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的文化真是太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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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宇宙万物生存及发展的途径，任何一物皆有其道，整体宇宙亦有其道。天地之道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四时运行，生态平衡，充满和谐的韵律。

　　儒家从正面肯定人间一切价值，相信只要教育与政治配合，人的向善本性可以因势利导，达到“正德、利用、厚生”的幸福境界。然而，自有社会组成以来，人间的混乱与冲突从未消弭，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是人的知识及能力有限，也许是人性还有许多潜伏的弱点，以致人群在相处时，问题重重。

　　道家面对这个难题，换个角度去想，也许“无为”胜过“有为”；并且，能否超越以“人”为中心的思考模式呢？如果不由“人”的立场去观察，又要改由什么立场呢？由“道”的立场。道又是什么？

　　“道”是宇宙万物生存及发展的途径，任何一物皆有其自己的道，整体宇宙亦有其道。既然万物不能离开“道”，好像无道就无物，我们能否设想：道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同时又是其运作发展的途径？以天地为例，天地之道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四时运行，生态平衡，充满和谐的韵律。不过，人类世界的情况就不同了。事实是：有了人，世界就有灾难、罪恶与痛苦。如何从根本上予以化解？

　　道家的第一位代表老子认为：一切问题都出在人的认知与欲望。当人为了生存而必须认知万物并加以区分时，区分亦带来价值上的贵贱之别，由此引发人的欲望。大家都去追求“难得之货”，人心怎能不乱？但是，人的认知能力本身并没有错，它还有提升的可能。

　　因此，老子的构想是：认知能力首先表现为“区分”，后果利弊互见；若要兴利除弊，至少可以保障自己，就须将它转化为“避难”，由于明白吉凶祸福的道理而避开一切灾难。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既然福祸相互依存，我们何必汲汲于世间的名利权位？老子注重“无患、无尤”，希望“全身保真”。

　　接着，认知能力可以更上一层，由向外区分与向内衡量，提升到主客合一，不再执着于自我，却能以“道”的立场来观照一切。这时产生“启明”，洞识万物芸芸，各归其根，无为胜于有为，甚至，无为就是无不为了。这显然是一套讲求“培养智慧”以“发现真理”的哲学系统。然而，这种智慧不仅难以传授，而且不易表述。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有的语言都只是方便法门，目的是助人以心灵之眼去直观“道”，然后在具体的行动中表现超越的精神。

　　一旦化除执着，眼界随之开朗，天地也变得无限宽阔了。接着发挥道家思想的是庄子。庄子进一步提出“游”的理想。他以各种寓言以及虚拟的人物与故事，展现了一个无限而永恒的精神世界，这是人人可以达到却极少有人真正达到的。修行过程并无定法，大致有以下阶段：“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不死不生。”由超越世间利害、有形之物、生命欲望，到光明初现，体认万物一体，终至不受时空所限，有如恒存的精神体。

　　庄子为人类描述了一个精神上至为宽广的领域，让我们可以遨游其中。随着主体的自由与解脱，产生了艺术上想象的空间与审美的情调。中国历代许多杰出的诗人与画家，都由庄子汲取丰富的灵感。不仅如此，每当遭逢乱世，读书人隐居山林时，也常由庄子得到安慰。

　　不过，道家思想以智慧为重，要靠个人体悟启明，而无法传诸大众。同时，它所强调的修行也与一般的道德修养有别，不足以用为社会教化的参考。至于汉代末期所衍生的道教，则与道家的原始意旨没有必然关系。

　　在哲学界，单是“道”这个概念就令人深感兴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晚年曾试图将《老子》译为德文。即使他最后因为不懂中文而放弃这项尝试，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真正伟大的哲学系统必有相通的地方，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理智面对道或超越而绝对的“一”，所作的沉思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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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中国最主要的哲学，对中国人的观念、信仰、生活、艺术，以及中国的政治、社会、教育、家庭，都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不谈儒家，就不可能明白什么是中国文化，也无法认识中国人的性格。然而，正因为如此，儒家的面貌也就不易厘清了。

　　厘清的办法，最好是回归孔子与孟子，探讨他们原本的见解。儒家关怀人的安顿，从安居乐业，教化普及，到相互责善，提升价值。它的人性论特别完备周全，简单说来，主张三点：一、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二、人人都“应该”成为圣人；三、每一个人在努力成为圣人时，都自然会“帮助别人”也走向正途。在此，“圣人”一词令人望而生畏，连孔子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的确，若以它代表完美人格来说，人间没有圣人，因为只要活着就可以更完美，反之，只要活着也随时可能退转堕落。所以， 我们在此以“圣人”指称“境界”及“过程”。境界可以悬为目标，让大家期许去追求，过程则是当下在每一事件上要求自我完美，就是孔子所谓的“修己以敬”。换言之，儒家认为人并不是完美的，但是内在却有动力，要求自己走向完美。配合的措施则是合理的政治制度与教育机会。凡是符合上述立场的，都属于儒家学者。

　　我们再针对人性论，提出以下三点说明。

　　第一，人性是向善的。“向”代表人有自由，可以选择。“善”是指“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当人行动时，内心对自己的选择会有自发的反应与判断，若选择“行善”，则觉心安，否则心即不安。心之安与不安，并非由后天习得，而是与生俱有的能力。所谓“与生俱有”，是指人的生命成长过程，必由“生理、心理、伦理”依序开展。生理上长期的幼儿依赖，使子女对父母在心理上会有特别敏锐的依存感受，由此而生不安及不忍。此所以“孝”是儒家教育的基础。作为行为规范的“伦理”，则是为了助人完成心理倾向者，而非为了禁人为恶而已。其次，“与生俱有”的根苗，很容易受到后天环境的压力与诱惑而扭曲，以致常有遗忘本心的情形。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清楚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把失去的心找回来。既已失去，如何可能找回？原来这是比喻用法，用以表示人性向善。只要得到机会并且自己愿意，内心向善的力量就会在每一次新的选择时发出指示，让自己回归正途。

　　第二，人生应该择善固执。就“择善”而言，需要良知与教育合作，以求分辨具体的善行。考虑要项有三：一是外在规范，二是内心感受，三是对方期许。一行为必须出自内心感受，否则只是虚伪或乡愿；其次，不可违背外在规范，因为这些规范是为了保障更大的人群之和谐。同时，也要设法符合对方的期许，否则自己一意孤行，结果可能无法成就“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以上三个要项之间若有冲突，只好回归内心感受，以诚为主。择善之后，需要坚持。固执出于道德勇气，表现为恒心与毅力。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生命。但此时牺牲生命无异于完成生命，满足了人性向善的原始要求。

　　第三，人生至高理想在于“天人合德”。前述“以牺牲为完成”的生命观，其信念即在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意近于此，但仍可进而超越历史，求取个人灵魂之至福与不朽。其中详情已非哲学范围，若人生遭遇未至此境，则不妨自得其乐。孔子与颜回都是生活贫困而不改其乐的人，因为内心自有悦乐的泉源，是为安贫乐道。

　　这种人生观是积极进取的，也是与人为善的；是向着至善而努力提升个人价值以及人群幸福；同时也是洋溢着生命的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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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梁贞明三年(九一七)，布袋和尚端坐在明州岳林寺东廊下的一块磐石上，将入灭前，说了一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说完安然坐化。

至此，众人才知道行履疯颠的布袋和尚，原来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不久，有人在别州看见和尚仍背着布袋到处走，于是世人竞相描绘他的图像供奉在家中。据说，他的全身舍利至今仍完好保存在岳林寺大殿的东堂上。

