五十年代日本和我们差不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由于我们这一折腾，又被日本人落了一大截。六十年代全世界在科技方面正是酝酿大创造大发展大腾飞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却误认为全世界各阶级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全世界都黑了，只有高举马列大旗的中国和西方明灯在为反修而战斗。随后发动了反修论战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折腾就是十多年。在经济方面，不但日本人把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亚洲四小龙也跑到我们的前面，又一次错过经济起飞的大好时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走入快车道，取得了全世界为之瞩目的特大成就，可惜的是又产生了一系列危及全局和子孙后代的重大失误，如环境污染，被称为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医疗、教育、住房改革的失败，机构痈肿，贪污受贿，全民向钱看的拜金主义等等都是很难解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中国人走的路为什如此艰难？！其根源来自我们内部。

中国的农耕经济产生出来的小生产意识是封建主义思想的基础。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封建主义思想体系根深蒂固，中国人的行为一直受到小生产意识的支配。几千年来经济基础与文化思想意识完全适应，并没有影响慢慢地向前发展，这也同地理环境有关。中华民族好像坐在一个大圈椅中，前面是浩瀚无边的太平洋，后面是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阿尔泰山围起来的圈椅靠背。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封闭环境中，各兄弟民族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步溶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清朝初年达到了鼎盛时期。此前虽有过日本海盗在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局部外侵，但大体上没有外国能跨越东、西两面的天然屏障，来打乱中华民族慢慢悠悠的发展溶合进程。

19世纪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生产技术产生了飞跃，进入现代大工业飞速发展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强国极力向外侵略扩张。中国的天然屏障再也挡不住西方的坚船利炮，海上大门洞开。西方人在撬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人狩猎文化的理念。狩猎民族重视快速和攻击，因而形成了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意识，积极进取和团队协同的整体意识。西方各民族具有狩猎民族的特性。他们的观念是优胜劣败。这种理念是和现代大工业生产经济相适应的。快节奏，争速度是现代大工业时代的特点。在此新形势下，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不能适应现代大工业时代的要求。而这一思想体系却牢固地束缚着中国人的头脑，阻碍中国人的前进步伐。新中国成立以前和以后几次痛失经济起飞的大好时机，都是小生产思想意识造成的。解放后把企事业办成大小而全的自我封闭的无形城堡，第一把手的家长制，一言堂，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人材的单位私有制，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等。改革开放后，并没有认识到小生产意识的危害，而且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从平均主义跳到贫富极度分化的另一个极端。各地都想成为地区中心，都要建成门类齐全的封闭系统。只顾经济发展，甚至于只管赚钱不管环境污染等的实用主义在全国到处泛滥。

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对封建**、封建迷信已有认识，两千年来形成的小生产意识的思维定式，特别是官、民，上、下的思维定式却难以解决，这种思维与市场绞在一起更是不易处理。只靠思想教育，没有中央权威是解决不了的。

大家经常议论说中国始终是人治，距法治还很遥远。千百年来百姓的小民顺民意识，当官就是老爷的意识极其稳固。解放后这种意识自动溶入领导与被领导者的框架中。权就是管人的。中国的等级意识特别稳固，官本位思想溶入人们的血液之中。听说寺庙中有处级和尚、科级和尚之说。官大一级压死人。现在的工人有的不敢向工段长问加班工资的事，“你敢多嘴就叫你下岗！”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受到压抑，对当官的摆架子训人口气十分反感，对依仗权势走后门等行为嗤之以鼻。改革开放后他也当了官，口气很快变了，他那种居高临下的姿势和口吻比以前的干部更甚，攀比、摆阔、贪婪的心理与日俱增。“人家坐的是大奔驰，我还在坐桑塔那；人家的居所是250平米，我的住房才140平，我怎么了，真是！”，“人家那个办公大楼多气派，再看我局的办公内外环境，窝窝囊囊，下面说我这个局长是熊蛋包，咳！”这种心理不能说在干部中百分之百的存在，但也不是个别现象。在建立和谐社会过程中，涉及到利益分配时，来自四面八方的无形阻力，下有对策的花样百出就是很自然了。

进入官场后的另一个思维定式就是迷信武力。汉刘邦与其臣下有“马（背）上打天下”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议论。皇帝们认为江山是用武力夺取的，失掉江山也归纠于武力的失当。实际上武力只能治标于一时，人心向背才是兴亡的真正原因。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皇帝是少数。清末镇压了戊戌变法，失去了挽救自身的最后一次机会。慈禧后来实行新政，远远远超过康、梁维新之内容，但是晚了！人心已经倒向孙中山。

