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传奇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

常昶昶

1912年1月，章太炎宣布退出同盟会，另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同时，孙武、刘成禹联合部分湖北籍官僚、立宪党人成立以黎元洪为首的“民社”;4月；章太炎又与张謇、汤寿潜组织统一党；5月，统一党同民社联合组成共和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不久，章太炎又退出共和党，重建统一党。此时，还有谷中秀、蔡锷、王芝祥组成统一共和党，孙洪伊成立共和统一党，汤化龙、林长民组成共和建设讨论会，陈锦涛、伍廷芳、王宠惠组成国民共进会，温宗尧建立国民公党，江亢虎成立社会党等，共建立了300个政团。环顾世界各国的政治真是无出其右者，中国在这个时候可真的是民主呀。

常昶昶

宋教仁的政治手腕极为灵敏，他感觉到要打败共和党，就必须改造同盟会，并吸引各小党、杂糅新旧势力、重新建成一个大政党。于是，他日夜奔波在个政党之间，联盟同志，发表政见，宣传自己改造同盟会、再建政党内阁的主张。在他的推动下，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促进会等四个政团，于1912年8约5日正式成立国民党。国民党改同盟会的总理制为理事会议制，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由于孙中山忙于兴办实业，就委托宋教仁为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所以，国民党成立后的工作，实际上是由宋教仁在主持。对于这个国民党孙中山并不赞成，要不他就不会在日本又成立中华革命党了。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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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成立后，积极投入竞选活动，宋教仁以“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相号召，把大批官僚、立宪党人拉入国民党，一时声势浩大，成为国内最大的政党。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国会选举，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共获得362个议席，在两会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大选的胜利，让宋教仁更加沉醉于“政党政治”的奇妙幻想中，好像总理之位正在向他招手。随后，宋教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周游各地，宣传演讲，抨击时政，发表政纲，要求组织国民党内阁。宋教仁已被国内各党派看作是当然的内阁总理人选，他自己更是信心满满，连夜里做梦都在准备自己的就职演说。马上就要再开国会了，这次就是选举总理的大会。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30分，宋教仁来到了上海火车站，准备乘车前往北京出席即将召开的国会。正当他告别送行的同志和朋友，准备登上火车时，枪声响了，一颗子弹钻进了宋教仁的心脏。他被同志和朋友急忙送进了医院，但还是不治，于22日早上4时47分逝世，终年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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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正在日本考察铁路，宋教仁被刺，打乱了他的计划，只得中断在日本的行程赶回国内。孙中山一回到上海就在黄兴的寓所里，召集了在沪国民党首脑会议，就宋教仁案及其对策进行了讨论。会上发生了争论，孙中山认为“事已至此，只能起兵”，力主立即兴师讨袁；黄兴则主张法理解决。所谓法理解决，就是通过政府调查凶手，除严办凶手外，要赵秉钧的政府给个说法。黄兴的主张得到了掌握兵权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连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胡汉民和柏文蔚都态度游移不定；支持孙中山的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钧。在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也是心存观望，均静候法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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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孙中山拿不定主意之时，北洋政府突然又闹了一出“善后大借款”，把南北双方引向了怒目相对、剑拔弩张。1913年4月，袁世凯对军队下达了秘密动员令，以应对孙中山可能来自南方的暴乱。军队将领纷纷伸手给袁世凯要钱，袁世凯就指示赵秉钧政府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合同向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英镑，以盐税、关税和直、鲁、豫、苏四省中央税作抵押，由银行团派代表监督借款用途。这笔借款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这就为孙中山攻击袁世凯提供了借口。袁世凯本来在宋教仁之死的问题上就负有责任，这次又背着国会向五国银行借款，更是输理，因此就一步步的退让。哪知道，国民党人还没有打倒袁世凯，自己的尾巴就被袁世凯给抓住了，于是，袁世凯开始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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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天津的一个女学生忽然向地方检察厅自首，称奉“血光团”的命令，前来北京进行暗杀，“血光团”的团长就是黄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下旬，黎元洪在湖北破获了“改进团”机关案。这是一个由一部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湖北籍军官，组成的反袁秘密团体，团长是湖北军人季雨林。它的宗旨是：“改进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他们反对的不仅是袁世凯，还有黎元洪。北方抓住了“血光团”、“改进会”的把柄，在报纸上大骂黄兴是“伟人造反”，南方的报纸则以宋教仁案为由头，以“总统杀人”反唇相讥。