故事只是故事而已，而布袋和尚却留下了这千年传诵的插秧偈子，这首诗除了描述插秧的过程，还透析了至深的人生哲理，诗中描述手里拿着满把的秧苗，低着头弯着腰，倒退着身子，一步步顺次把秧苗插进水田。当他在低头弯腰倒退着身子插秧时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倒映在水里的青天，水里的青天是那么的清净明澈，使人恍然大悟到：原来人们整天追求的道，就像水里青天般的明澈。由此，如果你的心地一旦清净得一尘不染，便就获得人生的大智慧。诗的末句，借插秧时的以退为进，暗指为人处世，若能时时处处、谦让忍受、行退一步之法，就可以在人生旅途中向前迈进很多。因此，我们在为人处世时，应当学会宽容别人，凡事退让一步为高。当你宽容了别人，你就会得到别人善的回报，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人，才能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们的心就好比是一个容器，当爱越来越多时，仇恨就会被挤出去，宽容生爱，学会人生的退步，也就能感受布袋和尚开口便笑的大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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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一个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出生于春秋末期涡河之滨（今安徽涡阳）的老子、出生于战国时期楚国蒙地（今安徽蒙城）的庄子和出生于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他们的思想分别体现在《老子》、《庄子》和《淮南子》中。

　　道家是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以“自然”和“无为”为基本观念、追求人性朴真和精神自由的学派。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它同儒家思想相辅相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及国民性格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道家文化了解有限，误解较多。譬如历史上便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道家重天道、轻人道，重自然、轻人事。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实际上，道家既重天道，也重人道，既重自然，也重人事；只是他们没有像儒家那样就人道论人道、就人事论人事，而是将人道、人事问题的研究引向了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将大自然作为参照系，从自然与人事、天道与人道的相互观照中去探讨社会人事和人生之道，提出了一套别具特色的治国方略、管理理念、人生智慧和修养方法，对我们很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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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之道及其现代启示

　　提倡“无为”是道家思想的一大特色，不少人将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不为”，这是一大误解。道家的“无为”不是指一无所为、无所作为，而是反对违背自然规律的勉强作为，强调要以顺应自然的方式去作为。

　　事实上，道家的“无为”是“为”的一种极高明的方式和手段，它在现代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首先，“无为而治”提倡一种“抓大放小”的领导策略。

　　在任何一个机构中都存在着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者的工作是宏观的、全局性的，主要是制定大政方针、谋划发展战略、把握发展方向，而非什么事都管。处理好“为”与“不为”的关系，有所为、有所不为，是领导者应具的领导艺术。

　　只有善于在小事上“无为”，才能在大事上更好地“有为”。抓好大事则会事半功倍，专管小事则可能事倍功半。这就是道家“无为而治”给我们提供的“抓大放小”的领导策略。

　　其次，“无为而治”提倡一种人性化的管理之道。

　　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管理者、任何一项管理工作都应充分考虑的问题。在人的主体地位不断得到提升的今天，尊重人性更是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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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一方面，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对我们是有启发的。这一理念告诉我们，管理工作不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不能无限制地榨取民力。这一理念要求管理者在把握宏观原则的前提下，放权给部下，充分信任他们，尊重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再次，“无为而治”提倡一种自然化的管理之道。

　　将“无为而治”运用于管理工作，就是要求管理者要遵循自然规律，严格按规律办事；要善于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为当为之事，不为不当为之事。

　　按照老子的思想，管理者可分为四个层次：最高层次的管理者按“道”办事，他虽实施了管理，却使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第二个层次的管理者按“德”办事，他不谋私利，一心为民办事，能给人们带来实惠，人们爱戴他；第三个层次的管理者依“法”行事，人们畏惧他，但并不真心拥护他；第四个层次的管理者按“欲“行事，他什么都不懂，却什么都想管，人们痛恨他。

　　在老子看来，只有第一个层次的管理者才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才能取得最好的管理效果。这一理念告诉我们，最高水平的管理是顺应物性和尊重人性的管理，最高明的管理者是在悠闲自得之中将管理对象治理得井井有条的管理者。

　　“有无相生”是老子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哲学上说，“有无相生”是指任何具体事物即“有”都是从“无”中产生的，又不断地转化为“无”。这一思想包含着深刻的辨证法，对现代管理实践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第一，“有无相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革故鼎新”的辨证思维

　　一般人习惯于从肯定性思维出发，肯定“有“的作用；道家则更加重视从否定性思维出发， 强调“无”的作用。立足于“有”的肯定性思维，往往表现为循规蹈矩；立足于“无”的否定性思维，则往往表现为标新立异。道家强调“有无相生”，实际上是主张将肯定性思维与否定性思维有机结合起来，提倡一种革故鼎新”的辨证思维。

　　这种思维要求管理者必须具备乐于探究新问题、勇于迎接新挑战、善于标新立异、敢于承担风险、有独立见解、不迷信权威等特质，启迪我们在管理工作中要善于将“无”转化成“有”，赋予管理工作以创新精神。

　　其次，“有无相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虚实相资”的管理艺术

　　道家“有无相生”的辨证思维运用于管理实践，要求管理者要善于将“务实”与“务虚”结合起来。苏轼有一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说出了一个道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管理者有时要善于把自己从纷乱的“务实”活动中解脱出来，将自己置于“虚境”之中，才能避免当局者迷，做到旁观者清。

　　对于管理工作来说，只空谈而不务实不行，只务实而不务虚也不行，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无不善于把“务实”与“务虚”结合起来，从超凡脱俗的虚境中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天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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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约公元前600 - 公元前500） 春秋时思想家，道家创始人。一说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退隐，著《老子》。一说老子即太史儋，或老莱子。《老子》一书是否为老子所作，历来有争论。《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与儒家同等重要，只是在政治思想上一为表显一为裹藏之别而已。而道家在理论能力上的深厚度与辩证性，则为中国哲学思想中所有其它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泉源。以下十句话正是《老子》的精髓所在。

　　1、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曰：大功告成，诸事办妥，老百姓都认为我本来就是这样自自然然的。也就是说，完成功业的过程没有受他人强制的感觉，是人们的本性使然。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有被习惯左右行为的本性；有依靠共通的文化习俗求生存的本性；有创新，适时改变自己的习惯和习俗以适应外界环境的本性。顺着这些本性去完成功业，人们会觉得原本就如此，很顺当，不会有牵强和被强迫的感觉和不满。完成功业也就自然而然。这也就是人性化管理能够事半功倍的根据。

　　2、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曰：领导者的行事原则是做而不争夺。正因为不争夺所以普天之下的人们都无法与之争夺。正如老子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商场之高手，也为而不争。不争者之所以反而得胜，正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符合人之本性，利人而无害于人，善得人之助，故能不争而胜。

　　3、知止可以不殆。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老子曰：知道适时终止可以不陷入危险的境地。因为没有达到满盈的程度，所以能够在事物趋于破旧的时候浴火重生。老子认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事物发展壮大而达到满盈的程度，就必然逐渐走向衰老死亡，就是说它渐渐不再近于道了，不近于道就会早衰亡。因此领导者不应当过分追求壮大，使事物趋于满盈而过早走向死亡。反而应当注意发展要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持不至于过早满盈的程度，因而能够从容创新，使事物在破旧死亡之前能够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而处于有足够发展空间的新状态，因而能够继续发展。

