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中国的对策与未来(转帖连载:5月27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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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水汽无法北上对于西北地区生态系统的作用，对于中国历史还产生了另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中国北部蒙古高原是全世界最盛产马匹的地方之一。蒙古马体型较小，但是吃苦耐劳。既不挑剔饲料，又能够忍耐严寒。蒙古高原一直孕育着古代世界最有战斗力的游牧民族，成为历代中原王朝挥之不去的噩梦。所谓中国地形相对封闭导致中国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对手，才使得中国文明传承至今的说法，只能令人齿冷。这是极端缺乏历史常识的表现。中国面对的游牧民族战斗力之强，是欧洲难以想象的。其中的匈奴和突厥，在中国战败后向西迁移，其战斗力还是让整个欧洲不寒而栗。中国地形如果开放，唯一的结果就是让中国文明同化范围更大。不论是马其顿的步兵，还是罗马的方阵，到中国来的结果只有一个——被同化而已。中原王朝为了对抗游牧民族并维持对于全国的控制能力，只有在陕西一带大量养马。密集放牧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加剧了黄土高原植被全面退化从而成为今天的局面。到了宋代，整个宋朝之内竟无可以养马的地方，所以宋代军事史基本就是重装步兵的历史。明代也一定程度存在这个问题。

宋之后的问题

宋之后的中国文明出现了局部问题。尽管文明传承没有中断，但是整个文明的精神面貌趋于保守。明代经济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文化上也相当繁荣，然而也不复有汉唐的恢弘气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大陆国家的政治稳定难以维持，为了维持稳定避免唐朝的乱局重演，过多的关注了政治稳定而造成了相对保守。宋以后中央集权的加强，使以后历代再未出现权臣篡位的局面。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整个国家的反应速度下降，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在文化上，过于迁就社会稳定的需要而提倡了缠足等陋习。这种局面随着一种崭新的技术手段的出现而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无线电。无线电将人类的信息传播速度提高到了目前认知到的宇宙中的最高速，而且不依赖于固定的电缆。整个国家的反应速度大大提高，既抵消了游牧民族的机动能力，也可以防止安史之乱再次发生。倘若明代能有这样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其局面必然发生重大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原来就是明朝银川驿卒，其工作的全部就是为国家的信息传递和人员往来服务 。崇祯三年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大批裁减各地的驿卒，李自成就是其中一员。失业后的李自成不久踏上了一条人所共知的道路，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

在以后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如何有选择的继承宋之后的文化遗产，做到既不损失中国文化的精髓，又规避其中保守的成分，应当是需要广泛研究的一个课题。

本章小结
中国文明是融合型的文明，于这一特性相适应，中国的文字信仰等诸方面都与欧洲明显不同。
模糊语言对于文化的传承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于此对应的模糊崇拜——天崇拜则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和繁荣。
将一个文明的部分观念移植到另一个文明体内，通常会导致排斥反应。
中国文明是唯一没有产生祭司阶层的文明，文人承担了引导社会精神生活的任务。
中国的地形限制了中国文明的同化范围，导致历史上儒家文化圈局限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第五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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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有清一代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把这个朝代单独拿出来，并不意味着笔者对其有特殊的兴趣或者认为这个朝代的历史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之所以讨论这个朝代的特点，因为其和中国近代史密不可分，而且与社会上对于中国文化的很多误解直接相关。笔者并无意纠缠于历史的某些细节，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纠缠于历史的细节对于今天的民族团结也无益处。但是不理解这一段历史，我们就说不清楚中国后来的问题到底是出在了哪里。如果是中国文化造成了中国的落后，那么提出复兴中国文化必将会让人觉得非常忐忑不安。有鉴于此，本章就从宏观上解析一下清朝这个朝代的特点与影响。
　　
　　晚明悲歌