当前一些地方官员继承了迷信武力的思维定式。“老百姓算个啥？禁不住一顿大棒子，就乖乖地办理搬迁手续，一下子全搬走了。”自称拆迁市长的人从武力中尝到了甜头。

以上种种心态和和思维是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是耳濡目染的结果。具有极强的稳固性一位工人对其工段长背后发牢骚：“旧社会地主资本家怎么样对待他，他就怎么对待我们工人。”

表现在政治、经济模式、分配观念、思想方法、心理素质等小生产意识不但是过去多次错过经济起飞的根源，也将成为今后复兴大业进程中的绊脚石。远景虽然光明，路程却是艰难得很哪！

七、要有耐心，给中央以时间
从发展情况来看，中国是有希望的。中央提出的大政方针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关注弱势群体-----等都是符合民意的，也是符社会发展规律的。在执行方面由于受到各种干扰，特别是即得利益者和小生产意识的干扰，还不能尽如人意。由于历史和现实积累的问题成堆，需要分出轻重缓急，要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解决，齐推并进的作法可能要出乱子。因此要给中央政府以时间，耐心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对于不遵守国家法律的权势者的胡作非为也要抗争，按照法律程序走理性维权之路，不能凡事忍让，忍到极限后又可能走向暴力极端。中央的政策、法律开路撑腰，人民群众据理维权抗争，两头夹击，才能慢慢管住权势者的不法行为。专家们的进言献策，民众的理性维权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中央与民众齐心协力，走渐进式发展推进民主的道路，一定会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

本人的看法、事件叙述可能有失实之处，望广大网友批评、纠正。

当年笑帅

前言 - 老子说：“治大国犹如烹小鲜”。治理国家的原则，确实象“烹小鲜”一样简单：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中国上下一致的共识，也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政府也逐步开始“明确界定国家、社会、市场和其它社会系统。”（摘自刘涛的《中国崛起策十八：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界限》），可有法不依，有令不行的政府机构中，法律政令往往成了摆设。
明哲保身的官场文化又使很多法律迟迟不能制定，瞻前顾后，不敢拿既得利益者开刀，执行中更是绕道而行……整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在“剥除自身的腐肉”前完全丧失了“执行力”，成了一群“跳不出加热的温水中的青蛙”。
提升政府“执行力”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政府的决策无法贯彻，进度未能切实追踪监督，承诺未能实现时。人们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求答案，不仅调查发达国家是如何做到的，还在国家的结构、制度或文化中找寻解答。罕有人领悟到是政府“执行力”的问题。
如贪污腐败的违法性质，可谓人尽皆知，人人喊打。可为什么还知法犯法呢？因为当事人认为公检法现今的执行能力，其逍遥法外的概率很大，或其保护伞的权利凌驾与公检法之上。
又如医疗制度改革。“药品招标制度，医药分离”等政策可谓抓到了关键。可是执行下去又变味了。还有现今越调越涨的房价调控……
很多政策的执行起来不仅大打折扣，甚至连政府信用也透支了。于是呼，原本可以一步到位的制度，政府只能选择更加中庸的策略，耗费更多的精力，更长的时间，分阶段地施政……尽管方向是正确的，却只能步履蹒跚地前进。
有法不依的现状下“好的结构、制度”不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药。耽误之急，如何打造一个齐心协力，言行一致，敢于接受人民监督的政府，才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难题。有“执行力”的政府，“好的国家结构、制度”还不是时间问题。
现今教育、医疗、金融领域的问题虽然错综复杂，但都无外乎这三种问题：

• 用人不当的问题（用错人，步步错），
• 决策不当的问题（很多策略漏洞明显，连外行人都看得出决策被人操纵），
• 施政过程中的漏洞和缺位（如：医药审批腐败这么多年了，药监局却充耳不闻）。

