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传奇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

常昶昶

1884年12月，“开化党”人趁着中国正在忙于对法作战，无力东顾之机，向日本借了1000余名日本精兵开始发难了。朝鲜一直为中国属国，它王宫的安全和国家局势的平稳，主要靠大清军队维持。此时维持朝鲜政局平稳的就是袁世凯总理的这3营清军，竹添进一认为，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解决大清在朝鲜驻扎的这3营兵。解决了清军，朝鲜王宫就没有了外援，然后攻占王宫，控制国王也就轻而易举了。经过竹添进一和“开化党”的密谋，他们也决定给袁世凯等大清的3个总兵设鸿门宴，以邀请三人饮酒为名，控制住袁世凯三人。清军没有了三个总兵，自然也就没有威胁了。商议定后，就由朴永孝等人联合具名，给袁世凯等三个总兵发出了请柬。
26岁的袁世凯真正是天生军神，他一见请柬就看破这是“开化党”设的鸿门宴。经过三位总兵的商议，由袁世凯单身赴宴，留下其他二位总兵镇守兵营，相机行事。大家都读过《三国演义》，说关羽单刀赴会多么的英勇，且不说他身旁还有一个扛刀的周仓，算不得单人独骑，就是他的智谋也无法美名天下。袁世凯不仅一身是胆，更重要的是他智谋超人。这次赴宴就他一个人，连个卫兵都没有带，但他信心十足，没有丝毫的畏惧。他这此赴宴的目的不单是应邀和安全撤退，他还想打乱“开化党”人的部署，让他们莽撞行事。因为他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只有他们行动起来，袁世凯才能掌握主动，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因此，袁世凯必须来赴他们的宴，并让他们失智，从而采取有利于袁世凯的行动。袁世凯岁数不大，可他一身都是胆，当然还有一肚子的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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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采取了什么智谋？说穿了一钱不值，可没有脑子谁能想起来？“开化党”人请袁世凯赴宴的时间是中年，早上一起来，袁世凯就来到了“开化党”人的总部。这时朴永孝刚刚起床，其他的“开化党”人都还没有来，袁世凯来了个反客为主。他大呼上酒上菜，给朴永孝来了个凑手不及。朴永孝只得忙里忙外为他准备酒菜，那里来得及布置伏击他和通知其他的人？袁世凯在酒桌上大呼小叫，弄得朴永孝只得上蹿下跳。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袁世凯起身告辞，朴永孝还想拦着，被袁世凯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半扶半挟地拥到了前庭自己的坐骑前，飞身上马，眨眼之间，冲到了街心。袁世凯安然回营，立即传令，加强戒备。
“开化党”人对袁世凯一击不成，果然急而失智，他们决定抛开清军，直接向朝鲜王宫进攻。征求竹添进一的意见，他也没有什么好主意，就一致同意依靠那1000余名日军进攻王宫。“开化党”率日军攻占了王宫，囚禁了国王李熙，强命李熙写下了：“日本公使来卫朕”七个字。这样日军就可以合法的住进王宫了，住进王宫的日军有300多人，名义是保卫王宫，实际上是在支持“开化党”人政变。第二天，“开化党”发布了政变纲领，组成了亲日政府，宣布脱离中国，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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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党”人此举对于中国来说，将要失去一个具有两千年历史的藩国，并让中国的门户洞开，失去防御日本的屏障。驻朝三位总兵对此十分的清楚，但如何对待“开化党”人的政变，他们却发生了激烈的分歧，袁世凯力主坚决出击，驱逐日本人，逮捕“开化党”人，救出朝王和王妃，恢复朝鲜秩序；其他二位总兵则认为动兵必须先请示李鸿章。袁世凯无奈只得先请示国内，过了10天，李鸿章才复电，不过不是让他们开战，而是让他们坚壁自守，不要再酿兵祸，滋生外交事端。
袁世凯一见电文，按耐不住，一拍书案，厉声吼道：“我等既统兵防韩，就有护国之责，如因此肇衅获咎，则我一人当之，决不累及治军。”遂引本部攻向朝鲜王宫，其他二位总兵无奈，只好率兵跟进，一路攻打左门，一路攻打右门。袁世凯抵达宫门时，他所编练的朝鲜“新建亲军”左、右二营也自愿随同入宫，平乱救驾。袁世凯大喜，率军冒死攻入宫门，将日军一步步地迫出王宫，退向日本使馆。在袁世凯率军追到王宫后院的山坡时，踩上了日军埋的地雷，被炸伤了脚，从此也就落下了足疾。第二天，清军救出被“开化党”挟持到关帝庙的李熙，找回藏匿民间的王妃，使朝鲜政局又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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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告别了熏人的硝烟和腐朽的官场，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浑身透出一股说不出的舒适和安逸感。故乡的一草一木都使他感到无限的亲切，让他抖落掉身上的枷锁，只留下自由和轻松。然而就在他在家里享受父慈、母爱、妻顺、子孝之时，李鸿章的一纸诏令又把他诏到了天津。原来朝鲜又闹了起来，闵氏家族在朝鲜飞扬跋扈，为平衡朝鲜政局，李鸿章决定把囚禁在保定的大院君送回朝鲜，袁世凯显然是最合适去朝鲜的人选。袁世凯本来不想再回朝鲜，无奈李鸿章强令他去，他不得不听命。袁世凯这次的朝鲜之行很短暂，但他的外交才干和在朝鲜的影响力表露无疑，袁世凯一进入朝鲜，闵氏家族马上就安定了下来。于是，李鸿章有了新想法，他向慈禧太后保举袁世凯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赏加三品官衔。