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传奇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

常昶昶

但孙中山并不知道，中国没有使他成为华盛顿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基础。中国没有支持他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里他只找到了一个陆皓东，而且还死了；再一个是宋耀如，可他也不是靠中国社会和政治、经济基础生活的，他靠的是美国。因此，在宋耀如的身边没有一个支持民主共和革命的实业界力量。孙中山在中国国内既找不到参加他革命的力量，也没有他进行革命的金钱来支持，知道他为什么从不在中国国内进行革命的原因了吧？正因为如此，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开始就天生不足，一方面他在海外闹得天响，另一方面在国内却默默无闻。这种局面就造成孙中山把中国民主共和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美国或日本人对他支持上，从而让孙中山一生的革命一波三折、命运多舛。

常昶昶

在中国有一个世界独有的现象，这就是工人阶级不论在哪个资本家手下做工，都是被压迫的对象，他们都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而压迫他们的资本家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则是分崩离析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环境里，各自的目标不同、追求的利益不同，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中，不仅没有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而且还成为孙中山的反对派和对立面。在孙中山进行革命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个是纯粹外国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他们在中国最早形成，掌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第二是买办资本家形成的资产阶级，他们同外国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他们的机器设备来自于国外，生产技术依靠“洋匠”，“洋匠”就是洋工程师；经营管理借助外国工厂的经验，甚至生产原料、产品销售、资金筹集也离不开外国资本家。他们在中国人面前狐假虎威，同外国资本家沆瀣一气，欺压自己的同胞；第三个是官僚资本家形成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一部分人是封建社会里的商人、地主和官僚转化过来的。他们最早接触近代机器工业，发现了机器大生产的优势，利用手中的资金和与清政府深厚的官方背景，在洋人开矿办厂的浪潮中，也就顺势投资近代工业，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官僚资产阶级的封建性极为浓厚，他们开办工厂、矿山由清政府出面保护，本身就利用了政治特权。一些没有政府背景的商人、资本家，由于也要仰清政府的鼻息，为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纷纷捐买官衔，挤进官场；第四个就是民族资本家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主要形成于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危机的加剧，一部分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爱国商人，纷纷投资实业，企图以实业救国。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里面是一个受压迫的阶级，知道了这一切，才能知道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什么。

