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传奇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

常昶昶

1912年2月29日，北京城的正阳门大开，正阳门据说只有皇帝才能走，袁世凯给蔡元培他们以皇帝的礼遇，可说是极为隆重了。蔡元培等人入住六国饭店后，稍事休息，就与袁世凯谈南下的事。袁世凯的兴致很高，他专门和蔡元培他们研究了南下路线。蔡元培他们提出应该走天津，沿津浦铁路南下到浦口，然后坐渡轮过长江到南京。袁世凯想了想道：我们是不是走京汉铁路到汉口与副总统黎元洪汇合，然后，再坐轮船从武汉直下南京。在就职之前和副总统先见一面，商议一下就职议程，理所当然，蔡元培等人均表示赞同。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大海了，在长江上坐坐船也是一件快事。袁世凯对蔡元培说，他11岁去南京，在南京呆了5年，想一想过去36年了，真想再到南京去看看。袁世凯与蔡元培他们谈起南京滔滔不绝，让蔡元培等人的兴致也是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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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袁世凯设晚宴为蔡元培他们接风，酒桌上觥筹交错，真如酒逢知己千杯少一般，让蔡元培他们尽兴而归六国饭店。趁着酒兴几个人议论一番，都认为不虚此行。然而，就在他们夜里酣睡之时，北京城发生了兵变。北京的驻兵听说袁世凯要南下，尽都反对，晚上也是喝了点酒，就开始借酒闹事，在大街上他们打砸抢之后，冲向了六国饭店。蔡元培他们睡得正香，忽然听到外面大乱，再细听是冲着他们来的，都急忙躲藏。蔡元培、汪精卫等人跳窗逃入了东郊民巷外国人的使馆区。兵变一下子就让北京城内人心浮动，局势突然变得空前紧张起来，北方各省的督抚们纷纷通电反对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到六国饭店慰问了蔡元培等人，对他们表示了歉意，直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光顾说南下了，忘记了自己南下后北京城的善后事宜。是呀，袁世凯不是孙中山，孙中山是光棍一个，袁世凯则有一大家子人，袁世凯要远行，不把家里安排好能行吗？当袁世凯对蔡元培等人建议，暂时留京半年，先请黎元洪到南京受理副总统并代行总统职权时，蔡元培等人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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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王廷桢、包嘉宾等人给蔡元培寄函建议不要迁都，历来迁都都不利于国家的稳定。蔡元培是个大学问家，这个道理他是懂的。于是，3月2日，蔡元培等人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报告了北京的局势，并建议不要迁都。参议院本来就不赞同孙中山的主意，因此，3月6日，他们很快就否定了孙中山的第一项附加条件，通电袁世凯允许他在北京就职，但有三个条件：
一、接电后须向参议院宣誓；
二、提出新内阁名单，征求参议院同意；
三、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手续后，孙总统始行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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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已经不受孙中山的控制，开始独立行使职权了。袁世凯接电后，对参议院的决定回电满意，便于3月10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就职仪式。并于3月13日向南京参议院提名唐绍仪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了，从朝鲜就跟着袁世凯，在袁世凯的直隶任上，唐绍仪就是他的外交部长，负责处理与列强的有关事务。袁世凯被载沣免职后，唐绍仪有了新的进步，他开始与同盟会接近，投身于共和革命。在袁世凯复出后，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同南京政府的伍廷芳进行了多轮的南北会谈。会谈成功后他留在了南京，与孙中山有了亲密接触，孙中山让他加入同盟会，唐绍仪同意了。来北京迎接袁世凯，唐绍仪是特使之一。因此，唐绍仪是袁世凯、孙中山、南京参议院都能接受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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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参议院毫无悬念地通过了对唐绍仪的任命。3月26日，唐绍仪来到南京，临时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和宴会。尔后，由居正主持仪式，让唐绍仪宣誓加入了同盟会。如此以来，孙中山也算是称了心意，既然唐绍仪成了他的同志，那么架空袁世凯，把中华民国仍然控制在同盟会手里，还是有希望的。于是，他向唐绍仪办了交接手续，就正式辞职了。孙中山的在位时间，差4天就满3个月了，但事实还是两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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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算计，对袁世凯来说不过是增加了一点麻烦，并不能对他造成威胁。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事谋略家、政治老手，孙中山在他的眼里还是有点嫩，他的政治实践早已教会他察势观态、谋定而后动和以退为进。袁世凯在与孙中山的博弈中，也是抱着对他利用的心态，他岂不知道革命党人会给他设置各种的障碍？但关键的是，必须先名至，只要名至了，凭自己的实力就可以做到实归。