这年他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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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从1886年1月13日再次入朝，到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前从朝鲜撤回，共有在朝鲜呆了8年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实际成了中国驻朝鲜的“监国”大员，他一方面帮助朝王处理着内政、外交、军事等事务；一方面还同日本人进行着斗智斗勇，他与日本人结下了深仇，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另一方面竭力维护着中国在朝鲜的商业利益，使在朝华商人数骤增。到1890年，华商在朝的政治势力和商务盈利都超过了日本在朝的商人。仅汉城一地，华商即达80余家、6000多人。1888年，租招商局轮船一艘，每月来往仁川、上海之间；1890年，又在龙山、仁川、釜山、元山四处，设立了中国在朝商务理事，专管华商在朝商务；1892年鼓励同泰顺商行集资购买了浅水轮船二只，往来仁川和沿江各处，每年接运朝鲜漕粮10万担和所有的中国货物，使中国取得了在朝的运输垄断权，让李鸿章对此十分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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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人却十分恼怒，他们在袁世凯出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第二年，即1887年，就开始制定了征讨中国的“大陆政策”，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提出了5年准备、相机进攻的计划。1890年，日本完成了军备改革，到1894年，已经完成了原拟订10年的对华备战计划，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可以挑起战争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了。日本人做的战争准备很细，举个例子说，他们把大清一营兵有多少人，有多少只枪炮，枪炮能打多远都作了详细的调查，并专门制造出了比大清军队的枪炮射的远、射的快的枪炮，就这一点来讲，日本人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1894年，朝鲜的“东学党人”，发起了“诛灭倭夷”的反政府动乱，给日本先占领朝鲜，再转而进攻中国，带来了天大的机遇。日本天皇解散了反对开战的国会，一面密令驻朝公使唆使中国出兵朝鲜戡乱，以制造战机；一面对外散布中国将趁“东学党”之乱合并朝鲜。日本天皇和内阁收到了来自参谋本部的情报：中国对未来战争毫无准备，士兵仅3/5有枪，而一团中中就有13种不同的步枪，完全不堪一击。参谋部的情报更加坚定了天皇的信念，他立即拍板，采取措施强迫中国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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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中国的光绪皇帝要开战，袁世凯在朝鲜一次次试图避免与日本开战的努力失败，于1894年7月18日奉李鸿章之命撤出朝鲜，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袁世凯回国，在甲午战争期间暂任辽东督办转运，服务于大清军队的对日作战。甲午战争后，回天津向李鸿章述职。
           
                                十八
马关谈判时，伊藤博文问李鸿章：“贵国的前任朝鲜总理大臣袁世凯现在何处？”
李鸿章答道：“正在辽东督办转运。”
“我有一言，幸中堂大人恕我冒昧，此人乃贵国有数之人物，吾观此人，他日比不在中堂之下，中堂若爱之则加以重用，否则------。”伊藤用一只手掌轻轻地做了个砍头的姿势。
袁世凯来天津竭见李鸿章，李鸿章几乎一字不漏地将伊藤博文的话转述给了袁世凯，并说道：“彼以为我是心胸狭窄、忌才妒能之人，必会以商鞅对老弟，我却偏专折奏保，破格录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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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推荐袁世凯去北京督办军务处行走，寓居在嵩云草堂内。闲来无事，他便反思甲午一战，使他深信：“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从此，在嵩云草堂的岁月里，他摒却了一切杂务，日夜潜心搜集翻译和整理各类有关西方兵事的书籍，认真深刻地总结了甲午以来中国军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军事问题，并积极向军务督办王公大臣们呼吁，以西方的方法练兵和整顿军队的迫切性。他向军机大臣李鸿藻上书，提出了近代中国历史最早的军事改革方案。主持翻译和著述兵书，其努力可以从光绪25年仅存的《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中看出来。这些引进德国和日本陆军的操典、制度、法令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著作，无疑是把西方近代兵学引入中国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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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兵书一闻世，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了众所瞩目的军界奇才。不但让湘军大将刘坤一、洋务大将张之洞视为少有的知兵能臣；而且也让军机大臣李鸿藻十分欣赏，并认为“以袁之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绿、防各营之积弊”；就一向与李鸿章水火不容的翁同龢也认为袁世凯“此人不滑，可任也。”这是一个奇迹，一个只有袁世凯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他不问政治，不管帝、后两党之争，一心只专注于军队变革方案，所以，他获得了帝、后两党的一致认可，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仅有的。
