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殇——汉服消亡简史

皇甫延

沧烟落照 发表于 2011-8-13 20:16
【转贴】

引用我干啥啊？没看见我反讽呢嘛！

标子

100年前如果中国是日不落帝国的话。我想现在满街都是穿汉服的。

jiangnan9079

这么美的服饰却没有流传下来，很遗憾

jzzling

清代“龙袍”干尸盘明代发髻　真容复原终解谜团
[2009-12-11] 作者：佚名 来源：综合 进入 论坛/博客


　　龙袍干尸　龙袍干尸复原　　“龙袍”干尸照片

　　近日，沈阳成功复原了北京石景山“龙袍”干尸面貌，这具三年挖掘出的清代龙袍干尸，身着一品武官才有的麒麟袍却身为文官，历经清朝却盘发髻，名为黄拙吾，遍查资料却查无此人，数百年前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




　　２００６年５月，在北京石景山玉泉路某施工现场意外挖掘出一具清代干尸，男尸长１.７３米、左脚长有六趾。此人下葬棺椁的棺头上所载为：皇清诰授中宪大夫拙吾黄公之灵柩。由此可确定，干尸的身份为清康熙时期的“中宪大夫黄拙吾”，但专家寻遍《清史》，却没有发现任何关于黄拙吾的记载　。

　　令人奇怪的是，按照清代官服制度，文官补服绣飞禽，武官补子绣走兽。中宪大夫为四品文官，四品文官的官服应该绣有鸳鸯补子。但男尸所穿补服上绣的却是麒麟的图案，这是一品武官才有的官服。不仅如此，还穿着“四爪蟒袍”和“五爪龙袍”。四爪为蟒，五爪为龙，此人不过是四品文官，却身穿只有亲王以上才有资格穿的四爪蟒袍和五爪龙袍。

　　另外，清代发式为前面坤发，后面辫子，而干尸的这种“发髻”发式与清规“剃发令”不符。

　　沈阳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教授赵成文最近成功复原了北京石景山“龙袍干尸”面貌，从而解开了清代男尸着龙袍、盘发髻等历史谜团。

　　干尸头顶推断发际线的位置，经在计算机上放大观察，干尸头顶没有留发痕迹，推断死者生前应该遵守了清朝的剃发易服制度。赵成文将干尸复原年龄确定为５０岁左右，这是一个可以较好反映出死者生前精神状态的年龄段。从复原结果看，此人是一位文官形象，死亡时间可能是深秋。

　　经过多位专家从不同角度的考证，终于复原了石景山干尸的身世谜团：黄拙吾历经明末清初，在清朝为官，不得已剃发易服。在清朝为官期间，因工作有所建树，被封为四品“中宪大夫”，并得到皇帝赏赐的一品麒麟补服和“四爪蟒袍”。晚年黄拙吾因病卧床，弥留之际，滴水不进，卧床而亡，死后其家人将其发辫挽成发髻，依然保存明朝发式入葬，以示慰藉。

　　赵成文是中国著名的刑事相貌专家、痕迹考古学家。近年来，运用刑事相貌学中的颅像还原技术，根据古尸的颅骨来还原古尸生前的容貌，先后复原的长沙马王堆女尸、《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楼兰美女、清代香妃等古人的相貌。

本不想再理这个话题， 但看到某位祥林嫂一直在念叨所谓“金钱鼠尾”

出土尸体可以说明一切了， 所谓金钱鼠尾， 根本就是一个传说，至少不是清朝的官方规定。

别在这里扯淡了。 忽悠谁！？

jzzling

新疆鄯善县火焰山下发现清朝干尸[组图]
2009年01月07日 08:03新京报【大 中 小】 【打印】


2009年1月6日，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境内的一处火焰山下，当地农民施工时发现5具汉族男性干尸。 刘健/CFP

本报讯 他梳着清代的长辫子、穿着粗麻的棉袄、鞋帽都是古代的样式，躺在一个小土堆旁……1月5日下午，新疆鄯善县火焰山下发现干尸。

昨日，闻讯赶到的鄯善县旅游文物局立即对古墓葬现场进行了保护。



吐鲁番火焰山下发现清代干尸。刘健/CFP

昨天，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吕恩国称，干尸保存得真好。根据服饰、发型、墓葬形式，可以初步判断，他是一名清朝汉族男子。

jzzling

此图扯蛋！

kyo1380

LS表达完整点什么年代的干尸？

白珉

我认为，“龙袍”才是真正的汉服

    现在在AC，有些人不停的在争论“汉服”问题，好象非得争出个名堂不可。当然，我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没有必要以古代的服饰来作为我们今天的汉服，完全可以以现代服饰作为今天汉族的汉服。

　　可是，有某些人一定要以过去的古代服饰来作为今天汉族的汉服，表示他们“继承”祖先。他们一会推出“深衣”，一会推出“冕服”，最终他们推出的是自己仿古的现代服饰，妄图用自己的私货代替全民族的服装，这样的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的，因为其他55个民族的服饰都具有历史性和广泛性，没有一款是用过去的所谓“元素”在现代拼凑出来的。

　　如果某些人一定要以古代的服饰作为现代汉族的统一服饰，那么我认为“龙袍”才是真正的汉服。理由为：

　　1.“深衣”和“冕服”都代表不了汉族。“深衣”只是儒家在春秋时期推出的一种服饰，为儒家学子所采用，最多只能算现在的学生装，不具备民族性，而且早就被历史自然淘汰。“冕服”虽然历史悠久，尽管历史上各朝代的“冕服”不尽相同，但基本的“元素”还是不变的。但是，“冕服”只是种官服，说穿了只是种皇帝奴才的工作服，这样的服饰当然也不具备民族性。

　　2.自古以来，到清初的“剃发易服”，各朝各代的皇帝一直代表着汉族，而且“龙袍”应该是汉服“元素”最集中的体现。尽管“龙袍”的式样各朝代不尽相同，而且在某几个朝代被外族篡夺，但基本的“元素”还是不变的，名称也始终没变过，这样的服饰才真正代表着汉族。

　　3.“袍”是汉族历史最悠久的服饰。《诗经》、《国语》中已出现袍的名称，直到清初的“剃发易服”，汉族的袍服始终没有取消过，皇帝老儿始终穿着“龙袍”。现在皇帝已经被推翻，过去只有皇帝享受的服饰为广大民众所采用，是理所当然的，也没什么不应该的。

　　4.现在我们汉人都称自己为“龙的传人”。“龙的传人”穿“龙袍”不仅理所当然，而且更体现我们的民族性，让外国人一眼就能看出我们是汉族，极具有代表性，也充分体现了继承性，更能充分体现当代“当家作主”的公民意识。

　　因此，某些人一定要古代汉族服饰作为我们汉族的统一服饰，那么汉族的“龙袍”才具有这么性质。每逢新年过节，特别是重大节日的时候，全体汉族，无论大人小孩，一人一件“龙袍”，在大街上晃悠，岂不美哉！！！

{:soso_e113:}  {:soso_e113:}

白珉

火秋说龙袍制作工艺太复杂，现在做不出来。
其实没关系，可以采取机器制作。如果皇帝活到现在，龙袍说不定也是机器制作的。总不至于过去的龙袍是古人做的，现在再去找几个古人出来做龙袍？找得到吗？？？

沧烟落照

白珉 发表于 2011-8-14 14:51

.........我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没有必要以古代的服饰来作为我们今天的汉服，完全可以以现代服饰作为今天汉族的汉服。

....4. ...我们汉人...........我们是汉族.........