　　4、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老子曰：知人的人具有睿智，自知的人算是聪明。能胜人的称得上是有力量，能自胜的人才算得上是强大。因此吕氏春秋先己篇曰：“故胜人者，必先自胜，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自知篇曰：“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败莫大于不自知。”一个管理者如果缺乏自知之明，自胜之功力，就很难知人善任而进行有效的管理。

　　毛泽东曾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也将曾国藩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处处效法。独树一帜的曾氏之学，是对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智慧的凝结。曾国藩一生“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曾之用兵，靠“敬”与“诚”两字，广得人才。一旦委以全权，用将得当，屡建大功；胜则自傲，自将而一试身手，屡战屡败，至于数次自杀未遂。正是这些磨难和经验教训使他逐渐明了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哲理，达到“依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的人生境界，能够自胜而拥有强大的人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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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曰：不违反规律妄为，就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做好的。老子还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就是说管理者治理企业，不可以违反规律妄为滋事，如果管理者经常大胆妄为，不断滋事以彰显自己的权势，企业就难以治理。老子总结说“为无为，则无不治。”管理者的行为应当顺应自然规律,不恣意妄为，要实事求是地寻求现实可行的道路，才能“无不治”。

　　老子还强调：“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把握了规律就用以指导实践，而不是用于空谈。

　　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的最终要求的是遵循自然规律办事，也就是所谓的“顺其自然”、“因势利导”。

　　6、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老子曰：话说多了，就会一再遇到无言与对的尴尬，倒不如信守中道而寻找中的的办法。也因此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并无所谓“仁爱”，而是把万物都当作祭祀用的祭品那样用完即扔，莫不相关，任其自然。圣人也无所谓“仁爱”，而把百姓都当作祭祀用的祭品那样用完即扔，莫不相关，任他顺从于道自然发展。认为“希言自然”，少说空话是本应如此的事。重要的是“从事于道者，同于道”，能够得当地把握住中正之道，“允执其中”，顺从于道，才能成大事。所以认为以其多说空话而一再穷尽困窘，还不如信守切中于道的原则而能够真正办实事。

　　7、治人事天莫若啬。

　　老子曰：管理治理众人并有事于天地，最好的办法莫如农耕那样。也就是说应当顺着作物生长的规律，不要强制它，顺从它发展的需要而照顾它、灌溉它、扶助它，这样作物必然成长得很好，能够获得丰收。因此，管理者带领众人去完成事业，同样也要遵循这个原则，才能够获得丰硕的成果。

　　8、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曰：治理大的国家就好像煎小鱼那样。也就是说领导者不可乱加干扰，要按照火候来照料，绝不可以还不到时候就乱翻乱搅，把小鱼都搅糊了。领导者治理一个组织，也必须像煎小鱼那样谨慎从事，绝不可不到时机就胡搅乱作把事情搞糟。

    　9、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老子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还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是以无为遵道为正，以智谋为奇。“归根曰静”，回归到遵道之正，“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遵道是成大事的根本，奇谋只是辅助性的手段。

　　10、善用人者为之下。

　　老子曰：善于用人的领导人处于低位势。也就是说，凡事只考虑自己的私利，不尊重他人，不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就处于“位势高”境地；反之，遇事能先顾及他人，尊重他人，与他人相处融洽的人，则处于“位势低”境地。位势低者如山之谷，水必住低处流，于是众人从之，可谓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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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学时，《诗经》是主要教材。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许多学者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无邪"，实在不符孔子之意。因为《诗经》不谈思想，而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贵在真情。

孔子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里谈到的"兴、观、群、怨"皆与思想无关，而是专就真情引发的读者情感而言。人在社会上与人相处，久了之后忘记何为真情，而只问利害。孔子鼓励学生阅读《诗经》，意在提醒他们自求真诚，否则难以感通人我关系，连行善也可能流于形式，如此自然远离了儒家的理想。

庄子用许多故事来说明如何做到真诚。在《田子方》篇中，孙叔敖担任楚国宰相，三上三下都怡然自得，这是因为他明白了下述道理：

"我认为令尹的职位来时不可推辞，去时不可阻止；我认为得与失都由不得我，所以就没有忧愁的脸色了。我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再说，不知道可贵的是在令尹呢？还是在我呢？如果是在令尹，就与我无关；如果是在我，就与令尹无关。我正踌躇得意，环顾四周，哪有空闲去管别人所谓的贵与贱呢！"

像这种明白道理之后的真诚表现，才是庄子所要肯定的。作为宰相的孙叔敖如此，另有一位屠羊说也是如此，而后者的故事更为生动有趣。这是《让王》篇中的故事：

楚昭王弃国逃亡时，有一个名叫说的屠羊人跟随昭王出走。昭王回国复位后，要奖赏跟随他的人，找到了屠羊说。

屠羊说说："大王丧失国土，我失去屠羊的工作；大王回国复位，我也回来继续屠羊。我的爵位利禄已经收回来了，还有什么可奖赏的！"昭王说："勉强他接受。"

屠羊说说："大王失去国土，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不敢受惩罚；大王回国复位，不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不敢接受奖赏。"昭王说："叫他来见我。"

屠羊说说："楚国的法令规定，一定要受重赏、立大功的人，才能谒见大王，现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国家，勇敢不足以消灭敌人。吴军攻入郢都时，我害怕危险而逃避敌人，并不是有心追随大王。现在大王要破坏法令规定来接见我，这不是我愿意传闻于天下的事。"昭王对司马子綦（qí）说："屠羊说身份卑贱而陈述的道理很高明，你替我请他来担任三公的职位。"

屠羊说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比屠羊的铺子尊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比屠羊的收入丰富得多，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位利禄而让国君蒙上随便封赏的恶名呢？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我屠羊的铺子就好了。"他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楚王的封赏。

屠羊说先后四次说的话，每句都掷地有声，每段都值得击节赞赏。我们读起来觉得既佩服又畅快，这种真性情表现得真可谓是淋漓尽致。大概如果用八个字来形容屠羊说，那就是"安分知足，自得其乐"。庄子的处世智慧在这则寓言中一览无遗。

屠羊说的每一段话都在剖析人间的道理，这表示庄子对人间的既定规范所持的态度并非否定或嘲讽，而是尊重、接受与超越。没有这些规范，社会如何发展？一个人再怎么有智慧或珍惜自己的真性情，也没有必要没有权利去蔑视既成的一切。但是，他也不会认定这些规范可以决定个人生命的全部内容，所以他要以从容态度"出乎其外"。

当一个人自求真诚时，必须明白分寸：什么是自己可以得到及应该拥有的？什么是可以选择而不必坚持的？换言之，真诚除了自知之明以外，还须了解这样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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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德的君子遇见事，就应该用仁德之心去服务，事情过后心情也就恢复本来的寂静。

刘秀在河北与自立为帝的王郎展开大战，王郎节节败退，逃进邯郸城里，经过20多天的围攻，刘秀大军攻破邯郸，杀死王郎，取得胜利。

在清点缴来的书信文件时，官员发现一大堆私通王郎的信件。这些信件有好几千封，内容大都是吹捧王郎，攻击刘秀的，写信者都是刘秀一方的人，有官吏、有平民。

有人很气愤，说这些人吃里扒外，应该抓起来统统处死，曾经给王郎写信的人，则提心吊胆，心里十分害怕，刘秀知道后，立即召集文武百官，又叫人把那些信件取过来，连看也不看，就叫人当众把它们扔到火盆中烧掉了。

刘秀对大家说：“有人过去私通王郎，做了错事，但事已经过去了，可以既往不咎，希望那些过去做错事的人从此定下心来，努力供职。”

