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期间，很多老前辈都提醒过我，要少说话多办事儿，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曾被善意的提醒过。

我认为这是金玉良言，在工作过程中也对这句话贯彻到底，但是我一直没有想清楚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产生了这个年轻人的工作原则。

直到最近，我在工作和平常的接待中，才发现这个青年工作原则产生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话语权在官僚系统中往往意味着决策权，用句俗话表示就是：说了算。人们奋斗的目标都是做“说了算”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就产生了新中国政府工作说话的另外一个准则，那就是说话要“稳、狠、准”，这就是个人在对环境进行了准确把握之后，为了立足组织谋求上进，做出的一个接近真理的判断。

很多人想要的仅仅是发言权，而不是决策权，但是在一个发言权和决策权相统一的环境中，却不能够随意发言。因为你说错了的话，证明你本身不行，你就彻底失败了；但是如果你说对了，你会影响到领导的权威，对于以等级保持机制正常运转的一个组织是有很大伤害力的，所以在任何一个组织里，对组织不利的话是不能乱说的。

中国有话语权和决策权统一的传统，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和考试就能当上官员，然后通过社会历史的系统性强化，导致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惯性，知识分子往往没有意识到在参与社会生活时，应该把古典中国社会的那种传统话语权的荣誉感与决策权的责任感分离开来。在很多老派知识分子身上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矛盾，那就是无权时的追求自由价值与有权时的扼杀自由行为，他们在争取自己话语权的时候往往是只争取话语权，高举“言者无罪”的大旗，等到拥有话语权的时候，却变成了学霸、媒体霸、文化霸，话语权与决策权相统一，不让别人说话，这就是很多网友戏称的“语言纳粹”。

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是指发言权的自由，也就是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力，而不是指人人都有决策的权力，在任何一个组织和社会中，如果人人都有决策权，那绝对会导致组织和社会的崩溃。我们在要求政治不干预学术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学术也不应该直接干预政治。这就好比实验室研究中的药物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当通过法律和规则分离话语权与决策权，做到即能保障人们自由发言讨论的权力，又能维护组织决策者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