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中国的对策与未来(转帖连载:5月27日更新)

liehuoji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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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知命

　　社会信任

　　前面对于社会精神生活以及其对于经济生活影响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这些影响形成的合力结果之一就是破坏了整个社会的信任感。不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下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信任感也在下降，甚至人对于产品的信任感也在下降。社会陷入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有时候解释的越多，反而听众更不相信。
　　
　　前述章节曾多次引用孔子的名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个论断对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整个社会信任感的破坏，也就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无信”，此时社会就一定会出问题。当然，我们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问题实际上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从长久而言，社会肯定要重新加强各群体各阶层之间的信任感，以便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应当怎么着手呢？
　　
　　谈到这里，需要解释一个简单但是重要的原理：如果人与人之间是信任的，那么必然有些事情是他们共同相信的。假如某个人相信的所有事情另一个人都不相信的话，那么无论什么事情都谈不到一起去，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在另一个人看来都是不可靠。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个人的理性行为，必然是相信什么才会去做，也就是说人们在做一个理性行为之前会预先相信和期待一个结果的发生。而如果此人相信的事情另外一个人全都不相信，那么也就不会相信和期待同样结果的出现，此时双方的目标是背离的。每一个人的行为在对方看来都是别有用心，当然就互不信任。信任被破坏后，即便是没有恶意的行为也会被曲解，于是不信任情绪就愈演愈烈。根据这个基本原理，只有当一个社会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共同相信的事情足够多时，整个社会的信任感才会足够强。当代中国相当多问题的症结，实际上是由于社会信任的不足。不过这并不是说社会信任的增强能够根治所有问题，某些问题受制于其他规律的作用，社会信任的增强可以缓解而不能根除。
　　
　　讨论至此，我们就可以从理论上证明所谓民主社会必须有共同信仰这个论断。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实际上是脆弱的，即便是在一个国家的扩张期也是脆弱的。这样的社会中各阶层矛盾冲突激化，将会导致巨大的内耗而使得民主制无法运行。是故，美国的总统宣誓时要手按圣经，而不是手按宪法。

舒晴曼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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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明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文明的国际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世界各国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更加重视，民间对于中国文化的关注也更高。不过对比国际上而言，我们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视和认可程度都要低得多，这一点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相称的，也是中国社会信任感不足的一个方面。很多历史上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共同相信的事情，我们今天多数人并不相信。既然不相信，肯定也就不会去重视。
　　
　　在改革开放之初，部分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持极度贬低的态度，论调无非还是酱缸文化那一套。在中外生活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这种思想的出现并不值得奇怪，但是完全属于一种过激表现。到了90年代，西方文化带来的震撼感和冲击已经逐渐趋于平淡，社会开始逐步以比较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更广义的说，整个社会心理经历了一个从比较脆弱走向成熟的过程，这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知识分子的成熟。高考的取消使中国知识界出现了断层。在高考恢复后，伴随着改革开放走入学校的一代人其思想的成熟必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他们还没有走出校园时，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理解相对是肤浅的。到了90年代，更多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并且从校园走向社会，对于人生和世界的理解一定会大大加深。此时再来看待传统文化，其感受就必然是大不相同的。在宏观上，这种变化必然体现为整个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逐渐提高。
　　
　　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声誉对于国内的思想界也有触动。众多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评价远比我们自己要高。这种情况的出现应当说海外华人有重要的贡献。海外华人在自强不息的传统文化激励之下，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尊重。西方社会从海外华人的精神面貌，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应当提及的是，海外华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基础设施尚比较薄弱，正是海外华人的投资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启动步伐，这是中国文化的向心力和乡土情结使然。印度经济发展远不及中国，缺乏侨民的投资拉动也是原因之一。中国文化的国际声誉必然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去反思，到底应当如何公正的评价自己民族的文化。这一反思影响范围不断加大，到2000年之后形成了全社会范围的国学热。应当指出的是，社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因此社会同样具有有机体自我修复创伤的能力。当然这也是人类历史自相似的体现。国学热和相关文化现象的出现，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自我修复的过程，社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加强整个社会的信任感。
　　
　　清末思想家龚自珍有云：去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话放在任何国家身上都是适用的。没有什么办法比让一个民族相信其祖先都是不入流的货色更能有效摧毁一个民族的信心，一个民族的信心被摧毁之后，势必陷入混乱和分裂之中。现代经济一定程度上就是信心经济，社会信心的丧失一定会导致整个宏观经济完全崩溃。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提到，儒家文化圈中，抛弃了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落后于其他保留了更多传统的地区，比如新加坡台湾韩国等；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因素导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一定会开始重建民族信心的过程，也一定会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必然，是不可能绕过的一个阶段。在80年代这种趋势尚不明显，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民间对于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的研究逐渐加深，开始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90年代中期的一部书《中国可以说不》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虽然这部书本身思想深度有限，但是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无疑说明了中国社会心理的变化。到了西元二十一世纪，重建民族信心以国学热这样一种新的方式体现出来。整个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专门教授国学的学校和培训结构开始大量出现。国学热的兴起甚至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传统平面媒体也顺应潮流参与其中，既推动了国学热走向深入也实现了自身的商业利益；比如各电视台大量出现的历史文化类的讲座和论坛以及与之配套的书籍出版等等。在虚拟世界中，重建民族信心的表现更加多种多样，比如历史论战、华服运动等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一下网络舆论的变化。虽然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不论是对于中国复兴的需要而言，还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而言，都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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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明(续)
　　
　　虽然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很大改观，不过近年来国际上多次发生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事情还是让中国人多少有些尴尬。这种事情就是其他国家比我们更加重视中国文化，国人也因此不得不再次去全面审视自己的文化。给人的感觉似乎其他国家在推动中国重视自己的文化，而不是中国引导其他国家来重视中国的文化。比如某邻国将中国的某些节日和传统技艺拿去联合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度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同时对于中国的舆论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然现在中国对于自己的传统节日也重视的多了，端午和中秋已经纳入到国家的法定节假日之中，社会对于这样的变化也是普遍认同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五一长假的取消是不是造成了比较多的不便，而不是传统节日是否应当放假。社会舆论的这种变化是可喜的现象，不过要靠其他国家重视中国的文化来刺激中国人自己更加重视自己的文化，恐怕对一个民族并不是值得欣慰的事情。在邻国的举动面前，中国至少也应该反思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不利于中国的复兴，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到底应该从哪里汲取营养。
　　
　　孔子的思想同样遇到了类似的现象。2004年，韩国成立第一个孔子学院。短短三年之后，到2007年全世界已经达到175所。预计到2010年全球将建立500所。我们且不谈论孔子的思想有没有道理或者哪些话今天还很有道理。对比国际上的重视程度，中国社会在这方面花了多少时间去关心？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没有道理或者已经过时了，但是随便问一下到底怎么没道理，哪些话没道理，恐怕答上来的人不多；因为很多人连孔子说过什么话都未必知道几句。所谓有道理没道理，不过是人云亦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定程度是因为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存在误区，人为割裂了清前期历史和晚清历史的研究。使得整个社会误认为是中国文化导致了中国的衰落，对于清朝某些政策的后遗症完全缺乏了解。当社会沉醉于经济高速发展之中时，或许可以暂时不必思考这些。面对现在的国际金融形势，中国必须迅速找到应对的策略。整个社会现在也就不得不去进行思考，我们的对策到底在哪里？下一章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本章小结
　　当代中国所处时代背景是西方文明第二次扩张期的后半段或者说第二次动荡期的前夜，这一时期是一个历史机遇。
　　中国通过把握这一机遇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国际地位，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社会信任不足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形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增加，但是国内的认可和关注程度不够，这是社会信任感不足的体现之一。

