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传奇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

常昶昶

1915年1月18日下午3点，日本公使馆突然绕过外交部给袁世凯送来一个密件，说是关于要解决“多年悬案”的东西，并要求袁世凯保密。袁世凯匆匆浏览了一下，尽管他有相当的精神准备，但还是让他惊出来一身的冷汗。日本人开出的21条，无不让袁世凯觉得是日本人刺向他的一支支利剑，个个带着一股冷飕飕的寒气，让他不寒而栗。袁世凯在想着对策，在没有想清楚之前，他对21条作了逐条的批示，上面写满了批驳之语。袁世凯将经过他批示的21条，交给了外交部，指示外交部同日本人谈判，并尽量拖延时间，以为自己争取周旋余地的时间。袁世凯首先想到了利用英美的干涉，因此，日本尽管要求他再三保密，但内容还是很快地在国外的报纸上被透漏出来了，让日本人既尴尬，又被动。此时，日本内阁已经陷入了孤注一掷的疯狂，外相加藤在外受到了英美盟邦的猜疑，在内受到了元老的诘问，一时进退两难。所以，一面自动将袁世凯最为反对的第五项“暂时脱离，容后再议”；一面向袁世凯施加最后的压力，迫使他早日接受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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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日本向中国提出了关于“21条”的最后修正案，并于5月7日正式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最后的通牒。5月8日上午，英国公使朱尔典造访了外交总长陆征祥，告诉他各国无暇东顾，为日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以避免危机，从此整修武装，切实预备，埋头10年，或可抬头与日本再见。而美国人仍是“美女给瞎子抛媚眼”。袁世凯一开始利用英美对抗日本的计划破产了；这时，他的儿子袁克定对他说，美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都主张中华实行帝制，而这是需要钱的，日本人虽然条件苛刻，但是他们给我们借款，可以帮助我们稳定住局势。袁世凯听了虽然心动，但是仍不置可否。日本人打击袁世凯的三张牌，已经打出两张了，还没有打败他，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孙中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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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到了日本，继续和日本商谈出卖东三省换取日本支持的有关事宜。日本人本来对他已没有了兴趣，何况东三省还在袁世凯的手中，孙中山说的话就是在放“大炮”。但袁世凯在21条上仍不就范，他们就又想到了孙中山，并和他草签了“联日抗袁”协议。有了这个协议，日本人就像拿到了上方宝剑，他们往袁世凯的总统办公台上一扔，说道：你如果再不接受21条，我们就和孙中山签约了，到时你可别后悔。袁世凯拿起孙中山与日本人草签的协议一看傻眼了。袁世凯这个时候能做什么？只能自己安慰自己：朱尔典的话是对的，日本人已经把中国人民最难以接受的“第五项”去掉了，千万不能让孙中山把东三省给卖了，再说定儿的话也有些道理。不论怎么说吧，袁世凯就是在宽自己的心，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受日本人的摆布，在与日本签订了协议后就开始了明里暗里的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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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在报纸上对中国民众说：“看来今日只有忍此奇辱，接受日本要求了，我将誓与国人群策群力，不做亡国之民。”用以激励民众同仇敌忾，果然，激励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具体毛泽东做了什么，届时再说；其次，密令东北：凡未经政府许可私卖土地与外国人者，以国贼论，杀无赦！日本人不是想在东北开垦荒地吗？看谁敢给日本人提供土地；再次，派段芝贵风尘仆仆、屡赴奉天，私会张作霖。张作霖此时是东北巡防营27师师长，袁世凯要他迅速发展在东北的地方势力，以抵御日本势力在东北的发展。知道张作霖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快吗？就是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支持。最后，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与日本签约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不让参议院认可。按照宪法规定，对外签约必须经过参议院的批准。21条因为没有经过参议院的认可，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可以始终认为这个中日协定是无效的。关于日本派到政府的顾问，可以说就是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纯粹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蓄谋已久的日本人，本想趁着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好在“着了火的珠宝店”里狠狠地捞上一把，结果，只是在火中取出了几颗栗子。21条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危害并不大，只是为了搞臭袁世凯，在中国的历史书上把它无边无际的扩大了。事实上，袁世凯可以令人攻击的其实就是复辟，签约21条的脏水是他自己揽的，假如他把协定交给了参议院，后果是什么？