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传奇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

常昶昶

“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的理想和信念，要加强政治训练，全体官兵应该建立对三民主义的信仰。凡是一个军队的官兵能够勇敢坚强，就是他对于政治与伦理的认识彻底，尤其要使他对本国历史地理有正确的理解，从而增强对国家的责任心。各国军队决死之精神之所以养成，可以说就是这种政治训练的功效。军队里面有了这样的政治训练和信仰，到了战场上就能够不惜牺牲、不怕危险，能够忠勇奋斗，达成使命。”蒋介石环视官兵，大声问道：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一片“嗡嗡”声，士兵们交头接耳，不知所问，蒋介石握着拳头，大声说：“切记，我们的使命，第一是推翻清廷，恢复中华；第二为平民解除痛苦。至于权位二字？”他又提高了声调说：“是万不可放在心上的。”
蒋介石带兵有方，颇有名家风范，尤其让他体会最深的是“军队的基础是班长”这一原则，并认为军队为士兵最优良的职业学校。他很重视阅读与军事有关是著作，他一生中看过《防海纪略》、《平浙纪略》、《定夷丛刊》、《太平天国外略》、《地形学》、《蒲鲁美战略论》、《初级战术》、《西洋通史》、《拿破仑本纪》、《战争论》、《巴克尔战术》、《军事常识》、《日本军制学》、《法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大演习战况地图》、《世界大战史》、《统率学》等。尤对克劳色维斯的《战争论》和《巴尔克战术》研究颇深，他随身携带，经常阅读，每本书都看过6遍以上。因此，沪军第二师第5团经过他的整训，名声大震，给蒋介石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在辛亥年的12月初，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个浙江同乡，脱下军装，换上了长衫、头戴礼帽，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在义结金兰。三个人一起跪在地上，齐声盟誓：“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三个人中，陈其美是老大，被称作大哥，黄郛是老二，被蒋介石叫做二哥，蒋介石最小，他们称他三弟。
孙中山就要回到上海了，蒋介石很想见到他。虽然革命党内对孙中山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他的传奇经历、民主共和思想，还是让蒋介石心仪已久，倘能追随在孙中山左右一时成为蒋介石的梦想。然而，在孙中山身边早已形成了一个领袖层，像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朱执信等，都是大名鼎鼎，就是连他钦佩的大哥陈其美，也不过算是二流的领袖人物，自己呢？至多算一个革命干将而已，离孙中山还十分遥远。一定要干出些名堂来，让孙中山刮目相看，这样，见孙中山先生才有意义。那么，以自己现在的身份，如何才能做出令孙中山刮目相看的名堂呢？蒋介石理不出头绪来。
孙中山回国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陈其美邀请蒋介石等人个共同庆祝，“来来来”。陈其美高举酒杯，大声说：“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为共和国的诞生，干杯！”
共和国终于成立了，预示着中国几千年的帝制结束了，不仅都督府内斛光交错，欢声不绝，就是整个上海滩，也都沉浸在了欢庆的气氛中。但是，蒋介石还是觉察到了陈其美的眉宇间，偶尔会透出一丝忧虑。果然，几天后，陈其美就召蒋介石相见。陈其美拿出一份文稿，是孙中山给陶成章的复函副本。蒋介石看了一遍，才知道在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陶成章致信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孙中山因此复信陶成章，责问他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申明“余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
蒋介石看过后气愤地说：“陶成章意欲何为？”
陈其美道：“孙先生非常气愤。陶成章此时旧事重提，意欲将孙先生置于‘大骗子’和‘大贪污犯’的被告席上，加之此番诸多党人，对先生没有筹到款本已难以谅解，陶成章旧事重提，意在让人怀疑孙先生贪污款项。如此，势必导致革命党内部混乱乃至分裂。”
蒋介石两眼露出了凶光，咬牙切齿地说：“他不仁，也就别乖我们不义了。”
进入1912年的1月，由于河山光复，民国初立，加之临近春节，所以，江南军民都沉浸在欢庆的气氛里。蒋介石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感到自己正面临着一次重任在肩的历史机遇。他相信自己的能力，确信自己已经是成竹在胸。于是，他向陶成章发出了邀请，邀请他在光复会会员王竹卿家见面。王竹卿把光复会内的机密拿出去卖钱，被蒋介石给抓住了把柄，威胁他帮助自己除掉陶成章。王竹卿说：
“其实，陶先生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不仅旧学根底很深，还受过新式教育，忧心民间疾苦，一心一意要推翻满清统治，挽救祖国危亡。说起来，陶先生是革命党领袖人物中与下层平民联系最多的人了，常用麻绳束腰，穿着草鞋，日行百里，奔走革命。联络同志，筹集款项。还多次组织发动武装起事，对革命贡献很大。而且陶先生很律己，只知革命，深恶痛绝那些上赌馆、逛妓院的勾当。”
蒋介石怎么会不知道，孙中山惹恼陶成章的真实原因，就是孙中山的好色？象孙中山的手下哪一个不是花街柳巷的常客？陈其美、许崇智，还有他自己。陈其美要除掉陶成章，又何尝不是因为陶成章攻击他：除了会吃喝嫖赌，什么都不会。蒋介石此时只知有孙中山、陈其美，他才不管陶成章是圣人还是魔鬼。他见王竹卿犹豫，便说道：“不管陶成章是否该死，我看你还是应该关心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吧。”
王竹卿沉默良久，终于下定决心：“只好先下手为强了。”
于是，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陶成章成了他们两个的枪下之鬼。
闻名中外的光复会领袖在上海遇刺身亡，举国为之震惊，各大报纸连篇进行了报道，各种议论、猜测传遍上海滩。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报界发表谈话，称陶成章为革命奔走，是有大功的人，对他的突然遇害深表痛惜，对这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深表震惊。报纸上，还刊登了孙大总统致沪军都督陈其美的电报：“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陆军总长黄兴也以同盟会领袖和南京镇守使的身份，致电陈其美，要他严缉凶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浙江都督则悬赏3000大洋缉拿真凶。上海都督陈其美也悬赏1000大洋缉拿凶手，并大张旗鼓地调动所有的警探，四处侦查，声言要迅速破案，将刺杀陶成章的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常昶昶

正好是春节的假期，蒋介石不用上班，就躲在上海法租界蒲世路新民里13号的秘密住所里，密切地关注着外界的一举一动。在这里陪他的是妓女姚冶诚，姚并不知道此案的真实底细，经常把她听到的街谈巷议，讲给蒋介石听。蒋介石并不担心官方的侦缉，倒是光复会那帮人，令他有些惶惶不安。报上说，陶成章遇刺身亡，光复会会员同仇敌忾，发誓要为自己的领袖报仇雪恨。他们大举出动，四处侦查，竟找到了王竹卿的下落。不过，陈其美先下手为强，抢先一步又派人干掉了王竹卿。这样，光复会就开始把怀疑的目标指向了陈其美，认为他是幕后黑手。
陈其美也坐不住了，他找到了蒋介石，对他说：“介石，你还是先出国避避风声吧。”说着把两张去日本的船票和一张大额汇票放在蒋介石的面前。接着，陈其美又说：“你写个辞职呈文，就说革命告成，正可利用这个机会申请去德国学习军事。你先到日本学德语，以为到德国留学做准备。一俟风声过去，你即回来。”
就这样，蒋介石带着姚冶诚悄然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第三次来到日本。蒋介石这次是带着大把的钱来日本的，他可没有功夫去学德语，他找了几个师兄师弟，商议办一个杂志。正没有活干的几个人一听大喜，有人管吃管喝，还有钱挣，你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蒋介石说：“咱们办个《军声》吧。”
一个师兄说：“介石念念不忘的还是军事呀，从所拟的刊名来看，介石俨然是要代表新的共和国军界的声音了。”
蒋介石道：“军事问题，当然优先考虑！试问日本蕞尔小国，何以强盛？不就是因为有了‘以军为要’的国策吗？我们新的共和国家也当如此。”
“革命成功，共和告成，大家都认为该是和平建设国家，落实民生主义，倘若‘以军为要’必加重国民负担，也对建设不利。”有人反对说。
“这个问题要放在国际大局来思考”。蒋介石大声争辩说：“优胜劣汰，天演公理，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最紧迫的是对外问题，俄、日、英趁我国发生辛亥革命之机，进一步侵犯中国边境，对中国造成了多方的威胁。不过，英国对西藏的野心主要在商业方面，可暂缓处理；而日本和俄国对我国东北和蒙古地区的步步进逼，表明它们有领土野心。细细分析之，日军的军力显然要比俄国强大，因此，中国要单独作战，只能首选俄国。眼下，暴俄侵我蒙古，我国要征蒙，收复失地！”
有人不同意蒋介石的观点：“比起俄国来，日本对我国的威胁更大！倘若我国冒然征蒙，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严重局面出现。”
蒋介石陷入了深思，有人建议他写文章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供大家讨论。何况《军声》创刊后，不是正需要这样的文章吗？蒋介石欣然应诺。不长时间，在蒋介石的积极筹备下，《军声》便创刊面世了。蒋介石在这个刊物上先后发表文章6篇，分别是：《军声》发刊词、革命战争军政之经营、军校统一问题、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征蒙作战争议、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强之外交。看过蒋介石的文章，一起编辑《军声》的几个好友不禁感慨：“看来，介石兄是有大志向的人啊，所思所虑，非一般军人所能比肩啊！”
“介石兄在文中说，中国在征蒙之前，应该先做三件事：一是要乘近东多事之机会，与暴俄利害相反之英、德、意、奥诸国，竭力联络；二是与先进共和国美、法相互缔交；三是‘无形之中’将南满让给日本，使中、日之间干涉不起，牵扯无由，垂涎既断，竞争自息，而利益均沾之祸，亦可消灭于冥冥之间。再并力北向，锐意攻敌。且不说这些事该不该做，能不能做，只是从中多少读出些介石兄有‘惧日症’的讯息来。”有人分析道。
也有人替蒋介石辩解说“哦，介石兄对局势的研制，非就事论事，也不是一般的学术商榷，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包括认清主要敌国，然后以此为中心，展开外交谋略，远交近攻，打拉结合，孤立目标，为出奇制胜营造有利外部环境。这些，可都是当国执政者的思维、治国安邦的谋略啊！”
每当有人恭维说蒋介石有大抱负、大志向，有治国安邦的谋略的时候，蒋介石总是又高兴又烦恼。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自己何时才能“位”“谋”一致呢？眼看1912年就要过去了，国内各党派分化组合，国会议员竞选如火如荼，有识之士都在各自寻找自己在共和国家中的新位置，蒋介石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给陈其美写信详细汇报了在日本的境遇，请求陈其美允许他早日回国，宋教仁遇刺，蒋介石经过陈其美的同意回到了国内。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一时间战争阴云密布，各界人士纷纷对时局发表看法，大多都反对使用武力。蔡元培在上海发表演说：“做事不可违反多数国民心理，多数国民既不愿使用武力，则不可用武力。”正在欧洲“小休”的汪精卫闻知，火速从巴黎回国，与袁世凯的老师张謇密商调停条件，孙中山极力主张趁袁世凯立足未稳，先发制人。组织南方各省武力讨伐，.并认为“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他要到日本去和日本商议出租东三省以换取经费，讨伐袁世凯。上海宣布独立，陈其美就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蒋介石一见陈其美道：“请大哥下令，兄弟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陈其美很是满意：“辛亥革命时，上海光复取决于攻破江南制造局，此次重取上海，军事重心依然是江南制造局，因为这里驻扎着海军中将郑汝成亲自率领的北洋精锐团。”陈其美继续分析说，：“郑汝成乃袁世凯心腹，精明能干，治军有方，是此次军事行动的主要敌人。只要拿下制造局，上海大局可定。介石，给你个任务，袁政府第93团，原是你训练的沪军第5团，命你前去策反，并率领该团，配合钮永健部，夹攻制造局。”
“是”！蒋介石双脚一并，向陈其美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接受了这个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蒋介石立即行动，他去策反93团，但只策反了一个营。蒋介石和张群只好率领这一个营按计划配合夹攻制造局，结果制造局加强了防备，进攻的讨袁军伤亡惨重，士兵伤亡散去大半，营长也阵亡了。蒋介石已经无兵可用，上海的讨袁军事行动就这样彻底宣告失败。蒋介石不甘心，急忙和张静江一起赶往南京，试图援助那里的讨袁军，无奈南京的军事行动很快也失败了。二人只得返回上海。
宣布独立的几个省的讨袁行动很快都失败了，各自宣布取消独立，服从中央。中央检察机关立即审查参与此次“叛乱”的国民党团，究竟是个别党员的行为，还是整个党的行为；北京国民党本部为了表明清白，将黄兴、陈其美等一并除名。大总统袁世凯下令，削去孙文筹办铁路之全权，悬赏10万元捉拿黄兴、5万元捉拿陈其美等这些“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在通缉名单中，也有黄郛、蒋介石的名字，其中捉拿蒋介石的赏银是3000大洋。
上海滩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连租界也不安全了，蒋介石只好悄悄地跑回了老家。在自己家里也不安全，就又躲在族姑兼舅妈的蒋妙丹家中。不久，外面传来了消息，通缉蒋介石的公文已经从省里传到了县里。奉化县知事就派县里的警察到处搜铺蒋介石，蒋介石很是不安，他让族姑找来住在何家村的盟兄何禄山。一见何禄山，蒋介石焦急地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大哥快去打听消息，看看陈其美现在何处？”
何禄山经过一番的打探，告诉蒋介石，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这些国民党的领袖人物，都跑到日本去了。蒋介石说：“总在乡下躲着，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小弟也想去日本躲避，一来安全，二来可以和英士兄在一起，做些革命工作。”
“那最好不过。”何禄山深表赞同。
蒋介石为难地说：“可是小弟囊中羞涩，不名一文，如何去得日本呢？”
何禄山也很为难，无奈之下只好求助蒋妙丹。蒋妙丹也没有闲钱，她一狠心，把家里的20亩良田卖掉，给蒋介石凑够了充足的盘缠。经过何禄山的帮助，蒋介石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上海，第四次踏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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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昶昶

1913年底，蒋介石在东京与陈其美汇合。陈其美告诉他，孙中山正在毁党建党，成立中华革命党。关于此事，临出国前，蒋介石在拜会张静江时，已经听到了风声，当他听说这是陈其美的主张后，便毅然地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讲究绝对服从领袖，加入者必须对孙中山表示效忠，在党内实行孙中山的个人的独裁。黄兴坚决表示反对，就此和孙中山决裂。黄兴的离去，也带走了一大批追随者，陈其美就由原来同盟会中的二流人物，变成了孙中山身边的紧密层。当然，这就是陈其美想要的，他的主观是为了攫取权力，但在客观上把蒋介石带到了孙中山的身边。
蒋介石得知这么多的元老和领袖人物与孙中山意见相左，心中一动。只听陈其美继续道：“更有甚者，有人攻击党章规定绝对服从领袖命令，入党要履行严格的手续，要填写‘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誓约等等，是帮会而不是政党。那些对我忠诚协助孙先生毁党造党感到不满的人，攻击为兄是以青帮头领的身份，使用帮会手段操纵党务。”
“真是不识大体。”蒋介石随着陈其美的话说道。
“眼下党中上层纷纷扰扰、矛盾重重，只有为兄协助孙先生办理组党之事了。”陈其美为自己成为孙中山的近从而豪。蒋介石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的地位在上升，前途也光明起来，便决定坚决站在陈其美的一边，和戴季陶一起，全力协助陈其美组建中华革命党。
这天，陈其美对蒋介石说：“眼下，党中领袖、军事将领，一个个离心离德，而反袁革命，其艰巨超过反清，孙先生需要介石弟这样忠贞的同志，待忙过这一阵子，我带你去拜见孙先生。”陈其美此话有安慰蒋介石之意。
“多谢大哥！”蒋介石正求之不得，当他听到陈其美鼓动孙中山毁党建党时，，就已经考虑到有这一天了。陈其美是为了提升的自己的地位才出此主意的，他也料到党内的领袖人物不可能向孙中山表示效忠，因此，自己也就从二流角色变成了一流角色。孙中山此举等于是把跟着他多年的干将都给赶跑了，他身边没有了人，就得重新物色人，所以，蒋介石正逢其时。当他听到陈其美要带她去见孙中山时，就开始研究孙中山的著作，还专门了解别人第一次见孙中山的情形，时刻准备去见孙中山。又过了一段时间，陈其美终于答应带他去见孙中山了。临行前，陈其美对蒋介石说：
“我和孙先生在讨论国内局势和革命谋略之余，也时常说起革命中的小插曲，他常常询问一些琐事闲情，我已经多次提到了介石弟，还特意把吾弟在日本军校学习深造的事项说了。孙先生得知吾弟此刻就在日本，并渴望见到他时，就欣然应诺。”
蒋介石非常兴奋，去见孙中山时，特意身着士官学校制服，一副军人装扮，陈其美又特意嘱咐说：“介石，你知道的，孙先生是公开反对暗杀政治对手的，见到孙先生，不必提及刺杀陶成章之事，免得尴尬。”
蒋介石道：“刺杀陶成章，乃出于革命，为本党之大义，弟毫无求功之意。但不知孙先生是不是略有所闻？”
陈其美反问：“你想呢？党人成千上万，你与孙先生并无渊源，孙先生何以知道你是谁？何以欣然答应专门见你？”
蒋介石暗忖，孙先生知道我，未非由此事而起？来到孙中山借住日本人宫崎的住宅，陈其美走在前面，蒋介石紧跟其后，一同走进孙中山的房间。孙中山看到蒋介石一身戎装，意气风发，颇是喜欢，伸出手来，握住蒋介石的双手说：
“喔，这就是蒋介石吗？见到你是我的荣幸。”
三人落座，孙中山又问蒋介石对革命的看法。蒋介石说道：“中正以为，要为建立真共和、建立民治、民有、民享的中国而奋斗的革命同志，就必须绝对服从革命的领袖。军阀被扫除，革命成功了，国家有了雄厚的基础，民智开化，那时候，才是实行民主、自由的时机。民国肇兴，当时倘若革命同志听从先生的话，实行先生的革命方略，也不会被袁贼夺去了革命果实，我们又来二次、三次革命。”
孙中山道：“当时余极力主张实行革命建设之目的。而我党之士，多期以为不可，经余晓谕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终致今日之局面。”
随后，又谈到了反袁的策略。蒋介石把自己在《军声》上发表的关于争取日本支持，不惜把南满的权益暂时让于日本的想法说了一遍，又纵论了远交近攻的一些策略。孙中山道：“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
蒋介石说：“一般党人，不理解这是革命的方略，甚至有出卖权益的指责，殊不知先生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让中国建立真共和，实现民主、自由；而袁贼完全是为了个人私利。做这些事，为一己之私即是卖国，而建立真共和则是爱国。”
不知不觉间，已经谈到了夜深，三个人意犹未尽，不忍别离。实在太晚了，陈其美不得不起身，蒋介石跟在他的身后，和孙中山道别，孙中山拉住蒋介石的手说：“介石真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是革命的实行家，这正是革命所最需要的。将来，你必成为革命之栋梁。”
听到此话，蒋介石很激动，也很自豪。