刘秀这种处理方法，使那些私通王郎的人松了一口气。他们从心眼里感激刘秀，甘为他效劳，刘秀以德报怨，安抚吏民。他在见到私通王郎的信后表现出来的仁德之心，事情过后也就立刻恢复平时状态。

“孤轮独照江山静”表述的是禅师清澄空寂的心境，心月一轮，普照大千世界，何等空灵自在。正好似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

有一天晚上，大含和尚一个人在方丈室里读书。有一位强盗持刀闯入室内。

和尚平静的问：“你是来要东西，还是来索命的？”

强盗回答说，“我来要钱。”

和尚于是从怀中取出钱袋，扔给强盗说：“你把这些都拿去吧。”说完又俯下身去看书了。

强盗握紧钱袋，正欲潜逃，和尚这时大喊了一声：“等一等！”

强盗说不出的惊慌，呆呆地立在原处。

和尚对他说：“你别马虎，出去时把门关好！”

强盗听后，吓得屁滚尿流地逃了。

这位强盗后来对人说，“我多年打家劫舍，历过数不尽的风险，可没有哪一次叫我像那次那样害怕！”

智慧启迪：

《菜根谭》有云：“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寒潭：大雁都是在秋天飞过，河水此时显得寒冷清澈，因此称寒潭。）就是说：当轻风吹过，稀疏的竹林会发出沙沙的声音，可是当风吹过去之后，竹林并不会留下声音而仍旧归于寂静；当大雁飞过，寒潭固然会倒映出雁影，但是雁飞过后，清澈的水面依旧是一片晶莹并没有留下雁影。由此可见，一个有品德的君子，当事情来临时他的本性才会显现出来，事后，他的本性也就恢复了原来的空虚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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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尝君是齐国的名门贵族，几度出任相职，是政界的实力派。但有一次他与齐闵王意见不和，一气之下辞去相职回到了私人领地叫薛的地方。

这时与薛接邻的南方大国楚国正待举兵攻薛。与楚相比，薛不过是弹丸之地，兵力粮草等均不能相比，楚兵一旦到来，薛地后果不堪设想。

燃眉之急，惟有求救于齐。但孟尝君刚刚与闵王闹了意见，没有面子去求，去了也怕闵王不答应。为此他伤透了脑筋，几乎一筹莫展。

绝路之中老天给他降下了一线希望，齐国大夫淳于髡来薛地拜访。他是奉闵王之命去楚国交涉国事，归途顺便来看望孟尝君这位名门望族的。孟尝君抚额称庆，可谓天助我也，他早已想好了主意，亲自到城外迎接，并以盛宴款待。

淳于髡不仅个人资质好，善随机应变，常为诸侯效力，与王室也有密切的关系。威、宣、闵三代齐王都很器重他，闵王时代他成了王室的政治顾问，且与孟尝君甚好。

孟尝君决心已下，开口直言相求：“我将遭楚国攻击，危在旦夕，请君助我。”

淳于髡也很干脆：“承蒙不弃，从命就是。”

后人猜测，淳于髡此行，可能是有目的而来，专为朋友解危的，只不过这话须孟尝君亲自当面求他才是。朋友之交，有许多心照不宣的东西，古来如此。

却说淳于髡赶回齐国进宫晋见闵王，正面的话题当然是要相告出国履行公务的结果，他真正要办的事情也早已盘算在心。

闵王问道：“楚国的情况如何？”

闵王的话题正投淳于髡的所好，顺着这个话题，淳于髡要开始展开攻心术，履行对朋友的承诺了。

“事情很糟。楚国太顽固，自恃强大，满脑子想以强凌弱；而薛呢，也不自量……”

话题有意识地转到薛，但不露痕迹。

闵王一听，马上就问：“薛又怎么样？”

淳于髡眼见闵王入了圈套，便捉住机会说：

“薛对自己的力量缺乏分析，没有远虑，建筑了一座祭拜祖先的寺庙，规模宏大，却不问自己是否有保卫它的能力。目前楚王出兵攻击这一寺庙，咳，真不知后果怎样！所以我说薛不自量，楚也太顽固。”

齐王表情大变：“喔，原来薛有那么大的寺庙？”随即下令派兵救薛。

守护先祖之寺庙，是国君最大义务之一。为了保护祖先寺庙就必须出兵救薛，薛的危机就是齐的危机，在这种危机面前，闵王就完全不再计较与孟尝君的个人恩怨了。整个过程，淳于髡没有提到一句请闵王发兵救孟尝君，而是抓住闵王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最大的弱点，旁敲侧击，点到痛处，令闵王自己主动发兵救薛，实际上是救了孟尝君。淳于髡的智慧和策略反映了他的成府。

五毫升

在汩罗江边，屈原见一位农夫和一头水牛斗气，便笑着劝说：“这牛固执，人也固执，就斗起气来了。牛的固执是不好改变的，人应该聪明一些，不要那么固执才对啊。”没有想到，农夫听了屈原的话竟然大笑起来，说：“对啊，聪明不固执，固执不聪明，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啊。令尹子兰那些人有权有势，就像这头水牛一样，愚蠢而又固执，你何必和他们斗气呢？结果，害得你自己到这汩罗江边来受苦。”屈原严肃地说：“这怎么能一样呢？如果不同子兰那样的人斗争，我屈原成什么人了？”

楚元王刘交是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他对手下重臣十分礼待，尤其是亲近的三位中大夫：穆生、白生、申公。穆生不善喝酒，楚元王待臣下非常细心，所以，特别准备醴酒赐与他饮用。所谓醴酒，就是酒精成分不高的甜酒，刘交死后其子谅戊继位，从此便忘记用醴酒招待穆生，穆生内心不悦，决定请辞、告老还乡。而申公、白生劝他不要太过小器，应念当年老王的恩惠。穆生却答道：“‘易’称知机其神乎！能看见事物的先兆是很重要的，微小的先兆预示出吉凶，君子看出先兆即马上采取相应的行动，不必再观望了。”后来刘戊果真事变，未及隐居的白生、申公后悔已晚。

君子见机而行，宜观察事物的先兆作出逻辑的推断。无论什么事情在发生之前，必定有先兆，穆生从微小的事情中发现变故的“关键”，像古时行船，船上养了猫，在大风浪来临之前，猫儿失踪，船上的水手便知祸患将会发生。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手下大将韩信东征西讨，运筹帷幄，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卓越的功勋。韩信最初并不是刘邦的人，而是项羽的侍卫。在任项羽的侍卫期间，韩信经常接近项羽，并屡次为之献计献策。可是项羽根本看不起韩信，从来不肯采纳他的意见。韩信见项羽刚愎自用，听不进意见，他得到萧何的赏识，由萧何力荐，被刘邦封为大将，在刘邦军中，作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战国时吕不韦本是一个有钱的商人。

秦昭王立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最宠爱的姬叫华阳，但她没有生育能力。安国君有20几个儿子，老二叫子楚，因不得安国君喜欢，子楚被派到赵国做人质。赵国屡屡被秦国攻打，因而子楚在赵国的日子过得很艰苦。

吕不韦去赵国办事，见到处于困境中的子楚，认为他是奇货可居，就帮子楚策划，并提供活动经费，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买卖。吕不韦与一个舞姬同居，舞姬有了身孕，只有吕不韦知道。恰在此时，子楚也对她一见钟情，要吕不韦让给他，吕不韦怒，一转念想，家业已耗在子楚身上，不如放长线钓大鱼，钓出一个千古奇货来，就把舞姬送给了子楚，而不声张她怀有孩子之事。