phe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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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金融危机的对策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本章讨论的是近未来阶段的对策。也就是说，这里给出的是未来数月到若干年的时间内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策略。不过金融危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地位，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力加起来也不足以与此次金融危机相提并论。可以与此次危机比肩的历史事件，恐怕最近一千年来只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过这并不是说此次危机必将导致世界大战，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另外，这里所谈论的，远远不是近未来应对策略的全部。本次危机的影响复杂而深远，以如此有限的篇幅不可能把所有方面的应对策略都进行讨论，况且也不是所有的对策都适合以此种方式进行讨论。换言之，本章所没有提到的问题，未必是不重要的。这里所讨论的，大部分是相对容易实现的，这些策略的实施，将为应对更加复杂的局面创造条件。
　　
　　头疼医头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绝不仅仅限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当然这些政策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本章也完全可以用来讨论汇率和利率的调整，或者如何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等等。但是这种应对方式无助于深层矛盾的解决，而且随着危机破坏力的升级会逐渐丧失可操作性。就算要继续用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思路解决问题，实行这些策略本身需要就涉及到其他领域。汇率的调整实际上远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涉及到国际间的政治博弈。积极的财政政策说起来同样是简单的，问题在于，钱从哪里来？不解决投资的来源，财政政策只是一句空话。当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时候，投资来源不成问题。但是中国的月度财政收入已经在连续负增长，这时候单独谈投资就未免有些一厢情愿了。出口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在一般时期，预测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增速依靠经济学模型就可以，因为各国的政治没什么特殊情况会发生。但是现在不同，金融危机至少会在美国导致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欧盟会不会发生尚待观察。这种情况下对未来出口形势的估计，就不能不考虑政治危机的影响。至于这场危机是什么，会在第十三章详细介绍。况且2009年2月份的顺差已经快速萎缩到48亿美元，贸易逆差已经向我们走来，出现季度甚至年度贸易逆差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前述章节的分析中已经多次强调，社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各部分各方面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学科间的划分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也被相应的割裂开来，在这种非常时期，中国需要的是一个通盘考虑的解决方案，头疼医头是走不出这个困境的。更何况应对一场复合危机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危机，本身就不是经济政策所能够全部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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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辙不可蹈