因为这三类问题的存在，政府像喝醉了的猴子，明明看着“桃子”触手可及，却怎么跳也摘不到。
总之，“合谐社会”这一远大理想，要同做好当前的每一项具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如何建设一个具能团结广大群众的，有执行力的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崛起最大的挑战。
一定要解决的动力问题对中国的改革动力问题，弗里德曼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确实，对于没有政党威胁的执政党来说，主动“剥除自身的腐肉、毒瘤”，成为“跳出温水的青蛙”，似乎是难以解释的。可动力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一切中国崛起策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这里我只能臆测了，我认为这动力可能来源于这三个方面。
1. 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崛起，需要强大政府支撑。有识之士都有这个共识。经济基础决定上乘建筑，而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唯有依赖股份制和民营企业。随着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既需要强大政府为其支撑，更需要法律明确划出国家、社会和经济，为其保驾护航。
特别是股份制和民营企业的草根性，注定了其将成为最天然的“社会中间层”。出于维护国家国际竞争力，政府必然要积极呵护股份制和民营企业的利益。而企业也会迫切要求“法律明确划出国家、社会和经济之间的边界和权力范围”。因为企业是相当脆弱的，既无法承受政府的“权利寻租”，也无法承受无尽的社会责任。
随着股份制和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必然承担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口，政府更会把为“股份制和民营企业”解决问题，作为集中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的关键……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从此形成
2. 大众对媒体资源（特别是现今的网络媒体）的有效掌握。所有发达国家的监督机制里都少不了“高度发达的，能代表大众良心的媒体监督”，在中国，由于政府的长期控制，这一直是难以逾越的坎。
九十年代的新技术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会－－高速发展的Internet网络媒体。Internet的高速普及，其无级的信息量，以及前所未有的互动性，使网络已经成为中国最强势的，也最能代表大众良心的媒体。
如今，网络技术的发展还没有到头的迹象，更不用说找到有效的控制方法。
3. 儒家文化和英明的领导人（其实指的是领导团队）。爱因斯坦说：“群众的才能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地低下。”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出现更能运作政治资源的，更有开拓精神“邓小平、胡耀邦”，绝对是中国崛起的一剂强心剂。
即便在美国――民主高度发达，在权利严格受到监督和限制的国家，决策者的力量依然影响着国家的走向。想想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他们的成就，他们的精神影响的不仅是美国，也影响了整个世界。（我是反感个人崇拜的！）
更何况，在只有单一政党，民众普遍对国家有较强的信任感和依赖感的中国。决策者还拥有很长的任期，决策者的能力和素质，更是对国家发展的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这个因素可能有太大的变数，这就不得不提“追求人性向上，持善固执”的儒家文化了。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了不少励精图治的皇帝。这一点是很值得期待的。
结合现今的时事：胡温的是值得期待的一代领导人。胡温注定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而且已经显露出英明领导人的端倪。

• 由于邓小平的安排，胡温基本是顺利接过了政权（没有用太血腥的方式），特别是胡的长时间常委任期（这是江泽民所不具备的），相信在中央核心层打好了一定的政治基础。
• 60年后的今天，老革命的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腾挪出了广阔的政治资源（这是邓小平、江泽民所不具备的）。当然腾挪出的政治资源是否会被党内的阻力势力所占据，那就要看胡温的能力了。
• 胡温之年轻应是其最大的优势（这也是邓小平、江泽民所不具备的）。

至于胡温如何已经显露出英明的端倪，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记下一些感想看到刘博士的文章和热心人的讨论，我最大热心的感想是——“可悲”。
一“可悲”真正致力于全面探求解决中国问题，追求真理的的人越来越少了。大部分都是一鳞半爪的时事分析——博士的文章为这十年来所见最为系统，最为深刻的。
二“可悲”政府智囊团的愚昧或明哲保身。一个博士，就可以把这么多具体的策略考虑得这么清楚。中国那么多社会学教授，智囊团，究竟是被禁锢了思想，还是有口难言。
三“可悲”中国的选人机制。现今政府的用人机制，博士这样的人是无法进入政府智囊团的。这可悲的用人制度，不知让我们的国家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希望，这些思想能普及到每一个对此有困惑的人群中去，形成共识，加速中国的崛起。

当年笑帅

中国崛起策执行篇二：提升“执行力”的三个核心流程
zhiqiangMarch 5, 2007 中国崛起策
作者：吴国荣

前言：不能充分反应民意，导致执行力下降
古今中外的政府，处理政务的过程相同之处在：

几个部门官员（如商务部，建设部……）提出议案，把工作中的难题，需要其它部门配合的工作提出来，由领导组织对议案进行讨论，经过相关部门一致同意后付诸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又在“下一个层面”重复这一过程……

不相同之处在：

1, 缺乏执行力的政府没有“充分的政务公开” （特别是县市这样的执行层）， “充分的政务公开”不仅可以在决策前后充分地了解民意，也让民众有所准备，取得更好的施政效果。

2, 缺乏执行力的政府，此类过程往往缺乏讨论，因难以量化追踪进度，大家似乎也不用为结果负责，所以也讨论不出太多有用的结果。会议结束时，离席的人对执行方案没有投入感。偷工减料执行的结果可说是注定的。

“充分的政务公开＋问责制＋追踪进度”提升“执行力”
从上面的流程中发现，官员对施政方案“缺乏讨论和投入，并敢偷工减料地实施”，主要源于“没有充分的政务公开”，“不用为结果负责”，“难以量化追踪进度”。

