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传奇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

常昶昶

朱玉阶在席国珍的私塾里读了8年书，从11岁到19岁，已经长成了一个壮实、勇敢，外朴实、内锦绣的青年小伙子。1905年，20岁的朱玉阶在家里人的撺掇下，决定去县城参加科举考试。当时，参加科举考试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按照清朝的科举制度，必须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后才能成为秀才。家里人希望他“光耀门庭”，可家里穷的又没有钱，只好东拼西凑了一吊钱，让他步行到74里外的仪陇县城参加考试。好在朱玉阶从小吃苦惯了，区区70多里山路根本不在他的话下，他一路上，连带的干粮都舍不得吃。路上，他饿了摘野果吃，渴了喝山泉水，大半天就到了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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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县城，朱玉阶先到县署礼部检查了身体，然后就去孔庙报了名。报名时，他的脑子灵光闪了一下，就把自己的名字填为“朱建德”。他的想法是：我要建立一份功德，既让家里门庭光耀；又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他正在接近自己的理想目标，因为他已经是“朱建德”了。经过几场的笔试，县试很快就考完了，在1000多名的考生中，朱建德名列前20名，他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喜讯传到家乡，朱家第一次尝到了什么是扬眉吐气，街坊邻居、亲朋好友都来祝贺。这次，钱不用借，光份子钱就够朱建德去顺庆府参加考试的路费了。

常昶昶

朱建德在顺庆府参加府试的成绩，比在县试的成绩还好，名列前10名之内。他祖父弯了一辈子的腰终于挺直了，逢人便说他朱家的祖坟上冒青烟了，胡子一撅一撅的，合不上嘴。朱建德一个山中长大的佃农孩子，从小安分守己，孝敬老人，悌兄护弟，学习刻苦，勤劳朴实；他继承了祖父的高瞻远瞩，遗传了母亲的勤劳朴实、宽厚仁慈和聪明智慧，拥有健康的体魄、勤劳的思想和爱民的心灵。如果不是袁世凯，他可能会成为秀才、举人和进士，也许会成为像林则那样的一代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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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袁世凯上书慈禧太后，废除了科举制度，取缔了秀才、举人和进士，一切都代之为新学。因此，朱建德的进身之路被堵死了，他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另辟新路。朱建德的心早已飞出了“朱家大湾”，自从他去过县城、去过府城后，他的视野开阔了，他渴望去见识新学堂，更希望去见识更大更新的世界。可他知道家人不会同意他去读新学堂的，一是家里人对新学堂不了解；二是家中实在也没有钱再供他去上学了；三是他已经20岁了，早该成家立业了，还上什么学？说真的，继续上学，也实在是让很多没有见过世面，只知道砍柴、放牛、种地、娶妻、生孩子的农村人想不通。思来想去，朱建德找到了自己的老师席国珍。席国珍一笑，此事包在我的身上。

常昶昶

席老先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过去在农村对有学问的认识是：诗、书、医、易共修皆通之人。“诗”韵、“书”香，老百姓不懂，但他们知道你要是既能教书、又能看病、还会算命，就一定是个有学问的人。君不见，在包公戏里，那文曲星包文正在私访时，不是扮作悬壶济世的大夫，就是扮作掐指算命的铁口神算吗？所以，凡是饱读诗书之人，都有知人之能。知弟子莫若师，席老先生观摩朱建德8年，见他平时寡言少语，但不出语则已，出语必惊人，犹如楚庄王“三年不语，一语惊人”，知道他是一只大鹏鸟，不飞则已，一飞必定冲天。只是他一直没有算明白，为什么已经20岁的朱建德，还没有展翅飞翔的样子。虽然，他不知道船歪在哪里，但他相信朱建德并非池中之物，也许就需要他所助的一臂之力。于是他想好一套说辞，前来拜访朱邦俊。