　　目前所处的大背景是西方文明第二次动荡期之前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与民国初年的相似性在第十章已经谈到。上一次西方文明的动荡期将整个中国拉下了水，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中国决不能跟随西方文明一起进入动荡，用大家熟悉的词汇来说，那就是必须保持稳定。民国初年的中国陷入动荡，原因已经在第七章有过分析，那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进入误区从而导致了人心之乱。今天的中国，威胁稳定的首要因素仍然是人心之乱，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历史的重演。从中国的经济实力而言，为全国提供必需品是不成问题的。辅之以必要的社会保险和救济方式，即便是出现数量较大的失业也可以保证全社会的基本生活需要。另外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没有大问题，外部国际大气候也不会出现不利于中国安全的重大变化。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只要中国人自己不搞乱中国，没有什么力量会让中国陷入混乱。
　　
　　基于以上分析，维护社会短期内稳定的关键在于保证社会基本生活需要同时防止整个社会思想混乱，当然同时还要让全社会看到希望所在。长期而言，一个稳定的社会其贫富差距通常都是比较小的，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前一章已经谈到，中国社会在90年代之后选择了回避思考，以高速的经济增长来凝聚人心，社会各种思想的冲突实际上是被掩盖而没有解决。因此，防止社会思想混乱实际上也就是要降低社会稳定对于经济增长的依赖度。既然社会诸多问题归结为信任感不足，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就应当从重建社会信任感入手，也就是要让社会有更多共同相信的东西。这些全社会共同相信的事情必然由文化领域提供，社会生活的其它子系统并不直接生产精神产品。所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文化，而不在于经济。必须通过文化领域的调整增加整个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实现社会稳定与经济高速增长的脱钩；其中主流价值观的重建恐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无法持续的，整个国际大气候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西方文明将再次进入动荡期，决不意味着中国就丧失了进行国家建设的条件与机遇。只要中国的人心不乱，就完全可以继续踏踏实实搞建设，当务之急的关键在于避免人心之乱的再次发生。胡锦涛主席于2008年年底提出的建立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已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了这个方向。整个社会也同样需要去建立一个主流的价值观，使得全社会具有共克时艰的坚实思想基础。
　　
　　考虑到文化的建设需要时间，在一段时期内还是应该尽量维持经济的发展速度。中国一方面应当进行基础建设的投资，同时又应当加快进行文化建设。这样在维持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高科技产业发展壮大之后，将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铺平道路。其次，应当尽可能的利用国际大气候出现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变化，为中国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解决和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再有，同时还应当尽力挖掘整个中国的发展潜力，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里所说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国大陆，也包括台港澳。最后，涉及到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和稳定的政策应当更有前瞻性，为了规避以后可能发生的风险，应当及早进行调整。
　　
　　文化建设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可能是一个比较难以把握的概念，往往看不到其实际的成果以及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先来谈谈与文化建设相关的具体问题，以便于体会到文化建设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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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

海峡两岸在经济上存在比较强的互补性，国家统一的完成无疑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地增长动力，同时也为整个中国（含台港澳）的稳定提供信心。当然国家的统一未必是几年的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但是随着统一进程的逐步推进，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会逐步地显现出来。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给两岸经济造成的冲击，两岸都有进一步推进统一进程的需要。那么怎么来推动这个过程呢？

首先，台湾问题的解决必须有全球视野，台湾问题从来不是单单关注海峡两岸就能够找到解决方案的。这里涉及到多次谈到的思维方式问题，着眼于局部的思维无法找到台湾问题的出路。为便于理解，不妨来看看上一次台湾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甲午战后台湾被割让，倘若我们站在当时，可能想到台湾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当然今天我们都知道答案，二战中中国作为战胜国收回了台湾。但是站在1895年这个时间点上，有多少人能够预见到二战的爆发和台湾的回归？如果仅仅把眼光局限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上，那么是根本看不到这个可能性的，也找不到收回台湾的方法。然而实际上世界各地区是相互影响的，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必须考虑到大气候的变化。今天解决台湾问题，同样需要考虑整个世界大气候的变化。现在全世界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附近，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一定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整个世界的舆论也必将随着发生深刻的变化。那么台湾社会的主流舆论会变化吗？毫无疑问一定会，大气候的变化将会影响每个人的思想。主流舆论的变化，必将为和平统一提供新的路径，只要大陆方面相应作出调整，和平统一就大有可为。

随着美国的衰落，世界各地的人们将会开始思考西方文明的未来，中国文明的影响力会上升。当台湾认识到西方文明走向衰落的趋势后，必将重新思考台湾的出路。这时如果两岸在文化上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一定会增强台湾的向心力，改变整个台湾的人心向背。当人心趋向统一时，和平统一自然就可以实现了。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两岸一定要在文化上首先完成统一，然后才可能有政治上的统一。人的行为是由思想支配的，海峡两岸没有统一的思想作为基础，很难有国家的和平统一。只有两岸在文化上完全互相认同之后，国家的统一才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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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隔海相望的局面，不但阻碍了两岸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经济背上了包袱。无论是大陆为了让更多国家支持一个中国，还是台湾为了维持与所谓邦交国的关系，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来支持；两岸军事对峙的局面也导致两岸为此增加额外的军费开支。两岸中国人为此究竟花了多少钱，未见准确统计，不过毫无疑问绝不是个小数字。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两岸的财政都需要精打细算，文化上的互相认同将省下这一笔巨大的开支，为两岸的减税或者投资腾出更大的操作空间。同时，两岸的统一也能够为东海石油等问题的解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使海峡两岸的能源安全更有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两岸的产业优势可以进行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既能够有力的促进两岸的经济发展，也能够加速两岸的产业升级，增强整个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考虑到美元危机对全世界贸易的拖累，通过形成统一的大中华区市场促进贸易的发展，对于两岸三地的外贸企业生存都具有重要意义。大中华区市场的形成必将对于周边国家产生影响，有可能促进东亚和东南亚大市场的形成，于两岸三地外贸企业而言，应当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不过，不建议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美元危机将让大家丧失对于信用货币的兴趣，不与黄金或者白银挂钩的货币是很难被长期接受的；关于美元危机第十三章将专门讨论。
　　
　　边疆稳定