袁世凯的新式练兵和军队整顿的呼吁，让帝、后两党大臣在朝堂上一致通过，于是，光绪下诏：“卧薪尝胆，于筹饷练兵两端，亟筹兴改。”有了光绪的诏令，督办军务处决定：变通兵制，仿照西方练兵，以“定武军”为班底，进行扩编改练，并从北洋试办入手，渐次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荣禄从西安入京，出任直隶总督，受命物色人物，接练“定武军”。袁世凯适时拜访荣禄，与荣禄进行了深谈。荣禄认为：袁世凯对于军事上的新学识，深有心得，俾以练兵专责，必能胜任也。在荣禄的示意下，袁世凯将拟就的《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以及《募定洋员合同》等各种新军编练章程呈报军务处。1895年11月19日，督办军务处恭亲王奕、翁同龢、李鸿藻三人决定：袁世凯接练“定武军”。数日后，光绪亲自召见了袁世凯，饬派为“练兵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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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天津与大沽之间的一个小镇，距天津南70里。原是淮军屯兵之所，光绪初年，捻军被平后，淮军周盛波部奉李鸿章之命屯驻于此。周氏兄弟仿照古人屯田之法，六年间开辟“官田16000亩”，凿川引水，垦荒种稻。所产稻米，质量极好，天津小站米由此名噪中外。周盛波调离，卫汝贵继任。甲午战起，卫汝贵临阵脱逃被斩，全军溃散，小站遂空无一卒，其营地也成了一片废墟。
1895年12月21日，袁世凯走马上任，在这里扎下营寨。很快地，一支7300人的队伍组建起来了。扩充整编后的新建陆军，服装整齐、旌旗鲜明，配置了奥制8.5毫米步枪6400杆，曼利厦马枪700杆，六响左轮手枪1000只，57毫米格鲁森快炮40尊，步兵及马步挂刀各500柄，步、骑各兵一律装备整齐。其他装备如铁斧、镢、鼓号、帐篷、望远镜、指南针、军乐器等一应俱全。就备装来讲，已达到西方一流军队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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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饷厚，袁世凯清正廉洁、从不克扣，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前来投靠。袁世凯将编练新军与新式学堂的教学体系结合起来，创办武备学堂，使新军一时人物济济，强将如云、谋士如雨，不仅成为中国军界的人物渊薮，也成为藏龙卧虎之地，如徐世昌、曹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更成为民国一时风云人物。尤其是大量军事学堂出身的新式军官的任用，不仅改变了新建陆军军官群体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为中国近代的兵种设置提供了充分的人才；而且随着编队方式和指挥体系的改革，也为建立只有袁世凯才能指挥得了的巨大军事集团创造了条件，从而使袁世凯逐步成为改变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1896年春，荣禄奉命前往小站视察新建陆军，他在视察报告中，对袁世凯的军事天才和练兵成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897年7月，鉴于袁世凯主持练兵以来的卓著成绩，光绪擢升他为直隶按察使，授二品官衔，专管练兵事宜。从此，他便与直隶总督荣禄一起共事，成为荣禄的左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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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一位务实的改革者，他从自己最专长的军务开始，推动了清朝的各项变革，从1895年到1912年2月，袁世凯推行变革17年终于让中华由禁锢的封建社会过渡到初步的资本主义萌发的商业社会，使专制、独裁的社会舆论出现如春秋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推动了中国的大变革和大发展。此是后话，且说袁世凯在督办军务处行走时，闻得康有为的上书无人代其承递，便起了惺惺相惜之心，盖然自承，想从督办军务处替他转投，虽然最后被荣禄拒收，但还是让康有为感激不尽，从此开启了二人长达21年的交情和友谊。1895年8月，康有为成立强学会，袁世凯更是积极参与，四处行走、大力呼吁，并发动组织募捐活动，除自己当场认捐银500两以外，还说动李鸿章要捐银2000两，尽管后来康有为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为由拒绝了他的捐赠，但还是说明了袁世凯的活动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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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支持康有为的主张，他和康有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看法一致，但他对康有为和康有为的同志们的激烈言辞与行事思维方式则并不认同。