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瑟经济学》（修订版）

MRAnderson

排版怎么也调不好，大家多包涵吧。

诺基亚

MRAnderson 发表于 2013-4-7 14:46
排版怎么也调不好，大家多包涵吧。

楼主继续啊。。。学习了。。。

MRAnderson

卢瑟经济学（2.6）——资本的危机（圣骑士）：（简介弗里德曼的理论）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共产党宣言》

反对凯恩斯的学者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弗里德曼，他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圣骑士。在他之前有哈耶克，与他相比，哈耶克生不逢时。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暂时挽救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在人人为私利运动的社会中，凯恩斯主义无法避免退化——官僚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自己的私利。如果不加以约束，则可能造成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危害，很可能不亚于甚至超过资本主导经济的危害。

西方民主政治一直与幕后交易分不开，为政客服务的人，往往能获得必要的回报。历史上，在美国替总统候选人募捐的人，如果押对了宝，往往能获得大使等要职。这是个人的好处，具体到利益集团，则往往选择一个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的候选人。反过来，因为靠个人财力难以支付耗资巨大的竞选，没有资金支持的候选人也必然默默无名。利益集团和候选人的关系，往往长久而稳固。许多候选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候选人服务于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支持候选人，彼此成为一种互利互惠的主仆关系。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颠倒了这种主仆关系。是你给我赞助，我当选以后投桃报李，还是我能掌握你的发展情况，所以你要给我赞助。看似微小的差别，其实很重要。虽然皇帝与太监都处在金子塔的顶端，但是皇帝一旦被太监篡权，结果往往是很悲惨的。尽管凯恩斯也对集权主义高度警惕，但是在三十年代大危机的背景下，管不了这么多。

退化的凯恩斯主义使官僚获得了极大的权力，资本积累的决定权不再在于生产效率，而在于与官僚的关系。获得伊拉克重建的订单的决定权，并不在于投标公司的综合实力，而在于其公关能力。美国和英国公司在这方面有显著的优势。其次，官僚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拥有私人财产的人。换句话说，官僚也关心自己手中的资本。如此一来，资本积累与市场无关，而决定于官僚机构内部的博弈，即所谓通往奴役之路。

退化的凯恩斯主义很可能演化为与民争利和假公济私，制造新的贫富差距，不同的是资本积累的竞争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市场上的性价比的竞争变为与官僚关系的亲疏比的竞争。退化的凯恩斯主义很可能并没有解决贫富差距导致消费不足的问题，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成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生产的反动。

这时就需要有人出来给官僚划一条界限，避免凯恩斯主义无限退化下去。

第一个给官僚夺权敲警钟的是哈耶克。不过，生不逢时的哈耶克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众的认同，更没有改变当时的历史进程。

由于二次大战使英国社会出现了既深且广的变化，遂促使社会上出现要求政府进行社会改革的急迫需求。在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更明确指出战后政府应该以全民就业为目标。工党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之后，丘吉尔如获至宝，把这本书用于选举宣传：这本书使他更加忧心工党上台以后的后果。尽管保守党大量印刷这本书，但是仍然无改变历史。战争还没有结束，丘吉尔就落选了。

当时的英国人对苏联普遍印象不错。苏联印象破灭，铁幕、柏林墙、匈牙利事件，《新阶级》在纽约发表，都是以后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西方有力的盟友，一方面是因为十月革命后二十多年，苏联就由一个最落后的欧洲国家成为最强大的欧洲国家。与半死不活的欧洲相比，苏联模式确实很有吸引力。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距离产生美，身在欧洲的人们对苏联国内悬殊的等级制、翻来覆去的大肃反和星罗棋布的古拉格群岛几乎一无所知。大洋的另一边，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也给予了欧洲劳动者的希望。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疑给世界其他国家有榜样的作用。这个时候，说政府干预会如何如何，自然没有听众。

弗里德曼的时代就不一样了。

这时，铁幕已经落下，种种关于苏联的负面消息不断传播出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否定了斯大林，也震惊了世界——苏联国内原来是酱紫啊。彼此为领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紧张对立，双方的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1962年，美国和苏联在古巴剑拔弩张，全世界担惊受怕。美国人严重受惊——美国人从没有感觉过外来的威胁离自己如此之近。在此之前，即使两次大战，也是海外的事情。美国人对苏联的看法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随后的越战和水门事件，美国政府在民间的信用跌到二战以后最低点。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权力却扩张到了战后的最高。尼克松已经轰炸了柬埔寨，却根本不和国会打招呼。政府几乎失控，三权分立原则面临失衡，国会和最高法院都被政府扔到了一边。尼克松的“管子工”是属于总统私人的秘密调查部门，准备使用非常手段收拾泄密者。国家大政方针的是非对错，完全在美国总统的私人判断。这种倾向非常危险。更让资本郁闷的是，做出这些事情的居然是要强烈反共，支持自由资本主义的右派尼克松。“想不到啊，你这样浓眉大眼的居然也叛变革命了……”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变成另一个苏联，无疑是美国人最担心的事情之一。

弗里德曼的理论流行的社会基础有两个：一是美国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威胁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二是美国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使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弱化。美国政府、资本家和工人三方之间，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美国政府积极介入经济的结果，资本家受到削弱，工人得到扶助，美国政府借维护工人利益扩张了自己的权势，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矛盾下降，美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矛盾上升。另一方面，工人生活改善，工会实力增强，工会领导人逐步向官僚化发展，工人与工会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

当然，工人最不满意的还是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工人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有工作（如果没有工作，政府能有必要的救济）、物价别太贵——自己的劳动力能以卖出，自己用工资卖生活用品的时候别太贵。这两点，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的都做得差强人意。当时的痛苦指数（痛苦指数= 通货膨胀百分比 + 失业率百分比），常年保持20以上。

哈耶克的时代，没有这样的社会背景。他的理论，自然生不逢时。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要领先于时代，这样才能体现他先知先觉。但是也不能太领先，否则在著作发表的时代难以引起共鸣。所以，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杯具了，而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洗具了。

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是为资本主义国家正名分的，要知道谁是皇帝，谁是太监。这本书开篇讲的并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不要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或者“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应该说“我和我的同胞能够通过政府做什么。”——开篇明义，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是皇帝，是太监。

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做的第一要务是国防，第二要务是保证契约的实施，而调节财富分配则属于“是一个人认为有益的东西，另一个人认为是有害的”范畴，是多管闲事。

三件事说起来冠冕堂皇，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弗里德曼的要求的话，就会发现：第一是不要外来势力干涉稳拿；第二是要求法律是保证契约的执行，不要插手稳拿利用契约合法地抢劫卢瑟；第三是不要试图触碰，甚至返还抢劫的赃物。具体地说，就是保护本国稳拿，不许外来的势力推翻本国稳拿，保护本国稳拿剥削卢瑟，不许本国卢瑟赖账。除此以外，政府做的其它的事情，都可能是多余的，尤其是试图重新分配财富。美国政府确实干涉过资本的行为，比如强行拆分垄断企业。历史经验表明，这样行为是必须的，而且美国政府的操作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低限度的。但是即使这样，资本也无法忍受。资本要求的就是剥削的自由，任何制约它的外来限制，都会让它觉得不自在。

表面上看，维护契约的实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实际上，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中，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之间签订的契约必然对强者有利，弱者不利。对弱者来说，与强者费厄泼赖就是最大的不公平。在普通公民都有普选权的社会中，弗里德曼显然不能直接说资产阶级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稳拿的剥削地位，于是就说要维护契约的实施。虽然换了个说法，但是本质上还是资本至上那一套。由国家暴力为资本搭建一个擂台，在这个擂台上稳拿和卢瑟公平竞赛，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稳拿不必心慈手软，卢瑟也不许赖账，这就是弗里德曼要求的社会。至此，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宣扬的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就很清楚了。

接着弗里德曼介绍了若干天才，这些天才的成功都是自己自由创造的结果，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会用停滞代替进步。但是，弗里德曼却闭口不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许多穷人家的孩子没钱上学，要去工厂做童工。这些孩子即使有超人的天赋也可能在劳累中过早的夭折，或者一生无缘接触现代科技，仅仅作为人肉电池贡献最简单的体力和脑力。智力是不稳定遗传的，财产是稳定遗传的，没有支付能力不能接受相应的教育。所以，教育的权利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的话，显然不能与智力完美匹配。这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很常见的事情，却被无视了。

弗里德曼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经济的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这是公开的观点，骨子里还是要宣扬资本至上。在他看来，资本是皇帝，政府是太监。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皇帝权柄下移，太监犯上作乱的风险。

如果他的观点成立，那么读者难免要问：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资本家的在经济上的自由，就是尽最大幅度压迫工人。如果资本家在经济上的自由是政治上的自由的必要条件，是不是就是工人经济上的不自由必然导致在政治上的不自由呢？如果政府不干涉经济，那么会不会成为资本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时压迫工人的局面呢？当然，这种压迫不仅仅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也表现在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稳拿要用边际效用论替代劳动价值论：交易是你情我愿的彼此互利互惠的行为，尤其是雇佣，所以不存在压迫——“你是自愿来应聘，接受这样的劳动合同的，我没请你来，也没逼你了，你不愿意来可以不来。既然你来了，那就说明雇佣对你有好处，那就不存在压迫。”经济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政治自由也是所有人的自由。卢瑟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被稳拿代表了。卢瑟被自由了。

卢瑟的利益也一样被代表了。弗里德曼反复强调一个命题：交易使双方获利，只要双方自愿并不带欺骗性。那么抢劫算不算自愿交易呢？某甲用枪顶着某乙的脑袋，某乙自愿交出自己的钱包。于是，某甲获得钱包，某乙获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当然，有人可能说这个不是自愿的，某乙不接受某甲的条件就会丧命。那么，如果某乙不接受某甲提出的条件，就可能饿死，某乙接受某甲的条件，就能苟且活下去。这算不算自愿呢？自愿与双方获利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实际上，按照日常的经验，自愿和双方获利，只有在双方经济地位接近的时候才能存在。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贫富分化，多数人的经济地位很快就不会平等，不但会不平等，而且会越来越悬殊。

弗里德曼认为市场是一种比例代表机制，在市场中少数派必须顺从多数派的意见。但是，少数派和多数派是怎么确定的，他没明说。根据我们的日常观察，每个人拥有的财富量是不同的，所以对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弗里德曼没有明说的是，某些人的代表权比别人大得多。大家都是自由的，但是有钱人显然比没钱的人更自由，他们显然比穷人有更大的权力。没钱的人必须顺从有钱人的意见，人数上的多数派（卢瑟）要顺从人数上的少数派（稳拿）的意见，这是市场这种比例代表制的真相，也是卢瑟反对自由市场的根本原因。

弗里德曼说反对自由市场的人是因为市场能很好的完成资源配给的任务，给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完全是栽赃。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看必然有不同的结果：从一个角度看，市场给资本家廉价的劳动力；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给工人的就是低廉工资。从一个角度看，房东的房子租个好价钱，可以不劳而获；从另一个角度看，房客就要承担高昂的房租，要节衣缩食。卢瑟激烈竞争的结果，必然是稳拿渔翁得利。所谓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给，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控制这些资源的人获得最大的好处。相比控制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和土地资本的稳拿，卢瑟怎么可能不反对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呢？

对大资本家来说，政府为了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等目的而主动采取“劫富济贫”的经济政策，是更大的威胁。所以，在弗里德曼的书中，强烈反对社会财富调节，回避社会财产分配的重要性，似乎全社会的主要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或者随机分布的。按照他的说法“身分或地位或财富的大部分的差异归根结蒂可以被认为是机会的产物。努力工作和节俭的人会被认为是‘该受奖的’；然而，这些品质很大一部分得归功于他幸运地（或不幸运地）所继承到的遗传因子。”然而，现实之中，显然不是这样——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资产决定社会分配方式，劳动力要服从资产的安排。对于身份或地位或财富，遗产比遗传因子更有意义。

“同事们中彩得奖的大学教授会羡慕他的同事们，但不可能对他们有任何不满之处，或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应有的待遇。假使这些同事的薪水稍有提升，从而使他们的薪水高于该教授自己的，那末，该教授远为更可能会感到不快。”正是因为大多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所以工资绝不是极少数社会顶层者主要的收入来源，也决不会是社会收入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少数稳拿获得巨额工资，但是这些稳拿所处的职位决不是向社会所有劳动者开放的，所以这样的巨额工资并不是劳动所得，而是其它分配要素以工资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社会收入主要差距绝不存在于同行劳动者之间，而是存在于以不同要素为分配依据的不同阶级之间，教授之间的收入差距做例子显然不能说明问题。事实上，社会顶端的人，基本是不劳动的。越向顶层越是如此。社会底层的人，则是终日劳作不休的，不如此便难以糊口。教授是属于高级体力劳动者，比工人高一点有限。教授的例子，显然不能说明社会分配问题。这就如同用两个佃户之间每年一、两百斤粮食的收入的差距的例子，来掩盖地主与佃户之间每年几万甚至几十万斤粮食之间的差距。两个农民展开生产竞赛的最终结果，最大的可能不是改善他们自身收入水平而是提高了地主的地租水平。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人的工资会被压低到仅仅能够维持基本最低生活条件的水平。

稳拿经济学总喜欢用鲁滨逊的例子推而广之，大而化之，弗里德曼也不例外。“设想有四个鲁滨逊各自飘流到邻近地区的四个岛屿上去。一个人恰好登上了一个使他生活容易而美好的大而富饶的岛。其他人则登上他们仅能维持生计的小而贫瘠的岛屿。一天，他们发现相互的存在。其他三人联合起来并迫使他和他们分享他的财富是否有理呢？很多读者会倾向于说有理。但是，在顺从这种倾向之前，考虑一下在不同形式下的完全相同的情况。假设你和三个朋友沿着街行走，而你恰好看到并且拾到在人行道上的20美元一张的钞票。当然，你会是很慷慨的人，假使你和他们均分这些钱，或者至少请他们喝一盅的话。但是，设想你没有这么做。另外三个人联合起来并迫使你和他们平均分享这20美元是否有理呢？我怀疑，大多数的读者会趋于说没有道理。经过进一步的思考，他们甚至可能认为，上述慷慨的行为方法本身并不显然是‘正确的’。我们是否准备劝说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人类伙伴们，当任何人的财富超过了世界上所有人的平均数时，他便应该立即把多出的数量平均分配给世界上所有的居民呢？当少数人这样做时，我们会羡慕和称赞这个行动。但是，普遍的‘分享财富’会使文明世界不能存在。”

用鲁滨逊作例子的好处，就是可以掩盖地主与农民之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那种此消彼长的分配关系。孤岛上的鲁滨逊之间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地主和农民之间却要分配农民的收成，扣除地主的租子，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地主的孩子易于生活的原因，恰恰也是农民的孩子难以谋生的原因。

地主的孩子拥有的财产所获得的好处决不是比其他三个同龄人能多喝一杯，而是有资格决定三个农民的孩子要缴纳多少租子。弗里德曼用20美元的钞票做例子，20美元能干什么呢？最多只能多喝两杯。他为什么不用2000万美元做例子呢？因为2000万美元能做的事情显然不是多喝两杯而已。如果我们承认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的话，那么2000万美元中的大部分都不会被用来消费，而是用去“钱生钱”。如果这个例子是20亿美元的话，那么即使这笔巨额财产的所有者穷奢极侈也只能在短时间内消费掉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将成为他未来更多的收入的依据。在后面的章节我们会看到，在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资产收入和劳动力收入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地主与农民之间，租子和口粮的关系，就是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弗里德曼看来，如果农民的孩子要求地主的孩子“分享财富”，那么文明世界就不能存在。那么农民的孩子就难免要问一句，什么是弗里德曼眼里的“文明世界”呢？或者说，什么是“文明”呢？是否可以认为一部分人利用财产压迫另一部分人，就是弗里德曼眼中的“文明”呢？这样的“文明”显然不是多数人的文明。

进一步考虑，鲁滨逊自己种粮食，和别人分工合作收获更多，于是大家都获得好处。收获更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都获得好处，这是大大可疑的。大家一起种粮食，做大饼，最后必然有人负责分大饼，我们并不能确定分大饼的人一定会给每个人更大的一块大饼。如果我们回想亚当斯密的分工的例子，由于进行合理的分工合作，工人的人均日产量由二十个扣针提高到四千八百个，提高了二百四十倍。另一方面，每个工人多生产的出来的四千七百八十个扣针，却未必完全分给工人，只要拿出很少的一部分给工人就可以了。实际上，机器价格越贵，工人数量越多，需要拿给工人的数量越少。

如果鲁滨逊觉得与别人合作不合算，分配者太贪婪，给自己的份额太少，可以自己单干，自己生产各种生活用品自己消费。工人完全没有这样的自由。如果工人不满意这样的分工，想另立门户却已经不再可能。这是因为他们独立生产的日均产量太低。无法在价格上与资本家的产品竞争。除非他们回去过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可是，圈地运动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离，断绝了他们当小农的路。

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进程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企业归原来的厂长或经理所有，工人被赶出工厂，切断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的联系。工人只能廉价出卖劳动力，厂长或经理则可以坐拥巨额资产，获得丰厚的利润。如果不打算自己经营，厂长或经理也可以把这些不义之财转化为房产、股票或海外存款（比如塞浦路斯银行中的大量俄国富豪存款），获得地租、股息或利息。所以，即使这些前管理者没有最基本经营能力，也不妨碍他们（和他们的后人）舒舒服服地享受若干年（甚至若干代）富裕的生活。在这些国家，私有化进程成为社会贫富分化的分水岭。决定这些国家私有化之后个人命运的关键，不是勤劳、节俭、诚实或者懒惰、贪婪、狡诈，更不是弗里德曼吹嘘的“遗传因子”，而是个人在原有企业之中的地位，是属于领导层，还是属于一般工人。

这样的社会之中，工人一无所有，男耕女织绝无可能。不出卖劳动力，不到市场上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就无法生存下去。对他们来说，经济行为的起点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终点是用出卖劳动力的钱购买生活必需品。稳拿则控制生产、生活资料，一方面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一方面抬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两头挤压工人。对工人来讲，接受剥削，或者饿死，只有两条路。人总是要求生的，所以进血汗工厂总比饿死强。事实上，即使接受剥削的机会，也是要互相竞争的。这就为资本家使用童工和女工（甚至奴工），压低工人工资提供了条件。这就是弗里德曼宣扬的自愿交易，皆大欢喜的真相。

鲁滨逊的孤岛自给自足的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别是每一个智商正常的人都不难发现的，弗里德曼却视而不见。如果他不是智商低下的话，就是想掩盖资产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他为什么要掩盖这些关系？

弗里德曼的理论要流行必须要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的支持。弗里德曼当然不能说要自己的目的是要维持“人和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和“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那样的话，除了极少数社会顶层的大资本家，还有谁愿意接受他的理论？弗里德曼要把少数人的目标伪装成大多数人的目标，把少数人的利益伪装成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就要集中火力攻击社会矛盾中他可以利用的“官民对立”，同时尽量伪装掩饰可能妨碍他传播理论的“劳资对立”。