1,“政务公开”一直就有，只是远不够充分。美国的大选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举国对未来五年的重要问题展开大讨论，详细到具体的“人员、策略、实施”等各关键流程。大选的结果也是民意对“政务”的选择，也为后期按部就班地执行提供“民意”依据。

2,关于“问责制”，其实做官哪能免责呢？可由于政府部门权利交叉，相互制约，使大部分的岗位责任“难以量化地追踪进度”，并且施政效果显现往往有“滞后效应”，这就让“责任”更难以分辨。再加上决策和施政的不透明，导致“问责制”难以实施，同时官场也腐败普遍滋生。

3, “我们一直在努力，可是大部分时候我们找不到努力的方向”。

幸运的是，近代经济学，政务管理学，统计学，信息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GDP为代表的统计方式，原本标准不一的民生问题得以量化，为“问责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追踪进度数据。如今，这些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GNP和“绿色GDP的概念”。（如果毛时代，就懂得了“绿色GDP的”估计也不会荒废建国初那失去的三十年。）

既然“政务公开”，“问责制”原来就有，“追踪进度”又有了可靠的数据和判断方法。为什么我们政府竞争力还是远低于其它国家？――原因只有一个， “追踪进度”没有量化到政府每一个流程，“充分的政务公开”和“问责制”也没有有力地执行到政务的每一个流程。背后的原因是，这会冲击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

执行的三项核心流程：人员流程、策略流程、施政流程。
“问责制＋追踪进度”需要完善和落实的三项核心流程：人员流程、策略流程、施政流程。这也是提升和保持“执行力”的重心所在。

政府所要执行的重要事项，必须在一些重要流程中决定。执行力良好的政府对此莫不采取严谨、认真而深入的态度，甚至为此谩骂，大打出手（相反，在中国的那么多生命死于“人祸”，可相关的官员却平静得令人可怕）。

哪个部门该做哪项工作，该如何考核与管理？策略的执行需要哪些人力、技术和财务资源？两年后，当策略迈入下一阶段时，组织是否仍具备上述各项资源？策略是否能达到应有的水准？策略可否分割为较易推动的几个方案？参与流程的相关人员会就这些问题进行争辩，努力发掘真实情况，并达成具体务实的结论。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有责任完成工作，同时也承诺要负起这样的责任。

这三种流程彼此紧密联结，而不是各部门各行其是。其中又以“选人的流程”为最高优先级的。

“人员的挑选与升迁”应参考“策略”与“施政“结果，并与推荐人考核挂钩；“策略流程”运行好坏把“施政”现实纳入考量，影响责任人的升迁；“施政流程”也要参考“策略目标”以及“人力水准”。

最要紧的是，领导人及其领导团队要能深度投入这二项流程，因为他们才是这些流程的负责人，并借助媒体等力量进行监督把关和充分沟通，缓和“失去某些的既得利益者”的不满。

当年笑帅

也谈中国教育的弊端及其根源
zhiqiangMay 18, 2007 杂文

作者：ppeesshr

当前在网上谈论教育的话题不少。再现盛唐先生在刘涛先生的《中国崛起策二十一》中的长篇留言（以下简称留言）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与深思。这篇留言对教育的弊端谈得非常具体，切中要害，将中国教育的弊端详尽地展示出来，充分体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本人看后思索了很久，想谈一下个人想法。


一、教育改革呼声与实践

从晚清开始中国就意识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从私塾到学堂，逐步向西方学习。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文化的兴起，对教育思想也有所反思。“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是人们对旧教育的批判。新中国成立后曾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教育方针。文革时期要革教育的命，批判师道尊严，改变高校招生办法，改革教材内容等措施，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探索的意义，可惜在文革中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严重后果。文化革命本应以文化手段，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解决思想意识问题，然而却演变成武化革命，放纵学生殴打老师，给老师挂黑牌、游街示众等污辱人格的极左行为，对老师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教学内容方面轻视理论教学，搞实用主义。某知名大学的一个机器设计专业的设计课程，只把在实际工作中所用的100多个公式，加以推导说明了事，完全不讲理论，在一个电影中对讲解引用牛顿三定律的教师批判说成是不受工农兵欢迎的教条。文革中的教育改革走入歧途，并以失败而告终。

