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袭明:一种信仰和社会进步之间究竟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是需要慎重的。Max Weber的经典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开此研究的先河,但他的结论早已不被相当数量的史家认可。魏晋南北朝在政治史上是中国历史的低谷,却酝酿了隋唐盛世的基础(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思想史上则自由而丰富(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但南北朝同样是佛教鼎盛的时代(Erik Zürcher:《佛教征服中国》),中国僧人戒食肉便源于此时。作为你举证的另一个反例,高宗武后时期与开元天宝年间作为唐代开放和扩张的巅峰,却同样是汉传佛教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禅宗的成熟就在此时。当然我并不认为这社会和政治成就中有佛教的功劳,它们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你提到的五代佛教亦如是。
To Stevenyaung:关于吐蕃帝国持续分裂的缘由,作为一政治事实,用社会经济理由(西藏的社会本身很脆弱,因为其生产力很落后,人口稀少和居住分散)并不能充分解释它的特殊性。就像魏复古在《东方专制主义》中以近东水利社会特征解释中国过早集权一说,已被无数人反驳。欧洲的分裂逾千年,经济交通实况远好于西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前却不见稳定和统一。更重要的是,你的理由不能解释悉补野王室的崛起和高原帝国的第一次统一。我想说的是,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中,我不认为有太多必然性,我们能确认的只是或然性。
To dorje:有一个错误:我没有记错的话,赤祖德赞就是赤热巴金。再补充一点,根据林冠群先生的结论,赤德祖赞之后的吐蕃王室借崇佛而打击苯教大臣的权力基础,是有深刻政治意义的。达玛无心于政事及王室战略,放任推举他即位的苯教大臣行事,也是一个背景。见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