政府在颟顸、腐败的官僚手中，确实会压迫包括非官僚资本家在内的民众。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之间没有其它矛盾。历史上，官府加重税收，地主会把其中的大部分转移到农民身上。反过来，官府减轻税收和徭役，地主往往截流其中绝大部分的好处。这是很常见的。官府、地主和农民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三角利益关系，用简单的“官民对立”把官府划到一方，把农民和地主划到另一方，仿佛农民和地主一家亲，同仇敌忾对官府。这显然掩盖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争夺。

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中，刻意淡化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仿佛大家都是挣工资吃饭的，即使社会顶层也是如此，用孤岛上的彼此之间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分配冲突的四个鲁滨逊作例子。现实中显然不是这样。弗里德曼用彩票、勤奋的教授和20美元的钞票的财产做例子，也是为了动员尽量多的社会成员加入反对“财富调节”者的队伍。很显然，如果弗里德曼用巨额遗产、华尔街的肥猫 和20亿美元的资产做例子，是不能迷惑多数人的。弗里德曼还扭曲了收入调节的本质。共产主义者尚不剥夺个人消费资料 ，不禁止某些人多喝两盅，只是不允许某些人利用资产的优势去奴役别人。何况以“维稳”为目的，实行资本主义改良政策美国政府？

要让卢瑟拥护他的学说，必须给卢瑟一个香甜的胡萝卜。这个胡萝卜，就是负所得税方案。这个方案，其实最伪善。方案说得很好听，不足一定收入的部分，政府按固定比例给予补贴。（负所得税＝收入保障数－（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率））这样一来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就等于实际工资收入加政府补贴。（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许多事情听上去很美，实践之中细节是魔鬼。收入标准怎么定？政府比例是多少？这两点是关键，而且决定整个政策的性质。如果收入标准定得很高，而且比例也很高，那就是社会主义。反之，如果都很低，那就是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如果按照弗里德曼的建议，在极大地削弱工会，束缚政府以后，社会权力全部属于资本。这个时候，资本还会允许把这两个参数定得很高吗？所以，负所得税方案，就是个画饼。如同当年谷物法，是动员工人的画饼。

相比卢瑟，更容易被弗里德曼动员起来的是不太稳的拿和不太卢的瑟，也就是俗称的中产和小资。“只要你努力工作，勤俭节约外加一点好运气就会像我一样……”这是稳拿最喜欢拿出来忽悠他们的鬼话，弗里德曼自然也不例外。当然，心中充满发财梦的他们也最容易上当，乐于接受这种鬼话。在弗里德曼的时代，由于政府和工会的作用，大资产阶级残酷压迫其它阶级的现象日益减少，或者不那么露骨，部分工人贵族和中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上升，发财梦膨胀。弗里德曼让许多工人贵族或者小资产阶级产生危机感，加入支持大资产阶级的队伍。其实，小资产阶级的财产并不是财富调节的目标。这是因为在没有财富调节的社会中，由于马太效应，大资产阶级很快就会把社会中下层的财产吞吃掉。

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经过不断兼并和联合，迟早会出现很少的几个甚至一个大资本家控制某些行业的局面。这就是垄断阶段。这样的行业，对消费者来说，根本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垄断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最终形态，也是我们多数情况下见到的资本主义现实形态。既然为自由资本主义辩护，必然无法绕开这个形态。

对于垄断，弗里德曼扭扭捏捏地说：“我倾向于相信：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坏处最少的是不加调节的私人垄断。动态的变化很可能减少它的垄断的作用，然而，在这里，至少存在着允许动态变化发生作用的某些机会。甚至在短期内，一般存在的代用品似乎比初看起来要多，所以私人企业能使价格高于成本以便牟利的程度具有相当狭窄的范围。”不知道按照弗里德曼的代用品的定义，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粮食、能源、铁路运输和银行这些天然垄断商品和服务，难道是观音土、木炭、牛车和以物易物吗？现实生活中，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根本没有其它的替代品。何况，这些产品和服务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彻底不使用这些产品或服务的结果，只能是回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如果拒绝现代金融产业，就要回到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时代。何况，就是某些个人试图回到这样淳朴时代，也难以找到立锥之地。因为只要存在土地所有权，土地就很容易成为高度垄断性的资源。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无论这些资源或服务是控制在政府还是私人都手中，都可以榨干全社会其他成员的收入。弗里德曼反复强调私人垄断由于政府垄断的目的，是为某些国家推行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之后，少数控制这些核心资源的寡头，取代政府获得了主要社会收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政府如果利用垄断品，获得巨额收入，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民众越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国家，政府承担的舆论压力越大。相比之下，私人寡头则无所顾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谋求最大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弗里德曼就像一个辩护律师：“这些不可替代的商品和服务，由我的当事人控制更好，因为其它人可以爱用不用。”这样的辩护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自己也心虚。

不过，对于俄罗斯寡头那样的人来说，推崇并大肆投资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宣传弗里德曼的思想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与之类似，英国推行铁路等国有垄断行业私有化之后，获得好处的也只是一小撮人。觊觎这些天然垄断性行业的不仅仅是本国的窃国大盗，还有国外资本，这些垄断资本主要来自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某国天然垄断性行业进而控制该国经济是经济殖民的重要手段，我们后面还会谈到。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广弗里德曼的思想。

能够制约资本这样肆无忌惮的剥削的，只有工会和政府。这两者都成为资本极力攻击的目标，也是弗里德曼反对的对象。历史上，工人福利的改善，不是资本家发善心的结果，而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结果，工会的作用功不可没。政府的财政调节给大量的社会底层提供了机会，为形成橄榄型社会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工资在社会总产品之中分配比例的提高正是工会斗争和政府进行财富分配调节的结果。不能因为官僚主义在工会和政府之中蔓延，而把两者说的一无是处。如果没有工会和政府的牵制，资本是否还会如此善待工人，显然值得怀疑。

在政府和资本的关系上，弗里德曼争功诿过，翻手为雨覆手为雨。弗里德曼说美国的繁荣是资本主义自由选择的结果，把经济波动归因于政府干预。他这样说，非常不厚道。美国的资本与美国政府，如同皇帝与太监，是利益共同体。没有美国政府的保护，美国的资本主义早就夭折了：高关税保护了幼年时期的美国资本，避免被英国资本吞噬，避免成为英国的经济殖民地，为其提供原料、市场，充当经济危机替罪羊。南部农场主要求独立，美国政府平息了反叛，为北方的资本家巩固了经济殖民地，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谢尔曼法避免了垄断企业过度膨胀。罗斯福新政避免了革命。战后美国军事扩张，美国获得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资本获得了原先英国资本控制的资源和市场。更不用说中情局为了美国资本的利益在世界各地搞的包括暗杀、政变、支持独裁军政府在内的数不清的拿不上桌面的事情。这些都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美国政府在美国资本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会不会重新发生类似1929年至1939年之间的事情？历史无法做出实证校验，会与不会完全在个人的解释。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许多人已经淡忘了1929-1939年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而，历史记录还在。如果我们回顾胡佛和罗斯福之间的交接，以及当时世界的巨变的话，尽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很糟糕，但是相比三十年代最惨的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则好的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事情变得更糟的可能性要大于实行凯恩斯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掀起了迫害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高潮，整个社会谈共色变。美国政府的雇员，要接受忠诚调查。仅仅因为莫须有的怀疑，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毫无疑问，美国政界的初衷，是为了在共产主义迅速扩张的时代，保护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也成了美国政府的罪状。那么美国政府应该怎么样呢？如同胡佛那样彻底放手吗？如果那样的话，美国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就难免被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取而代之了。铁腕大臣用血腥手段镇压了反叛，皇帝日后以滥杀无辜为名镇压铁腕大臣。历史总是如此地相似。

弗里德曼对工会和政府的批评从来是毫不留情，对资本从来都是宽容的。他把资本描述成只做善事的天使，只讲资本的权利，不讲资本的邪恶。事实上，资本是可以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冒上断头台风险的东西。对资本来说，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赚钱。资本的市场行为只是为了私利，而不是任何公心。只要能赚钱，物美价廉也是它，质次价高也是它。发展生产，囤积居奇，甚至杀人放火都可能是它。

资本只愿意提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很显然，有大量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比如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在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市场化的国家，社会中下层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上不起学是很常见的。如果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投资方向选择在这些领域，显然不会对原有市场竞争产生影响。因为对原有市场来说，这些需求虽然迫切，却没有支付能力，所以并不是原有市场的一部分。即使人们再健忘，也不能忘记：在资本主义诞生后，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满足穷人这部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行为，一直是空白或者接近空白。

如果完全按照弗里德曼的主张，那么资本主义就要回到资本最自由的阶段。一切交给市场，你死你活该。如果完全按照凯恩斯的主张，同样可能很糟。在某种意义上说，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理论冲突，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冲突异曲同工。都是两个集团在争夺经济主导权。

同样要政府少管闲事，李嘉图是真小人，弗里德曼是伪君子。李嘉图说人们希望和谐社会，但是那不过是美好的愿望：“人道爱护者，希望世界各国劳动阶级的生活都安适快乐……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希望罢了。”李嘉图能这么直来直去，与当时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低下有关。到弗里德曼的年代，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普选权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约定俗成的基本政治制度，所以弗里德曼不能像李嘉图那样直白。他的经济理论需要进行打扮，必须把资本的利益充分伪装，把对资本有利的事情说成对全社会，尤其是掌握广大票源的中低收入阶层，都有利的事情，不然没有市场。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先后给稳拿的主流经济学打了两个补丁，官僚和资本都有了对自己有利的理论，彼此争论不休，达到动态的平衡。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凯恩斯是必须的，弗里德曼也是必须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资本和官僚任何一方无拘无束，都难免成为整个社会的灾难。这两位为资本主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上世纪第一、第二的经济学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作为打酱油的卢瑟，对两派之争，则大可不必认真。

下一部份，我们看看不太稳的拿是怎么看待经济危机的。神职人员、官僚、大资本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轮到小资本家了。

Mr_Smith

Anderson先生，怎么没有头像的？

MRAnderson

Mr_Smith 发表于 2013-4-13 14:01
Anderson先生，怎么没有头像的？

my name is neo……

Mr_Smith

MRAnderson 发表于 2013-4-13 19:12
my name is neo……

果然接上头了！

Mr_Smith

MRAnderson 发表于 2013-4-13 19:12
my name is neo……

可以考虑换这个头像：

MRAnderson

Mr_Smith 发表于 2013-4-14 13:31
可以考虑换这个头像：

ali多萌啊……

虎踞龙蟠

忘记是否占座了，学习学习

四十后不惑

顶一下：
揭示经济的本质。

MRAnderson

卢瑟经济学（2.7）——资本的危机（小资有话说）：（简介中小资产阶对经济危机的解释）

小资产阶级，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比较特殊，位于稳拿和卢瑟之间，低于稳拿高于卢瑟。一般来说，包括不太稳的拿和不太卢的瑟。这部分群体对世界的认识与他们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不太稳的拿的思想接近稳拿，不太卢的瑟的思想接近卢瑟，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这些人的思想在稳拿和卢瑟之间反复摇摆。他们之中既可能产生稳拿的跟班，也可能产生卢瑟的领袖。

除了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没有哪个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视而不见。

即使同样处于资产阶级内部的小资产阶级也是强烈反对大资产阶级不顾全社会消费能力盲目发展生产。资本家内部，每次经济危机倒霉的都是小资。小资与工人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万里长城。每次经济危机都是一次“大资本进、小资本退”的过程，也是一次小资财产归零的过程。大批小资本会在经济危机中清零，成为大资本的牺牲品。

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对资本来说，就是抢别人的市场，卖自己的产品，让他们的产品卖不出去。这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原则。我不用跑得比熊快，我跑得比你快就可以。我跑得比你快，就是你成为熊的点心。所以，张三惹祸，李四买单，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如果张三惹祸越大，越不用自己买单，那么对张三来说，最理性的选择不是自我收敛，而是把祸惹得更大，反正洪水滔天淹没的是别人。这是同行之间的竞争。

上下家之间则更残酷。某甲和某乙竞争原料，控制原料的某丙就可以提高售价。某甲和某乙夺争市场，控制市场的某丁就可以压低进货价格。除非有暴力的支持，否则小资本只能处在某甲或某乙的位置。小资本竞争，大资本渔翁得利。某甲和某乙的利润，被某丙和某丁瓜分。某甲和某乙的利润稍微上涨一点，就被某丙或某丁一股脑地吞了去。至于损失则完全推卸给某甲或某乙。

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其实不但死后不必担心，就是活着的时候都不必担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资格引发洪水的人，在洪水之中最安全。每次经济危机的洪水都会消灭一大批小资本家。真正制造经济危机的人，则根本不必担心经济危机，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钱买船票。尽管洪水是他们造成的，但是他们可以稳坐钓鱼台，看着小资本家被洪水吞没。将来洪水退去，他们还可以从小资产阶级的遗体上，搜索免费的首饰和金币。所以，谁捅的窟窿越大，谁越有钱买船票。不但能卖到船票，还能从死人身上捡便宜货。

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农业社会中的小农破产到资本主义社会变化为小资本家的破产。同样是资本家，冰火两重天。危机的时候，小资本家是大资本家的缓冲器，也是他们的猎物。一边是房倒屋坍，上吊自杀；一边是马照跑舞照跳，吃喝玩乐不耽误，回头收拾残局，并购资本，占领市场。明明是大资本惹祸，承担责任的却是小资本。大资本吃肉，小资本挨打。

虽然少数中上层小资产阶级梦想发大财，但是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梦想很简单，生活安逸富足即可，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安宁无忧。小资产阶级既不希望暴力革命，人人都变成无产阶级，也反感官僚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这是很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即所谓的经济浪漫主义。他们希望的是公平交易的社会，所谓的“公平”就是让他们的资本能获得适当的利润。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由于财产具有自我汇集的效应，古往今来小农经济就没有长期稳定存在过。小农如果不能进化为大地主，那么迟早会被地主吞并。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大资产阶级对抗地主阶级和官僚，或者镇压工人的时候，一部分发财观念极重的小资产阶级往往跟在后面起哄。他们希望在大资产阶带领下，推翻地主和官僚的压迫，牢牢控制破坏社会稳定的工人，建立一个以自由市场加产权明晰的“乐园”，自己能快快乐乐地发财致富。他们乐于相信大资产阶级编造的各种“草根”规规矩矩最终奋斗到君王的“传奇”，看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觉得凭借自己的聪明、勤奋和好运，在这样的“乐园”中有朝一日能取而代之。他们最喜欢的书籍是各类心灵鸡汤，励志作品和发家宝典，总希望找出自己和稳拿在思维方式或者为人处世方面的不足，当然找出不足的目的不是承认不足，而是为了修身养性，以期早日混入稳拿的队伍。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拒绝承认财产而不是个人能力是决定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因为一旦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永远无望晋升稳拿。不过，资产本主义的竞争始终贯穿马太效应，很快就打破了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既然小资产阶级想从更低的社会阶层那里获得利润，他们就必然向更高的社会阶层上缴利润。大资本从来不会给小资本保留公平的利润。在社会金字塔之中，大资本会无情地挤压小资本的利润空间同时转移风险。现实生活中，一旦某个小资本家因为各种机缘成为大资本家，他也会抛开公平交易的概念，而会推崇“物竞天择”，而绝不会对自己当年的同辈心慈手软。

自由竞争的交易中小资处于绝对的劣势，残酷的事实让他们中的一部分警醒，他们自然不满意这样的制度。对经济危机，小资本的态度很简单，经济危机是因为你们大资本生产得太多了！消灭经济危机就要抑制、消灭大资本。

有人说，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的理论。实际上，马克思的消费不足理论，颇受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影响。马克思曾经评价西斯蒙第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其学说：“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绝大多数伟人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天才凭空创造，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

西斯蒙第出身牧师家庭，在里昂的银行当过职员。法国爆发革命以后去了瑞士。后来瑞士革命以后，因为他家与一些贵族来往甚密，他和他老子一起进了监狱。后来他移民英国和意大利，经营自己的农场，1800年返回瑞士。与出身豪门，后来自我创业成为金融巨头的李嘉图不同，西斯蒙第一直没有成为暴发户，始终是个小资。

里昂在历史上是法国的金融中心和丝织业中心，是全欧洲最重要的丝绸产地，负责特供法国王室及贵族所用的珍贵丝绸，主要客户都是贵族。里昂的产品不仅是上等的衣料，而且也成了珍贵的室内装潢用料，所有最豪华的大厅内的帏幔、窗帘、壁布、家具镶料。枫丹白露堡、凡尔赛宫和巴黎城内的罗浮宫的装潢布料都来自里昂。可以说，里昂的资产阶级是法国王室和贵族的御用资产阶级，与法国贵族有斩不断理还乱的联系，类似《红楼梦》中的薛蟠、薛宝钗与贾宝玉的联系。里昂仰仗贵族的消费，所以对法国大革命并太敢冒，甚至有些反感——大革命影响里昂产品的销路。这也不难理解：薛家、贾家本是一体，如果有人要做对贾家不利的事情，自然难免会牵连甚至伤害到薛家的利益。1793年，未来的秘密警察头子富歇在里昂血腥镇压了2000多人。

在里昂生活期间，西斯蒙第对里昂资产阶级处处仰仗王室（和为王室服务的官僚）以及贵族的鼻息，必然深有感触。里昂丝绸产品的销路的好坏，当地资本家的兴旺与破产完全靠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恩赐。后来的血洗里昂，西斯蒙第即使没有亲身经历，也应该颇为震动。所以，在西斯蒙第的思想中，一方面希望资产阶级摆脱封建贵族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惧怕革命。所以，西斯蒙第在早期的著作之《论商业财富：或商业立法中应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非常推崇亚当斯密的思想。既不要束缚也不要革命，只要把一切交给资本，资本会把一切做好。打个比方，只要取消了贾家的特权，大家自愿交易，大观园之中的所有人就能皆大欢喜。这就是最好的社会。

法国大革命砍了国王路易十六、王后和一大批贵族的脑袋，封建制度被推翻，资产阶级获得解放。但是好景不长，资产阶级内部利益迅速分化，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形成了对立的双方。19世纪初，经济危机开始袭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大资产阶级不断扩产，小资产阶级不断破产。原先中小资产阶级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破产，现在在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下还是破产。

打个比方，虽然取消贾家的世袭特权，但是焦大还是焦大，丫鬟婆子还是丫鬟婆子，刘姥姥还是刘姥姥。大多数人的日子并没有改善。唯一的变化，就是大观园换了主子，薛家取代贾家成为核心，不再是薛家仰仗贾家，而是贾家依附薛家。表面上薛家没有贵族特权，大家自愿交易。实际上，薛家控制着银子，也就是绝大部分的财产，大观园里的事情是薛家说了算。不论谁当家，下人还是下人。

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西斯蒙第惊讶地发现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被大资产阶级代表了：一切交给资本，其实是一切交给大资本，小资本根本没有决定权。于是，他的思想180度大转弯。1819年，他发表了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信徒转而成为激烈的反对者——不能把一切都交给市场，不能让大资本说了算。