　　边疆稳定问题的解决和台湾问题是相似的。边疆的独立倾向，既与外部势力的支持有关，也与中国社会的向心力不足有关。如果社会各阶层之间信任感不足，那么各个族群之间信任感不受影响往往是很难做到的。越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独立倾向越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为了维持边疆地区的稳定，必须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增加整个社会的向心力。一个社会的向心力主要是由其文化来提供的，也就是说，为了维持整个国家的稳定，中国需要在文化上进行调整。
　　
　　考虑到金融危机会严重打击某些国家的经济，他们也不再有时间和精力来支持中国的分裂势力。而且很多边疆问题的形成，与历史上某些文化方面的事情是有关系的。随着中国在文化方面的调整，某些分裂势力内部会起变化。边疆稳定问题的解决不仅会为国家财政节约开支，也减少了社会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此外社会稳定也会为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增加全国经济的活力。社会稳定是中国能够腾出精力进行产业升级的前提之一，边疆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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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稳定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与上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力还将继续升级，虽然中国受到的波及比欧洲要小，但是指望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在足以维持社会稳定的速度是不现实的。缩小贫富差距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这涉及到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既有显规则的作用也有潜规则的作用，调整得过快将会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之中，重蹈俄罗斯的覆辙。能够在短时间内起到比较大作用的，只有增强社会的向心力。如果换一个说法的话，那就是增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信任感。台湾问题的解决在于增强海峡两岸的认同感，边疆稳定的保持在于增加各民族之间的认同感，认同的前提就是信任。增加信任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在文化上做出重大调整。
　　
　　此外，社会的稳定还需要有信心来支撑，或者说要让社会看到未来的希望所在。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可能困难不大，不过考虑到金融危机的升级，应当早做准备。在这样的时期，保持社会信心重要的一点就是让社会形成稳定的预期。这里所说的稳定预期，主要是指必须避免社会绝大多数人的预期随着金融危机的升级出现剧烈下滑，让大多数人对于未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明确的而且不需要随着形势变化频繁大幅度调整的预期。预期既包括对于自己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包括对整个世界宏观走势的预期。消费者敢于消费的前提，从心理角度说首先要对自己的预期收入大概有一个评估，同时还要对整个社会形势有一个判断。如果无法知道自己未来可能有多少收入，那么也就没有多少人敢于把自己的存款和工资花掉。如果对于整个社会形势尤其是物价走势的预期陷入迷茫，那么社会可能发生抢购。抢购过后社会需求长期萎靡，各个行业都会随之陷入萧条。
　　
　　考虑到以上情况，对于金融危机的破坏力既不应当回避，也不应当过度。最好的办法，是让社会认识到金融危机大概会对世界和中国造成多大的影响，社会提前从心理上做好准备。这样当危机升级的时候，社会不会因为形势的变化大幅超出预期而突然收紧个人支出或者抢购生活必需品。
　　
　　在目前各国普遍陷入或者接近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采购一些大宗商品在国库进行储备，对于未来稳定社会信心应当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当然不仅仅限于粮食，各种战略物资对于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只要手中有足够的储备，即便未来各国发生普遍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也能够保证物价的基本稳定。

　　文化复兴


　　文化领域的调整用清晰的词汇来描述的话，应当称作文化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提法经过多年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为了凝聚人心士气，民族复兴这面旗帜以后肯定应当举得更高。不过民族复兴这个说法不应当是片面的，除了中华民族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包含软实力的内容。换言之，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能不包括中国文化的复兴。没有中国文化的复兴，前述三个问题解决所要求的文化调整完全无法完成。
　　
　　由于近代历史的影响，中国人对于自身的文化有比较深的偏见。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必须面对一些棘手的理论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文化是不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中国文化能不能挽救近代中国或者说是不是一定要打倒了自己的文化近代中国才有出路？未来的世界要向何处去，中国文化是否还有前途？主要的理论问题，实际上都已经解决了，在本书的前面几章已经回答了所有这些理论问题。之所以以如此大的篇幅来讨论人类历史的脉络，也正是为了回答这些理论问题。关于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后面两章还将进行详细的讨论。理论问题解决之后，中国文化的复兴实际上并不存在理论障碍。关键问题只是在于，中国人能不能看透西方文明的光环，能不能真正以理性客观的心态去思考一下。
　　
　　文化复兴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总归是要有精神生活的，换言之人总是要相信点什么，也总是要有所敬畏的。人如果完全没有敬畏，那么就没什么不敢做的。这种情况对中国的经济生活已经产生了明显影响，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类似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里无需赘言。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肠胃，学到了很多化学知识。由于三鹿奶粉对于社会信任感的破坏，导致了随后发生的橘子事件，给各地种植橘子的果农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虽然各种媒体连篇累牍地对于橘子中蛆虫的危害性予以澄清，但是老百姓仍然拒绝相信。狼来了喊多了之后，肯定不会有多少人信。于是乎不仅仅四川的橘子，全国各地的橘子都跟着遭了秧。社会精神生活的空虚，一定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下滑。道德的下滑，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破坏整个社会的信任感。文化复兴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建立主流价值观的过程。
　　
　　如果一定要挑剔的话，道德对于整个社会的调节能力肯定也是有局限的。仁义道德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近代也不是没有人把仁义道德上纲上线到与所谓吃人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但是多一种约束机制，总比少一种要好。崇拜西方的人大可以讲法制是如何的优秀，对社会的约束力是如何的强。如果再把纽约河边自由女神像举着的火把和法制联系到一起的，毫不费力就可以做一篇大文章。但是事情果真如此吗？眼下的金融危机就能给出答案。法律的约束如果覆盖到每一个角落，那么华尔街就不可能产生如此严重的问题。然而违规操作的金融家们没有哪个接受了法律的制裁，反倒是全体纳税人要掏出7000亿美元来为他们擦屁股。法制的约束力，也不过是这样。道德和法律的调节作用，各有其优势也各有其不足，指望任何一个代替另一个都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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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复兴(续)
　　
　　关于文化复兴很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民主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再过若干年不会有多少人还把这个问题当作一回事情。如果一定要说的话，结论也很简单。现代民主制将步古典民主制的后尘走向覆灭，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将会重演。金融危机的发生将会大大加速民主制的覆灭进程。关于这个结论笔者有系列专门的文章阐述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这个过程会对台湾的主流舆论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中国的文化复兴足以实现和平统一。关于这一点在理论上已经反复校核过，肯定是可行的。
　　
　　逆境中最需要的是希望，不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只有让整个社会看到中国文化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才能在逆境中凝聚人心士气。士气一旦低落，经济增速减缓将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心理恐慌，各种思潮纷纷出现，思潮之间的冲突会使社会稳定面临巨大的威胁。
　　
　　学术自由
　　文化复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尽管阻碍这个过程的理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这是必须依赖于社会全体知识分子参与才能够完成的过程。为了实现文化复兴，社会需要更大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随着美国衰落的趋势日益明显，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文化复兴的大潮中来。这种参与应当会首先体现在虚拟世界之中。由于网络媒体在全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研究。学术研究的成果要能够禁受得起网络媒体的锤炼，否则会出现学术观点与网络主流舆论背道而驰的局面，导致更多的“掌掴事件”发生。尽管这一事件本身实质影响有限，但是对这种苗头决不能掉以轻心。
　　
　　在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如何对文化遗产进行甄别的问题。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各种思想流派林林总总。完全继承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其中某些不适合于现在和未来的东西必须筛选出来。尤其是宋朝之后的文化遗产，在甄别筛选方面的工作量更大。另外，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社会上广泛流传一些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解。为了消除这些误解，需要进行大量的考证工作。