常昶昶

   三十五
1914年初夏，蒋介石奉孙中山和陈其美之命回国起事。回到上海，就联络了一些革命党人，制订了夺取上海的军事行动计划。蒋介石对大家说：“这次军事行动，是兄弟奉孙先生之命而行，这是兄弟和孙先生结识后，第一次领受孙先生交给的任务，务必一举成功，为孙先生所说的‘三次革命’率先打开一个局面。”
参与策划的同志说道：“这正是介石兄向孙先生证明能力，赢得孙先生的赏识的一次绝好机会，我辈务必格外用心。”
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计划尚未施行，即被已任淞沪镇守使的郑汝成侦悉，秘密司令部也被突然搜查，计划败露。情急之下，蒋介石匆忙跑到张静江家里避难，不想自己在这里避难也被当局掌握，让蒋介石大惑不解。经查，此事竟然是被王金发给出卖的。原来，王金发很孝顺，非常听母亲的话。王母是大家闺秀，深明大义，过去一直支持儿子从事反清革命，陈其美在上海经营多年，一开始靠的就是王金发母亲出售家财的捐赠，不仅如此，她还把儿子交给陈其美，让其跟着他去反清。二次革命后，王母不再支持王金发跟随陈其美。为什么？
王母道：“过去革命，是要推翻清廷。清廷倒了，民国建了，大总统是国会选出来的，国会是国民选出来的，还革什么命？革谁的命？革命的理由说是大总统破坏临时约法。别的不说，我就问一句，孙先生要还是总统，要不要这个临时约法？还有借款的事情，也闹得沸沸扬扬，我再问一句，孙先生当总统，要不要向外国借款？又说革命是因为国政不良，这是理由吗？组党是自由的吧？议员是竞选的吧？报纸是谁想办就可以办的吧？何不透过政党去牵制，透过国会去监督，透过报纸去批评？为什么非要革命呢？这样的革命，到底是革命还是谋反？民意是不是支持你们造反啊？”
蒋介石闻听王母此言，长叹一声，知道孙中山的革命在中国已经没有民意支持，势难成功，只得于6月中旬回到了日本。蒋介石一回到日本，陈其美告诉蒋介石：“孙先生接到东北党人的报告，说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已策反成熟，请派员前往主持。我一时走不开，经和孙先生商议，决定派你带丁景梁一起前往东北。那里情况到底如何，你们先行探视，视察情况后再决定如何行动。”
蒋介石接到了新任务，马不停蹄，立即和丁景梁一起满怀希望，兴冲冲地到达安东，然后，从安东到哈尔滨、齐齐哈尔，再到长春，一路上接触军队，深入城乡，不辞辛苦，结果却是大失所望。哪里有成熟的条件，纯粹是个别人党人为骗取经费，谎报军情。蒋介石道：“现在看，东北各地，无论是国人的革命热情，还是革命武装力量，都是微弱无力的，与南方诸省相比，前景更加堪忧。倘若没有日本关东军的掩护和接待，我等在这些地方的调查，是不现实的，还是应该以江浙为根据地，尤其是上海。”
丁景梁赞同蒋介石的结论。就在这时，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消息：欧战爆发了。这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蒋介石说：“此次欧战必引起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我辈革命党人，不能只专注于国内，必须注意外交问题，下一步，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影响我国革命前途的因素，制定推翻军阀政府的计划。这些想法要让孙先生知道。”
丁景梁赞同蒋介石的想法，鼓动他直接给孙中山写信，陈述自己的研判和设想。蒋介石觉得有理，就给孙中山写道：“本党今日之进行，异统一各省革命计划，确定全盘整个方案，集中一点，注全力、聚精锐以赴之，是为今日之第一急务也。------至江浙之战略，以地势与兵力之关系，是海主陆从，西守东攻，为今日唯一之根据地点。”不久，他们结束了在东北的考察，回到了日本。
蒋介石向陈其美报告了东北之行的情况，还谈了他给孙中山信中的一些想法。陈其美说：“介石弟，你给孙先生的信，我们都看到了。孙先生很重视，指示军务部根据你的设想，制定行动计划。孙先生还制订了《革命方略》，本党很快要宣布重整革命阵营，强调‘以军事为先决问题’。创立‘中华革命军’，确定以江浙为发难根据地。”
自己第一次给孙中山进言，就受到如此重视，蒋介石很受鼓舞。陈其美又说道：“现在党内的军事领袖，对革命感到消极，本来就有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黄先生不赞同孙先生的‘中华革命党’，故，黄兴、李烈钧、熊克武、陈炯明、柏文蔚、钮永键、程潜等军人派，俱不助孙先生。介石弟是目前总理心中的革命实行家，也是总理信任并看重的本党军事人才，所以，上海这里，还要介石弟具体实施革命谋略的工作。”
“小弟定当竭尽全力。”蒋介石决定地说。
正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之时，自己要多多的表现才是。所以，顾不得多日的奔波劳累，也不再顾及袁世凯的通缉令，在东京没几天，蒋介石就又匆匆赶回上海。可是，蒋介石刚回到上海，就感到空气非常紧张，租界当局也配合中国政府的行动，严密缉查可疑的谋反分子。过了十几天，党人范鸿仙被判死刑，连带被捕杀者达200多人，浙江方面，也是风声鹤唳。璇玑传来消息：杭州的中华革命党机关也遭破坏，党人四散逃亡。在江浙革命根据地的谋略，遭受严重挫折。
上海没有办法立足了，蒋介石只得回家乡暂住。一直为自己担惊受怕的寡母，对一大家子人难得团聚的日子，感到高兴。现在，有了儿子经国，发妻毛福梅不再枯寂；侧室姚冶诚也已在去年被他送回家。毛福梅宽容大度，姚冶诚乖巧伶俐，对婆婆极为孝顺，对毛福梅也极尊重，一家人相处颇是融洽。在家乡深居简出的蒋介石，妻妾相伴，得以在悠然娴静中埋头读读书，也是难得。可美中不足的是，毛、姚二人都不识字，让蒋介石感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无话可谈。于是，蒋介石就聘请了个家庭教师，既教她们识字，又给经国启蒙。
蒋介石在天伦之乐中，并没有忘记“国事”。在与陈其美的联络中，他得知，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的军事行动，一次也没有付诸实行过；就连陈其美亲自回上海主持策动的长江中下游的起事，也毫无起色。现在，不仅在军事上束手无策，而且经费异常困难。按照陈其美的想法，军事行动暂时没有条件发动，就先想方设法筹措经费，再在上海举事。蒋介石在家里呆了半年多，没有为革命做什么贡献，于是就想筹集些经费，也算是对大哥陈其美有所交代。可是怎么才能弄到钱呢？蒋介石苦思冥想，夜里做梦倒使他想到了绑架人勒索的办法。白天仔细地思索了一下，认为只有这个方法可行，遂去拜访盟弟王思溥。
王思溥自小习武，身强力壮，他聪慧伶俐、侠肝义胆，外人送他匪号“飞毛腿”。他手下有一帮兄弟，在方圆百里无人敢惹。蒋介石对他说明了来意，王思溥当即问他可有人选？蒋介石告诉他：离溪口10里的畸山村，有一个叫夏金木的财主非常有钱，此人在上海、湖州等地开了10多家的商号，还在家乡开有钱庄，据说家财有10余万的银洋。王思溥一听大喜，那我们绑来勒索他1万大洋。话不赘述，勒索成功，要了大洋12000元。1000大洋让王思溥分给弟兄，留给家里800大洋；200大洋自己做路费，10000大洋送到日本当见面礼。
蒋介石回到了日本，陈其美见他带来10000大洋，喜出望外，为他记首功一件。孙中山也称赞他智勇双全，为革命解了燃眉之急。1915年春末夏初，蒋介石应孙中山和陈其美之邀参加了一个军事会议。会前，陈其美对他说：“袁世凯和日本签订21条，又授意杨度组织了一个筹安会，阴谋恢复帝制。现在，黄兴那帮人也认识到不讨伐袁世凯不行了。”
“日本和袁世凯签订21条，是不是表明日本要帮助袁贼了呢？”蒋介石问道。因为孙中山说过“日本助我则我胜，日本助袁则袁胜”的话，而且一直在积极与日本方面沟通，争取日本对中华革命党的支持。所以蒋介石才有这一问。
陈其美说：“本来总理和我，为争取对本党的支持，在今年的2月，就和前满铁株式会社理事犬冢信太郎和满铁社员山田纯三郎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没有想到日本政府却利用这个给袁世凯施压，要和袁世凯做交易。总理得到消息，3月25日，特意写信给小池张造，将此盟约送交日本外务省，恳切表示：贵政府与袁世凯政府的交涉手段，只能暂时给日本带来收获，却必定会使日华之疏、隔日益扩大。而《中日盟约》，则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友好问题。但是仍未能阻止21条的签订。”
蒋介石说：“可见，日本人总想利用我中华的内争以获其利，他们是不会乐见中国革命成功、国家统一的。”
陈其美道：“总理也作如是观，在得知21条签字的消息后，对我说：本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而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富强，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吾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助官僚以抑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日武人之此等政策，真是横暴可恨，愚昧可悯！”
“据闻总理有急取黄先生归队共同讨袁之意，可是迄今未见黄先生回应啊？”蒋介石又问。他非常关心上层人物的动向，因为他在思考，日本助袁，革命党内仍未统一，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急于发动“三次革命”是没有胜算的。
但是，在会上，孙中山的意见坚决，所以，军事会议只好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孙中山自任大元帅，下辖4个军。以陈其美为东南军司令，筹备处设在上海；以居正为东北军司令，筹备处设在青岛；以胡汉民为西南军司令，筹备处设在广州；以于右任为西北军司令，筹备处设在三原。在日的中华革命党的高级人物，都迅速回国，策划第三次革命。
会议一结束，陈其美、胡汉民等人就当即启程回国。蒋介石为陈其美送行，一直送到横滨，分别在即，蒋介石说：“大哥先行一步，小弟在此随时听从大哥的召唤。”
陈其美神色庄严、深情地说：“我愿牺牲一己，以尝我党之代价，以挽我国之弱风；我愿扫除中国之恶魔，建世界之和平！”
闻陈其美之言，蒋介石也激动起来：“万一大哥不幸被袁贼所害，小弟一定要成为兄之化身，为革命赴汤蹈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完成大哥的未竟之志。”
二人就此告别。过了几个月，1915年的10月，蒋介石收到了陈其美要他回上海的电报。蒋介石遂即回到上海，来到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5号。这里是中华革命党组建的上海总机关。陈其美急招蒋介石回来，是让他制定在上海起义的行动方案。蒋介石谈了自己的想法：“上海为东南第一要区，吴淞口要塞扼长江之口，制造局为后方重地，皆为军事上所必争。如果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上海不下，则东南难图。”
陈其美对蒋介石的看法很是赞赏：“三次革命，当首图上海如同辛亥年之图武昌。君子所见略同，我们兄弟真是想到了一块了。另外，刺杀郑汝成之事，也请介石弟谋划之。”
这是一桩极端艰难的使命，毕竟刺杀郑汝成，不比暗杀陶成章。经过多日的侦讯准备，11月9日，陈其美召集蒋介石密议。他对蒋介石说：“为庆祝日本大正天皇加冕，日本驻沪领事馆定于明日举办招待会庆贺。郑汝成作为上海的头面人物，而且以前曾随使考察日本海军，接受过旭日中授章，他肯定要亲自到场致贺。这正是实施计划的佳机。”
经过一番摸排、部署，终于11月10日将郑汝成刺杀。蒋介石兴奋地说：“郑汝成被诛，上海的敌人群龙无首，陷入混乱，这正是起兵的绝好时机。肇和、应瑞、通济三舰停泊在黄浦江口，经过党人积极动员，已将肇和舰上的士兵拉拢过来。其他两舰尚处于左右摇摆的境地，可以先夺取肇和等三舰。然后夺取江南制造局、警察局、电话局，进而控制整个上海。”
陈其美道：“迅即策划上海起义。介石弟，你负责筹备进攻计划，制订攻击部略。”
蒋介石立即行动，夜以继日，精心酝酿谋划，提出了《淞沪起义军军事计划书》，将自己的设想形成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就在这个时候，陈其美接到报告：海军当局要将肇和等舰调离上海。陈其美说：“一定是海军当局觉察到我辈的动向，才将三舰调离上海的。如果再按计划行事的话，势必贻误战机。所谓兵贵神速，应该趁三舰尚未驶出上海之际，提前起义。”     大家都赞成陈其美的决定，陈其美随即进行部署：命令杨虎负责夺取肇和舰，蒋介石参加攻打警察局的行动。12月5日开始行动，出师顺利，杨虎等率人乘汽艇巧取肇和舰，并向制造局开炮，打响了全城行动的发令炮。蒋介石等闻听肇和的炮声响起，立即发动进攻，向警察局冲去。哪知，冲进警察局的队伍，受到了警方密集火力的阻击，只能退下来。此时，又传来消息：应瑞、通济两舰依然效忠政府，向肇和发动攻击；制造局方面也因各部联络不通，行动不齐，兵败撤退。眼看行动受挫，陈其美心急如焚，忙召蒋介石商议对策。
5日夜里，环龙路渔阳里，正在楼上研究对策的蒋介石二人，突然听到正在楼下望风的陈果夫在大声的抗辩：“你们为什么乱抓人？我们犯了什么法？我要去告你们。”随即响起了一片吵闹声。蒋介石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以“快走”素有“四捷”之称的陈其美当即跳窗而逃。蒋介石来不及逃跑，巡警已经上得楼来，他只好当作旁观者站在门口，镇静地问：“诸位何事而来？”巡警一面回答捉拿革命党，一面闯进房子里。蒋介石趁机溜了出去。
12月的上海，到了夜里，天气也是寒气逼人。蒋介石一路逃跑，出了一身的冷汗，被寒风一吹，不觉浑身发抖，他也是急火攻心，竟生起病来。王氏寡母听闻此信息，焦急万分，不顾家人劝阻，亲自来到上海探望儿子，母子相见，不由凄欷万状。这时，陈其美给蒋介石送来了一个重大的消息，蔡锷巧计出京，回到了昆明，并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誓师讨袁。蒋介石在高兴之余，不免有些失落。

常昶昶

蔡锷和黄兴是湖南同乡，又是好朋友。黄兴反对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但更反袁，他把眼睛盯在了北洋势力遥不可及的云南，并让李烈钧投身唐继尧，如此一来，不正说明黄兴一派的策略是正确的吗？那么，二次革命以来他蒋介石出生入死所进行的革命活动，难道真像舆论所指责的那样，就是捣乱？还有孙先生执意的毁党造党，真的像黄兴一派所说是一意孤行？如此一来，蒋介石心目中神圣的“总理”光环褪去了不少。他又开始称孙中山为先生，而不是总理了。孙中山说的话，不对的，他也可以拒之不听了。病渐渐好了，蒋介石没有回家静养，而是迫不及待地投入到策动起义的工作中。因为，他想有所作为，以迅速提高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尤其是那些领袖们还没有和孙中山解除隔阂之前，正是自己大显身手之机，等到孙中山把他们找回了，自己就可以和他们并肩了。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16年4月12日，是上海行动约定的起事日期。按照计划，是夜，以号炮为信号，陆海军同时响应。谁知天公不作美，突降大雨，浇湿了火药，号炮一时无法点燃，忙到天亮，方把号炮点响。这时正是春雷阵阵，人们以为号炮之声，也不过是响了一声春雷，竟然没有军队响应。4月13、14两日晚上，又连续两次发动，都因仓促起事，遂告失败。总机关中，包括陈其美在内，都笼罩在一片沮丧的氛围里。杨虎按捺不住了：“英士兄，兄弟愿率兵攻打江阴要塞。江阴要塞距离上海最近，又居长江之口，如能夺取，则大江南北必为震动。”
蒋介石一听接口说：“杨虎兄说的有理，小弟愿与你一同前去，那里的驻军有几个是小弟的熟人。”
陈其美勉强答应了下来。蒋介石和杨虎立即通过自己的熟人关系，首先联络了要塞守军军官王连德等十余人，向他们讲述了袁世凯已经众叛亲离，连北洋内部也群起而攻之的形势，动员他们反正。王连德等人痛快地答应了。4月16日，蒋介石和杨虎一起率领一批革命党人，火速奔赴江阴。一行人一到目的地，即和王连德等人一起发动士兵起义，不想，江阴要塞不战而克。要塞旅长闻讯而逃，参谋长肖先礼举手投降，江阴城随即宣告独立。
真是太顺利了。蒋介石和杨虎兴奋极了，就在和王连德等人庆贺之时，江苏督军冯国璋调军前来镇压。大军压境，形势危急，杨虎又因有事外出，蒋介石一人急令军官在炮台开会，研究对策。会议刚开始，参谋长肖先礼突然起身，大声喝道：“来人，奉冯大都督之命，捉拿乱党蒋介石。”
蒋介石大惊失色，尚未完全反应过来，就被蜂拥而来的士兵交了械，然后又被连推带拉地扣留在一个房间里。此番江阴举事，顺利的令人难以置信，逆转的更是让人觉得邪乎。蒋介石意识到了危险，北洋势力对陈其美和他蒋介石恨之入骨，一旦落入冯国璋之手，必死无疑。也许是肖先礼不想把事办的太绝；也许是因为场面太乱、守军涣散。总之，蒋介石竟然在两个士兵的带领下，逃出了炮台。在回上海的路上，巧遇杨虎，二人一起仓皇绕道山后，来到江边，搭船逃回了上海。
眼看各省纷纷独立，却不见中华革命党的动静，孙中山非常着急，特意从日本赶回上海并于4月27日，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亲自参与策划、指挥上海起事。陈其美、蒋介石更感到责任重大，急于有所作为。可是，接连的失败，已经花去了本来就很少的经费，若再要举事，条件是不是成熟姑且不论，下一步行动的经费还无着落，急得大家团团转。为了筹钱，陈其美坐卧不安，四处打探可以筹款的途径。
“叮零零------”法租界新里，蒋介石的寓所里，电话铃急促的响了起来。蒋介石抓起电话，从对方惊慌失措的话语中，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陈其美为了筹款落入北洋政府的圈套，在自己的寓所里被人杀死。当蒋介石气喘吁吁地赶到时，只见陈其美的尸体孤零零地躺在门外，亲友、同志都不见了踪影。见此情景，蒋介石就如五雷轰顶、天塌地陷一般。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清醒过来。陈其美是当局通缉的要犯，那些亲友、同志之所以弃尸不顾，迅速逃散，也不难理解。蒋介石强忍悲痛，马上雇车把陈其美的遗体，转移到自己的私宅。蒋介石也不敢为陈其美公开举行葬礼，只是花巨款购买一具上好的棺木，于20日午后将义兄入棺成殓，以待将来安葬。
孙中山对陈其美之死，悲伤至极，扶棺痛哭，手书“失我长城”四个大字，还对蒋介石说：“英士在沪，尽瘁国事，虽然几番顿挫，但英士之勇毅精诚，实为我同志所共同赞叹。英士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实为本党不可多得之人。”他还亲撰祭文，称誉陈其美“生为人杰，死为鬼雄。”
6月下旬的一天，尚未从失去陈其美这位恩师、挚友的阴影里走出来的蒋介石，接到孙中山交给他的一项新任务：到山东去，协助许崇智整顿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接到任务，蒋介石立即乘船前往青岛。一到青岛，蒋介石首先找到在东北军任职的，一起在日本振武学校的同窗好友王柏龄。二人相见，不免感慨唏嘘。
蒋介石说：“想不到，袁贼突然间死去了。可惜只差10多天的工夫，不然或许英士兄就不会死。”
王柏龄叹道：“是啊，英士兄是5月18号遇害，袁世凯是6月6日死的。或许英士兄想不到，他死后这两个月的工夫，局势变化会如此之大。”
“局势变化，却非孙先生与本党所主导，甚是遗憾。”蒋介石感叹道。
王柏龄说：“不管怎么说吧，对本党来说正处于束手无策之境，袁世凯一死，我们的讨袁军事，就算不战而捷了。眼下，国家统一了，政治已恢复到了民国元年的轨道。革命没有了对象。如此说来，我们中华革命党，到底还存在不存在呢？”
蒋介石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次日，6月8日，孙先生发表宣言，说‘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即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不使谋危害民国者于国内。’现国会恢复，国民党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孙先生所说‘监督之者’，从政治上看，或许可以理解为以国民党名义在国会行使监督权。中华革命党本来就没有正式对外公开，现在正好可以继续使用国民党的名义了。至于中华革命党，孙先生只要不说取消，那就继续存在。”
王柏龄说：“清朝的时候，我们革命，民国成立了，我们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眼下，政治导入正轨，想革命也是没有借口了。我辈是靠革命安身立命的军人，看来今后要好好地为自己的今后考虑一下出路了。”
蒋介石惊异道：“柏龄兄有何打算？”
王柏龄道：“我准备去昆明，到云南讲武堂当教官。”
蒋介石忙问：“柏龄兄怎么要到那里去，不是还有东北军吗？孙先生派我来整顿，就是想保存革命的军事力量。”
王柏龄说：“介石，别提了，什么东北军，就是名副其实的乌合之众啊。”
蒋介石大吃一惊：“柏龄兄因何这样说呢？”
王柏龄道：“英士兄精明能干，在上海经营有年，关系盘根错节，受命组建中华革命军东南军都无果，何以东北军在青岛能够组建起来？是因为有日本人的庇护，又从日本占领军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支持。至于军人，那就庞杂了：有收编的胶东各县的民团，有受策动南下的辽东‘红胡子’千余人，有招募的自愿参加反袁革命的热血青年，还有警察、退伍士兵、被策动反正的旧军人。实际上，其中还任用了大批的日本浪人、学生，还有日本军人在里面充当间谍。”
蒋介石不解地问道：“何以东北军能够一举控制高密、昌乐、益都等好几个县，又攻占胶东重镇潍县，三次进攻济南，声震华北呢？”
王柏龄说：“有日军占领区这个后方，加上日本浪人和军人的直接帮助，所以才有这千里的进展。”
蒋介石继续追问：“眼下东北军的情形怎么样呢？”
王柏龄叹气说：“混乱极了，要整顿，谈何容易呀？”
蒋介石换了个话题问道：“许代司令这个人，柏龄兄观感如何呢？”
王柏龄说“许代司令有‘贵公子’的雅号，想来介石是知道的。”
蒋介石明白了老同学的意思，“贵公子”就是我们说的花花公子，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了解了情况后，蒋介石拜见了东北军代总司令兼参谋长许崇智。蒋介石道：“弟奉总理之命前来，协助许代司令整顿军务，请代总司令指示办法。”
许崇智道：“介石，眼下参谋处长因病请假，你就担任代参谋处长吧。至于整顿的事，介石看着做吧，你可以以我的名义便宜行事。”
蒋介石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的底气一下子足了。第二天，蒋介石陪同许崇智来到位于潍县的东北军司令部。路上，蒋介石看到的尽是松松垮垮的士兵，司令部里的人员更是进出随便，一眼望去，士兵高矮不一。蒋介石眉头紧锁，满脸怒容，没有好气地对司令部里的军官说：“把司令部的编制表和师、团的花名册拿来。”司令部的官兵一个个面面相觑，蒋介石呵斥道：“为什么还不动？快拿来！”
“没有。”司令部的一个军官回答道。
蒋介石大吃一惊，他不敢相信一支部队，居然没有编制表和花名册。他强忍怒火，质问说：“那，东北军号称30000余人，从何知道整个部队确切人数有多少？”
“不知道，确切人数，谁也不知道。”又一个军官回答。
蒋介石的火山喷发了，喊道：“去，把总值日员、各处、师、团的值日员都叫来。”
没有人动。蒋介石质问：“为什么不动？”
一个军官回答：“没有值日员。”
蒋介石简直要疯了：“那武器呢？武器有多少？把军械局的武器报表拿来。”
“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武器报表。”另一个军官回答。
蒋介石气的无话可说，正在这时，士兵报告说，第一师某部在南流附近各村庄抢劫焚掠。蒋介石大惊：“这还了得，我辈军人之责，本是为平民解除痛苦的，似这样抢劫焚掠，与土匪何异？”
“本来就是土匪嘛”。有军官嘀咕道。
蒋介石没有理会他，对许崇智道：“许代总司令，应饬令第一师对所部在南流一带的抢掠事件彻底严整。”
许崇智说：“传本代总司令的命令，命师长查明来报。”
过了两天，蒋介石又找到许崇智，说：“汝为兄，东北军司令部机构不健全，规章制度甚缺，整顿应从这里入手。”许崇智，字汝为。
不管是不是有人反对，蒋介石把自己拟定的条令，直接呈报许崇智签发了。又过了几天，蒋介石到部队检查条令贯彻情况。他来到一个团的驻地，一眼看去，和原来看到的散漫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由大怒，命把团长找来。团长王贵仁很不情愿地来见蒋介石，蒋介石质问：“士兵为什么不训练？条令为什么不遵守？纪律如此松弛，与军阀的部队有什么区别？”
王贵仁冷言道：“你是何人？一个参谋处长而已，有何权力跑到这里指手画脚？”
蒋介石气得满脸通红，两个人就高声争吵起来。晚上，心情烦闷的蒋介石来到王柏龄家里。王柏龄直言相告：“介石，你那些制度条令，都是对的，但是，在东北军是不可能实行的，形同空文而已。不唯如此，你来东北军时间不长，可是已有许多对你不利的传言，甚至到许代总司令那里告状，说你刚愎自用，目中无人。许代总司令对我说：‘介石喜欢和人争吵的缺点还是如此，到这儿已和几个同事闹过了。’”
“这样的军人，成什么样子？既然奉命整顿东北军，那就得认真做。那些条令，那一条不是一支军队所应具备的？我错在哪里？”蒋介石愤愤不平地说。
王柏龄劝慰道：“算了，介石，许代总司令马上就要启程到南京去，与冯国璋办理交接手续了。东北军将由北洋掌管，中华革命军的东北军不复存在了，我辈在这里不可能再待下去了。”
“职责所在，一天不走，就要负责任一天。”蒋介石是个忠于职守的人。
王柏龄无话可说。蒋介石一如既往地继续忙碌着，还好，许崇智念他辛苦，提升他为代理参谋长。许崇智去南京了，王柏龄也要走了，蒋介石正在为她送行。忽然，司令部值班参谋报告：王贵仁派兵抢夺了一名贾姓少女为妾，贾父跑到司令部告状，该部的师长已经亲自到王贵仁家中，命令他把少女送回。
“成何体统？”喝了二两酒的蒋介石勃然大怒：“把人送回去就算了吗？如此，安能知所警戒？传许代总司令的命令，将王贵仁撤职查办。”
这一下，蒋介石捅了马蜂窝。王贵仁喜酒没喝成，正在喝闷酒，一听到蒋介石的命令，叫道：“来人啊，把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毙了。”说罢，带着一帮死党直奔司令部而来。幸亏蒋介石在司令部、师、团都设立了值班员，电话很快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一听酒也惊醒了，不知如何是好。王柏龄一听，干脆道：“你也别在这里呆了，给我一起走吧。”于是便带着蒋介石一起南归。蒋介石的山东之行，是人生经历中的一大败笔。所以，他从不愿意提到在东北军的经历。

