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传奇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

常昶昶

姜子牙道：“法宗客气了。自禹王开夏以来，始父子相传统治天下，但桀无道，汤武革命，伐桀代夏；商历600年，纣乱朝纲、不守天道、不遵人规，武王东指，建周灭商。春秋战国400年，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始皇一统天下。始皇废分封、开郡县、车同轨、文同字、货同币、建驰道、修长城、兴水利、天下大同。始皇的功盖万世，但他却不能建万世家天下，故让他二世而灭。自此，历代更替，周而复始。中华并非一王一帝的天下，而是天下之天下，正所谓‘有得者居之，无道者失之’。此我中华一道；二道，旧朝当灭，新朝当立，只能促进，不可逆之。项羽力拔山兮、英雄盖世，何故不成？就是他反对中央集权，而要复六国分裂；诸葛亮被人间视作智慧的化身，为何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他在阻挡历史的车轮向前。三道，我中华是华族之天下，非汉族的天下，故不弃非汉族之主，这一点人神爷已说过，不做细论。四道，我中华规定同姓、同族已经为过帝、王的，不可再复为之。目的就是防止此姓此族过大、贵之成族、欺压小姓小族。中华自始皇以来，可有黄姓、王姓、张姓的正宗王朝？没有，为什么？黄、王在帝制之前，行于天下，不能再黄之、王之；天上的玉皇姓张，张姓怎么还能在人间为王？皇帝姓为国姓，即为国姓，就是天下的大姓，故，当过皇帝的姓和族，不可再为皇帝。刘备称帝即死，李自成入北京即亡，概因此理。孙中山的孙姓，在三国时已有大帝孙权称雄，因此，孙中山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成为正式的大总统。法宗，如是说，你能明白吗？”

常昶昶

韩非道：“兵宗一说，我方理出头绪了。我一直不明白陈友谅、张士诚为何不敌朱洪武，原来是如此道理。禹王安排少康神君下界，并指定孙姓，难道是有意为之？”
圣人道：“正是。禹王知道少康神君不是人间正神真主，只是为三帝帝喾当开路先锋而已，故，才作如此安排。当然，兵宗做此议论也是铺垫，以为今后的议论做好伏笔。”
韩非道：“那就请兵宗再讲一讲第五道吧。”
姜子牙继续道：“中华天道讲变化有度、变中求静、静中求变。我中华讲孝，不懿忠。孝为更替，上老下子，传延不断，是典型的天道。人总是要老的，老人在，为子就要行孝。行孝就是一种不变，就是静；但怎么行孝，则是可以不同的，是不能千篇一律的：伺候是孝，为老人争光是孝，为老人完成心愿是孝，和谐邻里、不为老人惹祸也是孝。时代不同，行孝的方式和内容都有所不同，这就是变，是在静中求变。忠，则是要求在变中求静。忠，不是一心一意，否则，就是不知变化，有违天道；忠，是心要在中间，谁对、谁正确，心就向着谁，反之，就要指责、反对。故，忠是可以变化的。在变化的过程中，发现正确的真理，就要停下来，去追随、去忠于，这就是静，是在不断地变化中求静。圣人说的‘忠’，就是死忠，故天道不佑，这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忠臣不得好死的原因。社会在向前发展，指导社会发展的理论也应该发展。可怎么发展为行天理、顺人道呢？只要我们理解了孝和忠，就会理解了。在变化中找真理，在真理中找变化，这就是标准。真理是什么？是道德天尊的‘道’，圣人的‘理’，佛家的‘心’，天道的‘变’，地理的‘静’。但天下已经不是我中华一家的天下，是有200个国家的天下，因此，如何做到‘变’‘静’有序，是对我们后人智慧的真正考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很好，但很难在中国实行。为什么？因为三民主义没有‘孝’在里面，它不是建立在我中华的道德理论基础之上的，是从美国抄来的。任何你看似很真理的东西，为什么是在美国出现，而不是在中国出现？就是各自的文化之根不一样。优秀文化可以相互借鉴，但千万不要脱离了我中华的文化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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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道：“兵宗刚才讲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讲最后这几句话。我们中华有自己发展的独特的历史轨迹，因此，我们向外国人学习也是要有规律的。”
韩非这时大叫道：“我明白了，你们说这么多的废话，不就是想说，看看将来的帝喾能创造出个什么理论来，好让大家心服口服。”
禹王一听笑道：“韩非，终于明白了。你们就不要说废话了，还是接着说九四爻吧。”
圣人道：“九四爻说的是那风后，即人间的蔡锷。爻辞道：白茅中没有包着鱼，动就会有凶险，是说疏远了百姓。此爻与袁世凯之爻正好相反，是袁世凯之卦爻的反生。袁世凯死，蔡锷不能活，这是天数。我们还是坐看民国风云，道论袁世凯与蔡锷的生死吧。”
姜子牙道：“自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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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昶昶

