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初稿）

当年笑帅

第二、锦衣卫，东厂
从秦建立大一统帝国开始算起，中国的皇权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从秦朝西汉初期政府皇室不分,政府就相当于皇帝的私人办事机构;到汉唐的政府与皇室逐渐分离，内外朝并立;再到宋朝的皇室在政治领域的全面退缩，国家化公共化的政府成为管理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活动唯一合法的机构。
而到了明朝，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不但皇室的权力萎缩，皇帝本人在政府中的权力也进一步萎缩。宋朝的皇帝还可以通过任命宰相来和政府内的一部分文官结成联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有一定的控制管理权力。而到了明朝，在太祖成祖之后，皇帝的这点权力也被剥夺，在政府内真正成孤家寡人。尤其是土木堡事变以后，在国家事务上，任何违背文官集团意志的行为，皇帝都寸步难行。设想一下，皇帝处于文官集团的包围中，信息是文官集团提供的，建议是文官集团给出的，应对是文官集团诱导的，最后的决策是要经过文官集团同意的，这样的话，在国家事务上，皇帝要想不成为傀儡，不被文官集团牵着鼻子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大概，皇帝唯一能够行使自己意志的地方就是和私人有关的事务，但即便是这个领域，也并非那么如意，往往要受到文官集团多管闲事的阻挠干涉。
但俗话说，物极必反。当皇权被削弱到这样一种极限的时候，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反弹。这种反弹就是在明代产生了一系列由皇帝直属的暴力机关、司法刑讯机关，这就是有名的锦衣卫和东厂（明代还设立过其他厂如西厂、内行厂，其性质和东厂类似，但为期甚短，所以不必另外专列）。通过锦衣卫和东厂，皇帝很大程度上可以绕开国家政府的司法部门，直接进行侦察、逮捕、审问活动，直接按照个人意志对自己不满意的人进行暴力惩罚，比如廷杖，比如把人抓入诏狱刑讯折磨。
和许多人想象的相反，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不但不是皇权高度膨胀，专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皇权被极度削弱，削弱到接近极限后产生的一种结果。也可以说是皇权被打压到极点之后的一次触底反弹，一次回光返照。如果宋代皇帝的权力还足够让他们有自信通过政府部门来施行自己的统治，那么到了明代，皇帝的权力就已经萎缩到让他们彻底失去这个自信了，他们不得不在政府以外另辟门路。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锦衣卫是明太祖设立的，东厂是明成祖设立的，这表面上看这两个机构的设立是和两位皇帝个人的风格倾向有关系，但实质上不然，这里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说这两位个人能力超级强悍的皇帝在庞大的文官系统面前都有力不从心，望洋兴叹，自觉渺小之感，而不得不另设机构来给自己增加安全感力量感，那么他们的子孙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如果明太祖朱元璋象宋朝一样，采取搜刮民财，用高俸禄以及其他种种优待政策如犯罪免死轻刑来收买整个文官阶层，以及不废宰相以分化笼络部分文官阶层，用这样的方法为维系皇帝的个人统治，那也是可以的，甚至对满足皇帝个人私欲来说更有好处更省力。但是如此一来，明朝就不过是宋朝的简单重复，甚至会比宋朝更糟糕，更软弱。因为明朝科举制度的实行已经更加普遍化，文官无论从数量和势力也更为庞大，使用妥协收买政策的话，只能让国家更加衰弱腐败。真实的明朝至少还能在万历时期有力量出兵朝鲜，打败刚刚从战国时期锻炼出来处于上升势头的日本军队，而一个宋朝化的明朝是断然做不到这点的。
正因为有锦衣卫和东厂的存在，在庞大的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才存在一定的权力制衡与约束，否则的话就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皇帝真正成为一个摆设和傀儡，其地位恐怕比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主还不如。
但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的机构能够发挥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必须建立在一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也就是文官集团接受承认皇帝的权威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锦衣卫和东厂虽然听起来很厉害很威风，但实际上其力量本身是很有限的，而且到中后期还未必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是无法和政府控制的正规军队相比的。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几百个文官和锦衣卫一起群殴，那谁胜谁负还恐怕未知。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文官集团承认皇帝的合法性，锦衣卫和东厂才能发挥作用。
另外锦衣卫和东厂虽然不受政府管辖，只受皇帝管辖，但它们本身却是受到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一有风吹草动，这类机构就几乎成为舆论批判的靶子。舆论这东西，你不要小看，你一旦小看它就要付出最沉痛的代价。某种程度上舆论力量可以比的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力量。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条件，明朝的皇帝也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的滥用锦衣卫和东厂的权力。明太祖和明成祖，属于建国初期军事管制的特殊时期，可以不必多说。后来的明朝皇帝，真正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用锦衣卫和东厂来廷杖大臣，把人抓进诏狱，一般都是被逼到不得已的地步，能不动用还是尽量不动用。比如一般和他们切身厉害没有关系的国家大事，还是大臣们说了算，皇帝何必去费那个心思和大臣们较劲，得罪他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皇帝的私人事务被大臣们评头论足，管头管脚，这才恼羞成怒，动用那些权力。
我们不妨举一些例子来说明问题
明仁宗时期翰林侍读李时勉上了一份疏,在这份疏里，因为仁宗新登基要更换一些侍女，于是他不知道根据哪里得来的捕风捉影的消息,硬说仁宗父丧守孝期间近女色。光从这个疏里就可以看出这个李时勉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作为大臣，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成天象现在的狗仔队一样以窥探侦察皇帝个人的隐私为能事，还自以为得意荣耀，可谓不知羞耻到极点！抓到一点没影子的事情，就说的有声有色，有鼻子有眼，倒好象他在皇宫里装了监视器一样。又或者他买通了太监，专门来给他通报这类消息。皇帝只要一不留神就会被这样的人莫名其妙的指控成好色。其实从这些人的阴暗心理来看，他们自己倒才是真正好色无疑，所以专在这类问题上大做文章。
不要说是皇帝，就算一个正常普通人，大概对这种胡乱干涉个人隐私的病态行为也会痛恨恼火到极点。仁宗的脾气还算是比较好的，看到这份疏后，虽然恼火，但还是先耐心的把李时勉叫进去，告诉他不要根据流言蜚语小道消息来滥做文章。这样的劝告已经是相当客气的了，现在的影视明星，如果有记者仅凭借流言没有事实根据就来捏造一篇他们的桃色新闻，恐怕还要打官司。现在皇帝只是劝告一下，让他心理不要这么阴暗下作，认个错，已经很宽容了。李时勉还有点理智和人性的话，正好乘此找个台阶下，见好就收。可是他似乎觉得，这正是一个让自己出名的大好机会，绝不能放过。于是不但不认错，反而更变本加厉的对那些他不知道何处窥伺侦探来的小道消息渲染夸大，就如泼妇一般当着皇帝的面进行诽谤攻击侮辱。这回仁宗的脾气再好，也是受不住了，当即让锦衣卫把这个李时勉打了一顿，断了三根肋骨，又把他关进诏狱中去。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这个李时勉可谓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明仁宗被他气的也不轻，本来就是非常肥胖的人，多半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被这么一气，造成猝死。古代人没有医学知识，对高血压心脏病更没有认识。还认为明仁宗这么胖的一个人，一直健康，就觉得他突然死的很蹊跷，明人黄景昉称仁宗“实无疾骤崩”。于是胡乱猜疑，真把仁宗说成是好色过度所以才突然死亡，还有的甚至猜疑是宣宗弑父。这真是冤枉到天边去了。
不过李时勉倒当真是凭借这种窥伺阴暗、胡乱污蔑的行为，捞取到了一个忠贞耿直的好名声，到了宣宗即位就被放了出来。
在皇帝有锦衣卫等直属暴力机关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关，只怕皇帝真要被这些文官欺压的连奴才都不如了。

再来看明景帝时期，动用锦衣卫诏狱的情况。景帝通过用金子贿赂大臣，好不容易让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太子。不料太子朱见济没多久就生病死掉了。父亲死掉了儿子，而且还是唯一的一个儿子，无论如何总是很伤心的。照理说，那些文官大臣总应该安慰一下吧，等到别人悲伤情绪平复以后再来论及其他。但明朝的那些文官大臣又是怎么干的呢？他们不但不安慰，反而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有一个叫钟同的，在太子死后不到半年，就上了一份疏，里面有一句话“太子薨逝，遂知天命有在”。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太子死掉了，这是天命，是老天的意思，说白点就是死了活该，死了最好，你儿子就是“命小福薄，承受不起皇太子的位置”[243]p124。这是什么话？是人话吗？别人死了儿子，你不但不安慰，反而幸灾乐祸的说“天命有在”。刻薄恶毒到这样的程度，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不是往别人的心里捅刀子吗？不要说是皇帝，就算是普通人死了儿子，你来说这种没有人性的话，恐怕他也非找你打架拼命不可。
不过明代的皇帝再一次显示了他们惊人的忍耐力，因为钟同的疏中还说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景帝还是把这份疏交付廷议，认为“这事混在很多别的事中，也许被人一时略过”[243]p124
结果那些文官不但不收敛，反而是得寸进尺，似乎认为景帝软弱可欺，说话就更变本加厉，放纵无忌了。一个叫章纶上疏说“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这话就差直接让景帝下台，英宗上台了。景帝再软弱再仁厚也明白，如果他再不给这些文官一些颜色看看，那恐怕自己还是直接退位算了。于是当天就下命把钟同、章纶二人抓入诏狱。
以后的事情就类似赌气了，景帝想：你们不是咒我儿子早死，死了活该，是天命所在吗？那我就偏不让你们认为天命所在的英宗的儿子朱见深当太子，谁来提议“复储”，来一个就廷杖一个。
就这件事情而言，客观的说，又是文官集团毫无人性导致的结果。如果当初他们稍微人性化一点，不要这么急吼吼，人家死了儿子，那就安慰一下，等过个两三年，悲伤情绪也平复了，心情也冷静下来，不要他们提议，恐怕景帝也会主动要求立朱见深为太子了。现在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一上来就说你儿子死了活该，这就是你立他做太子的下场，你说哪个痛失爱子的父亲受得了？