白珉 发表于 2011-8-14 14:51

看在你和 jzzling 一样 也宣称：  “我们汉人”   “我们是汉族”  的份上， 那也无妨， 就为你解答一次。

（1）. 为什么要 “复兴汉服” 这个问题上面的帖子讲了不少， 建议你仔细重新再读一次， 因为这个问题 对你以后做一个 “真正的汉族人” 是非常重要。

（2）. 你好像不太了解汉服文化， 建议你再读一次 564 楼帖子，多多了解一下汉服服饰文化， 因为 你宣称： “我是汉族人”，  知道了这些汉民族服饰文化，  这样 对你以后做一个 “真正的汉族人” 绝对会有很大的帮助。

读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华夏服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独一无二的份量和地位， 你作为一个汉人， 也是一定会十分自豪， 在世界上，中国是唯一一个 以衣服来命名自己的国度， 从这个角度来讲， 汉服可以说是 “举世无双” 的。

如果你不喜欢 “汉服” 这个名称， 那也没关系， 那就叫 “华夏衣冠”， 一样可以， 这可是你自己老祖宗给的名称， 你宣称： “我是汉族人”， 我想你应该不会 数典忘祖， 大逆不道 不会不认自己祖宗吧 ？？？

（3）.  你宣称： “我是汉族人” ， 就转一个下面帖子，就为你解答。

（4）.  不知道你善忘，还是忽视， 为什么汉民族需要自己的民族服装 这个问题上， 前面很多帖子早就回答了， 重新贴在下面， 因为这个问题 对你以后做一个 “真正的汉族人” 非常重要：

【转贴】

jzzling 发表于 2011-4-5 22:00

    1，因为 55 个民族有民族服饰，汉族就应该有标准制式的民族服饰 ？ ...

jzzling 发表于 2011-4-5 22:00



上面很多的解释其实是十分浅白容懂的。

如果你再读一次 还是不懂的话，

就应该直接 自己去问我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为什么在  200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已经
正式把汉服成为了汉民族的传统民族服装 ? ? ?

沧烟落照

沧烟落照 发表于 2011-8-10 20:16
【转贴】   落后的文化 统治先进的文明   造成的后果是  毁灭性的  ! !

师子吼 发表于 2010-4-21 22:00

什么东西！  大家讨论文化， 本来聊得好好的， 他非要来贩卖他的私货。 太恶心了。

.........我们之所以落后了， 是因为我们近 五百年没有什么发展..........

师子吼 发表于 2010-4-21 22:00

请仔细看一看，
LZ 的题目是 ：  李约瑟的困惑

什么是 李约瑟难题 ？？？

......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的发展水平上 远远超过西方，
      但为什么 近代科学却首先在西方诞生，  而中国反而 远远落在西方后面呢 ？

      ——————— 这便是著名的 李约瑟难题。


“ 我们之所以落后了，  是因为我们近 五百年没有什么发展 ”  ？？？

请仔细读一读 扫盲帖子 ：
http://bbs.anti-cnn.com/thread-239175-1-1.html
西方面临科技革命前夜时， 中国 明朝在干什么 ?

                 (文章在 589 楼）

....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牛顿、莱布尼兹等......

....他们无疑是西方科技革命的先行者。看到这些西方科学历史上的伟人，
我们不禁要问，那时候，中国的学者们在研究什么 ？

在天文学方面，与伽利略对应的是中国的徐光启，徐光启（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但他们的命运却大不一样。徐光启在崇祯的支持下主持修成被誉为 “ 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 ”  的 《崇祯历书》，其中参考了欧洲都还是非常新，且都不被完全接纳的天文知识：
                    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
                    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
                    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
并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理论阐述的方式介绍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其中的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

《崇祯历书》于1634年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在主持遍修工作时出任的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

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对比中国明朝在崇祯皇帝的支持下修编《崇祯历书》，不仅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且将其作为核心的理论予以肯定， 中西方当时科学发展的环境谁更好， 实在是一目了然。

....明朝末期 的西方还处于理论大发展的前夕， 中西方在 科学发展上是 各有千秋， 中国明朝，尤其是 晚明 67 年 中出了不少成系统的 世界级水平的著作：

              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这些著作是在 晚明的 67 年中相继出现的， 相对于 “近代数学、 近代化学、 近代物理学、 近代哲学” 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 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 牛顿和莱布尼兹还没有出生， 波义耳和帕斯卡不过是毛孩子， 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 笛卡尔隐居荷兰。

而明朝在同一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西学东渐的高峰， 学术环境开放， 官方支持， 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西学， 研究西学， 翻译也是高峰， 共有 7000 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

刚才提到的晚明67年中明朝士大夫的九部成系统的科学著作： 《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  而在翻译的书目中还有 7000 余册：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 数学札记》；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 矿冶全书( 共12 卷)》；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1611年科隆版的《原本》(拉丁文本)；
            罗雅各的《测量全义》；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1601年罗马版的《地中海航海术》；
            《比例规解》；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雅克.贝松著的《宇宙仪》；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纪尧姆.德诺吨涅《磁石测量法》；
            萨拉.安吉鲁著的《神功催吐药》；
            克洛德.举雷《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7000 余册。

在西学东渐的交流中，中国明朝的士大夫根据对西学的了解而系统介绍西学的著作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名理探》、《寰有诠》、《泰西水法序》、《测量法义》、《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等。

由此可见， 中华文明并 不是没有机会和西方同步， 在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同时， 中国明朝士大夫阶层已经 开始全面系统的 接纳和 研究西学，  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们不禁感叹 —— 中华文明 最可悲可叹的 莫过于在西方科技革命的前夜 遭受了入侵， 在清朝统治下， 文字狱的残酷镇压使得文明发展遭受了割裂之痛……

之后在 清朝统治下 足足开了 200 多年倒车~！


当我们 回顾明朝那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看到， 我们也曾有过  科技革命的前奏， 也曾有过大航海的时代，

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西学， 明朝在 航海、  铸造、  地理发现、  天文研究、  数学、  物理学  等等重要领域进行过可贵的探索， 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可惜在 明朝灭亡以后的 200 多年里， 中华文明遭受了 史无前例的 大倒退， 近代百年的国耻让人十分痛心， 甚至 有人认为是 中华文明本身出了问题，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误解是不对的，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从来都不排斥科技与进步思想，  这种 误解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 为了掩盖历史事实而编造的 谎言， 这是十分可耻可恨的~！



论坛会2 发表于 2010-4-21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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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烟落照

沧烟落照 发表于 2011-8-10 20:16
【转贴】   落后的文化 统治先进的文明   造成的后果是  毁灭性的  ! !

【转贴】

论康熙 科学政策的失误

作者： 席泽宗
席泽宗院士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 已被 8 种世界名人录列传。
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现任该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名誉主任、山西大学客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他还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华大典》编委会副主任。


1. 清代科学开始落后

1952年12月6日 胡适博士在台湾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遗憾地说：

“西方学者的学问工作，由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产生了力学定律、化学定律，出了许多新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给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而我们这三百年做学问上，虽然有了不起的学者顾炎武和阎若璩做引导，但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可以拿出手来，做为清代治学的成绩。双方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顾炎武(1613一1682年)、阎若璩(1636一1704年)活跃于清初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一1661，1662— 1722)。

拿这 79 年 与 明末的 72 年 [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 相比， 中国科学也是 急剧走下坡， 一落千丈。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 “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 “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 ：
(1)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2)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3)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4)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5)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6)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7)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8)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9)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在短短的 67 年中 (1578一1644年) 出现了这么多的 优秀科学专著， 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 在中国历史上是 空前的。