　　明代灭亡的原因很多，明末政治腐败吏治黑暗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看一下当时的历史，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李自成虽然曾拿下北京，然而绕来绕去只在黄河流域一带转悠，从来不去江南。在多年的流动作战中，李自成至多走到湖北北部就不再南下，何以如此呢？崇祯八年李自成的战略实际是四面出击，却唯独没有过江的计划。给人的感觉似乎他根本就不想去。就算崇祯八年的所谓荥阳大会是杜撰，那么明末多股农民军，没有一股到江南去发展，江南地区也没有流民揭竿而起；同一时期黄河淮河流域却乱得不可收拾。难道江南的老百姓就从来没听说过陈胜、吴广？事情肯定不会如此简单。
　　
　　实际情况是，明末吏治确实腐败糜烂，但是尚未到全国农民都无以糊口的境地。此时造物弄人，一场不早不晚的小冰川期彻底让大明无路可走。明末处于气候剧烈变化的时期，从1620年开始的小冰期持续了大约100年。从十三世纪以来的七百年中，这一百年是最冷的。北京气温比现在低两度左右，但是仅仅两度之差就彻底改变了全中国并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地球打个哈欠，就足以让人类天翻地覆，可知征服自然一说何等天真。气候变冷使黄河流域农作物生长期减少了约半个月，粮食大量减产。同时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崇祯御宇十七年几乎就是在不停的抗灾减灾。气候变冷使黄河流域的降水减少，旱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基调。崇祯三年，陕西大旱。此后黄河五省连年旱灾，基本未曾中断。旱灾暂时不光顾的省，还有蝗虫和瘟疫。这些灾害全部发生在黄河流域，紧邻明王朝的政治中心。而江南地区未有大灾，气候变冷对农作物的影响也相对小得多。于是就出现明末农民军不到江南的局面，因为去了也无饥民响应。今天的世界同样面对着气候变化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兴趣研究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话，明末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这种事情换到谁头上也是无可奈何。黄河流域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崇祯对此束手无策，以人类的能力也的确没有任何策略能够应对。明朝的国库已经被万历帝和天启帝挥霍一空，而此时后金政权正在崛起，为了遏制清军的进攻，筹措前线物资军饷刻不容缓。为应付前线需要，只能向全国加派辽饷，进一步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崇祯根本不可能再有财力去赈灾，而且就算是有钱赈灾，也会被各级官吏截留贪污，于事无补。除非气候再次转暖，否则黄河流域的局面已成一盘死棋，断非人力所能扭转。北京被李自成围攻时由于拖欠军饷过久，士兵不肯作战，可知明朝财政拮据到何等地步。对于崇祯而言，保全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卖国。将长江以北拱手送给皇太极，让李自成和皇太极去火并，至于胜败由他们双方打去。山海关主力调回后可以保护崇祯顺运河撤到南京效仿南宋。以江南财力，南京又是明朝龙兴之地，崇祯大可以偏安一隅，声色犬马。但是明朝并未如此，以明末国势之衰微，其优先考虑的仍然是保中国而不是保大明。明朝的作风是宁可亡国也不签卖国条约，而其后的那个朝代给中国留下了一千多个卖国条约。清政府首先关心的是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只要大清还能有的混，量中华物力也没什么要紧。
　　
　　崇祯为了守住辽西，将全国精锐部队大半部署在宁锦一线，后撤退至山海关防线。如此一来国内兵力空虚，无力对付李自成等人。崇祯十一年李自成潼关战败，仅十七人逃脱。崇祯十三年再败于四川，五十余人侥幸得免。到达河南后，饥民遍地从者如云，其军队人数吹气一般增长。短短三年人数膨胀一万倍以上，但是根本没有进行内部整顿和训练，乌合之众而已。崇祯十七年李闯出兵五十万东征，京城明军长期无饷拒绝作战，李自成里应外合攻陷北京迫使崇祯自缢。但是明王朝直到其灭亡，也未丝毫松懈于门户之守，崇祯死后山海关防线仍然牢固的掌握在明军手中。这一点足以证明大明王朝对国家利益的重视远高于其政权生死存亡，体现了一个政权对于国家民族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李自成继承如此有利的局面，却未能笼络住吴三桂，则足见其政治水平之低。李闯进北京之后，整个军队没有完成从流寇向正规军的转变，陶醉于庆功和抄没家产的兴奋中。既没有以足够的财产收服吴三桂，也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尽快控制北京周边各省并开始政权建设。他们恐怕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被他们逼到自缢的皇帝，为他们挡住了多大的压力。当李闯在一片石和清军主力进行会战时，或许他想到了，但是已经根本来不及了。一片石战败之后，李闯连在北京背城一战的勇气和实力都没有。以北京城防之坚固，北京周边居民对满清历次劫掠之痛很，李自成稍得民心背城一战就大有可为。崇祯在位皇太极四次从小路越过长城到华北抢劫，但是也没能攻下北京。此后李闯被清军和吴三桂一路追赶，竟然未能组织起一场像样的战役，足见乌合之众也不算冤枉了李自成。早年间只剩十七个人就能重整旗鼓惊天动地的本事全都进了下水道。而明朝亡于这支乌合之众，可知国内兵力何等空虚，军饷拖欠多么严重。
　　
　　回顾这个过程，如果详细探究崇祯在两个战场上的策略的话，是有不少失误的。在袁崇焕的案件中，崇祯犯有非常严重的战略错误。但是就其全局而言，这盘棋是死棋；除非关外满清统治集团内部发生长期火并或者良心发现停止南下抢劫，否则的确是一盘死棋。战争从来都是在云雾之中进行，不可能不犯错误。即使崇祯不犯任何错误，其手下官员也会由于各种动机夹带私货导致政策失误。而气候最冷的时期是在西元1650年到1700年期间，明朝亡于西元1644年，也就是说更冷的时间还在后头。崇祯不犯错误明朝也扛不过这一劫。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就无路可走，只要李自成争点气，再建一朝盛世并不困难。而此后历史的悲剧，则说明李自成太不成器，比之三年亡秦五年而有天下的刘邦，李闯不过草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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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科技与思想
　　
　　晚明时期正值西方开始建立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时期，晚明知识分子眼界开阔积极进行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当时各方面科技水平均不落后于欧洲。虽然晚明社会动荡不安，但是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大批士大夫投身到翻译学习西方著作的大潮中。形成了一次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浪潮。晚明思想自由程度，仅从思想家产生的数量即可窥见一斑。短时间内集中产生了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三大思想家。应当说，徐光启也同样算得上一位思想家。徐光启皈依基督教后，没有着手翻译宗教典籍，而是首先翻译了《几何原本》和《泰西水法》，另外徐光启还组织编写了《农政全书》和《崇祯历书》。崇祯一朝，徐光启官至内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可谓位极人臣，最后死于任上。同一时期的欧洲科学泰斗伽利略则被罗马教廷关进监狱苦熬岁月，既没有发表学术著作的环境，更谈不到来自官方的资助。可以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环境比起意大利要好的多。如果中国能够把这一时期继续下去，至少不会在科技领域落后于西方多少。不仅是身居显官的高级知识分子，除徐光启之外，明末中下层知识分子也广泛参与到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行为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在明朝灭亡前七年，技术巨著《天工开物》问世。当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会去试图建立庞大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但是这部巨著仍然对明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收录总结。《天工开物》代表了当时世界的化学工业水平，流传到欧洲后产生了重要影响。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巨著在中国却失传了，后来《天工开物》再次回到它的祖国，居然是从日本引进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具有反清思想，于是在清朝被查禁，以至于整本书彻底失传。应当指出的是，《天工开物》中记载了火药的制作方法，或许这也是导致清政府严禁的原因之一。这本技术巨著的失传对于此后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产生了多大的负面影响，已经无法准确估量了。晚明时代科技发展，可以称得上群星璀璨。应当强调的是，中国固然由于文明的特点不会成为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但是绝对不意味着中国注定不能够参与这样的进程。即便不考虑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匠的创造性，仅仅是为了跟上科技革命的浪潮而不断引进然后仿制改进足以解决问题，肯定不会出现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之所以出现了近代中国技术远落后于欧洲的情况，正是因为中西交流被人为阻断。
　　
　　随着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文明突然加速，中国的火器制造水平逐渐落后于欧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军队的装备必然落后，中国既可以购买也可以仿制。纵然整体装备水平稍落后于欧洲，保卫国家安全也不成问题。这一点我们随后会在晚清历史涉及。
　　
　　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时间上始于西元1681年，止于1796年，跨度115年。这一时期经济稳定增长，人口不断增加，虽然也发生灾害，但未造成重大影响。仅就经济上而言，这一时期的确是盛世。但是这个盛世的含金量却是需要仔细研究的。康熙确实博学多才，颇有作为；雍正勤于政事。不过要说什么再活五百年，那就纯属夸大其词。且不要说五百年，就是康熙早生五十年坐到崇祯的位置上，面对那个局面也只有徒叹奈何而已。倘若真的再活五百年，晚清历史也不会好到哪里，这一点我们随后会在理论上给出证明。
　　
　　说明：本小节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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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康乾盛世
　　
　　就人口的增长而言，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气候上最冷的时期到1680年已经接近尾声，康熙晚期这一时期已经结束。气候寒冷时黄河流域降雨南移，黄河流域的旱灾成了基调。转暖后雨水趋于正常，农业生产自然恢复。人口增长也就是情理之中了。其次，美洲高产作物从明末开始传入中国。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玉米和甘薯的种植方法都有详细介绍。徐光启非常重视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听说福建有甘薯传入后，迅速从莆田引种到松江进行培育。这些作物在清代继续得到推广，其产量远远高于小麦和水稻。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可以支撑更庞大的人口数量。有清一代人口总的趋势不断增长，从清初大约1.5亿增长到清末4.5亿，玉米甘薯等作物是主要原因之一。第三，清朝逐步取消了人头税，只对土地征税。这样从政策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康熙雍正两代皇帝比较勤政，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人口的增长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也就是说，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导致了社会财富总量的迅速增加。应当指出的是，不论在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都是增长的。劳动力数量不足，对经济增长会形成巨大的制约作用。不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人口的负增长都容易引发社会问题。90年代后日本经济持续近20年的低迷，其间数次负增长，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的人口处于零增长和负增长之中。康熙开始的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直接推动了经济的繁荣。虽然清政府名义上永不加赋，各级官僚总有其他办法聚敛民财。财富总量的增长既缓解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缓解了老百姓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为这一时期政治上相对比较稳定提供了物质基础。当人口增长和财富增长速度减缓之后，康乾盛世就结束了。
　　
　　到乾隆晚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导致粮食需求激增，但是粮食产出增长速度受制于边际产出递减要慢得多，社会矛盾开始激化。随着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起义的爆发，康乾盛世结束。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到，康乾盛世实际是建立在人口红利之上的盛世，一旦人口增长不能维继，这个盛世也就走到终点了。倘若当时没有支撑人口增长的气候条件和玉米甘薯等作物，这个盛世必然会短的多。从嘉庆到道光，人口增长和粮食不足导致起义频发，天理教甚至攻入紫禁城。至咸丰朝，积累的社会矛盾像火山一样爆发，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康乾盛世在经济上是繁荣的，但是在思想上是贫乏的。文字狱的高压导致这一时期没有任何大思想家出现，与经济发展极不相称。而且这一时代的贸易和军事政策给中国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对中国近代产生了直接影响。
　　
　　国家认同感
　　
　　清朝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这个朝代缺乏国家认同感，而且这也是清朝最大的问题所在。几乎清朝所有的问题，病根都在这里。清朝建立之后，对汉人非常不信任，在东北修筑柳条边，严禁汉人进入其所谓龙兴之地。这一政策导致东北大片土地成为无人区，直到1860年由于俄国威胁，不得不允许汉人向东北移民。既然清朝对汉人不信任，那么汉族知识分子也不可能上赶着去认同清朝这个政权，总有不少人心里是不宾服的。也就是说，清朝这个朝代缺乏国家认同感，这是无可改变的必然。
　　
　　这样一来，汉族知识分子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不认同清朝的话，也没有其他政权可供他们认同，特别是在台湾郑成功家族统治被清军终结后。清后期出现的太平天国在文化上比满清还不如。虽然这是一个汉族建立的政权，但是这个政权编造的教义过于拙劣而且严重践踏了人伦，汉族知识分子无法认同。所以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汉族知识分子要么无可认同，要么无可奈何的认同清朝。但是这种认同是不情愿的，心底总有一种隐藏的暗流在涌动。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个道理熟读史书的康熙自然明白。为了增加国家认同感，康熙二十三年在下江南回北京的路上，特意拐弯不辞辛苦的跑到曲阜。康熙在孔府居然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大礼，随后又到孔陵行一跪三叩大礼。在五千年历史上，皇帝向孔子下跪这毫无疑问是头一回！此后乾隆照葫芦画瓢也做过几次。但是这样就足以提升国家认同感了吗？老百姓或许看个热闹，熟读史书的知识分子心里是有数的。即便是老百姓，对于一个异族皇帝能够有多少忠诚度也是个大问号，起码康熙和他的子孙们心里没底。
　　
　　细心的读者一定还记得在第二章分析扩张型文明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国家认同感的低下必然导致一个国家的动员能力低下。清朝能逃脱这个历史规律吗？当然是不可能的。看一个例子我们就会完全清楚。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不过区区两万人。虽然僧格林沁的指挥水平很低下导致满族和蒙古骑兵在京东八里桥战役全军覆没，但是以汉人为主的步兵并未遭受重创。而此后清政府连使用步兵进行反击的尝试都没有做，直接卷铺盖一溜烟逃到承德，留下鬼子六在北京开始议和。不知道咸丰临走可曾想到二百一十六年前，崇祯就在这座城市中为社稷而死。难道中国就真的对付不了这两万人吗？坚壁清野这招镇压白莲教就用过，咸丰决不会不知道。只要把粮食全部掩埋或者烧掉，水井全部填平，所有居民从北京及郊区撤走，英法联军连走路的力气都不会有。当然这样要付出比较大的损失，不过清朝赔款给英法各八百万两绝不比这个代价小，照样是老百姓出钱。而且汉族为主的步兵尚在，先用坚壁清野让英法联军挨饿，然后利用夜晚发动攻击，弓箭足以制敌。如果说兵力不足的话，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初期，清政府被迫同意南方各省招募乡勇组织团练，后来团练升格为湘军和淮军。直隶山东山西照样有的是青壮年，清政府只要同意组织团练，一百万人的军队和民兵也不成问题，绝无可能兵力不足。所有这一切一件也没有做，到底是为什么呢？答案就在于这条历史规律，缺乏国家认同感必然导致一个国家的动员能力低下。清政府对汉人根本就不信任，所以就压根没打算单独动用以汉人为主的步兵。南方各省毕竟距离较远，组建新的汉族武装尚在清政府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华北地区组织团练，万一有人喊一嗓子反清复明，那绝对比火烧圆明园还可怕。这样就导致了晚清与晚明的重要不同，宁可卖国也不会动员全国的能力去反侵略。倘若康熙再活五百年，他可有办法应对这个局面？除非他能把国家的利益置于满清的利益之上。以康熙在世的政策看，无此可能；否则康熙不会海禁，也不会搞文字狱。
　　