   第七回      洪宪代民国    蔡锷誓倒袁

                                       二十五
1912年2月3日，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递交了辞职咨文。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召开了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会的17省代表，以17票一致通过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将这一结果在当日通知了远在北京的袁世凯。然而，此时的孙中山却有所不甘，他为袁世凯的就职设置了三个条件：
——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他想把袁世凯调离北京，以让民国政府远离北洋势力。当然，这也是他的“调虎离山”之计，目的是让袁世凯在南京孤掌难鸣，这样就不难把袁世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临时总统辞职后，参议院选定的新总统亲自到南京受职时，原临时大总统及国务院各员始行解职。这就意味着如果袁世凯不来南京就职，孙中山和他的国务院各员仍可履行现职，以给袁世凯南下施加压力。
——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所谓的《临时约法》，此时还只是个名字，是孙中山为制约袁世凯临时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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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想架空袁世凯，让他有名无实。怎么才能让袁世凯有名无实呢？参议院众议员想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想出办法来，当然，更多的人是不想，因为孙中山这样做实在是无理，有失政治家的风度。眼看袁世凯就要就职了，孙中山无奈只好去求宋教仁。宋教仁一夜就弄出来了后来我们在历史书中知道的，所谓的《临时约法》的内容。宋教仁一直主张内阁制，他认为放眼天下，能做总理的唯他一人，他和孙中山所争就在于此。孙中山让他起草《临时约法》，自然就把内阁制给写进来了。内阁制是怎么一回事？不好解释明白，不过，您看看印度、以色列、德国就知道了，就是总理当家，总统挂名。这还不算，总理只对国会负责，可以根本不考虑总统的感受。孙中山为了对付袁世凯，真是做到了“己所不为”，偏偏要施于他人。真是有点小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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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制定出来的《临时约法》，经孙中山认可后交参议院表决。参议院的议员们大多都还读过圣人的书，因此，对这个临时约法均表示不赞同。道理很简单，你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都反对的东西怎么让袁世凯接受呢？袁世凯本来就是大清国的总理了，大权、实权都有，为什么来到南京做个挂名的大总统？除非袁世凯的脑子被门给挤了。难道是孙中山本就不想让袁世凯当总统？想破坏南北和谈？参议员们自然也议论纷纷。但是参议员中有70%都是同盟会员，孙中山坚持这怎么做，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最后只得勉强通过了。请大家记住这个茬儿，就是因为《临时约法》是参议员反对的，所以，自此以后，参议员们与孙中山开始分道扬镳。后来孙中山一再反袁，皆以失败告终，就是他孙中山本来就不占理，连参议员们都没有支持他的。不过，正是老的不去，新的不来，要不蒋介石也就出不来了。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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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约法》通过后，在第一时间通知了袁世凯，袁世凯看了以后，也就是一笑，心想：孙大炮给我来这一手，真是太小儿科、太天真了。约法，自古都是在双方实力相等时算数。双方实力不对等，有什么约法？只有耻辱。李鸿章和外国人签订了那么多的条约，有哪一条可以限制列强的？约法为什么在美国管用？因为他们在制定时，大家的肩膀头一样高，所以才有平等。为什么美国的军队归国家，而不归什么驴党、马党的？因为他们的驴呀、马呀本来是一家。这就像中国的一个家族分家一样，不管怎么分，祖坟能分吗？祠堂能分吗？军队、法律就是他们的祠堂、祖坟。中国可不是这样，我老袁的北洋军队只能是我的，不可能是你孙中山的。袁世凯不露声色，对南京政府要迎接他到南京就职，表示出了热烈欢迎。于是南京政府决定派蔡元培、汪精卫、唐绍仪等5人为专使，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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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29日，北京城的正阳门大开，正阳门据说只有皇帝才能走，袁世凯给蔡元培他们以皇帝的礼遇，可说是极为隆重了。蔡元培等人入住六国饭店后，稍事休息，就与袁世凯谈南下的事。袁世凯的兴致很高，他专门和蔡元培他们研究了南下路线。蔡元培他们提出应该走天津，沿津浦铁路南下到浦口，然后坐渡轮过长江到南京。袁世凯想了想道：我们是不是走京汉铁路到汉口与副总统黎元洪汇合，然后，再坐轮船从武汉直下南京。在就职之前和副总统先见一面，商议一下就职议程，理所当然，蔡元培等人均表示赞同。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大海了，在长江上坐坐船也是一件快事。袁世凯对蔡元培说，他11岁去南京，在南京呆了5年，想一想过去36年了，真想再到南京去看看。