再来看正德时期的例子。正德是希望不成天闷在宫里，正德十四年，他希望再次能够出外巡视。结果百多人的文官集体阻挠。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志，他拿那些内阁成员，高层官僚没有办法，于是就只能拿那些下层官僚廷杖出气。但即便这样，还是无法获得自由，文官集团象群狼一样围攻而上，打了一批再上来一批，纷纷以死谏为荣，而不经过内阁同意，他也无法出去（前几次出去，他还是偷偷溜出去的）。后来还是宁王造反，正德皇帝才总算找到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跑了出去。


嘉靖初期的廷杖就更有代表性了，还是议礼事件所引发的。文官们要求皇帝认孝宗做父亲，父亲做叔父，而嘉靖则坚决不肯，双方由此闹出矛盾。双方你来我往的斗争，前面也说过一些，但主要集中在内阁等高级文官和皇帝斗争的层面。更低一层的文官群体也并非毫无作为，相反他们表现的更为激烈。这些文官群体由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所领导，尽管官职权势比起他们的父辈来都相当低微，但在声势和数量上却更为惊人，行为也更大胆激进。当迎合嘉靖皇帝的张璁和桂萼二人奉诏入京之时，杨慎等几百多人的文官群体就商量要在这二人入宫前经过左顺门的时候对他们实行围殴，把他们活活打死。结果这两人事先得到消息，逃了过去，这使得文官群体更加愤怒难当。一些人上疏给嘉靖说“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以传奉为学士，累圣德不少”。意思是张璁和桂萼这两人很坏，你皇帝必须把他们杀掉，才是圣世。你下命令而不是经过推选就让他们当上学士，已经给你皇帝名声品德抹上污点了。这是直接要挟皇帝去杀掉张璁和桂萼。但嘉靖把这些论疏都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理睬。
这下文官群体就更愤怒，更坐不住了。最后杨慎等人干脆号召聚集了两百多名大小文官，跑到左顺门抗议示威起来。人声鼎沸，嘈杂喧闹，连在皇宫里的嘉靖皇帝都听的一清而楚。这两百多人的示威者声称，如果皇帝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绝对不撤退。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情形，就比如现在有两百多人在人民大会堂或者中南海前聚集起来游行示威，喊声如雷。嘉靖一开始很惊愕，连忙让几个太监出去好言相劝，意思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理解，但聚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还是先回去，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商量，最后无论如何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应该说皇帝已经算是低声下气，软言相求了。做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够窝囊的了。你说想认自己的爹做爹都不行，内阁死活不同意。拿内阁没有办法也就罢了，好不容易找来两个帮手，试图迂回达成目标。却还要被那些低级文官逼迫，非要把这两个人杀了才肯罢休。这叫难受啊。
那些文官看见皇帝已经服软，就更加不依不饶。有的人就干脆放出一个话来，皇帝今天不给一个明白的交代，就绝对不撤退。嘉靖接连派了好几次太监进行协商，有话好说，不要这么堵在左顺门口，但文官们死活就是不肯让步，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了下午。嘉靖终于被逼的走投无路，动用了最后的权力，派锦衣卫先抓了八人。结果杨慎等人连忙抗议，率领众人，一起“撼门大哭”，哭声振天，嚎叫连连，直接用更大噪音污染来对皇帝发动反攻。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皇帝也就只能拉下脸皮，破罐破摔，干脆下令把在场的五品以下官员，一律先派锦衣卫抓入诏狱中去，次日又进行廷杖。
从这次嘉靖初年廷杖事件来看，如果不是文官群体逼迫过甚，不近人情，嘉靖皇帝也不至于最后动用锦衣卫来对付文官团体。其实舍此以外，他这个皇帝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来对付文官了，如果连认自己的爹的权力都要被剥夺，那么以后他这个皇帝也就不必当了。事实上他确实在文官的逼迫下，好几次提出辞职的要求，你们不让我认自己的爹，我辞职不干，不当这个皇帝总行了吧。可惜那些内阁成员又死活不同意他辞职。

万历张居正时期的廷杖则又有所不同，张居正实行的改革，对文官集团的利益损害还是相当大的，光是澄清吏治，严加考核这一条就平白增加了许多不自在。所以对张居正怨恨不满者不在少数。而这种怨恨不满在张居正父丧丁忧要求夺情之时候就爆发了出来。面对文官集团爆发的这股反对浪潮，皇帝也就只能用廷杖镇压下去了。
以上是对明代几次著名的动用锦衣卫以及廷杖打击文官的事件的简略陈述。从这些陈述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是舆论方面。皇帝可以动用锦衣卫惩罚处置那些他所不满意的人，但却无法控制舆论。无论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那些被廷杖的文官大臣，几乎一律被吹捧为正直刚烈，受到英雄般的待遇与歌颂，有些人甚至因此而捞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而施行廷杖的皇帝则名誉大损，被诋毁污蔑的几乎不成人形，可以说变的臭名昭著，没有人再去体谅他们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曾经对这种现象有过描述：
“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18]
就这样，和皇帝作对，受到廷杖，成为一个证明此人品德高尚的荣耀的事情，终身被人赞颂倾慕。在这样的风气下，皇帝已经往往无法用廷杖来压制文官们的反对，而且一旦使用廷杖，结果皇帝本人反而声名扫地，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结果被文官群体百般攻击辱骂，也只能忍气吞声，只当没有听见，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也最终只能屈服在文官群体的意志之下，并非是他没有想过效仿他祖父嘉靖皇帝，但实在是思来想去得不偿失。
其次在太祖成祖以后，通过锦衣卫诏狱廷杖来惩处的大多是品级比较低的官员，比如正德，嘉靖的那两次廷杖，尽管反对皇帝人中包括高级官员，但皇帝下令惩处的却明令是五品以下官员。至于内阁级别的官员而不通过政府部门的司法机关，直接由廷杖诏狱来处置的更是没有例子
最后一点，皇帝有意愿用廷杖诏狱来干涉的事情往往是涉及其切身厉害关系的一些私人事务，当这些私人事务也都要被文官集团指手画脚的加以干涉，皇帝被逼迫的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动用直属于自己的暴力机关作为最后的武器。这里面的一个例外大概就是万历初年，涉及到张居正改革，动用廷杖算是皇帝对国家政治经济大事上的干涉，这也是张居正改革还能收到一点成效的原因

当年笑帅

3、明朝宦官问题
明朝的宦官问题一直被某些人夸大其辞，甚至被夸大到无边无际的地步，而论事实，明朝的宦官不能和汉朝比，更不能和唐朝比。它不是任何以前朝代宦官问题的重复，恰恰相反是新的政治关系的结果。宋朝的时候，文官势力已经相当庞大，但是皇帝至少还能和文官集团达成一定的默契，彼此合作，至少还能利用文官集团中的一部分来为自己效劳服务。但到了明朝，皇帝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完全是一个人和文官集团在抗衡，这时候他不得不利用宦官来缓解自己的压力。相反，当皇帝能够获得一部分文官集团的支持的时候，宦官就在政治上根本没有任何插足的余地，最典型的比如明世宗时期，常见的说法是说明世宗驭太监严，其实这不过是皮相之谈，关键的问题是这时候，嘉靖拉拢到了一部分文官的支持，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地位，这时候当然就不需要宦官。类似的还有张居正时期，那时候是宦官来投靠张居正，而并非是相反，所以没有冯保张居正照样是张居正,而没有了张居正，冯保就马上倒台。
明代的宦官问题实质上是文官内部矛盾以及文官与皇帝之间矛盾的结果
明代真正控制实际政治权力的宦官少之又少，加起来也不到二十年。我们不妨把几个有名的大太监当权的时间列举一下
王振当权从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他在乱军中被杀，满打满算也总共才横行七年的时间。
汪直从成化十三年设立西厂算起到成化十七年垮台，西厂被撤消，总共也不过横行了四年时间，而且即便在这四年里，他也远不是能够随心所欲。
刘谨得势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亲自除掉，也不过就四年时间
嘉靖到万历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宦官弄权的事情，最被人诟病的可能就是万历征收矿税使用的太监，但这些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没有什么可以多加非议的地方，许多对他们的攻击都是捏造诽谤之辞。他们本身的身份地位也相当低下，甚至被地方市民暴动打死了，万历皇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可奈何。比如在武昌，耿文登等十六人被暴动市民打死，万历最后反而把受害者陈奉解职。
接下来就剩下天启年间最后一位能够拿的上台面，也是弄权最甚、为害最烈的大宦官魏忠贤了。但就是这个大宦官，他真正掌权的时间，从天启四年算起，到天启七年也不过就是三年的时间
天启前期主要是东林党控制政权，天启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时候，魏忠贤还不得不吓的屁滚尿流向熹宗哭诉。直到天启4年内阁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主动辞职，大批魏忠贤亲信进入内阁，这时候魏忠贤才算真正大权在握。
以上列举的明朝几个有权有势的大宦官，把他们几个当权时间全部加起来，也总共不到十八年的时间，把这短短十八年的时间和明朝一共将将近三百年的时间相比，哪个是主体，几乎不言而喻。然而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明朝却几乎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宦官横行的朝代，这和事实相比，可谓荒谬已极！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出现，这和长期以来一些人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对明朝的丑化有密切关系。他们把这加起来不到十八年的时间，夸张再夸张渲染再渲染，倒好象整个明代都是暗无天日，全由宦官控制操纵一般。以至一般无知妄人，提起明代就只能联想到宦官横行，以偏概全，信口雌黄，愚弄世人，可谓莫此为甚！
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四人有如下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的权力都是建立在与皇帝亲密信任的私人关系基础之上，这说明他们的权力本身是皇权的延伸与滥用；第二、他们的为害横行的时间都相对比较短，都如昙花一现，流星划空一样，从得势到垮台的间隔相当短。这一点与汉唐时期的宦官相比，尤其明显。
汉唐时期的宦官可以废皇帝、改立皇帝、可以杀皇帝、可以囚禁皇帝。汉朝不必说了，就拿一些被人称羡的唐朝来说，唐宪宗是宦官杀的，唐穆宗是宦官立的，唐敬宗又是被宦官所杀，唐文宗是被宦官所立，后来又因为甘露之变失败，被宦官软禁起来，接下来几个唐朝皇帝也基本上都是宦官所拥立。
这样的事情在明朝根本不可能发生。道理很简单，汉唐时期皇帝在政府内的权力还很大，因此一旦宦官控制了皇帝拥有的权力，就可以凌驾在皇帝本人的头上。而明朝时期皇帝的权力已经极度萎缩，甚至皇帝仅剩那点动用锦衣卫、东厂等直属暴力机构的权力，也还是文官集团赐予的，这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官们觉得皇帝毕竟应该有点他的权威和力量，另一方面是文官集团内部本身也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客观上也需要有一个独立于它们之上的裁判，这样可以加以利用来打击异己。这已经成为一种心理惯性和制度惯性。单就锦衣卫、东厂本身的力量而言，如果文官集团要加以反抗，是根本不在话下的。打个比方，皇帝是一个七十岁的老汉，文官集团是一个四十岁壮年大汉，现在这个七十岁的老汉在殴打这个壮年大汉，并非是从力量上，这个老汉大于壮汉，而可能是这个老汉是大汉的父亲，所以壮汉碍于舆论和意识形态约束，就只能心甘情愿的挨打。但如果有人误以为七十岁老头的力量真的大于这个壮汉力量，又去找另外一个七十岁老头来打他，那恐怕就要发生不同的结果了。
明朝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也类似。皇帝或者宦官在皇帝的纵容下之所以能够动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打击文官，并非是这些力量真的能够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相对抗，而仅仅是文官集团默许赐予了皇帝有这种权力。既然这种权力是文官集团赐予的，那么如果他们觉得需要也就可以收回。这也就是为什么魏忠贤在天启四年之后，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皇帝的权力，东厂是他控制的，锦衣卫是他控制的，甚至一部分在朝的文官内阁成员都是他的亲信，皇帝的权力也不过如此。可是一旦天启死掉，崇祯上台，他所掌握的这些权力似乎全然没有作用，只能乖乖受缚。问题的本质就在于，在庞大的文官集团控制的政府力量面前，他的这些权力根本不值一提。又好比文官集团类似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机器人（比如机械战警），但这个机器人头脑中有一道程序指令，当皇帝动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的时候不能反抗，一旦反抗并不违背这个指令的时候，那么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来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正因为有这种制度上强大保证，所以在明代，宦官们借用皇帝的权利横行跋扈，只能得逞一时，成为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成为不了主流，18年与300年的对比，并非是偶然，而是有制度的原因。我们也不能用短短十八年太监嚣张跋扈的历史来概括明朝300年的历史，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有十年文革，就说新中国整个历史就是文革一样，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相当荒谬的。