常昶昶

常言道：“骂无好口”，骂着骂着就骂恼了。孙中山以湘、粤、皖、赣四省组成同盟，开始向袁世凯的中央政府发难；而冯国璋、姜桂题、段桂芝则运动北洋军人，组成了七省同盟，气势汹汹地向南方压来。5月底，恼羞成怒的袁世凯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他首先取消了黄兴的上将军衔，并通饬严捕图谋内乱的党徒。6月7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的职务，5天后，广东都督胡汉民被免职，月底，安徽都督柏文蔚被免职。三个都督的相继免职，就点燃了导火索，导火索连接的就是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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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势逼人的北方相比，南方的起兵显得过于仓促而且单薄。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通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讨袁，孙中山发布讨袁宣言，号召国民党人合力反袁，接着，皖、粤、湘、川、闽等省相继宣布独立。独立是独立了，可这些独立的都督们，各自为战，谁也不服谁管，表现出来的是组织涣散、缺乏统一的指挥。这怎么能行？孙中山急的抓耳挠腮。这个时候，有个日本人给他说：你要统一指挥这些军队才行。孙中山说：我也知道，可我的手中没有钱，他们不听我的怎么办？于是这个日本人与他作了一次长谈，孙中山似乎看到了希望。

常昶昶

这个日本人让孙中山相信：只有日本真正理解中国、并能协力帮助他建设新中国；日本人和袁世凯有仇，对他深恶痛绝；满洲是满族人的满洲，不属于中华。因此，日本人很愿意帮助你打袁世凯，你可以把不是中华的满洲提供给日本，让日本人给你出钱出力。孙中山急而失智，决定联日抗袁。老实讲，孙中山与日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战争爆发前，日本三井财团负责人森恪就打电报给他在南京的代理人，建议由日本向孙中山提供两千万的经费和两个师的武器装备，作为交换条件就是将东三省割让给日本。孙中山在同黄兴等人讨论过这些建议以后，同意了这个条件。孙中山告诉森恪，因他离不开中国，将指定黄兴作为他的代表，去日本商讨细节。孙中山和森恪的代表议定了联日讨袁12条大纲，在交国民党的高层会议讨论时，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被拖延了。就在这时，袁世凯兵贵神速，两个月内就扫平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孙中山失去了同日本谈判的机会，就此来说，国民党是应该骂袁世凯呢，还是应该感谢袁世凯呢？如果不是袁世凯及时地扑灭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可能还不如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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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队攻克了南昌，李烈钧逃到了云南，在那里呆了三年，最后和蔡锷一起举起了云南讨袁的大旗。孙中山和黄兴则再度逃到了日本，孙中山在日本继续和日本人谈联日抗袁的问题，最后逼迫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国民党在南方军事上的失败，以及孙中山的联日抗袁，让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失去了脊梁骨。乘此机会，赵秉钧内阁在两院会议上，提出“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议案时，国民党占大多数的参、众两院，竟无力、无胆提出反对，让这个议案毫不费力的通过了，这就为袁世凯走向复辟之路开了绿灯。这个议案我们一看就是有问题的，“先定宪法、后定总统”，总统得听宪法的；“先定总统、后定宪法”，就是宪法听总统的。这就是分水岭：袁世凯保存了孙中山的民族气节，孙中山却把袁世凯推到了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下；最后，孙中山成了好人，袁世凯被万世唾骂。

常昶昶

10月6日，国会两院匆匆忙忙地进行了正式总统选举，连续投票三次终于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二周年纪念日，袁世凯在北京清宫太和殿内，举行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就职典礼。袁世凯一当上大总统，果然开始向向正在拟定的宪法草案发难了。10月16日，袁世凯先借“增修约法”的名义咨文国会，进行了试探。这时，国会公布了《总统选举法》，给了袁世凯一个借口。18日，袁世凯指责国会此举违反了“临时约法”，因为，《临时约法》规定了“一切法律由总统公布”。10月24日，袁世凯派出8个人为“政府委员”，列席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议，“代表本大总统之意见”。10月25日，袁世凯通电各省，痛骂国会草拟的宪法，“直是推翻政权，国会专制已甚”，是国民党的“第三次革命，”要求各省都督“各抒谠论”。11月4日，袁世凯又以查获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有来往密电沟通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和徽章，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由于被收缴证书、徽章议员达430余人，超过了国会的半数。国会已无法开会，11月15日国会宣布停会。