袁世凯与蔡元培他们谈起南京滔滔不绝，让蔡元培等人的兴致也是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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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袁世凯设晚宴为蔡元培他们接风，酒桌上觥筹交错，真如酒逢知己千杯少一般，让蔡元培他们尽兴而归六国饭店。趁着酒兴几个人议论一番，都认为不虚此行。然而，就在他们夜里酣睡之时，北京城发生了兵变。北京的驻兵听说袁世凯要南下，尽都反对，晚上也是喝了点酒，就开始借酒闹事，在大街上他们打砸抢之后，冲向了六国饭店。蔡元培他们睡得正香，忽然听到外面大乱，再细听是冲着他们来的，都急忙躲藏。蔡元培、汪精卫等人跳窗逃入了东郊民巷外国人的使馆区。兵变一下子就让北京城内人心浮动，局势突然变得空前紧张起来，北方各省的督抚们纷纷通电反对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到六国饭店慰问了蔡元培等人，对他们表示了歉意，直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光顾说南下了，忘记了自己南下后北京城的善后事宜。是呀，袁世凯不是孙中山，孙中山是光棍一个，袁世凯则有一大家子人，袁世凯要远行，不把家里安排好能行吗？当袁世凯对蔡元培等人建议，暂时留京半年，先请黎元洪到南京受理副总统并代行总统职权时，蔡元培等人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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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王廷桢、包嘉宾等人给蔡元培寄函建议不要迁都，历来迁都都不利于国家的稳定。蔡元培是个大学问家，这个道理他是懂的。于是，3月2日，蔡元培等人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报告了北京的局势，并建议不要迁都。参议院本来就不赞同孙中山的主意，因此，3月6日，他们很快就否定了孙中山的第一项附加条件，通电袁世凯允许他在北京就职，但有三个条件：
一、接电后须向参议院宣誓；
二、提出新内阁名单，征求参议院同意；
三、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手续后，孙总统始行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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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已经不受孙中山的控制，开始独立行使职权了。袁世凯接电后，对参议院的决定回电满意，便于3月10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就职仪式。并于3月13日向南京参议院提名唐绍仪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了，从朝鲜就跟着袁世凯，在袁世凯的直隶任上，唐绍仪就是他的外交部长，负责处理与列强的有关事务。袁世凯被载沣免职后，唐绍仪有了新的进步，他开始与同盟会接近，投身于共和革命。在袁世凯复出后，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同南京政府的伍廷芳进行了多轮的南北会谈。会谈成功后他留在了南京，与孙中山有了亲密接触，孙中山让他加入同盟会，唐绍仪同意了。来北京迎接袁世凯，唐绍仪是特使之一。因此，唐绍仪是袁世凯、孙中山、南京参议院都能接受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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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参议院毫无悬念地通过了对唐绍仪的任命。3月26日，唐绍仪来到南京，临时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和宴会。尔后，由居正主持仪式，让唐绍仪宣誓加入了同盟会。如此以来，孙中山也算是称了心意，既然唐绍仪成了他的同志，那么架空袁世凯，把中华民国仍然控制在同盟会手里，还是有希望的。于是，他向唐绍仪办了交接手续，就正式辞职了。孙中山的在位时间，差4天就满3个月了，但事实还是两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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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算计，对袁世凯来说不过是增加了一点麻烦，并不能对他造成威胁。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事谋略家、政治老手，孙中山在他的眼里还是有点嫩，他的政治实践早已教会他察势观态、谋定而后动和以退为进。袁世凯在与孙中山的博弈中，也是抱着对他利用的心态，他岂不知道革命党人会给他设置各种的障碍？但关键的是，必须先名至，只要名至了，凭自己的实力就可以做到实归。搞政治是不讲君子情谊的，个人的能力、智慧、谋略、胆略和学识才是最重要的，袁世凯在哪一个方面都比孙中山强。孙中山尽管在美国、日本、香港生活了很长时间，对民主、共和有着从骨子里的认识，但他并不太理解中国，他所接触的外国人也都是中下级阶层的，对他当政治家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孙中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职业有的时间就是漂浮，就是不深入，只会夸夸其谈，就像一个人一旦成为知识分子就会脱离所谓的低级趣味的农民一样；而袁世凯则正好和他相反，袁世凯所学到的民主、共和知识都是有切实用处的，他了解中国的现状，他在孙中山从事革命前就和日本的高层进行斗争，这10年里更是一直在和国内外的政治家打交道。袁世凯同孙中山一样娶有糟糠之妻，他的糟糠就是他和农村的联系，而孙中山则抛弃了他的糟糠。在袁世凯所接触的政治家中，孙中山也许是资历最浅的，所以，对付孙中山他是很轻松的。