数月之后，在公元前259年，舞姬产下一子，取名为赢政。秦王8年后崩逝，同年太子安国君因腹疾而亡。三年内，吕不韦帮私生子——赢政继承了王位，吕不韦终于做成了这场大买卖，吕不韦由此做了10年的摄政丞相。

所谓“相机而行”，就是随着事物的发展趋势采取相应的措施。吃亏本来是件受损的事，但是从吃亏之中，必定有人享受到了利益。如晓得运用正面的方法，百风而行，办事必成。

在生活中，与人相处应该宽容。尤其是在那些非原则性的问题上，一定要有灵活性才行，而不能固执己见，钻牛角尖。否则，你如何来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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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的时候，有个贫穷的农村青年让算命先生给自己测一下将来，那位算命先生对青年说：“你只能一生贫穷，最后孤独地死去。”青年一听这话，立刻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后来，他索性连田也不种了，从早到晚借酒浇愁，变得整天昏昏沉沉、无精打采。他把人生看得颇为消极：“反正再怎么辛苦干活，也无法摆脱穷困的生活，努力不努力，结果都一样。有什么必要对身边的事情看得那么认真，一切都已是命中注定……”

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和尚，他问青年：“你为什么不干活？”青年就重复着算命先生的话说：“命中早已注定，努力也是白费。”于是和尚便对青年说：“你错了！不能听信算命先生骗人的话。”接着，他苦口婆心地解释道：“你完全误解了算卦的含意，算卦并不能预测将来的命运，因为卦本来就代表着变化，如果命运是一成不变的，怎么能用卦算出来呢？所以说，命运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不仅如此，它还能朝着你所期望的方向转变。”

青年听了和尚的教诲，心中豁然开朗：是啊，也许他说得不错。从此，青年一边务农，一边开始发奋读书，他的命运也渐渐发生了转变，因为结识了一位有名望的学者，并且有缘成为他的弟子，青年在学识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数年以后，他终于通过了严格的科举考试，成功地当上了大官。算命先生给他算过什么时候会死，也没有应验，他活得健康且长寿。

宿命论者常常把“命运是与生俱来的，根本不会改变，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可我坚决反对这种论调。诚然，性别、血型和出生年月等确实无法改变，即便不想生女孩，而想要个男孩，或者不喜欢A型血，想成为O型血的人，最终结果都不会随着你的意志而转变，只有这些才称得上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宿命。

虽然宿命无法改变，但是自己的信念和思想大多能够改变。

将你的视线放在新的起点上。向前走只是一个过程，不是单一而简单的一次邂逅。

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掌握并控制我们自己的生活，那该多好啊，但这似乎只能是在理想的世界里才能够实现。我们每个人在做任何一个选择，任何一个决定时，都应是目标明确。我们要选择自己在哪里居住，在哪里工作，谁和谁又不会陪我们度过一生；我们的各种安排，各种计划怎样才能更加协调，我们能够赚多少钱，我们应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还有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应该如何安排等等，这都需要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决定。

无论我们有多少希望，要这个理想的世界满足我们的需求，不太容易，可能我们还要面临许多挑战。但这不是说实现我们的希望是不可能的。我们只需要知道如何能把希望变成现实就够了，剩下的就是靠我们个人的努力了。

设想一件事情，或是一段感情，你可以为你自己决定的，前提是，不是你控制这件事，你只是能够控制你自己。这个前提可以应用到任何一件事情上——你的伴侣，工作，财产，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坦白地说，假设这么一个场景的甚至事态的发展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们的假设会使我们的夫妻关系或者行为的哪些方面会发生转变。我们害怕某种关系的结束，或者某些人更难打交道，更难对付。所以我们不愿做各种设想，更不愿去实施这些设想，不画蛇添足就够了。

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会对自己的所有事情进行合理化安排，还会想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使我们自己感到满意。这就是我们最终选择生活的地方。

想要获得成功，目标的设定起很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我们会对以下的步骤进行考虑，我们将认真考虑下面与此相关的这些步骤，并为你提供一个新的环境，去发现解决办法。但是，现在请你开始选择你的目标，一定要尽早确定你的梦想，确定你将来发展的目标，越早越好。

设想一个场景，一种关系，或者一个事件，你可以控制住自我的，因为你不知道它会导致哪些改变。所以，只好控制住自我。

想想如果你开始对你的婚姻进行补救时，什么最有可能发生？从最先进入你脑海中的几种可能中，一片混乱大概会排在首位。而且，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里时，通常也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好在，这种无续状态不会持续太久。而且，也不能持续太久。即使是在最复杂的环境下，人们也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举步不前，人们可以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中吸取教训，之后向前走。

确定你要往哪里去，一旦你下定决心要摆脱原来的环境。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将自己的思想包袱放在一边，想想还有什么拦在你前进的路了，除了思想包袱以外。再让自己想想自己新的行为方式有什么利与弊。一旦你开始去思考，那么新的选择就会自动出现你眼前的。原来你认为是陷阱的东西现在也会变得什么都不是了，这些东西只不过是记忆罢了。你成长中经历过的，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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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墨家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个学派。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的管理思想包括“十论”：尚贤、尚同、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和非攻。这是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管理理论体系。

　　兼爱相利的管理伦理

　　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这是墨家学派区别于先秦诸子百家最突出的理论标志。墨子对该思想的论述，涉及了“兼爱为本”的伦理基础、“兼以易别”的行为选择，以及“爱人若己”的利益相关原则等管理伦理问题。

　　兼爱为本的伦理基础

　　墨子所说的“兼爱”，就是不分彼此、不分亲疏、不分远近的普遍的爱，与儒家的“仁爱”相比较，有着重大的区别。

　　第一，儒家所说的“仁”，以“亲亲”为基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亲情的推演。而墨子主张的兼爱则是一种无差等的普遍的爱，超越了血缘、地域的差别。

　　第二，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侧重于仁者的“克己”，强调自我的道德修养，并不关注别人的回报，重在伦理学上的义务。墨子所说的“兼爱”，则落实到“交相利”之上，如果做到了“兼相爱”，人人都能够从中得到回报，获取利益。这体现着鲜明的功利观。

　　第三，儒家所说的“仁爱”，是人的真性情的流露，完全是出自人的内在本性。而墨子认为，他所说的“兼爱”是出于天的意志，即“天志”。在墨子看来，公正、公平是天的本质，天的运行，广大而没有私心，上天会根据人们是否做到了“兼爱”而进行赏罚，这就使人们的“兼爱”行为带上了某种外在的约束与规范。

　　兼以易别的行为选择

　　在墨子看来，人类相互不友爱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而不为他人着想，相互猜疑、对抗、争夺，墨子把这种状况称之为“别”。他的解决方法就是用“兼相爱”来取代“交相别”，对待他人好像对待自己一样。

　　墨子比较了“兼者”和“别者”的行为方式及其效果，说明“兼相爱”与“交相别”对人际交往和管理活动的影响。

　　假设有两位君主，其中的一位贯彻“别”的主张，另一位贯彻“兼”的主张，于是这位“别君”会说：“我哪能把我统治下的万民百姓的身体，看成是自己的身体呢？这太不合情理了：人生在世没有多少时间，我个人享受还不够呢！”因此返身观察他治下的百姓：有挨饿的他不馈赠食物，有受冻的他不惠赠衣裳，有生病的他不帮助护理，有死亡的他不及时埋葬。而“兼君”则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一定要先为众多百姓着想，然后再考虑自身。”因此返身观察他治下的众多百姓，其生活安宁踏实。