常昶昶

   三十六
过去的事儿可以不提，但是当下该如何面对呢？孙中山受到了黎元洪的尊崇，在上海专心读书、写作；黄兴则公开宣布不再过问政治，功成身退；胡汉民协助孙中山处理党务；汪精卫仍在国外“小休”。还有一些元老，如居正等人，则在国会履行议员的职责；黄郛索性退出了国民党；张群一心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戴季陶擅长文字，做了几年的记者，现在专职担任孙中山的秘书；王柏龄已去了云南讲武堂。自己该干什么呢？现在是和平建设国家时期，作为孙中山心目中的军事人才，蒋介石怎么可能受到孙中山的重视呢？蒋介石茫然无措，这个时候他想到了张静江。
张静江，谱名增澄，又名人杰，静江是他的字。他和陈其美都是浙江湖州人，比陈其美大半岁，比蒋介石大10岁。张静江是豪富子弟。当年南梁镇有“四象八中、七十二只小金狗”之说，以当时家财达百万银子以上者称“象”。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赠均为丝商巨贾，两家都被列为“象”，堪称巨富之家。张静江从1905年结识孙中山，一直为孙中山提供经费来源，他不仅在经济上支持革命，而且还资助创办报刊，宣传革命，争取民心。他曾经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
蒋介石前来拜访，张静江把他迎入客厅，二人落座，话题很自然就是他们共同的盟兄弟陈其美。蒋介石说：“英士兄之死，对小弟打击实在太大了。我一定要把英士大哥的英灵，移往湖州安葬，完成他的心愿。我已在英士大哥灵前发誓，一定要照顾好文英大嫂和惠夫侄儿，也要照顾好果夫、立夫侄儿。小弟也曾说过，倘若大哥不幸捐躯，我要做他的第二化身。可是，眼下------”
张静江说：“英士很欣赏介石，多次对我说过，介石年轻有为，勇敢坚定，又志存高远。孙先生也说过，介石是革命的实行家。为兄也深有同感。”
受到张静江的夸奖，蒋介石失落的情绪，一下子得到不少的缓解。张静江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他早想和张静江亲近，但是碍于陈其美的关系，不好表示出来。现在陈其美去世了，他们二人都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因此，无形中两个人的关系就拉近了许多。张静江又继续说：“介石说道要做英士的第二化身，为兄也会把介石当作英士第二化身来看。现在英士不在了，你我就应该结成兄弟。”
听到张静江的话，蒋介石求之不得，激动地说：“承蒙静江兄不弃，中正愿像追随英士大哥一样，追随静江兄之后。”
张静江说：“介石，现在是乱世。记得戴季陶老弟说过，十万锦绣文章，抵不过一干毛瑟枪。你以后会大有作为的，要追随孙先生，就要在粤籍要人中结交豪杰。许崇智这个人，你在东北军和他交往过，介石认为如何？”
许崇智，字汝为，广东番禺人，与蒋介石同年同月生，比蒋介石大5天，是为数不多支持孙中山毁党建党者，被推举为中华革命党的军务部长，兼中华革命军福建司令长官。云南护国军起兵讨袁，孙中山急派许崇智到山东，出任东北军参谋长，继之担任代总司令。许崇智并无德才，他之所以比蒋介石爬的快，就因为他是广东人。孙中山一心想把军队控制在广东人的手里，这是蒋介石多年难以掌握军队实权的真正原因。
蒋介石对许崇智并不满意，不知道张静江所问何意，便道：“汝为资历、资格，中正难忘其相背。汝为为人谦和，虽是军界前辈，却不计较名利。不过听说汝为在鸦片、赌博、女人方面花功夫太多，有‘贵公子’、‘花花太岁’的雅号，算得军中奇人了。”
张静江说：“孙先生周围多是粤人，外界也有孙先生重粤人的说法。既然要追随孙先生，就得和他周围的人打交道，只有孙先生欣赏你还不够，还要在粤人有自己的知己朋友。现在许崇智也在上海，不妨把他也算进来。我们三人结拜金兰。”
张静江已经40岁了，正是不惑的年龄。他看到蒋介石今后的发展不可限量，所以，他今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蒋介石的发展提供大力的帮助。张静江就是蒋介石的第二个最大的贵人。蒋介石觉得有理就赞同了张静江的意见。1916年9月的一天，张静江、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互换兰谱，义结金兰。张静江为大，许崇智次之，蒋介石老三。许崇智、蒋介石正要跪拜大哥的时候，张静江说：“英士永远是介石的大哥，为兄不敢妄称介石的大哥，以后，你们就称我为二哥好了。”
蒋介石颇受感动，跪在地上道：“二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
结拜仪式结束，三个人把酒餐叙，说到眼前的打算。蒋介石说：“眼下，小弟想办一件事，就是把英士大哥的灵柩移往湖州安葬。”
许崇智说：“总理说，要把中华革命党总部从东京迁到上海来，要我在上海继续专心办理军务。”
张静江说：“这些年，总理为了筹款，殚精竭虑，英士也是因为急于筹款死于非命。现在日本有一种证券交易的买卖，我考虑可否试办交易所，以为筹集经费之着。”
闲来无话，已是1917年5月，蒋介石操办完归葬陈其美这个事，正在上海闲住。一天，戴季陶突然神色慌张地找到他，焦急地说：“遇到麻烦事了，介石兄，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蒋介石问：‘发生了什么事？”
戴季陶无奈，只好把实情给蒋介石说了：原来，在去年4月随孙中山回国之前，他在东京和一个女护士金子同居。不想金子怀孕，于去年10月6日生下一子。如今，金子的母亲陪伴金子抱着已经半岁的儿子前来上海投奔他。戴季陶素来惧内，比宋朝的陈季常有过之而不及。戴季陶好说歹说，哄骗金子母女回日本，可是孩子却给他留了下来。戴季陶一筹莫展，只好来找蒋介石想办法。
蒋介石听完来龙去脉，笑道：“这好办，冶诚迄今未育，把孩子交给我，带给冶诚抚养也就是了。对外就说是她所生，岂不两全其美？至于家母，一直引门祚式微为忧，多此一子，定然皆大欢喜。”

常昶昶

戴季陶拜谢不迭，蒋介石收此子取名纬国。自此，蒋介石经纬齐全，开始显露出他那经天纬地之才。过去，蒋介石曾想和戴季陶结拜兄弟，戴季陶对他和陈其美一起吃喝玩乐，颇有些看法，说他是甘愿沉沦底层，和帮会那些人混在一起，出入澡堂妓院，好色荒淫。经过此件事，戴季陶也有了短处，对蒋介石也就不再苛责，两个人的关系自此亲密起来。这个时候，张群也来到了上海，他向蒋介石报告了自己的经历，又说了北京政府的“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和段祺瑞的“再造共和”。说段祺瑞正仿照当年南京临时参议院，起草了新的约法，并按照新的约法组建了三权分立的国家机关。说不定孙中山会以此为借口有所动作，故从北京来到上海。果然，孙中山迅速作出激烈反应，宣布到广东另立政府，维护《临时约法》，即史称的“护法革命”。
蒋介石找到了张静江请教：“二哥，你看小弟要不要随孙先生去广东？”
张静江道：“孙先生南下护法，汪精卫也从国外回来，还有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介石虽在孙先生心目中是军事人才，可现在他没有军队，你现在南下，能做些什么呢？况且，粤人中还有陈炯明、许崇智、朱执信、邓铿等，介石在孙先生心目中，恐怕还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所以，还是待南方理出头绪来，有你施展的机会，到时再去不迟。至于我，孙先生之意还是要我在上海筹组交易所，为革命筹集费，我也不宜南下。”
就这样，许崇智等随孙中山去了广州，张静江、蒋介石、张群留在了上海。但是，蒋介石并没有闲着，他一直密切关注着孙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并思考着军事行动计划。孙中山是受广东生长朱庆澜邀请赴粤的，但两广是桂系军阀的地盘，桂系的广东督军与朱庆澜不和，将他排挤出了广东。1917年8月27日，广东省议会选举胡汉民为省长。还没有等屁股坐热，31日北京政府任命发表通告，以广东地方军人派李耀汉为广东省长，胡汉民只得辞职。省议会为表示不承认北京政府的任命，就又选举李耀汉为省长。
9月初，从北京南下护法的国会议员130人，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桂系首脑陆荣廷、滇系首脑唐继尧为元帅，可是，二人拒绝承认。9月10日，孙中山又以大元帅名义任命：唐绍仪、伍廷芳、孙洪伊、张开儒、程璧光、胡汉民等为财政、外交、内务、陆军、海军、交通等部总长，李烈钧为总参谋长，许崇智为参谋长。几个部的总长都拒绝任职，桂系、滇系并不听从孙中山的调遣。
张群和蒋介石在一起分析孙中山在广东的形势，张群把上面的情况给蒋介石讲了。蒋介石道：“军政府如果局限在两广，桂系就会认为是抢他们的地盘，应当组织护法联军对北军作战，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然后击溃长江一带的北军，直捣北京，整个作战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张群总觉得蒋介石过于乐观，蒋介石却觉得自己的计划覆盖面广，考虑详备，并且环环相扣，严密无缺，所以，便正式写成了《对北军作战计划书》，直接寄给了孙中山。过了一个多月，蒋介石接到了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的任命，任命蒋介石、张群为大元帅府参军。蒋介石对这个职务不感兴趣，他向张静江讨教：“二哥，你看小弟去还是不去？”
张静江说：“介石，以你的性格，恐怕不适合作幕僚。现在北京政府一面下令通缉孙先生，一面准备讨伐桂系。桂系在压力之下，已答应把原来朱庆澜掌管的省长亲军20营改组为援闽粤军，出兵福建。一旦这支粤军组成，事实上就会成为孙先生的军事力量，那时候你再去为好。”
蒋介石道：“孙先生在广东受桂系的压迫，而桂系与冯国璋的直系勾结在一起，要想有所作为，应当移师闽浙，将主战场定在东南沿海一带，对于湖南一省应暂取守势，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南沿海一带福建、浙江两省进攻，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溃上海的敌军，以吴淞为海军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东南之势力。”
张静江说：“介石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但是，浙江是直系的地盘，上海是皖系的地盘，兵力强大；桂系和直系已经连为一体，以他们的‘和平统一’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桂系和广东地方军人，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地盘，到这里来与直系精锐作战。西南六省这些所谓的护法省份，甚或认为你的计划，总以浙江、上海为中心，有狭隘地域观。不过，你不妨把自己的计划呈报孙先生，供孙先生斟酌。”
于是，蒋介石又一次向孙中山呈报作战计划书。过了一个月，已是1918年，刚过新年，这天，为了办交易所的事，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又聚到了一起。张静江告诉蒋介石：“上次说到组建粤军的事，已经有了结果，以孙先生攻闽的名义组建了粤军，任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又专门拨出4个营，成立第二支队，由许崇智任司令。粤军的任务是攻打福建。这一计划和介石的计划是一致的。交易所的事，有我和季陶、果广州，这是他夫操办进行了。你该南下了。”
1918年3月15日，蒋介石来到了来。3月5日他接到孙中山签发的任命书，任命他为粤军上校衔总参谋部作战科主任。他来不及欣赏广州的街景，便随邓铿赴黄岗、潮安、三沙坝、松口、蔗岭等地检查驻军的状况，以便制订攻闽计划。一切准备就绪，6月10日，粤军发动全面进攻。粤军攻闽之役，旗开得胜，一举向福建推进50公里。福建督军李厚基震惊之余，立即联络浙江，两省组成联军15000人，分三路全线反攻，不仅收复失地，而且广东潮州一带也被闽浙联军攻陷了几个城市。蒋介石迅速拟具了《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并亲自赶赴前线，授许崇智以方略，稳定了战局形势。

常昶昶

不料，7月18日，闽军右翼逼近粤军总司令部，众将领均主张撤退，唯蒋介石坚决主张顶住，并调洪兆麟部来援。陈炯明说：“你主张不退却，就由你以本司令的名义来指挥吧。”
蒋介石也不推辞，便以总司令的名义，急调右翼洪兆麟部驰援。恰巧敌军不熟悉地形，行军缓慢，被蒋介石抓住破绽，奋起反击。经三天三夜激战，蒋介石似有神助，终将闽军击溃。蒋介石一战成名，陈炯明喜出望外，特设庆功宴庆贺。不想，蒋介石木秀于林，成了出头的椽子。庆功会上，粤军将领故意冷落他不说，还说就是因为他的作战计划不周，才遭遇此危险，如果不是总司令临机英断，粤军子弟不顾死活，才得以扭转战局，否则，粤军就断送到蒋介石的手里了。蒋介石和粤军将领的芥蒂就此而生，在一气之下，留下一封辞职信，不告而别。
回到上海，蒋介石拜见了张静江，向他报告此番南下的经历和辞职的原因。最后说：“粤军将领责怨于弟，结党排挤，固是弟拂袖而去的原因。但不可说于人者，乃是弟觉察陈炯明其人对孙先生有离异之心，此人不宜久交。以弟之观察，他的真正目的是想做‘广东王’，对孙先生只是利用，以达其称霸广东的目的。”
张静江说：“陈炯明号称稳健派，‘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南洋后，他公开说后悔自己之轻举，指责孙先生‘沉迷于革命，不足以言救国也。’尽管护国军起后，他再次参加讨袁，并和孙先生携手合作，但心存芥蒂也是可以断定的。介石不妨把这些情况报告孙先生。”
张静江就是蒋介石的高参，刚过30岁的蒋介石，虽然观察敏锐，见微知著，但不免有些意气、做事不稳、虑事不周，他的事有张静江为他参谋自然就老道的多了。这个时候，孙中山也因为受到滇系和桂系的排挤，回到了上海。8月23日，就在蒋介石回到上海的第五天，他去拜见了孙中山。陈炯明是孙中山的唯一希望，他怎么会相信蒋介石的话？不仅如此，他还要蒋介石尽心尽力的协助陈炯明。
就在这时，陈炯明和邓铿先后给蒋介石发来了电报，敦请他返粤。蒋介石在征求了张静江的意见后，于9月18日又风尘仆仆的赶到设在漳州的粤军总司令部，与陈炯明再度聚首。陈炯明高兴地说：“介石，粤军已组建为两个军，第一军军长由我兼任，汝为任第二军军长，所遗的第二支队司令一职，请介石你来担任，拨梁鸿楷、丘耀西二统领所属官兵千人编入介石麾下，司令部设于长泰。”
蒋介石真是喜出望外，终于有一支自己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了，尽管他知道陈炯明给他派的两个人是牵制他的，但军长是自己的盟兄许崇智，他并没有将他们放在心上。蒋介石告别了陈炯明和邓铿，然后就兴冲冲的来到漳州东北的长泰县罗山文明书院上任了，第二支队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蒋介石把随身携带的两只箱子摆放好，这可是他的宝贝。在这两只箱子中，一只箱子专门装着他6年来所写的日记和常读的书籍，其中就有《巴尔克战术》、《战争论》以及曾国藩的著作；另一只箱子装着他的日常用品。安排好住宿，未经休息，就与驻扎在汀州的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联系，商讨作战计划。许崇智告诉他决定攻取福州，据此，蒋介石立即制定第二支队的作战计划，并亲自起草了誓文。10月20日，第二支队举行誓师典礼，官兵跟随蒋介石齐声宣誓：
“伏愿而今而后，战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华，平定全亚，威震寰瀛，光耀两极，完成革命伟大之盛，皆自神灵所赐也。”
11月19日，蒋介石率队从长泰出发，28日抵达仙游，与许崇智汇合。许、蒋合兵，同密布阵，配合默契，前呼后应，左右夹击，势如破竹，闽军一路退却至永泰城附近之高地，据险扼守。永泰乃闽西南军事重地，蒋介石奉命率部攻取，他精心布阵，三面环攻，战斗持续一天，将敌击溃，于12月8日夜率部进入永泰县城。第二天，蒋介石又下令追击退却的闽军，前锋直指汰口，距福州仅余100里。许崇智、蒋介石正要集结兵力，作进攻福州的准备，突然接到总司令参加，陈炯明的停战命令。蒋介石忙问其故，这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京政府和护法军政府在英美等国的劝告下，表示愿意停战，举行和平谈判。停战令于12月中旬生效。
停战待命，紧张的战争状态一下子变得悠闲起来。12月15日这天，一切如常，蒋介石放松了警惕。哪知闽军突然攻击永泰县城，打了蒋介石一个凑手不及，连他心爱的书箱都来不及收拾，在一片混乱中只身突围。失魂落魄的蒋介石自永泰前线赶往安溪，收拢残部，度过了1919年的元旦，直到1月4日，才回到长泰第二支队司令部，在向陈炯明报告了出征军情之后，引咎辞职。陈炯明不允，蒋介石便以家母染恙为由请假一个月，匆匆启程回上海。
蒋介石5月5日离开漳州，途径香港回沪，母亲特意带纬国母子从奉化赶来相聚。上海虽有蒋介石的不少朋友，但除了4月3日带纬国母子去看望戴季陶外，大多的时间是陪伴在家，侍候母亲、研读军事书籍。当然，有点闲暇，他还忘不了去花街柳巷转转。这一次，他结识了个叫介眉的妓女，让蒋介石为他神魂颠倒的，为此他延长了一个月的假期，专门陪介眉玩乐。蒋介石对她动了真情，这介眉不过是逢场作戏，当他提出要娶她做三房时，遭到了介眉的婉拒。蒋介石如头上浇了一瓢冷水，清醒了许多，终于下定决心，启程返闽。
5月1日，蒋介石回到漳州，天色虽晚，但他还是急忙到总司令部拜见了陈炯明。相见之下，蒋介石感到陈炯明已不再那么热情，经过试探，蒋介石得出结论：彼之于我，其诚信已不如前矣。蒋介石为此闷闷不乐，当晚，一个营长来看他，向他报告说：司令已经遭人非议。蒋介石在当晚的日记里写道：我亦自知之，当次上猜下疑之交，唯有辞职以明心迹耳。尽管蒋介石这样写，但他也知道这一次是怨自己，为了一个妓女，视军纪于不顾。所以，他没有马上提出辞职，为了打发自己百无聊赖的时间，他将纬国母子接到厦门鼓浪屿，租房避暑，没有事时就带她们游山玩水。直到7月11人，蒋介石往见陈炯明和邓铿，汇报第二支队改编事宜，最后，他表示自己想兼任营长。他的建议被邓铿否决，方“辞退之心遂决。”第二天，他连陈炯明、邓铿的面都不想见，通过邮寄把自己的辞呈邮递了过去。
9月27日，蒋介石夫妻三人回到了上海。10月1日，蒋介石拜访了国民党内的元老居正；2日躲在戴季陶家里休息了一天；3日才去拜见孙中山，他早已想好了说辞，向孙中山解释了自己辞职的理由。孙中山没有责备他，只是说大家还是要同心同德，以期主义之实行。蒋介石又向孙中山汇报了自己的读书心得，最后说：“中正选己之德性所欠缺四字，乞先生书之，铭以座右。”

常昶昶

孙中山一看，蒋介石所选是“静、敬、澹、一”四字，便答应为他书写下来。孙中山写完字，蒋介石又说：“先生，中正才疏学浅，打算到欧美留学三年，以求深其根柢，再图报效。路费业已备好，请先生批准。”
孙中山说：“我计划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这个双十节就要对外宣布。介石不要长期远离中国，我这里的工作，还需要你。”
蒋介石说：“那好吧，不过，中正还是希望能够出国一游，还一下环境。”
孙中山说：“不妨到日本去一趟，代我去慰问犬冢君的病情”。说着就写了一封，交给蒋介石带上。孙中山又说：“改组党，支援粤军，有些财务上的事情，要和静江兄商量。明天，我带季陶去拜访静江兄，介石也一同去吧。”
第二天，孙中山、蒋介石、戴季陶一起到了张静江的住宅。蒋介石在这里遇见了一个只有13岁的美丽少女，从此对她开始了长达两年多追求。10月25日，蒋介石告别来访的许崇智，登船赴日。28日抵达神户，11月21日到达东京，代表孙中山探望犬冢胜太郎。而后，蒋介石在开始放羊，到处寻花问柳。结果，在“福森家侍花”找妓女，遭受了一场侮辱。蒋介石回到旅店，躺在床上开始自责：“介石！介石！汝不知迁改，而又自取辱耶。”有了这次教训，他将注意力又开始集中在研究军事上。他根据到日本后的见闻和思考，静下心来，写成了《列国政府对俄国劳农政府的手段》，投寄给国内的《星期评论》。
在1920年的第一天，蒋介石对新的一年进行了规划，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看，将来做些事业，或学英语，游历世界一周，访探各国政治，以资采择。二事如不能，即在事业方面立足，组织麦棉会社，种植棉麦，否则，就充当经纪人做棉花、棉纱生意。另外，他还想在福建创办一所军校，为此事和戴季陶商量了好久，终因经费、环境等因素，未能如愿。
春天来了，它总能给蒋介石带来好消息。陈炯明给他发了三次电报，敦请他回军供职，孙中山也反复劝他回福建。不得已，蒋介石于4月上旬赴闽，来到漳州，一看“见群小在侧，环境无改于初”，旋即又“怫然”归沪。5月，蒋介石发了伤寒病，戴季陶夫人把他送进了医院，听说儿子生病住院，王太夫人拖着个病体前来看护。孙中山也于5月27日亲往医院探视。见到孙中山，蒋介石说：“先生，俄国革命成功之经验，颇值得借鉴。昨日季陶、仲恺来，我们曾经商议，拟一起到俄国考察，由我和季陶各出3000元作为旅费，准备于6月底前动身。”
中国革命的道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每个人都在寻找新的革命的道路，尤其是年轻人，蒋介石、戴季陶、廖仲恺都想从俄国革命的道路中学到新的救中国的出路。可是孙中山被眼前的事务缠身，已经没有了高度。这时的宋庆龄还是美国的热烈拥护者，在他们的眼中，除了美国，还没有将别的国家放在自己的法眼。所以，孙中山说：“出国考察固然是好事，不过，眼下本党军事工作需要介石协助，出国之事，以后有机会再说。”
既然不能出国，蒋介石就把心思用在了做生意上，他让陈果夫主持了个“友爱”公司，还没有等到开张，国际金融风潮骤然来袭，银价大跌，只好停办。上海证件交易所将于7月1日开业，想在商海一展身手的蒋介石，又把陈果夫找来，让他找几个人组织54号经纪人号，起名茂新，专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以陈果夫为经理。7月1日，交易所开幕的当天，蒋介石在《申报》上还做了广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54号经纪人陈果夫，鄙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诚欢迎。本所四川路1号3楼80室。电话：交易所54号。”
蒋介石正在忙于做生意，戴季陶找到他，急切地说：“介石，北方的直皖两系剑拔弩张，大战不可避免。桂系和直系勾结，南北响应，粤督莫荣新派兵入闽，以进攻闽督、皖系的李厚基为名，图谋消灭粤军。孙先生已派人与李厚基联络，化敌为友，把粤军所占领福建地区归还李厚基，请其作为后援，粤军则挥师回粤，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当此用人之际，你还是尽快赴闽吧。”
蒋介石不愿赴闽，戴季陶劝说无效，胡汉民、廖仲恺也纷纷出面，敦促蒋介石早日去闽，协助陈炯明挥师回粤。蒋介石已经学会了拿架子，在他看来戴季陶、廖仲恺、胡汉民的档次还不够，他在等孙中山找他。回广东、占领广州，孙中山梦寐以求，他会放下架子找自己的。果然，孙中山最后出面劝蒋介石无论如何都要从速赴闽。蒋介石达到了目的，提高了自己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无形也把戴季陶、廖仲恺、胡汉民给压力下去。没有办法，谁让他们只会动嘴，不会行兵布阵呢？是呀，局势稳定就把蒋介石扔到了一边，局势乱了就催他去卖命，放在谁的身上，都不舒服，更何况，命卖了，好处还都是人家的？这个时候也只有提高提高自己的身价了，此后，蒋介石就把拿架子当作了常态。
蒋介石来到漳州，奉命拟定作战计划。这个时候，直皖两系已在北京附近开战，而蒋介石制定出来的作战计划，却因陈炯明和许崇智二人的意见不合，被搁置一边。两个大象打架，他蒋介石无能为力，劝驾是孙中山的事儿。正在进退两难之时，陈果夫来函，说是股票大跌，心灰意冷的蒋介石，在福建仅仅呆了20天，就又回到了上海。他向孙中山汇报了粤军的情况，说明陈、许二人矛盾不解决，自己无能为力。为了避免有人烦他，把交易所扔给陈果夫，就接上纬国母子回老家奉化去了。
蒋介石想躲清静，可他躲不了，刚回到奉化，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的信函就接踵而至。他本不想理，可是国民党的元老居正竟然也给他来信了，这就不能不理了，于是在8月底又回到了上海。虽然回到了上海，可仍然无所事事，无奈，就把精力花在了生意上。9月22日，孙中山给蒋介石打电话，给他出了一个选择题：俄国、四川、广东三地去哪里，选择其一。傍晚，蒋介石去拜访盟兄张静江，在和他谈了生意上事情之后，把孙中山给他出的选择题，和自己的想法给张静江说了。
蒋介石说：“去广东，公益大而个人损失不小，徒为他人做嫁衣；去俄国，倒是符合小弟心愿，然孙先生要我和大元帅府参谋李章达同行，此人并非知交。则唯有四川一途。”
四川还未成行，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朱执信在虎门炮台遇害。蒋介石对陈果夫说：“粤桂战争，实关乎本党之存亡；而朱执信是我的挚友。于公于私，我当奔赴前敌，效命沙场。此出不受任何职务，对党、对友，唯负责任，不争权力，以冀消人之疑忌，补益于国家而已。”
蒋介石是有大局观的，他知道什么时候争取，什么时候该不记私利。9月30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一起乘船南下。路上，汪精卫忧心忡忡地说：“桂系在西南实力最强，政治上有军政府这张牌子，军事上有海军相辅，人数是粤军的数倍，兵精粮足；而粤军组建不久，也只有百十营兵力，客居省外，势单力薄。此役堪称艰难。”
廖仲恺说：“孙先生和段祺瑞联络，段指示福建督军李厚基接济粤军军费50万元，子弹600万发。”
汪精卫道：“孙先生开赴广东，头号敌人就是段祺瑞，段一下台，就又彼此联系上了。福建方面，粤军一直在攻打，昨日还是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人，今天就接济弹药，可见敌友之间，是随时会转化的。”
船到汕头，蒋介石竭见陈炯明。陈炯明说：“桂系三路来攻，自信万无一失。我已将粤军分为左翼、右翼和中央三路进兵。左翼为第一路，以洪兆麟为司令；右翼为第二路，以许崇智为司令；中央为第三路，本总司令自兼司令。介石，你可加入右翼，为右翼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

