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平一切的平均主义的民主制度本性。在他看来，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容易使民众彻底拒绝合理的社会契约所规定的公民义务。但是，城乡各地值得尊敬的世袭地主们几乎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平均主义者。美国也没有什么残忍嗜血的无裤党（sansculottes）准备竖起绞架，尽管农民阶级也曾经因为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其他政策而揭竿而起，但是他们也不会赞成极端的平均主义。举例来说，谢伊斯起义（Shays s Rebellion）就很能说明问题，起义者只是想把封建地主的庄园付之一炬，这完全是法国扎克雷（Jacquerie）农民起义在美国的翻版。另外，尽管汉密尔顿的这种担忧有些杞人忧天，但是他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错觉。他认为像杜尔这种人（即使并不是说杜尔本人）是能够为社会做出一些无私奉献的，这让人们联想到开明贵族的理想版本。他们为购买国债提供的大量资金，可以帮助供养一个统治政权，一个由“智者、富者与善者”组成的政权。他相信，“一般来说，那些最愿意借钱给国家的人往往都是开明的人”。他用下面的话评价那些贵族出身的豪富巨贾：“与那些贫苦百姓相比，这些人的邪恶倒有可能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且带有的道德堕落行为也相对要少一些。”但是，形势发展却让汉密尔顿非常懊恼，因为他自己曾经当着美国人民热捧的那种现代商业社会竟然播下龙种却生出了跳蚤，这种商业社会养育出的生意人往往把自己承诺的社会责任当做放在汽车后座上的陪衬，追逐最大的获利机会才是他们的头等大事。汉密尔顿就陷入了这种两难的窘境，威廉·杜尔正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一个例子。
同样地，杰弗逊民主制度派也对他们想象中的那个贵族统治制度进行攻击。但是，历史事实表明，这个“贵族阶级”确实只是一些初出茅庐的财阀巨商，他们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武装起来、却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社会精英。他们之所以每每急欲表现出那种世袭贵族的傲慢派头，只是为了增强他们自以为是的统治地位，提振自己的社会自信心。在纽约，汉密尔顿的联邦制拥护者们创立了“匕首骑士派”（Knights of the Dagger）来打击民主与共和派人士，驱散他们的公开集会，打压他们中间的“自由支柱派”（Liberty Poles）。威廉·杜尔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位骑士。他们浑身上下全是贵族的穿着打扮，家里的马匹和马车上都装饰着贵族传统纹章的羽冠，他们学着英国上流社会的腔调说话，还举办光鲜夺目的舞会和宴会，沐猴而冠地盲目模仿欧洲上流社会的风俗习惯。在汉密尔顿时代，这些活动在联邦制度拥护者中间非常时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镀金时代，这一倾向又开始风行。约翰·品塔德（John Pintard）是杜尔的同案犯之一，但由于及时逃离纽约而躲过一劫，后来也没有锒铛入狱。品塔德是一个高雅的文化精英，他是纽约历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发表过医学与拓扑学方面的著作，同时还是印第安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后来他又回到纽约，继续在华尔街赚钱。无疑，有许多联邦主义者公开推崇英国宪法，尤其是英国宪法关于社会等级的划分办法。联邦主义者毫不掩饰自己的希望，他们也期待着美国有一个上下有别、等差分明的政治秩序，而他们自己将成为执牛耳者。国务卿约翰·杰伊（John Jay）是汉密尔顿的好友和政治盟友，他坦率地断言：“那些拥有国家财富的人们理应成为这个国家的治理者。”
在整个19世纪的总统选举中，由于这个国家悬而未决的命运，使得两次总统竞选激发了民众最为高涨的政治热情，产生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危机感。第一次是1860年的总统选举，最后以林肯竞选获胜而告终。第二次是1896年的总统竞选，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威廉·H·麦金莱（William H. McKinley）形成了势不两立、旗鼓相当的阵势。当时布赖恩这位“普拉特河的雄辩小伙”令人记忆深刻地宣誓说，他和民主党绝不允许人类被钉在“黄金本位的十字架”上，所以他要提倡自由铸造银币。华尔街不禁打了个寒战。每个贫穷无助的农民和负债累累的小商小贩都本能地知道布赖恩说的是什么人和什么事。20多