常昶昶

朱邦俊见席老先生造访，自是受宠若惊，连忙将席老先生让进屋内坐下，急忙问道：“席老先生，怎么贵脚踏贱地？”
席老先生不慌不忙道：“今天早上心中一动，为玉阶占了一挂。怕误了他的前程，这才拖着老病之躯，不顾8里山路崎岖，倚杖前来。”
朱邦俊一惊忙问道：“席老先生，好好的怎么为我孙儿起卦？”
席老先生道：“我从小见玉阶成人，观他身高五尺有余，虎背熊腰，国字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大耳垂轮，王侯之相。只是一直不见他有异动，百思不得其解，故今早心头一动，卜得一卦，方知是何道理。”
朱邦俊眼睛发亮，问道：“先生，那是何卦？”

常昶昶

朱邦俊见席老先生造访，自是受宠若惊，连忙将席老先生让进屋内坐下，急忙问道：“席老先生，怎么贵脚踏贱地？”
席老先生不慌不忙道：“今天早上心中一动，为玉阶占了一挂。怕误了他的前程，这才拖着老病之躯，不顾8里山路崎岖，倚杖前来。”
朱邦俊一惊忙问道：“席老先生，好好的怎么为我孙儿起卦？”
席老先生道：“我从小见玉阶成人，观他身高五尺有余，虎背熊腰，国字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大耳垂轮，王侯之相。只是一直不见他有异动，百思不得其解，故今早心头一动，卜得一卦，方知是何道理。”
朱邦俊眼睛发亮，问道：“先生，那是何卦？”