大家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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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后，象征辛亥革命的两个成果：国会和《临时约法》，都被袁世凯象拍苍蝇一样给拍死了，袁世凯变得至高无上，于是复辟的势力就开始包围了他。而召集复辟势力的就是他的儿子袁克定，袁克定想子承父业，袁世凯不当皇帝他就继不成，因此，推动复辟，袁克定不遗余力。在一种新兴社会制度建立后，复辟总是难免的。项羽就是中国历史是第一个搞复辟的，他推翻了秦王朝的帝制，重新回到了“王”的时代。袁世凯在帝制时代生活了54年，在慈禧身边生活了10年，你说他不垂涎皇位，那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相信的。现在，他登上了终身总统的宝座，怎么能拒绝皇帝宝座对他产生的诱惑力呢？他现在就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推动他向哪里走的力量大，他就向哪里走。他身边的共和派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了复辟派，袁世凯也就开始走向了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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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复辟的前奏是改动官制，按照《中华民国约法》，总理换成了国务卿。首任国务卿徐世昌是大清的“太傅”，上任不久，就全副前清的打扮，顶戴花翎，以“大清太傅”的身份，参加了逊位皇室举行的节日宴会，见了废帝溥仪仍然三拜九叩。1914年6月20日，代行立法之权的参政院正式开院，袁世凯任命的70名参政中，大部分是前清余孽和反对共和的政客。袁世凯复辟的第二步就是在思想文化上的复古。袁世凯感到要统一中国人的思想，还得靠孔孟之道，民主共和不过是孙中山洒在一潭水上的鲜花，与这潭水融在一起的只有孔孟之道。他也不喜欢孔孟，更不喜欢私塾和八股文，但他没有新的思想来代替孔孟之道。中国社会在文化思想上，不能没有主导社会主流的文化，袁世凯懂得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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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恢复学校祭祀孔子；1914年2月，又下令恢复帝制时代的祀孔和祭天大典。9月，袁世凯亲率文武百官来到曲阜孔庙祭祀孔子；12月又按照前期的仪式，在北京天坛演出了一场“祀天”闹剧。政治上的复旧和思想文化上的复古，使刚刚度过两周岁的民国，变得光怪陆离、奇相迭出。各级民意机关早已被解散，各地官员传人又开始使用令箭，求见官员者又必须递上手书、履历了。民初被孙中山禁止的“大人”、“老爷”等称呼开始重新流行起来；绿泥大轿、金鼓牌伞、日照执事等前清官员出巡的仪式，又重新派上了用场。国内的称帝舆论造了起来，国外也开始鼓噪袁世凯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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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向袁世凯提出实行帝制的是德国。1914年，欧战爆发，德国想拉中国入伙，德皇威廉二世让在德国养病的袁克定回国，给袁世凯送来他的一封亲笔信。在信中，德皇向袁世凯力陈了“中国非帝制不能自强”的高见，他要求德中结盟，保证德国将以全力支持袁世凯称帝。他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求中国在未来的德、英日冲突中，站在德国一方反对英日。不久，日本和德国在中国开战，英国和日本联手在中国山东对德国发起进攻。袁世凯一方面是出于对日本的顾忌，另一方面也是对德皇“好心”的回报，向日本下了通牒。这个时候，英国和日本穿的是一条裤子，他们就设计好了算计袁世凯。一方面让日本威胁袁世凯，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人擅自扩大了对袁世凯要的条件，让英美等国非常不满，迫使日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英国和日本也决定向袁世凯表明，支持他当皇帝，目的是不让德国专美，他们派出的使臣就是朱尔典。朱尔典带来了英国和日本的意见：英国和日本愿与中国结盟，可是，英国和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国，如果中国象孙中山讲究民主共和，那么我们之间的联盟就不可能长久。因此英国和日本愿意帮助中国建立“强有力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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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最终的复辟成功，功劳还是要记到袁克定的头上。袁克定想继父位，承大统，就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以说，袁世凯称帝，成也袁克定，败也袁克定。我们知道，北洋有很多的大臣，如：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都反对袁世凯称帝。难道他们比袁世凯向往民主吗？不是，是他们也想当总统。袁世凯当总统他们就有机会，袁世凯当皇帝就只有袁克定有机会。但是，为什么他们一开始不反对呢？因为，袁世凯现在是终身大总统，只有让他去当皇帝，他们才有机会把袁世凯赶下台，否则，袁世凯一直做大总统，哪个敢动？