常昶昶

二次革命失败后，北洋势力有了空前的膨胀，原国民党据守的江西、安徽、湖南、广东都换上了北洋人马或北洋死党任都督。云南都督蔡锷虽非国民党人，但他也不是袁世凯的人。袁世凯感到蔡锷督滇终是隐患，就设法调虎离山。他先许蔡锷回家乡湖南，担任湖南都督，等蔡锷离开云南还在半路上，又请蔡锷务必到北京一行。蔡锷还没有到北京，袁世凯就任命自己的亲信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断了蔡锷的回路。蔡锷到京，袁世凯授给他将军府昭威将军，参与军机。西南收了蔡锷，心腹之患就剩下了武汉的黎元洪了。12月8日，袁世凯又派遣北洋悍将，他的心腹段祺瑞到武昌去“迎接黎元洪入京”。12月11日，黎元洪一入北京，即成为被幽居瀛台的“上宾。”袁世凯在半年内就削平了国内的山头，使中国重新统一在他这个大总统之下。这种统一，既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大好良机，也为他走向皇帝梦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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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被迫停会过了10天后，袁世凯在11月26日下令成立“政治会议”，代替被解散的国会，来充当改造《临时约法》的工具。12月15日，政治会议开幕前，委员们先到总统府听受了袁世凯的训辞，然后才到北海团城举行了开幕式。12月22日，一份由“前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领衔，19省都督、民政长署名的洋洋千言电文刊登在各家大报上，电文痛斥国会议员争权利、徇党见，置国家存亡、人民死活于不顾，立法毫无进展；并劝告袁世凯不必以国会为立法机关，也可以政治会议为立法机关。从而为袁世凯解散国会、改造约法提供了舆论凭借。袁世凯据此向政治会议提出19省都督、民政长请求解散国会案，增修约法案，组织造法机关案等一堆咨询案。政治会议毫无疑义，一一作出决议，只是在增修约法上，政治会议提出委员均为政府派遣，且为咨询机关，不便增修法律，建议袁世凯另行组织一个代表“民意”的造法机关，以示“尊重”约法。

常昶昶

原《临时约法》中，参议院、大总统、国务院、法院共同行使的统治权，在《中华民国约法》中，被集中到大总统一人手中。在新宪法中，国会不再拥有弹劾大总统的权力，而大总统只需经参议院的同意即可解散立法院。新宪法虽然采用的是总统制，但总统的权力却大大地超出了美国总统制赋予总统的权限，就像是法国拿破仑拥有的权力一样。它脱离了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只是把过去的家天下变成了袁世凯一个人的天下，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一个带有专制色彩的特色。这个特色是好是坏？就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讲，我认为是好的，它是一种过度的形式，也是一种实验形式。如果把孙中山的政治形式称作是纯资本主义的体制，袁世凯的称作半专制半资本主义的体制，那么正是这两种体制在中国都没有实验成功，才会需要去探索第三条道路。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说孙中山的约法就比袁世凯的约法好，此其一；其二，从所谓的三权分立体制向右转，也就是我们说的倒退，这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是一种常态。英国在1640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后，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复才最终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还有法国，法国历史上有几个共和国就有多少次复辟。有的人会说美国没有，是的，美国是没有，可为什么美国没有呢？因为美国进行独立战争的人本身已经是资本主义者了。所以，我们根本不必为有袁世凯而感到羞耻和惭愧。