当年笑帅

四、宋代与明代的比较

国学大师钱穆有一段话相当有启发性，如果和我的观点结合起来看，可以说能够解决宋明一些看似难解的历史现象。钱穆是这么说的：
“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而平民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这在东汉、两宋、明代都有此倾向。
……
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举制度，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真士所理想的前程。若明白了这一大趋势，则泰州、龙溪一派，正可与东林复社相得益彰。若此下的知识分子能沿接晚明，仍走这两条路，未始非中道而立，可进可退的，依然可在政治社会上发生相当的力量。不幸而满清政权把这两条路都给堵塞了。”[229]p148-p149
钱穆这段话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说“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应该说这点对唐朝是不能够成立的，唐朝前期的政权掌握在权贵勋戚手中，中后期则是掌握在各地军阀手中。但是这一点对宋朝和明朝是成立的。但宋朝和明朝又不同，这不同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通过前面对宋代明代情形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如下事实。宋代对文官集团极尽优待笼络之能事.俸禄优厚这是不必多说的，还有就是文官犯罪，也往往从轻发落，甚至有所谓“不杀士大夫”的传统，只要不是造反（实际上也没有文官造反），无论犯的什么罪，严重的贪污腐败也好，严重的渎职也好，甚至犒劳过境的农民起义军也好，都能够免死，甚至稍微严厉的惩罚（比如刺配流放）都很困难。而明代则是另一番景象，对文官集团相当严厉，俸禄低的多半只能维持官员的基本生活开支（有时连这一点也未必能够做到），官员如果犯罪，无论是贪污还是渎职，往往严格按照法律来执行，很少宽贷。
根据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说宋明两代在都是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情况下，采取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两种不同的制度惯性。这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说制度惯性造成了什么不同结果呢？那就是在宋代，皇帝有可能通过对文官的优厚待遇，而和文官集团中的那些“假士”，达成默契，结成联盟，并通过他们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
而在明代，一个人即便当官，当官的那点利益本身实在微不足道，他实际上还是脱离不开其原有的阶级，原本附属的利益集团的支持赞助，这样官才能当得长远，当得稳妥，所以明代的官员本身势必就是其原先所属地方或者行业集团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而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官僚阶级。
当然，这只是概略而说。如果具体分析的话，宋代的文官集团内有真士和假士，明代的文官集团内也有真士和假士。但在这两个朝代，真士与假士力量的消长，以及对政局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假如说宋代是败于假士，明代则是败于真士。

明代的真士或者说君子固然无法被皇帝收买，来实行有利国家而有损一些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的政策；即便是真正能与皇帝合作的假士或者说小人，在明代实际上也不存在了。所以明代固然找不到一个象王安石这样的士大夫，就是连蔡京这样的人，在明代也不可能存在了。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即便是小人，迎合皇帝，也不是为迎合而迎合，他也是要得到实际的好处。但在明代，再怎么为皇帝出力，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俸禄是很低的，权势是有限的，还有为皇帝办事再忠心，如果有了过错，受到弹劾，还是要严格按照法律受到惩罚。好处没有，坏处一大堆，得罪了其他以君子自命的官员，得罪了自己原先所属的利益集团等等。所以说到了明代，不仅那些所谓的君子是地方上以及私人工商业的利益代言人，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小人实际上充当的也是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我们看到在万历时期反对矿税的不仅是东林党那些所谓的君子，也同样包括浙党这类的所谓小人党派。所以作为唯一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皇帝，实际上在文官集团内是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同盟者。
这是宋代和明代的一个大区别。由这个区别出发，又造成了其他什么区别呢？很明显的一些区别是宋代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加多，更加宽裕，而明代国家的财政收入则相当少，更加紧张；宋代国家对私人经济的控制管理干预的程度相当大，官营经济也相当发达，而明代对私人经济的管理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放任自流的状态，官营国有经济几乎少到了没有的地步；宋代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控制程度远远高于明代。
这几个区别里，第一个区别是不必多说，我们在前面讨论明代财政问题的时候，已经做过对比。第三点也没有必要多说什么，明代的乡村甚至是实行自治的，人口户籍统计都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光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明代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几乎已经没有。这里主要看一下第二点，也即两个朝代在对私人经济控制管理干预方面的区别。关于明代的情形，私人经济发达的程度以及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据的比例地位，我们在前面实际上也已经叙述过了。所以这里只介绍一下宋代的情形。
许多人想象中的宋代，是宽松自由，商业高度发达繁荣的社会，那么私人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也应该远远高于一向被认为是专制黑暗的明代了。但实际上的情形却恰恰是相反，宋代的经济恰恰是建立在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全面干预和控制的基础之上，这是宋代和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明代的一个重要区别。
我这里引用一篇论文中的相关论述
“宋代的城市消费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特殊性。首先，许多消费品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供给。如重要奢侈品香料主要是通过市舶司抽买获得的。官方不但不向普通商人购买，相反要向他们出卖。如京城每年通过漕运获得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这也无须通过正常商业渠道。官方每年通过和预买直接从百姓处获得数以百万匹计的绢帛，通过几个大的官办绫锦院获得大量高级丝织品，皇室甚至官兵的许多衣料都由此得到解决，这些都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其他例如药品、书籍等，也往往由官营机构制造和向百姓出售。至于禁榷品盐酒茶矾等，自然更不必说了。总之，官营工商业及相关制度，把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挤压得很少余地。我们看到，宋代城市中，合股经营的工商业十分罕见，信用关系很是不发达；有较多人数的私人手工业工场十分罕见；私人间大宗买卖十分罕见。，官方的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会子务生意兴隆，官方发行的楮币流行天下，而私人经营的较大规模和长久存在的金融机构几乎不见记载。宋代的采矿和金属冶炼业相当发展，但其中大部分为官方控制，其产品用于铸币。”
“宋代仍主要用铜钱作流通手段。为什么贵金属迟迟不能重新返回流通领域呢？笔者以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业特别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迟滞。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贸易少，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也就少。人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是小额支付，宋代一个人的日平均消费水平，一般是铜钱十文至百文。显然，对于这种小额支付来说，铜钱是非常适宜的。在发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额为十贯（铁钱）的大钞，但到宋神宗时，即改为发行面额一贯、五百的二种，面额十贯的便停止发行了。南宋发行会子，起初发行的面额分别为三贯、二贯、一贯三种，后来改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种。其他几种楮币的面额大抵也在一贯上下。马端临甚至把面额的减小作为楮币同钞引的重要区别。（参《通考·钱币考》）楮币面额的变化，说明了当时社会需求的水准，说明面额在一贯和一贯以下的楮币较为适合需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交换水平尚较为低下，大宗商品交换尚不多。”[245]