常昶昶

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有这么几个代表性的人物不能不提。第一个是张之洞。他在1880年升任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后，看到西方科技发展很快，便联想到中国要富强，就得学习西方；自己要想在满清朝廷中出人头地，就得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治理好自己的管区、增强自己的实力。所以，在他放任山西巡抚不久，立即设立洋务局，并邀请传教士李提摩为顾问，高薪聘请洋科技人才，着手修铁路、开矿、办学，开发山西。后来他升任两广总督，经常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打交道。公元1886年，他花白银4.86万两购进一套枪弹制造设备，于次年在广州番禺县创建枪厂；不久，他调任湖广总督，又筹建了从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兴办了炼铁厂和汉阳兵工厂，所有这些实业的创办，都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当然，他也在自己的实践中，发现了清政府这个上层建筑，正在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所以，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主张维新变法。他支持过康有为，也参加过强学会，还为康有为办报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支持，梁启超在上海办的报纸靠的就是他出的钱。但他和袁世凯一样，反对康有为的行事方式，康有为的变法是失败了，不过康有为的思想却被官僚资产阶级继承了。慈禧太后从1901年开始推行的新政，就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继续，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官僚资产阶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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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不能不提的是袁世凯的老师、清末的最后一名状元张謇。他在南通兴办了大生纱厂，继而又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航运公司，并经营两淮盐场以及学校等公众事业，到了辛亥革命前夕，他已拥有投资企业27个，资金约有4000余万，成为驰名全国的“财神”。他在政治上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1903年他曾出访日本，与梁启超结识。梁启超这时已经是一个立宪派了，这是他在研究日本政体后思想的进步。张謇接受了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思想，开始在国内宣传君主立宪，逐步地袁世凯、汤化龙等也成了立宪派，当然，他们也就由封建的文人或武人变成了资产阶级改革的渐进派。张謇为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草拟了立宪奏折，翻译了《日本宪法》等书，分送给朝中政要，并密送宫中12本。君主立宪在张謇的大力宣传和推广下，迅速成为官场的主流舆论。他也因此被推举为江浙预备立宪会副会长、江苏咨议局议长，当全国各省咨议局联合发起立宪请愿活动时，载沣对他们虚与委蛇、百般阻挠，但对张謇所代表的江浙财团却另眼看待。为什么？因为他的身后代表的是钱。张謇对孙中山不感冒，但钟情于袁世凯，他相信袁世凯的能力，更看重他手中军队。因此，在张謇的影响下，中国境内的有钱人都支持袁世凯，孙中山在他们那里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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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不能不说的是盛宣怀。盛宣怀26岁给李鸿章当幕僚，以官督商办的形式经办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局、汉阳铁厂、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一系列近代企业。盛宣怀是个官僚兼买办的人物，他有一句口头禅叫做“无私不谈公。”在他担任邮传部大臣任内，他要牺牲川、鄂、湘、粤诸省商民投资在川汉、川粤铁路上股份的利益，将铁路权拱手让与帝国主义，激起了辛亥年全国的“护路运动”。他出卖主权借外债用来弥补自己的私人漏洞，被国人咒骂为“卖国贼”，他在国内呆不下去了，跑到了日本避难。辛亥革命后，为保护自己在湖北的财产，在孙中山为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提出以汉冶萍公司与日本人合办，由日本人给孙中山贷款500万日元的办法，把孙中山也拖入了汉奸、卖国贼的行列，逼得孙中山不得不辞去大总统以谢罪。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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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力发展，得力于袁世凯当直隶总督后推行的新政，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支持袁世凯也是很自然的。孙中山的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长期以来，就是他一个人的革命，他非常渴望中国国内的知名人士能参加他的兴中会，与他并肩战斗。他也不想自己一个人老在海面上，面对着狂风巨浪去宣传他的革命，他需要去陆地上、去民众中间找到自己的同志，去发展革命的力量。因此，当1898年康有为因为变法失败逃到日本后，便满腔热情地找到他，想要联合康有为共同革命，并提出只要康有为放弃保皇，就愿意说服自己的同志接受他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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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自1895年“公车上书”后，便成了百分之百的“帝党”中坚。尽管维新失败，但他仍以光绪为自己的主子。在他逃亡日本前，还拜见了光绪，光绪让他把一大批的清廷官服带到日本，为大清在海外发展有钱人当大清官员。康有为说光绪还给他下了一道密旨，敕封钦差大臣，让他有了势力后就回国解救光绪，他来日本就是要发展保皇党的力量。面对孙中山的邀请，康有为多了个心眼，对孙中山说可以合作。孙中山一高兴就把自己在檀香山、香港、及南洋等地兴中会分部的地址告诉了康有为。以圣人自称的康有为开始做小人了，他派自己的党徒去抄了孙中山后路，打着“保皇为名、革命为实”的幌子，骗取了兴中会同志的信任，不仅把兴中会员变成了保皇党，还把孙中山好不容易筹到的钱给卷走了。康有为的这一招连檀香山的孙眉都上当了，让孙中山辛辛苦苦5年建立的各地组织，在一夜失去。再看康有为的保皇党分部，则一夜之间在美国和南洋各地建立起来。康有为这一下彻底惹怒了孙中山，从此，两人之间进行了长期的论战。不过，孙中山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自己在各地的组织，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和康有为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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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要在海外发展革命党，不啻于大海捞针，可以说是艰难辛苦，把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1896年孙中山到美国发展革命党，在从6月到9月的三个月中，他由西部的旧金山走到了东部的华盛顿，凡是有华人的地方，他都去到了，可以说是磨破了铁鞋、跑断了腿，然而响应者却寥寥无几。孙中山困惑了，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就请一个华工吃饭，希望他指点迷津。这个华工告诉他，在美洲大陆的华侨十之七八、九都参加了洪门，他如果置身洪门之外来发展革命党，那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洪门，孙中山曾听说过，但没有做过详细的了解，看来必须对洪门好好的了解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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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门原是郑成功所创，三合会与三点会都是它的分支，在广东称洪顺堂，在福建叫青莲堂。太平天国起义，洪门义士纷纷参加，失败后，太平天国的余部流亡海外。相传平南王黄德滋出走澳大利亚，辅王杨辅清去了美洲，这便是海外洪门的起因。洪门的秘密口号是：“明大复心一”，反过来念就是“一心复大明。”从国内到海外，洪门反清复明宗旨是一脉相承的。19世纪中叶以来。美洲洪门组织粉粉建立，从西部的旧金山到东部的纽约、华盛顿，中部的芝加哥至南部的休斯敦、迈阿密等30多个城市都先后建立了洪门组织，单旧金山一地就有致公堂、保安堂、聚良堂、肃公堂等24个秘密团体，全美成员多达10万之众，大多在致公堂名下，因而致公堂位列各秘密团体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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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看到洪门弟子的反清意志坚决，爱国意识尤盛，虽然带有浓厚封建宗法统治的组织形式，但是，从革命大局出发，他仍然决心加入洪门。1904年1月11日，孙中山39岁这年，由洪门大佬黄三德具函，在檀香山致公堂国宴会馆加入了洪门，并被任命为“洪棍”，即先锋、元帅的意思。孙中山获此重要职务，位列首领之列，由他分管致公堂的机关报《大同日报》。孙中山经过周密的思考，改组了《大同日报》的编辑部，提出以“本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还在章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保皇派，孙中山有实力同康有为开战了。接着，孙中山又发动10余万洪门会员重新举行登记，并与黄三德一起出游各埠，宣传、演说，使不少的洪门弟子，甚至是连部分保皇党人都转向了革命。