袁世凯就是在两股绝然不同的私心中走向了灭亡，没有办法，大家都在算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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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说袁克定为了恢复帝制，可谓是煞费了心机。他首先找到了梁启超，梁启超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一直主张君主立宪，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现在掌握着全国最大的政党——进步党，袁克定想让梁启超表态支持帝制。梁启超已经是圣人了，读书读到他那个程度，如果还看不准人、不知道世界大事，那中国的四书、五经、六艺就真的是不如西方科学的垃圾了。梁启超一看袁克定就非大贵之人，为了不得罪他，就从北京躲到了广东。袁克定无奈就把目光盯向了梁士诒和他的交通系。搞帝制需要钱，梁士诒这位“广东佬”号称“梁财神”。他不但掌握着交通银行这个集宝盆，而且还培养了一个拥有相当势力的交通系。袁克定对梁士诒软硬兼施，梁士诒为了自己的利益决定支持袁克定。袁克定在国内有了支持者，又开始考虑到国外去寻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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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袁克定跑到了美国，找到了古德诺教授。这位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兼法学博士，在袁克定的运动下，于1915年8月3日抛出了，他的臭名昭著的论文《共和君主论》。在这篇不足5000字的文章中，古德诺再三强调，中国人民智力低下，“无研究政治能力”，“如用君主立宪，较共和为宜，”并列举了中国由共和转向君主需要的三个“良好条件”。一个民主国家的洋人政治家，居然对君主制度也如此感兴趣，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极大的注意了。所以，《共和君主论》在《亚细亚报》上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日本人贺长雄适时推出的《共和宪法持久策》，更是鼓吹中国须由袁世凯做皇帝才有出路。从而有关帝制的讨论，逐步过渡到帝制的公开推动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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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是杨度和他的“筹安会”。1915年8月13日，在杨度的活动下，孙毓筠、胡瑛、李變和以革命元老的资格，严复以学贯中西，刘师培则以国学渊博而被借重，组成了筹安会。6个人发表了《筹安会宣言》，宣称该会宗旨是议决民主、君主，何种政体更适于中国之国情，“而筹一国之治安”。筹安会是帝制运动的先锋，发表了《君主救国论》、《君政复古论》等文章，为复辟帝制打造舆论。在筹安会的运动下，从8月开始，各地的请愿团体纷纷出现，而一般希望攀龙附凤的失意政客等也都联络请愿，甚至连妓女都上街游行，要求实行君主制。到9月26日，参政院将参加第一次、第二次请愿的人数汇总，呈报总统秘书处，共83件，3530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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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日本首相大隈公开发表讲话，他声称：以今日中国民情、以及国民知识发达的实际情况观之，均未达到共和程度，声言袁世凯做中国的皇帝当之无愧。同时，10月2日下午4点，英国公使朱尔典竭见了袁世凯，表示如果中国立宪，不但英国欢迎，凡英国联盟诸国，也绝无损害中国之意。
经过日本、英国和筹安会的一阵喧嚣，袁世凯手下的官僚、军阀、大地主、前清的余孽，都纷纷出笼，要求废除共和民主制，改行君主立宪制。梁士诒更是拼凑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伪造民意，要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问题。在“全国请愿联合会”的催促下，参议院决定由“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国体。1915年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全部完毕，11月25日，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宣布各省决定团体投票结果，1895票全部赞成君主立宪。12月11日，参议院汇总全国“国民代表”1993人所投的票，结果一致“恭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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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参议院就以“国民代表大会”名义劝进，袁世凯假惺惺地把劝进书退回。接着，参议院决定再次劝进，15分钟就“草成”长达2000余字的推戴书，并宣布通过，当即进呈。按中国古例，像这样的劝进，一定要做到三次才行，这叫再三承让、不得已而为之。袁克定怕夜长梦多，没有等到第三次，就让父亲不再推让。12日，袁世凯发布命令，接受帝位。13日，袁世凯接受了百官朝贺，大加封赏，下令筹备登基大典，并将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元旦正式即皇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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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书上，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以上我写的文字，但却不知道辛亥革命后这四年，是到1949年这30多年中，国内战争最少、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新开的近代工矿业比辛亥革命前增长了一倍，缫丝、火柴、卷烟、榨油、造纸、陶瓷、制盐、皮革、橡胶、玻璃、肥皂等轻工业获得相当大的发展，出现了诸如“面粉大王”、“火柴大王”一类称号的民族资本家。