对这种论文中的观点自然不必全盘接受，这段话里宋代工商业的发展也有过于贬低丑化的嫌疑。但是从这些论述中得出结论，宋代对私人经济的管制程度是远远高于明代的，这点则不成问题！
从上面这些论述中看，宋代所采取的这种对文官刻意笼络优待的手段，好处还是相当大的，至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更充分的保证，国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也显得更有力。那为什么明代偏偏要改弦易辙，不延续宋代的这种做法，偏偏要采取相反的做法呢？
原因就是宋代的这种做法，并非是光有好处，没有坏处。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有坏处，而且坏处也相当大。用笼络优待的手段换取文官的合作，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光是优厚的俸禄，那倒也还罢了。反正依靠文官征收的税多，财政收入多了，给的俸禄多一点也没有什么。但要命的是还有所谓不杀文官的传统。腐败了不能杀；渎职了不能杀，还有许多问题上，皇帝为了不得罪文官，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睛。这实际上意味着文官集团很大程度上受不到什么有效的约束。懒散懈怠，玩忽职守，得过且过，不思进取，贪污渎职，等等是少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多了，国家控制的钱是多了，但要想靠这么一只极端散漫缺乏约束的文官队伍，把这些财政收入有效的转换为强大的国力，强大的军队，高速快捷的效率，那是指望不上的。只要外边的侵略者打不进来就万事大吉了。在这样一种官员犯了罪，也受不到应有惩罚的制度下，上上下下很容易形成习于安乐、软弱涣散的风气。这如此风气弥漫的国家，难以把强大的财力切实转换为强大的国力，反而白白消耗浪费掉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北宋抵挡不住金的侵略，南宋抵挡不住蒙古的侵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明朝一建国就一改宋朝的做法，采取对官员低俸禄，严明惩罚的制度，未尝不是鉴戒了宋朝制度上的失败之处，所以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大背景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实际上在明代由于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普及，这个背景还被大大强化了！），虽然这种做法在表面上确实让国家对文官的控制强化了，皇帝可以打文官，甚至杀文官。文官只要犯了过错，一旦被揭发了出来，无论地位多高，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贪污也好，渎职也好，这些现象虽然还存在，但和宋代比起来是大大收敛了。但实际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对基层的控制却接近于全盘丧失。

你皇帝要打文官，尽管打好了，你甚至要杀文官的话，只要不怕舆论，你也尽管杀了，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控制的无力，对社会基层控制的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在成祖以后的皇帝是历代以来实质性权力最小的皇帝。

在宋代的情形，国家可以对社会经济实行有效的控制，大量的钱财可以征收到中央政府，但是在涣散放纵的文官集团管理下，这些被征收集中到中央的财富，往往无法被充分有效利用，白白浪费消耗，国家在国防军事上依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而在明代的情形是，皇帝的督促鞭策下，文官集团能兢兢业业（甚至是战战兢兢，因为在明代，即便到了中晚期，如果官员被证明是渎职，是懈怠玩忽职守，那无论官职多高，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即便如兵部尚书这样的高官都不例外）地充分利用收取上来的那点可怜至极的税收，做出一点有效的业绩来，比如万历时期，已经是到了朝代的晚期，依靠那么可怜的国家税收，居然能够完成三大征这样的军事任务，甚至包括主动出兵朝鲜，打败势头正盛的日军侵略，这在宋朝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由于文官都成为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代言人，国家根本无法对社会经济实行有效控制，财政结构严重不合理，那么少的一点赋税收入，最终还是会让国家在面临严重的危机（大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战争）的时候，因为财政破产，而走向崩溃。
所以宋代的失败，明代的失败虽然表面原因都不同，但背后的实质性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在自身还相当不成熟的时候过早的控制了国家政权，以至这两个朝代的皇帝无论以什么样的制度进行应对，最终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当年笑帅

五、政治上超前的进步与宋明灭亡的关系
宋代明代的这些政治现象，政府的开放、民主的扩张、舆论监督力量的增强、皇权的衰弱，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中央集权的强化，军队的国家化等等，都应该说是政治进步，社会进步的表现！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进步，而且是很大的进步，和当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这样的进步不能不说相当惊人，相当值得赞叹。但是当一种进步过早来临，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脱节开来的时候，那么这种进步就恐怕不但不是进步，而是悲剧和灾难了！就如同一个孩子身体长高是好事，但如果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到了一米八，那恐怕没有哪一个家长笑的出来，再比如，一个腿长的快，一个腿长的慢，那也是让人痛苦的事情吧。宋朝明朝面临的情形正是这样，一方面，政治制度上已经高度进步，高度成熟；另一方面这种进步却并非是着经济进步和科技进步发展到相应阶段而同步产生的。
事实上，宋代明代的这种政治制度上的进步与成熟，是从战国开始的资待社会中，一次次社会周期性的盛衰循环下，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政治制度上的改进提高而逐渐积累下来，是政治制度按照自己内在逻辑变革演化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相伴的产物。而与此同时，每一个社会周期，在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之后都要遭受一次大崩溃，大破坏，大扫荡，然后下一个周期就在破坏崩溃后的废墟的基础上重新开始，虽然这种发展也并非简单重复，确实能够达到比上一个周期更高的水平和阶段，但比起政治制度上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的直接积累和进化来，还是脱节了很多。
宋代明代这种政治体制上相对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超前的进步，对于面临转型时期的社会（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外敌环绕的周边环境（无论宋代还是明代周边都有野蛮民族政权的威胁来说），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这一点对比同时期的西方，是显而易见的。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中对西方在近代崛起时候一些情况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他说
“绝对王权在西欧的兴起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出现，显然是同时发生的”[246]p173
“16世纪国家机器的操纵者是国王，国王如何巩固其统治呢？他们运用四种主要机制：官僚化，垄断武装，创立法统，所属臣民均匀化”
“假如国王变的强大了，那肯定是由于他有了新的机构供他使用，有一批常见的附属的官吏集团。当然，在这方面，欧洲那时刚刚追赶中国”
“不过，国家官僚制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政规则，确保今后，经济方针的决策，非经国家机构不得轻易制定。这就意味着，所有阶层的人才的精力都必须大部转向政治王国的确立”[246]p176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中世纪之后，近代以前，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但却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这个时期，有一个绝对王权兴起的历史时期，王权兴起的政治演变过程，恰恰相当于中国历史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发生的过程。同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没有提到日本，实际上日本在进入资本主义之际，明治维新的背景恰恰也是皇权兴起克服地方分裂势力的结果，恰恰也是中国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日本传播的结果。
然而中国在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由于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造纸术都没有发明，印刷术也没有发明，更谈不上印刷术的普及），尽管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已经相当成熟，但却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而到了客观技术条件已经成熟（造纸术印刷术的全面普及）的宋代与明代，虽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却因为政治体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进步发展，平民知识分子力量对政府的全面控制，使国家无法用强力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控制，以度过社会转折关头面临的难关（比如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比如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有一条注释，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即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力使转型中的受害者的苦难得以缓减，并且为变革中的进程开创渠道以减少这个进程中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这些英国挺过了[16世纪]圈地的灾难，而没有受到重大的破坏。卡尔.波拉尼（karl p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见[246]p377的[注释]141）
在中国的明代，同样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贫富不断两极分化的趋势（明代的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实质是一样的），以及工商业阶层对农民利益不断侵占剥夺的社会现象。但在英国，“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能够“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而在中国的明代，文官系统把持的政府之下，皇帝却根本不可能具备这种对社会经济发展加以干预控制的权力。这是明代的中国和同时期的西方社会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
在西方，“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247]p160
而在中国，封建制度是在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就瓦解，如果说战国、秦以及西汉时期还相当于西方在近代崛起以前的绝对君主制政体，那么到了宋朝明朝，就已经远远不是什么绝对君主制政体了，而是如钱穆所说的由平民知识分子控制实际政权的君主政体。

这种政治上脱节的进步在宋明两代造成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

一些人常常把中国最终没有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归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大了，受到的打击压制太大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却恰好相反，真相是中国从宋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到明朝再一次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都是太小了，发展的太过于顺利，这才是中国最终在抵抗野蛮民族侵略的过程中显得过于脆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话究竟怎么说呢？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大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可以直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做官，掌握控制基层乃至中央的行政权力。在没有部族统治，民族压迫统治的情况下科举制度普遍广泛实施的结果必然是政府官员中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占据了最大的比例。
后果就是中国的宋朝和明朝，资产阶级没有经过什么斗争，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操纵控制了政权，就直接让政权来为他们服务。这和西方的资产阶级还需要经过流血斗争，经过革命才能取得政权是完全两样的。
宋朝，皇帝通过笼络优待的手段，分化了文官集团的力量，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产阶级的势力，但本身因为这种对文官的过度笼络优待，而丧失了进一步振作的能力。
至于明朝，则资产阶级就如同被惯坏了的孩子，他们只想着政权来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效劳，而不希望这个政权再从他们身上收取任何更多的东西。他们整个阶层就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既然已经用最小的成本就获得了最大的收益，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来为支持这个政权多出一份力气呢？于是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于是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论者常常大发议论，说中国古代中央政权的专制如何严厉，对社会的控制如何严密，中国古代的皇帝独裁者如何随心所欲，简直能控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简直就是从古以来的地球头号专制高压国家。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政府的重要代表的宋朝和明朝，一个是虽然征收的税是比较多了，但皇帝对待那些文官低三下四，打不能打，杀不能杀，犯了再严重的罪，往往也只是流放了事；另一个对文官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力严厉处置了，但是征收的税尤其是商业税收和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离奇的低，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宋朝的商业税收还算是多的，可以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到了商品经济远比宋朝发达的明朝就干脆低到了等于没有商业税的地步。于是中国这个所谓头号专制国家就经常性的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一方面是公认的富裕，公认的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度繁荣，然而另一方面却是国家中央政府常常在闹穷，甚至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开支都要捉襟见肘，都要依靠皇帝省吃减用，靠节省自己的个人生活消费来勉强支撑，甚至稍微一次小规模的战争一次稍微严重的灾荒都会导致国家财政发生危机，陷入破产边缘；而那些比中国穷的多的国家，倒是连年发动战争，经济上还绰绰有余。
所谓的藏富于民倒真的是藏富于民了，可问题是一旦发生战争，发生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这藏在民间的财富并不会自动奔凑聚集在一起来组织维持训练出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啊，当发生灾荒的时候，这藏在民间的财富也多半不会就自动捐献出来作为救济灾民而用啊。到最后这藏于民的富多半还是被侵略者抢劫去，多半还是被饥民暴动剥夺去！所谓藏富于民不过成了一句骗骗傻子的大笑话而已，可怜的是中国的皇帝在文官的围攻诱导之下，一次又一次的成了这样的傻子。

概括起来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造成三个后果，
第一是国家的经济高度发达，远比周边的其他国家发达的多，但同时却无法把发达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只能勉强维持国家政府的日常运转,无法对外来的侵略威胁作出有效抵御,甚至无法应对一些稍大的自然灾害；当然也更谈不上调节缓和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
第二是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无法在对抗和磨练中形成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和军事组织力量，它们完全躺在原来资待社会的君主制上，一旦旧有的制度在与外敌侵略对抗中崩溃，他们自己也茫然失措，无法形成新的支撑力量。
第三是国家一旦受到外敌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最后的结果是全盘沦陷。