常昶昶

孙中山革命的主要支持者在国外的华侨中间，这些人普遍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面对大清朝的封建体制和腐败无能皆痛心疾首。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革命的气芬在国内逐渐浓厚起来，1901年慈禧太后开始推行新政，国内的政治环境逐步活跃，尤其是《辛丑条约》让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最终认识到，只有推翻满清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和自强。这时，大批的军政学堂、警备学堂和法政学校的开办，更使社会的中下层官僚与军、警两界都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教育，让民主共和迅速在人民中间扩散。因为，这些学校大都是由外籍教师直接授课，袁世凯开办的各类型学校，都是这些外国人宣传、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和民主思想的阵地。由袁世凯施行和推动的新军训练、警察训练都在培养着反清的革命者，因此，清末的武备学堂和各类学校，都是黄埔军校的榜样，它们都在培养自己的保卫力量时，也培养了摧毁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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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在培养了大量的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同时，也培育出了像林彪这样的共产党的元帅。同样，清末的武备学堂在培养了大批清军军官的同时，也培养出了大批的试图推翻清廷的革命人才。保定学堂的蒋介石、云南讲武堂的朱德，就是袁世凯培育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副产品。废除科举、举办西式学堂、鼓励出国留学则是在直接培养革命者。那时，在小学读书的学生，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后来都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那些读中学的学生，如蔡锷、朱德、蒋介石等则在他们的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革命；那些出国留学的学生，如黄兴、汪精卫、宋教仁等则成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那些没有成为革命家、军事家的留学生，后来不是成为了思想家，就是成了科学家。为什么这个时候伟人如井喷？道理很简单：大家需要新知识和新思想，但没有框框限制，只要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不关好坏你都可以尽情地去学。那个时候政府没有限制，社会上没有指导你应该学什么的大师，学什么全凭自己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可以把你带向成功的最高峰。知道了吧，这就是慈禧和袁世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