文革中的极左行为在教师等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弹作用。当前教育中弊端与这种反弹作用不无关系。改革开放后，纠正了以前的脑体倒挂分配政策等错误作法，提高了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不幸的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把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就是把教育变成教育部门的摇钱树。从幼儿园开始摇，一直摇到大学、研究生，摇你没商量。教育部门一方面高喊为中小学生“减负”，另方面不断拔高教学大纲内容，大搞超前教育。正如留言所说，你用大学课程水平的学生和人家的中学生进行奥林匹克竞赛，拿奖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各个中学相互比拼升学率，为了应对考试，家长逼着孩子到处充电。教学辅导书铺天盖地，各种教学辅导班遍地开花。教师们尽展才华，大有赚钱之地。中、小学生过去是斜挎背书包，后改为双带后背包，越背越大。爷爷、奶奶背着大书包接送小学生成为大街上的一道风景。在重负之下，孩子们的身心受到催残，中学生的近视率已超过半数，初一年级有的近视率竞达2/3 。报上介绍说南方发达地区有一个村子义务兵体检时没有一个合格的。现在的社会已经变成考试竞争的社会。为了应考和竞争，负担已经很重的中、小学生还要参加各种辅导班。英语、写作、奥数是不可少的，至于艺术类如绘画、提琴、钢琴┅┅等更是走捷径的桥梁。双休日孩子们更为忙碌。如此重压繁忙之下的幼小心灵，其天真的奇想，智慧的嫩芽过早地凋谢了，还能想什么发明创新？留下的只是对走捷径者的羡慕。艺术院校招生和公务员招聘成为几万人挤来挤去的独木桥。一夜暴富，一举成名者成为偶像。向网上贴出**就成了名人。利就随名而来。据报导一些影视剧的群众演员每天只收入20元，生活虽然艰苦，但还是要苦熬下去，她们天天地幻想着，说不定导演看上自己，给个主角，经过名导演的包装，一下子就会成为世界级影星，名利双收。有的男青年见当前女孩子在社会上很是吃香，特能赚钱，就想变成女的。有需就有供，变性术遂应运而生。这种社会性风气还谈什么创新？还讲什么发明？凡此种种的社会现象当然与媒体炒作有关，但直接地始作俑者却是教育部门。


二、中国古代教育不能说一无是处

再现盛唐网友的留言发表后，有的网友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认为对中国教育不能一概否定。否则中国的文化何以能历时几千年而不衰。历代王朝都把孔子尊为万世师表，那只是封建统治者对孔子学说的需要，是“罢辍百家独尊儒术”的延续。不能因为尊孔而得出后人不能超越前人的结论。“青出于蓝，犹胜于蓝”，“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一代要比一代强”。这些格言都反映了社会在发展中前进，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体的发展变化，医药、建筑、造船等各种制作技艺的发展创造都说明了中国在传承、发展中前进。因此对中国古代教育要用历史发展眼光来看待。尽管网上有一些不同看法，这个留言所揭示的问题和观点却闪现出作者的洞察力和忧愤的心情。对照现实，需要认真研究。


三、当前中国教育弊端的根源

教育是社会的重要职能，教育部门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与历史传统的思想意识更是千丝万缕，密不可分。

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等一切上层建筑都来源于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经济基础。这种农耕的小生产方式形成了一整套宗法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家有家长，国有国君，地方有民之父母官。忠君、孝父、尊师成为最根本的道德标准。上对下关系就是教育、指挥、训导。下对上就是接受、服从、聆听。中国几千年来就是在这种农耕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中慢慢悠悠地向前发展，没有多少外来干扰。这与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华民族好像坐在一个大圈椅中，前面是浩瀚无边的太平洋，后面是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阿尔泰山围起来的圈椅靠背。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封闭环境中，各兄弟民族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步溶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清朝初年达到了鼎盛时期。此前虽有过日本海盗在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局部外侵，但大体上没有外国能跨越东、西两面的天然屏障，来打乱中华民族慢慢悠悠的发展进程。19世纪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生产技术产生了飞跃，进入现代大工业飞速发展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强国极力向外侵略扩张。中国的天然屏障再也挡不住西方的坚船利炮，海上大门洞开。西方人在撬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人狩猎文化的理念。狩猎民族重视快速和攻击，因而形成了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意识，积极进取和团队协同的整体意识。西方各民族具有狩猎民族的特性。他们的观念是优胜劣败。胜者为优，理应存在，败者为劣，理应淘汰。这种理念是和现代大工业生产经济相适应的。快节奏，争速度是现代大工业时代的特点。在此新形势下，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体系，不能适应现代大工业时代的要求。而这一思想体系却牢固地束缚着中国人的头脑，阻碍中国人的前进步伐。日本虽然也有中国封建意识的影响，毕竟是程度较轻，通过明治维新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中国的维新变法却以失败告终。新中国成立后，小生产思想意识仍然是我国几次遭受挫折的根源，当然也是我国教育各种弊端的总根子。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体系与古代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因此并不影响社会慢慢悠悠地向前发展，也曾有过辉煌时期。现在是以生产社会化为特点的大工业生产时代。经济基础变了，再慢慢发展就不行了。必须更新观念，认识小生产意识对现代社会的危害性。因此可以说小生产意识及其衍生的教育思想体系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它是我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百病之源。