在陈美东说的灿烂群星中，徐光启(1562一1633年)是一位代表人物。
正如袁翰青先生所指出的，“他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任一部门，他多方面地融汇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考、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竺可桢 将他与同时代的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相比， 觉得毫无逊色：
第一，培根著《新工具》一书，强调一切知识必须以经验为依据，实验是认识自然的重要手段，但仅限于书本上的提倡，未尝亲自操作实践；徐光启则对于天文观测、水利测量、农业开垦，统统富有实践经验，科学造诣远胜于培根。
第二，培根过分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性，忽视了演绎法的作用；徐光启从事科学工作，则由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入手，而这本书最富于演绎性，培根之所短，正是徐光启之所长。
第三，培根著《新大西洋岛》(NewAtlantis)一书，主张设立研究院，进行集体研究，自己却未实现。徐光启则主张数学是各门科学的基础，应大力发展，同时应培养人才，研究与数学有关的10门学科，即所谓“度数旁通十事”，既具体又切合实际，并亲自建立历局,主持历法改革。
第四，培根身为勋爵，曾任枢密大臣、总检察长和大法官，但对国事并无建树;徐光启任宰相，对于农业、手工业和科学的发展，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论人品，培根曾因贪污受贿，被法院问罪，关进监狱,处以罚款；徐光启则廉洁奉公,临终之日身边存款不到10两银子。

但是，徐光启和培根去世后， 中英两国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1644 年是个转折点。

斯年，英国克伦威尔（1591—1658)率领的铁骑军，在马斯顿打败了封建王朝的军队，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后虽有反复，但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

英国 就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
中国则是 落后的 奴隶制游牧民族， 入关建立了清王朝。

思格斯指出 ：
“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 但是， 在长期的征服中， 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 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 而又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清军入关以后， 所面临的正是 思格斯所说的这种情况。

第一位统治者顺治在位18年(1644一1661年)期间，忙于征战，烧杀抢掠，全国人口锐减，生产大大下降。
第二位统治者康熙如果继续按照这条残酷的镇压路线走下去，则势必不能长治久安，他只得适应征服后存在的较高的经济、文化情况，迅速汉化，而在不断汉化的过程中又要防范汉人，这一民族矛盾就决定了他在信任远道而来的传教士方面，有时超过汉族大臣。通过这一背景来看康熙，他的许多政策措施就会得到较为客观的认识，本文就想从这里谈起。

2. 《律历渊源》剖析

康熙皇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于1654年生于北京，即顺治定都北京后10年。8岁时，父亲顺治去世，继承了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康熙，在一些年长的大臣辅佐下，成了清代的第二个皇帝。14岁亲政以后，立即果断地清除了辅政大臣鳖拜，废除了奴隶主法权，使满族彻底转变到封建制的轨道上来，安定了社会，巩固了政权，开辟了“康雍乾”三代鼎盛的局面，并平反了南怀仁等的锗案，从而赢得了“英明”、“伟大”的荣誉。但是在他执政的61年间，我们找不出像徐光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像《本草纲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有人拿康熙末年(1713一1722年)组织编写的《律历渊源》 100卷来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和编译《祟帧历书》来比，而且认为“后来居上”，这个说法似乎欠妥。

第一，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律历是体现皇家权威的重要标志。“古者帝王治天下，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历而止。历以数始，数自律生。”《宋史·律历志》中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律、历、数这三门学科的关系，以及它们在统治者眼中的地位。运用当代已经掌握的知识，修正古代典籍中的错误，是有为君主的重要“文治”之一，康熙要“成一代大典，以淑天下而范万世”(《清史稿·诚隐郡王允祉传》)，正是对传统的继承，好大喜功的表现，并非要发展科学才如此他，目的性和徐光启不同。
第二，《律历渊源》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历象考成》42卷，是在90年前的《崇祯历书》的基础上编成的，只是根据南怀仁《灵台仪象志》和《康熙永年历法》等做了一些数据修改，新的内容很少，正如程贞一先生所指出的：“《历象考成》与当时西方天文著作相比，其差距要比《祟帧历书》与以前西方天文成就相比的差距大得多了。”
《律历渊源》第二部分《律吕正义》5卷，介绍了西方五线谱的编造和用法，是其特色；也肯定了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但到乾隆编《律吕正义后编》(1746 年)时，又加以否定，并以问答形式，罗列其“十大罪状”，大大倒退了。
《律历渊源》第三部《数理精蕴》有53卷，被誉为数学百科全书，内容最多，影响也最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不足的一面。这部书只介绍了中世纪的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对17世纪新出现的数学只介绍了对数和计算尺。伽利略说：“哲学是写在这部永远摆在我们眼前的大书中的——我这里指的是宇宙。但是，如果我们不首先学习用来写它的话言和掌捏其中的符号，我们是不能了解它的”。伽利略说的“哲学”就是近代科学，当时“科学”这个词汇还没有出现。李约瑟同意柯瓦雷(A．Koyre)的分析，近代科学需要与数学结合，但不是中世纪的数学，数学本身需要改造，必须使数学的本质更接近于物理学。紧接着李约瑟列举了 16世纪中叶以后欧洲数学发生的一系列全新的事情：
(1)维埃特(1580)和雷科德(Recorde，1557)终于精心制订了一套令人满意的代数符号；
(2)斯泰芬(Stevin，1585)充分估价了十进小数的功用。
(3)内皮尔(Napier)在1614年发明了对数；
(4)冈特(Gunter)在1620年创造了计算尺；
(5)笛卡儿(Descartes)在1637年建立了坐标和解析几何学；
(6)1642年出现了第一个加法计算机[帕斯卡(Pascal)]
(7)牛顿(Newton，1665)和莱布尼茨(Leibniz,1684)完成了微积分。

这7件事情中，最重要的是(5)解析几何和(7)微积分，而恰恰是这两项最重要、最新的成果，在1723年出版的《数理精蕴》中毫无反映，我们可以把责任推在传教士身上；但(1)符号代数没有反映，康熙本人就要承担责任了。据詹嘉玲(C. Jami)研究，1712年夏天，法国耶酥会士傅圣泽(J．—FFoucquet，1665—1741)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新法》，向康熙皇帝介绍符号代数，康熙看了以后，觉得“晦涩”，比旧法“更难”、“可笑”，就把这门新科学的传播给扼杀了。直到1859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 (Alexanderwylie，1815—1887)合译棣么甘(A．De Morgan)的《代数学》(Elments ofAlgebra，1835年)，这门新科学才又重新来到中国，但延滞了将近150年。
《数理精蕴》所汇集的数学知识已不先进，再挂上“康熙御制”，又紧箍了人们的思想，就这样，乾嘉时期虽有许多人受其影响研究数学，但成就有限，与世界水平越来越远。

3. 康熙学习科学的动机和目的

“一门新学科由于他个人的好奇就加以介绍，而由于他自己的不懂又定为无用”。这个人又是“一言九鼎”的皇帝，关系太大了。这样，这位皇帝学习科学的动机和目的就很有研究的必要了。在这方面，1944年邵力子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 他(指康熙)似乎只想利用， 只知欣赏， 而从没有注意造就人才， 更没有注意改变风气； 梁任公曾批评康熙帝， ‘就算他不是有心窒息民智， 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 ，这 ‘窒塞民智’ 的罪名，  康熙帝是无法逃避的。”


以下就沿着邵力子先生的这段话，做一些分析。先说“窒塞民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任何一个封建皇帝都不可能认真地去普及教育，普及科学。康熙皇帝做得更绝，他把科学活动仅限于宫廷之中，《张诚日记》上写着，1690年2月17日康熙皇帝对他们说：“我们这个帝国之内有三个民族，满人像我一样爱敬你们，但是汉人和蒙古人不能容你们。你们知道汤若望神甫快死的那一阵的遭遇，也知道南怀仁神甫年轻时的遭遇。你们必须经常小心会出现杨光先那种骗子。你们应以谨慎诫俱作为准则。”张诚(J．F．Gerbillon，1654—1707)接着写道：“总之，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做。”