常昶昶

革命青年邹容在1902年以通俗而犀利的文笔写了《革命军》，揭露了清朝的黑暗统治，热情呼唤“开创中华共和国”，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继续参加领导民主共和革命；章太炎则在《苏报》上发表文章，尤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影响最大，驳斥了康有为对革命的污蔑，揭露了他保皇、反对革命的真面目；还有同样被天妒英才的陈天华，他写的《警世钟》、《猛回头》，指出了清政府卖国的本质，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在他们的号召下，中国国内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
黄兴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1904年2月与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成华兴会，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政治主张，设立同仇会作为外围组织，以方便联络会党；1904年冬，江浙的知识分子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组织成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重建新国，图共和之新政”为宗旨；1904年7月，吕大森等在武昌成立科学研究所，以研究科学为名，利用合法身份，从事新军工作，以“革命排满”为宗旨，联络新军中的骨干力量，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中国国内革命团体的纷纷出现，及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为孙中山创造一个全国性的统一革命政党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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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6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7月就开始与黄兴、宋教仁等人，讨论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复兴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成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问题。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内地的18个省除甘肃没有留学生外，其他各省都有代表参加，与会代表100多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章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设同盟会总部于日本东京；按“三权分立”原则，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海外及国内各地设立支部；出版《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上，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经过11年的实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式成形。这个“三民主义”来源于林肯的“三民主义”，但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平均地权”，这是中国的特色，地权问题只有在中国才是革命的主要问题，经过不断地革命实践，孙中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当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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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基本内容，即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民族独立和繁荣昌盛的中国。这是历史书上的解释，孙中山的真实目的也就是把满清赶回满洲，就像大明把大元赶回蒙古草原一样。所以，孙中山在这里用的是“驱逐”，而不是推翻或消灭。这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在孙中山的眼里东三省就是满清的地方，不是中华的地方。知道为什么国民党把东三省丢给日本人，一点也不可惜的原因吗？根子就在这里；民权主义，以“建立民国”为基本内容，主张以国民革命推翻专制主义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道：“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府，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就算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在《同盟会宣言》中规定的：国民应享有参与政权的权力，大总统由国民选举产生，议会由国民选出的议员组成，宪法由议会制定，人人共守、实行共和的政体。这是孙中山的真实思想，他的这个思想在17岁时就确立了，他就是要做华盛顿；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为基本内容。孙中山希望限制地主阶级垄断土地，这是他从小就立下的志愿，因为他的家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才会那么的穷。“三民主义”的提出，让孙中山由一个革命家，升华为一个思想家和一个政治家。这就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革命领袖，成为独一无二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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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在成立后，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是布满着荆棘的。其中最大的荆棘，不是来自于国内握有枪杆子的清政府，而是来自于康有为保皇派在思想体系上，给国人和海外华人带来的思想混乱和是非不清。早已对康有为怀有怒气的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在1905年到1907年，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梁启超认为，民族革命是无的放矢，是愚不可及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种族复仇主义；孙中山则认为“排满”不等于仇视满族，而是反对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只有“满洲去，才能中国强”。康有为认为中国只能实行“开明专制”而不能实行民主共和，社会发展应由“据乱世”到“开平世”、达“太平世”。梁启超更认为，国人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更没有作共和国的程度和资格；孙中山则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学说，指出民权的兴起是不可遏制的时代潮流，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是大势所趋。梁启超是有钱人的子弟，他激烈反对平均地权，公开指责这是违背社会经济的自然法则，是“欲夺富人之所有以均平民”，以博得“下等社会之同情”，是煽动赌徒、乞丐等起来暴动。孙中山就认为“一国之地，当散之国之民”，使农民摆脱地主强权的压迫和剥削，实现“人权的平等”。
当孙中山还在海外和康有为打口水战，相互攻讦之时。资产阶级的立宪派如：武汉的汤化龙、江浙的张謇在全国来回奔走呼吁，推动清政府实行立宪，并在四川掀起了巨大的保路风潮，接着引爆了武昌城。武昌起义，桃子熟了，黄兴、孙中山急急忙忙地返回国内摘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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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同盟会成立后，；一方面积极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1906年，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自日本回国，在萍乡、浏阳、醴陵等地宣传革命、发动起义。起义军称“中华国民军华南革命先锋队，”推会党领袖龚春台任都督，义旗一举，从者如流，迅速发展到数万人，长江中下游同时震动，但最终还是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这是同盟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推动了同盟会领导的武装斗争。
    1907年3月，孙中山带领一批同盟会员抵达越南，在河内设立同盟会机关，先后策划了1907年5月的潮州黄岗起义，和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及9月的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孙中山与黄兴商议攻取镇南关、占领广西作为根据地。行动一开始，派遣同盟会员黄明堂率突击队攻打镇南关，相继占领了三座炮台。激战中孙中山、黄兴等亲临阵地参战，孙中山甚至还亲手打了两炮，鼓励起义军英勇杀敌。最后终因清军增兵反扑，被迫撤入越南境内。之后又于1908年4月分别发动了钦州、廉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当孙中山在华南地区连续发动起义时，光复会的领导成员秋瑾、徐锡麟等也在长江下游一带发动了武装起义，并于1907年7月份失败后二人双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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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0月，同盟会在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重整旗鼓，在香港成立南方支部，并派倪映典到广州联络新军，积极筹划广州起义。当时广州新军有三个标，在革命党人的努力下，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中的大多数赞同革命，并拟于1910年2月24日起事。9日广州新军士兵与巡警突然发生冲突，引起了广州当局的严重关注，革命党人决定提前起义。2月21日，倪映典率领新军士兵1000多人在广州郊区起义，接着向省城进攻，与清军发生激战，倪映典中弹身亡，新军起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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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一些革命党人对前途忧心忡忡。1910年11月，孙中山与黄兴、赵声等人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举行会议，以“革命风潮已盛”的大好形势，来鼓舞革命党人振奋精神、等待时机、再举大业。会后，孙中山、黄兴等分头在海外华侨中间筹募捐款，并在香港设立统筹部，由黄兴、赵声任正副部长，负责筹备和领导起义工作。为了确保这次广州起义的胜利，他们集中选择同盟会的优秀分子组成了敢死队；还派人去联络新军、防营和近郊民团，待进攻广州时，由他们策应；同时，又联络了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堂人准备响应。计划于1911年4月13日发难。4月8日同盟会员温生才自行刺杀广州将军孚琦，引起清军严加戒备，起义被迫延期。4月27日，黄兴亲率敢死队100多人攻入总督衙门，进攻督练公所，与清军展开激战。革命党人顽强战斗、宁死不屈，终因寡不敌众，有80余人光荣牺牲，事后收敛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黄花岗，这就是著名的黄花岗72烈士。此次起义又称广州黄花岗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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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的5月份，清政府为求得列强对所成立的皇族内阁支持，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任命端方为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南下强行接收粤、川、湘、鄂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同时又与英法等四国银行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以600万英镑的代价，把粤汉、川汉两条铁一干线的路权出卖给英法等国。“铁路国有”政策直接侵犯了许多投股修铁路的绅商、实业家的利益。这些人大都是以张謇为首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他们受到袁世凯在天津收回开平煤矿时斗争方式的启示，在报纸上激烈抨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把经办人盛宣怀骂成了汉奸、卖国贼，激起了各省民众的强烈反对，因而迅·地掀起了大规模的保路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