关于第一点，前面已经有充分的论述。发达的经济无法转化为强大的国力，这是宋朝明朝问题的症结，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非是如某些论者所谓的封建势力太强大，什么保守势力太强大，恰恰相反是进步势力太强大，政治制度的发展过于超前，皇权贵族力量过于缩减，与社会其他方面脱节了，尤其是和资产阶级幼稚简单的心态不协调。如果把当时的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比做一个三岁小孩，那么当时的政治体制就如同让一个三岁小孩去驾驶一艘轮船在大海里航行。这是宋朝乃至明朝的悲剧所在。
我们看到无论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日本也好，在真正走入资本主义的时候，都经历过一个相当专制独裁的社会，都经历过一个能够把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有效转化为强大国力乃至强大战斗军力的社会，并运用这种强大的国力来保护本国，来向外掠夺侵略。经过了这个阶段，然后才逐渐在政治上民主化开放化自由化宽松化。一直被一些西方膜拜者称羡的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他们在近代以前无论是大宪章也好，议会也好，这些东西涉及的都只是在大贵族大地主之间内部的权力分配与制约，和真正的平民，和中小资产阶级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西方国家一直到19世纪，真正有选举权的也只是人口中的少数。更不必说这些国家在发展的关键阶段，都建立过独裁专制政权，比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克伦威尔独裁、法国大革命后的雅各宾专政以及后来的拿破仑独裁。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刚独立时有选举权的人也还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三。至于象德国、日本、沙俄等一向以专制闻名的国家，它们进入资本主义的状况就更无须多说了。
而宋朝和明朝的悲剧却恰恰是因为过去资待社会长期政治制度上积累进化，已经提前走过了这个阶段，而到了资本主义萌芽真正产生的时候，政治制度的超前使得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中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在实际上控制了政权。再加上新生资产阶级心理的幼稚简单，导致无法把高度发展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似乎越是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国家中央政府就调用社会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能力就越是缩减，到最后，甚至连正常的国家职能都无法维持下去。


第二是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无法在对抗和磨练中形成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和军事组织力量，它们完全躺在原来资待社会的君主制上，一旦旧有的制度在与外敌侵略对抗中崩溃，他们自己也茫然失措，无法形成新的支撑力量。

适当的阻力使一个事物成长略微缓慢，但也能够使这个事物成长的更加强壮，更加健康，更经得起风雨，更受的住打击。相反如果一个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阻力太小甚至根本没有遇到阻力，固然在短时间内成长会显的快一些，但长期来看，则会变得脆弱，容易夭折。
宋朝和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遇到的问题正在于受到的阻力太小，几乎是在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思想领域，政治上层建筑领域，这三者的互动循环几乎就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过去传统历史学家所谓的封建势力压制资本主义发展的言论都可以当放屁看），相比之下，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在重重阻力压迫下成长起来的，宗教思想的束缚，强大王权的阻挠，传统封建领主残余制度的阻挠等等，我们看一下西方的历史，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商业被征收的税是相当重的，和中国的情况根本不能相比。同样国王的力量也还相当强大，可以解散议会（中国宋朝明朝的皇帝却没有办法去解散整个文官系统），可以强行征收更高的商业税，中国明代的皇帝则连这样的脑筋都不能动，可以自己组织军队和议会势力对抗，而中国的皇帝呢，根本不可能有这样权力去组织军队和整个文官系统对抗，因为连军队都是由文官来支配调控的。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看似悖论的现象，一开始发展阻力大的，后来的发展反而比较顺利；而一开始发展阻力小的，后来的发展反而显得坎坷。
对这种现象，一些西方的学者也曾经有过注意。
我们还是引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些话
“约瑟夫.列夫森在一本讨论关于为什么中国未出现对外扩张的书中提出一个解答：‘中国缺乏封建束缚比有这些束缚的欧洲对资本主义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对中国这个非封建的官僚社会，这个自我补充延续不已的社会。正是因为它在概念上比封建社会更接近初始的资本主义形式，因而容纳并且掩盖了资本主义萌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潜力。由此看来，终于在最缺少资本主义力量的葡萄牙出现一个与中国正相反的社会过程，能释放而不是限制扩张的能量，便一点也不奇怪’”[246]p45
“我们这里得到一个常见的论点：一个最初对新形式能够接受的社会并不一定导致继续的渐变，相反却会窒息变化，而最初的阻碍、压制、抵抗后来却常常引向突破”[246]p46
“此时中国出现一种个人主义思想，即王阳明学派，威廉.T.德巴里认为它可与西方人文主义学说相比拟，他称之为‘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难道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不是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标志，不是支持它反对传统的力量吗？”
“在中国明朝，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有许多问题还待解释，但这最终引起了人们对于把个人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崛起过于简单联系起来的观点表示怀疑”[246]p48

这些话当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正确的成分是指出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封建束缚太严重，恰恰是缺乏封建束缚；不是不能容纳接受新的经济形式，不能容纳资本主义萌芽，恰恰是比西方国家更能够容纳和接受；不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太大，压制太大，恰恰是相对于西方而言，阻力和压制更小；错误的地方是沃勒斯坦以及沃勒斯坦引用的这些观点似乎认为上面这些因素（缺乏封建束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受到的阻力小）直接导致了“窒息变化”，或者所谓的“对资本主义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这是他们的观点本身还有矛盾混乱的地方。实际这些因素导致的结果并不是“窒息变化”，而是中国和同期的西方相比，变化来得更活跃，也更剧烈，因而也导致社会更脆弱，更难于抵抗外来的侵略，意外灾难的打击。

当年笑帅

再比如他们对明代王阳明学派的评价，说王阳明学派“‘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这显然是出于了解有限而产生的错觉和误会，如果王学是未能充分发展的思想，那么同时期的西方思想，连作为一个单细胞胚胎都不够资格，同期那些西方的所谓人文主义思想和王阳明的思想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如同侏儒与巨人的相比，事实上，西方也只有到了三百多年后，才有可以和王学相提并论的哲学思想。
再比如说令这些西方学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在中国明朝，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有许多问题还待解释”，显然也是建立一些误会和错觉的基础上。
首先，这些西方学者能认识王阳明学派的思想（广义的说应该还包括从王学分支出来的思想，如王学左派的思想，李贽的思想以及一定程度上和王学对立的东林党人的思想），本质上和“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是一回事，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难能可贵，事实上大部分中国本土的学者对这点都没有认识。但是他们呢接着说在中国明朝，这些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则显然是有些误会。造成这种误会最大原因还是在于这些西方学者没有认识到，在明代，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集团本身就已经控制了政权，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政权本身。明代的这些思想为这个政权服务，恰恰是支持资产阶级，而并非是反对资产阶级。至于说“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这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本身就是与正统和权力处于一致的地位，他们当然就要扮演“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

正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是经过艰辛的努力，冲破重重的阻碍，才最终掌握政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为自己的进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他们即便掌握了政权，仍旧明白维持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必要控制是不可缺少，大量征收商业税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来保持强大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他们也在冲破阻碍，和反对他们的势力搏斗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培养了自己对军队的组织控制能力。所以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他们依然有强大的力量能对抗外来的侵略与干涉。
而中国的情况就是通过科举制度，资产阶级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政权，他们就完全依靠在资待社会旧有的君主制度的框架内，竭力榨取这个政权为他们效劳的价值，他们就象娇生惯养，骄横跋扈的孩子一样，习惯了逼迫要挟皇帝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一旦因为某些意外变故，旧有的政府结构崩溃瓦解，他们就象失去了保护的孩子一样，完全手足无措，根本无力自己去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社会，更谈不上组织军队。在外来侵略势力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只能剩下听天由命，任其宰割的份儿了。

至于第三点，一旦受到外敌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最后的结果是全盘沦陷。这和前面的也有联系
一方面是国家已经现代化了，地方割据势力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中央已经有了绝对权威，现代国家也是这样。另一方面这个中央政府自己本身又混乱涣散，无法象现代国家一样形成一致统一的力量，无法有效抵御外来侵略。结果是只要中央被打垮，地方上再也不能形成有效的组织力量军事力量进行抵抗。就如汉末还有众多军阀，唐末还有五代十国，外力侵略征服了一个地方，不等于能够征服其他地方，而到了宋朝明朝，基本上只要中央政府被打垮，其他地区的抵抗就不成气候，冰销瓦解。
这也是宋朝和明朝轻易就被外来野蛮民族全盘攻占的原因

总结上面的三点，如果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明在宋代明代的政治体制下，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造成的危害,就比如一个妇女怀孕,结果这个胎儿把母亲获取的营养大部分都吸收了过去,结果长的过度肥大，没有生下来就已经有二十斤重,最后的结果如何,不问可知,注定是难产了，生不下来.宋朝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情况也类似.