我们都当过学生，我们知道学生在未经社会的历练前，往往狂妄自大、大言不惭，只顾一点、不及其余，不知道剧烈的变革是要死人的。同样，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嗜杀成性，好不顾及人命。当袁世凯把康有为引荐给荣禄时，荣禄问他：“祖宗二百年之成法，能在一旦间，遂加改变吗？”康有为回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天。”一个一品大员，是拼了几十年的老命换来的，他说杀就杀，而且说得如此轻松，比那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毫不逊色，哪一个一品大员听了他的话，都会对他产生必杀之心。荣禄自然也是如此，后来只是慈禧要留康有为一条命，荣禄才没有去杀他。年轻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当你想到如何对待别人时，你就会得到相同的结果，什么是报应？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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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康有为和谭嗣同决定谋杀荣禄，谭嗣同自报奋勇要去说服袁世凯俯首甘为他们当杀手。当谭嗣同说出要袁世凯诛荣禄、发兵围困颐和园后，袁世凯当即反对：“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诫，如今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嗣同威胁说：“我已雇用好汉数十人，并电招湖南好汉多人，不日可到，除此老朽，在我而已。今即以二事付公，如不许我，即死在前！公之命在我手，我之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论，我即入宫请旨办理。”
袁世凯看到谭嗣同在要挟自己，无奈与他商量道：“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譬如将变后时势向太后详陈。并事事请示，或者不妨将六卿开复以释意见，且变法宜顺舆情，未可操切，停也可，缓办也可，何必如此亟亟，至激生变？”袁世凯给谭嗣同讲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变法可以取得太后的支持，为什么不做？二是把被免职的“六堂官”给复职了；三是变法要顺应舆论。
谭嗣同却愤愤地说，好像和慈禧太后有着深仇大恨，又好像是一个草莽：“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将一群老朽尽行杀去，始可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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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本军人，杀伐不在话下，但闻谭嗣同之语仍是浑身透出凉气。谭嗣同来找他，看来已备好那倚天剑，要威逼我的屠龙刀出鞘。袁世凯知道如不答应，谭嗣同势难罢休，只得假意应承下来，送谭嗣同回去。当夜。被谭嗣同闹得心烦意乱的袁世凯怎么都睡不着觉，就打开那清香二锅头喝了两杯，在醉意朦胧中睡去。梦中，只见一个蛮人赤脚光背，腰系蓑衣，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你个好不自知的家伙，枉你为将，岂不闻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所练新军不过7000多人，而荣禄在京津两地可调的军队不下10万人，即使你杀得了荣禄，又如何进得这北京城？故，谭嗣同之计不过是痴人说梦。康、谭诸人所依仗者不过是手无寸铁的光绪和谭嗣同所称的数十条好汉而已，何必以卵击石，去做那些傻事？关键是康、谭等毫无政治家的风度，如让他们成气候，天下必是血流成河。再说，变法并非康、谭等人不可，只要有你袁项城在，变法不就在吗？何况你之志、之能、之使命，可非光绪、康、谭之徒所能比。你怎么能为这些小人物去断送自己的大好前程？且这几年来，你与荣禄交谊匪浅，你怎么能忍心去杀之？观天下四万万众，能在此时驾驭天下的实是慈禧太后而非光绪也。更为关键的是，你比光绪大12岁，有光绪在你何时有出头之日？现在你面前的路就是一条：杀康、谭，囚光绪。记住，中华靠你再造，而非康、谭，故，不可有那妇人之仁、书生意气，一切想法都要靠‘术’来实现，而非梦想也。常言道‘40不惑’，你已40岁了，怎么还能执迷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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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里，袁世凯一惊醒来，暗自思道：再过几日我就要过40大寿了，我是不能再“或”下去了。第二天他早朝觐见了光绪，正午就到了天津，按例赴督署拜见了荣禄。他没有隐瞒，就将谭嗣同给他说的话告诉给了荣禄。荣禄听完一笑，道：“此事太后昨晚已经知道，早有太监将光绪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谋划告诉给了太后。我就是在专程等你，既然如此，你就坐镇天津，我即刻进京。”听到荣禄的话袁世凯又是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幸亏我如实把话说了，否则，岂有我的命在？