康熙把传教士当作自己家里人，并 要求他们对汉人和蒙人进行防范，这就妨碍了 科学和文化的交流。

张顺洪先生指出：
“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明末是有很大区别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是在中国士大夫、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的，皇帝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康熙时期情况却不同，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而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少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容易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喝。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那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 相比之下， 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 更有可能发展成 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 而这种 发展趋势却被 明清易代所中断。”

为了 “窒塞民智”，和个人的独断独行， 康熙又扼杀了另一门新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当巴多明(D．Parrenin，1665—1741)将他给康熙讲授的人体解剖学讲义用满文和汉文整理成书，并绘图子以说明，准备出版时，康熙立即下令：“此乃特异之书，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据潘吉星先生研究，巴多明原稿书名为《根据血液循环理论及戴尼(Dienis或Diones)的新发现而编成的人体解剖学》，简称《解剖学铨释》(Antonie Medchoue)，原稿后来传回欧洲，存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1928年才得以出版。

1713年康熙对皇子们说：
“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1592一1666)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断人之是非”既是康熙学习科学的出发点，也是目的。1702年康熙南巡，驻跸德州，当李光地(1642—1718)将梅文鼎的《历学疑问》呈送给他看时，他马上说，“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韩琦博士在《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一文中，除举此例外，还有很多的叙述，这里只再转述李光地本人受捉弄的一例，以见康熙之为人。

1689年二月康熙到南京后，先派侍卫赵昌向天主堂远西学士法国人洪若翰(Jean deFotaney，1643一1710)、意大利人毕嘉(G．Gabiani，1623一1694)询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南京)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毕、洪等一一计算，又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呈文送上。康熙得知详情以后，在一班大臣的前护后拥下登上南京观象台，李光地也得以随侍，据李光地自己回忆：
“既登，余与京江(即张玉书)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余:‘你认得星？’
余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抄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得。’
上指参星问云：‘这是什么星？’
答以参星。
上云：‘你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
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的实在不认得。’
上又曰，‘那是老人星？’
余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
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
上问淡人(高士奇)：‘李某学问如何？’
曰：‘不相与，不知。’”
李光地本来是想讨好康熙，结果适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责备。这年五月康熙回到北京以后，就将他降级使用，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李光地记得这么详细。但从上述对话中，康熙说福建、广东一带连南极星也能看见，又反映出他的天文知识不够深入。事实上，在福建、广东一带，南极星是看不见的。
南京观象台上的这场天文对话，完全是个预谋，

由此就可以看出他学习天文的目的是什么了， 并不是发展科学， 而是一种 “利用”， 用来焙耀自己， 批评别人， 梁启超的论断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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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没完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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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烟落照

沧烟落照 发表于 2011-8-10 20:16
【转贴】   落后的文化 统治先进的文明   造成的后果是  毁灭性的  ! !

【转贴】       论康熙 科学政策的失误       ( 2/2  续  )

作者： 席泽宗
2007年8月17日，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上，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1997LF4、获得国际永久编号第85472号，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被命名为 “席泽宗星”。

在国际天文学界，他的名字总是与超新星联系在一起。他对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的证认及整理工作，长期受到国际上的高度重视，蜚声于天文学和科学史两界。他长期从事天文学史的研究，涉足于天文学思想、星图星表、宇宙理论、外国天文学史等许多重大方面。数十年来席泽宗还为中国的科技史研究的组织管理工作贡献了自己的精力和才智。


4. 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梁启超批评 康熙“失策”，这绝不是苛求于前人，而是正确的历史结论。

不要说与他同时代的法王路易十四(，1661年亲政，1715年去世)和俄国彼得大帝 (A。Peter，1689年亲政，725年去世)相比，康熙在科学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远远落后。就是与100年前的徐光启(1562一1633年) 相比，也是落后的。徐光启在主持改历的时候，提出了一套发展天文学的方法，他说：“欲明天事，只有·深·伦·理，明·著·数，精·择·人，审·造·器，随·时·测·验，追·合·于·天而已。.....除此之外，无他道焉。”(《崇祯历书·恒星历指．叙目》

这套方法，也可以说是政策。1996年我在北京一次天文学会议上讲出这段话，把其中我加了着重点的20个字，命名为20字方针，大家听了以后，都对徐光启感到钦佩，有人甚至提出要把这20个字刻到我们国家正在制造的大望远镜“LAMOST”(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上。拿这段话来检查康熙的所作所为，那他就相差太远了。

4．1 用人问题

徐光启临终前把李天经由山东请到北京负责历局工作，可谓“知人善用”。康熙即位时年仅8岁，就碰上了杨光先状告汤若望。这场学术问题、政治问题、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斗争，最后以杨光先失败告终。康熙于1669年4月1日任命比利时人南怀仁(Fer dinandVerbiest，1623一1688)为钦天监监副，南怀仁敬谢不就，改为治理历法，待遇同监副，是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监正为满族官员。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1826年葡萄牙人高守谦(Vervissimo Monteiro daSerra)因病回国，钦天监才不用欧洲传教士主事。不可否认，这些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天文学家。有专业背景的神职人员和有宗教信仰的职业科学家还是有区别的。前者以传教为目的，科学是一种工具，是他们的敲门砖。当他们的仪器制造、历法计算能满足皇宫的需要时，也就无需再向前探索了。康熙聘请南怀仁与法王路易十四聘请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G．D．Cassini，1625—1712)，在效果上是不一样的。难道在150多年中，中国自己就找不到一位天文台长?就在康熙初年，中国就有两位天文学家，号称“南王北薛”。王是江苏人王锡阐(1628一1682年)，北是山东人薛凤祚(1600—1680年)，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学贯中西。尤其是王锡阐，在美国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还请席文(N．Sivin)先生为他写了一篇长达10页的传记。而在这部书中，中国科学家被列传的仅有9人。对于近在身边，年仅40多岁的这位杰出青年科学家，康熙根本不予理睬，这怎么能算是尊重人才。如果说，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王锡阐不能用，为什么薛风祚也不能用。事实上，康熙对汉人一直不放心，后来对梅文鼎也只是表面上礼遇而已。1713年创办蒙养斋，李光地虽然起了很大作用，但实际上的决策权仍由宫廷掌握，康熙的三儿子胤祉是全权代表。

4．2 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

康熙在位期间，1662年伦敦成立了皇家学会，1666年法国成立了皇家科学院，1700年柏林成立了科学院，院长莱布尼兹。对于欧洲发生的这一系列学术建制，康熙并非一无所知。据韩绮研究，白晋和傅圣泽都向康熙介绍过法国的“格物穷理院’’(即法国科学院)和“天文学宫”(即建于1667年的巴黎天文台)，蒙养斋的建立和全国大地测量工作的进行，即与此有关。但蒙养斋后来成了一个单纯编书的机构，《律历渊源》100卷编成以后，也就结束，研究工作很少。由全国大地测量所完成的《皇舆全览图》(1718年)是一项重大成果，但秘在内府之中不让人看；对于测绘方法也没有记载，以至到乾隆时代，再进行测绘工作时(1756—1759年)，仍然不得不请耶酥会士做指导。
康熙年间所进行的大地测量工作，实际上是法国皇家科学院科研计划的一部分，康熙不自觉地做了此工作的组织者。当《皇奥全览图》在中国还在严格保密的时候，巴黎已于1735年出版，广为流传。

詹嘉玲(C．Jami)正确地指出：
“严格地来讲，几乎不能使用‘科学交流’一词。耶鲜会士的资料称，康熙曾1693年派遣白晋出使欧洲，其使命是为中国带回其他学者，并试图将此行作为外交使团。但事实上，康熙从未制定过专门对法国的科学交流政策。将这种形式描述成两国之间的一种学术交流，仅仅是由法国耶蛛会士造成的。”’
康熙时代对欧洲交流的唯一渠道就是耶酥会土。第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樊守义(字利如)，到欧洲旅游28年(1682一1709年)，精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回国后，康熙只是在避暑山庄召见一次，并不任用。康熙身为一国之君，不学外语，当然可以，但有这么多的传教土在中国，办个外语学校，让八旗子弟学学外语，这是易如反掌的事，都没有做，