常昶昶

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一样，要战胜对手就要做到知己知彼。在孙中山的阵营里，到处都是袁世凯的眼线，如汪精卫、张謇等，而袁世凯这边则没有孙中山的眼线。李云龙说过，他可以轻松地打击日本人，凭的就是日本人不知道他是谁。孙中山自己在南京临时政府里的困境，袁世凯一清二楚。袁世凯可以等下去，孙中山却等不下去了，所以，他为袁世凯确定了必须就职的时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对孙中山的一切要求尽量都是“中、中、中”。“中”是河南的特产，答应一个“中”，这事就肯定中；答应“中、中”，就是要考虑考虑，你得等个时间；如果答应“中、中、中”，那肯定就是在应付。袁世凯答应的这么痛快，自然是在应付了。此时，他的打算是：一、先获得革命党人的好感和认可，让他们感觉到无理的是孙中山，而不是自己，一切都待当上临时大总统以后再说；二、他需要南北统一，记住，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是南方的，可不是北方的，袁世凯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统治全中国的机会；三、必须学会和革命党人打交道，看看革命党人如何出手。当然，革命党人出手是肯定的，问题是他们出手的高低，不是说出水才见两腿泥吗。

常昶昶

不管怎么说，大总统还是有提名总理的权力的，就凭这一点，袁世凯就可以把主动权牢牢地抓到自己的手里。他提名唐绍仪当第一任内阁总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知道唐绍仪可以获得双方的认可，他需要唐绍仪为自己在孙中山和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或者说是建立起一个缓冲地带，以让双方有一个磨合的机会。说白了，袁世凯的信心，不仅来自于他的军队，还来自于各列强的支持。有列强的支持就有钱，就可以说话算数。中国当时的现实不是什么总统制还是内阁制，而是谁能弄来钱。既然，孙中山支持内阁制，那一开始治理中国的行政权力就由唐绍仪的内阁去行使吧。

常昶昶

袁世凯在政治上的第一步是退让，他藏到幕后睁大眼睛紧盯住内阁，看看他们会不会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这一看不要紧，还真让他看到了猫腻。黄兴在南京订购了一批德国的最新式武器，价值300万元，需要付定金50%，唐绍仪内阁拨付了100万元，另50万由黄兴自筹。袁世凯得到了密报，心想：小兔崽子，南北刚刚统一，你们买武器干什么？你们买就买吧，还让政府帮你们出钱。哦，我明白了，孙中山要内阁当家不是为了国家承平，而是为了让革命党得到休养生息，暗暗地培养自己的势力，然后再把我老袁革命掉。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我先让你们“偷鸡不成蚀把米”，然后再找唐绍仪算账。于是袁世凯派人通知德国公使，武器不得卖给任何中国的个人和团体，否则，一检查出来立即没收。无奈，德国人只好把武器全部运到了天津，由北洋军接受。与此同时，袁世凯在国内禁止私人和团体买卖武器，否则，一经查处，严整不殆。孙中山和黄兴的小算盘彻底被袁世凯给砸碎了，他们也只能是烧鸡大窝脖，谁叫他们无理呢？