    　那么请问：如果遭受瘟疫饥荒，老百姓会选择投奔哪一位君主呢？显然只会是投奔后者而不是前者。

　　墨家所提倡的这种“将身比身”、“将心比心”的兼爱思想，历代统治者确实难以完全做到，但只要有这份“心”，就可以收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良好效果。

五毫升

“爱人若己”的利益相关原则

　　在墨子看来，人们总是爱自己的，但如果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知道爱别人，甚至害人以自利，会导致最终无法获得自己的利益。反过来，如果真正从爱己、利己的动机来考虑问题和待人处事，恰恰就应该关爱别人，充分地考虑到别人的利益，做到“爱人若己”，这样才能够达成共享其利的结果。

　　墨子所主张的兼爱学说，往往会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就是鼓吹“爱人”而不“爱己”。对此，后期墨家专门做出解释，即爱护他人也不排除爱护自己。当然，墨家的基本立场还是突出爱的奉献。在他们看来，圣人爱己的目的也是为了爱人，实行仁义的事业。

　　日本企业家吉田忠雄提出一个“利润三分法”。他说：“我一贯主张多办益善，利润不可独吞。我们将利润分成三部分：三分之一是质量较好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者大众，三分之一交给销售我们产品的经销商及代理商，三分之一用在自己的工厂。”吉田把自己的做法称之为“善的循环”。他说：“如果我们散播善的种子，予人以善，那么，善还会循环归给我们。善在我们之间不停地循环运转，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实惠。”

　　尚同尚贤的组织原则

　　墨子在组织管理方面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同天下之义”的认识，要求整个组织统一服从于管理者的思想和意志。为保证这一“天下之义”的正确及其在组织内部的共享，墨子同时提出了尚贤使能的人事原则和上下通情的沟通原则。

     　尚同一义的共有价值观

     　墨子首先指出“上下不同义”的弊病，这种无组织无共识的状况所造成的弊端很多。针对这个弊病，墨子主张选择天下有才能、有德行、又聪明、口才又好的人，充当“天子”，让他去做统一天下各种意见的工作。而天下如此之大，光靠“天子”一个人是无法统一天下人的意见的，因此还要选择优秀人才，把他们分别安排在“三公”、“国君”、“卿大夫”、“乡长”、“里长”的位置上，让他们也参与管理天下、统一天下各种意见的工作，这样就可以达到“尚同一义”的目的了。

　　墨子所谓“尚同一义”，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就是形成组织的共有价值观。一个组织的共有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首先，共有价值观表明组织成员在思想上达到了某种共识，这就产生了组织整合的效应，会形成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感，有助于增强组织系统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其次，只有建立共有价值观，管理者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组织成员也才能够据此判断事物的善恶、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从而对组织成员发挥激励和行为塑造的作用。

　　最后，共有价值观可以对组织成员的力量起到汇聚和整合效应，有助于发挥组织的潜在能量。这种团队的协调和统一，对于维系组织的持续存在和自我复制，也是必不可少的组织机制。

　　尚贤使能的人事原则

　　如上所述，墨子把统一天下意见的工作，寄希望于从“天子”到“三公”、“国君”、“卿大夫”、“乡长”、“里长”等各级社会管理组织的领导者，而这些领导者的才能、德行、聪明、口才是否称职，就成为组织共有价值观能否确立的关键。为此，墨子提出“尚贤使能”的明确主张，主张凡派去治理国家、官府、城镇、乡里的人，都应该是国家的贤能之士。墨子指出：如果让高贵而有智慧的人去管理愚蠢而低贱的人，国家便能治理好；相反，让愚蠢低贱的人去管理高贵而有智慧的人，国家就要混乱。

　　这里墨子所推崇的“高贵而有智慧”的管理者，其“智慧”是指管理者本身所具备的德才兼备的品格，其“高贵”则指的是必须给予这些管理者从事管理活动所必需的名利地位。墨子将其概括为三个基本要点：爵位不高，百姓就不敬重；俸禄不厚，百姓就不相信；政令不决断，百姓就不害怕。所以必须给贤士们以高贵的爵位，给予丰厚的俸禄，委派以处理政事的重任，给予决断命令的权力，这不是为了赏赐他们，而是希望他们可以放手管理，从而获得成功。

　　墨子特别强调，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如果能够诚心诚意地对待各级管理人员，尊重他们，信任他们，放手使用他们，就等于扩大了自己的管理能量。

　　如此看来，墨子所谓“高贵而有智慧”的管理者，其“高贵”，不在于“出身”高贵，而在于职位高贵。即使是农民、手工工人或商人，只要有才能就加以推举选拔，给予高官厚禄，委派以处理政事的重任，给予决断事理、发布命令的权力。这里，体现出一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可贵思想。

　　与此同时，墨子还指出，如果统治者只是按照自己的喜怒哀乐、远近亲疏去用人，而不以才能为标准，那就有可能出现以下尴尬的局面：把那些不能胜任百人之治者，放置在千人之治的岗位上；不能胜任千人之治者，放置在万人之治的岗位上。这样，等于给这些低能者人为地提高了十倍的身价。他们只有一分的办事能力，却十倍地给予他们官职。那么，到头来他们也只能治理十分之一，而放弃其他的十分之九了。

    　上下通情的沟通原则

　　墨子所主张的“尚同”，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一个组织的不同意见统一起来，形成共有的价值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其前提在于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充分沟通。

　　墨子指出：领导者管理政事，掌握了下面实情的就能得到治理，不掌握下面实情的就要引起混乱。如充分了解到民众的善恶是非，就能对好人加以奖赏提拔，对坏人加以惩罚，那么国家一定能得到治理；如不能掌握实情，就必然引起混乱。

　　因此，墨子十分强调，思想统一的前提，在于充分尊重民众的意愿。假如不了解民情，不把握民意，上下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得到统一，上级的意图也就不能真正得到下级的理解、认同和贯彻。由此看来，墨子所主张的“尚同”，并不是领导者的独断专行，而在于充分吸取民众意见之后所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五毫升

所以，高明的领导者治理天下，他挑选出来充当自己助手的都是优秀的人才，帮助他观察、听取意见的人很多，集思广益，兼听则明。

　　为了帮助员工解决需跨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联想的杨元庆亲自总结了联想沟通四步骤：一是“找到责任岗位直接去沟通”，即直接找到问题涉及的关键岗位协调解决；二是“找该岗位的直接上级沟通”，即可以要求关键岗位的上级予以帮助；三是“报告自己上级去帮助沟通”，就是要求自己的上级去找关键岗位上的人进行沟通；如果还不行，就采取第四步，“找双方共同上级去解决”。联想的沟通四步骤，是以解决问题为原则，采取自下而上的反映路径。这种方法“层层递进”，实效强，很值得其他企业借鉴和效仿。

　　兴利天下的经营原则

　　墨子主张以兴利除害为人生的经营目标，图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在兴利方面，墨子反对宿命论，主张人们努力作为、积极进取；在除害方面，墨子反对浪费，主张节约。为此，墨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义以利人的经营目标

　　墨子所谓的“义”，实际上就是为天下百姓谋利，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便去做，不利于天下百姓的事便不去做。为天下人谋利，既是大义，也是大利。为此，墨子还专门算了一笔账：

　　商人到四方去做买卖，是因为买卖的市价相差好几倍，有利可图。虽然其中有通过关卡的困难，有遇到盗贼的危险，也毫不顾忌，坚持把买卖做下去。而士人只要坐着宣传“义”，没有通过关卡的困难，也没有遇上盗贼的危险，这样做同商人取得的利益相比，倍数多得无法计算，可是却不去做。可见士人计算利，就不如商人精明。