　　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个例子，很多读者可能会说，这说明落后必然挨打。就算这一次靠步兵夜战和冷兵器应付过去了，下一次肯定不行，这完全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这话没错，落后必然挨打，中国需要长久之策。要长久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落后，找到根源自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根源其实就在这里，还是缺乏国家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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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技术
　　
　　前一小节说明了清朝的基本缺陷是国家认同感不足，那么不妨来思考一下，缺乏国家认同感的朝代敢于跟上世界军事潮流，积极引进和仿制甚至说去改进西方的热兵器吗？毫无疑问，肯定是没这个胆量。
　　
　　清朝本身是游牧起家，而热兵器是骑兵的克星，清朝避之唯恐不及，当然不想大量装备。此其一。其二，西方的热兵器在当时属于高科技武器，八旗兵进关后生活逐渐腐化堕落，游手好闲不学无术。指望他们去掌握高科技的玩意，一来他们不想学，二来他们也未必学得会。就是晚清末期枪炮大量普及，八旗兵的战斗力也没有因此而回升，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前不得不依赖于湘军和淮军，到了甲午之后又不得不组建新式北洋军。总之，八旗兵已经根本不堪使用。其三，既然八旗兵不能掌握热兵器，大量装备的话只有让汉人来使用。问题马上来了，汉人缺乏国家认同感，把八旗兵的克星交给汉人，有人反清复明岂不直接要了清政府的老命。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最好的办法自然就是压制热兵器的发展，死抱着弓箭马刀不放。至于这样做是否会给中国造成严重的后遗症不在考虑之列，即使康熙在位也不在考虑之列。清朝对热兵器压制程度之深，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有直观印象。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登陆定海后发现，使用的城防炮居然是明末进口的，服役时间超过两百年。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攻破武昌后在山中挖到一批明朝遗留的火炮，而清军居然被这样的炮打得找不着北。可见其军队的火器应用水平甚至不如两百年前的明军。倘若要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历史上服役时间最长的热兵器，明朝的这两批火炮倒真的要好好争上一番。因此可以说，八里桥战役的祸根和火烧圆明园的悲剧，从清朝建立就已经注定了。
　　
　　应当指出，清朝压制热兵器的政策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否则清朝只能亡的更早。热兵器的发展，更深一层说是要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而武器的升级往往需要改革军队的构成以发挥其效力。二战中法国的坦克数量质量都不弱于德国，但是他们没有装甲师这样的编制发挥坦克的优势，结果短短42天法国战败投降。热兵器发展和推广，本质上就是军队近代化的过程。清政府顽固地拒绝军队近代化这一趋势造成国防力量降低，于是一次次的割地赔款。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为形势所迫只能开始建立近代陆军，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近代陆军——北洋军。庚子之后各省又开始普遍的建立新式陆军，同样是近代军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清朝灭亡的过程，就会非常清楚地发现，清朝实际就是被近代军队埋葬的。新军思想活跃，对满清统治的不满与日俱增。辛亥年湖北新军首举义旗，而后各地纷纷响应，最后由北洋军直接出面迫使清朝宣布退位。而此时的经济远没有到崩溃的程度，甚至可以说，晚清最后十年的经济是相当繁荣的。所以也就出现了某文豪笔下的一幕，阿Q在街上高呼要造反，但是没几个人搭理他，因为大部分老百姓都有饭吃，没几个人想要造反。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普通百姓更多地是充当了旁观者。比如在苏州地方，新军思想浮动希望响应武昌，江苏巡抚程德全见大势所趋，同意江苏独立。而整个苏州的变化，只不过用竹竿挑落几片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仅此而已。史称竹竿挑檐瓦。对于老百姓而言，各个行业一切照旧。分析至此，相信读者对于本段开始的论断不会有异议。清朝压制热兵器的确是非常有利于其统治延续的，不过这个政策保大清而不保中国。中国为此付出了几代人的惨重代价！从本质上说，正是国家认同感的缺乏导致了中国在军事上的落后，落后的根子就在国家认同感这里。倘若康熙再活五百年，他果真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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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
　　
　　国家认同感的不足同时影响了清朝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政策。清朝文字狱之多，处罚之严，为中国历朝之最，其中文字狱犹以康雍乾三朝为多。这几个皇帝疑神疑鬼，对于文化方面的管制逐步升级，越到后期越无孔不入。只要文学作品中稍有不满，甚至根本没有不满只是招致怀疑，也要流放处死甚至开棺戮尸。康熙朝有《明史稿》案和《南山集》案。雍正朝有查嗣廷案。至乾隆时期，文字狱更加密集，不胜枚举。
　　
　　由于满清对汉族不信任，必然要尽可能的把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消灭掉。社会舆论永远是由知识分子来引导的。只要消灭了知识分子的骨气，无人去引导舆论，老百姓就会得过且过，有口饭吃就继续浑浑噩噩的过日子。这样一来，打击知识分子就成为清政府的必然选择。其结果必然是社会丧失了言论自由，思想被全面的钳制。清朝直到鸦片战争前，基本没有思想家，除了明朝末期的三大思想家活到了清朝早期之外。
　　
　　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从康熙朝就开始禁止汉族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科技和思想，这一点与晚明的开放心态形成鲜明对比。康熙虽然自己对西方技术很有兴趣，但是严格禁止传教士把这些西学传授给汉人。目的无非是防止汉人掌握对抗清朝统治的方法。如此一来，中国在科技方面不可能不落后。中国文明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产业革命不会首先发源于中国，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够参加产业革命。美国的产业革命从1814年开始到1860年才基本完成，德国到1870年才完成。只要中国能够学习到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到1870年完成也不算晚。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匠就算再缺乏创造力，照葫芦画瓢仿制总是做得到的。更何况中国仅仅缺乏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以中国人口之多工匠之广，只要引进必然能够有所改进，参与到整个产业革命的一系列发明过程之中。问题在于，清朝的文化政策使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前面数次提到的，西方的观念远比他们的武器有破坏力。化解这种破坏力的唯一办法就是理解其观念并能够发现其弱点。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自明末系统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就已开始，如果不中断的话会是两百年的涓涓细流。而中断两百年让涓涓细流积累成了滔天洪水，淹没了整个近代中国。仅以太平天国为例，倘若广西地区老百姓对基督教有起码的常识性了解，洪秀全的骗人把戏绝对不可能奏效。基督教的任何文献都没有提到而且也不可能提到上帝有这么个二儿子。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是被西方的武器打败。甲午之后，中国是被西方的观念打败。
　　
　　总而言之，国家认同感不足导致了清政府压制文化切断中西文化交流，直接造成了中国的落后并留下了巨大后遗症。
　　
　　贸易
　　
　　贸易方面的政策同样受到国家认同感的影响。明朝中期的海禁是因为倭寇骚扰无可奈何的举措，况且明晚期曾主动放开海禁，清朝的海禁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只有一个：割断海内外华人的联系，防止反清思想传播。从明朝中期开始，福建广东等地陆续有大量华人移民东南亚，而这些人和其后裔在感情上一定会认同明朝，而不是清朝。另外，台湾郑成功家族与东南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清朝取消海禁的话，那么海内外华人一定会有密切的联系，各种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思想必定广泛传播，导致其统治不稳。
　　
　　应当指出的是，海禁同时还有隔绝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防止西方思想和武器通过贸易流入中国，更便于清朝对于国内的控制。但是其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够接触到西方的著作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海禁的存在同时压制了中国与欧洲的贸易，而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实际上是鸦片战争的根源。很显然，如果海禁取消，那么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会更加便利，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加大，而这是英国所不可能容忍的。如此英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也就必然来的更早。对于中国而言，鸦片战争打得越早，越有利于近代的中国。鸦片战争越早，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军事差距越小，追赶也就越容易。同时消化吸收西方的其他技术和社会思想也就变得越容易。最为重要的是，鸦片战争打得越早，中国从锁国状态下走出后，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化过程的了解也就越深入，从而有可能避免民国初年混乱局面的出现。这一点在第七章的分析之后将是很容易理解的。缓解西方观念对于近代中国冲击力的唯一办法，就是提前打开国门。西方观念随着产业革命的进行，本身有一个逐渐壮大升级的过程，其对于其他文明的冲击力也相应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了解得越早则其积累的能量越有限，自然越能够化解其冲击力。
　　
　　从以上不难看出，清朝国家认同感的不足导致了其在贸易领域的闭关锁国。为了维护其统治，清政府宁可放弃巨额关税收入。迁届禁海起于康熙，攻占台湾后再次海禁还是康熙，不知道再活五百年的话，康熙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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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版图
　　
　　关于清代版图问题，已经在网络上有过无数次论战了。这个问题还是不要争了，清代版图确实是比明朝大的。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清政府在这个方面是有贡献的。康雍乾几代皇帝在平定边疆叛乱方面的武功，其功绩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明修长城清修庙，随着世界范围内军事技术的发展，游牧民族在近代世界走向衰落，清朝对边疆游牧民族的怀柔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清代的先天特征
　　
　　根据对上述诸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到清代的先天特征：这是一个游牧起家的少数族裔政权，其统治期间整个国家的认同感必然是不足的，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随后在近代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可以说，整个清朝的生命轨迹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先天特征决定的。
　　
　　从理论上讲，国家认同感的本质是一种信任，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如果没有信任的话，那么是不会认同的。因此可以肯定清朝这个朝代是有重大先天缺陷的，那就是其国家认同感不足。国家认同感不足导致了这个朝代各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其军事上文化上还是贸易上的政策都直接受制于国家认同感。毫不夸张地说，清代国家认同感不足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整个清代的病根就是国家认同感问题。这是清朝的先天特征决定的，不是某个皇帝有没有水平能够改变的。至于拍个电视剧片扯着嗓子喊两句再活五百年，真的再活五百年也一样于事无补。
　　
　　以清朝作为例子，可以看到国家认同感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旦这里出了问题，对于整个国家绝对是灾难性的。即便短期没有表现出问题，那也只是问题在积累，一旦爆发就会病来如山倒不可收拾。上下交相疑，国家不可能治好。
　　
　　第二章我们提到过孔子给子贡上的一堂课，现在当我们分析了中国与欧洲两年多年的历史后，不妨再来思考一下这堂课的内容。《论语•颜渊》篇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一段非常清晰地说明，孔子认为民众的信任比经济和军事问题的解决更加重要。虽然古汉语不使用国家认同感这个名词，但是毫无疑问不信任就不可能认同，对于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国家认同感问题，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早就已经看到其对于一个社会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假如真的理解了《论语》里的这段话，那么清朝的根本缺陷不问可知，对于这个朝代的基本脉络从理论上就完全可以预见到。应该指出的是，古汉语言简意赅富于概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所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是国家认同感问题，还指出了民众相互之间的信任以及对于自身的自信问题。信在古汉语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相当于现代汉语中信仰、信任、信心、信义等几乎所有与信字有关的词汇意思的总和。
　　
　　关于北宋丞相赵普有个典故，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现代中国人对于这句话恐怕多数会不假思索得认为纯属扯淡。反驳的理由似乎是现成的：真要半部论语能治天下，中国怎么会落后呢，近代怎么会混得这么惨呢？但是稍微动脑筋想想，清朝可曾用半部论语治过天下？那样的话中国就根本不会落后，也不可能有近代的屈辱历史。当现代中国人随手挥霍历史遗产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认真去思考过这些历史遗产的价值。倒是韩国人比我们还上心，什么都要拿去联合国申请个非物质遗产。半部论语能不能治天下，姑且放下不论。对于论语里面孔子给子贡讲的政治学基本原则，倘若国人真的理解了，那么不仅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理解都将上一个台阶。这实际上是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普适历史法则，而且还将影响未来整个世界的演变。对于这个法则的理解，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复兴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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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从理论上为晚清时代设计一个解决方案是很简单的。既然病根是国家认同感，那么推翻清朝的统治之后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正统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基本没有领土野心，对中国领土完整威胁较大的是俄罗斯和日本。随着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进入动荡期，各列强忙于世界大战，根本不可能来侵略中国。一战之后苏俄与英法美形成战略对峙，双方都首先关注另一阵营，没有时间顾及侵略中国的问题。所以俄国对中国的威胁也相当有限。剩下需要考虑的就是日本。
　　
　　防止日本入侵的方法同样简单，只要中国完成了军事近代化，并且保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那么日本根本没有机会来侵略中国。之所以出现日本全面侵华，因为当时的中国限入军阀割据，国防力量无法整合社会信心极度脆弱。不抵抗的发生，实则就是“民无信不立”的具体实例而已。当时的整个中国基本没什么自信心。如果当时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绝不会出现日本的全面入侵。在维持中国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国家经济必然得到持续发展。并且可以利用29年大危机引进外国先进的生产设备，加速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应当指出的是，文化上必须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绝不可效仿美国。美国的文化一旦照搬，必然导致军阀割据。而中国自身的文化从来都是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不失，一定会形成一个强势中央政府，国家的发展道路是相当平坦的。
　　
　　本章小结

