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传奇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

常昶昶

孙中山12岁和母亲一起，被哥哥接到了檀香山，家里就剩下了姐姐和老父亲。孙中山到了檀香山，哥哥把他送人当地有名的意奥兰尼学校读书。意奥兰尼学校是英国圣公会主教史泰利于1862年创立的，学校的教师除一位夏威夷人外，全都是英国人，一律用英语授课。这是孙中山第一次接受正规的西方教育，经过刻苦努力地学习，语言关很快就过去了。在学校里，他尊重教师、严守纪律，各项成绩都很好。课余时间他最爱读华盛顿和林肯的传记，逐步地接受了西方民主革命的思想影响。1882年17岁的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由于他的英文文法名列第二名，还被当时的夏威夷国王亲自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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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孙中山所接受西方科学知识的增长，他开始对中国的神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否定态度。年轻的他头脑简单，认为美国人只信奉上帝一个，不像中国人什么神都信，所以美国就比中国文明。他不知道中国人的信仰是5000年的文明历史积累下来的，不像当时的美国只有一百年的历史，能令美国人民崇拜的英雄，也不过就是华盛顿、富兰克林、杰佛逊、林肯等几个人。这就像一个人，小的时候就崇拜自己的父母，长得越大崇拜的人就越多。美国人不过是还在自己的幼年时期，相信再过一百年，他们信奉的神也会多起来。
孙中山可没有想通这个理儿，当他看到哥哥农场里的中国民工们，每到初一、十五就对供奉的关公神像顶礼膜拜时，就十分的反感。孙中山决定给他们一个教训，就在半夜里，趁民工们都睡着时，悄悄地把关公像给打碎了。这一下他可捅了马蜂窝，上千名民工对他不依不挠。而他却振振有词，他说：关云长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武将，他死后怎么能够降幅人间呢？要治病就得请医生，要过幸福生活就得靠自己努力去干才行，哪里会有什么神灵的保佑呢？他说的固然没有错，但他却哪里能了解这些为了生计，背井离乡、无助、无奈、无能力的民工们的精神是多么的空虚和无靠？中国的农民们既不识字，也没有神父们为他们做礼拜，他们一直都是靠这种在精神上虚幻来支撑的，让他们不信关公，就等于不让他们活了，除非你能够给他们新的精神寄托。因此，任何一个想打破农民心中偶像的人，都必须证明你的行为，能够带来比他们所崇拜的神，可以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幸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农民就会义无返顾的跟着你去创下一个新天地来，中国的无数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孙中山这时候啥也不能给他们，所以，任凭孙中山说的天花乱坠，也不能平息民工们的众怒。孙中山成了民工们的公敌，他在哥哥的农场呆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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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孙中山18岁这年被哥哥送回到家乡翠亨村。回到家乡的孙中山，结识了和她一样具有反封建精神的陆皓东。这一次，他们搞破坏可有伴了，因此胆子也就更大了。经过商议，他们来到翠亨村的祖庙北极殿里，把“去天上帝”的中指给折断了，还刮破了“金华夫人”的粉脸，拧掉了她的一只耳朵。孙中山又开始破坏文物了，他们的行为让当地的乡绅们怒不可遏。孙中山已经60多岁的老父亲，又是磕头又是烧香，还花钱重修了神像，才没有把孙中山他们送去官府。孙中山在家乡也呆不下去了，父亲只好把他送到香港去读书。1883年，孙中山在香港拔萃书屋读书时，由美国传教士喜嘉理给他做礼拜加入了基督教，从此彻底和中国的神断了联系。所以，当后来戴季陶说孙文主义是继孔孟之道的现代儒家最高的思想时，我就在想，大概他不知道孙中山是美国神的追随者吧，孙中山怎么能看得起中国的神呢？否则，戴季陶就是在糊弄中国的老百姓。孙中山后来上了香港西医学院，结识了他的老师英国人康德黎，1892年27岁时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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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期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的军舰被大清的军队击伤后，开到香港修理。香港的中国工人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反法游行示威活动，并拒绝法国军舰来港停留和修理，这对孙中山成为一个革命者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在孙中山从医学院毕业的两年里，他结识了两个关键性的人物，对他在今后的思想和行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两个人物，一个是在他今后的政治对手康有为，一个是他今后的良师益友宋耀如。