搞政治是不讲君子情谊的，个人的能力、智慧、谋略、胆略和学识才是最重要的，袁世凯在哪一个方面都比孙中山强。孙中山尽管在美国、日本、香港生活了很长时间，对民主、共和有着从骨子里的认识，但他并不太理解中国，他所接触的外国人也都是中下级阶层的，对他当政治家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孙中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职业有的时间就是漂浮，就是不深入，只会夸夸其谈，就像一个人一旦成为知识分子就会脱离所谓的低级趣味的农民一样；而袁世凯则正好和他相反，袁世凯所学到的民主、共和知识都是有切实用处的，他了解中国的现状，他在孙中山从事革命前就和日本的高层进行斗争，这10年里更是一直在和国内外的政治家打交道。袁世凯同孙中山一样娶有糟糠之妻，他的糟糠就是他和农村的联系，而孙中山则抛弃了他的糟糠。在袁世凯所接触的政治家中，孙中山也许是资历最浅的，所以，对付孙中山他是很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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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一样，要战胜对手就要做到知己知彼。在孙中山的阵营里，到处都是袁世凯的眼线，如汪精卫、张謇等，而袁世凯这边则没有孙中山的眼线。李云龙说过，他可以轻松地打击日本人，凭的就是日本人不知道他是谁。孙中山自己在南京临时政府里的困境，袁世凯一清二楚。袁世凯可以等下去，孙中山却等不下去了，所以，他为袁世凯确定了必须就职的时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对孙中山的一切要求尽量都是“中、中、中”。“中”是河南的特产，答应一个“中”，这事就肯定中；答应“中、中”，就是要考虑考虑，你得等个时间；如果答应“中、中、中”，那肯定就是在应付。袁世凯答应的这么痛快，自然是在应付了。此时，他的打算是：一、先获得革命党人的好感和认可，让他们感觉到无理的是孙中山，而不是自己，一切都待当上临时大总统以后再说；二、他需要南北统一，记住，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是南方的，可不是北方的，袁世凯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统治全中国的机会；三、必须学会和革命党人打交道，看看革命党人如何出手。当然，革命党人出手是肯定的，问题是他们出手的高低，不是说出水才见两腿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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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大总统还是有提名总理的权力的，就凭这一点，袁世凯就可以把主动权牢牢地抓到自己的手里。他提名唐绍仪当第一任内阁总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知道唐绍仪可以获得双方的认可，他需要唐绍仪为自己在孙中山和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或者说是建立起一个缓冲地带，以让双方有一个磨合的机会。说白了，袁世凯的信心，不仅来自于他的军队，还来自于各列强的支持。有列强的支持就有钱，就可以说话算数。中国当时的现实不是什么总统制还是内阁制，而是谁能弄来钱。既然，孙中山支持内阁制，那一开始治理中国的行政权力就由唐绍仪的内阁去行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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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政治上的第一步是退让，他藏到幕后睁大眼睛紧盯住内阁，看看他们会不会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这一看不要紧，还真让他看到了猫腻。黄兴在南京订购了一批德国的最新式武器，价值300万元，需要付定金50%，唐绍仪内阁拨付了100万元，另50万由黄兴自筹。袁世凯得到了密报，心想：小兔崽子，南北刚刚统一，你们买武器干什么？你们买就买吧，还让政府帮你们出钱。哦，我明白了，孙中山要内阁当家不是为了国家承平，而是为了让革命党得到休养生息，暗暗地培养自己的势力，然后再把我老袁革命掉。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我先让你们“偷鸡不成蚀把米”，然后再找唐绍仪算账。于是袁世凯派人通知德国公使，武器不得卖给任何中国的个人和团体，否则，一检查出来立即没收。无奈，德国人只好把武器全部运到了天津，由北洋军接受。与此同时，袁世凯在国内禁止私人和团体买卖武器，否则，一经查处，严整不殆。孙中山和黄兴的小算盘彻底被袁世凯给砸碎了，他们也只能是烧鸡大窝脖，谁叫他们无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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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想私底下扩大自己实力的图谋落空了，于是就改为了阳谋，他们要唐绍仪任命同盟会员王芝祥担任直隶总督，以牵扯袁世凯的北洋势力。袁世凯这一次还是没有反对，但他开始了阴谋，给孙中山来了个釜底抽薪。他召见王芝祥，对王芝祥一顿的拍，让王芝祥很受用。然后他对王芝祥说，如果你愿意去南京接替黄兴任宣抚使，那么我就给100万大洋的宣抚经费，和包办一切的权力，这可比你在直隶受夹板气强多了。王芝祥一听，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赶忙答应去南京。结果，孙中山没有在直隶捞到便易，还把黄兴的南京宣抚使给弄丢了，真是可悲。唐绍仪的屁股已经做到了孙中山的板凳上，袁世凯自然不会让他好受，但他还是不动声色，只是不管。他不管北洋督抚们对唐绍仪的攻击，不管唐绍仪的内阁有钱没有钱，就是坐看唐绍仪往下怎么玩。唐绍仪政府手里真的没有钱了，开始向列强借钱，列强要得到袁世凯的首肯，袁世凯不管，列强就不借给他。唐绍仪弄得焦头烂额、玩不下去了，生存了105天，就来了个内阁总辞职。袁世凯就是要的这个结果，孙中山不是要实行内阁制吗，那你就实行吧，不过，你自己干不下去，怎么能怨得了我？