更不要说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了。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大好机遇，却给错过去了。

4．3 制造仪器和观测问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徐光启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中有《测量全义》(1631年)10卷，第10卷为《仪器图说》。“仪器”这个词汇在此卷中首次出现。这表明科学仪器的制造和研究，被有意识地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天文仪器发展史上，望远镜的出现是一个飞跃。1609年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天象以后，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1618年邓玉函(JohannSchrek，1576一1630)已把小型望远镜带到中国。1618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远镜说》，对伽利略的发现和发明做了介绍。1629年徐光启建议制造望远镜来观测行星和该年9月9日的日食，这和伽利略首次用望远镜观天只相差20年。可是过了40年以后，1669年康熙命令南怀仁做天文仪器的时候，望远镜反而不做了。并不是南怀仁不知道望远镜，他在《灵台仪象志》卷二中写着“玻璃望远镜、显微镜”，但就是没有做。这过错要由康熙来承担。1730年8月17日巴多明从北京写给法国科学院院长道尔都·德·梅郎(Dortous deMairan)的倍中说：“皇宫里有许多望远镜和钟表都出自欧洲最能干的工匠之手。康熙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望远镜和钟表对于精确地观察天象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没有下令他的天文学家们去使用这些器具”。观象台的天文学在皇家的控制下，并不想进行新的发现，只要做些方位天文学的观测，满足历法工作需要就行了，而南怀仁的六架大型仪器足够矣。

更糟的是，南怀仁的这些仪器制成以后，并没有拿来进行观测，潘鼐先生发现，《灵台仪象志》星表中的黄经，是利用《崇祯历书》上的数据加上累积岁差归算而得，并非实测，黄纬则完全一样；赤经、赤纬大致是从黄经、黄纬归算而得，也非实测。不仅如此，整个清代所编的星表都是依据前人或欧洲的星表，加上岁差归算到所用历元，只有少数数据是出自观象台的实测。徐光启要求的“审造器，随时测验，迫合于天”，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
更令人遗憾的是，清代统治者把精巧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应该留在宫中供皇帝本人使用，观象台的仪器比御用仪器少得多。

据李迪、白尚恕调查，收藏在故宫中的科学仪器近千件，望远镜就有一二百架，多为康熙、乾隆时物。

这么多的 科学仪器， 收藏在深官秘院中， 不让发挥作用， 该当何罪！

4. 4 理论问题

徐光启的20字方针，头6个字是“深伦理，明著数”，这里的“伦理”并不是现在的伦理学，而是理论。中国传统科学的一个弱点就是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几暇格物编》就是如此。在天文学方面，康熙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于从欧洲传进来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他都未予以重视、进行研究。《数理精蕴》53卷，分上下两编，上编《立纲明体》，下编《分条致用》，似乎系统性、理论性很强。但在上编“数理本原”部分，回溯于河图洛书，正宗归于《周髀算经》，其次才是《几何原本》，而这里的《几何原本》又非利玛窦、徐光启的译本，而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讲本。

欧几里得几何在这里被大卸八块，本来的公理演绎体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康熙对待数学和理论的态度。

4．5 “西学中源”问题

西学中源说并非康熙首创， 但康熙的提倡却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1704年11月21日，他在听政时发表《三角形推算法论》(全文约600余字)，文中说：“论者以古法、今法(西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求也。”
1711年他与直隶巡抚赵宏讨论数学问题时又说；“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被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
康熙最重要的一着是，1705年5月11日召见梅文鼎(1633—1721年)，面谈三天，亲授机宜，并赐“绩学参微”四个大字。梅文鼎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回去后三番五次地说：
“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实源中法，大哉王言!撰著家皆所未及。”(《绩学堂诗钞》卷四)
“伏读御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大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绩学堂诗钞》卷四)
“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众角辏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传西土。此反失传，彼则能守之不失又踵事加详。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之金科玉律矣。” (《历学疑问补》卷一)
《历学疑问补》是梅文鼎论证西学中源说的代表作，随着这一著作收集在《梅氏历算全书》中于雍正元年(1723年)的正式出版，这一学说遂遍传宇内，广为人知。同年，御制《数理精蕴》也正式出版，其中《周髀算经解》又说：
“汤若望、南怀仁、安多(A．Thomas)、闵明我(C—F Grimaldi)相继治理历法，问明算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流传。”
西学中源说既有“圣祖仁皇帝”提倡于上，又有“国朝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论证于下，又得到西洋传教士的一致认同，这就成了乾嘉时期的思想主流。回归“六经”，本来是明末遗民反思亡国之痛，和清初统治者寻找统治方法，两拨儿人殊途同归；有了西学中源说，就更增加了一层涵义：“六经”等古书中不但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办法，也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发展科学，不用到自然界去探索，不要向西方学习，研究古书就行了。阮元编《畴人传》有此目的，戴震作《考工记图注》、陈懋龄编《经书算学天文考》，等等，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
正当我们的先辈们深信西学中源说，把回归“六经”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时候，西方的科学技术却迈开了前所未有的步伐。直到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1770一 1830年)以后，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大门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发现我们自己大大落后了。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按照 明末发展的趋势， 中国传统 科学已经复苏， 并有可能转变成为 近代科学。  
由于清军入关， 残酷的战争 中断了这一进程。

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 是送上门来的一个机遇， 使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 “同步起跑”， 然而由于政策失误， 他把这个机会失去了。


后记：
1999年10月11日《科学时报·读书周刊》B4版发表了赵新社的一篇短文《换一个角度看康熙》，介绍田时塘教授等新著《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 康乾盛世背后的遗憾》。此书用对比的手法，把康熙置于俄国沙皇彼得这架坐标仪上，以剖析其所思所为对其以后中国的影响。该书指出，17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23.1％，而俄国只占3.2％，可是后来的发展两国全然不同，原因就出在这两位领导人各为自己的国家制定的发展方向和构建的制度不同。

中国与 工业革命失之交臂， 进而从封建社会 向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沦落， 形成百年屈辱史，康熙也肩负有责。此书的结论本文不谋而合，可供参考。

1999年10月12日


( 2/2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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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烟落照

沧烟落照 发表于 2011-8-18 20:18
【转贴】       论康熙 科学政策的失误       ( 2/2  续  )

作者： 席泽宗

【转贴】

滔滔1949 发表于 2010-4-21 23:36

    ".......我只有一个问题 ： 如果康熙不是满族的皇帝， 如果他是个汉族人， 那么你们对他又会作何评价呢？ 如果只因为是他是外族， 就直接带上有色眼镜去胡乱妄言， 那么我也无话好说了。 屁股决定大脑的人， 没有与之理论的必要。...........

对事不对人。  客观科学地来评价。

绝对不应该像一些反汉服人 为反对而反对，

借一句那些 为反对而反对汉服的人常用话 ：

                    “  来贩卖他的 私货 ，  太恶心了。 ”...........