1892年，孙中山毕业后来到了澳门的镜湖医院义务行医，因他的医术高明，遂声名鹊起，但他却遭到了葡萄牙医生的妒忌，结果被排挤出了澳门。孙中山离开澳门，来到了广州，悬壶于双门底圣教书楼。在书楼的附近有一个万木草堂，是康有为收徒授业之处。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1958年生，比袁世凯大一岁，人称“南海先生”。1889年32岁的康有为布衣上书，要求变法维新，结果碰壁而归。他的学生梁启超和陈千秋就为他招引生员20余人，在广州长兴里设立这万木草堂学馆，并于1891年开始授业讲学。康有为被尊称为“圣人”，自幼受过严格的程朱理学教育，后来又转攻崇陆王阳明的心学。青年时期，他博通今文经学、中国史学及佛学。康有为年轻时访问过香港，他看到那里的城市建设远比大清国自封的天朝京城更为进步，人们都很文明，一切秩序井然，便开始研究西方的文明之治。孙中山本来和康有为有相同的心理路程，十分赞赏他的上书求变精神，故对比他大8岁的“圣人”是十分敬仰的。就托人转达前往拜访的愿望，未料这位“圣人”要孙中山拜他为师，要呈递门生帖才允许会见。可是孙中山并不愿意这么做，就此二人广州之会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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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广州行医期间，目睹了人间社会的黑暗与腐败，整日里与那陆皓东就思这救国道路。此时，孙中山已经29岁，思考行事已不再像十几岁时意气莽撞。他与康有为同街营生，康有为主张变法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故，便与陆皓东商量向李鸿章上书。此时的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倾朝野，他们两个布衣如何见得了？思来想去，还终于让他们想到了一个主意，去上海找老乡郑应观去，让这个鼎鼎大名的前辈给自己写个介绍信。
郑应观，号陶希，广东香山人，是中国最早的一位亟思维新变法者。他在经商之余，开始写作，历经数年，竟写出来一部在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映他维新思想的巨著《盛世危言》，主张“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的商务论。他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他追随李鸿章积极投身到洋务运动中，深受李鸿章的信任。1894年的春末夏初，孙中山、陆皓东来到了上海拜访郑应观。郑应观多年未回家，见到了两个小老乡，自然是非常的高兴。他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对他们的上书进行了建议性的修改。在孙中山他们停留上海期间，还给他们介绍了另一个广东老乡宋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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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耀如比孙中山大三岁，1863年2月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东北角频临南海的文昌县。他的祖籍是在内地的山西，明清换代时，因忠于明室，举家迁到了海南岛。宋耀如12岁随舅父出海到美洲谋生活，先到古巴，后又来到了美国的波士顿。宋耀如本不姓宋，因他过继给了舅父，舅父姓宋，他也就姓了宋。宋耀如15岁开始，在美国的海岸警备队缉私艇上当水兵，闲暇无聊时，经常听一个见过林肯的老兵，向他讲述自己过去辉煌的经历。慢慢地也就对林肯崇拜起来，等到他有了钱就买来林肯的传记好好的拜读，于是也就接受了美国的自由民主观念。在当水兵挣了点钱后，退伍入美国田纳西州的万德尔特大学神学院读书，1885年被派回上海为美国的教会工作。1886年他结识了自己的妻子倪桂珍，倪桂珍是明代大学士徐光启的后代，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二人共生了三男三女，三个女儿分别是大姐宋霭龄、二姐宋庆龄、小妹宋美龄；三个儿子分别是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他的宋氏家族在中国的历史上赫赫有名，今后涉及到谁再作介绍。宋耀如1918年因胃癌在上海逝世，被安葬在郊外万国公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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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耀如初见孙中山，见他气质非凡、英气逼人，断定孙中山日后必是在中国行云布雨之人，故热情有加，并邀请孙中山到家中设宴畅谈。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又有在美国的经历，都对林肯崇拜的不得了，自然是话题不断、千杯嫌少。当谈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时，都感概万千，假如中国也有这“三民主义”，试想天下谁能敌？人的灵感就是在闲聊中被激发出来的，正是这次的闲聊，让孙中山决定自己也创造出一个中国的“三民主义”。在谈到孙中山的上书时，宋耀如对孙中山立志改革朝政倍加赞赏，但他也看到孙中山身上还有一些书生气，便以自己对社会的观感告诉他：朝廷不会采纳你的上书，中国需要的不是公车上书，而是需要华盛顿、林肯式的人物。他鼓励孙中山看清中国现实的本质，尝试去进行共和民主革命，宋耀如为孙中山今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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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6月份的上书果然失败了，他悻悻地从天津回到了上海来见宋耀如。宋耀如就更加希望孙中山改弦易张去学习美国，然后在中国推动民主革命。孙中山正在彷徨之时，接受了宋耀如的建议，决定去美国檀香山找自己的哥哥孙眉。于是，在宋耀如的资助下，于1894年11月初，中日甲午战争正酣之时，离开上海来到了美国的檀香山。在檀香山，孙中山见到了哥哥孙眉，将自己在渡轮上想定的主意告诉给了他：他要在美国成立中华革命党，立志学习华盛顿，把满鞑子驱逐出中原、赶回满洲。