　　在墨子看来，宣传“义”个人所付出的并不多，而天下人由此而获得的利益却相当大，因此可以说是一笔相当“合算”的买卖，应该作为人生的最佳选择。

   　非命尚力的进取精神

　　墨子提出过著名的“三表法”，就是考察言论正确与否的三个标准：第一是向上探求古代圣王的事迹；第二是向下考察百姓耳闻目睹的事实；第三是把这些言论具体化为政治管理的措施，看它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墨子运用“三表法”，揭示了“有命论”的荒谬和危害，提出“尚力”的主张。他指出：人类当然与禽兽、麋鹿、飞鸟、爬虫们不同。后者可以听天由命，以它们的羽毛为衣裳，以它们的蹄爪为鞋袜，依靠它们周围的水草为食物，因此即使雄性的动物不耕田种地，雌性的动物不纺纱织布，也能够衣食无忧。而人类就不一样了，“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相信“有命论”的人认为，人生的寿夭、贫富，社会的安危、治乱，都是由预定的“天命”决定的，人的力量无法减损与增益。个人的困穷、显达、受赏、被罚、吉祥、祸殃都有定数，个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也不能改变它。墨子指出，如果官吏们相信了这种说法，就会怠慢分内的职守；百姓们相信了这种说法，就会懒于劳作。官吏们不理政事，社会就会混乱；农事废弛，国家就会贫穷。既贫穷又混乱，就会败坏政治的根本。

　　人们排除了“有命论”的影响，认识到一切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勤奋工作。墨子这种“非命尚力”的思想，突出财富的来源在于人的劳动和创造，鼓励人们奋勉努力，洋溢着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值得肯定。

　　节用尚俭的消费观念

　　墨子观察到了当时社会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认为要解决这个矛盾，除了加强生产之外，还要靠“尚俭”、“节用”。

　　墨子制定了“节用之法”，其主张具体包括多方面的内容：

　一是反对统治者为了享乐而横征暴敛和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因而要求统治者力行节约，懂得“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道理。

　　二是反对衣饰过度追求华彩，认为“衣服之法”在于冬服足以御寒、夏服能保持凉爽就可以了。不主张过分追求五味调和、气味芬芳和罗致远方的奇珍异品。

　　三是反对制造华美的兵甲车船，认为剑的作用在于击刺，铠甲的作用在于防护身体，车的作用在于负重到达远方，舟船的作用在于渡河。因此，制造这些兵甲车船，只要达到其功能即可，没有必要作额外的打扮装饰。

　　四是主张简易的宫室建造，认为建造房屋宫室，四壁能够抵御风寒，房顶能够遮蔽雨雪，中间洁净，墙壁能够隔绝男女，使之有别，就可以了。

　　五是提倡节葬。他认为，儒家的葬礼仪式繁杂，多以财货殉葬，礼制规定的居丧期又很长，使生者难以承受，因此主张薄葬、节葬。

　　六是主张非乐。墨子认为音乐不能给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统治者为了满足对音乐的享受，必将征调许多劳力制造乐器，充当乐手，耽误了生产劳动。如果老百姓也起而仿效，就会妨碍耕织生产，因此，他反对儒家的“礼乐”，主张“非乐”。

　　墨子的“节用”主张，有些措施过头了，但是，反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避免社会财富的过度消耗和浪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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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学的品格，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圣王之道，以圣王之道为标准，衡量现实社会各层面形形色色的冲突，提出化解社会冲突的主张和措施，并在非儒中表现其主张的合理性，从一个层面体现了时代精神，表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

第一，兼爱精神。爱是出自肺腑的最真挚的情感，爱是一种纯洁无私的奉献，是人间最宝贵的价值。

兼爱精神，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宝库中璀璨的珠子。墨子从圣王之道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出发，审察社会、国家、人生的种种弊端、冲突和危机，追究其所以造成这些弊端、冲突和危机的终极原因是不相爱。兼爱与不相爱是社会治乱、人民众寡、国家富贫的决定因素和终极根源。这使爱具有了根源性和普遍性的价值。

兼爱精神就是无私精神。无论是自己的父母兄弟还是别人的父母兄弟，自己的国家还是别人的国家，自身还是别人，都一视同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种无亲疏、无差等的兼爱，不是自私自利的爱，是平均平等的爱。这种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的爱。但在当时存有“亲亲”、“尊尊”的社会结构中，要推行墨子的兼相爱于社会，是不可能的。孟子的一句批判墨子“无父”的话语，被认为与禽兽无异，是有罪过的。但墨子的兼爱精神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具有强烈的社会价值。

兼爱精神就是仁义精神。“兼即仁矣，义矣”。这虽出于非兼者言，然墨子的言行，处处行仁义。“兼”什么仁矣义矣？兼是兼爱交利。兼爱交利便是仁和义。“此仁也，义也，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爱人利人的仁义道德交往行为，既顺天意、得天赏，又是君子遵道利民，本察仁义的道德使命。墨子贵义重利，之所以贵义，是因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儒家对义的追求，它所蕴含、所达到的往往并非以功利为目的，而是道德理想和人格完善，具有超功利的内涵。墨家却利涵义中，利是兼相爱行为的准则，是“爱利万民”，从上中下以利天鬼人的价值，这种天下之利，是一种大利、公利，而非自利、私利。因此，大利、公利即是义，所以爱利兼举。

兼爱精神就是天人顺应精神。人知天而顺天，天知人而爱人。“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天有邑人，何用弗爱也？且吾言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天也。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则何故以人与人相杀，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天兼爱百姓，关怀民众，惩罚杀无辜者，赐福行义积善者，企望百姓改过从善，这是天对人的一种善良的意愿，同时天把能否顺应天的这种意愿开放给民众，由民众自己来选择，给予民众自己决定自己抉择的权利。在这里天意与民众从善的选择是相知顺应的，但必须区别“杀”与“诛”、“攻”与“诛”的关系，杀的惩罚是指杀无辜，并非指杀桀纣等罪人。“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为什么他们应得天之罚，是因为他们“从事别，不从事兼”。所谓“别”，一是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二是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的三不利，是谓“天贼”；三是聚敛天下之丑名，非仁非义，憎人贼人。别相恶的反天之意，得天之罚，是合理表现，是诛，而非杀，杀无辜是不合理表现。在这里顺天意，实乃顺民意，天人互相顺应，以构建顺天应人的其命维新的国家。杀与诛，攻与诛的区别，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兼爱精神的深刻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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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非攻精神。非攻是一种古代和平主义精神，是兼爱精神在攻伐事件上的表现，是仁与义的表现形式。非攻是基于对各诸侯国间命运的关怀，民众生命的关爱，财产、城镇、文物等的关惜，所以非攻与兼爱联系在一起。攻伐有义与不义之分，亦即兼与别之分，爱人利人为义，害人杀人为不义。