常昶昶

朱邦俊眼睛发亮，问道：“先生，那是何卦？”
席老先生道：“我卜得乾卦，乾卦六爻，每爻管20年。初九爻为潜龙勿用，是说玉阶20岁前如龙潜于水中，不可能有所作为。现在，玉阶20岁将过，正要步入第二爻。九二爻辞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说，龙已经出现在地上，对贵人有利，君子欲普施其德。卦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玉阶龙行已现，谁做他的贵人，对谁就有利。我为其师，做他的贵人当仁不让，是故才来打扰。你作为家长，更应该支持他，以彰显其德。”
朱邦俊小心问道：“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先生的话肯定不错，那老朽该当如何？”
席老先生道：“让他去上新学，当今正值天地之变，以我推算，当在三、五年内。岂不闻乱世出英雄乎？”
朱邦俊兴奋起来，问道：“先生，以你我花甲高龄，还能看到我孙的发展吗？”
席老先生道：“玉阶犹如参天大树，我等虽看不到他如何顶天立地，但也可以看到他叱咤风云、纵横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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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邦俊大笑：“如是，也不枉老朽白活一世。世连，打酒去，我当与先生一醉。”
席老先生也不推辞，居上坐，朱邦俊和儿子作陪，开怀畅饮，只喝得天昏地暗，酩酊大醉。当晚，席老先生夜宿朱家。
1906年春天，21岁的朱建德来到顺庆府，先在南充县读了6个月的高等小学，然后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读书。顺庆府中学堂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新思维的有识之士，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校长张澜。这张澜的前身乃是常先，与朱建德的前身大鸿都是黄帝身边的大将，他下凡的时间比风后还早。张澜饱读诗书，曾经留学日本，既懂得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又熟悉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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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一见朱建德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大山中的青年，他看到朱建德如一块巨大的璞玉浑金，外表质朴、敦厚，内心却闪烁着智慧的光华。于是，他对朱建德进行了更加系统、更加先进的救国思想的启蒙教育，让朱建德知道了孙中山、同盟会和三民主义，使朱建德的心中逐步有了一个明晰的奋斗目标。朱建德早从席老先生那里听说过这个“川北圣人”，和他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自是对张澜校长尊敬有加，凡是遇到疑问便向他请教，逐步加深了二人的私人感情。从此二人相交50余年，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共同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使二人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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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庆府中学堂，朱建德有一个远房亲戚叫刘寿山，也曾经到日本留学，家里有很多的藏书。刘寿山在顺庆府中学堂教理科，朱建德一有课余时间就去他家看书。在这里，朱建德读到了更多的革命书籍，如邹容的《革命军》等。在顺庆府中学堂苦读了一年，朱建德已经由一个草莽英雄的崇拜者，变成了一个对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向往者。1907年，朱建德在毕业时，赠给同窗好友戴育龄一首诗，在诗中表明了他远大的志向：
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存亡记忆中；
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如气如虹。
恨地虎狼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
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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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德这只大鹏鸟决心要腾飞了，他想到成都去上学。当时在成都有两所官立的高等学校，所谓官立，就是可以免除学费的学校。一所是四川高等师范学校，一所是军官学校。师范学校里面有体育学堂，专门培养新式的体育教师；军官学校培养新军军官，还附设有官佐训练所。朱建德一门心思想上军官学校，可是家里人坚决反对，说什么“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如果他非要去上军官学校，就与他断绝关系。无奈，朱建德接受了刘寿山的建议，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体育学堂求学，这样可以解决一半的想当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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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秋天，朱建德步行从仪陇县到成都。他一边赶路，一边不由得暗自赞叹：天下哪有象四川这样美丽的地方，哪有象这样的魏巍峰峦和滔滔江水，哪有象这样的丰硕水果和喷香花朵。他晓行夜宿，穿过河谷、绕过大山，上千里的山路，他走了12天。当他在傍晚来到成都的北门外时，他先到小河边把自己的浑身上下洗干净，然后换上了平时不舍得穿的新衣服和布鞋，充满信心和希望迈进了成都的北大门。
朱建德踏进熙来攘往的成都街道，看到街道两旁是成千的华丽商店和古老建筑，据说它的繁华不亚于北京。怀着有志者事竟成的狂喜情绪，他忘记了疲劳，终于看到了中国西南部的文化、教育、政治和商业中心。在幼年，他充满幻想的“大路”，在这里同从东方和北方，以及从南自云南和远自西藏而来的通商大道会合了。在他有生以来的想象之中，从未出现过这样宽阔清洁的马路，金碧辉煌的招牌，以及无数的饭店、酒馆、药铺和摆满了珍贵的四川丝绸、外国商品的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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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朱建德来到拥有1千多名学生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报到注册，办了进体育学堂学习的手续。来到成都的朱建德，有三件事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一是，他看到有一些教师把假辫子缝在卜帽上。经过了解，他知道这些教师在日本留学时，都把辫子剪掉了，回国以后就买了假辫子。他说：“我对那些人十分崇拜，他们都是革命的。我对于一切革命的事物都很羡慕。”其次，最让他吃惊的乃是长着天足的女学生。这些女学生在私立学校上学，有的坐滑竿来往，有的则三三两两地在街头散步。他很想和她们攀谈几句，一时又无勇气，因为男女交朋友，在那时还不时兴。其三，最让他羡慕的是穿着笔挺军服的军官学校的学生，他们在大街上高谈阔论，和穿着高等师范学校制服的学生聚在一起，大家都以天下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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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德进入高等师范学校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观实验室。实验室令人自豪地拥有一架显微镜和一具人骨，据说那是外国教师从国外带过来的；其次是参观图书馆，在图书馆，他看到了许多的大地图，还有一个彩色的地球仪。朱建德就是在这里了解了中国和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最让他兴奋的是，在体育学堂的教室里，挂有几张外国陆战和海战的彩色地图。朱建德在课余时间几乎都是在这些地图面前度过的，因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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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德本来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但是不久就对国家大事的兴趣，超过了对他正在学习课程的兴趣。他经常去听那些带着假辫子的老师提倡“自由平等”、批评“旧制度”的讲课。在高等师范学校，老师分成君主立宪派和民主共和派两部分，但是前者明显比后者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所以，就有许多学生追随在君主立宪派老师左右。朱建德此时还没有弄清楚立宪和共和有什么区别，所以保持着中立，谁的意见正确，他就吸取谁的营养。
体育学堂的课程只有一年，一年弹指间就过去了，朱建德要毕业了。在这一年里，朱建德一共交了5个朋友，一个叫敬镕，是成都本地人，其他的四个都是仪陇县的老乡。毕业后去哪里就业呢？这个时候，刘寿山给他来信，说他在仪陇县创办了县立高等小学堂，请他去教体育并兼总务主任，年薪是120吊铜钱。这可是个好消息，他很快就答应了下来，与刘寿山约定开学之日到仪陇县城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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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两年，朱建德并没有意识到他是怎样成了新的中国的一部分，而他的家庭又是如何停留在旧时代。离开学还有两个月，他决定回家去度过夏天。他现在可以很自豪地告诉家人，他很快可拿到一笔可观的薪金，比全家人干一年拿的都多，因自己上学而欠下的债，马上可以还清了。朱建德在动身回家前给家里写了信，说明了自己的打算。
当他跋山涉水来到村口时，老远就看到一个侄子，他又是叫又是挥手，可是侄子并没有向他打招呼，而是一溜烟似地穿过田坎跑回家报信去了。于是，全家人都忙了起来，整个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专门为他准备了饭菜，还特意给他腾出一间房，里面架起全家最好的卧床、桌子和椅子。朱建德到家的时候，一家人排成了两行，俟他走近，一齐在他面前恭敬地低头致礼。伯父也不把他当儿子看待，连连欠身为礼，招呼他进屋，强迫他在上位就坐。一家人围在他的四周，他们的眼睛闪烁着骄傲，每个人都用最客套、最恭敬的词句——穷人惯于应付有钱有势者的词句，来同他谈话。