大资产阶级只考虑生产，代表大资产阶级的萨伊说，只要生产出来就能买得掉，卖不掉是资本家经营不善，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无关。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西斯蒙第则从消费分析经济。没有消费者，生产有什么用？消费决定生产。所以消费要优先于供给，而不是供给带来消费。人们的消费直接受分配到的收入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消费特点。这种特有的消费特点，导致生产力超过消费能力。按照西斯蒙第的经济理论，生产超过消费，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小生产者破产，丧失了收入，从而降低了消费。生产无限的扩张，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特有的分配制度，导致劳动生产者收入不足，从而使国内市场相对生产能力日益缩小，产品没有销路，最终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按照萨伊的说法，产品卖不掉是资本家自己经营不善，或者说，大资产阶级日益发财是理所当然，小资产阶级日益破产是纯属活该。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经济危机是因为大资产阶级生产的生产方式，导致多数人贫困。相对消费能力，产品太多了，所有才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大资产阶级抢占了小资产阶级的市场，大资本的产品卖得掉，小资本的产品卖不掉，工厂倒闭。大资本否认危机，把责任推给小资本。由于大资本的存在，危机是无法避免的，资本主义必然不断爆发经济危机。

西斯蒙第最早提出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方面是生产力和财富的无限发展。一方面是劳动群众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这样自相矛盾的经济，怎么可能不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呢？

大资产阶级的产品不愁销路，在萨伊和李嘉图的理论中，发展生产就是最高的目标。小资产阶的产品经常卖不出去，在西斯蒙第的理论中，满足社会个人消费需求是最高目标。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和工人的经济地位最接近：本来就处于社会金字塔中相去不远的位置，而且随着大资本的压榨，两者经济地位不断靠拢。所以，西斯蒙第的理论对大资本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也就毫不留情。西斯蒙第猛烈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矛盾：小企业的没落、农村人口不得不外流、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工人贫困化、机器驱逐工人、大规模的失业、以及社会的阶级对立、生活不安和无政府状态。这些都是大资本惹的祸。大资产阶级掌权的社会，矛盾一大堆，而且不断激化，大多数人都不幸福，要那么高的产能有什么用呢？这些其实也是卢瑟想说的话。

既然经济危机是大资本惹的祸，治疗经济危机就要制约大资本。但是，自由交易的市场之中，小资本肯定是斗不过大资本的。为了制约大资本，必须有第三方势力的介入，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在西斯蒙第看来政府要保护居民摆脱竞争的后果，国家要调节经济生活，立法者必须使穷人获得某种不受普遍竞争影响的保障。每个人的行动都企图加快机器运动，政府的职责则是延缓这种运动，调节这种运动。

西斯蒙第希望把城乡中的资本主义企业都分散成为数众多的小农场和小作坊。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他要求法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实行“完全合理的裁判”，要求法律促进遗产的分散，保证工人能够分享利润。西斯蒙第认为，这样一来私人利益就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由私人利益而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就可以得到弥补。

西斯蒙第的方案可行性，值得商榷。在人人追求私利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如果给予政府干预经济的无上的权力，那么政府的退化是无法避免的。什么叫“完全合理的裁判”？“合理”两个字本身就没有明确的定义。伸缩的弹性完全掌握在立法和司法者的手中，这就使他们拥有了经济主导权。掌握了经济主导权的人，是否一定会照顾底层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个未知数。小资产阶级过分倚赖官僚，结果很可能出现哈耶克所警告的通往奴役之路。德国纳粹党是在垄断资产阶级默许下，由小资产阶级推上台的。上台后的纳粹党除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戈林那样的高层的利益外，较多地照顾了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对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顾及却很少。实际上，大资本和官僚都可能压制小资本，不论哪一方获得优势，都不是小资本的福气。

其次，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真的按照西斯蒙第的想法采取了经济和政治手段削弱了本国的大资本。那么，本国的产品与其它国家的产品在竞争过程中，就难免处于劣势。如果没有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商品进出口完全自由的话，这种削弱本国大资本的政策的最大受益方，很可能是外国大资本。

再次，西斯蒙第希望资本主义经济退回到小生产所有制的时代，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工业化的生产需要现代化机械和复杂的工艺，显然不可能拆散为若干环节，在一家一户的小作坊中完成。纺织业也许可以一家几台纺纱机或织布机，但是冶金化工这样的重工业很显然不可能一家几台高炉。何况，手工纺纱机和织布机的生产效率完全不能和现代化纺织机械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核心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用退回到手工作坊的时代，抑制生产力的方式克服经济危机，是削足适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按照小资的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本身有问题，而是大资本的经营方式有问题。所以，只要消灭、制约大资本，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小资产阶级希望资本主义停留在初期阶段，没有严重的贫富差距，没有你死我活的竞争。但是，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先是贫富分化，然后大资本消灭小资本就是必然的规律。自由市场加私有产权，只要一代人，就能在社会上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能力的竞争，最多在一代人之间发挥作用，一代人之后资产确立统治地位，竞争就死掉了。如果让政府制约大资本，又难免陷入官僚独大的情况。这种情况，如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社会，很可能更糟糕。如果强行退回到手工工场阶段，又意味着生产力的大规模倒退。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意味着本国有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经济殖民地。

工业化的时代让小资破产，所以小资提出要退回到工业化之前手工生产的时代。当时的小资希望由某一权威创造这样的安宁和谐的社会，他们的想法浪漫而美好，却不易实现。

MRAnderson

第三章  故事的主角：（资产的属性）
卢瑟经济学（3.1）——故事的主角（暴力的兄弟）：（资产与暴力的关系）

“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最好是利用他们硬性规定的法律，使他们凭暴力得到的那些原始权利获得某种社会稳定性。于是哲学家出面论证，说这些法律已得到人类的公认。”——马克思

阶级社会从来没有普世价值，只有普世规律。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其他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阶级社会的普世规律。

占有的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依靠暴力，一种依靠产权。

看过《投名状》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庞青云的手下高呼：“抢钱！抢粮！抢娘们！”这个是最赤裸裸的口号。刨除最后一项，前两项直接抢夺剩余产品。有的朋友说，他看到的版本的口号是“抢钱！抢粮！抢地盘！”这个是和谐版。不过这个口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抢劫的范围更广，后面分析。

抢只能是针对敌占区的行为。小规模的是黑社会，骚扰周围地区，收保护费。大规模的是少数民族骑兵，骚扰中原。所到之处，钱、粮、娘们一扫光。中原地区，最后一次这样大规模的劫掠行为，是日本鬼子的“杀光、烧光、抢光”。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坐天下。否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没完没了的起义，镇压成本太高。连日本鬼子也感叹，华北的治安问题从来没有解决。所谓治安稳定地区，不过是交通线沿线几里以内。日本鬼子搞宣抚，宣抚也没用，只要不能改变这样赤裸裸的暴力，中国人的反抗必然此起彼伏。

于是就要把依靠暴力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行为规范化，不那么暴力。这就是阶级社会税收的来历。

尽管暴力退出前台，隐藏起来，但是阶级社会的税收，仍然具有暴力的属性。比如中世纪欧洲征收的十一税，名义上是教徒自愿的，用于供养僧侣，完成各种宗教活动。既然信教，就应该尽教徒的义务，天经地义。不过，当时在欧洲，异教徒虽然不会被要求征税，却要被送到宗教裁判所。所以，是缴十一税，还是火刑柱，自己选择。

有暴力作后盾的税收，很容易失去上限，最终失控。所以，现在世界主要国家的税收都经过议会的终审，而不能行政部门自行决定。林肯当年为了支持南北战争，开征直接税，美国有人提出来这样做违宪，就是这个道理。

依靠暴力获得剩余价值属于政治研究的范畴，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提及这部分内容，主要是与靠产获得剩余价值做对比。如果说依靠暴力获得剩余价值是抢劫，那么依靠财产获得就是盗窃。

这里的产，与财产属于两个范畴。这里提到的产，不是个人家庭的电视、电脑、汽车、住房，而是用于获得剩余价值依据的物化的媒介。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产品属于个人无非两个用途，消费或再生产。属于个人的产品，都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但是这些产品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不能作为分配依据的财产，不算产。比如个人家庭的电视、电脑、住房以及部分存款。通俗而不太严格地讲，产是可以不断越来越多，可以“用钱生钱”的财产。绝大多数人的财产只能贬值，没有这样的功能。包括各种投资者，他们手中拥有的各种证券也未必能成为产。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中小投资者都是给庄家送钱的人。

在奴隶社会，主要的产，就是奴隶个人。到封建社会，主要的产，是土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可以在市场购买，都可能成为产。金钱可以买到一切，金钱就是最主要的产，可以化身为不同的具体形态，比如设备、土地、证券等等。

社会主要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产过程中，究竟什么成为产。成为产，必须是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而且是好控制的。缺少这两个特点则无法稳定地榨取剩余价值，也就不能成为产。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农业为主的社会，人加土地，产生出农产品。奴隶社会时期，人口数量有限，大量土地处于荒芜状态。这时控制土地不现实，必须控制奴隶人身自由，才能保证获得剩余价值。到封建社会，大量的土地已经被开垦出来，没有开垦的残余地块很少。这时，给予农民一定自由，由控制人身自由，改为控制土地，既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产量，也可以减少监工成本。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把孩子他妈妈攥在手里，孩子还能跑了不成？

美国建国初期，农业为主，西部地广人稀的时代，虽然美国人追求民主，但是民主的光芒却普照不到黑奴和白人契约奴身上。如果那时美国农场主给黑人自由，那么黑人十有八九不会在农场当佃农，而是会去西部开荒。——有大量荒地的时期，谁也不会主动去当佃户的，除非此人智商有问题。与之类似，随着俄国疆土扩张，大量可以自由迁徙的农民被剥夺迁徙的自由，自由农民沦为农奴。

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原地区与北部游牧民族之间不同的社会对比。北部地广人稀，稳拿如果给卢瑟自由，那么多数牧民都会选择自己生活，而不会继续向统治阶级提供剩余价值。反之，如果他们进入中原地区，那么奴隶制控制人身自由的低下的生产模式必然改变为控制土地的生产模式。奴隶主必须进化为地主。如果奴隶主坚持落后的生产模式，那么必然被地主所淘汰。

所以，利用产榨取剩余价值是阶级社会的普世规律，具体方式根据生产力发展情况，各有差别。

资产阶级推翻大地主阶级以后，各种生产资料都可以在市场获得。这个时候，任何生产资料都可以成为产，或者说资本。与十指不沾泥、除了吃喝玩乐和权谋，对其他知之甚少的奴隶主或地主不同，早期的资产阶级是生产的组织者，甚至是参与者。与奴隶主和大地主相比，资本家的地位是最不稳固的。

获得产进而不劳而获，是一个靠暴力得天下，靠仁义道德做天下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强盗进化为稳拿的过程。当然暴力仍然是存在的，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隐藏在幕后。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获得的生活地位。”只要这个条件能维持，暴力就不必登场，一旦这个条件受到威胁，就由暴力登场否决任何潜在威胁。

产的获得，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勤劳、善良、节俭无关。稳拿的前身，大多数都是强盗：奴隶社会最初的奴隶多来自战争，是战俘或者他们的后代。在封建社会，大地主阶级主要依靠战争或权力获得田产。刘备入川，忙着分给各位将领良田美宅。满洲人入关，各旗跑马圈地。有兴趣还可以看看，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争地。

从发财的角度看，“抢钱、抢粮、抢娘们”，不如“抢钱、抢粮、抢地盘”。因为地盘是产，有了地盘什么都有了。不过，在天下大乱的时期，暴力分裂成若干派，社会动荡，产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抢娘们更实用。

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样是血淋淋的。统治阶级会不断提高榨取剩余价值的量，农民丰收，地主就会提高地租。靠个人节俭，不可能积累出足够的资本。何况，即使积累了一定财产，这些财产也不足以支配其他人的劳动，这些财产不能进化为产。勤劳、善良、节俭并不是少数人才有的珍稀美德，所以靠勤劳善良节俭积累远远超过多数人财产水平是不可能的。贩运奴隶，掠夺殖民地，对殖民地搞种族灭绝，贩运鸦片，坑蒙拐骗，杀人越货，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什么事情都能做，包括冒上断头台的风险。所以，马克思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强盗劫掠以后，获得了足够的产，有了不劳而获的依据，就要考虑洗手不干。于是有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此强盗变成了绅士。所以，今天看到发达国家文质彬彬的时候，不要忘记顺便看看他们的祖先当年的文治武功。如此便能更全面地看待他们的发家史，而不必相信龙子太郎之类的鬼话。如此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保护私有产权加自由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

MRAnderson

卢瑟经济学（3.3）——故事的主角（帕累托最优）：（资产运动的极限状态）

“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恩格斯

下面介绍主角的舞台，市场。

某甲种玉米，某乙种花生。某甲用自己吃不了的玉米，在市场上换某乙吃不了的花生。于是两个人都能吃到玉米和花生，都觉得特幸福。这就是稳拿经济学描绘的市场。对市场中最重要的商品——劳动力，只字不提。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并没成为商品，小农到这样的市场互通有无。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市场也就成为劳动力最主要的集散地，怎么能不提劳动力这种商品呢？

劳动力成为商品，市场就不再是小农彼此之间用吃不了的农产品互通有无，而是一部分人提供劳动力，一部分人控制产。最终社会总产品在劳动力所有者和有产者之间分配。劳动力和产之间的分配比率不仅决定不同社会成员现时的生活水平，而且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命运。因为在私有产权所有制下，产是可以不断自我增殖的。这种增殖可以影响未来的分配关系。换句话说，随着产的增殖，产有自我强化的趋势。这种强化的极限，就是帕累托最优。

稳拿经济学追求帕累托最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资源得到最有效地利用，紧缺资源获得最大价值。稳拿经济学认为，自由的市场，最终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在市场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

自由市场会导致帕累托最优，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帕累托最优，却未必是多数人之福——既不是卢瑟之福，也不是稳拿之福。不断交易的结果可能导致社会产品总量的增加（或缩减），也可能导致社会总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份额的再调整。如果社会总产品的大饼增大，自然容易出现皆大欢喜的局面。如果是社会总产品分配份额的再调整则很容易出现一部分人份额增长，另一部分人份额下降的情况。这时，如果社会总产品的增长没有达到相应的幅度，那么份额下降的那部分人获得的产品总量必然缩减。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这部分人获得的产品总量下降了，还符合帕累托最优？或者说他们的境况还会变好？

这就涉及怎么评价处境，不同的经济理论有不同的标准。或者说，不同经济学的尺子不同。

稳拿经济学提出只要交易就能改善全社会的福利，只要双方是自愿交易就是对双方有利的事情。不然，为什么能成交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两个经济学家吃狗屎的故事。两个经济学家各吃一堆狗屎，于是按照稳拿经济学定义，为全社会增加了一亿元的福利。

卢瑟经济学认为改善福利的过程复杂得多。价值来自生产劳动，市场并不创造价值。个人也许可以通过炒房子炒地皮获得极大的收益，但是社会总体生活不会改善，因为总消费品的量无论是产量，还是销售量并没增加。如果我们把社会总产品看作一块大饼的话，那么全社会多数人能分到的大饼的量更多，可能由于两个原因：第一、大饼更大；第二、多数人有权获得的大饼的比例更高。

稳拿经济学中评价福利的尺度是成交与否，只要成交就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卢瑟经济学中评价福利的尺度则是最终获得的产品总量，某人获得的产品总量减少了，他的福利就下降了。因为稳拿经济学和卢瑟经济学衡量社会福利的尺度是不同的，所以卢瑟经济学描述的某些人获利某些人吃亏的局面，完全可以在稳拿经济学中被描述成皆大欢喜的局面。

亚当斯密提出，个人满足私欲的活动将促进社会福利，只要自由放任，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最终就将实现全社会的富足。科斯提出只要产权明晰，把一切交给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然后就能建立安宁祥和的社会，一切都会万事大吉。

在斯密的时代，正是大饼迅猛变大的时代，自然容易出现皆大欢喜的局面。那时资本主义刚刚登场不久，每一个资本家的资本量都很小，社会中还有大量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正在经历第一次产业革命，从手工作坊向大工厂过渡，劳动者还有当小老板或者当雇佣工人的选择。那时对产来说最有效率的自我增殖的手段是发展生产，资本主义相对封建残余极大推动生产力发展，所以这样说并不为过。经过二百多年以后，到今天还这样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胡说（扯淡）了。

我们在前面一小节分析过，产是极度自私的，对自身的利益看得很清楚，只为自我增殖运动。所以，个人则不在乎大饼是否更大，只要自己能吃到更多就行。与个人分到的大饼份的量更多，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完全可能存在大饼整体萎缩，大家吃得越来越少，某些个体却吃得越来越多的情况。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一点的话，可以参考囤积居奇、倒买倒卖，这种很常见的行为。从个人来讲，创造围城中的面包可以创造最大价值。从全城来讲，这样的行为很显然并不能让多数人吃得更好。事实上，大多数人必然会吃得更糟。

改善所有人的福利并不是市场可以确定效应，市场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效应是马太效应，简单地说，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越有钱的人越容易赚钱，钱具有自我聚集的能力。相比之下，穷人则愈来愈穷，糊口都难。

只要交易就存在马太效应，就能改善稳拿的福利。是否改善全社会的福利，则不得而知。是否改善卢瑟的，更不得而知。 使一方致富未必会使整体致富。实际上，一方的在交易中占便宜之后，必然会收购产权，通过控制产，不断抑制另一方。

如果承认市场是交易，那么就应该知道所谓的自由交易未必平等，就要考虑到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影响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因素，第一是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第二是对成交的渴望程度，第三是替代交易是否可行。一无所有的卢瑟，除了劳动力没有可以卖的东西，竞争者数量众多，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就没有晚饭，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自然不可能有很强的讨教还价的能力。

稳拿的解释是双方信息决定市场价格。双方都认为一支钢笔应该价值10元钱，钢笔就以10元钱成交。问题是，如果两者对同一样商品的评价不同会怎样呢？比如，地主认为农民的劳动就值这点钱，自己的土地更值钱，农民为了糊口只能接受这点钱。虽然农民对自己劳动的主观评价很高，未必能实现交易的价格。农民觉得自己的劳动不止这点钱，可是糊口要紧。反过来，如果地主觉得交易对自己不利，完全可以放弃交易，让农民无地可种。饿死或者接受地主提出的租子，只有两种选择。农民是自愿的，也是无奈的。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想过难关，就要向地主借粮，或者廉价出售自己有限的土地。这个时候，则是眼下的粮食值钱，未来的粮食、土地不值钱了。农民可以觉得自己的土地比地主粮食更值钱，可以不向地主借粮，不过农民肯定比地主先饿死。