　　文化产业
　　与中国社会信任感不足相伴的，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对不足。随着文化复兴的进程，客观上要求文化产业有更大的发展，同时也会推动文化产业实现更大的发展。中国经济决不能长时间停留于单纯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的阶段，不但中国的资源承载力不允许，同时也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随着金融危机逐步加深，中国原有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必然继续萎缩。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和欧盟陷入经济负增长，消费随之下滑，中国产品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的贬值空间并不大，通过贬值刺激出口的路实际上是很窄的。从汇率改革以来，大量的热钱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刺激了中国某些投资品市场的不正常上涨。如果人民币贬值幅度过大，只能刺激热钱加速出逃。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千丝万缕，想要完全堵住其出逃路径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给中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中国的文化产业必须做大做强。文化产品的出口本身能够增加中国经济的动力，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做强之后，也会拉动其它产品的出口。比如麦当劳肯德基到中国之初，就被中国人当成一种文化符号来看待，虽然价格比中国同等档次的饭店要高，仍然客源滚滚应接不暇。要做强文化产业，中国的知识界首先需要有信心去占领整个社会科学的制高点，不能从心理上总是想跟在西方之后亦步亦趋。况且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西方文化的吸引力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急剧衰退，给世界各国的精神生活造成巨大的真空，不填补这个真空社会信心将无法维持。同时，占领这个制高点也并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难题，中国人有智慧可以做到比西方国家更理解其历史和未来。随着知识界的广泛参与，在三至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全面占领社会科学制高点完全不成问题。
　　
　　华服运动
　　以上主要是从社会精神生活的角度来讨论实现社会稳定的方法，在充实社会精神生活的同时，社会的物质生产当然不能够忽视。因此，此后几小节主要讨论社会的必需品（含服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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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华服运动
　　
　　就业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单独把文化产业做强，对于中国的就业贡献不够大。文化产品的生产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毕竟有限。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计，必须为金融危机中的失业劳动力找到出路，而且还不能对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这个产业还要顺应中国文化影响力逐渐增大的趋势，才能够有比较大的发展。适合这一条件的，就是华服产业。
　　
　　华服运动大约萌芽于西元1998年左右，笔者基本见证了这个运动的全过程。就部分网友使用的汉服这个名称，笔者认为过于狭隘，称之为华服更加妥当，而且也符合古汉语的本意。复兴中国的传统服装，最开始社会大多数认为是很另类的，随着网络影响力的普及，接受的人群也逐渐增加。服装是文化的商标，服装业本身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既然今天中国人觉得穿西服很正常，其他国家穿穿中国的传统服装也没什么不能想象的。况且韩国日本从来也没有抛弃其传统服装。中国的服装业要能够做出品牌，一定要依赖华服。只有做出品牌，服装业才能够获得高附加值。华服产业的兴盛，首先需要依靠文化业的发展，同时华服也会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反过来促进文化业的发展。但是现在这个产业尚没有形成，第一缺乏媒体的宣传和介绍，公众了解程度不够；第二缺乏相应的工业标准，难以进行大规模生产。为了推动这个产业的形成，政府应当积极加以引导，组织相关部门制定工业标准。既然意大利可以把服装业做成一个战略产业，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做不到。
　　
　　中国曾经是引领世界服装潮流两千年的国度，即便不是在式样上，至少在材料上是引领世界服装潮流的。古罗马贵族都以穿着丝绸为时尚，以至于元老院担心黄金流失的速度过快。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古代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之初，只对黄金感兴趣。之所以随后大量开采白银，正是为了应对对华贸易的需要。服装业以前是，以后也还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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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石油时代的大飞机