四、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

中国教育改革是和中国的体制改革这一总体进程相联系的，它是总体改革的一部分。总体不动，单搞教育改革是行不通的。当然从教育这个局部推动整体改革也未必不是可行之路，但难度是很大的。留言中提出：“教育革命要改变教育者自身”，“以教育人为主改为以学习为主”，“不仅学已知，还要探索未知”，“改传授知识为探索创造知识”，“要在学法而不是教法上下功夫，关键是一个‘问’字”，“必须提倡民主精神，要从小孩子就开始培养民主意识”。这些极为精彩的建言的确击中了中国教育弊端的要害。但推行起来是太难了，且不说来自教育者的思想阻力。就是社会上也未必认可。推行“问”字当头的启发式教学，在家长方面就可能想不通，“不教学生知识，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能学到什么？”，“可能是老师都不会，才叫孩子们讨论”，小学、中学，包括成人教育，老师要有“板书”的功夫，教师要在黑板上功整地写出备课内容，学生们功整地抄写。教师没有过硬的“板书”能力，就认为讲的不系统，学起来很吃力，更不便于复习。关于考试更是一个难题。“不考试行吗？那不就成了走后门儿的天下？文革时期也不是没试行过？”旧的思想观念是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

教育改革是如此之难，当然不能知难而退，坚冰必须打破。我认为要在推动中国体制改革和改变思想观念两方面下功夫。更新思想观念则是首要任务。

前面所说的我国几次遭受挫折和教育弊端的根源是小生产意识。我在《中国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大讨论》中谈到小生产意识从五个方面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其中的政治意识是当前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小生产的“政治意识，随位变迁，平民百姓，依赖青天，小民顺民，委曲求全，进入官场，事事专权，为民做主，就是好官”。解放后这种意识装入领导和被领导者的关系中。不论官位多大，上对下讲话都是“指示”。现在改了，在报上已经把“指示”改成“重要讲话”了。不论大小官员，每次讲话都加上重要二字。都是重点，也就没有重点了。这种缺乏民主理念的上下关系的意识在教育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在百姓中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摈弃小民顺民和暴民思想，在官员中树立公朴意识，在师、生关系中树立相互讨论的平等、民主意识则是改革的关键。留言中所谈的各项措施都是改革的结果。要改革教育者自身，要改到寓教于乐就必从认识思想根源入手，找到根子才行。长官意志，上对下的专断不变，教育也就变不了。再好的教育思路、办法也难以推行。

我认为在中国推行民主体制，改革教育要从改变观念起步。首先认识小生产意识的危害，开展全民大讨论，提高人们，特别是广大干部的认识。与此同时在国家体制方面逐步推进民主改革进程以及各方面（如教育）的配套改革。我在《中国崛起的关键在于解决好国内问题》的帖子中提出民主改革的6个步骤。总之教育改革是中国总体改革的一个部分，需要通盘考虑，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对再现盛唐先生的长篇留言和网友们的讨论虽然看了几遍，也未必完全领会其中深邃的主旨精神。在此发了一点个人浅见，肯定会有片面或错误之处，请大家不吝赐教，给以批评指正。

当年笑帅

崛起与滑落的机会同在进, 天堂与下地狱的机会并存
zhiqiangMarch 9, 2007 杂文

作者：ppeesshr

我看到网上有不少关于中国崛起的文章，很受鼓舞，刘涛先生的《中国崛起策》就很有深度。后又看到一些忧国忧民的文章，说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都有危险。外患与内忧同在。我觉得这两种意见并不矛盾，在看到光明的同时也要看到隐忧，要居安思危。为此我写了一个帖子《全面准确地认识毛泽东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和世界未来》。中国的国际隐患在于美国的长远战略要逐一消除其当前和潜在对手，方法是利用对手的国内矛盾支解对方。其手法是用西方文化搞垮对方的民族精神，进而搞垮统一的中央政府，以达到支解的目的。搞垮中华民族精神最有效办法就是利用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和文革中被伤害过的人搞臭毛泽东，使中国人民忘掉中国是怎么样在遭受无情宰割几乎达到亡国灭种的情况下挺身站立起来的历史，使人们忘掉使中国站起来，腰板挺起来的思想武器，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西方人最敬畏的中国国宝，失去了它就是失去了民族之魂和民族的自信。