                                    师子吼 发表于 2010-4-21 22:00
                                           什么东西！  大家讨论文化， 本来聊得好好的，
                                           他非要来贩卖他的私货。 太恶心了。

.                                          ......我们之所以落后了， 是因为我们近 五百年没有什么发展.....
                                    师子吼 发表于 2010-4-21 22:00



论坛会2 发表于 2010-4-22 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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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烟落照

沧烟落照 发表于 2011-8-1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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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 科技发展情况与成就


       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一封信中说：
       中国人非常博学， 医学、 自然科学、 数学、 天文学都十分精通。 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

       有很多学者认为，15～16世纪的中国，是封建制走向专制时代的开始，专制的政治儒学成为统治中国的主体，一切由统治者认可的知识发展都是围绕儒学核心进行，而作为生产技术发展重要理论基础的自然科学，则被国家体制排斥在知识分子的学识之外，从政治体制和人才的俸禄机制上、甚至从治学的价值取向上，遏制了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欲望。

       其实这些看法是没有多大事实根据的。在近代“五四运动”时，中国人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晚明。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出现 方以智、 李时珍、 徐光启、 徐霞客、 宋应星 五位科学巨人以及 朱载堉、 李之藻、 王征等众多科学家。 中国的 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 与西方相比并不逊色。

       关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科学形态的特征，爱因斯坦在1953年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很明显，由于爱因斯坦的这段话对清代中国合适，对明朝却未必正确。由于对真实的历史情况的不了解，爱因斯坦误以为中国人没有接受过《几何原本》，更不知道明末徐光启曾有以发展为基础全面发展数学的设想，以及明代很多学者、科学家对科学实验的重视，从而作出对中国科学发展趋势错误的论断。

       关于中、西科技发展的长期趋势， 李约瑟指出， 中国自公元前300年起， 科学以缓慢的步调持续进步。 1500年起， 大幅落后的西方科技开始突飞猛进， 到了晚明， 两者的差距大幅缩小， 但中国仍然小幅领先。 约在17世纪初， 欧洲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进展开始超越中国， 但中国在医学、植物学和化学等领域， 仍保持不同程度的领先。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属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学习西方数理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方家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程朱理学传家，亦即方氏拥有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方以智（1611～1671，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方孔炤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S.Ursis，1575～1620），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西方来华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地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讨论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历法等天文学问题。对于西方天文学知识，他非常重视，经常追踪西方天文学最新进展，例如他在讨论天体运动轨道问题时，就曾根据西方用望远镜观天发现金星有周相变化的事实，提出了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

       ……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再看看明末的徐光启。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及太子太保，明代著名的爱国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他在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著名的利玛窦）接触后皈依天主教，取了英文名（教名）“Paul”。徐光启在明末关注农业，编著了中国传统农业之集大成书——《农政全书》，推广高产作物；引进西方火器如后来袁崇焕击伤努尔哈赤的红夷大炮，倡导和实践中国军队现代化；倡议和组织与传教士合作翻译大量西方先进书籍，著名的如《几何原本》 前六卷；倡议并组织修编接受西方天文学的《崇祯历书》，接纳当时先进的西方天文学知识理论。官至宰辅的徐光启曾为了《几何原本》而每天到利玛窦的住所翻译三、四个小时，甚至曾从天文观象台上不慎摔下……

       点、线、面、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直径、相似、正弦、正切、外切……等等这些今天数学课本上耳熟能详的术语，都是徐光启400年前在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时定下的，不仅在我国沿用至今，并且影响到日本和朝鲜。然而，作出了这些贡献的徐光启却也是个传统的儒家学者。
       “世人多所论及的是他（徐光启）在自然科学上的杰出成就，殊不知他早年致力于《诗经》研究，并有作品传世。” “与大多数中国古代士大夫一样，徐光启也是传统儒学的信徒，孔孟之道的追随者、崇拜者。” “而徐光启是反对尽废朱子之学的，这表明程朱理学在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徐光启）在儒学‘格物致知’认识论的基础上开始了会通中西，以求超胜华洋的兴实之路。” “徐光启的儒学思想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徐光启著农书、兴水利、制兵器、强边备、入宗教、习天学等等，无不发于此，且归于此。”

       徐光启认为“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 表明 明朝知识分子包括 统治阶层已开始接受和研究全新的西学， 当时中国的学术环境 比西方当时教会统治下的 要好得多。 明末甚至有 不少普通百姓研习科学：

       明末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士大夫的阶层。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一书曾论述明末长江下游地区闺阁中的女子，多有研习天文学的。而且，明末士人是真正的研习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人士们大多只是对政经文史感兴趣相比，这更令人惊讶。 许多证据表明，中国在16世纪以前，技术水平全面领先于西方。一些权威的科学技术史文献，例如查尔斯•辛格等人编写的《技术史》和李约瑟著述的《中华科学文明史》，都强调了1500年之前， 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技术流向几乎完全是单线程地从中国流向欧洲。 直至1644年明朝结束时， 中国和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基本也是旗鼓相当的。

    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说：
       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 在日常生活及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 我们不分伯仲。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缜密思考和理性思辩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在实践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拙。

    英国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认为：
       “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 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 到1644年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和欧洲的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 它们完全融合， 浑然一体了。”

    李约瑟认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思想方法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他说：
       当十六世纪末， 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 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这保存在他的谈话记录中），今天从各方面看来，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化一些。

    陈美东在《明季科技复兴与实学思想》中认为:
        明末“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 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说：
       从研究方法上看， 徐光启、方以智等人运用了培根所强调的归纳法， 从中找出自然规律；  同时又运用笛卡尔所强调的演绎法， 把所发现的自然规律作为公理， 逐步进行推理， 从中引出关于个别事物的结论来。 对此， 晚明学人从理论上进行了进一步说明： “革者，东西南北，岁月日时，靡非弗格；言法不言革，似法非法也。 故者， 二仪七政， 参差往复， 各有所以然之故；  言理不言故， 似理非理也”。 这一“革”与“故”的理论被看作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方法论， 其进步意义在于把简单的经验事实或数据提到理论体系的高度上来，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注重归纳、演绎的实验方法的精神， 从而摸索到近代科学的边缘。
       ……与这种变化相应的， 是晚明学人对传统科学一系列颠覆性的批判。 晚明学人坚决摒弃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术数”的神秘主义。 他们倡导地圆、地动学说， 认为“周髀盖天之学”是“千古大愚也”， 并将第谷宇宙模型作为《崇桢历书》的理论基础， 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 “天圆地方” 之说， 冲击了“中国独居天下之中， 东西南北皆夷狄”的偏见。
       ……在新的实学价值取向下， 科学技术被作为经世之学而接纳。 晚明学人迫切希望能借助于“远西奇器”来解决明朝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
       ……他们将引入的西方科学看成是促进社会变革、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徐光启于1629年上疏呈明“度数旁通十事”， 意在通过科学的途径去实现“富国”、 “足民”的社会理想。 他还想把历局扩大为类似今日的科学院， 分门别类钻研各项科学。 这是晚明学人站在时代最前列提出的全面建设一个科学系统的计划和目标，值得大书特书。

    刘耘华在《徐光启等人对西学的理解与回应》中说：
       他们本身的良好科学素养使之对西学所作的回应与处置远远超出了为用而用的层次，而是提出了通过求其所以然进而达成会通与超越的自觉诉求，所以徐光启曾设想 “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简平仪说序》），其本人年逾70仍在繁忙阁务之余孜孜矻矻审查与润饰传教士的历法译述，正是因深知西学长于言“故”而“亟欲明其术而唯恐失之也”（阮元《畴人传卷32•徐光启》）。这种既因西学之长而心悦志满，又惟恐西学不得其传而失之交臂的心态，在这批儒士当中是共通的。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撰于利氏物故三年之后，其中流露出了亟传西学的紧迫感，因为“最称博览超悟”的利氏“其学未传，溘先朝露”，而庞迪我辈又“年龄向衰”，倘“失今不图，政恐日后人无解”，则西方“有用之书，不免置之无用”。十五年后，他又在《译寰有诠序》中追述自己于天启三年（1623年）归田之后，邀傅际泛“结庐湖上，形神并式，研论本始”，因“每举一义，辄幸得未曾有”，遂“心眼为开”、“忘年力之迈，矢佐翻绎，诚不忍当吾世失之”。至于因象数之学进而突破夷夏、内外等文化定势，又进而因“耳目之资”、“手足之资”而求其“心灵之资”，这，也是此派儒士的共通历程。