常昶昶

蒋介石说：“我不担任任何职务，以朋友身份辅佐许司令即可。”
陈炯明道：“这是战场，没有名义如何参与指挥作战呢？”
蒋介石只好接受任命，加入右翼军作战。率粤军右翼一路向西挺进，还不停地给陈炯明和许崇智提建议。但是，陈炯明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蒋介石的建议常常不被采纳。如此，蒋介石总感觉自己和陈炯明越来越格格不入。对此，孙中山也了如指掌，在10月29日特地给蒋介石写来一封信：首先称赞他知兵胜过朱执信，只是“性刚而嫉俗过甚，”让他“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以为党，非个人也。”
蒋介石接信后，不好再说什么，只得捏着鼻子坚持下来。广州收复后，蒋介石仍任前敌总指挥，率粤军第二军追剿粤西北一带的残敌。但此时许崇智忽然得病，留在广州，第二军中的高级将领大多不以蒋介石为重，不听命调遣。蒋介石很是气愤，两次给许崇智写信，又给陈炯明上书，表达自己对这些军官的不满。然而，粤军中派系严重，陈炯明动不了许崇智的军官；许崇智却不想因为一个浙江的把兄弟，得罪了自己的同籍军官。因此，蒋介石在粤军中处处受到掣肘，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11月6日，蒋介石再一次辞职，愤然离开粤军回奉化去了。他还是以退为守，因为他的军事才能在这次的收粤驱桂战争中再次表露无疑。
广东已经是粤军的广东，蒋介石在那里也的确有些碍手碍脚，蒋介石一走，陈炯明就可以放开手脚闹独立了。陈炯明掌握了广东，孙中山受到他的邀请，重新组织军政府，宣布以“粤为根据地，群策群力，以成戡乱之功，完护法之愿。”自此，被岑春煊、陆荣廷把持两年半的西南军政府垮台，岑春煊“引退”，陆荣廷逃回广西。
12月15日蒋介石从奉化来到上海，向张静江解释了他不愿意再回广州的理由，张静江就邀请他一起经营股票生意。于是，蒋介石和张静江等人商议成立经纪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拉了17个人入伙。公司成立没几天，随孙中山去广东的戴季陶回到了上海，蒋介石闻讯前去拜访。经蒋介石提议，两个人也换了兰谱，焚香告拜，义结金兰。此后，蒋介石跟谁也没有打招呼就又回到了奉化，他的屁股还没有坐稳，戴季陶就风尘仆仆地追到了奉化。
戴季陶一见蒋介石，面色严峻地对他说：“既然你我义结金兰，我就不再虚言客套。我问你：你为什么如此固执？如此不识抬举？你打算就这样偷安、纵情下去？我不听你任何解释，识时务的话，你马上赴粤。”
戴季陶语气生硬，让蒋介石难以接受，他吼道：“你促我出山做事，就是在促我的寿命！”
戴季陶也在气头上，毫不退让，两个人说着说着就大吵起来，如果不是老母亲出来劝驾，就开始动手了。戴季陶气呼呼地回到了上海，蒋介石就在他屁股后面跟着回到了上海。蒋介石怀着愤懑的心情，去找张静江诉说。张静江对他劝慰了一番，就安排他吃中午饭。正吃饭，廖仲恺委托张静江代转给蒋介石的信到了，蒋介石打开一看，也是敦促他回广州的。蒋介石看罢，既生气，又觉得委屈，感慨着对张静江说：“仲恺此函，语多傲慢，似有与弟绝交之意。二哥，近观世情诡变，而弟之性质，实与社会不相容，愿抱孤独主义，以自全顽躯，决不再入漩涡！实在不行，弟就出国一游。”
张静江说：介石，不可感情用事。你和季陶交往这么久，彼此还不了解吗？对季陶的良苦用心，你还是要体谅。他也是为你好，还是主动化解了，我也会和季陶说说。”
蒋介石的心情稍平，说道：“弟对中国社会，实厌恶已极，真不知道解脱之路何在？中国实在宜大改革。”
“介石，留在上海过新年吧。”张静江说。
蒋介石叹道：“本来有这个打算，但现在改主意了。弟现在就想躲开一切，况且，家母染病在身，家事未了，还是回奉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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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道：“圣人，蒋介石自算的豫卦，可与他的人生相符？”
圣人道：“自是相符的，从卦象看，蒋介石寿89岁，如果从他12岁开始算起，此后每13年为他的一爻。如是：12--24岁（1887--1910）为第一爻，25--37岁（1911--1923）为第二爻，38--50岁（1924--1936）为第三爻，51--63岁（1937--1949）为第四爻，64--76岁（1950--1962)为第五爻，77--89岁（1963--1975)为第六爻。我们可以先看爻辞，再看他在这一爻期间的事故，就知道是否相符了。”
韩非道：“他的第一爻的爻辞是什么？请为诸神解之如何？”
姜子牙道：“自然可以说给大家听听。初六爻说沉醉于声色和乐，凶险。看爻辞不能只看字面，而应该看到它所要说的意思。这个爻辞就有两种意思，一是表明蒋介石就是一个喜爱声色之人，所以如果单纯沉醉于声色，就会凶险；二是说只要他可以控制声色，就可以按照他本来的发展方向，向前发展。他本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们已经讲过的，不再赘述。”
圣人道：“并不是每个人的命中都有声色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适度的去声色，而有的人一接触声色就会出问题。在蒋介石的卦象中，初六爻是提醒，六二爻则是肯定。爻辞称：蒋介石的操守就像夹在石缝中那样坚固不移，不终日沉醉于和乐，他就会贞吉。为什么呢？‘不终日，贞吉，’是因为本身中正。事实将证明这一点。”
姜子牙道：“蒋介石是本书中的第二大主角，本该详解此卦，但易经中已经说得明白。故就不多占众神的时间。我们还是多说一点现实中的蒋介石吧。”
韩非道：“愿闻其详。”
圣人道：“蒋介石出身浙江。浙江在中国的近代有两个特点：一是革命党人多，二是有钱人多。这就决定了浙江革命党人的性质和方向。”
韩非不解，问道：“那是什么性质和方向呢？”
姜子牙道：“就是比较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维方式。我们前面说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在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蒋介石一开始就和张静江等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他们和孙中山革命的不同之处。”
韩非道：“有什么不同呢？”
圣人道：“孙中山更着重于理想，而蒋介石就更着重于现实，着重于满足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诉求，这就会给他们带来难以解决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韩非惊讶道：“真的吗？为什么？”
姜子牙道：“当然是真的。学过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的敌人是农民，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方式就是要消灭农民的小农经济。这在欧洲、美国都行得通，在中国则行不通。欧洲几乎没有中国这种真正意义的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而中国的农民有3亿5千万，资产阶级革命的唯我性，就必然带来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在中国没有办法像英国那样消灭农民，消灭农民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被消灭。所以，蒋介石将带来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但同时也会带来自己的毁灭。与农民的对立带来了阶级矛盾，这个矛盾的加剧，就会给日本人带来可乘之机，这就是民族矛盾。”
韩非叫道：“我明白了，为什么出来一个蒋介石，还要出来一个毛泽东。原来是这样，中国在蒋介石的手里就会越带来亡国灭种的危险。那么，两位圣人，我们是不是该听一听润之的故事了。”
圣人道：“那是自然，我们前边讲了这么多，可不是在说废话，就是要说明毛泽东出生的环境，为什么需要他出来，以及他应该继承什么、反对什么，以及他要打交道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姜子牙道：“蒋介石将伴随润之的一生，以后我们还要议论下去。今天就此打住，从明天开始请看毛泽东的故事。”
韩非道：“想知道毛泽东和蒋介石有什么相同之处、什么不同之处吗？想知道为什么他是同时代最伟大的人吗？为什么他对世界的看法远远高于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呢？当然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马克思、列宁在毛泽东面前不过是下酒菜，那就请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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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昶昶

  第十回     独坐如虎踞     恰同学少年

                                   三十七
毛润之拜了石头为干娘，又排行第三，所以取名石三伢子。在石三伢子一周岁前后，中国大地因为他的出生，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大清国的国运来讲，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打了半年，陆军、海军都败了，不仅赔偿日本白银2亿3千万两，而且还割让了台湾，可谓是倒霉到了极点。为救国，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几乎同时采取了行动：袁世凯开始在天津小站练兵图强；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革命救国；康有为则在北京带领一千多名举子进行了“公车上书”，企图维新变法。
此时的石三伢子，可管不了这么多，他正在外婆家享受着无微不至的关爱。文七妹由于前两子夭折，受到了母亲不少的唠叨，总是埋怨她不会照顾孩子。所以，石三伢子刚过了满月，外婆就派大舅把他们母子俩，接到了与韶山冲相隔10里的唐家沱。石三伢子被外婆当作了宝贝，剥夺了文七妹的监护权，由她亲自带着。石三伢子是外婆最小的外孙，他的表哥最小的也比他大5岁以上。常言道：小小子，大孙子，是倍受家里人疼爱的。
过了一岁，文七妹回到了韶山冲，石三伢子就一直在外婆家生活。外婆家人多，家大业大，从文七妹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兄妹最少是7个人，老大和老小之间相差15岁以上。因此，当石三伢子来到文家时，他上面的表哥、表姐一大帮，就他是个小不点儿。文家是村里的翘楚，虽不说是称霸乡里，但和文家沾亲带故的，在方圆几十里内也无人敢惹。石三伢子就是在这样一个从小就无束无拘的环境里生长的，这也就养成了他不知天高、不知地厚，神鬼不怕的性格。
却说石三伢子，在外婆的手心里，舅舅、舅妈、表哥、表姐的怀抱里，无忧无虑、没病没灾、一路欢歌笑语地长到了4岁。4岁的小孩正是淘气十足的年龄，由于从小肆意疯长、没有受到过欺负 ，因此他胆大无惧。在过年的时候，石三伢子穿着外婆给他换的一身新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红风帽，蹦蹦跳跳地跑出门玩耍。在一棵大树下，石三伢子忘情地和小朋友在玩捉迷藏。过去的农村，总有一些孤独的单身老汉，一到冬天闲来无事，就专门以逗小孩子为乐。在唐家沱也有这么一位老爷爷，留着一把白胡子，专门瞪着眼、吹着自己的胡子吓唬小孩子。
这天，他又来到石三伢子他们这群正在尽情玩耍的孩子面前，瞪着眼、吹着胡子，沙哑着声音说道：“你们为什么要在这课树下玩耍呀？我是老树爷爷，正在这里睡觉，就被你们给吵醒了。都走、都走，谁也不准在这里玩了，再在这里玩，我就会割掉你们的耳朵。”
说着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就在小朋友们面前比划着，吓得小朋友们一哄而散。石三伢子站着没有动，抬头看着这个做着奇怪动作的白胡子老头。白胡子爷爷看他没有动，就进一步吓唬他道：“你为什么不跑呢？难道你不怕我割掉你的耳朵吗？”
说着向前迈了一步，做着要拽石三伢子耳朵的样子。石三伢子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反而好奇地问：“老爷爷，你为什么要割掉我的耳朵呀？”
老爷爷依旧板着脸，故意瓮声瓮气地说：“我是树神爷爷，我喜欢割谁就割谁呗，哪有什么道理可讲的？我要割掉你的耳朵做下酒菜，用来喝酒。你知道吗？喝酒！”说着做了一个喝酒的动作。
“做神要讲道理，不能胡乱来的。”石三伢子一本正经地看着老爷爷说。
“讲道理？讲什么道理呀？我是神，我说的就是道理。”老爷爷也有一点好奇了，他没有想到石三伢子会这么说。
“不对，是神就要讲道理，不讲道理的那是鬼。我外婆天天给我讲故事，故事里的神都是讲理的，还保护小孩子呢；只有鬼才不讲道理，才吓唬小孩子呢。我看你不是树神，你肯定是树鬼。”石三伢子窜到老爷爷身边，跳起来伸手就要抓他的白胡子：“让我看看你到底是神、还是鬼呀？”
老爷爷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伢子，会做出这样一个惊人的举动，弄得他自己好不知趣地走了。边走边摇头，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个细伢子为什么既不怕神，也不怕鬼。而石三伢子则望着这个装神弄鬼的老爷爷，伸出右手挠着自己的小脑瓜，更是百思不得其解。
石三伢子的二舅文玉钦在家里开设有学馆，专门负责子侄们的启蒙教育。石三伢子从小就跟在表兄的屁股后面当“旁听生”。一开始，二舅还担心他会在课堂上捣乱，哪知一开课，他不仅不淘气，而且还老老实实地坐着听讲，看他两手托着腮帮，一副及其认真的样子，让人看了忍俊不禁。一天，文玉钦在讲完《百家姓》之后，让学生们一个一个站起来背书，谁知孩子们贪玩，大都背的不全，让文玉钦很生气。这时，等了半天的石三伢子，开始不耐烦了，问二舅为什么不叫他起来背书？文玉钦正在生气，看他添乱，便没有好气地说：“石三伢子，别胡闹，你还没有到读书的年龄，哪里晓得背书？”
谁知石三伢子腰板一挺，头抬得高高地说：“我就是晓得，你们读书时我都已经记得了，不信，你听我给你背背呀？”说完一本正经地背了起来，奶腔响亮，连艮都不打，一口气从头上背到尾，让文玉钦甚感神奇，抱起只有4岁的石三伢子就往外跑，边跑边喊；“奇了，真是奇了，我们的石三伢子是个神童，竟能背《百家姓》了。”
外婆听了简直是笑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我看呀，我们的石三伢子准是文曲星下凡哩！”
石三伢子的意外成功，让大人们欣喜若狂，就让他感觉到，会背书可以讨大人的欢心，可以多吃糖。他想，这可比哭着闹着靠耍赖向外婆要糖吃体面的多了。于是，学习和读书是件很光荣的事儿，就在他幼小的心里扎下了根。常言道：三岁看老。孩子的天性在3、4岁时充分暴露，这个时候他所受到的影响，将左右他性格的形成。石三伢子在外婆家里生活的无忧无虑，母心慈悲，也很少呵斥他，就养成了他的无拒无束、自由、平等、不怕鬼、不信邪、爱学习的性格。这种在3、4岁时形成的性格，我们称之为天性。后来，石三伢子回到家中，和父亲的不断冲突，也大都是由于环境和观念的变化造成的。
石三伢子在外婆家一直生活到8岁时，才被父亲接回家里。石三伢子喜欢外婆家，因为，在外婆家他不仅受到了外婆的宠爱和众多表兄的呵护，而且还可以不干农活，不受父亲对他的严加管束。农村不是城里，在农村，5、6岁的孩子就得干力所能及的活，比如打猪草或者照看弟弟妹妹。毛泽东比毛泽民大3岁，如果在家里，最起码有一个逃不掉的工作，就是照看弟弟。而在外婆家，他不仅不用照看弟弟，而且他还被别人看着。
有人在探讨毛泽东为什么爱读书时，大都不知道，他最初的学习动力就是为了受到表扬，和逃避劳动，然后就是受到人们的尊重。在外婆家，他有一个表兄叫王季范，比他大9岁，因为排行在九，毛泽东就叫他九哥。九哥因为在城里上学，所以每次回家，既穿的最好、吃的最好，不用干农活不说，还非常受到家族内亲戚们的器重。因此，不想干农活的毛泽东，把“九哥”当作了自己的榜样，他跟在“九哥”的屁股后面，听“九哥”讲城里的故事，跟着“九哥”学文识字。

常昶昶

好在那时在乡里最能吸引人眼球的是读书有功名的人，假如是今天，能吸引眼球的歌星，也许毛泽东会成为演艺明星的。从这一点意义来讲，对于不辨是非的少年儿童来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你给他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他就可能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是两千多年前，孟母都知道的道理，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却忘了。毛泽东爱看书、学习，得益于在外婆家良好的环境，其后，则是他的天赋了。8岁的毛泽东在农村已经是半个劳动力了，父亲毛顺生是不会再让他在外婆家疯长的，他想要对毛泽东进行他认为的必要的教育。
毛顺生比毛泽东大两轮，也是属蛇，比妻子文七妹小3岁，文七妹属虎，毛泽民属猴。这就是现在这个家的基本构成：一只老虎两条蛇一个猴。蛇，在民间称小龙，因此家里龙争虎斗是不可避免的。在文七妹的面前，毛顺生有着天然的心理劣势：文家是一个大家族，文七妹是个大家闺秀，在家可是老小，从小都被宠着，可没有受过委屈，毛顺生可不敢亏待了她；文家不仅家大，而且业也大，根基深厚，毛顺生这点家业可不敢和文家比。基于此，毛顺生不拼命挣钱都不行。
毛顺生的父亲老实厚道，不会理财，致使家境窘迫，连几亩薄田都典当了出去，在毛顺生17岁时就把家交给他执掌。为了糊口，毛顺生外出谋生，还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积累了一些银钱才回家。回家后，不仅赎回了典出的土地，还又购买了一些地，加起来共有22亩，每年能收80担稻谷。由于毛顺生见过世面，在农耕之余还做些贩卖稻谷和猪牛的生意，这才积累了一些资本，使自己在小小的韶山冲成了财东。也正是如此，文家才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毛顺生白手起家不过十来年的功夫，他知道创业的艰辛，他有一种危机感，未恐家破失财，养不起妻儿不说，还会让文家瞧不起。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富家女可不是要跟着你受穷的，如果你真是一个穷光蛋，那你就会在老岳父家抬不起来、直不起腰来，这不是男人过的日子。因此，毛顺生勤勤勉勉地挣钱养家是有着巨大的生存压力的。文七妹比毛顺生大3岁，又属虎，毛顺生对她是非常恭敬的，二人生活了一辈子也没有红过脸儿，更没有对她使用过过暴力。从这一点上来讲，毛顺生是一个精明能干的标准好男人，就是在今天，他也是一个值得宣传表扬的男子汉。
毛顺生识得一些简单的字，从小也就是读过《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由于他祖宗五代都是种地务农，从小就没有受过读书做官、望子成龙的教育，因此，他只是感于自己做生意不认识字不行，才让毛泽东去读私塾的。在他的意识里，自己的儿子肯定是要继承自己的家业的，自然也会继承自己的生意，让毛泽东识点字、学会算账是基本的务生技能，他的考虑人人都说是对的。于是，毛泽东被送进了邹春培先生的私塾。
毛泽东入私塾时已经8岁多了，比其他的同学都要大，况且，他已经认识了不少的字，因此很快的就成了这帮同学的哥哥头儿。毛泽东在外婆家养成了无拘无束的性格，读起书来还又快又好，所以，他每天总是很轻松，老是玩的时间多，读书的时间少。这样，时间长了，他就成了惹是生非的祖宗，为此，邹春培老先生可没少在毛顺生面前告他的状。毛顺生因对儿子少有教养，心里总觉得有些亏欠。这么多年来，毛泽东一直跟着外婆生活，毛顺生并没有做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因此，平常也就是训斥几句，并不曾动手打过他。更何况，旁边还有文七妹象老虎一样虎视眈眈的护着呢？这就逐步助长了毛泽东的胆气，让他做起事来越来越放肆、越来越无状。
在毛泽东入学的第二年夏天，酷热难耐的毛泽东，无心读老师让他读的《论语》，一心只想着到池塘里洗澡。看到邹老先生在课堂上盯着，他就看着孔夫子的话发呆，突然，他从中看出来了一个对付老师的办法，只待老师外出，就计划组织实施。终于等到邹老先生出门去办自己的私事，可能是去买菜了。老师一走，他就是班里的主人，只见他站到讲台上，小手臂举了起来，问道：愿意去洗澡的跟我走。有小朋友问道：老师回来这么交代？毛泽东胸有成竹，对大家说：一切由我担承，我自有对付老师的办法。同学们看他说的肯定，就跟他一哄而出，直奔池塘。
毛泽东从小就喜欢水，南方水多，遍地的池塘，3、4岁他就跟在堂兄的屁股后面，到池塘里玩耍，到6、7岁时已经是一个玩水的高手。他能踩水、氽水，氽就是在水上仰脸漂着。正当他带着同学们在池塘内肆意玩耍、戏水，向同学们表现自己的水中功夫时，邹春培回来了。邹春培本来就是一个态度严厉、简单粗暴、古板和不拘言笑的人，当他发现学生们一个个都不在课堂上时，心想糟了，学生们怎么都跑了？一开始他是心急如焚，当看到学生们都在池塘里时，担心变成了暴怒，把学生们一个个揪出池塘，让他们排队站好。戒尺在他的手里挥舞着，厉声问道：“谁让你们下池塘洗澡的？”
同学们都耷拉着头，不敢看他。毛泽东这时胸脯一挺，大声说：“是我带他们洗澡的。”
邹老师一脸怒气，吼道：“孺子无状，擅自下水，统统该打。”老先生恼怒是有道理的，你想呀，6、7岁的孩子个个都是父母的宝贝，擅自下水，如果出现意外，如何让他这个老头担当的起呢？听到老师的话，毛泽东高声说道：“老师好不讲理，您让我们洗澡的，怎么还要打我们？”
邹春培一听，楞了一下，然后盯着毛泽东说道：“胡说，我叫你们读《论语》，什么时候让你们洗澡了？”
毛泽东道：“先生可是让我们读：‘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
邹先生不解其意，肯定回答：“然也。”
毛泽东这个时候冲老师狡黠一笑：“是呀，孔夫子都说‘泳而归，’老师让我们读这一段书，难道不是给我们出的哑谜？”
邹春培没有想到毛泽东在这里等着他，一时语塞。过去，圣人的话，就像是基督教徒的圣经，圣人语是驳斥不得的。邹春培气得“你、你、你”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自己五六十岁，竟让一个不到10岁的伢子戏耍，他引为“奇耻大辱”，学生们也不管了，把脚一跺，指着毛泽东的鼻子道：“你这个学生，枉作聪明，我管不了你，自有你的父亲来管你。”说着就去找毛顺生告状去了。同学们见老师灰溜溜地走了，一阵哄然大笑。毛泽东这个时候可笑不出来了，他想：如果父亲打我怎么办？