为找回民族自信，首先要全面准确地认识毛泽东和中国人的奋斗史，认识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极其宝贵价值。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特别是发生文革的主、客观因素，也要认识清楚，发生文革的社会根源就是我国几千年存在的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小生产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地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才能说服在文革等运动中遭受过打击的人们，应以民族大义为重。

改革开放前成绩极大，问题不少，同样改革开放后也是成绩极大，但也发生了不少问题，邓小平把我国引向现代化的道路，同样是中国的伟大领导人。两个时代的问题的根源多半与小生产意识有关。前者是使我国站起来，后者是使我国富起来，这是我国崛起的基础。

我强调毛泽东思想并不是要否定改革开放成果，我们不能走回头路。我在1988年写的《小生产意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说商品经济历史阶段不可超越（那时还不能提市场经济），用社会主义制度完成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的任务，就是用市场手段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改造小生产意识，完成生产社会化，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市场是有缰野马，缰绳握在工人阶级手中。

我觉得中国正走到三岔路口，崛起与滑落的机会同在，天堂与地狱并存，这要把握机遇，排除风险，一步步地走向强国之路。我认为要想强国，首先找回民族自信，树立民族精神，我们最现成的民族精神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教条，回到过去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老一套，而是吸取其中的营养，解决现实问题。其次是走以内需为主的良性循环的发展经济之路。第三是认识并克服小生产意识对今后的干扰；第四是关于民主体制问题。

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有文化力量的支撑。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是与人为善的文化。我们要发扬优良传统，扬弃过时的思维方式，即与现代大生产不适应的小生产意识，溶合各国的优秀的东西，加以发展创新，形成我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为了澄清当前的各种模糊认识，需要进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的大讨论。

我写《全面准确地认识毛泽东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和世界未来》这个帖子只是尽匹夫之责罢了。没有别的目的，也不是把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我在1988年就认为改革开放搞商品经济的路走对了。我不是不顾事实地一味地捧，如有与事实不符之处，特别欢迎具体指正。关于毛泽东思想这是延用已久的提法。我见识浅薄，更不了解现今还未公布的档案，究竟哪一篇不是毛写的却放到《毛选》中我不知道。不称为毛泽东思想，那称为什么呢？的确毛泽东思想是“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是中华文化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要么叫中国共产党思想或者称为中华民族思想。请高人明示。