ild）。这些大型银行本身就与其他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商业银行）联网经营。因此，美国大部分的流动资金都要听它们的号令行事。对于日益依赖规模效益以及高新技术的现代工业生产企业来说，能否顺利地从华尔街这个宝库里获得资金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华尔街变成了新兴经济的守护神。在很大程度上，华尔街决定了经济兴衰成败的内容、方式和地点，决定了一个区域的繁荣与萧条乃至一项新技术的生死存亡。当然，许多人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生杀大权集中掌握在屈指可数的几个私人机构手里。对于那些勤于进取的企业家、艰苦朴素的农场主、清苦贫困的产业工人来说，他们的生计为什么都要由某家远在天边的纽约财团随心所欲地操控呢？此外，华尔街阴谋集团显然还妄图操控参议院、最高法院甚至总统本人。人们普遍认为参议院就是个“亿万富翁俱乐部”。参议员代表的是没有任何个人情感色彩的公司，而不是有血有肉的选民。亨利·迪玛里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的《财富反抗国家》（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1894）一书变成了反对经济垄断运动的圣经。这部书反映了人们普遍的信念，即政党政治本质上已经不中用了：“共和党把黑人从 奴隶力量 的拍卖台上拉了下来，但是却把白人送上了 金钱实力 的拍卖台上。”美国最高法庭支持修正宪法第14条，这是美国内战留给所有美国公民的血腥遗产，也就是公民的自由权。经过修正，这条宪法变成了一个保护公司企业不受地方政府以及州政府干预与监管的法律依据。从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S·Grant）（美国内战时北军总司令，美国第18任总统。 译者注）开始，历届美国总统都敞开政府财政大力支持铁路建设以及其他商业利益集团，并且一旦这些利益群体受到义愤填膺的群众包围，美国武装部队就会前来镇压。众所周知，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在他两届总统任期之间的赋闲期间，就曾经在摩根属下的一个法律事务所任职。
1871年，亚当斯兄弟（Adamses）、查尔斯·弗朗西斯（Charles Francis）和亨利（Henry），出版了《伊利湖公司系列真相》（Chapters of Erie）一书，书中强烈抗议整个华尔街的卑鄙行径，特别是在反思范德比尔特的时候，查尔斯·弗朗西斯担心范德比尔特创立的大金融公司联合体将压倒整个州政府与全体公民，他沮丧地预言了公司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在讲述司法部门受贿情况的时候，作者采用了这样的比喻：“法律条文遭到了畸形的歪曲，法官与律师在欢庆某种纪念农神的狂欢节。”整个立法体系确实有被金钱收买的危险，在这个市场上，“选票可以讨价还价地进行买卖，原本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各种法律变成了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尽管亚当斯兄弟最担忧铁路大亨们不受制约的权力，但是两兄弟还是感觉到整个共和国的团结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有一小撮以欺诈为生的“金钱统治集团”存在着。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是耶鲁大学知名的社会学家，也是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倡导者。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社会各阶级之间互相有什么亏欠？》的长篇大论。萨姆纳认为，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新世界里，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做出了冰冷而强硬的回答：“基本上谁也不欠谁的。”对此，许多刚刚富裕起来的金融家和实业家高举双手大表赞成。那些像他们一样，在生存竞赛中率先抵达终点的人显然是最能适应生存环境的人。既然诸如显赫的家族背景、名校的精英教育、从政为官的生涯或者其他资深的专业证书这类东西几乎无法让这些人笃定有朝一日要取得显赫的社会地位，那么，大堆大堆的金钱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而且金钱的确必须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梦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把金钱这个唯一的标准变成了一种自立自足的道德理由。同时，它史无前例地为这种没有责任的权力提供了一套合理化的说词，也安慰了那些不太适应生存竞争的人们，成了治疗其“红眼病”的眼药水。如果每个人都服从市场的铁律，那么他们最终也会在生存竞争中名列前茅，或者至少也能达到他们命中注定会取得的那个名次。在这个寓言故事里，即使社会进步的益处并不能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社会进步的价值仍然是确定无疑的。这个社会自我调节的奇妙体系完全符合新一代企业大亨们的自然本性。因为他们不希望任何东西打扰他们的赚钱事业，也不愿意为政治事务而忙忙碌碌。或许在他们看来，政治事务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气恼的空谈和分心的闲事。对于自由市场无情的竞争机制的信仰，为他们退出社会公共生活提供了方便的托词（除非是为了与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以及政府财政部门进行有利可图的权钱交易）。可以说，这个“统治阶级”就像巴特白（Bartleby）（梅尔维尔（Meivill）笔下律师事务所的文书。 