主观的估价必然屈从于客观的实力对比。农民不比地主傻，也知道丰年谷贱，灾年地贱，又能怎样？不论哪种情况，只要不想饿死，就要接受地主提供的价格，或者其它极其苛刻的条件。平时提高租子囤积粮食，灾荒时用粮食廉价收购土地，这是中小地主常用的手段。他们拥有的产，给他们躲闪腾挪的空间，而农民则只有接受他们提出的价格。相比地主，农民在丰年收获的粮食越多，在灾年他们的地位越不利。丰收会提高地主的地租水平，也会使地主有更多的粮食收购农民的土地。农民的地位不断下降：丰收时地主租子大幅度增加，农民的生活改善有限；歉收时为了糊口，不得不出售自有田产，或者向地主借高利贷。农民和地主都知道当地主有利，问题是农民当不了地主。用信息不对称掩盖交易的不平等，是稳拿经济学骗人的把戏。

自由的市场最终会造成财产的高度集中，拥有这些产的稳拿对社会总产品有极大的分配权。数量众多的卢瑟，却只有极其有限的分配权。最终的趋势，一面是小地主变中地主，中地主变大地主（小地主遇到比自己更大的地主以前会不断扩张自己的土地，直到遇到比自己更强的大地主，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后面会谈到）；另一面则是自耕农不断丧失土地逐渐变贫农，贫农变佃农、雇农。

这是很典型的马太效应。

交易规则由产制订，劳动力只有接受的自由。产的目标是不断增殖，劳动力不能承受不能成交的结果，那么最终的结果自然是产在自由的交易之中不断增殖。

这是马太效应的原因。

相比农民，工人的处境更加不利。因为农民在正常年景有机会自给自足，避免与地主打交道。只要不与地主打交道，就可以避免对自己不利的交易。工人则不同，他们必须每时每刻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否则随时挨饿。明知交易对自己不利，但是不得不进行交易。

这也是《资本论》想说明的事情之一：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的资产越多，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差距不断拉大，最终成为资本的奴隶：死劳动（工人以前创造的剩余价值）牢牢抓住活劳动（工人）。

掌权的阶级必然会把对自己最有利的经济模式解释为有效率的。稳拿经济学追求的是帕累托最优，其实就是产在社会总产品这块大饼之中获得最大份额。帕累托最优保证的是稀缺资源获得最充分利用，换句话说，就是产在总分配中获得最大价值。这是因为市场中稀缺的永远是产，而不是劳动力。（具体原因，后面会谈。）

从另一个角度看，产和劳动力在市场成为交易中对立的双方，产支付劳动力工资，获得剩余价值。劳动创造的价值分为两部分，劳动力获得工资，产获得剩余价值（或者，地主获得地租，农民获得余下的粮食）。如果劳动创造的价值（也就是社会总大饼）固定，那么产和劳动力之间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意味着，产获得最大幅度的利用的时候，也就是产获得最大收益的时候，稳拿拿得最稳。换句话说，就是工资被压到最低的时候。这时，卢瑟输得一干二净，往往酝酿社会矛盾极度尖锐对立。

一块大饼，在各个阶级之间分割。不伤害某一方，不能改善其他人的境遇，就算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点是图穷匕见的点，农民如果想活命就要铤而走险，彻底否认私有产权以及建立在产权之上的契约关系。在达到这个点之前的每一步，如果按照卢瑟经济学，农民的利益都是被损害的；如果按照稳拿的经济学，都可以看成都是改善的。因为稳拿经济学的价值是建立在主观评价基础上，只要把农民的行为解释为一种利益的评价高于另一种利益的评价就可以。比如，丰年地主提高地租获得丰收的大部分。这可以解释为农民更渴望获得土地承租权，主动放弃增收的大部分。或者说，在农民觉得承租权比占有丰收的粮食更重要。农民如果坚持获得丰收的粮食的大部分，地主就可以选择收回土地。对农民来说，放弃丰收大部分成果，总比没有地可种好。灾年地主廉价收购农民土地，这个可以解释为在农民看来，眼前的粮食比自己土地的所有权更重要。农民如果坚持按照正常年景的价格出售土地，地主就可以不用粮食换土地。对农民来说，有粮食度过青黄不接，总比饿死强。每次交易，只要是自愿的，就是改善生活。交易总是改善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把农民逼上绝路。

所以，每次天下大乱以前，社会都处于或接近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不伤害地主的利益，农民就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就要死于饥寒交迫——这时农民就不再尊重市场交易规则，采用暴力推翻产的权威。

以后，谁再说只要发挥明确产权和自由市场，就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就是全社会之福。大可告诉他，历史上每次农民战争之前，都是帕累托最优。这样的情况在正常的时期也许能维持，但是一旦遭遇天灾人祸，比如明朝末年的满洲入侵和气候异常，农民的份额就不足糊口了。这时就面临三个选择：地主阶级自动牺牲一部分大饼让给农民，农民自己饿死，农民铤而走险。如果地主阶级不能选择第一种的话，往往就要面临第三种结局：不伤害地主阶级，农民活不下去——不会有人选择主动饿死。所以，帕累托最优未必是多数人之福。

从前文产的追求中就可以看出，产为了自我增殖不择手段。所以自由市场下，看不见的手可能提供的东西有很多，能确定的却只有马太效应。而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也是马太效应发挥到极致的状态。这是产不断自我增殖的必然结果。

下一小节我们将看看产怎样让交易符合自我增殖的目的。

MRAnderson

wjg86202663 发表于 2013-5-20 02:06
对你的转移价值说法有点困惑，是什么转移了价值，是不是劳动？

小麦有价值，面包也有价值，面包的价值包含小麦的价值，或者说小麦的价值转移到面包中。棉花有价值，棉布有价值，衬衫也有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类似。拖拉机有价值，柴油有价值，化肥有价值，农药有价值，小麦和棉花也有价值，这是更复杂的价值转移关系。

转移价值的是生产过程。

MRAnderson

卢瑟经济学（3.4）——故事的主角（多收了三五斗）：（资产优势在博弈中的趋利避害功能）

“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来消灭这种竞争，而资产阶级则疯狂地向这些工会进攻，工会每受到一次打击他们都拍手称快。……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者——他的‘天然的长上’——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就是如此。要是所有的无产者都一致宣布，他们宁肯饿死也不给资产阶级工作，那末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垄断。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未必能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到底还进行得不坏的原因。”——恩格斯

对于除了劳动力（有时还有为了活下去而欠下的债务）一无所有的卢瑟来说，一切经济行为的起点首先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如果不接受稳拿的苛刻的条件拒绝成交，就意味着自动弃权参与经济循环。后面的一切，甚至包括购买最低限额的口粮都无从谈起。“我是讲道理的人。”这是教父的口头禅。不过，教父给人讲道理的时候，喜欢用枪顶住对方的脑袋。所以，对方一般都会听从他的建议。卢瑟的处境类似，不听资产者的话，不接受“公道的”条件就要准备饿死。阶级社会之中，不存在普遍的公道，所以这种“公道的”条件，究竟公道不公道，自然就只有天知道了。

言归正传。

阅读本段之前，请重新阅读叶圣陶老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小说很简单：第一年，农民水灾歉收，结果赔钱。第二年，农民丰收，结果还是赔钱。

小说之中，农民是卢瑟，米行是稳拿。无论丰收、歉收，农民都赔钱，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把社会总产品看成一块大饼，每个人分配的份额并不与他的贡献有关，而与他掌握的要素的紧缺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稀缺的是产。所以，产越多，分到的份额就越多。分到的份额越多，产积累越快，便有更大的机会在下一张大饼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想发财就要掌握围城中的面包。一块普通的面包，如果放到围成中，就可以获得任何想要的物品。想活下去，就要想办法成交，就要满足面包房主要价。这就是自由市场内发财的核心思路。

回到小说之中，所有的产品就是农民的大米。糙米收购价五块，零售可以买到十五块。农民和米行的分配，是农民三分之一，米行三分之二。按照本文的说法，米行创造了围城中的面包，农民只好老老实实就范。

首先看围城，当地只有一家米行，即万盛米行。这本身就是天然的围城。附近还有一家米行，在范墓。但是去范墓要经过两个局子，农民没有现钱缴付过局子的厘金。相比没有组织的农民，米行之间则同行公议，形成攻守同盟，“这几天都是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之间避免竞争，巩固围城。这两点一确立，米行已经具有稳固的优势。

因为有这样的优势，所以当农民嫌米行的收购价太低时，米行的先生直接教训农民：“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渴望成交的，不是围城中的面包房主，而是嗷嗷待哺的大众。所以，尽管米行的价格低到让农民赔本，但是农民也要接受这个价格：“怎么能够不粜呢？田主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了雇帮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农民身负债务，必须尽快出手大米换取现金。

于是，交易价格由米行说了算。

所以，这种交易对农民是稳输，对米行是稳赢：“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粟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 ”

市场交易看起来很公平，只要想法设法让自己提供其他人提供不了的东西就可以了。实际上却并不那么简单。市场中，短缺的要素永远是产，即稳拿用于压榨卢瑟的财物。在《多收了三五斗》中，就是米行手里的现钞。米行有现钞，可以在农民需要现钞的时候，廉价收购大米，反手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高价出售大米，谋取惊人的暴利。利用富裕的财物，打一个时间差。所以，农民说：“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嘴唇皮一动，说‘五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

市场神话的骗局之一，就是大家都能随便改行。市场理论中存在一个假设，某种资源稀缺的时候，人们就投资某种资源。提高这种资源的供应，这种资源的价格就会下降。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这种情况，只能是在同类人群之间存在。 绝大多数东西都可以买到，所以制约最大的就是产。种土豆的可以改行种山药。但是，农民和地主能随便互换职业吗？工人和资本家呢？如果人类社会是金字塔的话，只有同级之间才能有这样的事情。比如种土豆的农民改行种山药，生产汽车的企业投资生产拖拉机，生产汽油机的企业改行生产柴油机。粮农可以改行当菜农，却不可能改行当地主或者面包店老板。因为他拿不出本钱去买地、开店。所以，自由改变供应，提供紧缺物资，只能是书面的说法。现实中，只能在社会同类的等级中自有转换。农民可能比地主还善于经营，工人可能比资本家还有头脑，但是却没有对应的产，必定一无所成。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市场神话的骗局之二，是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成交或不成交——既然于自己不利就不成交，那么成交必然是对双方有利的事情。事实上，这种选择权只在稳拿一方。多数人进入市场，决不是有吃不了的粮食需要交换，而是不卖出自己的劳动力就无法糊口，或者不卖出自己的产品就无法完税、偿还债务（比如要粜米的农民）。他们的交易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得不成交，不成交便无法糊口或者面对虎狼一样的税吏和债主，不成交就是饿死、坐牢、吃官司。在米行和农民的例子之中，米行可以不成交，但是农民不能不成交。因为农民为了谋生已经负债累累。对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来说，他们被剥夺了土地和生产工具，已经彻底丧失了独立劳动的可能，不成交就是饿死，最不利的成交也胜过饿死。所以，他们往往不得不接受稳拿开出的最不利的条件。

绝大多数人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利的交易地位无法改变，不能从提供劳动力，转移到提供产。他们也不能拒绝成交，不能拒绝最苛刻的成交条件。所以，最终的成交结果自然由对方说了算。他们数量众多、必须成交、没有选择，他们进入市场的那一刻就注定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他们的分到的大饼，绝大多数情况下，勉强糊口。即使偶有剩余，也和其他劳动者的水平相差不多，根本没有能力成为侵吞其他人的劳动的依据。

稳拿经济学认为只要是交易就是对双方有利的，不良影响来自外部性，可以通过交易弥补。或者来自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增加交易双方信息透明度弥补。实际上，在农民和米行的交易中，我们可以看到，米行和农民都充分了解米价的变化、大米的产量、大米的供应量以及米行分布，最终农民还是吃亏。所以，即使在信息对称的交易内部，不涉及任何外部性，米行还是可以充分趋利避害，占尽农民的便宜。

产的来源，第一个是原始积累，第二个是积聚，第三个是集中。后两个都需要有第一桶金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第三种方式是产之间的彼此侵吞，后面会谈，说说前两种。原始积累如同获得种子，资本积聚就是用这个种子不断吸收卢瑟的劳动，做大产。也就是说，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需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原始积累。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中大奖，捡钱包，发明永动机。如果不能中大奖，捡钱包或者有爱迪生那样的能力，就需要暴力或者提供围城中的面包。比如《教父》中的考里昂老头子，卖橄榄油。当然，也可以来自政府的暴力，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建立的大型垄断企业，靠财政直接支持。或者，政府暴力和私人暴力，两者兼而有之，比如上海滩的杜老板作毒品生意，本人手下有一群兄弟，还是官方禁毒委员会的成员。提供围城中的面包对大多数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人的劳动几乎是同质，拥有的资源也有限。他们能提供的生产要素种类很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他们的竞争对手是数以亿计。能提供的东西，决定分配，所以在分配中卢瑟没有任何优势确保自己成为围城中的面包的提供者。

第二步，是在交易中剥削卢瑟。只要不断费厄泼赖，正常交易，产就可以逐步把卢瑟榨干净。农民多收三五斗，米行把油水一股脑吞了去。农民收得越多，卖粮的价钱越便宜。米店收米的价格越便宜，越有资格在来年六月卖十五块。

相比之下，农民有的粜了自己吃的米，卖了可怜的耕牛，或者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缴租，或者沉湎于赌场，希望能有意外的好运，或者去逃荒。不论哪种选择，农民在下一次交易中的地位，相比这次，更加下降了。

一个人辛辛苦苦工作，为什么这么穷？很简单，因为大多数卢瑟都辛辛苦苦工作。地主的儿子与佃户的儿子之间相差的绝不是工作的辛苦程度，而是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小佃户只有自己的劳动，只有通过各种手段让自己的劳动变得相对稀缺，别人种玉米的时候，他偷着种大烟。如果大家都种大烟，那么他又没有优势了。除此以外只能依靠中彩票那样的运气。相比之下，地主的儿子只要不太愚笨，就具有极大的先天优势。

有些人说年轻人不努力，所以受穷。其实，富裕的也未必努力，年轻人受穷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掌握的资源只有他们自己的劳动力，而劳动力并不紧缺。物以稀为贵，所有健康的适龄人口都拥有劳动力，劳动力自然贵不了。

现实中，分配中绝大多数的优势都可以归结为产的优势。比如，前面提到的农民和米行的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再如，甲地丰收，乙地歉收，两地粮食价格相差悬殊。但是农民却没有能力长途贩运，只有拥有相应产，能利用交通工具的人才可能获利。所以，农产品涨价，获利得未必是农民。

卢瑟经济地位的下降，绝不是某一行业的下降，而是全面的下降。劳动力对产的交易的劣势，必然随着卢瑟不断改行而扩散到几乎所有的行业中去。《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农民商量改行，比如出去逃荒，比如去上海做工。结论都是还不如种田。

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拥有足够的产，就拥有足够的能力创造围城中的面包。只要能创造围成中的面包，理论上就可以获得大饼的任何比例，只要把城修得足够严紧，面包足够紧缺，然后给城里人留一口饿不死的面包就可以了。所以，如果面包房主夸口他能创造多少价值，大可一笑置之。

靠产分配的稳拿是稀缺的，靠力分配的卢瑟是过剩的。实际上，只要进入市场经济，就难以保证按劳分配。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随着马太效应发挥作用，劳动力（愿意而且只能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是越来越充裕的，而产（拥有足够资产的人）是越来越稀缺的。如果承认按要素分配，那么提供劳动力的卢瑟就注定只能分到很小的部分，这一部分仅仅够他糊口，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而已。

只要在市场经济之中自由交易，劳动力就必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卢瑟并不愚蠢，却只能眼睁睁地接受稳拿这样的剥夺。

少数卢瑟希望联合起来，增强卢瑟的博弈能力。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建立工会或农会。对于稳拿来讲，这是决不能允许的。禁止组建工会、农会，拉拢腐蚀或者逮捕工会、农会骨干，建立黄色工会，也就是各种常用的手段了。正是卢瑟之间的激烈竞争，才有利于稳拿的统治。“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稳拿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事实上，尽管美国一直宣传政治自由，但是建立工会的自由直到罗斯福时代才正式确立。

劳动力为了一点可怜的口粮彼此之间鹬蚌相争，你死我活。产不断压低工资，转嫁损失，坐享渔翁之利。从个体看，比较能干的劳动力确实能比同行获得更高的收入。从整体看，这些能干的劳动力不过是压低了同行的工资标准。甲劳动力能干两个人的活，产绝不会给他双倍的工资，而是会以他的产量为标准制订绩效工资，提高其他人的劳动强度。稳拿控制了产，卢瑟永世不得翻身。对劳动力来说，勤奋是活下去的必要条件，但是勤奋并不能改变整体的命运。

MRAnderson

卢瑟经济学（3.5）——故事的主角（通天塔）：（财富集中与社会分化）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共产党宣言》

“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马克思

如果我们承认交易双方的收益与风险关系并没有固定的比例关系，强势一方有能力趋利避害，弱势一方只能接受结果，就不难推导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分层的结论。这种分层不仅仅存在于劳动力和产之间，也存在于产之间，分层的依据就是产的大小，也就是资本量。

霸王龙的食谱很宽，不仅仅包括各种其他种类的恐龙，也包括同类。产也不会放过同类。

交易中不断侵夺对方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产与劳动力之间，也存在于产之间。产的形成，第一是原始积累；第二是榨取劳动力；第三是资本之间彼此的吞噬。对个体资本的增殖来说，资本间的彼此吞噬比积累还有效。

同行之间，占领对方公司的市场，窃取对方的商业机密，挖对方公司的墙角，提前垄断紧缺的原材料，压低产品成本和价格，最终达到挤垮、吞并同行的目的，这是每个公司高管都在考虑，都在提防的事情。这种争斗胜负的关键是资本量，也就是产的大小。这就如同，兵力永远是军事斗争最关键的决定因素。大名之间的战争只要看看彼此封地的石高，就会大致知道彼此兵力对比，也可以估计胜负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是大地主吞并小地主。现在背景下的例子，比如银行之间，大银行拥有网点优势，就可以对小银行的跨行收费采取高标准，封杀小银行的客户。小银行则针锋相对，降低各种服务的手续费，甚至免费，挽留客户。为了生存，小银行主动让出了一部分大饼。

卢瑟竞争，稳拿得利；小稳竞争，大稳得利。小稳与大稳之间的关系，就是劳动力与产之间的关系的翻版：小稳为了一点可怜的利润你死我活，彼此之间鹬蚌相争。大稳坐享渔翁之利，不断压低上下游利润，转嫁损失。从个体看，比较能干的小稳确实能比同行获得更高的收入。从整体看，这些能干的小稳不过是压低了同行间成品的报价，提高了同行间原料的进价，或者接受大稳更苛刻的供销或贷款条件。大稳控制核心资源，小稳永世不得翻身。对小稳来说，勤奋和精明是活下去的必要条件，但是勤奋和精明并不能改变整体的命运。

需要牢记的是，马太效应无所不在。

《多收了三五斗》之中，不能不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成交的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劳动力与产之间，也存在于产的内部。简单地说，小产往往不得不按照大产提出的条件成交。

前一节我们分析了农民与地主的例子，米行先生训斥农民：“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由于占据博弈优势，米行先生直接否决了农民提出的交易条件。