　　当代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但是以后肯定不能继续走这条路。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一定要有自己的高科技产业，以大飞机研制作为突破口，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思路。大飞机决不是小飞机的简单放大，随着飞机尺寸的增加，其内部的复杂性会呈几何级数增加 。大飞机生产比航天业更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一方面是因为大飞机的研制和生产涉及到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部门。除了食品工业等少数纯粹的轻工业之外，工业领域的所有行业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大飞机的生产过程中来。大飞机项目只要成功，那么就意味着整个中国的制造业全盘皆活了。另一方面，大飞机对于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效率要求很高。航天发射次数很少，可以靠财政拨款。而北京机场每小时的飞机起降就在100架次以上，不到一分钟一架。靠财政拨款养活民用飞机，任何国家都养不起。生产出能飞的大飞机并不难，生产出能够创造经济效益的大飞机才更见功力，这要求在气动布局、燃油经济性等各个方面都精打细算。前苏联生产的安-225到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但是没人用得起这种飞机，其使用和维护成本太高。中国的大飞机生产，决不能重蹈苏联的覆辙，一定要研制一种可以给国库交税的飞机，而不是靠国库养活的飞机，否则飞机只能当摆设。
　　
　　中国现在大飞机项目刚刚上马，应当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未来的国际形势变化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毕竟从研制到量产最少也要10年左右。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从石油时代向后石油时代过度的时期。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各国经济下滑掩盖了石油短缺这个趋势，所以现在这个过渡恐怕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或者并不认同。但是从长期角度来说，石油生产的顶点一定会出现，而且很难排除未来数年内出现石油生产顶点的情况。另外，美国撤出伊拉克已经基本成为定局，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会撤出整个中东，随着美国影响力的消失，整个中东有可能 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未来世界范围内的石油供应并不乐观，同时石油需求也会大幅度萎缩。石油需求的萎缩与未来西方文明的走势有关，将在后续章节进行讨论。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我们的大飞机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否则纵然造出来的飞机技术上不落伍，也没有用武之地。
　　
　　从石油时代向后石油时代的过度影响方方面面，不可能全部谈到。仅从发动机的选择方面来说，常规思路肯定是选大涵道比的涡扇发动机，但是考虑到未来石油供应和航空市场需求的变化，涡扇是不是合适恐怕要仔细研究。就燃油经济性而言，涡扇一定不如桨扇或者高效的涡桨。就航速和舒适性而言，桨扇和高效涡桨肯定不如涡扇。
　　
　　插图：涡扇发动机、桨扇发动机和涡桨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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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石油时代的大飞机续
　　
　　上世纪石油危机时，就有人研制过桨扇发动机，后来由于油价回落搁置。上世纪50年代，俄罗斯也开发过轴马力超过一万千瓦的大型涡桨发动机，并成功应用于民航客机。金融危机的蔓延已经造成了全球民航业的客源下滑。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欧洲经济将长时间低迷，一方面出行人数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也会面临来自铁路更加严峻的竞争。因此航空公司和乘客必然更加关注燃油经济性，为此牺牲一些舒适性和时间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一来，桨扇和涡桨发动机的优势就会得以显现。发动机选型一旦确定，更改发动机类型恐怕涉及到修改气动布局和重新进行机体应力计算，工作量非常大，建议在上马之初慎重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欧美各国会出现大飞机与高速铁路争夺客源的问题，恐怕我们国家也同样会遇到。与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相对应的是中国的高速城市化，由此带来了数亿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春运人数已经超过20亿人次，相当于10亿人在春节期间走一个来回。高速城市化的前提之一，是因为中国的出口构成中有相当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让大量人口可以在城市就业生活。由于欧美经济衰退的影响，更宏观的说西方文明第二个动荡期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将是长期低迷的。即便中国企业压低价格出口，欧美经济的衰退也会使得当地人群购买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能力下降。购买力不足向中国的传导会导致大批出口企业倒闭或者缩小规模，相应城市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下降，一部分流动人口将会回到农村或者在较近的中小城市就业。因此，可以预见到未来数年春运的压力将逐年减小，铁路客运将从目前的一票难求向运力相对过剩逐渐转变。
　　
　　铁路运能的过剩不可避免会和民航业产生激烈的竞争，尤其是高速铁路。机场与火车站不同，基本不可能建在市中心。这样一来，乘坐火车就节省了两次从城市到机场的时间，而且铁路的安检和提前到站要求更加宽松。如果距离不超过1000公里，那么乘坐高速铁路很有可能比飞机更加节省时间。如果中国同时发展高速铁路和大飞机制造业，恐怕需要及早进行规划，以避免两个行业无序竞争和同时出现运力严重过剩的局面。
　　
　　物流大动脉