六、结语
但是如果在周边地区没有强大野蛮民族政权力量的情况下，即便宋朝明朝因为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导致难产了，甚至如明朝国家彻底发生动荡，政权被内部叛乱分子颠覆。那么动荡之后，资产阶级力量也会因此而得到锻炼，进一步更健康的成长，中国发展的轨道决不会慢于同期的西方。
但不幸的是，宋朝和明朝在国家处于转折的紧要关头，周边都有处于强势的野蛮民族的政权力量。
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野蛮民族侵略造成的后果，以及为什么说野蛮民族的侵略彻底扼杀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这些民族建立的政权比如满清和明朝之间本质性的几大区别，民族问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等等问题，都需要大量的论述，这是下面部分所要完成的内容。这里的论述就暂且先告一段落。

当年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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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东方出版社 1996
[241]谷霁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5747原载《中华文史论丛》复刊号第一辑，总第七辑1978年7月
[242]阳朔赤壁《驳“王安石熙宁变法：改革帮了腐败的忙导致宋朝灭亡”》原文在中国思维网：http://www.chinathink.net/Aindex/documents/200509/6895.shtml
[243]温功义《明代的宦官和宫廷》重庆出版社 2000年5月第二版
[244]《明史》卷191 《列传第七十九》
[245]汪圣铎《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几个问题》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5326
[24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尤来寅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4月第一版
[247]金观涛, 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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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研究生的毕业论文？

当年笑帅

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以及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初稿）     

暂且不要转载,如要转载，必须注明原作者杜车别

全文一共57万字,其中第二部分明朝灭亡原因的初稿已经贴上来了

现在主要贴第一部分

先贴目录



计划每天贴一万字左右，估计一个月不到可以把第一篇的内容贴完

前言

引言       10

一、研究历史之概要介绍    11

二、各章节内容和彼此关系关系的简单介绍    14

第一编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和历史形态的划分

第一章、中国古代真的“重农轻商”么？ 16

第一节、对一些认为古代重农轻商观点的初步分析       16

㈠、“重农轻商”思想是否能推出古代重农轻商的事实？     17

㈡、怎么看待所谓历朝历代的抑商政策    19

第二节、对重农抑商概念的澄清       21

㈠、对“重农抑商”不同意义上的理解以及使用上的混乱    21

㈡、一个例子：西汉桑弘羊究竟是重商还是抑商？       22

㈢、西方近代重商主义重农主义概念的引入    26

㈣、传统观点在重农抑商问题上自相矛盾的理论错误    29

㈤、一些学者对传统抑商说法的修改以及仍旧存在的问题    31

㈥、对中国古代究竟重农还是重商一个全面的回答       33

第二章、对韦伯资本主义起源相关观点的分析35

第一节、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和驳斥       36

㈠、何种对韦伯的观点的解读更符合他的本意？    36

㈡、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下的定义    38

㈢、新教伦理有利“资本主义精神”的三种关系都不能成立       41

1、是否新教伦理导致了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     42

2、是否新教伦理维持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     45

3、是否新教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从弱小到壮大的发展？     46

第二节、韦伯对中国儒家的批判是否能够成立？    62

第三节、韦伯对城市、市民、法律等问题的观点也不正确    65

㈠、中国古代城市是否落后于中世纪的西方城市？       65

㈡、市民和法律的问题上，中国古代也不落后于同期西方！       71

1、市民问题  71

2、法律问题  72

第三章、从经济基础角度解释中国近代落后的一些传统观点73

第一节、自然经济统治地位论    73

第二节、家庭手工业和小农业紧密结合阻碍社会发展论       77

第三节、商业资本的依附性       81

㈠、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说       82

㈡、土地所有制抑制商业发展说       84

第三节、其他的一些传统观点    86

㈠ 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的观点  86

㈡、地区发展不平衡阻碍社会发展的观点       87

㈢、人口角度出发的分析    88

第四章、传统理论的危机88

第一节、理论危机的表现    89

㈠、研究动机与结果的悖反。    90

㈡、破旧却不能立新    91

㈢、试图取消问题的意义却又不得不继续回答这个问题       92

第二节、理论危机的实质    92

第三节、造成困境的原因以及一些弊病的分析。    94

㈠概念的僵化束缚     95

㈡、缺乏理论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不同观点的对话       96

㈢对史料的解释缺乏基本的规范     100

1、以律令的引用来取代实际情况     100

2、以点代面，以偏概全     101

3、对史料的真实程度缺乏基本的考察，  102

4、对史料作不适当的引申解释  103

㈣一些常见的思维逻辑错误     106

1、一般的逻辑上推不出的错误  106

2、以后推前的错误     107

3、过度依靠回溯分析的错误     108

㈤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误     109

第四节、一些对理论困境的无效应对       115

㈠ 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的转化  115

㈡ 钻入琐碎细节,放弃宏观理论 115

㈢干脆否定问题的意义,把回避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      116

第五章、一些有突破性思考的学者观点的介绍和评析116

第一节、两位海外学者的观点    117

㈠ 对黄宗智观点的介绍和评论  117

1、黄宗智对中国经济史领域中西方不同观点的分类概括     117

2、对黄宗智概括的修正和推广  119

3、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     123

㈡、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    129

1、对大分流基本观点的介绍     129

2、彭慕兰研究中的可取之处     133

3、彭慕兰观点中的一些缺陷     135

第二节、对国内一些学者观点的介绍       138

㈠、许苏民对清代明是导致中国近代落后根本原因的认识    138

㈡、田昌五强调商业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重要作用的观点    142

㈢、陈支平对中国古代集权专制以及地租制定性的质疑       144

㈣、曹大为反对因名废实以及确认清统治者责任的观点       146

㈤、何顺果反对资本主义西方独有论的观点    148

㈥、刘泽华的“共同体”分析方法的提议       149

㈦、韦森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       150

第六章、资本主义萌芽新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历史的初步考察151

第一节、一些基本概念和疑问的辨析       151

㈠伪问题与真问题       151

㈡采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理由以及资本主义概念的定义  152

第二节、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定义       154

㈠资本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区别    154

㈡从萌芽的原始含义出发对资本主义萌芽概念作初步的理解     156

㈢对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理论的修正     159

1、意识干柱  159

2、星火意识和燎原意识     160

㈣资本主义萌芽的实质     161

㈤、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条件       162

㈥、技术和科学在上述理论中对应的关系       164

第三节，在资本主义萌芽定义的基础上考察中国历史一些初步的结论       165

㈠、一些认为西汉甚至战国时期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观点的介绍       165

1、饶会林的观点  165

2、胡寄窗的观点  167

3、邓福秋的观点  168

4、其他学者类似观点的介绍     170

㈡、由上述学者的观点结合我的理论所得到的结论       172

㈢ 对宋代以前中国历史社会性质的初步考察  172

第七章、封建社会以及战国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174

第一节、问题的缘起    174

㈠、最初时期对封建概念的理解       174

㈡、对封建概念理解的变化以及不同观点的争论    176

第二节、封建社会问题上三种主要的观点以及相应的分析    178

㈠、对战国封建说的介绍和分析       178

1、郭沫若等人对封建社会概念的另起炉灶     179

2、郭沫若等人给封建社会概念另起炉灶的原因分析     180

3、郭沫若等人理论错误的要害  183

㈡对彻底否定战国后中国进入的是封建社会观点的介绍和分析  184

㈢、对主张用概念推广的方式来弥补教科书封建社会理论的缺陷的观点的介绍和分析    188

1、一种对教科书理论中深入人心的封建观念可能的修补方案     188

2、概念能否进行这样推广的关键在于地主制和领主制之间的关系     189

3、地主制和领主制之间的区别  195

4、结论：把领主制和地主制度用同一个封建社会形态来概括并不能成立  201

第三节、对封建社会概念作一个合理的推广以及相应的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考察       202

㈠、对封建社会这一概念一个合理的推广       203

㈡、根据这一推广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考察       207

1、西周是封建社会     207

2、夏商是更纯粹的封建社会     209

3、战国以及战国以后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    211

第四节、对战国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以及对世界历史的粗略考察       215

㈠、资待社会的概念以及中国古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灭亡的实质    215

1、为什么要叫资本主义待孕社会？  216

2，战国以后皇朝的盛衰兴亡周期相当于妇女月经周期  216

3、对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确立统治到统治瓦解的一个理论分析  219

㈡、用这一理论对整个世界历史最粗略最简单的考察    222

第八章、宋朝和明朝是资本主义萌芽社会225

第一节、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    225

㈠ 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经济基础  225

㈡ 星火意识上升到燎原意识的表现  229

1、思想理论的深入化体系化     230

2、思想意识传播的广泛性  231

第二节、 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  244

㈠ 思想学术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244

1、理学思想的深化（以王廷相为代表）  244

2、王阳明心学的创立以及在明代的繁盛发展  247

㈡ 思想的普及流传以及对社会影响作用力的加强  250

1、明代文化教育水平的发展     250

2、明代舆论力量在政治中所起作用的进一步加强  251

3、由经济基础中资本主义因素带来的各种观念变化     251

4、思想家著作的流行  254

5、书院讲学的兴起与无法禁止  255

6、对科技的热情与兴趣的增长  256

第一编的注释：    257

第二编

明朝的灭亡原因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   

第九章、明朝的灭亡不是万历的责任262

第一节、万历皇帝的作风问题    262

㈠ 酒色财气问题  262

㈡、所谓万历怠政       270

㈢、所谓宦官肆虐       273

㈣、所谓的乱封滥赠、肆意挥霍、大兴土木。       275

第二节、万历真的昏聩无能么？       278

㈠ 平定宁夏叛乱  279

㈡抗日援朝    280

㈢平定播州叛乱    283

㈣辽东问题中明神宗的表现     283

㈢ 结论  287

第十章、崇祯也没有责任287

第一节、 袁崇焕问题  287

㈠、 毛文龙  288

㈡、袁杀毛之无理       293

㈢、袁崇焕杀毛文龙之恶果       296

㈣、崇祯杀袁无可指责       299

㈤、对袁崇焕的客观评价    303

第二节、所谓的任用奸臣    304

㈠、温体仁    304

㈡、周延儒    306

第三节、所谓滥杀滥换大臣       307

㈠、频繁更换大臣的问题    308

㈡、滥杀大臣的问题    311

第四节、 所谓崇祯横征暴敛的问题  318

㈠、以吴思为代表的传统观点    319

㈡、崇祯时期的赋税真的很重么？    322

㈢、越来越多叛乱原因不是征收的赋税太多，而是赋税太少！    327

第五节、崇祯内帑问题       343

㈠、当时人的记载       344

㈡内帑可能的收入支出；    353

㈢，是崇祯当政十七年表现的品格以及行为逻辑。       355

㈣ 结论  356

第十一章、明朝赋税收入过低真实原因的分析358

第一节、对明代赋税过低等三个基本事实的确认    359

㈠、明代税收过低       360

㈡、明代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       370

㈢越到明代晚期增加赋税的阻力反而越大     371

㈣这三个事实所产生的一些效应     372

第二节、 黄仁宇的解释以及对他观点相应的驳斥  373

㈠ 黄仁宇的一些看法  373

㈡、黄仁宇的三个误区       377

第三节、明代工商业的发展       379

㈠、工业       379

㈡、明代私营工业占据压倒性优势    383

㈢、明代商业发展的水平    385

㈣、明代海外贸易       388

㈤明代海外贸易的评价问题     391

第四节、对明代赋税收入低等事实真正原因的探索       395

㈠、明代科举的盛行与普遍化。       395

㈡、科举制度使得工商业利益代言人把持政权       398

㈢对明代农业税低，商业税收更低的解释       403

㈣ “越到明代晚期增加赋税的阻力反而越大”的解释  405

第五节、对明代其他一些现象的解释       417

㈠、郑和下西洋终止问题    417

㈡、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    420

㈢、万历矿税问题     426

第十二章、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和宋朝明朝的灭亡432

第一节、汉唐的政治制度变迁    432

㈠汉朝皇室与政府的分离以及众多问题的产生     432

㈡、隋唐解决问题的制度萌芽的出现       434

第二节、宋代的政治制度与前代之变化    435

㈠、宋代的三个变化    435

㈡、这三个变化的原因与后果    436

㈡、宋代对文官的优待       438

㈢、从宋代的几次改革成败看宋代对文官优待笼络政策的后果    441

㈣、与王安石司马光两人的评价有关的一些问题    446

第三节、明代时期的状况    450

㈠、废除宰相的问题    450

㈡、锦衣卫，东厂       455

㈢、明朝宦官问题       459

第四节、宋代与明代的比较       461

第五节、政治上超前的进步与宋明灭亡的关系       465

第二编的注释：    471

第三编

民族问题和满清统治的恶果（暂缺）478

Juneflower

　　一提到君主专制，好象大家有误解认为是皇帝一个说了算，其实从它建立伊始就是传统意义上地主阶层的集体统治，但皇权至高无上是它的思想核心，不是谁当皇帝谁说了算，是谁能掌握，左右皇权的集团谁说了算。所以我觉得ＬＺ不用多费心思在给皇帝翻案之上，讲清楚就好了，国家不是一个皇帝就能左右的。