常昶昶

此时，已是1902年，大清国开始推行新政，尽管在其他方面还没有什么成效，但办学之风已盛刮大江南北，湘潭县城已经办起了新学，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就在县城新学上学。毛泽东经常听表兄讲新学里老师不打人，不拜孔夫子，也不读什么《论语》，因此，毛泽东对上学有自己的想象。等他到了邹春培的私塾，才发现这里的学堂和他想象的不一样，故和老师产生冲突并非偶然，毛泽东自幼聪慧，天生具有农民身上特有的狡黠。狡黠是农民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内，所具有的生存之道，就像狐狸具有的狡猾一样，毛泽东在这个方面得到了父亲的遗传。当然，狡黠又意味着强词夺理。强词夺理在平等和讲理的秩序中可以实现自我保护，在不平等的关系上，在不讲理的秩序中，强的一方强词夺理就是地主恶霸，就是吃羊的狼；而弱小的一方强词夺理，结果就是既挨骂、又挨打了。
邹春培将状告到了毛顺生那里，毛顺生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教导毛泽民6年了，也没有费过什么事儿，这毛泽东回家不到一年，就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了。怒不可遏的毛顺生顺手拿起一根竹竿，就冲出了家门，嘴里喊着：“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小兔崽子。”毛顺生急而失智，把自己也给骂了。为什么大人打孩子，老是嚷嚷？道理很简单，一是想让孩子听到后跑了，二是让邻居听到抓紧过来拦着，其实哪个当爹的愿意打自己的孩子？
回家的毛泽东，听到了父亲的叫喊，抬头一看，见毛顺生气势汹汹的样子，心中还真的害怕了。常言道：小杖挨，大杖逃。毛泽东早就想好了出路，见父亲果然要打他，转身就逃出了韶山冲。本来毛泽东一开始的想法是往外婆家跑，可他的心眼多，担心父亲在屁股后面撵上，于是就决心到湘潭县城去找表兄，让父亲找不到他。可是，他哪里知道去县城的路？一跑出韶山冲，他就把自己跑丢了。韶山冲的周围都是大山，他在山中迷路了，转了3天，连个人影都没见到。饿的头昏眼花不说，关键是一到晚上，就听到狼嚎，吓得他魂飞魄外，只得爬到大树上过夜。直到这时，毛泽东才感觉到逃跑是不对的，自己应该想出一种新的办法，来对付父亲的棍棒，而不是像这样被活活饿死。
就在毛泽东感到绝望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进山采药的老爷爷。老爷爷看到他，问明情况后，哈哈大笑：“小子，知道错了吧？你既无谋生的本领，又不知道路径，还想去县城，知道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要吸取教训呀！走吧，我把你送回家去，保证你爹不会打你。”毛泽东点了点头，记在心里，从此，他不再往山里跑了，他想好了，以后改跳池塘，反正池塘也淹不死我。毛泽东乖乖地跟老爷爷回到家，老爷爷给他做了饭吃，让他休息一会儿，缓了缓力气，就送他回家。
毛泽东的出逃，在韶山冲酿成了比邹老先生丢面子更大的事件。文七妹找不到儿子，虎威大发，拿着菜刀对着毛顺生吼道：“如果你不给我找回儿子，我就跟你拼命”。
毛顺生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等到了天黑，还不见毛泽东回来，他也开始着急了。晚饭也顾不上吃，就赶到10里外的岳母家，一问毛泽东没有来，方知大事不好。岳母了解了情况，把他臭骂了一顿，立即吩咐文家几十口人外出寻找。3天，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能跑到哪里去呢？一天不见人影，两天不见人影，第三天黑了还不见人影，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着人们。人们议论纷纷：“不会给狼吃了吧。”“要不就是掉到山沟里了。”
人们的议论让文七妹简直发了疯，毛顺生度日如年，胡须疯长，人像个叫花子，一边唉声叹气，一边安慰文七妹：“伢子他妈，别担心，算命的都说这小子的命大，还有个石头干娘，不会出什么事儿的。”
天黑透了，出外寻找的亲朋好友一个个失望地回来了。众人在心里都做了最坏的打算，连毛顺生都有一点绝望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被老爷爷给送回来了。已经吃饱饭的毛泽东，看到眼窝深陷、披头散发、已经脱了像的母亲，心如刀绞，“扑通”跪在地上：“妈，我错了，我以后不再跑了。”文七妹看到儿子回来，抱着他痛哭起来。毛泽东自己的莽撞给家人带来了这么大的后果，让他印象深刻，从而想到：做事不能不计后果，自己不是一个人，可以任性而为，自己的行为一定要对家庭和组织负责。
毛泽东的这次逃跑事件，在父子之间造成了“麻杆大狼——两怕”的局面。文七妹可不愿这样下去，便让毛顺生带着毛泽民，自己带着毛泽东，这样无形的就分成了两派。文七妹自幼跟随母亲吃斋念佛，所以心性善良，尤其见不得穷人受欺负和穷人没有饭吃，她经常帮助走街串巷讨生活的穷人。毛泽东在母亲身边，自幼耳濡目染，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穷人饿掉牙”的佛人心性。他在学堂里读书，看见有两个同学，因为家里穷中午没有饭吃，就把自己中午带的饭给他们分吃。晚上回来，母亲看他狼吞虎咽的，就跟中午没有吃饭的样子，便问缘故，毛泽东如实讲了。第二天，母亲便给他准备了3份饭，让他带到学堂去。
在逃跑事件发生后，文七妹就一直想让毛顺生信佛。因为毛顺生性情暴躁，有些唯利是图，所以就想改变他的脾气，让他也能够慈悲为怀、广度众生。然而，毛顺生有他自己的道理，一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不挣钱你们吃什么？拿什么去行善？二是孩子要上学，就得花钱，挣钱是为了让孩子有出息。所以，他的信条是：过日子没有钱不行，要想有钱，不精打细算、埋头苦干不行。母子俩改变不了毛顺生，就私底下商定替他偷偷的行善，以减少他的罪孽，好让他来世继续为人。于是偷偷行善就成了毛泽东小时的一大功课，这个结果就养成了他：一方面从不爱钱，视钱财为粪土；另一方面大公无私，从来都是先人后己。
有一天，突然下大雨，毛顺生家里在紧张地抢收正在晾晒的稻谷，由于雨下得太急太猛，毛泽东又不在家，稻谷被冲走了一些。雨刚停，毛泽东才气喘吁吁地跑回家。毛顺生一见就朝毛泽东吼了起来：“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回来，不知道家里晒有稻谷呀？”
毛泽东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道：“我帮邻居家收稻谷去了------”
父亲一听，两眼冒火，上来就要打他，嘴里骂道：“你个混蛋伢子，自家的谷子都冲到了沟里去了，你倒好，去帮助别家收谷子。”
毛泽东往旁边一闪，躲开父亲的巴掌，嚷道：“人家佃了东家的田，要交租，冲走一点都了不得。我们自家的谷子又比别人家的多，冲走一点有什么关系吗？大不了从今往后，我每天少吃一点，赔给你。”
毛泽东在代父亲做善事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在父亲面前逐步变得底气很足。毛顺生对他是干打雷、不下雨，等文七妹一出面也就烟消云散了。在毛泽东11岁这年，有两件事让他印象深刻。毛泽东家的附近有一个老婆婆，辛辛苦苦一年养成了一头猪，毛顺生在逛街时，看到猪可以出栏了，就和老婆婆谈好价钱，交了定金，说好过几天让孩子來赶。过了几天，毛泽东奉父命到老婆婆家里赶猪，这时，猪价上涨了，老婆婆唉声叹气，只埋怨自己运气不好。毛泽东感到奇怪，就问老婆婆怎么了？老婆婆跟他说，猪价涨了，如果按照原来给毛顺生说好的价钱，让他把猪赶走，自己就会少卖一块钱。原来老婆婆反悔了，要知道一块钱可是她半个月的生活费。毛泽东弄明白了，就果断地退了约，拿着老婆婆退的定金回到了家。他的做法，虽然挨到了父亲的大骂，但他感到了什么是心安理得。
让毛泽东一辈子都感到对不起人的一件事，也发生在他11岁这年。毛泽东的堂叔毛菊生，因为做生意赔了本，要卖掉家里赖以活命的7亩田，毛顺生趁人之危买了下来。毛泽东和母亲坚决反对，他们的意见是设法周济毛菊生度过难关，而不应该趁机买他的地。毛顺生则认为，帮急不帮穷，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母子俩的劝阻没有效果，让毛泽东深感挫折。这件事给毛泽东的启示是：如果当政者独裁，参政也无利于民。
毛泽东在不断做善事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与父亲平等的心理优势，而且也获得了乡亲们的广泛夸赞：夸他是个好孩子，定会长命百岁的。中国人都是非常喜欢吉利的，小小的毛泽东也不例外，用自己的平常之心做一点善事，就有祝福不断，这可比给糖吃更让人心甜了。一个人在幼年、少年时期的家庭教育至关重要，成人的心态和他所受到的家教密切相关。

常昶昶

三十八
毛泽东是一个书虫，一生与书结缘，这和他自小的生长环境有关，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不值得我们探讨。毛泽东爱读书不是什么稀罕事儿，稀罕的是他天生聪慧，在没有人要他读书的时候，自己学会了读书。大概也正是由于此，他的读书是自由和主动的，因此，当他入私塾以后，他的读书习惯便与私塾的课程设置显得格格不入了。
私塾的课程设置大概可以定为识字和识礼。礼就是规矩，因此，配合学习的就是戒尺，就是正襟危坐，就是敬师如敬父母。稍大就是学知、学识、学理和学艺。所谓知，不是知道什么都行，而是知道他们认为你应该知道的才行；所谓识，不是你想认识什么、想怎么思考就怎么思考，是他们规定你应该认识什么、应该怎么思考才行；所谓理，一定是要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不能是别的什么；所谓艺，一定是要作诗、对对、写字，而不是怎么种地、怎么造床，尽管他们每天都得吃饭和睡觉。
世界之大，天地之高，上有日月星辰，下有山川河流，一年有春夏秋冬，知识无限，如宇宙浩瀚。学生被几个老夫子吊在一根绳索上，自是难以培养出救国的大材。尤其是在所谓的承平盛世，让强盗无路，英雄无门，只有按规定的设计走读书一途，才可以作进身之阶。这就把大量的真才实学之人圈在栏杆之外，中国的历史由盛至衰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毛泽东之所以能横空出世，是和他的出生家庭小环境和国家的大环境分不开的，假如他在今天，大概也只能做个愤世嫉俗的叛逆。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讲，学习毛泽东更伟大的意义，就是如何创造一个让毛泽东式人物不断出现的环境。当然，在同一个时代的环境内，只有毛泽东出类拔萃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
少年毛泽东在13岁以前，分别在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等私塾读书。读书期间，根据毛顺生的安排，早晚都要放牛、拾粪，为父亲记账、算账，农忙时参加收割稻谷。毛泽东之所以频繁的换私塾，一是他有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老师所教之课总是在一年之内就学完了；二是他不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只要他到一个私塾不久，就会把人家私塾的风气给带坏了，从而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调皮捣蛋鬼。在他13岁这年，他没有学上了，让毛顺生十分头疼。
这一天，毛顺生和毛福生兄弟俩在一起聊天，谈起毛泽东，毛顺生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一样：这孩子是学坏了，管不了了，塾师都说教不了他了，无论如何都不要他；这周围十里八乡的私塾都让他上遍了，没有一个说能教得了的。老哥，你说这个孩子咋办呢？毛福生一笑道：兄弟，别发愁，我那儿子、你的侄子宇居从洋学堂毕业回来了。族长已经准许他办一个学堂，就让石三伢子到他堂哥那里去上学吧。毛宇居又名毛泽居，是毛泽东的族兄，比他大12岁，从洋学堂毕业回来，在井湾里办了一个私塾。毛泽居是“韶山一支笔”，书读的多，字写得非常好。毛泽东的书法根底就是在这里打下的。
毛泽居非常喜欢《公羊传》、《左传.》一类的历史书，他在课堂上就主要给学生们讲这些书。毛泽东喜欢读历史书也是在这里培养起来的，除了上课，毛泽居还教学生们练写毛笔字。毛泽东初到这里，老实了两个月，他书读的好，字也写得好，毛泽居很喜欢他。可是时间一长，毛泽东调皮捣蛋的劲儿，就开始让毛泽居头疼不已。在私塾的后面是一座山，毛泽东经常趁毛泽居不在时，爬到山上去玩耍，一会儿攀到树上采摘栗子，一会儿又钻进池塘里游泳。毛泽东的“恶行”早被同学反映给了毛泽居，这天他故意大摇大摆的走出了学校大门，给毛泽东来了个欲擒故纵。
毛泽东一见老师出门，便又跑到了后山上摘栗子吃，正在得意的毛泽东，被毛泽居堵在了树下。毛泽东被抓了个现行，自觉理亏，一开始他想拿栗子讨好老师，可见，毛泽东的脑子是非常灵活的。但这次毛泽居是存心要找事儿罚他，岂能让他的小花招得逞？于是，毛泽东开始做自我批评，还辩解说死读书不好，表现的就是死皮赖脸的那种样子。毛泽居还是不开脸，无奈，毛泽东开始主动认罚，他陪着笑脸说，罚我背书好了。他一心想将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他担心堂兄向父亲去告状，担心学校不要他，这样他挨打事儿小，没学上事儿就大了。
毛泽居可没有想那么的多，他就是想难为难为他。他放毛泽东下山，来到院子中间，说道：“罚你背书太简单了，我要罚你作诗。诗做得出来，一切好说，诗做不出来，哼哼，看我怎么罚你。”毛泽东听到老师要罚他作诗，如释重负，抬头看着老师。毛泽居在院子里瞅了瞅，忽然看到了水井，就把毛泽东带到水井旁，指着水井说：“只要你做出一首《赞井》，今天的事儿也就算了。”
毛泽东围着水井转了三圈，眉头一展，高声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围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
毛泽居听后惊叹不已，认为毛泽东就是个奇才，从此对他更加青睐，将自己的一身所学尽力地教给毛泽东。毛泽东在这里培养起了读史书、练书法的兴趣，也学会了作诗的入门常识。毛泽居是他人生意义上的第一位老师，我们自然不能忘怀。
毛泽东由于记忆力超群，老师又加小灶，自是比别的同学读书的进度快，因此，他常常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这时，他的同学郭梓阁的父亲从朋友那里借了一本《水浒全传》，《水浒全传》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我们看到的后半部是施耐庵的弟子罗贯中写的，他写的是投降。《水浒全传》可没有写投降，他的结尾是入云龙公孙胜得到老师的召唤回山修行去了，鲁智深、武松有感于公孙胜归山，二人也留下书信告辞，到五台山修行去了。梁山伯就剩下了105位好汉，这些好汉最后怎么啦？《荡寇志》里写的明白，被张叔掖父女给荡平了。这事儿被毛泽东知道了，他软磨硬泡地从郭梓阁那里借来，就开始钻了进去。
梁山泊好汉们造反的故事，让毛泽东兴奋不已。他把这部小说带进了学堂，在小说上面放了一本《左传》，当老师走过来时，就装作看《左传》，老师一走开，就又偷偷地读起了《水浒全传》。在他的带领下，其他的同学也开始看小说了，而且都学着毛泽东的方法来躲避老师。一时间，课堂上都是古典小说、神话故事，他们相互交换传阅。毛泽东在这里除读了《水浒全传》外，还读了《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至于读的顺序可没有经过什么设计，他是借到啥就读啥。有的人还为毛泽东读这三本书设计个顺序，并认为这样对他有什么影响。这是想当然的事情，毛泽东不是在图书馆，也没有图书的介绍，怎么会去有意地排读书的顺序？更何况他读这些书时才13、4岁，也还没有去当官的打算，毛泽东后来的打算也不过就是当老师。他的志向是在一师慢慢地培养起来的。
毛泽东他们的这些小伎俩，怎么能瞒过毛泽居？他早就发现了他们在读课外书。但他也是从这个年龄度过的，知道孩子在这个年龄处在叛逆期，所以他没有没收这些课外书，而是加大了作业量和课堂的提问，让学生们没有看闲书的的时间。我们知道，学生永远都分成三类：调皮捣蛋的、死读书的和居于二者之间的人。死读书的非常反对毛泽东在课堂上的肆意妄为，对毛泽居不公开禁止他们看课外“杂书”，有着非常大的意见，他们纷纷要求转学。这件事可闹大了，到处都在传井湾里私塾的学生都在读“邪书”和“造反的书”，说毛泽居不配为人师表，是在误人子弟，有孩子也不能送到他那里去读书------毛氏家族的族长毛鸿初出来说话了：教出来的学生犯上作乱，这样的学馆还不如关掉。当时只有26岁的毛泽居，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听到这些闲言碎语，心里格外的恼火，他也不作分辨，就把学馆给关闭了。其他的学生都转学了，毛泽东这次又没有学可上了，只好卷起铺盖卷回家。
这件事给毛泽东的触动很大，让他感觉到：一个学堂的秩序是不能随便的破坏的，否则就是害人害己。这给了他两点启示：一，如果学校的秩序不能随便改变，那就退学自修。这种学习方法，一方面让他自由地阅读了很多的书，另一方面则让他一开始没有学会集体生活，使他变成了一个独行侠；二，破坏一个旧世界容易，建立一个新世界很难。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去建立一个新世界，就不要盲目地去破坏一个旧世界。现在，我们的很多人，当然，也包括毛泽东同时期的人，就是缺乏这种认识，光只知道嚷嚷着去破坏。而不知道，破坏一种秩序，就像拆一座里面住着人的大楼一样，必须先想办法把楼里的人安排好，并有新的大厦的蓝图给人们看，才会获得人们的支持。单纯的叫骂只会挨打，这就是公理。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毛泽东之所以出类拔萃，就是他做到了，而我们没有做到。
毛泽东垂头丧气的回到了家，把自己没有学上的原因对父亲说了，深感内疚地说：“都是因为我的不好，带动同学们看课外书，引起了学生家长及族长的不满，学堂停办了，宇居兄也一气之下去云南、四川谋生去了。”
毛泽东认识到了这种伤害带来的危险性，不仅自己没学上，连老师都失去了饭碗。这种情况，他必须如实地告诉父亲，何况他从来没有学会撒谎？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他设想了父亲暴跳如雷。这一次他是甘愿受父亲的惩罚，哪怕是父亲拿擀面杖打他，他也不会跑的。也许这样会使他的心里好受点，这是毛泽东对待错误的态度，因此，当别人犯错误时，他也是这样要求别人的。哪知毛顺生这次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高兴的说：“也好，经书、杂书都不要读了，我原先就对你去读书考取什么秀才、举人，本来就没有抱什么希望。现在，当今皇上又废了科举，再读下去也没有什么用。看你已经和我一样高了，就回来和我一起种田吧。”
这次毛泽东没有反对父亲的意见，种地就种地吧，农民的儿子不种地怎么行？不过他和父亲讲了一个条件：农闲、晚上、下雨天得让他看书。毛顺生没有反对，在他的认识里，你只要干农活就行。毛泽东回到韶山冲后，就跟着父亲干农活，前面我们还说过他帮父亲赶猪，他早就不怕干农活了。凡是从农村出来的人都知道，学生干农活都有一个适应过程，毛泽东已经过了这个适应期。不仅如此，在劳动中他还体会到了什么是与地斗其乐无穷。
没有种过地的人，永远不知道什么叫与地斗其乐无穷。地是很懒的，你不搭理它，它才懒的理你；地也是很勤劳的，你在上面种什么，它就会给你长什么；地也很馋，它爱喝水，爱吃肥；地很金贵，既不能饿着、渴着，也不能撑着、淹着；地需要人伺候，你要给它除草、松土、翻沟、晒太阳。总之，和地斗，你要是摸透了它的脾气，它就服你，为你多打粮食；反之，它就会气死你。在种地中，最能体现智慧、体能、耐力、决心和信心的是修梯田。
南方多丘陵，地也不平，南方多种水稻，既需要有水，又需要地平。所以聪明的南方人就发明了梯田。梯田在刚开辟时，由于固边的石头砌的总不是那么严丝合缝，一旦遇到大雨，就会总有地方被冲垮，因此，修补梯田几乎是长年的事儿。梯田什么时间才会牢固？只有垒砌的石块和土结合在一起，并长满了杂草，记住是杂草的根系把石头和土紧密的缠绕在一起的。毛泽东在种地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与地斗的快乐，每当一块梯田被巩固了，他就充满了成就感。修梯田和建立根据地的道理一样，只要会修梯田，就会建立根据地。知道什么是与地斗其乐无穷了吧？