孙眉几年不见孙中山，看他如今不仅是神圣医手，而且还革命满腹，当然高兴，立即对弟弟的想法表示支持。孙眉给孙中山拿了一部分的钱，又把自己在檀香山认识的亲朋好友都请来，把孙中山的意见告诉给大家，要大家鼎力支持。怎么鼎力支持？就是有钱的拿钱，有人的出人，成立革命党没有人不行，孙中山刚到檀香山，谁也不认识，参加革命党的人都是孙眉给拉来的。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在檀香山正式成立，参加的会员有129人，制定的誓言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在章程中抨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号召革命志士参加革命，挽救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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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中会成立时，中日甲午战争打得正为激烈，日军攻占了北洋海军的要塞旅顺和大连，北京、天津受的震动，形势危机。在上海的宋耀如闻兴中会成立，大喜，立即给孙中山汇去3000元以示支持；这时宋子文刚刚出生，为表示对孙中山的敬意，和对兴中会成立的纪念，就给他起名“子文”。看到国内形危乱，有利于革命，宋耀如就给孙中山发电报，劝他迅速回国发动起义。孙中山采纳了宋的意见，迅速来到香港。临行前，孙眉出售1000多头牛，为他充作义饷。1895年2月，孙中山、陆皓东等人和香港进步社团辅仁文社合作，成立了兴中会的总部，经过研究把誓词中的“恢复中国”改为“恢复中华”。在准备起义的时间内，陆皓东设计出了“青天白日旗”，作为兴中会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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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的准备，孙中山与陆皓东等商议在阴历的9月9日重阳节发动广州起义，夺取省城作为革命据点。但是起义前夕，机密泄露参加起义的部分人员，包括陆皓东在内被清军逮捕。陆皓东在审讯庭上直言不讳自己为革命党人，成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第一人。”为纪念他，孙中山将他亲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民党的党旗传承百年。此次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很大，不仅传遍全中国，连国外的报纸也开始宣传“支那革命党孙逸仙。”从此，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活动逐渐被大家重视。清廷悬赏捉拿孙中山，派出大批暗探跟踪他，又电令各驻外使馆找机会逮捕他。而这就给孙中山在英国引来一场祸事。
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1896年经过香港、日本等地来到了英国。他此次来英国是找自己在香港西医学院的老师康德黎，希望得到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他的想法是：在英国华侨中间宣传革命和募捐，同时设法与英国政府取得某种联系，以获得在香港进行革命活动的立足点。在伦敦，孙中山住在霍尔庞区葛兰旅馆，离老师家波德兰区覃文省街46号只隔了一个街区。凑巧的是，大清驻英使馆就在它们的中间。10月11日是礼拜天，孙中山约好了和老师一起去教堂做礼拜，一大早，孙中山就步行往老师家走。我们知道，伦敦是一个雾都，几乎天天早上起雾。这天早上的雾很大，大雾弥漫开来，整个伦敦街区像被一床棉被裹住一样，对面看不见人。正当孙中山从清廷公使馆门前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拦住了他，在确认他就是孙中山后，又从孙中山两边冒出两个大汉，一左一右地挟住了孙中山，将他强行押进了一幢大建筑物内，这里就是清廷驻英公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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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被绑架了，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0月12日，他写了一封求援信，折叠成小燕子的形状，从窗口扔了出去。他的这封信被一个给使馆送鱼的孩子捡到了，这个孩子把信交给了他所遇到的第一个警察。这个警察失职了，他没有将这封信当作一回事，孙中山的第一次求援失败了。孙中山在大清使馆被关押了一个礼拜，他一直在做一个英国男仆珂尔的工作，珂尔胆小不敢把话传出去。直到清廷使馆要将孙中山装进箱子里偷运回国，珂尔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同意为孙中山送信。孙中山让他把消息去告诉他的老师康德黎，珂尔照办了。珂尔在深夜将孙中山被关压的消息通知了康德黎夫妇，康德黎急了，连夜去找孟生博士。孟生博士是香港西医学院的前任教育长，他也是孙中山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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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又是一个礼拜天，孟生博士建议两个人分头行动：由孟生博士直接去清廷使馆，警告他们不要伤害孙中山，并阻止他们把孙中山运走；康德黎则去《泰晤士报》社，向他们去递交一篇题为《中国使馆之诱捕案》的报道，然后再去苏格兰场警署进行第二次的报案。孟生博士和康德黎的行动震惊了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开始过问此事。10月19日星期一，英国首相给清廷使馆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使馆立即释放孙中山。清廷使馆则百般抵赖，不承认他们关押了孙中山。苏格兰警署就从19日起派了6名侦探，日夜把守公使馆，而且还对公使馆的租船进行了调查。10月22日，《地球报》、《中央新闻报》、每日《邮报》，分别以“公使馆之拘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捕于伦敦”等醒目标题将事件的内幕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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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伦敦沸腾了，愤怒的市民包围了公使馆，警告公使馆若不立即释放孙中山，他们就要冲进去解救他！