　　这是一个版图辽阔的朝代。
　　这是一个躺在人口红利上的朝代。
　　这是一个相当缺乏国家认同感的朝代。
　　这是一个经济繁荣但思想非常贫乏的朝代。
　　这是一个压制思想从而给近代中国留下巨大后遗症的朝代。
　　这是一个顽固拒绝军队近代化，并被中国第一批近代陆军所埋葬的朝代。
　　晚清的出路并不复杂，推翻清朝后保持一个强势中央政府并且推进军事近代化和工业化即可，当时的外部大气候有利于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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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民初之乱

　　本章所探讨的是民国初年中国的混乱局面形成的深层原因，时间上对应于辛亥革命之后到府院之争大约六年的时间。之所以有必要深入的研究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期有非常强的特殊性。从第四章对二十世纪西方文明的分析，很容易看到这个时期实际上就是西方文明第一次动荡期的初期阶段。西元1911年第一次世界虽未爆发，但是其爆发已不可避免仅仅需要一个火星来点燃整个欧洲而已。由于民初整个中国应对失误，导致了其后中国陷入了漫长的战乱之中，直到西元1949年中国大陆重新完成统一才从内战阴影中走出。今天的西方文明，再次走到了一个动荡期的起始段。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需要考虑如何应对西方文明再次进入动荡期带来的影响，从而避免西方文明的动荡再次造成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殷鉴不远，对于这个案例的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一段历史的脉络多数读者都很熟悉，因此我们将重点思考使中国陷入混乱的原因何在，而不浪费笔墨于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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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和局