义和团在山东作乱，前任巡抚毓贤为端王亲信，不仅不灭义和团，反而将义和团举荐给了端王。1898年4月1日，德国的三名工程师在日照被杀，德人借机出兵深入山东内地，侵占了沂州，山东形势顿时吃紧，慈禧太后无奈，只得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这是袁世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任有实职的地方大员，自此让他开始“术”能生巧，在今后短短的5年内就开始权倾朝野。1899年12月6日，41岁的袁世凯赴济南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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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到了济南后，他采取了既打击义和团，又抑制洋教会发展的双重措施。读历史，我们光看到了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却没有看到他是如何抑制教会的。我们看到教会的发展是在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以前，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以后可还听说过教会的发展？袁世凯这么做无非是想让山东的地方清明，没有可厚非的地方。袁世凯让军队赶赴各县，首先告诉教会要遵守大清律例，否则，就不驱逐义和团；对义和团则说，教会已经安定，义和团不准再闹事。这是文的，如果不听招呼、抗拒不从者，立即加以炮轰清洗，即来武的。教会的不法之徒，义和团不安分守己之辈在袁世凯的枪炮下都离开了山东，使山东不仅避免了一场浩劫、重复平静，而且还让济南成为一时左右中央与地方的中枢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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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在京津、直隶到处割电线、烧电线杆，使清廷所在地北京同全国各省督抚之间的电讯联络中断了，只能与袁世凯联络，让袁世凯来回代转，因为济南是离北京最近而安定的督府了。在慈禧太后流亡到西安后，袁世凯更是源源不断的为她接济物品、银两，往往是各省银饷未到，山东的首先解来。袁世凯一方面让慈禧感到他忠诚可靠；另一方面则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在慈禧太后避难的一年半时间里，袁世凯把自己的北洋新军由不足一万人发展到两万多人。袁世凯可谓天生有“术”，在山东，他既巧妙地跳出了战争的漩涡，又不失时机地积攒了以后在政坛回旋的资本和实力。远在广东的李鸿章不仅由衷地称赞道：“袁家这小子有一手。”李鸿章在1901年11月6日逝世前一天，在遗折里推荐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因为“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仅仅两年，便转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年他刚43岁，自曾国藩以来，他是这一职位最年轻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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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1月底，袁世凯一行抵达河北保定，出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的督府在天津，此时天津还由八国联军成立的一个共同管理机构——“都统衙门”，负责管理天津市内的“治安、生产和税收”，犹如国中之国。袁世凯对此非常愤慨，他对外宣称，“都统衙门”一日不撤销，八国联军的军官一日不离开天津，他就一日不到天津办公。袁世凯的立场大家可以看出来，袁世凯在洋人中是鼎鼎大名的，对他也是有所顾忌的。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八国联军进北京纯粹是被端王所误。
八国联军还想同袁世凯讨价还价、拖延时日。袁世凯为接受天津做了两手准备：他一方面派唐绍仪去天津转告各国“倘此事不办，一切善后宜将无从谈起，”給各列强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他在保定开设了一所警备学堂，将京津各地的游兵散勇加以收容整编，给3000名经过严格挑选的游兵换上崭新的警服，集中到学堂进行为期6个月的紧张训练，并在保定设立警务总局，供他们实践锻炼。诸君可知，中国是一个没有警察的国家，历来治安皆由军丁代替。袁世凯为什么要发展警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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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列强深知袁世凯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主儿，况且他正值壮年，正是蒸蒸日上之时。与他发生争端不利自己今后的发展，便决定撤销“都统衙门”，将天津的管理权移交给袁世凯。但他们依据《辛丑条约》中规定中国不得在距天津租界20里以内驻军的规定，他们想让袁世凯孤身在天津办公。如是，袁世凯在天津的治安，就还得依靠八国的巡捕房，而这样他们就可以左右袁世凯。袁世凯早已料到八国的狼子野心，他不急着去天津就是要在保定秘密训练警察。现在警察已经训练成，就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天津。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接收了天津的档案和被他们挥霍浪费以后尚剩下的185万余两白银。第二天，袁世凯即将3000名警察从保定调到了天津，并在天津设立巡警局，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与国际接轨的警察部队开始展现在列强面前，让各列强瞠目结舌、毫无办法。因为按国际法惯例，警察并不属于军队的编制，列强毫无反对的借口。看到袁世凯的厉害了吧，他非常熟悉西方的法典，他早已学会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