这一节不妨把视野转变一下。如果要粜米的不是农民而是大地主会如何呢？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大地主不会去米行的，而是米行先生来大地主家。米行先生满脸堆笑，大地主闭目养神，地主管家开口：“糙米十块，谷八块。”。米行先生大惊：“这么贵！”管家训斥先生：“你们万盛米行嫌价钱贵，不要买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不缺钱，有的是大米，不卖你们，有别人的好卖。你们看，范墓米行的人也来了，城里的米行也来人买米了。”这次轮到大地主的管家否决米行先生提出的成交条件了。

怎么能够不买呢？米行的铺面的店租是要缴的，钱庄的借款是要还的。为了打点应酬各种官长，借下的债是要还的，米行上下的员工的工资是要开的。不买米，米行没有米卖，这些钱从哪里来？米行先生只好央求管家，最后成交。大地主自始至终闭目养神，不动如山。

淡定要有淡定的资本。地主与米行之间的抢大饼游戏结果，取决于双方数量。米行多，还是地主多，决定最终哪派占上风。或者说，决定于双方拥有的产的量。拥有产的量越多的一方，便越占优势。拥有的产越多，竞争对手越少，交易对手越多，选择的余地越大，交易的灵活性越大，富裕资产越充裕，可以调动的资源越多，可以垄断稀缺商品也不必着急成交。

金瓶梅中西门庆不着急买三个川广客人的货也是这个道理。西门庆道：“你不知，贼蛮奴才，行市迟，货物没处发兑，才上门脱与人。若快时，他就张致了。满清河县，除了我家铺子大，发货多，随问多少时，不怕他不来寻我。”越是对方急于成交，越要压价，反正西门庆的铺子大，不怕对方不来找他。那三个川广客人来找西门庆的那一刻，就注定输定了。

同样的大米在不同人的手中有不同的博弈效果。在分散的农民手中和垄断一个地区的大地主手中，博弈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苏联解体之后，大量的国有资产得股权分散到民间，这些国有资产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富裕。拥有这些国有资产股权的老百姓，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晚餐在哪里。相反，少数人在政府的默许甚至是直接帮助下，利用紧俏物资和外汇廉价收购了这些国有资产之后，迅速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按照边际效用论，某种东西越多，边际效用越低。这只是书斋中的想法。现实中，单位资本的回报，往往与资本总量有正相关的关系，即随着资本总量上升而上升，下降而下降。如果，N个企业的资本量于一个企业的资本总量相当。那么这个企业的利润量要远远超过N个企业的总合。这些小企业由于彼此竞争，以及大企业的压力，必须把一部分利润主动让出来。资本量越小，竞争对手越多，选择余地越少。由于自身资本量小，选择余地小，竞争对手多，在与上下家谈判的时候，必定很被动。这时如果想成交，必须做出退让。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美国历史上，铁路公司对不同的客户采取不同的定价：铁路公司把短途运费订的很高，小农场主、小商业主和小企业家就很吃亏。相比之下，大农场主、大企业则有资格与铁路公司谈判，争取优惠的运费水平。洛克菲勒就是这样获得运费折扣的：我的石油占铁路的运力的主要部分，我可以选择火车或者管道运输，给不给我运费折扣，你看着办。

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关键看谁大。谁的产多，谁是老大。相比之下，小稳收入比大稳少，开支比大稳多，最终的趋势，必然不断不利于小稳。

产的争斗无处不在。即使同一个公司内部，产与产之间也存在剥夺与吞并的关系。不相信的话，可以看看公司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矛盾。如果认为大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照顾小股东，则未免太幼稚了。小股东的利益不过是分享大股东的残羹剩饭，而大股东为了多吃自己的大饼是会毫不犹豫侵占小股东的大饼的——只要不引起股票被抛售即可。其实，即使被抛售也无所谓。因为上市的时候，圈钱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围城之中的高价面包，对应的是全社会的大饼。所以，为了买面包，少吃大饼的不仅仅是卢瑟。其他不太稳的拿，也要牺牲一部分大饼份额。虽然他们也能吃到一部分由产获得大饼，但是相比面包房主则少得多。小资本能分到的部分，也仅仅够其资本再循环而已。只要面包足够贵，并且继续贵下去，他们与面包房主的差距不断拉大，迟早会丧失稳拿的地位，甚至成为卢瑟。他们的产则会去找自己的同类，成为面包房主的产。

当全社会利润总量下降的时候，首先吃亏的就是小资本。大资本为了减少损失就侵占上下游小资本的利润，许多小资本受到两头的挤压，利润率迅速下降。当利润率无法维持，甚至降到零的时候，小资本就快完了。最终，小资本破产，原有的资本成为其它资本的利润。

比如，许多小企业为了保持销路不得不向下游赊销，同时对上游赊购。这样虽然经手的量很大，但是利润很薄。为了保持基本的利润量，往往要申请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这样一来，维持运转对资金流动稳定性要求非常高。一旦下游赖账或者改换供货商，或者提出降价，或者上游原料企业提出更苛刻的赊购条件，或者原料涨价，或者银行不再给予流动资金支持，或者贷款利息上调，这些条件随便出现那一条，小企业就凶多吉少。出现两条或以上，基本就要准备关门。出现这些条件，往往与小企业自身的经营关系并不大。

在交易中，产越多越有利，拥有产越多的人，越有机会坐庄。而这个庄，必然是对他有利的，否则他就放弃交易。产的数量对应能调动的资源的量，如同战争中士兵的数量。最终的结果，决定权在产的数量。如同战争中兵力越多越有利一样，以少胜多的战例往往流传千古，可是流传千古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以多胜少才是常态。由于交易的主动权掌握在稳拿手中，卢瑟与稳拿之间的差距，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只能扩大，不可能缩小。小、大稳拿之间的差距亦然。国与国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关系，后面还要谈。

维持这种差距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自由市场加明晰产权。自由市场，就是大产说了算的菜市场；明晰产权，大产可以清晰地把交易的利润变成自我增殖的部分并一直保持下去。积累的利润改变博弈的力量对比，使强者获得更多的资本，弱者一无所有，于是在新一轮博弈过程中，强者的博弈优势更加稳固，而弱者则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兔子与狼共舞，不会成为狼，而是会成为狼的晚餐。对狼来说，邀请兔子一起费厄泼赖，就是最好的维护自己地位的方式。既保证自己稳拿，又显得光明正大。普通人与泰森同台竞技拳击，既是公平，也是最大的不公平。

如同卢瑟改行企图改善生活一样，小稳同样会改行。希望通过改行，退出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行业，发现未开垦的处女地。让他们失望的是，这种改行的结果，不会让他们中的多数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而是让改行能力类似的小稳获得利润率趋同。真正限制他们的，不是眼光或者管理能力，永远是资金量。这就如同，只要有霸王龙存在，哺乳类就没有出头之日。

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都能买到，钱最稀缺，钱的数量决定彼此斗争的胜负。所以，上世纪初美国权势最大的不是总统而是银行家，最有势力的地方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另一方面，如果什么都能买到，只有个别几样买不到，买不到的最稀缺。比如特种经营权，只许某人或某个特定团体经营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又缺少替代产品。如果能获得卫生纸的特许经营权，外加法律禁止人们用其他任何报纸、旧书本、挂历、砂纸（逼急了，砂纸也是刚需。如同大米白面是刚需，窝头咸菜也是，观音土也能成为刚需一样）等等非手纸类替代物如厕，并且能够有效监督执行，那么布鲁克林的小混混马上就能成为美国首富，他的公司有能力超过微软进入五百强。

截至到马克思的晚年，主要现象是资本对劳动力的压迫。截至到恩格斯晚年，增加了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最终诞生垄断资本，在某个行业之中，垄断资本最强。到列宁时代，行政权力开始和资本结合，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有国家暴力做后盾，产的量的优势便不再存在。所以，国家垄断资本是最强的。克虏伯的大炮，国家包销。两房出了问题，国家给贷款。看中伊拉克廉价的石油资源，找个理由干掉萨达姆。到今天，美国控制了世界主要经济活动，美军成为世界最强的军事力量。美国建立了超级国家资本主义。

市场是一个金字塔，每一级都有自己的平均利润率。同样是资本，塔尖吃得最多，塔底吃点残羹剩饭。随着层级的上升，产的规模不断提高，财富不断集中，人数不断下降，利润率不断提高。

高一级需要的财富总量，或者说产的总量，就是天然的门槛，这些门槛把下一级人拦截在外面，所以能维持比下一级更高的利润率。“我在经商的整个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得到足够的资本，去做我想做、有能力做而且只要有足够的钱就能做到的事情。”这是洛克菲勒说的。其实，别人不也一样受制于资本量吗？如果大家都不受制于资本，全都能拿到足够的资本，那些事情还值得做吗？或者说，还能按照预期获得足够的利润吗？谁都能拿出摆小摊的本钱，所以摆小摊的利润率如果扣除人工，考虑风险的话，基本是零。再比如个人在银行的存款，利润率是零——正常情况下，个人存款扣除通货膨胀以后，没有任何收益。因为多数人没有能力得到足够的资本，所以能够拥有足够的资本的人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引申一步，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金融界才能获得高额的利息。）

相反，如果某个新兴产业有足够高的利润率和利润总量的话，上一级的产，不会在意向下伸手，进而侵夺下一级的利润。所以，上一级可以稳定的维护更高的利润，而下一级却做不到。上一级产的增殖，相对下一级，即多且快，这又是马太效应。

最有效的对抗被吞噬的手段就是自我增殖，想方设法向上爬。资本增殖的冲动不仅仅来自贪婪，也来自岌岌可危的地位。大稳如果不想成为小稳，小稳如果不想成为卢瑟，就要不断地自我增殖。身边的例子在那里，这是警告，也是动力。

这个金字塔的收益集中在上层，损失却要下层承担。这就如同吃饭，大稳先吃，大稳吃饱喝足，打着饱嗝扶着墙出来的时候，才轮到小稳进场。小稳看看大稳吃剩的饭菜，随便划拉一口。个别身份比较高的卢瑟在收拾桌子的时候，还能吃一点稳拿没吃的鸡头或者每啃净的肉骨头。留给多数卢瑟的则只有泔水，尽管他们是做饭的人。如果某一天因为什么原因饭做少了，大多数卢瑟泔水也吃不到，只能饿肚子。

基尼指数的不断上升，是产在自由市场中不断运动的必然的结果。或者说，这个金字塔最终的趋势是越来越高，越来越细，越来越尖锐。

随着塔尖越来越高，越来越纤细，整个通天塔的结构也必然越来越脆弱。随着不太稳的拿和不太卢的瑟不断变成彻底的卢瑟，塔的结构日益脆弱：财富向塔尖移动，人员向塔底移动。随着双方财富对比日益悬殊，人力对比也必然日益悬殊。随着武器和战争技术的进化，统治者不需要很多的人力就可以控制数量庞大的被统治者。但是，任何武器的生产者和操作者都是人。如果不能确保这些暴力被稳拿所垄断的话，必然出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外壳就要炸裂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把社会人口强行分等级，贱民天生就是贱民，农夫天生就是农夫，武士天生就是武士。各个等级彼此种族隔离，严禁通婚。贱民学习武术，农夫学习读书识字，一旦被发现就要被处死。统治阶级牢牢控制暴力，被统治阶级长期处于赢弱和愚昧的状态。这样的社会是稳定而停滞的社会，只能提供劳动能力低下从事简单劳动的奴隶，不能提供有创造能力的劳动者，更不适合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人、财、物大流通的要求。一旦遇到外来侵略者的挑战，必然土崩瓦解。

于是，塔尖高耸入云，可望不可及，越发摇摇欲坠。

MRAnderson

卢瑟经济学（3.6）——故事的主角（小猪跟着大猪跑）：（大资本对中小资本行为的影响）

Choise is an illusion created between those with power and those without.选择只是强者用来欺骗弱者的谎言。——《Matrix》

打不过，就加入。——美国谚语

我们在前面看到，由于马太效应，社会最终必然出现金字塔。金字塔的下层向上层输送利润，上层向下层转移风险和损失。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既然下层成员处于不利的经济地位，他们为什么不能单干？或者说避免与上层社会成员发生这种注定不利的交易？对于无产者来说，这种交易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已经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如果想获得生活用品，就必须与资本发生交易，否则就要挨饿。那么那些小资产阶级是否可以回避这种不利的交易呢？如果他们能回避这种不利的交易，就可以不必向上转移利润，也不必承接风险。也就是说，有独立发展壮大的可能。如果这种可能存在，那么对无产者来说，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积累一点小资本，然后不断自我壮大。事实上，在封闭的体系之中，这种独立单干的选择是不存在的。选择不过是强者用来欺骗弱者的幻觉，对劳动力来说是如此，对小资本来说也是如此。

金字塔不仅仅向上吸收财富，向下转移损失和人员。如果仅仅停留在此，未免太小看这个金字塔了。金字塔的上层的行为，对下层的行为有密切的影响。既然金字塔的上层有能力决定交易的成交与否，以及双方互相交换的内容，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交易方向。引申一步，上层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让下层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多数情况下，下层经过权衡往往屈从。这种统治方式，类似资本统治劳动力，相比赤裸裸的暴力，柔和而隐性。

既然在现有交易之中越发不利，那么小资本能不能开辟新的投资项目呢？比如研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实际上，只要小资本与大资本有密切的联系，就很难这样做。小资本很难投资新项目，投资了也很难获得应有的收益。对他们而言最理智的投资方向是围绕大资本的投资方向，尝试分一杯羹或者为大资本服务，而不是自己另辟蹊径。或者说，小猪跟着大猪跑。大资本是大猪的话，小资本就是小猪。小猪是自愿跟着大猪跑的。他们明知吃亏还要这样。这是为什么？

如果不考虑技术、运气等因素，决定一项投资需要考虑两点：首先要能拿得出投资（起码要能拿出启动资金），其次销售收入要大于投资，这样才能有利润。启动资金和利润都不是确定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投资门槛越低，竞争对手越多，利润率越低；投资门槛越高，竞争对手越少，利润率越高。对小资本来讲，只能选择投资门槛低，利润低的项目。现有项目的投资门槛会随着利润的积累和资本的集中越来越高，小资本的选择越来越少。大资本则灵活得多，小资本能选择的投资项目大资本可以选，小资本不能选择的投资项目大资本也可以选。

在博弈论中，“智猪博弈”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对应的就是小资本和大资本的投资选择。假设猪圈里有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很长，一头有猪食槽，另一头安装着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按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是谁踩按钮就会首先付出2个单位的成本，若大猪先到槽边，大小猪吃到食物的收益比是9∶1；同时到槽边，收益比是7∶3；小猪先到槽边，收益比是6∶4。很显然，踩按钮付出的成本和吃到的饲料，一个是生产投资，一个是销售利润。按照博弈论假设的条件，在两头猪都有智慧的前提下，最终结果是小猪选择等待。

按照博弈的解释，在具有体型优势的大猪面前，小猪“搭便车”获得收益最高。表面上，大猪辛辛苦苦开创事业，小猪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轻松收益。现实的情况却不这么含情脉脉，与具有体型优势的大猪博弈，不是小猪吃多少的问题，而是小猪能不能存活的问题。“智猪博弈”用虚伪的假象，掩盖了大资本对小资本的残酷的压榨和无形的控制。

“智猪博弈”的例子里面的数据是精心安排的，而且本轮博弈的结果，不影响下一轮博弈的初始条件。如果换一换数据，外加本轮博弈的结果直接决定下一轮博弈的初始条件，那么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仅就数据而言至少存在四个值得推敲的地方：首先，是否所有的猪都能踩得动按钮？其次，什么是获得利润的决定因素？是距离食槽的距离，还是体型？为什么要设定为投资者比跟风者晚一步获得收益？这显然是违背常识的。再次，踩按钮的成本和收益会不会因为猪的体型不同而不同？最后，如果踩按钮的成本或收益随着猪的体型变化，会不会出现猪在某一个体型以上，获得的饲料才可能大于按钮的成本？或者说，只有资本量达到一定规模，才有收益大于投资的可能？小于这个规模，收益必然小于投资？

首先，在“智猪博弈”的例子里面，踩按钮需要2个单位的饲料成本，小猪勉强能够承担。如果这个成本需要5个单位饲料呢？小猪根本踩不动这个按钮呢？

在“智猪博弈”的例子里面，踩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饲料，如果出现的是100个单位的饲料呢？

小猪也知道只要花5个单位的成本就可能获得100个单位的收益。踩下按钮有丰厚的利润，但是小猪踩不动按钮。踩按钮成为大猪的特权。结合现实，随着资本的集中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一行业的投资门槛不断上涨，越来越多的小资本被排斥出去。少数几家企业控制某一商品生产销售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由于竞争对手的减少，这些行业的利润越来越丰厚。小资本知道这些行业利润丰厚，却无力涉足。

如果大猪不能彻底吃光饲料，剩下的渣子，便会吸引小猪跟着大猪跑。如果市场价格相同，在大资本触角无法伸到的地区，小资本作为大资本的同行可以享受大资本压榨上下游资本获得的价格优势。秃鹫没有能力猎杀野牛，但是可以跟在狮子身后吃点剩饭。毕竟，吃剩饭胜过挨饿。这也是小资本主动跟风的原因。现实之中的大资本坐庄房地产，小资本自然跟风炒二手房。或者，大资本可以让出一些鸡肋的业务，让小资本们激烈竞争。于是，小资本选择为大资本提供上下家相关服务。他们的企业能否有货源或者订单，完全仰仗上下家的大资本。

如果小猪不肯等待大猪踩按钮，而是自己踩按钮，投入了2个单位的成本以后，才发现后面还需要3个单位的成本，而小猪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拿出哪怕1个单位的成本了。这时，小猪要么前功尽弃，要么向大猪跪求3个单位的成本。既然是跪求，那么最终的分红也就要看大猪的意思了。这时，小猪急于成交，大猪自然会占尽便宜。如果跪求的小猪比较多，那么大猪的优势就更加明显。比较仁慈的大猪也许会多给小猪几个单位的饲料，比较贪婪的大猪则可能好歹给小猪1、2个单位的饲料就把小猪打发了，甚至不够小猪投入的成本。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连这1、2个单位的饲料你也拿不到。你自己看着办。这样的情况下，小猪主动踩按钮又不能到大猪的支援的结局就是找死。

权衡利弊，理性的小猪自然会选择要么挨饿，要么等大猪踩按钮之后，分一杯羹。

其次，按照“智猪博弈”的设定，主动投资的一方在分享利润的时候落后于搭车的一方。现实之中，在食槽与按钮之间并不存在长长的距离。投资方完全可以优先获得收益，并不存在大猪主动投资，小猪优先收益的可能。与“智猪博弈”的设定相反，如果小猪踩下按钮，出现了饲料大猪会毫不犹豫地拱开小猪，小猪获得的饲料够不够投入的成本都是问题。

说到底，所有的竞争都是同行之间的竞争，同行之间资本量大的一方在竞争之中具有绝对优势，甚至能赢者通吃。不论按钮是谁踩的，都会由大猪主导：大猪比小猪力气大，能把小猪拱到一边去。小猪个子太小，根本没能力挤到食槽边上，只能吃大猪吃食时溅出来的饲料。这时，小猪能否吃到饲料，完全看大猪的意思，如果大猪吃相不好，小猪就会挨饿。随着两者之间体型差距的扩大，小猪能不能活下来，越来越仰赖大猪。