当年笑帅

全面认识毛泽东关系到中国的复兴大业和世界未来zhiqiangMarch 9, 2007 记事本

作者：ppeesshr 目录 上篇 一、国际隐患
二、历史的教训
三、维护祖国统一与毛泽东的关系
四、毛泽东是近百年中华民族奋斗史的继承者并取得胜利的第一人 中篇 五、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与根源 下篇 六、邓小平为中国打开了现代化的道路
七、中国正走到三岔路口
八、中国的强国之路
九、振兴中华文化 促进世界和谐
十、需要反思大讨论 近来互联网上有关大国崛起的文章不少，为中国崛起献策体现了炎黄子孙的赤子之情。刘涛博士的系列文章《中国崛起策》就很有深度。这说明我们中国正处在大国崛起前夜。另一方面网上也出现了一些为国担忧的文章，说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都有危险。这两种意见并不矛盾，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心存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嘛！我们国家的隐忧何在？外部与内部的忧患并存。
全面认识毛泽东关系到中国的复兴大业和世界未来（上）一、国际隐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其科技、经济、军事实力，成为世界上的头号霸主。苏联解体后，更是美国一家独大。美国的战略谋士们为了主宰全世界，永远保持其霸主地位，时刻研究对付当前敢于对其霸主地位挑战的国家，更要研究对付未来能和他平起平坐的潜在对手。他们的手段是从文化渗透，推广西方价值观入手，再利用对方的国内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最后支解对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南斯拉夫分裂后，还不罢手，既支持俄罗斯国内的民族分裂势力，又挑起科索沃战争，到处挑动颜色革命。911以后，他们全力对付伊斯兰世界，如果能顺利得手，很明显下一步就要全力整理中国了，因为他们明白，不管你中国如何表白和平崛起意愿，将来你和他美国平起平坐就是对其霸主地位的威胁。“你中国凭什么不时地在全世界面前大谈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美国的意志就是这个世界的新秩序。”他们的战略研究报告中设想“一次性永远解决中国问题”。美国国务卿赖斯还公开宣布“要通过在对方国家内部培养文化和政治精英来实现美国利益”，其代理人更是明确声言，对中国要“大卸七块”。他们设想让“中国”在地图上永远消失，让“中国”、“中国人”、“中华”这些词汇在人们的意识中永远成为历史。人家为中国人民设计的未来命运是再清楚不过了。 西方战略家为我们设计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使我国沦为大割据、大分裂、大混战的道路，是使我们从流血奋斗争取的近在咫尺的现代化擦肩而过痛失机会的道路，是使我中华民族陷入永劫不复的道路，是一条使全世界面临一场大灾大难的道路。这不是耸人听闻的夸大之词，从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教训中就可以看出事态变化的轨迹。
二、历史的教训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不断溶合逐步走向统一的历史。中国统一了，人民就能休养生息，生产就能发展，反之，如果分裂，人民就要遭殃，生产力受到破坏。汉朝之所能够发展强大，关键不在汉武，景帝任用周亚夫平定七王之乱，避免了一次分裂、混战、倒退，才是最有决定性的一步，就是这一步才为汉武施展雄才创造了“统一”这个最宝贵的条件。晋朝司马氏昏庸无能，造成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混战，分裂。宋祖赵匡胤之所以值得称道，就是因他结束了五代残唐军阀混战的局面。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各有国外后台，战乱不断，就是在北伐成功之后，中国名义上是统一了，但是全国各地的督军、长官如李宗仁、阎锡山、张作霖等就有二十多个，各霸一方，山西省的铁路轨距都和别省不同,外省的火车休想进入山西。北伐成功后不久发生了蒋、阎、冯中原大战，随后蒋和李宗仁也曾大打出手。这种诸侯割据的国家，能搞经济现代化吗？只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有了完全统一的中央政府，才为经济现代化铺平了道路。 欧洲和中国的土地面积差不多，却有几十个国家，他们经过几百年大大小小的战争，又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如果不是苏联的迅速反攻，如果希特勒晚一些时候倒台，恐怕给日本的两个原子弹要由德国人分享一个了。 战后欧洲人痛定思痛，他们反思历史，再也不能打了。具有远见的欧洲领导人，决心对欧洲逐步地进行整合，成立了欧共体，出现了象征欧洲统一的货币——欧元。分裂、战争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欧洲统一才会使人民得到幸福。 如果中国被支解，就没有苏联人民那种和平分家的幸运，中国人的素质和苏联人相比不是一个档次，恐怕比南斯拉夫的波黑人民还要悲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是各民族混居。民族间的争斗、歧视。水资源的分配，边界争端，外国的介入等等都是导致战争的因素，这种有可能在中国发生的割据战争不但给世界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影响，恐怕将要带来无穷的灾难，战争难民就是其中的一项。13亿人口大国的难民潮谁能承受？哪个国家能接收？到那时恐怕西方国家要在海岸上架起机枪对准从大洋中涌过来的黑鸦鸦一大片的中国难民了。请大家想一想，失去了强大而统一的祖国，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祖国作后盾，你就能扬眉吐气，反之，如果中国乱了，被支解了，人家能还能看得起你吗？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声浪划破了万里长空，百年来倍受屈辱的全世界炎黄子孙有多少人激动得潸然泪下。网上介绍说：“世界知名的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先生听到中国独立自主地搞出原子弹时，他躲到卫生间中忍不住放声大哭。 国和家是一样的，为什么林黛玉总是悲悲切切，亲情的可怜施舍，也可以轻易收回，她没有家，没有退路，没有依靠。而薛宝钗有一个完整的家，当然是处处春风得意了。一个强大统一的祖国该是多么重要。我们绝不能重走两晋南北朝的老路，不能再次重演五代残唐的历史，旧中国军阀混战的情况不应再现，更不要亲身复习欧洲人的血腥经历。
三、维护祖国统一与毛泽东的关系维护祖国强大统一是我们的核心利益，这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大了。西方战略家们明白：要想削弱中国这个未来的潜在对手，就必须支解中国；要支解中国，就要搞垮中国的中央政府；要搞垮中国的中央政府，就要搞掉中国共产党；要搞掉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从精神上解除中国人的武装；要解除精神武装，首先搞臭毛泽东。西方战略家们的战略路线就是：搞臭毛泽东——解除中国人的精神武装——搞掉中国共产党——搞垮中国政府——把大中国支解成许多小国。为了实现其目的，他们要利用中国内部的反对力量和海外民运人士，就是赖斯所说的“要通过在对方国家内部培养文化和政治精英来实现美国利益”，台湾更是其有用的领头羊。这就是西方战略家们的如意算盘。他们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分裂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胜利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以为总结这一系列经验用来整理中国，那是富富有余的。但是未来形势的演变未必能使他们如愿以偿。全面准确地认识毛泽东是维护中国统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