清朝的病根在于国家认同感的扭曲，辛亥年各方的合力推翻清朝之后，国家认同感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这一点是辛亥革命的大功，不论其后发生了什么，这一历史功绩都是不能够否认的。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总体看辛亥革命的过程，很明显这个过程没有发生大的内战。当然中间有部分地区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战斗，但是大兵团之间的会战没有发生。经过南北双方的谈判，最后以基本和平的方式使清政府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我们不执着于美国式的政治体制的话，应当说这个过程和结局对中国而言是非常幸运的。首先，没有大规模的内战使得中国经济免受战争的摧残，保存了国家的元气，对于全国的老百姓而言避免了流离失所，这些对于国家的长期发展自然是有利的。其次，避免了大规模的内战也有利于整个国家边疆地区的稳定。一般而言，在中原地区不稳定的时期，边疆地区通常会更加不稳定，这一点中国历史反复证明过。当时的情况尤其严重，英国垂涎于西藏俄国则虎视外蒙。假如中国由于推翻清朝而陷入长期的内战的话，那么后果将会严重到何等程度是很难讲的。以尽量不流血的方式迫使清王朝顺应历史趋势，对于保全国家的领土完整而言更加稳妥。这样看来，辛亥年南北方之间的和谈是利国利民的上乘之选。

但是大家对于辛亥革命的结局却通常并不如此评价，而且此后的中国也完全没有利用好这个幸运的局面，究竟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首先来看第一个疑问。其实答案是简单的，因为大多数华人都赋予了这个革命一个听起来非常神圣的任务，那就是建立和美国一样的一种体制。只要这个目标没有达到，那么不论其他方面取得的进展如何，也不论这个过程规避了多少风险从而形成了一个多么难能可贵的局面，这一切通通都被视而不见。对于整个辛亥革命的评价以是否成功模仿美国为准，其他均不在判断标准之列。当然严格说来，同盟会当时的主张也并不完全是要彻底的模仿美国。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同盟会在临时约法中要求国家统一后实行内阁制。如此大的国家实行内阁制，在全世界是没有先例的。如果说这是在模仿法国，恐怕并不合适，这一要求对于领土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而言有独创性，但是没有可操作性。总之，西方的观念在评价辛亥革命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压倒一切的颠覆性影响，实在让人不得不感叹斯塔夫里阿诺斯一语中的。整个民国初年，是近代中国经历的第二次大的文明冲突。

近代中国第一次文明冲突在第五章已经提到，是太平天国运动。此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其后的数次侵略战争，对于中国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除了甲午战争之外，精神层面的触动不大，社会生活还在按部就班的进行。虽然这些战争包含了文明冲突的成分，然而其冲击相对是较浅的。民国初年的混乱，则是在更深的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而且这种改变是西方观念的传播使然，因此这是近代中国第二次大的文明冲突。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两次大的文明冲突实际上都是以内战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反倒与列强的军事入侵关系不大。实际上文明的冲突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前就早已发生，不过由于强势文明的话语霸权，只有西方的学者提出，广大中国人才会比较重视。即便是此前有中国人提出这种看法，社会注定也不会理睬的。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从一个良好的开局逐渐滑向极度危险的深渊，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打断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陷入了分裂与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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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