译者注）一样，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什么闲事都来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在这个以《圣经·启示录》式预言为特点的时代，终极冲突最为恐怖的景象被民粹主义领袖伊格内修斯·唐纳理（Ignatius Donnelley）的反乌托邦小说《恺撒的纪念碑》（Caesar s Column）（1891）捕捉到了。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空想社会主义者。 译者注)的通俗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哈里艾特·比彻尔·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 s Cabin）（1852）对此也有清楚的描述。其中，唐纳理的小说是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唐纳理描绘的社会景象异常严酷，有关世界末日善恶决战（Armageddon）的叙述甚至提到了深入华尔街兽穴猎获野兽的细节。“毁灭者兄弟会”（Brotherhood of Destruction）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无产者集团，他们因为不堪无情的阶级压迫与阶级仇恨而被迫铤而走险。他们在华尔街周边地区设置路障，发起了对华尔街的总攻。如果说是否胜利可以用19世纪交战双方确认的肢体摧毁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这次反对华尔街是最终获胜了。但是，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胜利的起义军建立了一座“恺撒纪念碑”。这是一座方尖石碑，纪念碑取名“恺撒”是为了纪念兄弟会的总司令恺撒·洛梅里尼（Caesar Lomellini）。这个巨型方尖碑建成于起义之后，它是用水泥和25万具尸体堆积起来的，死者是那些被击毙的金融寡头及其走狗们。为了表明“现代文明的寿终正寝”，那些幸存下来的商人、政客以及牧师被迫参加了建造这座纪念碑的强制性劳动。为了保证它永远不会遭到破坏，恺撒纪念碑的内部填满了炸药，假如任何人想要把尸体移走，
有关摩根的第二个故事是他与阿色涅·普约（Arsene Pujo）的关系。后者是路易斯安那州一位默默无闻的民主党众议员，他在1912年这场全国辩论白热化时期主管华尔街监管事务。普约领导了一次国会调查，调查被人们谑称为“金融托拉斯”的情况。自从19世纪末以来，民众反托拉斯的情绪汹涌澎湃。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美孚石油公司在美国民众中间激起了持久的愤恨。但是，在进步主义时代，托拉斯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专事揭丑抹黑的记者、政治家、危机四伏的商人和生产商都厌恶托拉斯，更不用说那些艰难度日的农民和参加罢工的工人了。托拉斯在每个人可以想到的领域快速扩张，涵盖了铜业、亚麻油、钢铁业、城市轨道交通等许多行业。可是，高居一切托拉斯之上的金融托拉斯才是众多产业托拉斯之母。路易斯·布兰德斯（Louis Brandeis，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是铁肩担正义的法理学家，后来还担任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这个网点稠密的投资银行网络及其子公司、孙公司是一个威胁，它们要扼杀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生命。布兰德斯
在普约主持的听证会上，斗争双方勉强摊牌了。听证会的证人们来自各大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比如绰号“银狐狸”的詹姆斯·奇因（James Keene），他似乎肯定托拉斯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拥有绝对的权威。芝加哥大陆与商业国家银行的乔治·M·雷诺兹（George M. Reynolds）坦承说：“我认为现在全国的金钱就掌握在十几个大亨手里。我认罪，我就是其中之一。”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华尔街即将因为许多不道德行为而受到指控。只要20世纪80年代的垃圾债券以及兼并狂潮能够持续进行下去，米尔肯等人肯定要蹲在监狱里过苦日子了。十年之后，网络经济的泡沫破裂了，“安然化”（Enronization）一词进入了美国词汇，这个新名词把握到了在美国企业界与金融界精英中间白领犯罪的严重程度，就连威廉·杜尔看到这种局面都会大吃一惊。同样让人吃惊的是，消费社会也在突飞猛进。在里根总统的就职典礼结束之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一年一度的“时代风尚”栏目惊呼：“经过漫长岁月之后，奢侈安逸的生活又回来了。”国民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公把里根时代变成了第二个镀金时代。但是，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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