常昶昶

在所有的农活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放牛，因为放牛可以看书。为了既放好牛，又能吃着水果、安稳、放心的看书，毛泽东把放牛的孩子组织起来：一班专管放牛；一班去采摘野果；一班去割青草；一班集合在一起读书。为了奖励干活的小朋友，读书的要轮流给大家讲故事。这些看似很童趣的工作，既让毛泽东看到了人性的的差异和各自不同的爱好、特长，也让他学会了领导、分配和奖励，学会了统筹安排、合理使用人力。因为，他看到：有的孩子天生爱放牛，他们会给牛梳理毛，把牛当作自己心爱的姑娘，他们赶一头牛不过瘾，只有赶一群牛时，他们才感觉到当财主的神气和富有；有的孩子则天生不会安静，尤其擅长爬高，上树摘果子最能让他们快乐；更多的孩子则安分老实，从小就善于服从，自己没有什么主意，安排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还有个别孩子聪明伶俐、能说会道，会做各种十分滑稽的动作。看人下菜、辩证适治，是当领导的最基本的功课。
毛泽东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尽管只有14岁，但他已经像成年人那样高了。劳动并没有让他回到家里累得躺在床上就睡，反而让他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没有什么可以打发漫漫长夜，吃完晚饭，除了在门口的大树下聊聊天，基本上也就是睡觉、造人。为什么在那贫穷的年代，人生育的反而很多？就和夫妻两个人在床上的时间多有关系。毛泽东在辍学的时间里，晚上有一个基本的任务，是教弟弟毛泽民读书、识字，另外，这个时候，他的小弟毛泽覃也生存了下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毛泽民的下面，毛顺生夫妇还生育有女孩，可是没有能够存活下来。这就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毛泽东与三弟之间相差10岁还多；二是大家都想有个女孩。这个想法又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毛泽东必须早点娶老婆；二是在他的老婆死后，就又收养了个妹妹。
这天，毛泽东帮助父亲记完账、算完账后，准备练练书法，墨还没有研好，父亲找他聊天。毛顺生道：“伢子，你也老大不小了，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了。今后你自己要成家立业，你准备怎么养活你的家呀？”
毛泽东还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愣了一会儿，父亲继续说：“你应该多考虑一下怎么生活了。父母不可能跟你们一辈子，将来日子过得好不好，还是要靠你自己。今后你要学会如何当家理财。”
毛泽东缓过神来，问道：“如何当家理财呢？”
毛顺生道：“当家就要理财，理财才能当家。当家的前提是你必须明白把这个家往哪里带？既要爱护家人，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又必须让家人信服你，如果不信服你，怎么跟你走？”
毛泽东又问道：“怎么让大家信服我？
毛顺生道：“做到五点：一是你的主义要正；二是你的心要公、要平；三是要身体力行，不能光说不干；四是关键的时刻你要自个儿当家、独立担当，不能推卸责任；五是顺应时势，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毛泽东听到父亲的话，倒有点惊呆了，没有想到父亲的水平这么的高，仔细回味了一下，也是，在20年前家里还是一贫如洗，如果不是父亲有水平，这么能让家里改天换地？毛泽东这个时候似有所悟，但他此时关心的是父亲如何看待他读书。于是问道：“父亲如何看待孩儿读书？”
毛顺生道：“读书、识字够用即可，做小生意的，明白做小生意的道理即可，读得多了反而耽误事儿。耽误时间不说，关键是主义多了，反而就没有主义了。”
毛泽东道：“难道您没有听说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吗？”
毛顺生一听笑道：“傻伢子，那都是骗人的。书中有黄金屋，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见过不少的私塾先生，你看他们哪一个有黄金屋了？他们哪一个的房屋有咱家的好？书中有颜如玉，他们哪个娶的婆姨有你妈长得好看、漂亮？”
文七妹是韶山冲有名的俊媳妇儿，常言道：儿子似妈。只要看看毛泽东年轻是的照片，就知道文七妹多么的漂亮了。毛泽东一听笑道：“您娶到我妈是您的福气，当然也是我们兄弟的福气，有这样的慈母，我心足已。但您说的只是您自己看到的，在韶山冲的十里八村内，您的话也许是对的。但读书的目的不是当私塾先生，山那边的曾国藩父子、咱毛家的毛麓钟伯父可也都是读书人。现在是新政时代，社会在不断的变化。您光知道皇上把科举废了，可您就没有听说：在新学的大学堂毕业就授举人，从国外留样回来就授进士？我宇居哥上洋学堂归来为什么就可以办私塾，这可是没有秀才、举人功名不能办的事呀？说明国家在改革，社会在进步。只是不再重视对经书的学习，更重视学习新的知识了。我们在这个小山村，能接触到的新知识太少了。”
毛顺生也笑道：“臭小子，不出门你咋知道那么多？不过你说的有有道理。我在县城发现都是新学堂了，还出现好多新名堂，我都有些糊涂了。咱家在县城开办的粮行，我就老担心出啥事，所以，希望你多学点做生意的事儿。”
毛泽东道：“知道了，我会注意学习的。”
毛泽东在家里日耕夜读，不过他的读书可不是死读书，他总是在社会的实践中去体会书中的道理，自己不懂就四处去请教。在毛泽东请教的老师中有一个叫李漱清的，他可以说是毛泽东人生中称得上的第二个恩师。
李漱清比毛泽东大19岁，曾读过几年的私塾，后在湘潭师范学堂和湖南法政专门学堂毕了业，他没有当成法官，只在本乡当了小学教员。由于他较早接受了维新思想，主张“弃庙兴学”，砸烂了清溪寺的观音菩萨，推翻了十八罗汉，教学也不教“四书五经”，而是从西方传来的天文、地理、生物和算术等课程。于是被人们视为中了洋鬼子的邪气，被守旧的掌们人给辞退了，只好在家闲赋了。这样一个人物，如果是在城市早已是鼎鼎有名了，为什么他就闲赋在离毛泽东家只有两里地李家屋场？道理很简单，他的使命就是为了教化毛泽东。
自从李漱清闲赋下来，毛泽东也就没有学可上了，老天安排的就是这么巧妙。毛泽东没有书看，去找李漱清借书，二人开始聊天，在聊天中，李漱清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毛泽东找到了新的老师。于是二人就开了一个秘密学校，老师一人，学生一人，定时秘密开课。毛泽东听李漱清给他讲山外的世界，讲维新变法，讲毛泽东在书本上根本看不到的新世界、新事物和新知识。他跟着李漱清学习天文、地理、生物和算术；李漱清还给他讲《盛世危言》，讲振兴国家的根本是兴工商。因此毛泽东在家里休学的这一年，正是他闭关修行的一年。记住，毛泽东的才学都不是天生的，都是有迹可循的。
毛泽东在休学的一年里发生了两件公开大事：一件发生在年头，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跳池塘事件”；一件是年尾的娶老婆。这里我们分别地介绍一下。
1906年冬至的这一天，毛顺生在家请客，该过年了，生意场上的朋友来来往往的喝酒很正常，这次是轮到毛顺生请客了。毛泽东本来就对父亲在家喝酒有些反感，但是，碍于情面，还是端茶、倒水地帮助父亲招呼客人。毛顺生高兴，二两酒一下肚，话就多了，事儿也就不少，一会儿让毛泽东倒水，一会儿又让他上菜、添汤。这还不算，嘴里开始不断地唠叨毛泽东的不是。我们是男人，这些事儿谁对孩子都做过，想想都是酒惹的祸。毛泽东对父亲的话好不厌烦，恼了，拿起书坐在凳子上，不再听父亲的召唤。毛顺生指使不动毛泽东，在朋友面前感觉丢了面子，就开始大骂毛泽东“懒而无用，为子不孝。”
毛泽东一听急了，反驳道：“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你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是为父不慈。你为父不慈，我为什么不可以为子不孝？”
毛顺生已经有了几分的醉意，听见儿子顶撞他，自是十分的恼怒，顺手抄起锄头就向毛泽东打来。这时如果毛泽东反抗，毛顺生还不一定是对手，但他还是躲了出来。哪知道，毛顺生不依不饶，从家里追了出来。毛泽东无奈只好往前跑，几步路就跑到了家门口的池塘边，这时他的脑子一转，转身对父亲说：“您先等一下，我有话说。您要是再打我，我就跳池塘淹死，您可想好了，是要儿子，还是要打我？”
毛泽东的狡黠之处又显示了出来。毛顺生一看儿子要跳池塘，酒也就醒了一半。他倒不怕儿子淹死，这臭小子跳到了海里也淹不死。他倒是怕大冬天把他给冻着，冻个头疼脑热的活干不成不说，还得伺候他，这大过年的岂不是平添麻烦？正在这时，文七妹赶了过来，拉住了毛泽东，让他给父亲磕头赔罪。为什么文七妹这么做？主要是有客人在家里，总得给毛顺生得面子。毛泽东从来都听母亲的话，他不好驳母亲的面子，就看着父亲说：
“我不孝，我有错，该向您下跪，可您不慈在前，也有不对，又不该下跪。您有一半对、一半错，我也有一半对、一半错。可您是老爹，我是儿子，怎么办呢？只要您承诺今后不再打我，我就给您跪一条腿。您看行不行？”
毛顺生问道：“只跪一条腿，总得说出个道理吧？”
毛泽东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的两条腿，一条属于您，一条属于母亲。我只跪属于您的那条腿。”
毛顺生一下子笑了：“好小子，你说的还有道理，就依了你。”
于是，毛泽东给父亲单腿下了跪。毛顺生顺手在他头上捞了一把，说道：“你真是越来越出息了。”
毛泽东笑道：“您这臭脾气，我不想点办法，我的屁股早被您打成四瓣了。”
自此以后，父子二人再没有红过脸，当然，这也是因为毛泽东大了，再动不动的动手打骂就不成体统了，更何况，毛泽东也该说媳妇了。这天，毛顺生给刚过了15岁生日的毛泽东说，你该娶媳妇了。我和你妈看中了一个罗家的姑娘，比你大3岁，姑娘贤惠、孝顺、能干，过两天你们就成亲。毛泽东一听很不乐意，反对父母为自己包办婚姻，强调自己还小，想再等几年。毛顺生对他说：
“这事儿由不得你做主，你对我可以不孝，但你不能不孝顺你妈。你、你两个弟弟、还有我，谁能帮你吗干活？你妈天天为你们做饭、洗衣不说，你们身上穿的哪一针、哪一线不需要你妈去做？纺花、织布、染布，线得一尺一尺的纺，布得一寸一寸的织，你们谁帮助得了？媳妇是你的，但不是给你娶的，是给你妈娶的，是为你妈添个帮手。”
为了母亲，毛泽东没有反对的理由，于是就把罗氏娶进了家门。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和罗氏同过房，自然也就没有留下一儿半女。罗氏不属于毛泽东，毛泽东也不属于罗氏，但是罗氏属于毛家。现在你去韶山，在毛家祠堂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原配的记载是毛罗氏。罗氏因为得不到毛泽东的爱，整日郁郁寡欢，终因得病不治，在21岁便早早死去。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因为嫁给了不爱她的毛泽东；她又是个幸运的女人，因为嫁给毛泽东，所以她也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喜忧相连，毛顺生为儿子办完了喜事，自己就遇到了官司。他在县城的粮行被假合同给骗了，损失了一大笔的钱财。毛顺生告到了衙门，因为合同中有明显的漏洞，官司没有打赢。这个时候，毛顺生感觉到只让毛泽东会记账还不行，还必须学点更高深的知识，于是就和毛泽东商量，让他去重新上学。毛泽东说，上学可以，但是必须去毛麓钟伯父的学堂去上学，毛顺生自然同意。
毛麓钟做到了知府级的高官，因为不满官场腐败，就辞职回到老家东茅塘，办了所学堂，致力于兴学救国。他不仅熟悉官场事故、社会潮流，而且见识非凡，尤对诗词歌赋相当的精通。难得父子二人同心，毛泽东16岁生日刚过，就兴冲冲的去东茅塘学堂报到。在这里，毛泽东遇到了影响他人生命运的第三位老师——毛麓钟。

常昶昶

三十九
此时，已经是1908年了，新学正方兴未艾，就连一些乡村的私塾都受到了影响。不管教学上是否有所变化，但在衣着穿戴上却有了严格的要求。毛泽东在家里休息了一年多，进学堂该穿什么衣服自然不知道。母亲虽然为他做了一套新衣服、新媳妇还为他纳了一双新布鞋，可是，当他挑着书和行李到学堂报道时，还是引起了同学们的哄然大笑。毛泽东看看同学的衣服，再看看自己的穿戴，的确是有点太农村味了。这还不算，等到他一开口，满口的韶山土话，土的掉渣，更让同学们讽笑于他。这让毛泽东感悟颇深，与人交流，只会韶山的土话是不行的，必须下决心学习湖南的官话。
毛泽东的个子很高，但他是从一年级开始上的。东茅塘学堂，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小学中的高小，也就是小学四年级以上。这么高的个子才上一年级，同学们都怀疑他的智力有问题。我们在上学时，不也是把个子高的同学叫傻大个儿吗？毛泽东就被同学们称作傻大个儿。毛泽东从小到大，都没有受到过同学和乡亲们的小看和奚落，面对同学们的嘲笑，他感到了什么是孤独和无助，在韶山冲生活的优越、自豪感，一下子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转眼到了夏天，一天晚上，心情非常郁闷的毛泽东，在这炎炎夏日，怎么也睡不着觉，他披衣走出自己独居的宿舍，独自迈步在微风吹拂的池塘边上。耳听得虫鸣蛙叫，眼见得天上的明月倒影在池塘中，与婆娑树影、摇曳绿荷构成一面银光闪烁的奇妙图像，让他久久不能平静的心底，陡然生出一股与人斗的冲天豪气。毛泽东是一个从不愿服输、更不愿在白眼中讨生活的人，他敢忙回到宿舍，急得连门都没有关闭，便铺开宣纸、研好墨，稍一思忖，便笔走龙蛇，随之一首《咏蛙》跃然纸上：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毛泽东写毕，放下笔，一边用嘴吹干纸上的墨迹，一边自我欣赏，忽听身后有人说道：“好诗，似有王者之气。”
毛泽东急忙回头，一看竟是毛麓钟老先生。毛麓钟是韶山毛氏家族中，唯一真正有功名的人，他当过知府一类的大官，因官场失意，看破仕途，便辞官回家养老。袁世凯带头捐款助学，他作为曾经的官吏自是不甘落后，就在东茅塘办了这个学堂。毛麓钟在毛氏家族内的地位最高，在外当官多年，知朝廷大事、天下走向，自然获得族人的尊重。他是毛泽东未出五服的堂伯父，在毛麓钟回乡时，毛顺生曾带他去拜访过他，故毛泽东对这位大伯有着深刻的印象。
毛麓钟对毛泽东的才学早有耳闻，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毛泽东入学时并没有给他什么特殊照顾，既没有有意关心他，也没有阻止同学们对他的讽刺和嘲笑，就是想看看毛泽东是否一个可造之才。今天，老先生在学堂内值夜，发现毛泽东一个人在池塘边上徘徊，便对他留了心，看毛泽东回屋就尾随而至。由于毛泽东专心致志，竟未发现这位伯父大人就在他的身后，看着他运笔写字，及至毛泽东写完，方禁不住赞道。
毛泽东见是伯父，便请伯父坐在床上，并为他沏了茶，然后自己坐在了凳子上。毛麓钟拿起诗来又朗读了一遍，对毛泽东道：“诗好，字好，还有些功力，只是稍欠一点火候，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得下一番苦功喽。”
毛泽东素来尊重有学问的人，老先生既有意指出不足，毛泽东就更有意请教。毛麓钟指出整个诗意意境很好，只是霸气稍显太低。独坐池塘只是比井底之蛙的境界高了那么一点点。当然，这和你的阅历和眼界有关，将来你如果有机会走出韶山冲，看见了长江、黄河，看见了洞庭湖、看见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志向实在是太小了，小的可以忽略不计。毛泽东把伯父的话牢牢记在心中，从此开始了对五湖四海的向往。
毛麓钟说完了诗，话锋一转，问毛泽东：“听说你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
毛泽东点了点头道：“正是这样，伯父可有指教。”
毛麓钟说：“你看那宋江的八百里梁山水泊，是不是比你的这个池塘大的多呀？那刘备三分天下有其一；孙悟空横行人、神、鬼三界，自封齐天大圣，岂不是宇宙之王？小小的池塘，是蛙的天下，如何是你毛润之的天地？”
毛泽东听到伯父谈起这三个人，一下子来了精神，他可是从来没有听过塾师谈这三本书的。毛泽东道：“小侄生活的天地实在是太小了，将来一定听从伯父的教诲，游历天下。请问伯父，您也读过这三本书吗？”
毛麓钟笑道：“我读这三本书时，和你一样的年级，想想也有40年了。”
毛泽东道：“伯父对这三本书是如何看的呢？”
毛麓钟道：“这三本书，我想了40年，方想明白了一些道理，相信比你看的透彻。我来问你，你看这三本书可有心得？”
毛泽东说：“我发现书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和书生，从来没有写农民做主人公的。”
毛麓钟道：“此话不对，《水浒传》中有一半的人物就是农民，比如阮氏三雄就是渔民。渔民同农民一样，不过农民是在地里讨生活，渔民是在水中讨生活；还有解珍、解宝他们是猎户，他们是在山里讨生活，严格地讲，也是农民。在《三国演义》中。刘、关、张都是农民。刘备卖履、关羽卖柴、张飞卖肉，和你父亲一样，他们都是在农闲时做点生意，增加收入、活跃家庭经济。老实巴交的只会种地的农民，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农民的优秀代表是刘备和诸葛亮这样的人物，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巴交的农民。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和你一样，日耕夜读，只是后来才成了丞相，而这不正是农民的最高追求吗？还有《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也是农民吗。它不是我们农民心中的理想目标吗？”
毛泽东道：“怎么孙悟空也是农民？”
毛麓钟说：“古时，人就如猿猴，以采摘为生，只是后来发现了火，才开始向平原发展，才逐步有了土地耕种。花果山也就是我们人类先祖的生活写照吗。”
毛泽东把自己的脑袋一拍，不好意思笑道：“是我错了，我把农民的概念想的太狭窄了。伯父给小侄上的这一课，终生难忘。常言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请伯父不吝赐教。”
毛麓钟一笑道：“也好，今天我就给你讲一讲我对这三本书的理解，也让你长长见识，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伢子，我来问你，《水浒传》108将中谁的武功最好？”
毛泽东思考了一下道：“应该是卢俊义。”
毛麓钟道：“对，那谁的武功又最差呢？”
毛泽东道：“当然是那宋江和军师吴用了。”
毛麓钟道：“那他们的座次又是如何排定的？”
毛泽东道：“宋江是及时雨，意气为先，排第一；卢俊义武功无敌，排第二；军师吴用智谋无双，排第三。”
毛麓钟道：“对，这就是人生的现实。人光有武功和智谋是排不了第一的，排第一的是义气。义气是什么？是对待人的一种态度，是对人的宽厚，是急人之所急，是救人于水火。同时宋江能排在第一位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有思想、会组织、能管理，不仅是单一的义气。对了，你看的是哪一个版本的《水浒传》”？
毛泽东道：“两种版本的我都看了。”
毛麓钟道：“你感觉哪一个版本好？”
毛泽东道：“罗贯中改写的好？”
毛麓钟道：“好在哪里？”
毛泽东道：“好就好在投降，他给梁山伯的好汉寻找到了出路。如果不是这样，《水浒传》也许成不了名著，也就无法流传下来。”
毛麓钟道：“你说的很对。但是，为什么罗贯中要写成宋江喝毒药酒被毒死呢？”
毛泽东摇了摇头道：“不知道，没有细想。”
毛麓钟道：“那是因为罗贯中嫌他的志向不够大，不能顶天立地。男儿立于天地之间，既然敢于造反，就要果断彻底，就要敢于做皇帝，死则死矣，也要落个轰轰烈烈，岂能半途而废？可是宋江既然造了反，为什么还要投降？就在于他的所谓的‘忠’。在他的骨子里，忠大于义，所以他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忠，没有什么不对，但关键的是不能愚忠，不能忠于比自己官大的奸臣，不能忠于昏暗的皇帝；不能被忠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不敢说、不敢动、不敢刨根问底、不敢论个是非曲直，这样是不行的。”
毛泽东听了伯父之言，一个劲的点头，这番话自是让他终身受益。毛麓钟继续说道：“梁山伯都是草莽英雄，大多不识字，尽管大腕喝酒、大口吃肉，看似非常痛快，可是他们喝了酒以后，除了倒头就睡外，还能干什么？造反，像他们这个造法是不行的。这也是宋江为什么认为招安是上策的原因。你想想看，假如这108条好汉都是文武全才，里面有10个可以做督抚的大材，30个可以做知府的中等人才，60个可以做县太爷的下等人才，宋江为什么不做皇帝，非要去招安呢？他傻吗？不傻，说到底，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一股土匪，他们也只能当土匪。因此，招安是他们最好的出路。可是罗贯中也是反对招安的，但他无法明说，所以就要宋江不得好死，以警示那些造反者：死就死的英雄壮烈，何必死的这么窝囊？”
毛泽东可没有想过这番道理，他只是觉得罗贯中在改写了以后，让梁山好汉总算有了个出路，比他们自生自灭的强。可没有想过治理天下光靠义气不行，光会打打杀杀不行，光自己有治世之才不行，还得把自己的部下培养的有经天纬地之才才行。太激动了，他站了起来，想说点什么。
毛麓钟让毛泽东坐下来，继续说道：“读书多的不敢造反，敢造反的又没有读过书，都是草莽。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读书的人被‘礼’和‘仁’束缚了手脚；而草莽则是没有法、没有天，不知天高地厚，二者皆不可学。要造反，不能由文盲、草莽领头，应由读书人领头，要把文盲、草莽的行为约束在一个民众支持的范围内，不可乱砍乱杀，像那李逵一样。更重要的还是如何把这些文盲、草莽都变成有文化的人，这一点，自古至今没有人做到过，是故，凡造反的是没有成功的。除非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
毛泽东道：“刘邦和朱元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吗？”