只要具有体型的优势，大猪可以在小猪踩不动按钮的时候，踩下按钮获得超额收益，也可以在小猪踩下按钮之后，拱开小猪获得绝大部分的收益。只要具有压倒性的体型优势，无论踩不踩按钮，大猪都是稳赢不输的。于是，大小猪之间的体型将越来越悬殊，小猪生存将越来越难。小猪如果想分一杯羹，最后就不得不依附大猪，必须对大猪百依百顺，小猪的奔跑方向必须唯大猪的马首是瞻。

小猪之间同样存在激烈的竞争。不依赖大猪的小猪，则将受到大猪和其他众多小猪的双重打击，如果不是死掉也是苟延残喘，难以发展。小猪之间的搏杀将越来越激烈。有大猪支持的小猪，比一般的小猪有更强的希望在小猪群中胜出。小猪在博杀中的死活，很大程度上仰赖大猪的意愿，这是小猪臣服于大猪的另一个理由。

小猪的跟风行为，无形之中增加的大猪的博弈能力，这种现象在资金量决胜负的投机市场尤其明显。这种时候，大猪不必投入5个单位成本的饲料，只要象征性的投入一些投资就够了，后面会有一群蜂拥而至的小猪跟着踩按钮。

同样开拓一个市场，或者开发一个产品，小资本需要的投入的成本和大资本一样。但是，小资本获得收益的能力却弱于大资本。大资本能够承担开拓的费用，小资本却力不从心；一旦开拓成功，大资本很容易通吃，收益更加集中；下一轮新的开拓中，两者的差距更加明显。小资本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臣服于大资本，或者在大资本力所不及的夹缝中求生存。结合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如果投资门槛越来越高，如果投资的收益越来越丰厚，越来越集中，那么大资本就能把小资本排挤出市场，小资本要么死掉，要么成为大资本的依附。前两个条件存在，后面的结果就无法避免。

再次，我们会发现智猪博弈之中有一个隐含的条件，就是谁控制按钮（或者说按钮的饲料交给谁）以及谁控制报酬（获得的饲料来自谁）？在空对空的理论之中，饲料的去向和来源都是一台人为设定的机器。现实世界之中，显然不存在这样的机器。交易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资本家不会和机器做交易。大猪或者小猪作为交易的一方，必然对应交易的另一方，接受饲料的必然是另一头猪，给予大猪或者小猪饲料的肯定也是一头猪。

如果小猪依附于大猪，那么大猪必然会利用小猪的依附获得好处，小猪和大猪之间的关系自然存在利润的转移。这时大猪和小猪作为交易对立的双方，情况同样有利于大猪。因为大猪可以选择交易方向，更有效地趋利避害。如果大猪控制按钮，知道踩动按钮可以获得10个单位的饲料，那么小猪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就是10个单位，大猪就会要求小猪每次支付9个甚至10单位的饲料。另一方面，如果小猪控制按钮，大猪就会在诸多小猪之中寻找要价最低的小猪。所以，当小猪想主动踩按钮的时候，大猪可以有效阻碍。当大猪想主动踩按钮的时候，小猪是拦不住的。对小猪来说，当大猪控制按钮的时候，不要贸然投入9个甚至10个单位的饲料去冒险，反过来，当小猪控制按钮的时候，不要妄想对大猪要过多的饲料。报酬的环节与控制按钮的环节类似。即使是同一头猪控制，大猪也有资格以更低的价格踩按钮，大客户有资格获得折扣价格，这是基本的常识。落下来的饲料量，其实也与猪的体型密切相关。大猪有资格要求更多的饲料，小猪显然没有这么强的博弈能力。也就是说，随着猪的体型的分化，踩按钮的成本和收益也会发生变化。猪的体型越大，踩按钮的成本越低，收益越多；体型越小，踩按钮的成本则越高，收益越低。

最后，我们会发现投资的收益与猪的体型密切相关。低于一定的资本量，获得的收益小于投资。这一方面是因为无法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生产成本高于同行，一方面是无法在上下家的博弈之中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反过来，当猪的体型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完全可以不考虑踩按钮的投资和获得的饲料。同行业的生产成本由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决定。大资本如果认为上下家的利润足够高，有利可图，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手伸入到上下游环节。美国五大湖的船运公司经常抬高运费，压低客户公司的利润。对小公司来说，这是致命的，许多生意做不成。对洛克菲勒来说，这根本不是难题，既然现有船运公司的运费不能让他满意，自己投资组建自己的船运公司就是了。把手伸到上下行走业，就意味着原先的上下行走业变成同行，决定胜负的资本量。小资本显然没有这样的能力。

现实之中，随着社会金字塔越来越高，越来越细，在资本量悬殊到一定程度后，小资本无法跨过开辟新领域的投资门槛。即使小资本偶然开辟了新领域，大资本也会很快进入，并把原有的小资本排挤出去。利润率高的行业都被大资本垄断，小资本投资的选择空间，只能是大资本不吝进入或者有意遗留下来的空间。这样的空间虽多，利润率却很低。这并不是因为小资本愿意搭车，而是小资本博弈能力太弱，无力在与强大的上下家的博弈中争取必要的利润，也无力与在强大的同行的博弈中保护自己的成果。小资本必须服从大资本的指挥，被迫接受大资本的各种苛刻条件。随着大资本控制生产环节，小资本逐步失去市场中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最终被迫彻底投降。这就类似农民无法开荒，只能交纳地租，工人无力自己开办企业，只能进血汗工厂一样。小猪跟着大猪跑，小资本为大资本打工，总比坐吃山空好。
       
自由选择不自由，在资本之间也是如此。这就是小猪跟着大猪跑的真相。

当猪的体型相差到一定程度，就不存在博弈的关系，只有一种选择没有什么搏与不搏。此时，无论是同行还是上下游，小猪最好的选择都是顺从大猪的选择。于是，大猪不仅仅是游戏的参与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游戏内容和规则的影响者。大猪对小猪的影响力的强度，随着双方实力的差距而增强。双方实力相差越悬殊，大猪对游戏内容和规则的影响力越强。另一方面，大猪对制定游戏内容和规则的能力越强，越有能力拉大与小猪之间的实力差距。最终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小猪彻底成为大猪的奴隶，如同工人沦为资本家的奴隶。资本的规模相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竞争就不再存在。在资本高度集中的社会中，中小资本家虽然暂时没有完全丧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是其控制的生产资料的作用日益弱化，逐步丧失对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控制权。大资本发展到极限，不是竞争而是垄断，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只有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以及臣服和统治。

这时，由于存在稳定的利润向上转移，风险向下转移的关系，小资本战胜大资本，进而夺取其统治地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谓靠自己勤俭节约开一家小店铺（小作坊），然后依靠聪明才智，越做越大，最终成为行业巨头的故事，可以作为励志故事忽悠心存幻想的中小资产阶级，却往往经不起推敲。多数利润要上交给大资本，多数风险要照单全收，所剩无几的利润还要经过为数众多的同行激烈瓜分，本行业规模经营的最低门槛越来越高，这是中小资本经营的真实情况。这样的情况下，颠覆大资本的统治极其困难。现实之中，并不是不存在这样的现象，而是这样的故事往往故意隐瞒了什么。一般来说，某些人的发家史往往有很多版本，而且差异惊人。高高在上的时候的版本，往往是勤俭、聪明、敢于冒险。身陷囹圄时的版本，往往与各种罪恶有关。究竟哪种版本更可信，自然见仁见智。

小猪一旦和大猪在一起，只能跟着大猪跑。小猪如果想独立发展，就要躲开大猪的阴影。小资本要尽量躲避同行大资本的竞争，减少与上下家大资本的交易，去大资本力不能及的地方迅速扩张，比如殖民地，比如新开发的领域（洛克菲勒开采石油）。这并不容易，小资本在寻找新天地的时候，大资本也不闲着，不断进行资本的扩张。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小猪凭借运气踩动了踏板，大猪会立即拱过来。大资本所到之处，小资本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量的话，不是主动缴械就是被吞并。

那些在新领域发展起来的小猪也会长成大猪，反过来压制当年的同伴。洛克菲勒控制的标准石油能够成长起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资本对石油工业的前景并不看好，没有及时挤进来。虽然外来大资本迟了一步，但是标准石油歼灭小炼油商同样毫不心慈手软。只有在最短的时间内成长起来，才能对抗外来的大资本。虽然极少数极其幸运的小猪有机会成为大猪，但是一旦殖民地或者新领域被彻底开发，绝大大多数小猪又失去了出头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一旦小猪彻底投降，大猪往往也是选择等待。不论大资本是否发展新产品、新技术，所有的收益也都是大资本的。既然能如此，何必花5个单位的成本去搞开发呢？城市里只有一间面包房的时候，面包还有必要提高性价比吸引消费者吗？大资本关心的不是怎么研制新产品，而是怎么修高城墙，提高面包价格，或者向面包里掺白垩。大学食堂的包子，第一口没咬到馅，第二口咬过了。只要和负责后勤的领导搞好了关系，这样的包子就能统治学校的餐饮市场。大资本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既然竞争就死掉了，便不再存在开拓。这时大资本更关心的是如何享受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不是开拓进取：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结合现实的话，当大资本打算休眠的时候，小资本最好也老老实实地休眠。不然，原料价格会迅速上升，销售价格则会下降。这时，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一切死气沉沉，大资本花天酒地，小资本卑躬屈膝，卢瑟苟延残喘。所以，这时的社会虽然接近帕累托最优，却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这时，不要问小猪为什么这么做，而要问大猪在干什么。不要问小资本为什么这样，而应该考虑大资本在做什么。

美国人对此早就有认识。经过南北战争，美国进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期。二十世纪初，美国出现了大批的托拉斯。虽然有保护私有产权的美国宪法，有保护私有产权的传统，但是美国政府这次却坚决不放过托拉斯。1890年，国会通过了反垄断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1902年在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下，美国政府宣布将调查并控告北方证券公司，理由是北太平洋和大北方的合并违反了《谢尔曼法》。垄断公司不服，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垄断寡头败诉。

老罗斯福曾经表示：“在对付我们称之为托拉斯的大公司方面，我们绝对必须拿定主意，按渐变而不是革命的办法行事。……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取消法人公司；正相反，这些大集合体乃是近代工业制度不可避免的一种发展。……我们要想调节和监督这些公司，就须先在我们的思想中明白确定，我们不是攻击它们，而是力求消除他们的一切弊害，否则我们就做不出任何有益的事情。我们对这些公司并无敌意，只不过是决心要使它们经营得有利于公众。”

没有微软，大家不会有方便的视窗操作系统。有了微软，其他操作系统就很难发展。如果只有微软，大家只能买微软，微软毛病再多，也能卖到天价。所以，既不能关闭微软，也不能放任它独大。

自由市场，绝对产权，完全竞争就会一切万事大吉这样的傻话，美国人是不相信的，上当的是俄罗斯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了稳固政权、刺激经济，实行激进的私有化。三五年之间诞生出一群大猪。私有化的结果并没有出现积极生产的热潮，相反经济下滑，人民生活困窘，另一端的寡头则花天酒地。有报道说，俄罗斯高档色情产业发达，各色尤物质量高价钱也高；俄罗斯人消费奢侈品的能力让西方人惊讶。不知真假。但是俄罗斯经济停滞，国力下降，却是有目共睹的。对寡头来说，瓜分国有资产即可富可敌国，何必去发展生产？对小资本来说，打不过他就加入他，与其自不量力地对抗寡头，不如为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和产品。

当年积极推动私有化的俄罗斯副总理丘拜斯，自己也成为了大猪。丘拜斯也许是上当，也许是看到了，却故意如此，不论哪种原因，结果只有一个，而倒霉的则是多数俄罗斯人。

一个社会的活力，在于按按钮的成本，在于饲料的总量和分配，在于大猪对按钮的控制程度，最终则取决于猪的体型。猪的体型越悬殊，按按钮的成本越高，一次获得的饲料量越大，大猪控制按钮的能力越强，饲料分配越不公平。这样的结果又将影响下一次按按钮的结果。最终的结果，不是小猪悠闲地等着大猪去支付成本，然后“搭车”获得收益，而是一只巨猪率领若干听话的迷你猪，迷你猪的脚下若干听话的蚂蚁。迷你猪的命运取决于巨猪，蚂蚁的命运取决于迷你猪。

理想的社会中，控制按钮的权力高分散，即使蚂蚁也有能力按动按钮，也能获得足够的收益，每次获得的饲料足以弥补按按钮的成本外略有盈余。这样的社会，是按劳配为主的社会，大猪的体型优势在这里发挥不出来。这样的社会，显然不是大猪喜欢的社会。

MRAnderson

卢瑟经济学（3.7）——故事的主角（小结）：（本章总结）

“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合。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马克思

产是什么？产是用于获得剩余价值依据的物化的媒介。人类社会总产品是块大饼，产是稳拿用来切大饼的刀。

不同的社会这把刀的化身不一样。在奴隶社会，产是奴隶的人身。在封建社会，产是封建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产就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不是资本，生产资料在一定的历史生产条件下，才能成为资本。这就如同金银和货币是两个概念，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才能等同一样。稳拿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能增值的财物”。这话没错，但是却隐藏了增值的条件，即私有产权所有制和自由市场交换。在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条件下，也并不是所有的私有财物都是产：“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 不能支配别人劳动的财物，不配称为产。收入比较高，有仨瓜俩枣的积蓄，就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是有产者的人，往往并不是真正的有产者，充其量是收入比较高的工人贵族而已。他们这点可怜的财产最多让自己生活得舒适、富裕一点而已，远远达不到可以支配别人劳动的程度。一旦因为生产力发展等原因，他们的劳动技能不再是相对稀缺的，他们的积蓄会迅速下降，生活水平很快就会接近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水平。

只有当产的总量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才有资格在分配过程中否决对方提出的交易条件，才能参与分配过程，获得足够的分配份额。财产必须达到一定的量才能发挥产的作用，只有达到这个数量，其他人为了完成交易过程必须接受有产者的条件，出让一部分收益。交易条件如果不能让有产者满意，有产者就可以否决交易。这就是产发挥分配作用的机理。交易一方出力，一方出产，因为出力的一方没有产，所以出力者必须答应有产者提出的分配条件。交易双方都出产，因为没有大产的合作，小产就无法完成交易，所以小产必须答应大产提出的交易条件。因为手中有丰富的财物，不必担心不能成交的后果，所以产多的一方有更大的灵活性，不急于成交，也就可以掌握交易的主动。产的总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有当少数人能拿出，而多数人拿不出的时候，财产才有资格进化为产。只有这些财产以“钱生钱”的目的，也就是自我增殖的目的，进行交易的时候，这些财产才是产。

如此就不难看出，弗里德曼用几个人平分捡到的20美元的钞票的例子来分析贫富调解行为是扯淡的。20美元谁都拿得出来，除了喝几杯还能干什么呢？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分配过程，没有资格要求对应的分配份额。他用20美元做例子，是故意掩盖大资本利用财产优势进行剥削的事实，是为了扭曲财产调节的目的。洛克菲勒说：“要让金钱当自己的奴隶，而不是自己当金钱的奴隶。”让金钱当自己的奴隶，其实是让那不出足够的产的交易对方当自己的奴隶。反过来，就是不要让自己成为拿不出足够产而陷入被动的交易另一方。洛克菲勒是资本家，而不是被豢养大骗子，没有必要忽悠人，掩饰自己的目的。

与奴隶人身或者封建土地不同，资本主义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来自工人劳动的积累。资本的形成需要两步走。第一步是原始积累，极少数来自勤劳纯朴，绝大多数来自坑蒙拐骗，也就是“抢钱！抢粮！抢地盘！”。第二步是不断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

绝大多数产的原始积累注定是充满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因为只有具有相对优势，产才有意义，才能在交易的博弈之中发挥作用。大多数人的体力是相仿的，很难相处悬殊，生活标准也是有下限的。所以，当大多数人都靠勤俭积累财产的时候，大多数人的财产总量是相对平均的。这时，很难有人能拿出远远超过其他人财产总量的财产，进而要求额外的分配权。所以，这些勤俭的人的财产无法成为产。这时，只有少数人通过坑蒙拐骗迅速积累起超过大多数人的财产，才有资格要求额外的分配权，也才有资格成为产。这些原先的强盗和骗子可以把抢来的财物挥霍一空，也可以把这些财物用于“钱生钱”，也就是资本增殖。如果他们把钱用于后一个目的，他们的抢劫过程，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这时，他们就由强盗进化为财主。他们可以成为企业家、地主和金融资本家，购买企业、矿山、土地、房产或者放债。

工人的劳动成为商品，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获得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中扣除资本家消费的部分，剩下的被用于扩大再生产。这个过程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死劳动支配活劳动。工人劳动越多，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越多，积累越多，资本的量越大。资本对工人的优势便越强。工人自己被自己创造的价值，牢牢地束缚住。表面上的公平交易，却是资本不断壮大，工人输得一干二净的过程。

可能存在异议的部分是土地。土地成为生产资料，不需要劳动。需要注意的是，土地所有者并不产生价值。地主宁可使土地荒芜，也不允许产业资本使用。产业资本为了获得使用权，必须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给地主。这部分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也是产业资本家的损失。土地价格的攀升，不是土地自己产生价值，而是土地上产业资本不断壮大，地主要求其支付的贡税越来越多。如果土地上的产业萧条，土地价格必然暴跌。

依靠土地获得剩余价值，是对资本主义的阻力而不是动力。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产业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太薄，他们很难有足够的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此外，土地垄断会造成土地利润高于社会平均利润，资本家的剩余资本必然会选择投机土地，而不是投资于原料或设备进行扩大再生产。引申一步，如果土地成为资本的主体，那么社会必然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历史上，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地区很难诞生资本主义。

拥有产的稳拿，决定生产的过程：拥有奴隶的奴隶主决定奴隶是种小麦还是种烟叶；地主决定农民能不能在他的土地上耕种；资本家决定工厂生产、招工、扩张产能，还是减产、裁员、压缩产能。至于卢瑟，他们有按照资本确定的价格提供劳动的自由。如果他们拒绝提供，房东就有把他们赶到大街上的自由，面包房就有拒绝为他们提供食品的自由，水电煤气电话公司，就有断水、断电、断煤气、切断电话线的自由。

小资本与大资本的关系亦然。小资本有挑战大资本的自由，有臣服于大资本的自由。大资本有挤垮小资本的自由，有兼并小资本的自由，也有统治小资本的自由。挑战还是臣服，选择权在小资本。挤垮、兼并、还是统治，决定权在大资本。挑战大资本很英勇，活下来很明智。许多人敬仰华莱士，传颂他英勇的事迹。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会选择老死在床上，而不是血染沙场。所以，不要指望小资本家去头脑发热，做出不该他们做出的选择。他们要活下去，不会做无谓的牺牲。活下来的小资本，必须唯大资本马首是瞻。大资本选择趁机涨价，小资本就要选择囤积居奇。大资本选择投机金融市场，小资本就要选择跟风炒作。大资本选择投机土地，小资本就要选择炒房。