    而通过下面对明代知识分子、统治阶层到科学的态度与支持程度的了解， 可以认为：  如果没有异族的 野蛮入侵、 破坏和奴役， 中国在科学技术及生产技术方面即使被西方全面超越， 但凭着明朝人的思想认识、进取， 尤其是相对西方更自由的社会环境， 中国不会在科技方面大幅落后于西方， 更不会出现 清代全面倒退， 直至连前朝都不及的 愚昧状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史学者席泽宗曾高度评价晚明七十年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 短短的 67 年中 （1578～1644年） 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 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 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他将这段时期与满清统治时期， 做了一个对比， “顺治和康熙年间， 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1661，1662～1722）。 拿这 79 年与 明末的 72 年 [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  相比， 中国科学也是 急剧走下坡， 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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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烟落照

沧烟落照 发表于 2011-8-1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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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科技成就


1  天文、 气象:   

公元十四世纪中叶的《白猿献三光图》（作者不详）载有一百三十二幅云图，并与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相一致。(欧洲到公元1879年才出版只有十六幅的云图。)      
1383年南京设京师观象台     
1439年造浑天仪置北京(1900年被八国联军德国劫走.1921年要回,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1442年北京设观象台     
1446年建晷影堂(位于北京古观象台西南侧)     
1607年李之藻撰<浑盖通宪图说>刊行(介绍西方天文观阐释浑天说)     
1617年张燮著《东西洋考》记载海洋占候等的详细资料。      
1634年正式安装我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筩"(yong)   
1643年出版《崇祯历书》

2  数学、  物理:    

1450年吴敬撰<九章算法比类大全>     
1584年朱载 （yu)著《律吕精义》出版     
1592年程大位撰<算法统宗>最早记载使用珠算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     
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开始合译《几何原本》     
1613年李之藻据西人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中国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同文算指>     
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他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声音是通过空气来传播的，同水波相类似。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2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也就是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     
在《物理小识》卷1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     
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已佚）。     

3   医学:   

1406年，朱棣等主持收集编成《普济方》(载方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个，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医方书。)      
1567年在宁国府太平县试行中国人痘接种方法预防天花。(种痘预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开端，是医学史上的重大成就。十七世纪我国种痘技术已相当完善，并已推广到全国。我国种痘法于十七世纪初传入欧洲。 )     
1596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     
同期问世的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     
1601年，杨继洲著《针灸大成》     
1617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剂。他注重实践，勇于革新，创造性地进行了截趾（指）、气管缝合等外科手术，对我国外科学作出了贡献。书中对一些肿瘤也作了论述。)      
1624年张景岳撰《类经>刊行,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     
1640《景岳全书》64卷成书     
1641年吴游性撰<瘟疫论>     
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提出了关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的观念，他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      

4   农学:     

1376俞宗本著《种树书》(记载了多种树木的嫁接方法，如桃、李、杏的近缘嫁接和桑、梨的远缘嫁接等)     
1406年，朱橚《救荒本草》问世(收集四百一十四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料，载明产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并绘有精细图谱)     
1511年中国种植玉米  （有疑点，可能不正确）   
1547年马一龙著《农说》(记载了水稻的精耕细耘、密植、育苗、移栽等的种植经验，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哲学观点来阐述农业技术的著作。 )     
1582年 藩薯传入中国     
1596年 屠本畯（jun）著中国现存最早的海洋生物专著《闽中海错疏》(记载了沿海一带以海生无脊椎动物和鱼类为主的二百多种水族生物的形态和生活习性等。)      
1608年，喻仁（喻本元）、喻杰（喻本亨）合著《元亨疗马集》(著名的兽医学著作，内容包括对马、牛和骆驼的治疗经验，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1617年赵蛹著<植品>(有关西红柿的种植技术等)     
1628年徐光启撰<农政全书>     

5   地里学:   

1405--1431年郑和率大型远洋船队到达西洋三十余国     
1425年<郑和航海图>编成     
1536年黄衷著<海语>(记录东南亚史地与中国南洋交通情况)     
1565年胡宗宪编<踌海图编>记录中日交通及抗倭事
1589年出现最早的世界地图《申坤万国全图》     
1639年开始顾炎武编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     
1640年徐宏祖著《徐霞客游记》正式成书     

6   化学、 冶炼、 化工:    

1521年四川嘉州(今乐山)凿成深达数百米的石油竖井     
1596年<唐县志>记载以火爆法的采矿技术     
1596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二百七十六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沉淀、烧灼等技术      
1637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述冶炼技术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是派生的物质，从而产生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      
1637年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五金》中有关于密封加热冶炼"倭铅"（即锌）方法的记载。明代的钱币"永乐通宝"（公元1403-1424年）有的含锌高达99%。欧洲到十八世纪才开始冶炼锌。      
1637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了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许多成就，如冶炼生铁和熟铁（低碳钢）的连续生产工艺，退火、正火、淬火、化学热处理等钢铁热处理工艺和固体渗碳工艺等。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7中记载了炼焦炭的方法："煤则各处产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欧洲到公元1771年才开始炼焦。      

7  机械 制造:     

(1372年造碗口铳,口径11cm,上有铭文说明为水军装备.附图)     
1377年造手铳(小口径管形.附图)     
14世纪著《火龙经》      
14世纪末发明“神火飞鸦”(附图)     
1405年郑和船队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的远洋船只"宝船",船长150余米,容千余人     
1453年造铜火铳(滑膛式.附图)     
1524年在北京铸造佛朗机炮     
16世纪中叶发明“火龙出水”。箭头上龙头下圆柱,柱体分层装火箭,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多级火箭(关于“火龙出水”，在明代后期出版的《武备志》、《火龙经》等兵书中都有记载，附图样。 )     
1558年造出中国第一批火绳枪一万支，称之为“鸟嘴铳”。      
1580年戚继光发明"自犯钢轮火"(其效类似地雷)     
1598年赵士祯呈<神器谱>,记载铳器制作及使用方法(附图样)     
1626年王钲编成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机械工程专著<新制诸器图说>     
1637年宋应星撰成中国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  
1642年南京出现遂发火枪。

嘉庆年间， 万户进行最早的火箭升空试验， 成为现代载人太空飞行先驱，
现在 月球和火星均有以其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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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烟落照

沧烟落照 发表于 2011-8-1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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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创作和翻译的 科学著作：


  明朝末期，正是西方科技文化理论大发展的前夜， 而明朝广大士大夫阶层已经普遍研究西学， 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各有千秋。

  中国明朝， 尤其是 晚明67年中出了不少有世界级水平的著作：

     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在徐光启 “ 欲求超胜，必须会通； 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  的思想原则和  明政府的组织支持下， 研究和翻译西学著作， 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 大规模翻译。  共有七千多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

其中现在可知翻译的书目中有（包括译者或作者）：

     《测量法义》 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
     《表度说》 熊三拔，1611年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
     《几何原本》 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
     《同文算指》 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
     《乾坤体义》 利马窦，1614年
     《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
     《天问略》 阳马诺，1615年
     《职外方纪》 艾儒略，1623年
     《远镜说》 汤若望，1626年
     《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
     《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1634年
     《主制群征》 汤若望，1636年
     《寰宇始末》 王丰肃，1637年
     《五纬历指》 罗雅谷，1637年
     《性学粗述》 艾儒略，1637年
     《建筑十书》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
     《数学札记》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
     《矿冶全书》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
     《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
     《原本》（拉丁文本） 科隆版
     《测量全义》 罗雅各
     《天体运行论》 哥白尼
     《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开普勒
     《地中海航海术》 罗马版
     《比例规解》 罗雅谷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宇宙仪》 雅克•贝松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磁石测量法》 纪尧姆•德诺吨涅
     《神功催吐药》 萨拉•安吉鲁著
     《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 克洛德•举雷