　　既然已经考虑到了物流业（含客运业，下同）各个分支行业的竞争，我们不妨继续思考一下相关的问题。运输业历来都是能源消耗的主要行业，因此向后石油时代的过度，自然会对整个现代物流业的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随着房地产业的低迷，物流业称为投资的重点领域之一。如果在大规模投资时预先考虑到物流业未来的变化趋势，那么无疑将对中国未来带来巨大的便利。另外考虑到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而且基础建设对于短期迅速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明显，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肯定要继续使用。因此，结合整个时代大背景考虑一下投资的思路和方向，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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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大动脉续
　　
　　铁路和航空都承担着巨大的客运量。至于货物运输，航空业的运力相对有限的多。铁路由于近年来运力紧张，曾经多次出现货运与客运争夺运力的情况。随着宏观人口流动量的下降，铁路的货运运力会上升，或许可以满足整个经济对于货运运力的要求。不过如果从能耗和生态角度考虑的话，铁路运输的能源消耗恐怕总归要比水运更高。此外，水运通道同时具有一定的生态效益，而且设计得当的话还能够兼具一定的调水能力。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水旱灾害的出现也有趋于频繁的态势，灾害发生时的跨流域调水能力可能具有极其重要的减灾功效。另外，汶川大地震受灾人口巨大，在灾区重建的这段时间里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如果能够有就近的工作，对于灾区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修建运河的过程，将对周边产生巨大的劳动力需求。
　　
　　基于以上数点考虑，建议不妨拓展思路，将修运河也纳入到基础建设投资的规划中来。根据中国人口分布和地形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条运河可以从昆明修到西安，中间经过成都和汉中，联通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昆明滇池到长江有天然水路可以利用，当然要让天然水路具有航运价值肯定有巨大的工程量和诸多技术难题。成都汉中和西安三个城市的海拔高度相差不大，成都平均海拔略高于汉中，汉中略高于西安，如此一来可以避免在中间增设船闸，提高运河的通行效率。此外，必要情况下可以利用运河从四川向陕西调水。昆明到长江与岷江汇合点落差较大，整个运河有可能需要分成两段。一段是在四川到陕西相对平缓的河段，一段是在云南境内落差较大的河段。两段之间的衔接可以用陆路或者水运，具体哪种方式合适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运河虽然运输速度慢，但是其长期效益绝对比铁路要大的多。或许我们这代人尚不能完全看到这条运河的巨大作用，不过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条运河将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当然，运河必然穿越巍峨险峻的秦岭万重山，其施工难度和工程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只要能够修成，后世子孙受益无穷，此后的所有中国人将永远感谢我们这一代人的功绩。
　　
　　两千多年前，四川平原上兴建了一座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座使用超过两千年而且至今仍在发挥效力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这一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体现了中国战国时代水力学研究的水准。他们当时没有微分方程和流体动力学这样的名词，但是这样的水利工程即便是在当代也难以复制。泥沙沉积直到今天仍然是水利工程中最头疼的问题之一。盛世治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一。希望我们这一代人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在中国的西部再出现一个彪炳千秋福荫万代的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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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石油时代向后石油时代的过渡，涉及的重点方面就是能源生产。人类社会需要逐步摆脱严重依赖化石能源的局面，无论是从可持续的角度而言，还是从缓解全球气候变化而言。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未来数年的时间内，实现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应当着手为这个过渡作准备，利用政策工具引导社会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量，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短期的目标仍然是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尽可能争取做到经济发展的同时，一次能源的消耗量不增加。此后随着中国社会较缓慢的人口负增长过程，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使用速度。这个过渡同时也涉及到生活方式的转变。应当引导社会转变消费观念，尤其是减少大量一次性产品的消费，尽可能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由于可再生能源的特点，能够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并不多。短期内比较有实用价值的，恐怕主要仍然是生物柴油。从长期角度来说，能源结构肯定要越来越多的包含生物能源，不过短期并不能大力发展生物能源。中国目前人口基数巨大，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恐怕难以腾出耕地生产燃油作物。以后随着人口数量的缓慢下降，可以逐渐腾出耕地来生产生物燃油。现在应当开始为生物燃油的发展进行科研准备，加强研制短分子链的燃油作物，同时积极改进生物燃油的生产工艺。如果能够研制成功具有工业价值的催化转脂化反应的生物催化剂，对于未来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必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利用农作物秸秆生产生物燃料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三农问题

　　如果农民不仅为社会生产温饱所需，还为社会提供驱动工业体系的能源，那么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必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由于城市将不能提供以前同等数量或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农村人口会留在农村。假如此时城乡差距不能够减小的话，那么农民将会以抛荒的方式进行抗议，整个社会的稳定将是难以维持的。
　　
　　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城市一定程度地畸形繁荣，同时严重削弱了农村社会的承受能力。某种意义上，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是农村不断补贴城市的产物。这个过程以后肯定不能继续进行。同时，农民的迁徙自由必须得到尊重，不可能以行政手段强制农民生活在某个地区。因此，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让农民愿意留在农村。这就要求允许农产品价格在一定范围内上涨，当然这也就必然影响到城市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所以必须同步提高城市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实际上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就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部分。
　　
　　从文化角度说，对于农民在整个社会的理论地位需要重新认识。历史上农民的理论地位仅次于士大夫阶层，高于手工业者和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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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政策