大资本决定全社会的生产过程，这既包括是否扩张，也包括生产的主要方向。选择只是强者用来欺骗弱者的谎言。卢瑟可以选择出卖劳动力的方式，选择被哪个资本家雇佣，却不能选择社会分配中改变被动的地位。小资本可以选择被大资本统治的方式，或者被哪个大资本统治，却不能选择统治大资本。

资本量不同，根本没有竞争的资格。所以，在财产不同的社会之中，即使信息完全，也不会有自由竞争。农民和地主都知道当地主好，但是农民没钱当地主。小资本也知道成为垄断资本好，但是小资本没有足够的产垄断某一个行业，反过来却不断受到上下家大资本的打压。

看不见的手就像皇帝的新衣服，看不见乃是因为根本不存在。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很快就会消亡。资本主义的市场，是资本自由的市场，而不是所有人都自由的市场；是大资本自由的市场，不是小资本自由的市场。完美的市场和完美的社会一样，永远不会稳定存在。即使是由一个个独立的鲁滨逊建立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大家起点相同，也很快就会出现分化，最终达到垄断，走向自己的反面。何况，绝大多数的市场的起点是原始积累。大家进入市场的时候身份差异便已悬殊。

真正决定全社会生产过程的人，只是社会的中极少数人。这些人处于社会财富金字塔的塔顶，掌握巨额的财富，控制社会生产的进程。社会基尼指数越高，这些人的人数越少。由于马太效应，这些人的数量趋于不断减少。

“资本主义的自由，是资本剥削工人的自由。”希特勒用这话反驳西方对他的批评，兜售他的国家社会主义。他要全德国人民交出自己的权利，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一个元首（也就是他）的身上。如果抛开他疯狂的目的，这句话是很贴切的。

任何单一金字塔式的结构都是危险的。一旦确立了塔式结构，便不再有竞争。失去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死亡的开始。塔顶的失效意味着全塔结构的失效。塔顶的选择，注定在很小的圈子内。这又大大加大了塔顶失效的概率。

产的金子塔也是如此。如同封建贵族用血缘关系巩固统治地位，资本家之间也是彼此通婚，比较极端的是罗思柴尔德家族的内部通婚。

中国封建历史上，每百余年，农耕社会达到鼎盛，然后随着土地的集中，稳固的塔便确立了。这座金字塔高耸入云，是一座通天塔。极少数人在塔顶飘飘欲仙，绝大多数人在塔基遥望天堂。后面的事情，就是地主阶级比赛穷奢极侈，人生如同白驹过隙，要充分享受醇酒妇人和锦衣玉食。还有就是不断测试农民的底线。再后面的事情，就是因为天灾人祸，或者外族入侵，一不留神搞大了。旧塔倒塌，新塔开工。整个过程，是小概率偶然事件的大概率必然。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这个过程大大加快。自由竞争的市场，至多存在二三十年的时间，然后随着贫富的分化，大资本的成型，自由竞争就死掉了。以后的自由市场，是自由交易的市场，是自由剥削的市场，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

贫富分化的提速有几方面的原因：生产循环的周期加快了，过去一年一收获，现在往往几个月一个生产循环。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形成过去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形成的贫富差距。造船矿山开发那样的行业虽然周期长，但是对应要求的利润率却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甚至更高。现代金融业使资本不但能利用自身，而且可以利用社会力量。交通的发展，使商品流通的范围大大扩展，一个厂家产品的辐射范围远远超过以往。于是，大资本可以利用金融和现代交通的力量，迅速扩张，短时间内制服小资本。每次危急都是大产兼并小产的好时机。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过程主要局限在地主势力力所能及的本县或者本省。这一方面由于交通和通讯的限制，一方面是因为农耕社会的危机往往是地区性的而不是全局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交通和通讯高度发达，危机也是全局性的。于是，大资本可以利用一次大规模危机，几乎全歼本行业的中小资本。

资本主义社会的塔，同样也是不稳固的。建设塔的过程，是社会欣欣向荣的过程。资本家雇佣工人，为自己憧憬美好的未来。工人获得工作，挣取工资，失业似乎是遥远的事情。但是，这种周期性的美好，注定要以经济危机结束。

资本主义经济循环如同建设通天塔，每次塔倒塌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过程，都将加速塔的建设。这座通天塔最终可以建成，但是建成之日就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死掉之时。资本主义从此将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陷入长期的萧条。最终，随着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整个通天塔难免折断。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不相容的时候，外壳必然炸裂。

MRAnderson

第四章  切大饼（社会总产品在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
卢瑟经济学（4.1）——切大饼（社会的生产）：（简介社会化大生产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共产党宣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讲的是分工，工人通过分工生产效率提高。通过分工，做扣针的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若干倍。今天的稳拿经济学喜欢从鲁滨逊飘流到小岛上讲起，不再提社会分工，而是从鲁滨逊的资源和时间有限，提出了怎么样最好的利用资源。

这个不起眼的变化，其实蕴含深深的含义。在亚当斯密的时代，社会上各种资源的主要占有者是贵族、大地主、高利贷者和僧侣。贵族、大地主和僧侣控制土地，高利贷者控制货币。在私有产权制度下，所谓物的稀缺，最终往往落脚于物的所有者的稀缺，物的充分利用也就是获得最高的价格。稀缺产品获得最大利用，潜台词，就是物的所有者可以利用控制物的供给，哄抬其控制的资源的价格，获得最大收益。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强调物的稀缺，强调最大利用，无疑是给贵族、大地主、僧侣和高利贷者压迫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土地是稀缺的，你在我这里建厂，我就不能欣赏自然风光了，我每英尺土地每年收你一百英镑的地租，一点不贵。你觉得贵，可以不干。方圆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我的地盘，是我祖爷爷从国王那里分封下来的。土地是我的，我觉得土地很宝贵，你建厂一百英镑的地租已经很便宜了。我邻居在二十公里以外，他的领地运输不便，要价比我还高，你自己掂量着办。

他们的土地获得充分利用，就意味资本家的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要被他们无偿占有。所以，斯密说这些人是不劳而获的游惰阶级。

今天，大地主、贵族、僧侣和高利贷者已经让位了。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他们的土地或者收归国有，或者逐步卖给了资本家。高利贷者如果不能转变为银行家，多数逐步破产——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是无法抗衡的。社会上主要资产所有者是资本家，所以这个时候强调物的稀缺，为资本家获得最大的收益寻找理论依据。

用鲁滨逊的小农生产分析今天社会充分分工下的大生产，除了掩饰私人所有权获得最大收益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卢瑟经济学分析经济要回到亚当斯密的起点，从社会化大生产讲起。

什么叫社会化大生产呢？社会化大生产又称生产的社会化，是指同小生产相对立的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它表现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集中在企业中进行有组织的规模化生产；专业化分工的不断发展，各种产品生产之间协作更加密切；在市场经济下通过产品的市场化和市场自动调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计划指令调节），使生产过程各环节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以上是书面的含义。

简单地说，社会化大生产就是通过不断分工合作，每个劳动者都成为生产过程的一分子，全社会成为一个庞大的生产机器，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的产品。社会总产品由数不清的劳动者生产出来，在数不清的劳动者之间分配，社会的总产品在全社会范围内交换，最后社会成员消费所有的产品。

首先看社会化生产的生产过程，即所有的劳动者生产所有的东西。鲁滨逊的生产是一个人全包，从播种，到磨粉，到生产面包一肩挑，不存在分工。社会化生产则完全不同。每一件产品，我们都不能说清楚究竟有哪些人在其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我们穿的衣服（假设是纯棉的）那么包含：农民的劳动，他们种棉花；纺织工人的劳动，他们纺纱织布；制衣工人的劳动，他们把布匹裁减、缝纫成衣物。但是，仅仅这些人的劳动吗？在手工工场场的时代，也许这些劳动就足够了。但是，在今天这些劳动远远不够让我们获得一件成衣。农民的农具，显然不是农民自己生产的。化肥、农药显然也不是。纺织工人使用的纺纱机显然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制衣工人的机器也是买来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加入生产是否就足够了呢？还是不够。制造机器的矿石、焦炭，运转机器的电力、柴油，运输原料的汽车、火车、轮船，生产厂房的建材等等。在今天的社会中，每一件产品都可以无限穷究下去。我们今天消费的每一件产品，比如一个信封，一块手帕，一张餐巾纸，都包含了无数人的劳动。

反过来，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每一个生产者脱离其他人都无法有效的生产。农民没有化肥农药也许还能勉强维持，但是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他们的多数产品只能腐烂在地里。纺织工人没有纺织机械则无法纺织。制衣工人同样如此。在小农生产中，每一个人往往身兼数职，但是在社会化生产中，由于分工的不断细化，每一个人的劳动只是社会生产的一个微小的环节。这些环节不断专业化，产量却以惊人的数量增加。社会化大生产直接推动社会总产品的大幅度增加，劳动者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丧失了独立性。换句话说，大部分工人劳动技能一旦离开了现有岗位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另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把劳动的技术含量压缩到最低，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越来越低，绝大多数劳动岗位都不需要长期学习。小作坊生产时代，一个学徒用十来年，甚至二十来年的时间学一门手艺的事情，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是很罕见的。如果某一门行业需要有精巧技术的体力劳动，迟早就会有人发明机器替代人工。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走。大多数情况下，炒一个老人的鱿鱼，招一个新人，新人三个月就能上手。于是，劳动者和老板之间越来越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社会竞争高度同质，提供同样商品的人成为竞争对手。没有达到一定生产规模以前，实行社会化大生产是不合算的，所以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所有的产品都有无数的克隆品。正是这些克隆品导致生产成本大幅下降。所有的生产者都按照某一行业标准生产质量相同或类似的产品。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取决于生产规模，低于某一个生产规模必然导致生产者比市场淘汰。如果认为技术、资源等要素都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话，决定竞争的关键就是资本量。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最低生产规模，这个规模往往由本行业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所采用的生产技术决定。火车运载一位乘客和满员的运输成本基本是一样的。对小资本来说，如果生产规模不能达到最低生产规模，就不能经济地生产。对社会来说，不论产品的制造方式如何，同样质量的商品，售价相同。小资本进入市场，首先必须跨过生产规模的门槛。另一方面，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有资格统一行业的生产标准。绝大多数列车采用窄轨，那么所有的铁路就会都采用窄轨，生产宽轨列车的厂商要么投入大量的资金重新铺设宽轨铁路，要么改行生产窄轨。

社会化生产的第二个特点是社会化的分配，即所有人分配所有的产品。在前面的例子之中，如果成衣是最终产品的话。那么农民、纺织工人、制衣工人、机械制造工人、采矿工人、采油工人、运输工人、建筑工人等等所有参与社会生产的人都有资格获取一部分产品，即一部分成衣。但是，究竟谁获得什么，获得多少，则未必与他们的劳动质与量成正相关关系。分配直接由所有制决定，与对生产过程做出的贡献关系不大：“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森林地带的树木，田野的草，大地上各种自然果实，在土地共有时代，只须出些力去采集的，现今除出力外，却须付给代价。劳动者要采集这些自然产物，就必须付出代价，取得准许采集的权利；他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代价，便构成土地的地租。” 在这个例子之中，私有土地所有者，只要依据私有产权，就可以要求不劳而获。或者说，在社会总产品中要求一部分。如果生产者不答应，就无法顺利完成生产。有一些总比没有好，生产者最终必然妥协。土地所有者获得产品的多少，则与他垄断土地的程度有关。在土地产权越集中的地区，他获得的产品越多。

社会化生产的第三个特点是社会化的交换，所有产品都要到市场去出售。小农男耕女织，产品自产自销，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农民是专业户，是为市场而生产。既然环节不断专业化，产量不断增加，必然的结果就是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数量远远超高他在某一方面的需求，有些产品甚至对他来说没有一点使用价值。比如硫酸、硝酸都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但是对生产它们的工人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想用硫酸给别人毁容的犯罪分子除外）。这样一来，绝大多数产品，都要在市场交换。

社会化大生产的交换的过程，本来极其复杂，绝不是鲁滨逊用吃不了的玉米去换别人吃不了的鱼那么简单。每一个产品都要寻找买家，买一个买家都要寻找卖家，极难两两配对。生产硫酸的人，需要电力和矿石；需要硫酸的人，不生产电力和矿石；发电厂和采矿场需要煤炭和机械，不需要硫酸。后来，这些复杂的交换过程，由于货币的出现而大大简化了。原先数不清的易货贸易，由简单的出售替代。人们用自己的产品交换这种商品，然后用这种商品去交换自己需要的产品，这种商品就是货币。

货币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前提，货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货币简化了交换过程，代价就是同一个生产单元的卖与买，从此分成了两个不同步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需要注意的是，货币的出现，是经济危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社会化生产的第四个特点是社会化的消费。所有的产品，在扣除掉原有生产资料的损耗和追加投资以后，成为所有人的消费品。所有人在前一个环节中获得的产品，至此都找到了需要他们的消费者。消费者消费这些产品，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四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一个环节的变化，必然影响另一个环节。生产过程中，产权的变化，必然影响分配。分配的变化，则必然影响交换的过程。分配极度集中，那么在交换过程中，必然有大量的产品找不到对应的买主。反之亦然。鲁滨逊的生产，或者说小农的生产，显然没有社会化生产、社会化分配、社会化交换、社会化消费这四个环节。鲁滨逊需要多少，生产多少。他自己的产品直接决定于他的消费，与市场销路没有任何关系。鲁滨逊生产的玉米，不存在任何分配问题，自己生产的产品全部是自己的。如果是租用地主的土地，满足地租以后，其余全部自己消费。鲁滨逊生产玉米，吃了就是吃了，吃不了的部分不会影响明年的生产。只要不把种子吃掉，今年的生产与明年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彼此独立。鲁滨逊生产的东西，绝大部分是自己生产的，很少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农村，多数是小农经济。夫妻双方都是生产者。粮食、蔬菜、棉花是男人种的；鸡、鸭、猪是女人养的；房子是男人盖的，布是女人自己纺纱，自己织的。肥料是自家厕所积的，饲料是自己粮食的秸秆和刷锅水。除了盐、铁和少量点灯的煤油以外，基本不需要任何外来产品。只要风调雨顺，张家懒惰，不妨碍李家勤劳富裕。

社会化大生产每个生产过程都会对其他过程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包括空间的影响、生产工序上下环节之间的影响，以及时间的影响。

社会化生产在空间上是一个整体。如果某一个地区有一家制衣厂，产量足够满足这个地区的消费总量，那么这个地区就无法存在其他的制衣厂。这种地区的范围与生产规模和运输能力有关。当一个企业的生产规模极强，产品又很便于运输的时候，这样的企业的影响地区将极其广阔，甚至垄断全球。

社会化生产在行业上是一个整体。某一个环节生产过程的改善，必然导致一系列的调整。新纺织技术的出现，必然推动纺织机械的改进。反过来纺织机械的改进，也必然改变纺织技术。农民的棉花歉收，必然影响后面一系列的制衣环节。如果成衣销售滞销，那么农民的棉花、纺织厂的棉纱、纱布、化肥、种子，甚至生产各种机械的钢铁、煤炭和原油都会滞销。

社会化生产的特点就是全社会是一个整体，只要进入这个整体，就触一发动全身。只要在这个整体之中，就存在利润向上转移，矛盾向下转移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对上级的冲击，必然会冲击到下级。

生产与消费并不是脱节的两个完全不相关的过程。供需分析中，生产与消费呈两条完全独立的曲线以X型相交。如果是单独的产品的话，这样描述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也许是对的，但是用来描述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就有问题非常扯淡了。工人的工资在开始生产的时刻就决定了，总工资不变的话，总需求不会有过大的变化。所以，社会产品的总需求在社会总供给的一刻就决定了。工人的消费不足，资本家就要压缩生产。大量产品积压的时候，只有萨伊那样的傻瓜才盲目扩张。这就是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也就是说，现在的总需求反过来会影响未来的总供给。这就是社会化生产在时间上保持密切的持续性。此时，一种产品降价销售，可能会吸引消费者减少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增加对该商品的需求，但并不能创造原先没有的消费能力。甲产品需求的增加，往往是建立在对乙产品需求减少的基础上的。

一个人如果要完成自己的消费过程，首先要把自己的商品（包括劳动力）卖出去，然后要把自己需要的商品买进来。一个人要完成发财的过程只要把自己拥有的商品卖出去就可以了。对资本家来说，他们参与市场的目的是发财，而不是消费。他们买进是为了日后更高价卖出，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买与卖必然是同时同步发生的，有买家才能有卖家，没有买家，卖家就卖不出去。换句话说，如果一群人只想卖，不想买，他们卖出的东西超出他们买入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必然找不到对应的买家。一些只想买不想卖的人，比如挥霍无度封建土地贵族的存在能够暂时满足资本家发财的欲望。但是，这些买多卖少的贵族很快就会破产，他们破产以后资本家又会发现自己找不到对应的买家。

小农经济每个家庭都是独立的生产单位，每个劳动者都是多面手，既能种粮，又能做面包。社会化大生产时期，全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每个生产者都是某一方面劳动者，既不能独立种粮，也不能独立做面包。打个比方的话，小农经济全部是单细胞生物。社会化大生产则是一个庞大的生产动物。所以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需要高度重视社会化生产的触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这是经济危机过程中，几乎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都会遭到冲击的根源。（当然，也有例外，比如1932年，私酒和避孕用品在美国的销路非常好。）

小农生产彼此都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彼此之间不存在紧密地联系，与今天的社会化生产完全大相径庭。用这样的例子推广到今天，抛弃了亚当斯密的分工作坊，如果不是为了掩饰什么，就难免让人怀疑研究者的智力有问题。

正是因为两种生产方式完全不同，所以劳动者的贫困表现截然不同。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少数人占有多数产品，多数人贫困的表现，是地主家中有吃不完的粮食、穿不完的绸缎，农民则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丰年的时候，半年的时间农民需要靠瓜菜度日，遇到灾年农民往往就要流离失所。在小农经济的时代，表现是产品的严重不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劳动者贫困的表现就是生产力相对消费能力过剩，产品滞销，同时多数人失业。

做大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吃大饼，如果不能吃到大饼，没有人会去参与社会大生产的过程。

这就涉及到如何分配。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农民自产自销，地主依靠土地产权不劳而获。农民的总产品，扣除了给地主的部分，就是自己的。