　　ＬＺ也不必在阎崇年身上多下工夫，个人觉得他的个人感情在左右他的学问。

　　明代中晚期，绝大部分的人口已经不再从事农业。ＬＺ这个论点不可谓不大，但是左证的材料太单薄。中国如此之大，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只拿几个商业发达的城镇来举例，得出中国人口绝大部分不再从事农业的结论，实在不能让人信服。农民都去经商而把地都卖出，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恐怕一两个例子也不太有说服力。还有假设这么多人都把土地卖出来，那么这些卖出的土地又到哪些人的手中？又是哪些人买得起？这会不会也变相地造成了土地的集中。

　　关于人口，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人口的隐匿问题。在清朝取消人头税以后户口统计才逐渐趋于合理的。之前就算政府的材料也未必说明事实。

　　史料的分析上，看到作者对很多学者引用的材料进行质疑。历史就是历史，谁都没有把握说我掌握的材料全部是真实的，只是尽量地趋向真实。就算这个写材料的人有问题，除非你有确实的材料可以加以驳斥，也不能完全推翻他所写的材料，如果只是推测这个人写的材料有问题，那么也犯了主观臆断的毛病了。
　　
　　等着看ＬＺ对藩王与宦官的分析。。宦官不是就前面那么一点吧。

[ 本帖最后由 Juneflower 于 2008-8-29 23:55 编辑 ]

大刀砍鬼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学论文！虽然还未入学，但我彻底败了！好恐怖！

yingyue02

看傻~~留个爪子，以后慢慢看

复兴中国人

支持新观点。

当年笑帅

对于作者的言论通篇看下来我觉得对明朝有点矫枉过正的嫌疑，不过大部分的论点我还是接受的！我个人认为明朝后期的农业税收之所以反抗过大收不上来有一个重要原因应该隐田现象！

作者说明朝末年实际上有11亿亩田地，而真正在账面上的只有5亿多亩。而这个税收被太祖刻大石刻在了石板上变成定量，太祖刻石板的时候是8亿多亩吧！把8亿多亩的压力转移到5亿多亩上面应该是民怨大的一个原因。

太祖给官员定的工资都很低，我想这个跟太祖自己的经历有关。当年他的家人因为天灾可是死无葬身之地，他也许想一直把官员当做人民的公仆吧,至于几百年后仆人变成了主人那就是后话了！正因为官员工资低，所以太祖就规定官员不需要纳税！还有一种是说士绅不上税是上千年的古制，目的是为了拉拢士绅维护统治！

反正到了后来很多田地都隐藏在官员的名义下逃避税收，孔子不是有句话叫不患贫而患不均吗？我想那5亿多亩地上要上税的农民应该心里会严重失衡吧！财富集中在少部分手里必然要引起社会动荡，爆发革命！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事实上就是一个财富的再分配！如果李自成革命成功的话应该会和资产阶级达成某种妥协,中国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局面！

不过遗憾的是在中国转型最关键的时期被满清破坏了！至今让我疑惑不解的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是有百万之众的，军饷一直是他最头疼的问题!所以他大军所过之处倒霉的都是这些官商大富！按照逻辑来推断应该对这些商人的代言人--官员触动不小才对！

唇亡齿寒的道理难道他们不明白吗？难道说起义军和资本家达成了某种妥协？或者说起义军封锁了掠夺财富的消息，被宣传所欺骗，只杀官，不杀民？但是无论如何百万大军是要吃饭这一点是肯定的，他的免税政策更加强筹备军饷的紧迫性，这些钱不在这些官商大富里面拿，又从什么地方拿呢？据说很多富商都事先把财富藏匿起来了，但是经过李自成的严刑拷打还是招了供，那也说明钱和命比起来还是命更重要吧！

而李自成的大军也不是一天就打到北京城的，为什么没有引起官僚集团的警觉呢？按照正常人的思维面对现实的压力官僚集团应该会有采取一定的妥协牺牲一点利益拿出点钱保住政权才是最要紧的！何以让他们感觉政府灭亡是别人家的事呢？

chenperu

留个记号，要慢慢看。

当年笑帅

前言

　　1、为什么要写这个？

　　钱穆说“过去不能包孕未来，不能控制未来，则此过去便成死绝，便成寂灭，亦便于历史无关”。
　　马克.布罗赫说“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过去，而正是为了现在！历史的问题不搞清楚，现在的问题也绝搞不清楚。
　　　不是有人说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文化本身么，在于程朱理学,在于儒家观念这些东西么?在分析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过程中，不是一直有人在宣扬满清其实是替中国文化背了黑锅,是替中国文化的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排外主义背了黑锅么?
　　我的文章根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搞清楚,究竟是谁替谁背了黑锅?究竟是满清替中国文化背了黑锅,还是中国文化替满清背了黑锅?
　　分清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不是只有历史的意义，而更有现实的意义，究竟什么才是糟粕，应该丢弃；究竟什么才应该保存发扬，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丢弃自己历史的民族，一个把自己的文化之根伐断的民族，还自以为得意，永远只配做个三流民族，四流民族，永远只配仰人鼻息。
　　一些人因为明代被满清所打败所代替，就认为满清代表的是比明朝更有活力更进步的政权，而中国近代的落后和满清无关，是中国固有文化的劣根性导致的结果。
　　但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一群猴子可能被一群狼消灭，但这并不意味着狼就比猴子先进，更不意味着狼是更合理的进化的选择。历史的发展有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文明的火光在一处被野蛮扑灭扼杀，但在另一处却可能幸运地冲破野蛮的封锁，展现出自己的力量。西方文明在重新找到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之根后的重新崛起，已经告诉我们就是什么东西是先进的，什么东西是落后的。
　　宋朝明朝社会中那些看似涣散的个性解放，看似效率低下的平民力量对皇权的约束，平等精神的崛起，等等才代表当时的历史应该前进的方向。而不是满清看似强大的骑射，那种建立在屠杀掠夺思想禁锢的统治，那种建立在残暴的民族压迫上的统治才代表前进的方向。
　　一个文明总有强大坚固的时候，也总有脆弱柔软的时候。那种从始至终保持强大坚固的文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在整个地球上从来不存在。一个文明脆弱柔软的时候，也往往正是它自我更新自我进化的时候，如果它能够挺过这关，就能走上更高的发展阶段，进入更辉煌更灿烂的时期；如果不能挺过这一关，就只能就此灭亡或者跌入历史循环动荡的怪圈。如果拿生物界的现象做类比，那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就比如，虫子化蛹成蝶的时候正是它最无力最脆弱的时候，蛇蜕皮的时候也是如此，妇女怀孕的时候当然也是格外虚弱的时候。
　　　　当一个社会具有资本主义萌芽，并且萌芽生长处于突破性关键的时候，正是社会旧的因素处于解体，新的因素正在成长，却还没有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时候也是社会相对脆弱的时候，对外来侵略的抵抗能力难免降低。、
　　如果因为一个文明经历了这样一个虚弱的阶段，就对这个文明破口大骂，鄙夷不屑，嘲笑唾弃，把经历这种虚弱作为这个文明的缺陷，作为这个文明的低劣的证据，那只能说是极端无知极端愚昧的做法。遗憾的是，现在正是由许多人正是以这样的逻辑对宋朝的中国文明，明朝的文明大加挞伐。
　　另外一个和现实紧密相关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这个大问题不解决,同样对现在和未来有害！
　　民族压迫在人类历史究竟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的结论是凡一个国家是建立在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压迫基础之上，就注定只能落后，这和他本来的文化没有关系，本来的制度也没有关系
　　不要说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对先进的多数民族的统治造成可怕的落后与倒退，就是先进的少数民族对落后的多数民族的统治,同样也不可能造成任何好的结果。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从来没有一个例外！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有几百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先进不先进，当然先进,但他对印度的统治造成什么结果?印度还是落后.
　　　反抗反抗外来民族侵略,并不仅仅是情绪的需要，更不仅仅是某种的道德的需要，这种民族本能，恰恰本身就是站在历史进步的一面。
　　对少数民族（更确切的说不是民族而是部族）压迫多数民族统治造成的恶果不予以彻底的清算，对历史上的罪行不予以彻底的鞭挞，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骨子里的奴性就不会清除干净，就必然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而这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是有害的。