　　上述观点恐怕会招致广泛的反对和质疑。普遍的反驳观点可能是这样的：中国从鸦片战争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国势积弱，就算我们当时一门心思搞建设，难道就能搞的下去吗？不照搬美国的先进制度，中国怎么能自保？但是事实上中国的确就可以做到，即便是西方陷入了世界大战，中国也照样可以踏踏实实搞建设。
　　
　　冬着棉夏着单，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四季更替使然。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同样需要面对不同的国际大气候，而且国际大气候从来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晚清所对应的时间段，是西方文明的扩张期结尾段。此时的西方列强挖空心思要把全世界都纳入其殖民体系，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安全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到了民国初年，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之所以拿出一章的篇幅来讨论二十世纪西方文明，也正是为了说明不同时代的更替。进入动荡期的西方列强是不可能有力量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只要中国积极发展提高国防力量，晚清的局面就不可能重演。把晚清的事情简单的照搬到民国初年，实际上和三伏天穿着羽绒服晒太阳是一样的，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思想长期陷于这个误区。
　　
　　为了更清晰的理解当时中国的处境，我们不妨逐个考察一下当时的西方列强。首先，英国对于中国的领土野心是比较有限的。整个近代英国是侵略中国最早的国家，但是英国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也不过香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占领北京时期，如果英国要求清政府割让大片领土，清政府也会接受，否则日后也不会割让台湾。不过英国并没有提出什么领土要求，正统的西方国家更多的是在乎商业利益，中国毕竟不是印度，英国尚未野心膨胀到要直接统治数量庞大的中国人的地步。美国与英国是类似的，对于中国没有大的领土野心。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不会有分裂中国的想法和行动，但是领土野心是基本没有的。至于法国，在拿破仑之后法国在一对一的战争中没有取胜过，而且法国本身也是正统的西方国家，更多的追逐商业利益而不是中国的领土。德国统一较晚，虽然在西元1900年有瓜分中国的企图但随后意识到直接统治中国是德国无法做到的，此后的德国全力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能有力量到中国搞军事占领。俄国在近代对于中国领土完整造成过巨大危害，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俄国无力在参与一战的同时在中国发动战争。一战后由于英美等国对苏俄（联）的封锁与围堵，苏俄（联）也不可能再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至于列强的联合入侵，在一战爆发后是不可能出现的，战争期间各国忙于欧洲战争，不可能在远东发动联合侵华战争。战争结束后迅速出现了苏俄（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两个阵营之间的互相遏制和对立成为主要矛盾，也不可能联合侵华。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在辛亥革命之后唯一能够对中国造成较大危害的，只有日本而已。或者说，中国只要能够避免日本的入侵，那么当时的中国在安全上就完全不成问题。晚清的局面不可能再次出现，因为国际大气候已经完全不同了。
　　
　　日本的威胁实际上也远比多数读者所习惯认为的要小。如果日本不能够不战而得东北，日本绝没有实力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即便是在甲午战争中，只要清政府迁都西安而不投降，日本也完全没有力量把战争打下去，只有财政破产一条路可走。清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不愿意迁都再战，以国家权益换取其苟延残喘造成了日本甲午战争的全胜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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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伦威尔与拿破仑

　　既然不照搬美国的制度中国也可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并且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那么将照搬他国制度作为判断这个革命成败的标准是不是合适就有待商榷了。不过惯性思维恐怕仍然会让人们继续坚持赋予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听起来很神圣的历史使命，因为所谓的民主化似乎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大趋势之一，中国总是要臣服于这样一个趋势的。辛亥革命既然发生于那样的时代，似乎也就必须承担那样的任务。
　　
　　为了求同存异，不妨认同民主化是二十世纪的历史趋势好了。但是事情并不仅仅如此简单，即便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中国真的可以毕其功于一役，通过一次革命就把美国的体制复制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如果纠缠于历史的细节，那是谈上几年也难以有结论的。考虑到便于普通读者的理解，不放宏观上考察一下其他有一定历史的国家如何走完民主化历程，再来对比中国结论就会一目了然。
　　
　　为了与中国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像荷兰这样的小国就暂时不考虑了。而且荷兰是经由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而走向君主立宪，与纯粹的国内革命属于不同的路线。英法两个国家领土相对较大，历史也远比美国要长，下面就以这两个国家作为例子来分析一下。首先，英法两国距离意大利都不算远，法国还直接与意大利接壤。这两个国家可以算得上是饱受古罗马文化熏陶，时间至少也在一千年以上。英法两国和希腊的距离要远一些，但是无论怎样也比中国近的多。当这两个国家在近代发生革命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现了一步到位的民主化。英国是第一个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欧洲大国。在1649年处决查理一世之后，按照比较简单的想法，似乎应该有个华盛顿式的人物让英国进入一个共和制的时代。历史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英国在革命之后名义上宣布了进入共和制，但是实际上是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时期。1653年12月克伦威尔公然带兵解散了议会，这种做法与被他推翻的查理一世并没有多少差别，但是并没有如查理一世一般招致全国举兵讨伐。随后克伦威尔就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主。克伦威尔死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此后是三十年的君主制时期，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进入了君主立宪时期。英国学者对于克伦威尔的看法是比较复杂的，不过克伦威尔并没有因为其军事独裁而被罩上窃国大盗的帽子，实际上克伦威尔的统治时期，是整个英帝国霸业的重要奠基时期。如果不进行军事独裁，克伦威尔在当时无法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在内政方面，克伦威尔以铁腕平定了国内的种种乱象，恢复了社会秩序。这位清教徒出身的独裁者统帅着一支清教徒军队，并且把清教徒式的生活推广到整个英国，限制纵欲和享乐甚至消费，尽可能将资源投向扩大再生产。尽管这种生活让很多人觉得别扭，但是毕竟是有秩序的。国内稳定的同时，他把目光重新投向了大海。克伦威尔颁布了《航海条例》并挑起了与荷兰的海上战争，这就是第一次英荷战争。这次战争是英帝国夺取海上霸权的重要阶段性战争。虽然英国没有在海战中打败荷兰，但是结果是有利于英国的，英国俘虏的大批荷兰商船充实了英国的远洋船队，从荷兰人手中夺得了全球航运贸易的头把交椅。从此之后，荷兰人作为“海上马车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谈论宪法政治的著作，极少会不提及英国历史上的《大宪章》。西元1215年，英王约翰在封建领主、教会和骑士等的联合压力下签署了《大宪章》。这份文件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成为后来英国宪法的奠基性文件之一。虽然英王约翰在签署之后不久即撕毁了这份文件，但是毕竟在英国政治史上留下了这样的传统。从《大宪章》的签署到克伦威尔，四百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并没有能够越过一个军事独裁时期，而且军事独裁时期之后还有一个君主制的复辟时期。一个在《大宪章》影响下生活了四百年的国度尚且如此，从来没有过类似经历的国家如果能够走得更快更平稳，恐怕是让人感觉难以想象的。英国如此，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如何，英国会不会仅仅是个特例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的情况。
　　
　　整体而言，法国的情况比英国还要典型，法国不仅在大革命之后出现了军事独裁时期，而且出现了连续的君主立宪和君主制时期。英国从革命到议会制君主立宪的建立大约经历了40年的时间，法国从大革命到稳定的共和制用时超过八十年。雅各宾派专政被推翻后，紧接着就是拿破仑建立的执政府时期，同样是军事独裁。西元1799年11月，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一执政，实际上是独裁者。随后拿破仑进行了政治、经济、司法等方面的全面改革，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拿破仑法典》。这一法典从西元1804年开始实行，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都是法国的法律。西元1804年，经过公民投票改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为法兰西帝国，拿破仑为自己加冕称帝，进入君主立宪时期。从拿破仑建立的第一帝国直到1870年长达50年的时间里，法国经历了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百日王朝、波旁二次复辟、菲利普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除去两年短暂的共和制时期之外，全部是君主制或者君主立宪制。事实清清楚楚，法国的大革命也根本没有做到一步到位。不仅如此，虽然拿破仑在其少年时期深受科西嘉独立思想的影响，并不认为自己是法国人，从政之后又独裁称帝“开历史的倒车”，但是当时的法国人并不抵触这位来自科西嘉岛的皇帝，灵柩回到巴黎时万人空巷为其送行。法国人对于拿破仑的崇拜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拿破仑不怎么争气的侄子都可以靠着祖上的威名再次登上法国皇帝宝座。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拿破仑三世时期，法国伙同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拿破仑死后两个世纪，他的事迹成为整个法国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直到今天仍然被全体法国人看作英雄，并不因为他曾经加冕称帝而被诅咒为独夫民贼或者法国前进的绊脚石。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不难看到，通过国内革命实现所谓民主化的过程中，革命之后必然经历军事独裁时期，绝无可能由革命直接到达共和制时期。既然两个饱受古罗马文化熏陶的欧洲大国都无法通过一次革命实现毕其功于一役，那么如果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一种解释了：中国距离希腊罗马比英法距离这两个地区还要近，同时又没有受到罗马教廷的羁绊而陷入意大利式的长期混乱，从而使中国携带着比英法更纯正的西方文明扩张期基因。否则在一个大多数国民连希腊罗马在哪里都不知道的大国里，其进程居然跨越了欧洲国家都无法跨越的阶段，绝对不是人力可以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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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不是万灵丹