常昶昶

毛麓钟道：“他们也是起义军，但他们在不断吸纳文士，每打下一块地方就任用文士来治理。这就是广纳贤才，而这些贤才不是他们培养的，是儒家培养的，他们历代读的书都是四书五经。所以就出现了文盲打下的天下、靠秀才来治理的奇怪现象。既然是秀才来治理天下，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改变，读书的依旧读书，种地的依旧种地，财主依旧是财主，穷人依旧是穷人。为什么？因为穷人、种地的永远读不起书，所以他们也就治理不了天下。治理天下的读书人不改变，天下就永远换不了。”
“简直是太精辟、太深刻了。”毛泽东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换个皇帝坐天下，除了换一批当官的外，其他的社会秩序为什么依旧没有改变。原来治理社会的“仁”和“道”没有改变。现在他开始从心眼里崇拜这个当过大官的大伯了。用文盲造反，再把文盲改造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将帅和战士，用穷人的道理来治理天下，才能解决穷人一直受穷、财主一直享福的社会问题。思维敏捷的毛泽东想到要解决中国穷人的问题：还得搞普及教育，让每个穷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还要对成人进行脱盲教育，只有让每一个穷人都变成文化人，才可以彻底挖掉穷根。
毛麓钟听到了毛泽东的肺腑之言，不由得频频点头，他兴奋起来：“你能够举一反三，我中华有救了。《水浒传》中值得称道的是平等、自由和尊重人性，这是能够吸引众多好汉聚义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对一个队伍和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这支队伍有凝聚力。同时，众头领保持有昂扬的斗志，遇战个个奋勇争先，不观望、不等待、不退缩、不畏敌、不怕困难，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这可以保持旺盛的士气。”
“故，看《水浒传》，应该站在《水浒传》之外，站在造反头领这个角度来看，而不应该站在李逵的角度来看，才能看出些门道来。是这样吗？”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
“对，就是这样，为什么说‘少不看水浒’呢？就是因为少年看到的都是打打杀杀、快意恩仇，是大碗的喝酒、大口的吃肉，以及李逵的莽撞和耍板斧，他们看不到宋江的仁义、吴用的智谋。更不理解为什么梁山泊要三个人来统治呢？要知道在宋江之前有晁盖，晁盖之前还有白衣秀士王伦。”毛麓钟问毛泽东。
毛泽东挠着头不好意思地说：“我倒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大伯，这是因为什么呢？”
毛麓钟道：“白衣秀士王伦，代表的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的胸怀不大、武艺不精、心眼不狠、手段不毒辣、智谋不周全，所以，很轻易就被推翻了。晁盖天王代表的是地主、是个人英雄主义、是专制和独裁，也可以说的是帝制这种模式。施耐庵反对帝制，所以他塑造了宋江这种新的领导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文人领导造反、是集体管理、是协商和协作，套用一个西方的名词是民主统治，犹如法兰西的统治结构。又如现在大清国所宣传的立宪，一切都不自专，要通过商议讨论，才能执行。你刚16岁，又没有过过集体生活，对此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你一定会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感受到，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毛泽东第一次听说法兰西和立宪，甚感兴趣，向伯父进行了一一请教，等又回到《水浒传》方面来，毛泽东已经有所悟：“这就如我的家，我爷爷如白衣秀士王伦，不善理家，致使家败；到我父，犹如那晁天王，一家之主，说一不二；而我在放牛时的领导和管理，就如宋江。”说着把自己如何管理放牛娃的事，给毛麓钟讲了一遍。
毛麓钟一听，大笑道：“着啊，你真的是触类旁通，能以小见大，识微知著，真的是前途无量。事情就是这样，道理很大、志向很高远，为什么有些人总也实现不了呢？就是因为不能将大道理、大志向化作具体的行动。不能具体的行动，就是不能把大道理、大志向，用在每一件自己可以做的小事上。这就是我们平常人常常容易犯的错误，我们只看到大的，而忽略小的，不知道，只有不断地去做一件件的小事，才能集腋成裘，才能实现突变。”
毛泽东道：“我的理解是：实现一种很大的理想目标，就如登山。在登山之前，我们应该先做到两件事，一是选择好登山的路线，确定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我们必须对自己说，我一定能够登上去，下定决心，给自己以信心。但当我们真的要登山时，就要特别地重视这个行动，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我们要扎扎实实地迈出每一步，稳稳当当地登上每一个台阶。在登山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做到：一不能把脚崴了；二是不能累得爬不动了；三是不能饿了没有饭吃，渴了没有水喝；四是不能不小心滑下去，更不能掉到山沟里；五是不能方向不对。只要做好这五点就一定能爬上去。”
“好，这个比喻很准确，也很贴切。”毛麓钟数十年来未曾遇到过如此有雄才大略的年轻人，而且又是他毛家的伢子，这让他兴奋地忘记了时间。他决心趁势对毛泽东有所教诲。因此就开口道：“屋内狭小闷热，我们去到池塘边再论三国如何？”
毛泽东欣然应允，二人吹了灯，关上房门，来到池塘边。读过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就会想象到毛泽东和毛麓钟二人所在的池塘景色了。我没有朱自清先生的诗情画意，也没有他那如画笔一样的文风，描绘不出一个有什么意境的池塘夜景，就当是朱自清先生写的那样吧。伯侄二人面对一池碧水在池塘边坐定，毛麓钟说道：
“‘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我们讲了，是因为少年读不出作者施耐庵老先生的良苦用心和他的政治抱负。《水浒传》书写时，正值朱元璋起兵反元之时，《水浒传》有一个直接目的，是为了协助朱元璋，号召天下英雄像水泊梁山好汉那样，汇聚在朱元璋的帐下。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继领义军，文有刘伯温，武有徐达。所以，施耐庵老先生就想为朱元璋设计出，一个可以效仿的政治领导模式来。这才有宋江、卢俊义、吴用的排序，这个排序和朱元璋、徐达、刘伯温三个人的位置是一样的。哪知道，书还没有写成，朱元璋就夺取了天下。这样，书中的宋江就无法再英雄下去。你看施耐庵先生写的《水浒传》最后部分，明显的没有上上半部写得好，就是他没有写作的方向了，只是胡乱写写而已。大家多对这后半部不满，希望改写，这时朱元璋也提出了明确的书写方向，就是让宋江招安。施耐庵先生死去，他的学生罗贯中就改写了《水浒传》的后半部。”
听到毛麓钟的这段话，毛泽东甚感惊奇，插嘴道：“施耐庵先生写《水浒传》，竟然还有这些故事。这些故事有什么启示吗？”
毛麓钟说：“当然有，一是说明，读《水浒传》没有人指导是不行的；二是说明施耐庵先生，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提出集体领导模式的人。这一点，小孩子怎么看的出来？一般的成人，也看不出来。像我老朽，如果不是做过几年的官，也是难以悟出这些道路的。由时，又让我想到了中国文人与西方文人的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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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李漱清那里对西方已经有所了解，听到伯父的话，便急于有所受教，恳请伯父给他讲讲。毛麓钟道：“我正是要讲给你听。西方的文人生活在新旧社会的交替时期，就像是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一样。因此，他们的社会观点可以直抒胸怀，比如法国的孟德斯鸠写的《论法的精神》就是代表。而我们国家的社会模式稳定，统治思想两千年一贯制，文人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于是就创造出小说这种文学作品，并把自己思想灌注在里面。读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不会看就是看个热闹，会看的才能看出门道来。”
毛泽东怎么能想到读古典小说、神话故事还有这么多的道理？经毛麓钟先生提示后，他再看中国的古代作品就可以看出我们看不出的故事来。毛泽东为什么比我们的水平高？实在是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的时间拐点处，总有一个高人在那里等着指点他。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是神仙，我们不是，在他面前，我们只得认命。毛泽东已经从《水浒传》的故事情节中脱离了出来，那些文字写的不再是打打杀杀，而是政治结构设计。于是，他想了想说：“就是说，要把《水浒传》当作一部政治书籍来看，凡是有志于改天换地、与民行政、治理军旅者，都可以从中汲取到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当然，也可以给我们以启示。那么，您老怎么解释‘老不看三国’呢？我常闻老人说《三国演义》中老将讲义用命，比如，严颜、黄忠等。他们都不服老，还是像年轻人一样的好斗。是故，老不看三国是怕老人学他们那样好斗。”
毛麓钟道：“大错矣，这是无知之言。三国的主旨有二：其一，是在宣传复辟；其二，是在宣传忠义。可是它又无法改写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只好采取抑曹扬刘之策。因此，尽管写了关羽如何忠勇、诸葛亮如何神机妙算，可是仍不能挽救蜀国的命运。他的这种写法是采取先入为主的手法，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刘备这方面来，让大家忽视历史的走向。年轻人无知，喜欢看热闹、看智谋，不问结果。老人则比较理智，也大多知道历史，仔细看就可以看出这部书的问题所在。是故，就宣传不让老人看，以减少它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道：“原来如此。不过，三国故事写的的确精彩，我看了也没有注意它真实的历史环境。这么说，我们以后是有必要为曹操平反的。”
毛麓钟道：“是的。看《三国演义》要站在历史学家的高度来看，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诸葛亮智谋无双、刘关张忠勇无敌，为什么取不了天下？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一群复辟势力。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大汉即以倾倒，势不可再扶，因此，枉有关羽之忠、张飞之勇、诸葛亮之智，也是难以阻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故，作为一个有志向的年轻人，应该站在历史潮流的发展方向上，如果能引领潮流更好，即使引领不了潮流，也要顺势而下，千万不可逆历史潮流而行。这就是《三国演义》告诉我们的。”
毛泽东道：“古人云，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天，我听到伯父的话，让我茅塞顿开，不仅让我有读十年书之感，而且有益于我选择今后千年发展方向之慨。”
这次轮到毛麓钟诧异了，问道：“世侄何出此言？”
毛泽东道：“因为您让我理解了我今后所要走的路，以及在今后所站立的方向问题。如果方向错了，即使如刘备之贤、诸葛之智、关张之勇，孩儿也不应该与他们为伍。同时，您还告诉我，要学习新事物、新知识、新理论。什么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新的事物、知识、理论，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不能因循守旧。”
毛麓钟大笑，惊得正在休息的鸟儿飞起一片，致使池塘内蛙声连连。他犹如积郁胸中多年的闷气吐了出来，朗声说道：“我之悟，藏胸中多年，不敢与他人言讲，今天终于给你谈出，如能有益于你今后的发展，我当死而无憾也，这《三国演义》闲来无事可以解闷。如果真能兴兵，则可以当做一部兵书使用。书里面的奇谋可以看成是故事版的三十六计，而曹操的屯田养兵，则更是兵家所要借用的经典。如果真能把书中的故事，在人间演绎一遍，又何尝不是人间的一件快事？故，看《三国演义》，单看计谋，不看人，凡是用得着的、能打胜仗的计谋，哪怕是蒋干盗书，也是用得着的。切忌只用诸葛亮智谋，忘了曹操的奸诈。奸诈和智谋都是一个水平。另外，真正的军事大家还是司马父子。诸葛亮的智谋人人知道，司马父子的智谋可不是路人皆知。出奇胜，还得靠司马的智谋。”
毛泽东站起来，对伯父躬身一礼：“侄儿谨记不忘，一定好好地把司马父子的计谋研究透彻。”然后毛泽东又坐下来问毛麓钟：“伯父如何看《西游记》。”
毛麓钟道：“《西游记》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明白，它写的不过是一个人的一生。孙悟空大闹天空，自称齐天大圣，犹如一个力大无穷、无所畏惧的少年，比如《隋唐演义》中的李元霸，又比如13岁以前的你，猴性十足，蔑视权威。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就如李元霸被关在铁笼里，你在家缀学种地，劳其筋骨、炼其心志，让自己感悟天地，始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从而对天地有所敬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里没有敬畏，那是什么？是疯子、傻子。小孩可以装疯卖傻，大人不行，必须知道高低、上下、前后、左右、进退。有了这种磨砺，就知道虚心学习、丰富自己、锻炼能力、增强智谋。如此就可以干大事儿了。西天取经，就是一个人从青年到老年的拼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千难万险，有各种诱惑，有各种陷阱，有胆怯、有无助、有分裂、有冤屈，如此等等。只要你战胜了这一切，就可以取得真经，修成正果。一个人在死后的归宿，要么是上天堂，要么是下地狱。修成正果就是你可以上天堂，可以成神了。这就是《西游记》告诉我们的。”
“太对了，我赞同您老的看法。不过，孙悟空的结局有些强差人意，他在经历了磨砺之后，如果能够代替如来成为佛祖就理想了。”毛泽东思索道。
毛麓钟道：“你这是孩子之言。孙悟空只能成为斗战圣佛，他成不了佛祖，因为他没有思想、没有历史，不知道佛伟大在哪里。佛的伟大之处不是斗狠，而是普度众生，他之所以法力无边，是因为有广大人民的支持。而孙悟空有什么？只不过是一身三脚猫的武功而已。人民不可能人人有像孙悟空那样的武功，人民需要的幸福、安康光靠武功是不能给得了的。这需要思想的光辉，就像大地和万物需要太阳一样。”
“我懂了，我们只需要孙悟空的精神和勇气，不需要他的莽撞和无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伟大的思想来指导。如果我们的思想可以指导孙悟空，那么我们就可以无敌于天下。”毛泽东悟道。
毛麓钟又是大笑，因为他不仅听到了毛泽东的话，而且已经看得东方发白，天就要亮了。他要把该说话都说完，于是问道：“你知道如何才能让思想指导孙悟空？”
毛泽东摇了摇头，毛麓钟站起身来大声说道：“继往开来。为什么要继往？因为人不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是有历史、有祖根的，在我们的细胞里，就延传着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明，我们的自豪感来自于此，我们的颓废也来自于此。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保留让我们自豪的文化和传统，剔除让我们颓废的文化和传统糟粕。这就像是治病，人的病治好了，就要补养，就要强壮，这就是开来，就是学习和发展。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变成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记住，学习外国的东西，就和我们吃饭一样。第一不能是啥都吃；第二是吃了以后要消化，把营养留下来，把糟粕像大便一样拉出去。”
毛麓钟说完，用手敲了敲毛泽东的脑瓜。毛泽东笑了，他用力点了点头，以坚定的目光回答了伯父的期许。从此，他在毛麓钟的指导下潜心阅读、研究古书，看得劳累时，就练写毛笔字。
毛麓钟把毛泽东的读书，看做是振兴韶山冲毛氏家族的特大重点工程。因此，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悉心指导毛泽东阅读大量的古籍，给他点读历史名家的传世之作。而必读的《史记》、《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等书，则给予细心的讲解。毛麓钟酷爱历代著名的诗词歌赋，尤其喜爱宋词元曲，他把这一爱好传给了毛泽东，让毛泽东也对诗词歌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指导毛泽东朗读、背诵，同时还教他填词作赋、练习书法。从此，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可以登堂入室了。
毛泽东读书一目十行，领悟极快，在毛麓钟的指导下，学习一年胜于十年。可也就是学了一年，毛泽东在家里惹祸了。