社会化大生产，这个问题就很复杂。首先，生产过程复杂到我们不能确认每个产品中究竟有谁的劳动。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有效地分析每一件产品中，究竟谁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例子，每件产品穷究下去，都是全社会的总产品中的一分子。其次，我们不能确定每个人做出的贡献。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是不是所有人的存在对社会财富增加都有意义。简单地说，什么人是吃闲饭的，什么人是做贡献的。表面看来，有些人的劳动是可有可无的，有些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农民显然不行，没有钢管舞女郎则不影响社会存在和发展。同一行业内部，也不好确定。没有正骨大夫，人们发生骨折以后，只能落下残疾。没有研究春药的大夫，则似乎对社会没有太大影响。有些是可多可少。没有军队显然要受外敌欺侮，但是如果军事人员太多，同样不是好事。巨大的军费开支，会压垮经济。进一步讲，资本家的管理行为算不算劳动呢？巴菲特炒股算不算呢？拉斯维加斯赌场的赌鬼赌博算不算劳动呢？赌博显然不能算劳动，资本家的管理行为则似乎包含劳动。实际上，多数人的行业都处于模棱两可之间。所以，谁对这个社会做了多少贡献，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既然我们既不能确定每件产品中哪些人是做贡献的，也不能确定社会生产中每个人做出了什么贡献，那么我们就不能确定社会总产品这块大饼应该如何按劳分配。

但是，大饼不能不切。这个切大饼的场所，就是市场。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让社会总产品这块总大饼，在市场上按照供需关系去分配。决定分配份额的，则是彼此博弈的能力。很显然，掌握越稀缺的要素的人，博弈能力强过不掌握稀缺资源的人。他掌握的资源越稀缺，他便越有资格获得更大的大饼份额。

在社会化大生产加自由市场条件下，我们能确定的是，社会总大饼在所有人之间分配，彼此的分配份额与彼此为做大饼做出的贡献没有任何联系，而与其掌握的社会资源的稀缺性有直接关系。

MRAnderson

卢瑟经济学（4.2）——切大饼（拉锯战）：（阶级之间争夺社会总产品分配份额的博弈）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 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共产党宣言》

共同的经济利益把社会中一群彼此不相识的人凝结到一起并组成阶级，对立阶级展开斗争，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夺经济利益。

言归正传。

驱动人们在社会中运动的究竟是什么？按照卢瑟经济学，人们运动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争取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

卢瑟在这方面很诚实，上班，养家糊口。工作的目的就是赚钱，而不是什么精神上的愉悦。追求精神愉悦可以去旅游，去电影院，去吃饭，不用朝九晚五（甚至朝五晚九）地按时去公司工作，看老板脸色。周六是洒脱day，周日是伤day，周一是忙day。听说过恨周一，没听说爱周一。

按照稳拿的经济学，则是追求最大的效用。随着某样东西数量的递增，效用递减。按照稳拿的经济学，越稀少的东西效用越高，越充裕的东西效用越小。“水有很大用处，价值却很小，因为水的数量远远大于对它的需求。钻石的用处很小，价值却很大，因为对钻石的需求远远大于钻石的数量。” 所以，按照稳拿经济学，是资本家是钱太多了，边际效用下降，不妨交换一些劳动力，交易之中彼此创造价值。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生产产品，然后产品多了，边际效用下降又要卖出去换成钱。钱多了，又要购买劳动力。

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不累啊？

资本家有多余的钱，钱的边际效用下降；工人有多余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效用下降。交换一下，皆大欢喜。既然资本家的钱多余，那他还努力赚钱干什么？

不过，资本家最后的目标还是要把产品卖出去。劳动力最终被转化到商品中，然后换成钱。

整个过程是资本家用钱换工人的劳动力，然后生产产品，用产品换钱，再用钱换劳动力。不用考虑什么边际效用，只要他卖出的产品的钱少于他最开始的投资，他就会停下来。不停下来迟早破产，他自己想不停都不行。资本家的行为，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消化食儿，而是想法设法用钱生钱。

“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孔圣人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按孔老夫子的说法，爱财只要符合“道”的就可以。问题是什么是“道”，这就不好下定义了。当然，中国历史上对“道”下定义的当然是稳拿了。

相比老外，还是中国人实在，人人爱财，追求的就是物质财富，没有必要扯什么主观感受。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聪明，不好糊弄。中国的统治者更聪明，玩了个小花招。

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都追求物质利益，都要粉饰自己的行为。老外是彻底否认自己追求物质利益，把自己的行为上升到精神层面。中国的统治者承认自己追求物质利益，不过自己追求的过程，是符合“道”的。既然是符合“道”的，卢瑟就没资格多说少道。不过，这个“道”究竟是什么是统治者自己定义的，统治者给自己留了个后门。

最终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稳拿怎么拿，卢瑟都要闭嘴。

推动人们采取行动的，不是主观评价，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一切经济行为，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大饼。用太史公的话说，就是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以，卢瑟研究经济学的标准也就是彼此间物质利益的消长。

如果不采用物质尺度，而仅仅采取主观评价，那么怎么生产、怎么分配、如何交换和消费的过程，彼此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物质利益的博弈，会被隐藏在彼此皆大欢喜的和谐的景象中。如果采用主观评价衡量经济行为，那么抢劫也可以看成一个互利互惠的过程。相反用物质标准衡量抢劫过程，则可以清晰地看到受害人与劫匪之间财物转移过程。

任何成交行为都是合理的，或者说任何市场行为只要存在都是合理的，都是互惠互利的。那么我们除了获得精神上的安宁与祥和，还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呢？或者我们只要知道一切都是合理的结果就可以了。市场是复杂的互动过程，彼此为了争夺最大的物质利益在讨价还价，如果不从物质利益的争夺着眼，那么必然看不到任何市场行为形成的原因，而只能看到结局中彼此心理上的“皆大欢喜”。当然，这种双方的“欢喜”既包括劫匪成功占有他人财富的的喜悦，也包括受害人对自己能够通过破财免灾而幸免于难的暗自庆幸。如果不能从物质利益出发去研究经济，那么我们便无法看清楚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以及芸芸众生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和彼此之间复杂的博弈过程。

既然研究衡量物质利益的分配，就必须有一种明确的尺度。卢瑟经济学里面的衡量标准是劳动价值，或者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把全社会的总产品放在哪里，这就是全社会的总大饼。问题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个不好把握的量，看不见，摸不到。在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中，这个尺度很好把握，看看最终粮食分配份额，多少属于地主的租子，多少属于农民的口粮即可。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之中，产品种类数不胜数，所有商品都要卖出，不能像租子与口粮的关系这样一目了然。

在分析的过程之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本文会采用货币来衡量。一方面，这是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货币能稳定地发挥价值的影子的作用——除非发生严重通胀。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找不到更好的尺度来衡量工人的劳动和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事实上，如果有一种商品能稳定地保持价值，那么这种商品就会成为货币。这也是货币成为货币的重要原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货币必须是最好的商品，是人们追逐的目标。这是因为成为货币的商品具有价值相对稳定、便于衡量数量和质量、易于保存和携带等等。因为这种商品具有以上的优点，所有的人都接受这种商品，这种商品就成为货币。所有的人都接受这种商品这一点，又强化了这种商品的货币地位。

我们可以确定一个人获得多少货币，却难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必要劳动时间。不过，在绝大多数产品都会成为商品在市场交易的社会中，如果物价稳定的话，获得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可以获得的商品总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获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在本文的分析中，更侧重博弈力量对比对分配情况的影响而不是待分配的总量，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使用货币收入的对比情况替代获得社会总产品份额的增减情况。如果某一段时间，某甲和某乙的货币收入为1：2，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某甲和某乙获得的社会总产品的份额的比例为1：2。（需要注意的是，现实之中，资本家获得实物产品的比例往往更高一些，不过这些实物收入能不能变成可以消费的收入，还要看销售情况。）

既然资本追求货币，本文也用货币衡量博弈各方物质利益的得失，那么为什么强调商品的内在价值，而不直接用货币量作为尺度来衡量彼此之间物质利益的分割呢？

首先，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追求货币，但是不是永远如此。当货币数量迅速增加，币值迅速下降的时候，人们就不再追求货币，而是追求商品，囤积商品。所以，货币只是手段，不是目标。当币值稳定的时候，货币是目标，当币值不稳的时候，货币就不是目标了。稳定都是相对的。币值不稳，必然对应另一种相对较稳的东西。这就是我们需要确定的尺度。货币是价值的影子，当这个影子不能反映真身的时候，人们就抛弃货币。我们要考虑的显然不是影子而是真身。在分析危机的过程中，尤其是通胀的过程中，不会完全使用货币作为衡量标准。当货币超量发行的时候，必须结合物价考虑经济行为。

这个话题引申一步，就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不可以通过印钱或者投机来致富。对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来讲，最终的致富途径只能是发展生产力。这里使用了“封闭的经济体”，而没有使用“国家”。这是因为对美国那样的极个别国家来讲，该国央行是某一地区甚至全球的央行，确实可以通过印刷货币或者使用金融手段获得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者的劳动。

其次，货币并不是在所有的交易中都存在的。应该承认，最早的交易是没有货币的。用谷物、肉类、马匹交易，并不代表人们之间没有经济行为。即使在工业化时代，也存在一定数量的易货贸易。

再次，研究经济学的目的是强国富民。在金融、土地投机等追求货币为主要目的场合中，有惊人的货币流动和资本所有权的转移。但是，很显然在这样的场合，甲之损失成为乙之收益，乙之收益来自甲之损失，对总体来讲，这样的过程只是一次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并不能增加任何产品，不能增强综合国力，也不能改善人民生活，而且很难稳定存在。

引申一步，既然用货币来衡量价值，追求尽量多的价值具体表现为追求尽量多的货币。那么为什么不用市场价格来衡量商品内在价值呢？

这是因为等量货币购买的商品具有相等价值的情况只能出现在自由竞争时期。一旦出现垄断，价值与价格之间就会出现偏离。价格高的商品未必价值高，反之亦然。何况，有些商品本身没有价值，比如土地、证券、特许经营权等等。稳拿经济学提出稀缺性决定物品的价值——我需要就有价值，越稀有就越有价值。市场价格反映价值。卢瑟认为稀缺性只是分配的依据，没有稳定的内在价值标准。同样一块土地，被切割成若干小块属于不同的主人，获得地租的总量必然小于属于同一个主人获得的地租总量，对应的土地价格必然不同。同样的燃油由若干经销商经营，与仅仅由一两个寡头经营，价格也是不一样的。生产燃油的过程很是不变的，变化的是燃油所有者的稀缺性，或者说垄断性。同样一件商品买卖双方不同，价格完全不同。比如我们提到的《多收了三五斗》中大米的例子。大米还是大米，内在价值不变，变化的是大米所有者切割社会总大饼的能力。

这就涉及到稀缺性的本质，即是物的所有者稀缺，还是物稀缺。边际效用论的理论基础是物稀缺，而不是所有者稀缺。表面上的逻辑说得很好，让稀缺的东西获得更好的利用。物的所有者稀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自然可以制造物的稀缺，有能力否决对方提出的交易条件，是很显然的有力的议价权的条件。但是如果承认所有者稀缺与物稀缺有相同（至少不更弱的）议价权，那就涉及到私有产权的集中更有权力获得更好的交易条件。进一步考虑，如果结合一切交易要素都可以用钱买到，那么推论就是有钱人与没钱人之间的交易不是平等的，有钱人更有利。交易条件是越有钱越有利，越没钱越吃亏。卢瑟的卢很大程度上是稳拿的稳造成的，而卢和稳的趋势还会扩大。或者说是马太效应。物的所有者稀缺的基础在于私有产权，所以说，所有者的稀缺让所有者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不是物获得了更好的利用。换句话说，私有产权为钱多的人创造了更好的交易条件，同时也意味着钱少的人更不利的交易条件。如果要获得相对公平的交易条件就要削弱私有产权的作用。所谓物获得更好的利用，就能使全社会获得更大的收益。实际上是私有产权获得更大效用，私有产权所有者获得更大的收益。卢瑟的利益，被稳拿代表了。这样的结论，更接近我们的观察，但是很显然是稳拿要回避的。

市场交易中，每个人都要经过两次博弈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对劳动力来说，第一次是卖出劳动力，第二次是购买消费品。对资本来说，第一次是买入原材料和劳动力，第二次是售出成品。交易各方在交易中都会尽力压低对方的价格，抬高自己控制的商品价格。两次博弈决定获得的社会总产品的份额。价格只是市场博弈的结果。既然研究物质利益的分割，就不能用既成事实的结果来研究。否则，用切大饼的结果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得到的结论必然是一切都是合理的。

某一具体商品的价格与该商品内在价值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商品价格的变化可以反映博弈能力的强弱，也就是商品所有者获得社会总大饼份额能力的强弱。垄断资源价格高涨，垄断资源所有者获得社会总大饼的份额能力就强。劳动力价格低迷，劳动者获得社会总产品的能力就弱。

《卢瑟经济学》的分析过程，侧重于从资本增殖（争夺物质利益，也就是资本家赚钱）的角度出发分析经济现象。掌握交易主动权的是稳拿，卢瑟只能被动接受。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谋求更多的货币，是稳拿的最高行动准则。影响稳拿决策的是他的账本，账本利润的数字的增加是行动的指南。对资本增殖有利的做法，法律和道德都无法禁止。账本上的数字增加得越快，对资本家越有说服力，比神谕更有说服力。洛克菲勒说服其它竞争对手的最简单办法就是给他们看看标准石油的账本——是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分享这种利润，还是被我们挤垮，你自己看着办。于是，一切行动的起点和最终的目的都表现为资本的自我增殖。其中，资本的自我增殖是主动的过程，劳动力则只是从属，用货币衡量资本的自我增殖，更能准确表现经济的运行规律。在资本内部则侧重于从垄断资本和大资本增殖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前一章我们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层对低层的选择行为有隐性的、强有力的操纵和影响。资本主义经济中，处于强势一方是主动的，相对独立的，处于弱势的一方是被动的，从属于强势一方的行为，对强势一方的行为有反作用。分析经济问题，需要从强势一方的主动运动，和弱势一方的反作用入手。这就如同马克思的著作名为《资本论》，而不是《劳资论》。

用物质利益的争夺分析整个经济过程似乎并不全面。不能否认，少数人并不看重物质利益。比如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的人，或出家修行的和尚。但是，这些人的行为显然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而且他们的经济地位将随着他们放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逐步被边缘化。他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越淡漠，他们越被经济循环边缘化，他们的行为对整个经济循环的影响越无足轻重。（当然，个别打着修行旗号，广筹善款的寺院不仅没有边缘化，而且不断深深地陷入经济循环之中。这样的寺院，显然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影响。不过，这样的寺院也可以归为企业。）所以，对不看重物质利益的人，我们可以忽略他们个人行为对经济的影响。这种忽略决定于他们的客观选择，而不是他们的具体职业。

拥有巨大物质财富的人，在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捐献给社会的时候，必然对经济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短暂的和微不足道的。从他们捐献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丧失了对那部分财富的影响——否则就不是捐献。这些财富将通过经济循环，重新回到金字塔的塔顶。这个过程是确定的，不确定的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人，那么个人谋利求物质利益，是一切经济行为中最基本的原则。除此以外，别无其他任何原则。所以，任何双方自愿的交易，都可以从精神的角度解释为获得了利用价值更大的商品，是彼此互相愉悦的过程。但是，从物质的角度看，就存在彼此之间此消彼长的矛盾性的关系。在双方争夺物质利益的博弈过程中，强势的一方有权决定交易规则，弱势的一方难免屈从于另一方。个人谋求经济利益的能力与他掌握的生产资源的量成正比，与社会上拥有类似资源的量的人数呈反比。双方交易行为，如果能够成交的话，毫无疑问，处于经济地位中相对优势的一方，必然在物质利益方面获得了好处。否则，这一方不会采取行动，或者说否决交易。这就是出于优势地位一方谋求更好利益的根本方法。

这种拉锯行为并不是个人行为。正如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并不是由卖主和买主之间私下博弈的结果。每一件商品的价格，都是所有买主和所有卖主之间竞价的结果。这种竞价即包括买卖者之间，也包括买主同行之间和卖主同行之间。

事实上，工资水平的形成，利率的形成，地租的形成，以及某一资本量的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都是彼此拉锯的结果，也是广泛交易的结果。一次拉锯的结果，取决于其他拉锯的结果。反过来，一次拉锯的结果也会影响其他拉锯的结果。张地主家土地的出租价格必然影响李地主家土地的出租价格。最终，张、李两位地主的地租必然达到一个接近的水平——如果土质、肥力相等，水利、运输条件相当的话。正是千百次的拉锯，形成了社会总拉锯的结果。如此一来，同样进行类似拉锯的人群，便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利益。这些人群小者为阶层，大者为阶级。

实际上，每个阶级都在同对立的阶级进行价值的拉锯。经济地位类似的人群组成阶级。同一个阶级的人，参与社会生产的过程相同，发挥的作用相同，获得产品分配的方式相同。比如属于地主阶级的人，他们都是私有土地的占有者，都依靠私有土地产权作为分配依据，都以地租作为收入来源。地租的上升，不仅仅影响一个地主的生活，而是整个地主阶级的生活。同理，地租下降，也会影响整个地主阶级的生活。更深入地讲，会影响他们整体的经济行为模式。毫无疑问，解放区无偿没收大地主多余土地并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的土改，必然遭到大地主阶级最强烈的抵抗，也必然获得无地、少地的佃农和贫农的极大支持。

各个阶级内部又有不同的阶层，大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拉锯行为对小地主有影响，大地主为了吞并小地主土地的拉锯行为对小地主也有影响。在第一个拉锯行为中，大小地主之间是盟友的关系，第二个拉锯行为之间则是敌对的双方。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在金字塔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不仅仅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越来越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会越来越尖锐。

由于拉锯方式类似，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阶级认同。一个阶级内部也容易产生共同语言——共同的利益产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语言来自共同的利益。地主内部必然都认同地租，认同土地的宝贵。同理，佃农内部必然都认同不劳不食，都认为地主靠霸占土地剥削农民是可耻的行为。卢瑟说稳拿为富不仁，黄世仁不是说“穷生奸诈，富长仁义”嘛。小自耕农的思想，则必然介于两者之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存在决定意识”。

阶级之间由于利益拉锯关系，很难彼此沟通。这就如同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之间，当涉及工人失业、贫困的时候，两者就有共同语言。当马尔萨斯提出要僧侣、地主和官僚消费资本家的多余产品的时候，两者就要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不同的阶级利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当涉及彼此共同关心的利益的归属的时候，怎么可能有共同语言呢？地主对地租的认同与农民对地租的敌视必然无法统一。两种不同的思想彼此交锋对立，并不能分出胜负。稳拿可以利用自己拥有的分配权雇佣（豢养）为自己说话的经济学家，但是并不能完全禁止卢瑟的歪理邪说在私下传播。所以，最终决定胜负的，是暴力这个元要素——有了宗教裁判所，于是所有的欧洲人就都尊重罗马教廷的权威了。这时卢瑟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思想隐藏起来，然后一边对稳拿深深地鞠躬，一边默默地放屁。

需要注意的是，超越本阶级利益考虑问题的人是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行为违背了本阶级的利益，注定被本阶级边缘化。所以，僵化地认为出身决定人的思想是不对的，但是所属经济地位决定人的思想又具有统计上的意义。个体可以背叛本阶级的意识，一个阶级则不会背叛本阶级的意识。

在卢瑟看来，市场并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彼此捧场，皆大欢喜的场所，而是为了争夺物质利益，彼此拉锯的地方。

要分析拉锯的过程，就需要从最基本的拉锯讲起，拉锯的双方是工人和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