　　讨论至此，估计会有读者把美国搬出来作为反例的。美国是研究中国复兴不可绕过的一个国家，不论研究什么问题，总能看到这个国家的影子。
　　
　　对于美国的共和制建立过程，首先我们应当明确一点，那就是美国是通过独立战争来立国的，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内革命，无论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还是与法国大革命相比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因此，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并不必然要经历一个军事独裁的时期。其次，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历史也就没有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其所在的地域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领土扩张，同时基本不需要担心自身安全问题。如此一来，美国作为一个崭新的国家就可以经由独立战争实现一步到位建立共和制。
　　
　　华盛顿之所以成为华盛顿，是有其特殊的国情作为基础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华盛顿一定程度上被神化了，似乎有了这么一个人，体制的建立问题自然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种想法实事求是的讲是比较天真的。且不讲华盛顿生在中国会如何如何，就算华盛顿生在英国或者法国，他也不可能成为华盛顿，只能走克伦威尔或者拿破仑的道路，否则必然被政治斗争无情的淘汰出局。之所以在美国可以做到，因为这是个崭新的国家，完全没有任何历史负担，也不存在前一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保王党势力。即使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国家里，独立战争后一群老兵的暴动仍然迫使美国不得不从邦联改为联邦，大大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倘若华盛顿真的生在英国或者法国，并且把美国的建国模式直接搬到英国或者法国去，岂能久乎？
　　
　　对比于当时中国的情况，首先中国无所谓从某个宗主国的统治下独立的问题。其次，当时美国的人口主要来自于西欧，基本都是沐浴过文艺复兴的国家。中国如果能够模仿美国实现一步到位的话，那么除非中国的历史比美国还短，否则断无此可能。分析至此，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指望中国实现一步到位的民主化是完全脱离国情与历史法则的。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梦幻中的场景而已。孙中山经过了多次失败之后，也逐渐从梦幻中回到了现实，提出了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军政与军事独裁名词上看是不同的，至于内容是不是相同，留给读者去判断吧。指望一个华盛顿式的人物可以使中国如何如何，只能是一个脱离历史法则的梦幻而已。只有当华盛顿生在美国时，华盛顿才是华盛顿。
　　
　　如果我们公正理性的去看待辛亥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应当说，辛亥革命是成功的，这种成功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幸运的。它已经出色完成了那个时代所能够完成的任务，不可能再承担更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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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之乱

　　前述分析已经指出，民国初年的世界格局与晚清时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导致中国的安全压力大大减轻。那么我们回到前面第一小节提出的问题，既然中国已经具备了踏踏实实搞建设的条件，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呢？在安全压力减轻的情况下，中国的混乱不会由外部的军事入侵导致，很明显这种情况下中国陷入混乱就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中国人自己把中国搞乱了。
　　
　　一般说来，人们总归是不希望国家陷入混乱的，而事实上的结果却是中国人在辛亥之后的行为导致了中国陷入混乱。在918事变之前，中国的混乱与各列强基本没有直接关系，就是比较纯粹的内战，显然是中国人自己把国家搞乱了。这样一来就难免让人费解了，既然大家都不希望国家陷入混乱，国家怎么会乱了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人们的行为与自己的愿望背离，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局面事与愿违。以往中国在宋朝之后经历的几次混乱局面，都是由于各种灾害导致了大面积的饥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的极度激化遂至全国大乱。但是民国初年完全不是这种情况，虽有局部的灾害，没有对国家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大部分农民还是可以糊口的。在有饭吃的情况下出现混乱，原因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更进一步说，这实际上是社会思想陷入混乱的结果，民国初年的混乱就是人心之乱。
　　
　　人心之乱的根源在于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宏观的说是文明冲突的一种体现。晚清的数次战争失利，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在军事实力上落后于西方，但是并不认为中国的文化落后于西方。因此洋务运动只把精力集中于军事技术和重工业的引进，对于其社会制度并不看好。到了甲午之后，由于美国力量的上升，美国的文化和制度开始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此时由于清朝国势日渐衰落，中国文化就充当了这个过程的替罪羊，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而美国的文化属于比较正统的海洋国家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属于完全不同的套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遇到无穷多互相抵触的地方。如果当时的中国在文化上模仿德国，那么问题倒不是特别大。实际上日本的体制当时也是更多的模仿了德国而没有模仿美国。中国模仿美国就要遇到不可避免的非此即彼的取舍，将中国用几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搞得乱七八糟，社会丧失了对于是非正误的判断标准。
　　
　　应当指出的是，在社会思想混乱的过程中，废除科举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废除科举制当时固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推动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投身到学习自然科学的浪潮中。但是其影响远不仅仅于此，知识分子同时被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某些社会思想俘虏，并将其照搬到中国来。而且他们接触的时间是如此之短，以至于根本不可能进行系统的消化。这样一来，根据美国的国情去判断辛亥革命的结果，必然认为革命是不彻底的，而且认定中国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而看不到当时的局面实际上非常难能可贵的。于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知识分子与近代陆军结合起来不断的折腾，直到迫使袁世凯病死，最后北洋政府内部陷入府院之争整个国家的行政彻底紊乱为止。袁世凯死后，再也无人可以控制中国各地的军阀势力，这样人心之乱就升级成了全国的割据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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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揠苗助长