10月23日下午4时30分，清廷使馆迫于伦敦市民的压力释放了孙中山，当孙中山从使馆走出来时，他成了英雄，他的名字由英国伦敦走向了世界。一年前，香港的《德臣西报》还在批评孙中山，他们将广州起义的失败归咎于中国缺乏革命领袖，此时，他们开始赞扬孙中山，说他是一位非凡的、能使国家复兴的无愧于自己民族事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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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国人民在提到这一点时，往往只着重于他在民主共和革命这个方面的先行，其实他的先行更在于他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共和革命，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还要早一步。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是在美国的檀香山和英国治下的香港形成的，他目睹了英美的文明和进步，看清了中国的野蛮和落后是由满清的封建统治造成的。因此，他除了有一个自己人生的目标是学习华盛顿外，还有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建国标准那就是像美国一样。在中国的内部，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还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中国并没有孙中山进行革命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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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孙中山并不知道，中国没有使他成为华盛顿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基础。中国没有支持他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里他只找到了一个陆皓东，而且还死了；再一个是宋耀如，可他也不是靠中国社会和政治、经济基础生活的，他靠的是美国。因此，在宋耀如的身边没有一个支持民主共和革命的实业界力量。孙中山在中国国内既找不到参加他革命的力量，也没有他进行革命的金钱来支持，知道他为什么从不在中国国内进行革命的原因了吧？正因为如此，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开始就天生不足，一方面他在海外闹得天响，另一方面在国内却默默无闻。这种局面就造成孙中山把中国民主共和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美国或日本人对他支持上，从而让孙中山一生的革命一波三折、命运多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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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一个世界独有的现象，这就是工人阶级不论在哪个资本家手下做工，都是被压迫的对象，他们都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而压迫他们的资本家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则是分崩离析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环境里，各自的目标不同、追求的利益不同，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中，不仅没有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而且还成为孙中山的反对派和对立面。在孙中山进行革命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个是纯粹外国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他们在中国最早形成，掌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第二是买办资本家形成的资产阶级，他们同外国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他们的机器设备来自于国外，生产技术依靠“洋匠”，“洋匠”就是洋工程师；经营管理借助外国工厂的经验，甚至生产原料、产品销售、资金筹集也离不开外国资本家。他们在中国人面前狐假虎威，同外国资本家沆瀣一气，欺压自己的同胞；第三个是官僚资本家形成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一部分人是封建社会里的商人、地主和官僚转化过来的。他们最早接触近代机器工业，发现了机器大生产的优势，利用手中的资金和与清政府深厚的官方背景，在洋人开矿办厂的浪潮中，也就顺势投资近代工业，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官僚资产阶级的封建性极为浓厚，他们开办工厂、矿山由清政府出面保护，本身就利用了政治特权。一些没有政府背景的商人、资本家，由于也要仰清政府的鼻息，为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纷纷捐买官衔，挤进官场；第四个就是民族资本家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主要形成于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危机的加剧，一部分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爱国商人，纷纷投资实业，企图以实业救国。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里面是一个受压迫的阶级，知道了这一切，才能知道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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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有这么几个代表性的人物不能不提。