　　对于任何社会，人口的再生产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论工业社会还是农业社会，人口如果负增长过快，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日本在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长期徘徊不前，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导致整个社会缺乏劳动力。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日本将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在现代社会，劳动力不足有可能导致两种非常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一方面是社会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又找不到工作，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乍一看这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不过在人口负增长阶段这的确有共存的可能性。
　　
　　劳动力不足首先导致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减少，同时与此对应的一定是人口老龄化，也就意味着领取养老保险的人口增加。如此一来养老金支付就会出现困难。那么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是把退休年龄推迟，这样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就会下降。但是对于企业而言，一个老龄职工延迟退休，那么就不能再招一个年轻劳动力来接替这个职位，社会失业率可能升高。同时人口负增长导致市场容量变小，企业希望尽可能的压低成本，其所能提供的条件达不到求职者的就业期望，他们宁可选择回到农村或者待业。于是就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共存的局面。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而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对于中国的人口形势，我们不妨来展望一下。从1949年开始，每年的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中国现在人均寿命为72岁。以此推算，那么到2021年中国每年的死亡人口一定会超过2000万，而且以后会长时间保持这一水平。而中国的新生人口数，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自2001年以来历年统计公报，2001年为1702万，2002年为1647万，2003年为1599万，2004年为1593万，2005年为1617万，2006年为1584万，2007年为1594万。很明显，新生人口经历了快速下降后至2007年处于一个生育高峰期。但是应当考虑到2007年是民间广泛流传的所谓六十年一遇的金猪年，2007年的生育意愿一定是此后相当长时间的顶峰。也就是说，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新生人口数都很难超过每年1594万这个水平。这就意味着，到2021年时也就是12年之后中国人口每年至少负增长400万人。如果考虑生育意愿的降低，那么新生人口数届时会大大低于每年1594万这个水平，而且眼下的生育高峰恐怕也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负增长的速度将会更高。根据统计公报，当年新增人口为681万；2008年新增人口673万。如果粗略估计一下的话，大约6年之后，中国人口很可能进入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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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资产

　　中国经济实力的积累已经使得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元暂时仍相对其他货币坚挺，因为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意识到美国将要发生何等严重的问题。一旦大家意识到之后，美元将迅速出现抛售狂潮。
　　
　　现在的美元正在走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持有美元的主要国家并不希望美元垮台，于是大家保持默契暂不抛售美元。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意识到美元的信用不可挽回，局面将马上演变成墙倒众人推。
　　
　　在美元危机尚未出现明显苗头的时候，短期而言可以继续持有美国国债。
　　
　　科举制度

　　如果现在建议恢复科举制的话，恐怕超越了社会主流舆论的认可程度。再过五到十年提出这个问题，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不管怎么样，社会必须有一整套公平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能够让具有管理才能的人才有机会进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科举制度历史上也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支柱，保证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至于科举恢复以后考什么内容，怎么考，恐怕现在就需要知识界进行研究了。
　　
　　科举是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当年废除科举制的时候，决策有相当大的过激成分。在这个问题上，从慈禧到袁世凯、张之洞恐怕都免不了要承担历史责任。民初乱局的形成，废除科举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贫富差距
　　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基本问题之一，上面这些工作完成之后，贫富差距的缩小将更易于完成。
　　
　　本章小结
　　中国面对金融危机的对策决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需要对文化、经济、产业结构、人口、外交等方面进行综合调整。
　　
　　思想混乱是造成中国社会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文化复兴将形成新的主流价值观，并有力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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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危机向何处去
　　
　　在第八章中已经对二战之后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世界经济走势进行了剖析，本章将承接第八章的思路对金融危机开始之后的全球宏观走势进行推演。由于金融危机的第一阶段刚刚过去，情况人所共知，此处将不再耗费笔墨，直接进入近未来的世界。
　　
　　欲速则不达

　　金融危机已经成为二战之后或者说西方文明第一次动荡期结束后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目前正在直追1929年大萧条。对于规模如此之大的危机，指望其能够在一年半载的时间内见底，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但是社会舆论一般并不愿意接受此种现实，于是社会心理在面对危机时，通常都是在现实的压力下步步后退，直到无可奈何的接受现实为止。目前世界主流舆论正处在这个阶段之中。
　　
　　应当指出的是，这样的心理实际上不利于找到应对危机的最佳策略。由于各国社会包括政府都希望能够迅速的摆脱危机，于是就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试图在短期内让经济实现触底反弹。然而此种应对方法，实际上会增加危机的破坏力。我们不妨和上一次大危机对比一下，就会有清晰的认识。上一次大危机发生时，凯恩斯经济学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属于非主流，各国虽然采取过一些诸如降低利率或者增加公共开支之类的措施，但是没有全面采纳凯恩斯经济学。于是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各国经济基本上处于连续的负增长之中，危机的破坏力以经济负增长的方式逐渐释放，各国政府没有过早出手。应当指出的是，罗斯福新政实际上并不算多新，大危机时期胡佛总统也做过部分类似的事情。危机开始不久，胡佛总统就下令降低联邦利率，1931年又动工兴建胡佛大坝等一系列水利工程。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胡佛总统虽然宣称信奉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上已经部分实行了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但是效果却事与愿违。原因何在呢？因为危机的破坏力还没有释放完全，此时即便推出政策，也不可能扭转局面。当然，胡佛所出台政策的力度和广度也都小于罗斯福新政。另外，胡佛在1930年签署了新的关税法案，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试图保护本国企业和农民，结果是各国纷纷效仿，整个世界贸易体系崩溃。很巧和的是，29年大危机的次年胡佛签署了关税法案，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次年奥巴马也签署了购买美国货的法案。历史有时候实在是让人感慨万千，难以言表。由于和平时期基础设施和厂房设备等不会被大面积破坏，当罗斯福推出新政时，美国工业已经基本没有在和平时期继续下跌的空间，此时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相当于在对手精疲力竭之时发动反击，效果是比较理想的。另外经过四年的大浪淘沙，能够存活下来的银行本身就是承受力最强的，这种情况下恢复全民对于金融体系的信心比较容易，罗斯福找准了突破口，先从整顿金融业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政策，胡佛用经济不见起色，罗斯福用就能扭转乾坤，因为经济周期的破坏力基本已经释放完毕了。即便如此，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也仅仅是有限度的恢复，1937年的美国经济再次出现了萧条，直到美国参加二战才恢复到1929年之前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