　　思想的混乱集中体现于对待民主制的问题上。中国持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似乎存在一种由来已久的倾向，那就是将民主神化成为一个顶礼膜拜的偶像，而不去对其进行系统的思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告知首先应当去学习，自己还没有建立民主制的时候没有资格对民主国家说三道四，于是思考的权力就被剥夺了。
　　
　　如果我们对民主制的建立过程进行深入的思考，实际上是不难发现一些基本特征的。除了美国这样的特殊国家之外，所有民主国家在建立的过程中都经历了至少一次军事独裁时期，大陆国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往往还要经历不止一次的军事独裁时期。如同本书前言中所提到的，社会舆论自有其必须遵循的法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违背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同样有其不可违背的法则。不论是谁，也不论出于什么目的，试图跨越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是徒劳的，总归要被历史法则强制补课。辛亥革命之后的混乱，就是由于试图跨越一个阶段造成的。
　　
　　另一方面，民主化通常对应着一个国家的扩张期。民主制本来就是西方文明所建立的一种统治方式，与其扩张型文明的内核是吻合的，只有在扩张期这种制度才能够逐渐建立和运转起来。在经典时代是如此，到了近代仍然是如此。指望一个国家在衰落期实现民主化是徒劳的，而当时的中国就处于衰落期之中。当然，西方的政治学家并没有指出其民主制实际上是和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指出这一点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颜面上并不光彩。不独近代的政治学家如此，从柏拉图时代就没有把奴隶制和古典民主制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于是当时比较天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就被表象蒙蔽了，将民主制的建立看成是仅仅需要开民智或者是一个华盛顿式的人物振臂一呼就能水到渠成建立起来。
　　
　　基于对于民主制的盲目崇拜和肤浅理解，当时中国的新知识分子极力反对袁世凯为了巩固国家统一所进行的努力，必欲效法华盛顿而后快。这属于历史领域典型的揠苗助长。揠苗助长的动机可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对于整个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深重的。所谓西方的观念比其武器更有杀伤力，这就是绝好的例证。观念的冲突可以让一个发展势头良好的国家陷入到长期的混乱之中，从而强化了西方国家的强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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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维新

　　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过程方面的对比是经常涉及到的话题，中国人希望从这个亚洲唯一顺利近代化的国家身上吸取到经验教训。应当指出，日本的近代化道路比中国的道路要平坦的多，日本的选择是一条可以走通的路，而中国选择的是试图超越历史必然阶段的道路，注定要摔大跟头。
　　
　　从政治角度说，日本明治维新所效法的是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当然日本的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日本并没有效仿当时数量少得可怜的共和制国家，也不属于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家。日本能够做到这一点，与其倒幕运动的时间有一定关系。日本的倒幕运动于1868年取得决定性胜利，1871年底日本政府派出岩仓使团赴欧洲和美国考察各国政治经济。这一时期的美国刚刚结束南北战争，还是个标准的二流国家，欧洲列强以蛮荒之地目之。而当时欧洲各大国基本全部是君主制或者君主立宪制，法国的第二帝国覆灭是1870年的事情，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于同年建立，随后发生镇压巴黎公社的内战。日本使团抵达时距离镇压巴黎公社不过一年光景。这个状态的法国虽然是共和国，也不会成为日本效法的对象。此时的西方世界尚没有一个强大的共和制国家作为效法的样板，所以日本也就很自然的不会去照搬美国的政体。相反蒸蒸日上的德国给日本使团留下了深刻印象，木户孝允认为，首先应当取法的就是普鲁士。另外，天皇的存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旦宣布为共和制必然废天皇为庶民，这是日本民族心理无法接受的。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日本选择了德国式的道路。对于当时的落后国家而言，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起码是循序渐进的而不存在跳跃。
　　
　　这一时期的清政府昧于世界大气候的变化，当清政府被推翻的时候，世界战略格局已经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了天壤之别。美国早已发展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虽然军事实力距离英国尚有差距，但是其文化影响力已有天壤之别。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目光很自然的会被这个新兴的而且注定会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所吸引，于是在战略方向上就选择了移植美国的制度。殊不知这种制度能够在独立战争之后直接建立，首先在于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崭新国家。无论对于欧洲国家还是中国，美国式的道路都是不可能复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一旦被引导选择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整个国家的混乱也就无法避免了。从这个角度说，辛亥革命发生的越早，对于中国越有利，只有时间上足够早才有可能避开美国的文化影响力。
　　
　　日本虽然打着全盘西化的旗号，但是其成功的重要一点在于日本国内人心不乱，而且所选择的道路是与日本的传统相差并不太远的德国式君主立宪。一条适合日本当时国情的道路让日本上下逐渐看到希望而形成合力。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民初之乱，既无天灾也无外敌，乱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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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克疗法


　　这个名词在第一章已经提到，在苏联解体之初，正是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的经济倒退了二十年。这个倒退程度已经是和平时期的极限，因为毕竟很多基础设施和设备在和平时期是不会消失的，经济倒退有一个天然的底限。休克疗法的真实初衷或许是好的，指望通过放开价格和私有化等方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一步到位的过渡。但是其效果则是完全相反的，放开价格虽然暂时缓解了凭票供应的紧缺局面，但是物价很快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扶摇直上。俄罗斯政府试图通过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挽回局面，不过事与愿违，物价还没有控制下来，紧缩政策造成了企业的大面积停产，失业人口激增。为了缓解失业问题，只能向企业提供补贴和贷款，政府赤字开始跟着物价的脚步一起飞涨。不得已俄罗斯政府只能够通过不断地增发卢布来维持财政收支，滥发卢布一方面造成了卢布的汇率高台跳水，另一方面再次给物价上涨提供了推动力。总的来说，从物价上涨开始，俄罗斯政府就充当了救火队的角色，不过并没有意识到是在抱薪救火。于是火越救越大，直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经过短短两年的休克疗法，俄罗斯的GDP萎缩了将近一半，卢布的国际地位不复存在，民众生活水平一落千丈。美国在二战中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大约造成了日本二十万人死亡。休克疗法给俄罗斯造成的死亡人数，如果说不超过二十万的话，估计没有几个俄罗斯人会相信。虽然俄罗斯没有进行专项统计，不过在俄国的冬天，仅仅因为煤炭涨价而冻死的人口，恐怕也是相当惊人的。原子弹的威力，远不能与观念的杀伤力同日而语。
　　
　　如果我们把市场经济换成民主制的话，那么中国民初的乱局和俄罗斯经历的休克疗法就没什么两样。一个是要一步到位地实现民主化，另一个是要一步到位地建立市场经济。一个是在政治领域，一个是在经济领域，而且都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政策必须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调节只能是渐进的逐步完成的。如果冒进的话，整个国家根本来不及进行自我调节，只能导致抱薪救火的局面，乱子越折腾越大，直到最后无法收拾。辛亥革命之后的冒进，实际上就是政治领域的休克疗法。所谓休克疗法，疗效是谈不到的，但是休克绝对可以做到，而且休克之后几十年都未必缓得过这口气来。
　　
　　老子的这句名言，稍微文化常识的人都是知道的。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都经过私塾，对于这句话自然是烂熟于心。然而在文明的冲突面前，当头脑被西方的观念俘虏之后，对于自己所熟知的道理也不会认同。观念的破坏力就通过改变人的行为而表现出来，而且让被改变的人在践行这些观念时异常坚定至死不渝。
　　
　　此外，通过对于休克疗法的分析，也很容易理解戊戌变法是必然失败的。即便没有慈禧，这场变法也必然失败。光绪和维新派急于求成，政策的变化速度远超过了社会的消化速度，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缺氧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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