全中国的人都看到了，内阁制不行，还得总统制才行，这样袁世凯也就名至实归了。唐绍仪辞职，由陆征祥组织了一个只有20天的“超然内阁”后，就将内阁总理让给了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自此，总统、内阁总理一家亲，孙中山试图以责任内阁架空袁世凯权力的幻想化作了泡影，他不得不考虑切切实实地与袁世凯开展合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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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8月24日上午，北京城的正阳门再次大开，前门火车站人海如潮、万头攒动，新扎的欢迎坊上彩灯高悬，巨大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孙逸仙先生莅京视察。邀请孙中山入京，是袁世凯在孙中山辞职后即发出的。孙中山自4月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后，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政治活动，他穿梭于革命党人之间，或发表演说、或代为筹划，依然是革命党人众望所归的核心和灵魂，当然主要都是在基层。袁世凯自然知道一直让孙中山自由活动绝非一件好事，但他还不便于干涉他的自由活动，他是希望获得孙中山的支持的。他也知道他的真正危险不是来自于孙中山，而是来自于那些亡命之徒，他想利用孙中山来安抚同盟会员。更何况国家现在需要的是建设，不是对抗，想必孙中山也和自己一样，需要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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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果然来了，“一切都按照大总统的待遇”来接待孙中山，袁世凯对内阁总理赵秉钧说。前门火车站，袁世凯握住了孙中山的手，这是中国政坛上南北两大巨头的第一次握手，尽管他们之间打交道已经不下10年了。这是两双不同的手：一双手曾经亲自缔造了中华民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一双手曾经埋葬了满清朝廷，结束了中国历史的帝制时代。这两双手都创造了历史，但都是只创造了一半，它们合在一起是完美的，分开则会给各自带来悲剧。历史就是这么令人遗憾，而又冷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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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后，袁世凯在总统府居仁堂，又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招待黄兴。中国的三大伟人齐聚北京，这期间的会晤是十分融洽的，宾主之间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一致。孙中山声称10年内，他要专心建筑铁路，不再参与竞选总统；总统可以10年不换，以安定国家政治。9月9日，袁世凯特令授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权力。12月23日，黄兴也受命为川粤铁路督办。为什么孙中山这么喜欢铁路？这里有他的公私两种心在内。就“公心”来说，读过历史书的都知道，不做赘述。单说这“私心”，孙中山一直为革命经费所困，筹办铁路可是一个有油水的地方，稍微从手中漏出一点就够了。大家可能说我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要你看看他发给黄兴的电报就知道了。黄兴的督办职务是一个实职，一上台手里就有钱了，所以，他要求黄兴从筹办铁路的款中挤出一部分款项支持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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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铁路建设时间周期长、耗费大，20万里铁路，在我国解放后还用了30年的时间才建成，因此，在孙中山那个时代，用50年也难建成。在孙中山看来，铁路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政治活动基地，可以管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铁路职工，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再者，铁路风驰电掣，人力、物力容易集中，也容易分散，且遍布全国各省区，影响面巨大。孙中山从自己的革命实践中深感无财、无人、无根据地之苦，他选择以构筑铁路为名、行培养革命基地之实的战略，不能不说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应该说也是很高明的一招棋。然而，他的努力最后被按捺不住的宋教仁给破坏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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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孙中山、黄兴在北京度过了一个多月愉快的时光，1912年9月25日，承大总统令，宣布了由孙中山、袁世凯二人讨论，并征得黎元洪同意，由黄兴参加拟定的《内政大纲》，称为“四巨头宣言”：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正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缩武备，先储备海陆人才；
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厂，以厚民生；
五、提供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护秩序，为永久根本。