常昶昶

大家应该看到在一个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国，绝大多数的人：一是希望政治和社会稳定；二是大家早已习惯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口之家能讲民主，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四世同堂里是无法讲民主的。因此，当政治家们为着内阁制、总统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闹得不可开交时，中国的民众并没有参与，他们都在冷眼旁观。所以，孙中山和袁世凯的历史实在就是他们个人的英雄史，没有谁对谁错。
1914年5月1日，在《中华民国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世凯下令撤销了国务院，用在总统府内设立的“政事堂”代替，并从青岛请来自己的老搭档徐世昌做了第一任国务卿。5月26日，袁世凯下令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黎元洪被委任为参政院院长。中国的政坛逐步在袁世凯的手中走向了稳定。

常昶昶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袁世凯逐步地把国内局势稳定，决心发展国家的经济之时，欧洲却爆发了有史以来全世界的第一次大战。以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和以德、意、奥为首的同盟国打起来了。正在因中国的共和革命，使手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凯上台后，不得不暂时停止“大陆政策”的日本，终于等来了机会，它们利用孙中山不成，就决定利用这次欧战。经过精心的预谋，日本决定向德国宣战，夺取德国在中国占领的青岛和它在山东的势力圈。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中国人也真是倒霉到了极点，国际局势都不给它发展的机会，日本人就是顺风顺水，“老天爷”也要帮助日本人入侵中国，不给袁世凯发展中国的机会。
   

常昶昶

当然，我这里说的“老天爷”，是指相当于中国的世界，我们把中国看作大地，世界就是中国的天。中国已经无法关起门来自生自灭，它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这就是大势。这个大势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出现朱元璋、努尔哈赤，那样的纯粹的民族主义者和纯国内文化思想的人物，新的拯救中国的领袖必须站在世界之端，以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去兼纳世界的各种最新的文化成果才行。而袁世凯显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孙中山也不行，什么是命中注定？这就是。说到这里，什么是命？命就是社会和人生的发展趋势，两者相符，命就顺，反之，命就舛。

常昶昶

闲话少叙，单说这可恶的小日本向德国宣战，不派兵去欧洲，而是把兵派向了中国。它们以对德作战为由，在我国山东的黄县、莱州一带强行登陆，并沿胶济铁路线向西，一直攻占了青岛。登陆的日军步步为营，使整个山东逐步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袁世凯见势不妙，立即向日本发出了强烈的外交照会，要求日本撤出山东战区，并敦促日本立即退还山东。日本对袁世凯的照会不敢不理，但对撤出山东实在是心有不甘，于是决定干掉他。日本人是做小人的专家，经过仔细的研讨，他们发现了袁世凯身上有三个致命弱点：一他怕孙中山的革命；二他怕英、美等西方列强，就是不怕日本，因为抵御日本需要英美的支持；三他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儿子，这个儿子还想当皇帝。有了弱点就可以采取相对应的策略了。

常昶昶

在所有的洋人中，袁世凯对日本人始终是最具有戒心的。而日本人也是把袁世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是它们实施“大陆政策”的拦路虎，早在伊藤博文时就欲把他除掉。从辛亥革命到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日本人频频插足中国事务，一方面是为了分裂中国，让中国人自相残杀，好从中渔利；另一方面就是想利用孙中山之手将袁世凯除去。应该说，在中国的局势上，日本人比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得清楚。它们一直想把中国的东北作为谋取中国的根据地。然而，东北，乃至整个北方都在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控制之下。袁世凯兵强马壮，在辛亥革命中，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而且还得到了加强。袁世凯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关系密切，通过朱尔典，把英美发展成为了他的后台。在袁世凯的眼中，英美是皮肤之廯，日本才是心腹之患。袁世凯对日本时时提防，令日本人一直不敢轻举妄动。

常昶昶

孙中山“二次革命”时，日本人以为有了可乘之机，哪知道孙中山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南方的势力不仅没有发展，反而被袁世凯一举荡平。中国全落在了袁世凯的手中，迫使日本人不得不直接同袁世凯打交道，而孙中山就成了它们用来打击袁世凯的一枚棋子。常言道：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日本人有着自己的利益，它要制造出和袁世凯同样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必须要袁世凯接受，因此，就得居高临下。于是，日本人趁英、法、美忙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之机，以向德国开战为借口，先出兵山东把刀插在了袁世凯的左勒上。等袁世凯要求日本拔出这把刀时，日本人向他开出来了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二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