同时，冶铁、电力、运输、金融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之所以能够获得尽快的发展，是国内外环境共同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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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环境来说，袁世凯继续推行了他在直隶时振兴工商业和兴办学校的新政，在清王朝覆灭、束缚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小农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的情况下，国内政局总体稳定，激发了民众投资近代工商业的热情，他们在“振兴实业，挽回利权”和“群策群力、建立工业社会”的口号下，组织了各种实业团体。如：“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工业建设会”、“安徽实业协会”、“苏州实业协会”等等，都是在辛亥革命后一年中出现的。另外，辛亥革命后，连续发生的“抵制外货，收回权利”的群众性反帝活动，也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常昶昶

就国际环境而言，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互相残杀、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不仅减少了对华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使我国国内的市场大多回到了我国民族工业的手里；而且，由于欧洲各参战国均把其国内工业转入了战时轨道、光顾发展军备，削减了民用工业产品的生产，就使中国由一个纯进口大国，变成了一个出口大国。如面粉，就由1914年的进口200万担，到1918年变为出口200万担。由于以上原因，在这一时期，中国民主资本主义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时间持续之长，都是空前的，被称为“黄金时代”。中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工人阶级由60万人，发展到100多万人，为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准备了足够的经济和人力资源。

常昶昶

总之，袁世凯统治的中国政局总体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当然，也正是这样，才让袁世凯有了走向独裁和专制的资本。试想，在一个社会动乱、经济停滞、饿殍满地的中国，袁世凯怎么会有这样的胆子呢？同样是当然，经济的发展就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政治体制的倒退，无疑会被全国人民很快的埋葬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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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的反袁势力在国内损失殆尽，反袁没有军队，只能搞个暗杀之类的小动作；二是他在日本又搞了个“中华革命党”，实行个人向孙中山宣誓效命的办法。袁世凯在倒退，孙中山也在倒退，倒退到学洪门。孙中山的这一做法激怒了黄兴，黄兴和他决裂，转而支持李烈钧和蔡锷，运筹在云南起事。这时，孙中山的身边就是陈其美和蒋介石几个人，因此，尽管孙中山要“誓死戮此民贼”，并计划组织中华革命军，结果，除了蒋介石炸死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之外，其他还是一无所成。顺便说一句，1915年10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结婚，让他迎来了生命的第二春，使其又充满了斗志。从此，他向曾国藩学习，屡败屡战，从不气馁。到了这里，我们先把孙中山暂时放下，待到蒋介石时再说，下面我们说说蔡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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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看到袁克定非有大位之命，躲到了广州。在广州梁启超心想，袁克定非主，那么说明，假如袁世凯称帝，就一定会失败。现在我的进步党是袁世凯的嫡系，袁世凯失败那不就是我的失败，我的进步党不就在中国政坛上失去了光彩，毫无发展的机会了吗？人，还是要多思考，思考来思考去，梁启超思考出来一个绝佳的办法来。反袁，得有实力，蔡锷就是他的实力。因此，他开始运作两件事，一明一暗。一明是公开反袁，让蔡锷知道自己的态度。1915年9月，梁启超在《京报》上发表了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打起来反对帝制的旗帜。在文章中，他痛斥帝制之非，对袁世凯及古德诺进行了揭露和讽刺。此文在社会上传诵一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自然在北京的蔡锷也看到了这篇文章；一暗就是开始营救蔡锷，好让他返回云南在军队中举起反袁的大旗。说了半天，梁启超和蔡锷是啥关系？关系可大了，蔡锷是他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