常昶昶

孙中山想私底下扩大自己实力的图谋落空了，于是就改为了阳谋，他们要唐绍仪任命同盟会员王芝祥担任直隶总督，以牵扯袁世凯的北洋势力。袁世凯这一次还是没有反对，但他开始了阴谋，给孙中山来了个釜底抽薪。他召见王芝祥，对王芝祥一顿的拍，让王芝祥很受用。然后他对王芝祥说，如果你愿意去南京接替黄兴任宣抚使，那么我就给100万大洋的宣抚经费，和包办一切的权力，这可比你在直隶受夹板气强多了。王芝祥一听，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赶忙答应去南京。结果，孙中山没有在直隶捞到便易，还把黄兴的南京宣抚使给弄丢了，真是可悲。唐绍仪的屁股已经做到了孙中山的板凳上，袁世凯自然不会让他好受，但他还是不动声色，只是不管。他不管北洋督抚们对唐绍仪的攻击，不管唐绍仪的内阁有钱没有钱，就是坐看唐绍仪往下怎么玩。唐绍仪政府手里真的没有钱了，开始向列强借钱，列强要得到袁世凯的首肯，袁世凯不管，列强就不借给他。唐绍仪弄得焦头烂额、玩不下去了，生存了105天，就来了个内阁总辞职。袁世凯就是要的这个结果，孙中山不是要实行内阁制吗，那你就实行吧，不过，你自己干不下去，怎么能怨得了我？全中国的人都看到了，内阁制不行，还得总统制才行，这样袁世凯也就名至实归了。唐绍仪辞职，由陆征祥组织了一个只有20天的“超然内阁”后，就将内阁总理让给了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自此，总统、内阁总理一家亲，孙中山试图以责任内阁架空袁世凯权力的幻想化作了泡影，他不得不考虑切切实实地与袁世凯开展合作了。

常昶昶

1912年8月24日上午，北京城的正阳门再次大开，前门火车站人海如潮、万头攒动，新扎的欢迎坊上彩灯高悬，巨大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孙逸仙先生莅京视察。邀请孙中山入京，是袁世凯在孙中山辞职后即发出的。孙中山自4月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后，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政治活动，他穿梭于革命党人之间，或发表演说、或代为筹划，依然是革命党人众望所归的核心和灵魂，当然主要都是在基层。袁世凯自然知道一直让孙中山自由活动绝非一件好事，但他还不便于干涉他的自由活动，他是希望获得孙中山的支持的。他也知道他的真正危险不是来自于孙中山，而是来自于那些亡命之徒，他想利用孙中山来安抚同盟会员。更何况国家现在需要的是建设，不是对抗，想必孙中山也和自己一样，需要和解。

常昶昶

孙中山果然来了，“一切都按照大总统的待遇”来接待孙中山，袁世凯对内阁总理赵秉钧说。前门火车站，袁世凯握住了孙中山的手，这是中国政坛上南北两大巨头的第一次握手，尽管他们之间打交道已经不下10年了。这是两双不同的手：一双手曾经亲自缔造了中华民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一双手曾经埋葬了满清朝廷，结束了中国历史的帝制时代。这两双手都创造了历史，但都是只创造了一半，它们合在一起是完美的，分开则会给各自带来悲剧。历史就是这么令人遗憾，而又冷酷无情。

常昶昶

半个月后，袁世凯在总统府居仁堂，又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招待黄兴。中国的三大伟人齐聚北京，这期间的会晤是十分融洽的，宾主之间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一致。孙中山声称10年内，他要专心建筑铁路，不再参与竞选总统；总统可以10年不换，以安定国家政治。9月9日，袁世凯特令授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权力。12月23日，黄兴也受命为川粤铁路督办。为什么孙中山这么喜欢铁路？这里有他的公私两种心在内。就“公心”来说，读过历史书的都知道，不做赘述。单说这“私心”，孙中山一直为革命经费所困，筹办铁路可是一个有油水的地方，稍微从手中漏出一点就够了。大家可能说我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要你看看他发给黄兴的电报就知道了。黄兴的督办职务是一个实职，一上台手里就有钱了，所以，他要求黄兴从筹办铁路的款中挤出一部分款项支持同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