常昶昶

家里的什么活儿都不让他做，还专门给他自己准备饭菜。尽管家里人觉得朱建德该说一门亲，可是，他们觉得他太高贵、太有学问了，没有农村的姑娘可以配得上他。这让朱建德在家很是不自在，他感觉到自己简直成了一家人的累赘，每个人都希望他尽快离开这个家，回到城里去。所以，他在家呆了不到一个月，就去县城帮助刘寿山筹备办学去了。
办新学，本来就料到会遭受旧私塾、旧学究的反对。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刚开学不久，他们就卷进公开的新旧势力的斗争中去了。当时，也就是1908年，象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封建势力正在衰落，但在农村、在县城，地主、士绅和官差还在作威作福，统治一切的思想和行为，支配着衙门、警察甚至是地方军队。旧学究都是出身于地主、官僚、士绅门第，他们普遍排斥新学问，认为新学问野蛮，有损国粹。其实根本的是新学校威胁到了他们的生财之道，他们警告说：要小心“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因此，在新学校开学时，新学校只招到了12名学生。

常昶昶

为新学问而展开的斗争，就以争取学生入学这样的前哨战开始了。旧学究攻击新教师都是“假洋鬼子”，他们剪掉长指甲，头戴假辫子，专教野蛮思想，并说他们把什么孝道、正义，以及什么妇人的贞操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要不然，为什么新教师不像其他品行端正的年轻人那样，到现在20多了还不结婚呢？朱建德和刘寿山他们则以慈禧皇太后、直隶总督袁世凯都提倡新学为宣传口号，说这些旧学究反对新学，就是反对慈禧皇太后，就是反对直隶总督袁世凯。吓得旧学究闭了口，逐步地一些学生从旧私塾转到新学校来，很快就招收了100多名，学校可以正常开课了。

常昶昶

树欲静而风不止，旧学究不再攻击新学，他们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朱建德教的体育课上，说他教的是“猥亵的课程”，有伤风化，就到县府告状，让县府查封了新学堂。教师被带到了知县面前，朱建德这个时候只得挺身而出，他第一次被迫发表了公开的演说。他说体育是朝廷提倡的重点开设的课程，外国人称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种体育是保持学生健康和增强学生体质的办法，所有的学校都在采用。外国的敌人接二连三的打败我们中国，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体质不行，旧私塾只让学生读书，不让学生锻炼身体，是在损害学生的健康，我们就应该和外国人一样地锻炼身体，免得重蹈印度灭亡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