公输般为楚国造成云梯，准备攻伐宋国。墨子知道后便起身到楚国去，他裂裳裹足地走了十天十夜，赶到楚国国都郢，终于见到了公输般。他对公输般说：北方有人侮辱了我，想请你去杀掉他。公输般不高兴，墨子说：我给你十金。公输般说：“吾义固不杀人”。墨子说：那很好。“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无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般服”。宋国没有罪过而攻伐宋，是不智不仁；知道不智不仁，而不争不得，是不忠不强；义不杀少而杀多，是不知不类。接着，公输般带墨子去见楚王，墨子对楚王说：今有一个人，不要马车，却想去偷别人的破车子；不要锦绣，却想偷邻居的短毡袄；不要米肉，却去想偷邻家的糠屑饭，这是什么人呢？楚王说：那是生了偷窃疾了。墨子说：楚国方五千里，宋只有五百里，这就象马车与破车；楚有云梦、江汉，有丰富的麋鹿鱼鳖物产，为天下之富，宋国连雉兔鲫鱼都没有，这就象米肉与糠屑饭；楚有长松、文梓、楠木、豫章，宋连大树都没有，这就象锦绣与短毡袄。这样看来与那个生了偷窃病的人又有什么分别呢？“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就是说攻宋是非义的行为。楚王说：善哉！不过公输般为我造了云梯，总得去攻宋。墨子与公输般以试云梯攻城的功效。墨子把几十片木片分成两份，一份给公输般，一份留给自己，作为攻守的工具；解下皮带，弯作弧形为城，两人一攻一守，一进一架，共九回，为九种攻守的方法，公输般歇手。后改为墨子为攻方，公输般为守方，攻守了三回，墨子的木片就进了城。公输般攻守都不赢，打消了楚王攻宋的念头，化解了一场国破人亡的、不义的攻伐。

攻伐的义与不义，是攻伐的道德标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非攻便是爱人利人之道，使人、国家、社会获得富裕、和平、幸福生活的想望。

第三，节俭精神。节俭表现为节约社会、国家物资、消耗、人力等费用、资源的行为，行为又受思想观念的支配。墨子的节俭思想观念，是出于对社会的腐败糜烂的忧患，浪费无度的痛惜，他继承和发扬夏禹不怕艰苦，终日乾乾、无私奉献的精神，并以夏禹为榜样。禹亲自劳动疏通河流，水里来泥里去，吃不好睡不好，搞得人腿肚子无肉，小腿上无毛，骤雨淋，强风梳发，为利天下，极为辛苦。后来的墨者，都遵禹道，以羊皮粗布做衣，穿木屐草鞋，日夜不息，以自苦为原则，不这样就不称为墨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墨子节俭精神体现其各种主张和行为之中。

墨子认为，圣王治理国家和天下，都是“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衣裘、宫室、甲盾、舟车求其实用，而不要豪华。圣王之所以王天下，其关键就在于他们“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爱民利民，谨忠谨厚，这是夏禹的精神，也是节俭的出发点，只有如此，才能忠信相连，真正做到节俭。圣王制定节用之法：凡天下群百工，各使从事其所能，以能奉给民众日用所需即可。饮食之法：能满足人的充虚继气，强股肱，使耳目聪明的需要就可以了。不要极五味的、芬香等调料做的美食美味，不要远国的珍怪异物食品。衣服之法：冬衣暖和，夏服轻清就可以了。严格控制加费用而不增加民利的行为。

墨子批判厚葬久丧，废除“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贵贱上下等级的差分，一律“棺三寸”，“衣三领”。死者既已葬，即“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一律从事衣食之财的生产，以不失死生之利。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艰苦奋斗的动力，墨子的节俭精神及其理念，塑造和增强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终日乾乾，生生不息的精神和品德。即使在当今，对于人们也有警戒价值。

第四，救世精神。墨子以其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救苦救难的悲愿，以救世为宗旨，赴汤蹈火，不辞生死。他的思想、情操、品行，即使是激烈辟墨的孟子，也称扬他是一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利天下主义者，他以利天下的救世为自己的使命和职责。

兼爱精神、非攻精神、节俭精神、救世精神等是墨家之道的核心价值、精神理念和道德规范，体现了墨家之道之德的强大精神力量，凸显了道儒墨对于当时核心话题“道德之意”的不同理解和表述。正是道儒墨的差分，才构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智慧闪光的哲学理论思维的元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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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蕴玉而山晖，水含驻而川媚。”中国茶道得佛教文化的滋养，如石蕴玉，如水含珠。在茶道中佛典和禅语的引用，往往可启悟人的慧性，帮助人们对茶道内涵的理解，并从中得到悟道的无穷乐趣。

一、             无

“无”是历史上禅僧常书写的一个字，也是茶室中常挂的墨宝。“无”不是世俗所说的 “无”，而是超越了世俗认为的“有”“无”之上的“无”，是佛教的世界观的反映。讲到“无”，不能不提起五祖传道的典故。禅宗五祖弘忍在将传授衣钵前曾召 集所有的弟子门人，要他们各自写出对佛法的了悟心得，水写得最好就把衣钵传给谁。弘忍的首座弟子神秀是个饱学高僧，他写道：本文由和茶网原创，转摘请注明 出处。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弘忍认为这偈文美则美，但尚未悟出佛法真谛。而当时寺中一位烧水小和尚慧能也作了一偈文：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认为，“会能了悟了”。于是当夜就将达摩祖师留下的袈裟和铁衣钵传给了慧能，。因 为慧能明白了“诸性无常，诸法无我，涅磐寂静”的真理。只有认识了世界“本来无一物”才能进一步认识到“无一物中物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茶学界普遍认 为，只有了悟了“无”的境界，才能创造出“禅茶一味”的真境。“无”是茶道艺术创造的源泉。

二、直心是道场

茶道界把茶室视为修心悟道的道场。“直心”即纯洁清静之心，要抛弃一切烦恼，灭绝一切妄念，存无杂之心。有了“直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修心，若无“直心”就是在最清静的深山古刹中也修不出正果。

茶道认为现实世界即理想世界，求道、证道、悟道在现实中就可进行，解脱也只能在现实中去实现。“直心是道场”诗茶人喜爱的座右铭。

三、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指把“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等等按世俗常规办的事的主管能动彻底忘记，而应保持一个毫无造作，不浮不躁，不卑不亢，不贪不嗔的虚静之心。

四、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这句话典出于《五灯会元》卷二。有一次有僧人问崇慧禅师：达摩祖师尚未来中国时，中国 有没有佛法。崇慧说：“尚未来时的事暂且不论，如今的事怎么做?”僧人不懂，又问：我实在不领会，请大师指点。”崇慧禅师说：“万古长空，一朝风月。”隐 指佛法于天地同存，不依大摩来否而变，而禅悟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应该着眼自身，着眼现实，而不管他大摩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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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素称“群经之首”，是一部影响中国思想文化数千年的古老典籍，其辞古奥艰深，其象难以蠡测。《周易》成书大致在西周初年，其卦序为周文王所推演，它基本反映了文王时代的哲学思想。据《周礼·春官·太卜》记载，古有三易：“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连山》、《归藏》皆佚，唯《周易》存世。三易其经卦都是八，其别卦都是六十四，说明八卦、六十四卦古已有之，只是卦序不同。《周易》的六十四卦卦象是由八卦卦象重叠而来，而其六十四卦次序并非八卦次序的重组。

作为儒道经典，《周易》是一部融卜筮、宗教及哲学为一体的典籍。“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孔颖达《周易正义》语），《周易》提供了一整套认识世界、把握事物普遍规律的思想方法，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思想核心，渗透到政治、经济、宗教、科学、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对《周易》的认识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时至今日，《周易》的哲学思想依然放射耀眼光芒。

春秋末年，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读易“韦编三绝”，在《易经》上做过很深的功夫，对其进行哲学道德阐述，并传与弟子，经弟子整理而有《周易》十翼传文（即《彖》上、《彖》下、《象》上、《象》下、《文言》、《系辞》上、《系辞》下、《序卦》、《说卦》、《杂卦》，统称《易传》）。《易传》依经而作，与《周易》本经相为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