第一个是张之洞。他在1880年升任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后，看到西方科技发展很快，便联想到中国要富强，就得学习西方；自己要想在满清朝廷中出人头地，就得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治理好自己的管区、增强自己的实力。所以，在他放任山西巡抚不久，立即设立洋务局，并邀请传教士李提摩为顾问，高薪聘请洋科技人才，着手修铁路、开矿、办学，开发山西。后来他升任两广总督，经常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打交道。公元1886年，他花白银4.86万两购进一套枪弹制造设备，于次年在广州番禺县创建枪厂；不久，他调任湖广总督，又筹建了从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兴办了炼铁厂和汉阳兵工厂，所有这些实业的创办，都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当然，他也在自己的实践中，发现了清政府这个上层建筑，正在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所以，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主张维新变法。他支持过康有为，也参加过强学会，还为康有为办报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支持，梁启超在上海办的报纸靠的就是他出的钱。但他和袁世凯一样，反对康有为的行事方式，康有为的变法是失败了，不过康有为的思想却被官僚资产阶级继承了。慈禧太后从1901年开始推行的新政，就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继续，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官僚资产阶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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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不能不提的是袁世凯的老师、清末的最后一名状元张謇。他在南通兴办了大生纱厂，继而又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航运公司，并经营两淮盐场以及学校等公众事业，到了辛亥革命前夕，他已拥有投资企业27个，资金约有4000余万，成为驰名全国的“财神”。他在政治上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1903年他曾出访日本，与梁启超结识。梁启超这时已经是一个立宪派了，这是他在研究日本政体后思想的进步。张謇接受了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思想，开始在国内宣传君主立宪，逐步地袁世凯、汤化龙等也成了立宪派，当然，他们也就由封建的文人或武人变成了资产阶级改革的渐进派。张謇为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草拟了立宪奏折，翻译了《日本宪法》等书，分送给朝中政要，并密送宫中12本。君主立宪在张謇的大力宣传和推广下，迅速成为官场的主流舆论。他也因此被推举为江浙预备立宪会副会长、江苏咨议局议长，当全国各省咨议局联合发起立宪请愿活动时，载沣对他们虚与委蛇、百般阻挠，但对张謇所代表的江浙财团却另眼看待。为什么？因为他的身后代表的是钱。张謇对孙中山不感冒，但钟情于袁世凯，他相信袁世凯的能力，更看重他手中军队。因此，在张謇的影响下，中国境内的有钱人都支持袁世凯，孙中山在他们那里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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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不能不说的是盛宣怀。盛宣怀26岁给李鸿章当幕僚，以官督商办的形式经办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局、汉阳铁厂、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一系列近代企业。盛宣怀是个官僚兼买办的人物，他有一句口头禅叫做“无私不谈公。”在他担任邮传部大臣任内，他要牺牲川、鄂、湘、粤诸省商民投资在川汉、川粤铁路上股份的利益，将铁路权拱手让与帝国主义，激起了辛亥年全国的“护路运动”。他出卖主权借外债用来弥补自己的私人漏洞，被国人咒骂为“卖国贼”，他在国内呆不下去了，跑到了日本避难。辛亥革命后，为保护自己在湖北的财产，在孙中山为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提出以汉冶萍公司与日本人合办，由日本人给孙中山贷款500万日元的办法，把孙中山也拖入了汉奸、卖国贼的行列，逼得孙中山不得不辞去大总统以谢罪。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常昶昶

总的来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力发展，得力于袁世凯当直隶总督后推行的新政，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支持袁世凯也是很自然的。孙中山的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长期以来，就是他一个人的革命，他非常渴望中国国内的知名人士能参加他的兴中会，与他并肩战斗。他也不想自己一个人老在海面上，面对着狂风巨浪去宣传他的革命，他需要去陆地上、去民众中间找到自己的同志，去发展革命的力量。因此，当1898年康有为因为变法失败逃到日本后，便满腔热情地找到他，想要联合康有为共同革命，并提出只要康有为放弃保皇，就愿意说服自己的同志接受他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