常昶昶

“四巨头宣言”和短暂的孙、袁联欢，并没有消除隐藏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军人集团之间深深的敌意。在同盟会内部，孙中山和宋教仁之间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就开始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孙中山在与袁世凯接触后，认为袁世凯的确是有能力的，因此他主张同盟会应该退为在野党，而致力于振兴实业、开发民智、培养根基、安定国家政治，10年以后再与袁世凯重争总统。但宋教仁则主张“毁党造党”，放弃同盟会的名称，吸收其他小党组成一个大政党，在国会中造成第一大党的地位，并以多数派组成责任内阁。按照宋教仁的策略，同盟会可以暂时放弃在总统职位和军事实力上，与袁世凯进行交锋；但只要能由同盟会组成责任内阁，就可以左右中国的政局，架空袁世凯的权力。宋教仁还停留在他起草《临时约法》时的想象中。

常昶昶

宋教仁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位天才的政党组织的好手，他年轻气盛，精力充沛，能说会写，既擅长演说，又工于政论，常常下笔千言，立马可待。他的政治能力、组织才华、缜密的思路以及对战略战术的研究，在当时的中国确实鲜有出其右者。他熟悉英、美、法、日的民主政治，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占绝对多数议席的大党，并由这个党组织强有力的内阁，切实实现民主政治，即他所幻想的“政党政治。”但是宋教仁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更不是一个熟悉本土社会人情的政治家，在他的骨子力更多的是自傲和自负。他具有的不过是英、美政治上那些华丽的辞藻，他没有弄懂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是统一的军事、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他忘记了英、法实行议会制的前提，是这些国家的革命是议会领导的，不是克伦威尔和拿破仑领导的。美国之所以民主、共和两党可以轮流坐庄，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家，尤其是在独立战争时是一家。

常昶昶

中国的袁世凯不是华盛顿，华盛顿的兵权和军队是大陆会议授权给他的，袁世凯的军队是他自己建立起来的，他不可能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国家或议会，除非他和国家一体。因此，想靠几百个议员选举出来的总理，去架空袁世凯，无异于痴人说梦。宋教仁太年轻了，太急于求成不说，还一意孤行，结果，就是一颗子弹，不仅断送了他的生命，也破坏了孙中山充实自己政治、经济实力的计划。让中国的政局发展从而出现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但在同盟会这个组织涣散、毫无纪律可言的党内，又有谁能制约他的一意孤行呢？惹不起躲得起，孙中山来了个眼不见为净，到日本和宋庆龄谈情说爱去了。

常昶昶

二十六
在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由一个秘密团体变为公开组织，由一个被通缉的反动组织变成了革命的功臣。于是，加入同盟会成为一种时髦，而孙中山从没有感受过人民的这种热情，他有一点忘乎所以了，对加入者采取了来者不拒的态度。一时党员数量大增，不免鱼龙混杂，真正是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地下攘攘皆因利至。这些人不是为了发财、就是为了当官，很少有人是为了同盟会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而来。目的不一，也就言行分歧、政见不合。

常昶昶

孙中山辞去总统，参议院也迁到北京了。真如章太炎所言，同盟灭，各派纷纷自立。不管是谁，只要拉上几个狐朋狗友，树立起一块招牌，发上一通的宣言，最好再能扯上一、两个有点名气的领袖，一个政党也就算是成立了，这些人就可以向袁世凯要参议员的席位了，就可以在民主共和的政坛上去分得一杯羹了。什么是名人？黎元洪、汤化龙、张謇、章太炎、陶成章、孙武、汤寿潜、蔡锷、王芝祥、伍廷芳、王宠惠等等就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种种人物匆匆登场，你拉我扯，各色政党如林而立、纷纷出笼，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纷纷围绕国会这个大舞台，演出了一场扑朔迷离的“政党大合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