常昶昶

              第十一回      鸡鸣一声唱    愿言试长剑

                                  四十一
韶山到湘乡县城只有50里，毛泽东和表哥文运昌，起了个大早赶路，中午就来到了县城。湘乡县城并不大，不过就如现在的一个乡镇，但对于久居韶山冲，只见山头、少见人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如刘姥姥进入了大观园。
湘乡是曾国藩的老家，和湘潭是临县。毛泽东的韶山冲属于湘潭县管辖，外婆家的唐家坨则属于湘乡县管辖。因此，韶山冲是位于两县的交界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前身是曾国藩兴办的东山书院，东山书院的匾额就是曾国藩的手笔。曾国藩办东山书院的目的，是教育他手下各级官员的子弟，在剿灭太平军的战争中，为让各级官员尽心国事，他把他们的家属都照顾的很好。东山书院修建的十分壮观、气派，我们见过的一般县城的书院根本无法和它相比。外地来湘乡县的如果不知道底细，还以为那是一座道观。
由于毛顺生的固执，毛泽东和文运昌晚到学校几天，东山小学的秋季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也就是说，毛泽东来晚了，学校的招生名额已满。毛泽东很是失望，文运昌让他不要灰心，他去找校长说说。文运昌来到了校长办公室，见到了校长李元甫。文运昌对李校长说：“校长，我给你带来了一个读书的奇才，如果您给他一个考试的机会，您一定不会后悔。”
李元甫是一个极其爱才的人，所以文运昌才这样对他说。李校长一听，问道：“你说的学生有什么特别之处？”
文运昌说：“我的这个表弟，不仅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好，龙飞凤舞；他才思敏捷，下笔成文章，出口即诗词，比三国的曹植都厉害；他读书极快，一目十行，有过目不忘之能。如果东山小学收他为学生，将名扬天下。”
李元甫是谭嗣同挚友，也是维新派人士，他年已过午，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所以他从事教育就是想发现人才。听文运昌一说，他就来了兴趣，说道：“你带的学生在哪里？叫来我看看。”
文运昌把毛泽东带到校长办公室，李校长先对毛泽东打量一番，心中暗暗称奇，此子乃帝王之像，合该我名留青史，只是不知他的才学功底如何？于是决定对毛泽东组织会考。李校长组织了学校几个有名国文老师，比如谭咏春等。会考时，几个人环视着毛泽东，让他在一个时辰内，作出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言志》。这个题目是李校长专门为毛泽东出的，他就是想看看毛泽东是否和自己对他的判断一样。
毛泽东来到考场，不慌不忙，先拿出文房四宝，有序摆好，然后开始研墨。有的人可能问，这样多耽误时间，其实一点也不耽误。写文章是要思考的，研墨时正好思考，两不耽误。毛泽东的墨研好了，也思考好了，他铺好宣纸，只见刷刷点点，一蹴而就，然后等墨阴干，双手递给李校长。李元甫接过来细看了一番，文章的大意是：国家兴旺、匹夫有责，个人的志向是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看过之后，又把卷子递给国文老师谭咏春看。谭老师看了以后，大叫奇才，他立即建议校长录取毛泽东。李校长点点头，站起身来，大声说道：“今天，我亲自监的考，看过毛生的文章，我敢说，我们今天取了一名建国才。”李校长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毛泽东经过三个恩师的指教以后，已经出类拔萃，很难再有名师指导于他，在学校里他获得的基本上都是赞誉。他的文章常常被国文老师推荐给同学们“传视”，或加上批语，贴在“揭示栏内”。毛泽东写的《宋襄公论》、《救亡图存论》很受同学们推崇。国文老师谭咏春对他的做出了高得不能再高的评语：“视君身有仙骨，环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东山小学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学校，里面有很多留学日本回来的老师，毛泽东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知道了中国的版图有多大，知道了中国版图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把中国描述成了一头恹恹待毙的大肥猪，把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描述成窥看中国的虎豹豺狼、秃鹫、毒蛇和狗熊。
东山学堂有一座藏书楼，里面有成千上万册图书，其中除了东山书院留下的古籍图书外，近年来还添置了不少的新书。毛泽东哪里见过这么多的书？这可有他看的了，他几乎天天都呆在图书馆里。在这里令毛泽东惊奇的是，他看到了中国地图，知道了中国的版图具体有多大。这让毛泽东的心胸一下子开阔起来，心中的志向也一下子平步青云。
在湘乡县城里，大家都还没有听说过孙中山的名字，在藏书楼里，最进步的书籍也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写的新书。毛泽东新思想的启蒙就是从维新思想开始的，他觉得康梁的文章从内容到文体都很新鲜，便有意模仿。毛泽东最先接受了梁启超的《新民说》，他主张社会改革应从“变化民质”入手。这个思路让毛泽东想到了与毛麓钟谈《水浒传》时的一番言论，想到了根治民穷的道路。
我们的历史学家在研究毛泽东时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忽视了毛泽东这个时候所受的教育和他思想的变化。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思想动态，才是影响他一生的思想的根本，毛泽东后来的一切思想都是生长在这个根本上的。毛泽东最先受到的教育是“继往”，康梁的思想则是他走向“开来”的过渡期。毛泽东这个时候18岁，正是一个年轻人的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所有的人，在自己的人生进程中，不管他中间曾经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和追求过什么样的思想，等到他老年时，再回过头来看，都不过是走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自己在18岁以前曾经立下过的志愿上来。
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些话？就是要告诉大家，朱德和毛泽东是一类的人，他们的思想基础一致，而周恩来、刘少奇及其以后的人，他们的思想基础是陈独秀、李大钊推动起来的新思想和新的文化运动。而这些根本上的差别，就决定了在同样一个理想下，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不同。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自己的文化教育中没有断代，从孔老夫子、康梁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是连续的。这就是我的这部书在看待毛泽东时，和其他过去任何写毛泽东的书最根本的区别之处。有了这些，大家也就会理解在以后我要讲的东西了，也就理解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可以说是：既和中华民族一切先进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融合的。
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已经死去，现在中国的皇帝是个5岁的小孩子。对此毛泽东纳闷了很长时间，一个5岁的孩子怎么可以当皇帝呢？他想：如果由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辅佐还差不多。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对中国状况的了解还只是皮毛，尽管这样，并不影响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管理结构的思考。这个时候，康梁还在日本流亡，孙中山先生进行的民主革命，正在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这些事是毛泽东后来才知道的，他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发动武装起义上面，根本不注意在民众思想启蒙上下工夫。这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干革命一定要重视发动群众。
东山小学里，大多是一些华衣轻裘的膏粱子弟，毛泽东虽然仍旧是土话浓郁、穿着粗布的长衫，但他已经没有在东茅塘时的压抑和郁闷。现在的他如鹤立鸡群，没有哪一个贵族子弟敢轻视他，更没有哪一个纨绔子弟敢招惹比自己高一头的毛泽东。相反，好多的同学都争着和他交朋友。毛泽东在东山小学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是谭老师的儿子谭世瑛，一个是萧子暲，也就是萧三，以及萧三的哥哥萧子升。在萧三的家里有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他把这本书借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从书中知道了在世界上著名的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华盛顿和叶卡捷琳娜女皇等人的事迹。
毛泽东在看了以后思绪万千，他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伟大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就是告诉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用很长的时间。但时间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取得胜利，建立了美国，我们也要准备长期的奋斗。现在我们还年轻，我想如果我们准备用五个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就一定可以改变中国的面貌，让中国自立于世界的东方。”
18岁的毛泽东已经胸怀天下了，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毛泽东从这本书中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并把华盛顿和美国作为自己学习的目标。接到我们前边所说的，毛泽东就是先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康梁的变法思想、西方的民主思想，然后有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是有了这些基础，使他具有了黄帝所说的七教的综合意识。从这时起，他开始注意留心书本以外的事情，他知道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知道了中日甲午战争、维新变法、八国联军进北京，知道了日俄在东北的战争，知道了袁世凯练兵和推行的新政与立宪。
1911年春天，东山小学的老师贺岚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当中学教师。因为毛泽东和萧三的学习非常优异，所以贺老师就想把他们带到中学去读书。李校长知道后大力支持，就和谭老师、贺老师三人一起为他们写了推荐信。在给毛泽东的的推荐信中，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的国文和历史知识已经达到了中学程度，不宜再读小学了。其实就毛泽东实际的国文和历史知识水平，不仅小学装不下他，就是中学也装不下他。毛泽东现在缺的不是在文化知识上的学习和训练，而是正规系统的学校生活，以及在人生经历中必不可少的集体生活。毛泽东离开了东山小学，李元甫为他的这名优秀学生写了一副对联：
             为国育才，应有一木支大厦；
             齐家教子，不及三葛在南阳。
在李元甫的认识里，毛泽东就是一个布衣天子，他一直以自己有过这么一个弟子而颇感自豪，所以，才写下了这副对联。这副对联是毛泽东在解放后回家，去拜访故校时，学校的老师抄录给他的。这时，李元甫校长已经故去。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弟子的成功，但他的慧眼已经让人们惊奇不已，何况他还永存在历史中，当老师当到他这个份上夫复何求？
1911年春，已经19岁的毛泽东，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到长沙去报考湘乡县驻省中学学堂。毛泽东在离开父母一年后，知道了尊重和孝顺父亲，他有什么的想法和变动必定要和父亲商量的。可能有的人感到奇怪，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毛泽东感受到了什么是经济基础，他作为上层建筑，如果不知道尊重经济基础，那是无法生存的。
从韶山冲去长沙，一般的路径是走到湘潭，然后在湘潭搭乘小火轮。小火轮是一种机动船，由于过去的发动机靠烧煤提供动力，因此，老百姓就叫这种动力船为小火轮。毛泽东不想坐小火轮，他决心步行去长沙。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了解一下沿途风土人情，古人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他要实践这句话。韶山冲离长沙120里，他从宁乡道林这条官道出发，第一天走了100里，晚上借宿农家。在农家他和老人攀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民生活等等，还专门写了一篇日志。第二天一早，毛泽东继续赶路，日上三竿就来到了湘江的西岸。他买了渡江的船票，渡过湘江来到东岸，继续向东就是长沙城了，中午，毛泽东来到了长沙城的西大门。
西大门内是长沙有名的坡子街，这里非常的繁华，商铺林立，游客如织。湘乡驻省中学在南阳街新安巷的湘乡会馆里面，这一带没有高楼大厦，一片的平房，足足占了半条街，全是湘乡驻省中学的地面。这个湘乡驻省中学和东山小学一样，是湘乡县豪绅们在长沙教育子弟的场所。当时，曾国藩部下的官员和将军们，有很多是跟着曾国藩从湘乡出来的，在太平军被剿灭后，他们都不愿再回到湘乡去居住，大多都在长沙定居下来，于是，就开了这所中学专供他们的子弟上学。这所学校是湘乡客居在长沙的中学，学生的生源主要是湘乡乡绅在长沙的子弟，以及湘乡县东山小学堂推荐来深造的一些学生，加起来也就是100多名。毛泽东来到学校，拿出三位教师的推荐信，学监看过以后，满口答应，连入学考试都免了，就顺利地办了入学手续。
湘乡驻省中学的阅览室，虽然比东山小学的藏书楼要小得多，但这里有很多的新书，还有报纸和书刊。毛泽东很快被报纸给迷住了，因为报纸上有他关心的时局消息。从此，他每天都离不开报纸，尤其喜欢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民立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是坚决反对帝制，和宣传三民主义及共和革命的。毛泽东从这里开始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为它奋斗了10年。长沙是湖南的省城，是同盟会活动非常活跃的地方，黄兴和宋教仁的很多部下都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的春天，已是辛亥革命的前夜，整个长沙城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毛泽东通过阅读报纸，知道了孙中山和黄兴，知道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农历的3月29日，广州爆发了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民立报》作了长篇的报道，详细地介绍了这次起义的经过。毛泽东在看到这条消息后，心潮久久难以平静，他为烈士们慷慨为国为民捐躯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当夜，他怎么也睡不着，于是爬起床来，一气呵成了一篇政论文，并用大字工工整整誊清，次日天刚放亮，就把它贴到了学校的“揭示栏”内。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公开提出：“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就任新政府的大总统，由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他把《水浒传》中宋江的领导模式搬了出来，又套用了刚学到的新名词。他本来的想法是要由黄兴当大元帅，并排在第二位的，可惜，《民立报》上说他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了，于是就把他比较崇拜的梁启超纳入了进来，设计出了这个一辕二马。
当然，毛泽东此时并不知道，革命党的孙中山和保皇党的康有为、梁启超是政治上敌人，双方是不可能在一起共事的。但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并没有感觉到二者有什么区别，便根据他刚学到的法国政治结构中的名词，按自己的想象提出了一个政府领导结构来。虽然让我们现在的人看到有些可笑，但冷静下来分析一下，如果中国当时真的能实行这样的组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的组合呢？
中国的政治问题，就如中国的武学一样，林林总总，各成一派、自成一体，谁都认为自己的武功最高，谁都想当武林盟主，就是不知道统一和联合。如果中国的政治派别和武术界都能拚弃门户之见，搞个统一战线，那么列强不论是对中国的政治侵略，还是武力侵略都将大打折扣。善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毛泽东也许是有意为之，以表明他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从宋江那里看到了，宋江是如何把一百单八将不同的人物性格和派系联合到一起的。这就是宋江的能力，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孙中山的能力比宋江差远了。在一个新的时代，他们的胸怀不够宽广；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自己掐起来比对敌人都很；不知道建立统一战线，不知道团结大多数；他们总是在自己树立起的四面敌人圈子里，孤身奋战。猪还知道在受到攻击时，退到一个墙角，以保护自己的屁股和两翼，他们的政治智慧，连猪都不如，有什么办法呢？
毛泽东的政论文一贴出，引起了大量学生驻足观看，也在校园内掀起了一番讨论，多数人还是对毛泽东的胆识和救国热情表示了充分的肯定。由于湖南巡抚杨文鼎对国民党和保皇党的活动，均采取宽容的态度，所以，毛泽东的政论文没有造成什么不良的后果。
1911年5月，四川发生了保路风潮，湖南各界成立了保路团体，进行集会、罢课、示威，要求清廷收回“成命”。风潮也刮到了湘乡驻省中学，满怀爱国热情的毛泽东很快就成了其中的一名积极分子。但此时，毛泽东并不知道什么是“保路”，他们的集会仅仅就是说明自己反清。因此，各个中学的学生们集在一起，纷纷声讨清政府的黑暗腐败。一天，同学们正在愤恨不已时，沉默了许久的毛泽东忽然大声说：“各位同学，既然朝廷祸国秧民，我们就要用实际行动进行反抗，仅凭嘴上说说是不够的。”
大家对毛泽东的提议纷纷表示赞同。但是，用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反抗呢？大家都没有想出来好的办法。于是，一位同学就问毛泽东：“可咱们是学生，能干些什么呢？”
毛泽东想了想，果断地说：“我们剪辫子，从今天开始不当大清国的顺民了。”
他的话在同学们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家开始议论纷纷。在当时，成年的男子都留有长长的辫子，革命者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决心，就把满族统治的象征——辫子给剪掉了。毛泽东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也建议剪辫子。但是，这种公开的与满族统治的决裂，很多人还是不敢接受，他们担心家里人的反对。是啊，秘密地参加反清政府的活动，家里人不知道也就算了，如果剪了辫子，那是如何都瞒不住家里人的。大家都在犹豫，果然，一位同学站起来反对，他说：“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是不能随便毁伤的。剪辫子就意味着不孝。”
对付这种思想，毛泽东不用思考就可以反驳：“同学们，众所周知，我们的祖先没有留辫子，是清朝统治后，才强令人民剃发蓄辫的。当年，我们的许多先人，曾因为反对剃头而身首异处。请问这位同学，按照你的说法，到底是留着辫子是孝呢？还是剪掉辫子是孝呢？我们剪辫子是为了表明我们救国反清的决心。大家在这里慷慨陈词，难道连做这点小事都不敢吗？”
毛泽东的话得到了一些同学们的赞同，大家找来了剪刀，毛泽东二话不说，拿起剪刀“咔嚓”一下就把留了19年的辫子给剪了。接着，又有几个勇敢的学生也剪掉了辫子。但是剩下的同学却在剪刀面前胆怯、犹豫了。这个学生说“让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那个说“让我再想想，”便想借故溜走。毛泽东的犟脾气上来了，他愤怒地说：“做人要讲信义，要言而有信，不能出尔反尔，你们这样胆小，将来能做成什么大事业呢？”
说完，便和几个剪了辫子的同学一起把其他同学的辫子都剪掉了。这件事儿，毛泽东觉得干的很痛快，不想却带来了大麻烦。他们遭到了大多数同学的攻击，那些被他强行剪了辫子的同学，也与他决裂了，他被孤立了。冷静下来的毛泽东，为这事儿思考了很长的时间，为什么自己正确的行动却带来了反作用？他经过分析认为：自己尽管在革命的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做法太激进了。革命应该自愿，不应该把支持革命的同学都强迫他们去革命，这样就割断了与大批反对革命的同学之间的联系。革命者毕竟是少数，同情革命的人是革命者与大多数人联系的纽带，把他们也变成革命者，就是孤立自己。革命一定要自愿，不能强迫，这是毛泽东得出的结论。另外，为什么自己敢于很果断地剪掉辫子呢？不就是因为自己的父母不在身边吗？假如自己剪辫子的事儿，让母亲知道了，给我又哭又闹，自己改怎么办？
因此，革命不能只表现在表面和形式上的坚决，而且还要注意保护自己、保护同志、保护自己的同盟军和支持者。那些不愿剪辫子的同学，如果不让他们剪，让他们留在辫子队伍里，当自己和剪了辫子的同学受到攻击时，他们一定可以挺身而出，为自己辩护。现在好了，辫子是多剪了几个，却失去了几十个同学的支持。怎么办？毛泽东虽然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但他可不是轻易服输的人。在同学们的攻击中，他的心中陡然升起了一股豪气，他与人斗的精神被激发出来了。他的结论是与人斗其乐无穷，斗争了4个月，毛泽东最终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因为，武昌起义成功了，剪辫子成了潮流。
礼拜天，毛泽东闲来无事，就去找驻扎在长沙城外兵营里的两个韶山老乡去玩。在这里，他听到了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便顾不上再和老乡聊天，急忙跑回学校去，他要把这个喜讯告诉同学们。一进学校的大门，他就高喊：“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惊天的好消息，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成功了。”同学们听到他的喊声，都从宿舍里、教室里跑出来，围着他又叫又跳。同学们热烈兴奋的情绪感染了毛泽东，他带领同学们从学校跑上街头，向广大的市民宣传这一天大的好消息。
武昌起义成功，三镇恢复，遭到了清军的围攻，为解武昌燃眉之急，武昌的革命政府便向四川、湖南、安徽等省，派出了大量的人员宣传革命，争取支持，尤其是要争取新军和青年学生的支持。这一天，湘乡驻省中学也来了一位湖北的革命党人，在得到校长的许可后，他把全校的师生召集在一起，给大家宣传武昌革命。他首先介绍了武昌起义的经过，说明了起义军已经推举黎元洪为湖北省的都督，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革命政府，中国已经到了推翻满清统治的最后时刻，武昌在全国做出了表率。湖南人民也应该起来反对清政府的统治，建立属于我们汉人的政府，实行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现在满清小朝廷已派大批清军向武汉三镇压了过来。武昌革命政府、革命军人和武汉三镇的父老乡亲，都已下定最大革命之决心，不怕流血牺牲，誓与武昌共存亡。同学们，你们是革命者吗？你们拥护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吗？现在武昌城危在旦夕，一切革命分子和爱国志士，都不能无动于衷，都应该立即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实际，援助武昌起义军，以帮助完成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大业。
这位革命党人的演讲，让学校的广大师生热血沸腾，一个个议论纷纷、跃跃欲试。毛泽东此时却一言不发，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吭声、不表态？你不是支持革命吗？毛泽东说：“我在想，发表议论解决不了武昌之急。我们重要的是行动。”
“行动，怎么行动？”被热血充盈着的同学们急切地问他。
毛泽东果断地说：“去当兵，去和武昌起义军一起抵抗清军。”
“对呀，只有当兵，才能帮助武昌的义军。”同学们一阵欢呼后，当即有4个同学愿意和毛泽东一起去投笔从戎。
说干就干，他们5个人立即收拾行装前往武昌。可就在启程时，一个同学说道：听说湖北的水多，走路都必须穿胶鞋。我们穿的都是布鞋怎么办？经过紧急的研究，决定缓行一天，大家都准备胶鞋。不说他人去买胶鞋，单说毛泽东，此时他的身上只有6块钱，只够买去武汉的船票，哪里还有钱去买鞋？经过思考，毛泽东决定去城外兵营里找两个老乡借一双。
这一天是1911年10月22日，正是湖南新军决定起义的日子。毛泽东不知道，他来到军营大门口，被哨兵拦住了。毛泽东奇怪，就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哨兵和他熟了，就悄悄告诉他，兵营戒严了，正准备出发去城里攻打总督衙门，让他赶快离开。果然，这一天新军和城里的巡防营里应外合，轻取了长沙城。

常昶昶

   四十二
10月23日，长沙也成立了湖南军政府，同盟会员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正、副都督。军政府成立后，通电全国，并宣布招募新兵扩充军队，准备救助武昌。毛泽东和其他4位同学没有去成武汉，其他4名同学认为革命党已经掌了权，有湖南革命政府援助武汉，也用不着他们了，他们应该继续学习；不上学就应该谋个差事自食其力，反正是都不想再当兵了。毛泽东认为革命并没有成功，清政府还未被推翻，而且武昌战事十分危急，他决定仍去投军，虽然不用跑到武汉了，但可以加入湖南新军去救援湖北。于是，毛泽东来到城外的新军兵营投军，被招兵长官一眼相中，编入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一营左队，成了一名正规军的列兵。
为了准备去湖北打仗，新军紧张进行操练。毛泽东操练得极其认真，只盼着上司下达命令，就立即开往前线，投入战斗，也好让毛泽东展展身手。可是，新军只是操练，就是迟迟不开赴前线投入战斗，这让毛泽东很是纳闷儿。毛泽东作为列兵，也就是一个最下层的小兵，他哪里知道，湖南军政府发生了军事政变。10月30日，军政府的正、副都督焦达峰和陈作新，已经被谭延闿赶下了台。谭延闿是湖南的豪绅、立宪党人、湖南省参议院的议长，他自任都督后，根本不准备救助武汉。
毛泽东当兵是为了推翻清朝，虽在目的和方向上是革命的，但他还不知道作为一个革命者，所应该具有的行为标准是什么。在军队里，他自持是学生，常常不去挑水、扫地，一身的公子哥脾气。其他的士兵挑来了水不让他喝，他就掏钱买水喝。当时，毛泽东还十分看重他的身份和地位，在他的脑子里还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毛泽东在兵营里，闲来无事，除了看看书、看看报之外，他还想学宋江搞个兄弟结义，在军队里发展几个朋友。哪知，当他刚想向自己周围的士兵，介绍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时，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他，大家认为他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他的想法就是一个吃饱撑得没事干的公子哥的胡思乱想。毛泽东这次是彻底的被震撼了，士兵都是农民的子弟，农民们连搭理自己都不搭理自己，怎么能团结他们、带领他们去闹革命？
毛泽东开始反思自己在军营里的行为：自己一个人高高在上，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怎么能和他们打成一片？不和他们打成一片，又如何宣传自己的主张？放下自己的臭架子，彻底抛弃厌恶劳动的低级趣味，要学会和他们一样的生活和思考问题，让他们认为我和他们是一路人，才能团结他们、让他们信任自己。毛泽东就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发现问题后，就开始改正。他首先从挑水、扫地入手，该自己执勤时积极干好，不该自己执勤时，就帮助其他士兵。这样就逐渐地改变了士兵对他的看法，在他退伍时还真交了几个朋友。
辛亥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的省份都已经宣告独立。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匆忙赶回上海，29日在南京召开了17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逊位。清王朝被推翻了，大家都兴高采烈，认为革命成功了，中国今后的最大任务就是经济建设了。
这时，毛泽东觉得自己当兵的目的已经实现，再继续当下去已经失去了意义，因此就退出了军队。5个月的当兵经历，毛泽东虽然连抢都没有放过，但让他了解了军队的组织结构，对军队的指挥、命令有了基本的认识。这就增加了他在同龄青年中的资历，正是这种资历成就了他后来在湖南一师的传奇。
退了伍的毛泽东干什么呢？他想了想，还是继续上学符合自己的实际状况，打工、当学徒，出卖劳动力不是毛泽东的特长。尽管在休学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也曾经掏过苦力，比如往地里运肥、施肥，有一次，父亲让他往地里运肥、施肥，要求一上午把活干完。毛泽东如有神助，半晌就把活给干完了，然后就心安理得地在地里看书。毛顺生怕他偷懒，半晌来检查，看到他在看书，就骂他知道看书、不知道干活。毛泽东对父亲说，他干完了，毛顺生检查了一下，果然他把活干完了。心想，这小子难道真有神助？这活儿就是成年人也得半天才能干完。其实，毛泽东自己清楚，他的活儿是弟弟毛泽民帮他干的，两个半大的小伙子，只要使出老力，一时创造出点成绩也不难，难的是天天如此。那个时候干活是为了读书，难道现在读了书，就是为了掏力干活？
毛泽东还是想到了圣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决心继续上学，学习可以“劳心”挣钱的课程。为什么？因为他想独立，不想再花父亲和弟弟挣的钱了。你想想，连毛泽民都可以做生意挣钱了，作为家里的的老大，还得伸手向家里要钱，也实在是让人脸红。毛泽东把街上散发的广告、报纸上登的广告收集在一起，选择了都是毕业后，就可以出门挣工资的学校。这些学校有：警察学校、制造肥皂的学校、法科学校、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等。在这些学校中，有的报了名没有考，有的考取了没有上，有的是上了时间不长，自己跟不上，只得退了学。
比如，上高级商业学校，他受《盛世危言》作者郑应观的影响，认为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经济方面，“振工商”才是国家富强的根基。既然清政府被推翻了，那么国家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就应该是经济建设。毛泽东赞成这个观点，因此，他认为在今后国家的工商业必定获得极快的发展。毛泽东估计的没有错，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在袁世凯当政的4年里，我国的工商业经济发展果然很快。于是，毛泽东把自己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说自己要上一个学做生意怎么赚大钱的学校，毛顺生一听高兴极了，很快给他汇来了学费。
可是，毛泽东一到学校就傻眼了。因为高级商业学校基本使用外国的教师教学，嘴里说的都是洋文，而现在毛泽东连英文有几个字母都不知道，更别说和老师交流、听老师的课了。无奈，毛泽东只得退学。这件事让他感概万千，使他认识到一个人光有良好的愿望，不去做基本的调查研究，不知道适合不适合，就匆忙做出决定，其结果是既坑了自己、耽误了时间，也坑了老爹。走自己不熟悉的路走不通，毛泽东只好老老实实回头，又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学校——湖南省第一高等中学继续修造。
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以自己出类拔萃的文史知识，受到了校长和国文教师的喜爱和器重，毛泽东遭到受伤的自尊又被修复了。他的一篇《商鞅徒木立信论》，受到了国文教师柳潜的倍加夸赞，柳老师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借给毛泽东阅读。这是毛泽东在这个学校上学的最大收获，他一口气读完了这部116卷的丛书，让他初窥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行文格式、用词、语气，当然还有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毛泽东读这本书产生了一个副作用，他认为自己在图书馆里按照自己的想法读书，比在学校里按部就班的学习，既节约时间，又独立自由。于是毛泽东决定当独行侠，退学自修。
退学之后的毛泽东借住在长沙南阳街新安巷的湘乡会馆里，每天到定珆湖南图书馆读书。从借住地到浏阳门外的定珆图书馆有3里路，他每天步行，早出晚归，中午只吃两块自带的米糕充饥。毛泽东每天都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而且风雨不误，他的自学精神，让图书馆的管理员很是感动。
毛泽东自己说：“那时进了图书馆，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面对浩瀚的藏书，毛泽东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他开始阅读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名著。在他的知识结构中，他最缺乏的就是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毛泽东在这里重点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章》，也就是《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名学》，还有严复的《天演论》。
《天演论》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大。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界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说。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一书中，发展了进化论的学说。严复翻译了该书的前两章，称《天演论》。他在该书中追随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观点，把达尔文关于生物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直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强调“强者生存、弱者淘汰。”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不是按照达尔文的生物观点讲的，实际上他讲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别是在当时的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严复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场上大声疾呼：中国如果再不奋发图强，不变“弱种”为“强种”，只有亡国灭种。他反复告诫人们，只要中国人不甘自暴自弃，不愿当帝国主义的奴隶，而肯奋发图强，“与天争胜”，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能“自强保种”。大家知道了“天”是什么了吧？“天”就是外国列强。《天演论》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刺激，不仅开拓了他的视野，解放了他的思想，更让他的心灵受到了强大的震撼，他拍案而起，一声怒吼：“与‘天’斗其乐无穷。”正是这种与天斗的壮志，让他把目光瞄向了全世界。
在图书馆自学期间，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图，当时叫做《世界坤舆大地图》，他惊奇地发现世界竟然这么大啊！对此，毛泽东的朋友周世钊，记述了毛泽东当时说过的话：
“说起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根本没有看到，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毛泽东开始对这个世界进行思考。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绝对的不平等，整个世界都在恃强凌弱，是那些手里有钱、有枪、有炮的人和国家，在欺负没有钱、没有枪、没有炮的人民和国家，才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和国家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是不应该让它永远存在的，就应该把它推翻、并进行彻底的改造！毛泽东的心此时已经在飞升，他的视野、思想开始超越了中国，把目光盯向了世界，经过7年的思考确定了自己的最终志向。那是什么志向？这个谜底我们会逐步揭开的。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有人来推动，我——毛泽东就应该做一个推动世界发生变革的人。推动世界变革，首先要推动中国变革，要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变革，就要选择一个支点和一个杠杆。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只有一半的正确，光有支点不行，还得有杠杆。从现在开始，毛泽东开始为自己寻找这个可以撬动世界的支点和杠杆而学习。学习有了目标，看的书也就好分类了，所以，也就可以一日千里了。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毛泽东过了20岁的生日，到了1913年的春节。毛泽东没有回韶山，他是为了节省路费和时间。会馆的湘乡县老乡都回家过年了，他留下来照看会馆还可以得到红包。在过年的日子里，毛泽东虽然与书相伴，而且自己认为“极有价值”，但孤独和寂寞在夜晚还是向他袭来，让他知道了亲情的价值无限，也让他感受到了父母的恩情，下决心今后不让父亲再生气。
春节很快过去了，表兄王季范从家里回到长沙，给他带来了父亲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他再不考虑去学校上学，不谋职业、不务正业，家里就断绝他的一切费用，再不给他寄一分钱来。为什么毛顺生给毛泽东写这样一封信？原因是他在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大神告诉他，如果毛泽东还在图书馆呆着，就会像一个叫马克思的，什么钱都不会挣，如果不是舔着脸向恩格斯要钱，连老婆孩子都得饿死。所以就给毛泽东下了最后通牒。毛顺生是对的，读书不单是为了学习知识，弄懂道理，更重要的是为自己进入社会做一个热身的准备，而不是一辈子光学习、不去实实在在地和社会接触，这样何谈改造世界？
毛泽东在20年的经历中缺乏的不是读书，他缺的是集体生活，是与社会广泛联系的人情圈子。读书多有什么用？最多不过是当一个作家，要不就是著名一点，大不了就是个马克思第二，是个思想家，不过也是一个脱离实践的想当然的思想家。他要是那样的话，就永远也成不了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再说，社会上还有更多的事情比读书重要的多，比如：吃饭问题、住房问题。这个时候，毛泽东遇到了“住房危机”。他住的湘乡会馆被一些退伍、遣散的老兵强占了，这些人整天在会馆里喝酒闹事，甚至与学生们发生流血冲突。毛泽东实在住不下了，必须迅速地搬出去。
王季范在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后，到湖南第一师范当了数学老师。他建议毛泽东也去报考师范，这样即使将来毕业了，教书、读书两不误。毛泽东一听正合我意，可是王季范所在的第一师范在春天不招生，要等到秋天才行。毛泽东等不了，王季范就帮他打听，正好湖南省成立了个第四师范，在春天招生，一切按照一师的模式，不收学费，食宿费也不高。毛泽东立即决定去报考，王季范支持表弟的决定。
毛泽东马上给父亲去了信，说明了自己的想法。没过几天，父亲就回信了，他同意毛泽东报考师范学堂，还给他汇来10块大洋。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自修，考入了湖南第四师范，被编在预科第一班。一年后，也就是1914年春天，第四师范合并到了第一师范，毛泽东也就和300多名同学以及几位教师，一起转到了湖南第一师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