  当时翻译和创作的还有：
     《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
     《人身图说》（1635年）、
     《西国记法》（1595年）、
     《性学觕述》（1623年），
     《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泰西水法序》、《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天启年间陆仲玉著）、《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七千余册。


  在明代中后期翻译的书籍中，我们看看 《几何原本》， 以及 《明理探》 两部著作：

     徐光启已跟利玛窦学习西方科技多时，深感西方科技的精妙。于是向利玛窦建议：“既然已经印刷了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现在他们就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内容要新奇而有证明。”这个建议被利玛窦愉快的接受了。……据记载，从1606年9月到1607年5月，徐光启每天下午都到利玛窦的住所翻译三、四个小时。

     徐光启认为 “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可见在其心目中， “会通” 中西是第一步手段， “超胜” 西学才是目的。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 翻译是基础， 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必由之路。 在当时条件下， 徐光启极其重视翻译等会通工作， 注重通过翻译工作培养自己的西学人才。 让天文生学习西法并亲自传授， “令后之人循习晓畅， 因而求进， 当复更胜于今。”

     对此， 纪志刚评价说：
     今天，当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时候，徐光启 “会通超胜” 的科学思想就更加闪射出熠熠的光辉。

     1607年春，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出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作为皈依传教士利玛窦的基督徒， 徐光启并没有选择宗教典籍，而首先选择翻译古代西方数学之经典著作《几何原本》。 他说： “《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  第一次向中国人说明了几何学的本质。

     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坚定地说：
     “此书有四不必： 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 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二至、二能： 似至晦实至明， 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  似至繁实至简， 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   他还说： “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

     尽管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使得封建士大夫并未普遍理解《几何原本》及其巨大作用， “而习者盖寡”，但徐光启认为它是  “金针度去从君用， 未把鸳鸯绣于人” ，  他说： “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   并认为： “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  “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 即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是百年后人人必读之书。

     李之藻和傅泛际翻译了 《明理探》。 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逻辑的学术著作，书中多次申述：  “名理乃人所赖以通贯众学之具，故须先熟此具”。 李天经把《名理探》比作太阳，“众学赖之以归真实， 此其为用固不重且大哉!”  曹杰生认为， 没有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 中国学者就会推迟对西方逻辑学的接触和了解。


    而在清代出版的著述只有：

     南怀仁《仪象志》、《仪象图》、《坤舆全图》、《坤舆图说》、穆尼阁与薛凤祚《天学会通》，利类思《狮子说》，梅文鼎《梅氏历算全书》，《数理精蕴》五十三卷，等等。  

     清代出版的数量 相比明代可说是 极少，  且多是传教士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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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szt

复读机又来了

沧烟落照

zzszt 发表于 2011-8-23 22:14
复读机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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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词典大全 ：   温故知新


【出处】   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 -------《论语·为政》
               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 ----- 汉·班固《东都赋》

【解释】  温习旧的知识， 得到新的理解和体会。
              也指回忆过去， 能更好地认识现在。


【大国之殇的解释】   温习旧的 真实满清历史， 得到新的理解和体会。
                                   回忆过去 真实满清历史， 能更好地认识 现在的汉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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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烟落照

沧烟落照 发表于 2011-8-1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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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科学家 ：  徐光啟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１５６２年）一个商人兼小地主家庭里。他出生以后，家境已经衰落，青年时期曾经先后到广东、广西等地，靠教书为生。在这期间，他曾经七次回乡应试，直到万历二十五年（公元１５９７年）他三十五岁那年才以第一名考中举人。七年后（公元１６０４年）又考中进士。先在翰林院、詹事府和礼部任职，崇祯二年（公元１６２９年）以后，先后升任礼部左侍郎、尚书、内阁大学士。崇祯六年（公元１６３３年）去世。

　　徐光启虽然多次担任官职，但是他一直从事实用科学的研究。他一生读书勤奋，生活俭朴，为官谦洁，治学谨严。长期的钻研学习，使他无论对我国的传统科学或者是传入的西方科学都有相当的造诣。他的著作很多，范围很广，涉及农业水利、政治军事、历算测量等许多方面。

　　徐光启毕生用力最勤、影响最广的是在农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农政全书》，在祖国农学遗产的宝库中极负盛誉。这部书在徐光启生前因随时增补而没有出版，他死后不久才由他的门生陈子龙整理增删公开刊行。

　　《农政全书》共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其中作者自己写作的大约有六万多字，其余引录了二百二十九种古代和同时代的文献。徐光启不仅“杂采众家”，对大量材料进行了分类汇辑，而且“兼出独见”，加了不少评注，表明了自己的见解。全书分做十二门，包括农本、田制、水利、农器、农时、开垦、栽培、蚕桑、牧养、酿造、造屋、家庭日用技术以及备荒救荒（荒政）等方面。重点在开垦、水利和荒政等几项，篇幅占全书一半以上。这几项农政在过去农书中都没有系统叙述过，《农政全书》却集中而系统地提了出来，成为这部书的显著特色。

　　可以说，徐光启力图融会中西科学，突出地体现在修订历法方面。 徐光启采用西法改革历法。他的改历计划是：集中力量翻译编辑欧洲天文书籍，提出“叙述既多，宜循节次；事绪尤纷，宜先基本”的编译方针；同时，安排制作观测仪器和观测的计划，以获得修历的基本数据，并且验证西法的正误。但是，由于财政拮据，人员缺乏，加以徐光启本人一度投入反击清兵保卫京师的战斗，并且于崇祯五年（公元１６３２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军机，繁忙的军事政务，使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改历工作， 尽管这样，在四年的时间里，他仍然完成了一百三十多卷的历书编译工作，因为编纂在崇祯年间，取名《崇祯历书》。

　　徐光启的天文工作，奠定了我国以后三百多年的历法工作的基础。他把欧洲天文学介绍、引入我国，使我国传统天文学开始吸收了一些先进的东西，其中有比我国原有的计算公式更简捷精确的球面三角法，以及“地球”、“地理经纬度”、“时差”、“蒙气差”等概念和更先进的度量制度，如把圆周分成三百六十度，一天时间分成九十六刻等。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研究和吸收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开始进入中西结合的阶段。

　　另外，在数学方面，徐光启的重要贡献是翻译了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的伟大数学家欧几里所著的《几何原本》，这是介绍西方数学的创举，这在学术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１６０６年）秋到第二年五月，他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前六卷。

　　徐光启的翻译质量很高。文字通俗易懂，错误很少，一次翻译就成定稿。首次翻译拉丁文的数学书，一切汉文名词极少成规可循。我们可以想象，徐光启的翻译工作是多么困难，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创造性劳动。译本中许多数学上的专门名词和术语，如几何、点、线、面、平行线、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斜方形等等，都是由徐光启首先使用而确定了下来。这些名词含义十分贴切，一直沿用到今天。这是徐光启对我国数学发展的又一功绩。

　　除了《几何原本》和《崇祯历书》中的一些数学翻译工作以外，徐光启还有一些数学著作。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中，他把中西测量方法和数学方法进行了一些比较，并且运用《几何原本》中的定理把我国古代已有的证明方法严密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证明系统。这些工作为我国以后的数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总之， 徐光启是我国十六、十七世纪自然科学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 他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某一部门， 他多方面地融会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 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者、 宣传者和实践者， 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徐光启在 中国科学史上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明朝杰出 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