　　2、关于本文的正确性和价值所在

　　对历史，没有人能断言哪个观点，哪种描述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因为历史是已经过去的，我们无法通过时间隧道到当时去看看真实的情形究竟如何？甚至对于发生在当代现在的某一个事件的描述，我们也无法确保哪种描述才是百分之百的还原真相，这是受到最基本的物理法则的约束！我们充其量所能说的只是哪种描述接近真相的概率的更高。
　　所以研究历史，很大程度上，不是证据足不足的问题,而是究竟哪种观点的证据更充分更可靠的问题，如果因为一个证据不足，那么历史学可以彻底取消,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对历史的论断都无法做到百分百的充足,甚至对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下论断都未必有把握说百分之百证据充足，这里还是用数学的思维来看待更合理，究竟哪一种说法成立的概率更高?而不是空洞的一句证据足不足。
　　假如说本文中的某些断言缺乏足够的证据，那么可以确信那些传统陈腔滥调的论断就更缺乏足够的证据。
　　我写的这篇东西，不指望能证明其绝对正确，也不指望能说服所有的人。我所希望的仅仅是能有一部分人通过看我的这篇东西，有所启发，有所感悟，能够看到某些东西是自己以前忽略的，某些观点是自己以前没有想到过，能够让一些人对历史的看法更深刻更透彻，哪怕是在反对我这篇东西的基础上的深刻，那么这也算是这篇东西的价值所在了。
　　而我也自信，自己在这篇东西所表达的核心的思想和观点，是能突破一些长期以来重复不已的陈腔滥调的，是经过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的，是能够对认真通读全篇的人有所启发的
　　有些人会指责我，先有立场，然后再寻找论据。但确切的说，我在这篇东西中所表达的许多观点，都是和我过去的观点是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所以真正的过程应该是由论据得出立场,然后根据这个立场寻找更多的论据。
　　但我不讳言自己有立场，而且立场相当鲜明。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立场，而在于有了立场还不敢承认自己的立场，还要装出道貌岸然的公正嘴脸，还要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的嘴脸。
　　　　装出没有立场来指责别人的立场的人其实所有有立场的人当中最无能最愚昧的一种类型，他没有能力去找出事实，说不出道理反驳别人的立场，却把别人有立场这一点本身就当成了罪恶。如果真要严格论起来，这些人自己才是真正的预定观念，才是真正被一个从小洗脑的立场禁锢了思维的僵人
　　　　他们从小被灌输的是什么？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什么？
　　　　中国自古就是重农抑商啊,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如何高压专制啊,中国的儒家思想如何反动如何落后啊,清朝的统治不过是明朝统治的自然延续啊，中国民族的劣根性是是源自中国文化本身啊，等等诸如此类
　　这些被灌输的东西，被教育的东西早就深入他们的骨髓，毒化他们的头脑，套上一些看似时髦实则滥调的思想的外衣，也不能掩盖他们骨子里的那些东西。
　　立场谬误不要紧,自然有相反立场的人来辩论,来纠正。可怕的是无头脑无思想，还不允许别人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可怕的是不用自己的立场去寻找出相应的事实和道理来反驳，而是别人拥有立场这一点本身当成罪状
　　就说到这里吧。

当年笑帅

引言
　　
　　如某人说“资本主义萌芽之于现代中国史学，即如生与死，爱与恨之于文学，殆已成为永恒的主题”[1]。确实，研究讨论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到今已近八十年，连绵持续，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热情可算得上“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
　　尽管有人说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已经是明日黄花，尽管有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尽管有人从动机角度对过去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大加挞伐，然而这样一个问题能够在中国史学理论界横亘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至今纠缠不休，依然让一些人弃之不甘、食之无味，依然如钝刀割肉，让一些学者心智饱受煎熬、困扰难安也自有其原因。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屡屡有人想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结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但一次次的努力，结果似乎总是枉费徒劳，连这些学者自己心里都知道，认为这一问题的探讨应该结束而且已经结束似乎不过是自欺欺人，名词可以改换，概念可以变异，理论可以另设，但问题的实质始终没有变化。里面似乎有鬼魅一般的东西，困扰人心，让人难以割舍，却又难以深入。
　　正如某些喜欢抡起诛心之律的大棒，从动机角度对过去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拼命攻击敲打的人所分析的那样。这个问题似乎鬼魂的碎片，化成丝丝缕缕，又如老树的根茎，盘根错节，已经和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国家理念，民族感情交织连接在一起，水乳相融在一起，难分难舍。它的触角根茎伸及于历史、经济、文化、思想、宗教，科学不同领域的各个角落，连接着过去和现在、中国与西方。
　　套上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外衣也好，不套上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外衣也好。问题的实质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当西方在17、18世纪发生思想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化生产，导致整个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却没有出现类似的变化？
　　先抛开这个问题是否是伪问题不谈，先抛开给这个问题套上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外衣是否合适不谈，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问题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总有它的道理！我们不妨先对以往的研究做一历史性的回顾，做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概括式的分析。然后再来建立我自己的理论，阐述我自己的观点，并由此出发，对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行全新的理解。
　　
　　
　　                    一、研究历史之概要介绍

　　考察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这一问题的发端就伴随着外来思想的移植，激烈的争吵，政治观念的碰撞、国家民族意识的冲突，火药味十足！
　　按照仲伟民所说“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是邓拓。他在1930年代（引者注：实际是1935年）《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一文中，批评了那种早在西方列强入侵以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就已成熟的观点。他认为，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有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2]
　　但如果不是只抠字面的话，其实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郭沫若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先应该承认，如某些人抨击的那样，郭沫若在这本书里把马克思的五社会形态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历史头上，自鸣得意。但同时也应该承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发端和郭沫若这本书是有着莫大关系，对郭沫若的这一贡献，也无须抹杀。理论可能是错误，而结果却可能是有价值的，这一现象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普遍存在，大可不必讳言。按照这一理论，中国历史就是西方历史发展之复制，西方有所谓的奴隶社会，中国自然也应该有；西方有所谓的封建社会，中国当然也必须有；那么西方有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却还没有纵使有也是西方侵略之后的事情。那么怎么办，就自然只能找出一个资本主义萌芽来对应了。现实是中国落后于西方，那么按照想当然的观念，中国在历史的发展方面自然也就落后缓慢于西方，于是从秦汉开始的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便都划成了所谓的封建社会。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外国的枪炮已经轰上了大门，于是从所谓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的萌芽也自然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可以说郭沫若此时虽未明确提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但这一问题已经是呼之欲出，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
　　不能否认，郭沫若本人的一些缺陷，比如思想的肤浅，头脑的教条，学风的武断，给这一领域的研究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导致很长的时间里一大批学者拿着僵死肤浅的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阉割歪曲。中国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也好，右派西方崇拜者“自由主义”者也好，可能思想不一样，结论不一样，但对中国历史极尽阉割歪曲凌迟之能事的精神实质却是同一的，这方面，郭沫若的恶劣开头和深远影响难辞其咎。
　　当时就有陶希圣等人对郭沫若的观点进行迎头痛击，指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一个奴隶社会，而且中国的封建社会至迟也在春秋战国时代结束，秦汉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应当属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观点虽然并不成熟，有许多漏洞和弊病，甚至在最根本的结论和判断都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但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却不能不说有相当清醒和深刻的地方，不能一概抹杀。
　　但是陶希圣的观点未能得到左派学者的普遍认同，相反因为其国民党立场，他的观点也被竭力贬低和排斥，对其中合理的成分没有给予充分的吸纳和接收。
　　这确实都是相当令人遗憾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我们对郭沫若的研究也不宜一概否定，拿着西方的理论来套中国的历史或者现实，也自有其意义，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只不过郭沫若做的过于拙劣了而已。我们不能因为其使用理论的谬误，而对这一研究得出的一些概念完全打倒彻底否定。事实上从谬误的理论中，也常常得出有价值的概念，有意义的研究，全盘打倒一概否定，则未免有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的感觉。
　　在左派学者与陶希圣等人的辩论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观念开始明确形成，研究也不断走向细致和深入，经济史料的积累和收集也逐渐进行。如傅衣凌“在社会史论战中，他认为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外铄论’是错误的”“他发现有史料记载，当时（应指明清）已有洞廷商人在募雇工人从事纺织生产”，还写了《清代中叶川陕s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认为“那种主张中国的近代化是由外力促成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内部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分工已出现了某些变化”[3]
　　还有邓拓1935年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4卷1期写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认为“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前，中国封建经济体系内部已经出现重要变化”[3]p7。
　　侯外庐在30年代写的《中国近世思想史》说“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的”。他认为“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3]p7
　　此外1933年，吕振羽在《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中说“到清代的前半期，封建经济已临没落，而开始跌入社会自身的突变的过渡时期，历史的新因素已经在形成的过程中”[3]p7。
　　可以看出这些观点多少有从理论上批判西方殖民侵略的味道。如果认为中国不可能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中国是停滞的社会，那么西方的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烧杀抢掠，就是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有进步意义。
　　如果论证了中国本来就有资本主义萌芽，可以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那么西方的鸦片战争，殖民侵略就是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进程，阻碍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从而使中国变的更加落后。西方殖民侵略起的就是有害和倒退的作用。
　　如果说在这一阶段，这层意思尚不是那么明显的话，那么到日本侵华战争时，就可以看的更清楚。
　　当时日本学者秋泽修二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不是发生于中国社会自体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生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是社会矛盾的循环，社会过程之反覆的形式，是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日本皇军的武力将会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3]p8
　　显然，按照这样的观点，日本的侵略是把中国从停滞中拯救出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事。中国不但不应该反抗日本的侵略，日本的武力征服，反而应该对此感恩戴德才是。
　　1940年吕振羽发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停滞性问题》对秋泽修二的观点进行反驳。他的观点是“明清之际，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清初遭到了扼杀。康熙中叶后资本主义萌芽重新出现，到鸦片战争之后，又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中国封建社会在较迟缓的发展进程中，没有‘静化’、‘退化’、‘复归’或‘循环’，而是螺旋式地或波浪式地前进”[5]
　　这些观点本身是带有反中国停滞论的味道，针对性是很鲜明的。所可惜的只是其依赖的理论基础却恰恰是建立中国停滞论之上，所以不能自圆其说
　　49年以后，一长段时间内，意识形态的同一化，格式化，使的问题的讨论只能被圈定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进行。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相连带的中国历史社会形态的划分，历史分期等问题也只能严格按照郭沫若毛泽东等人信奉的五社会形态理论的约束进行研究。任何敢于背离官方理论的企图，都难免受到批判的厄运。比如50年代中后期，尚钺先生提出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因而应当在16世纪中叶，而不是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一文中，尚钺明确指出‘不拘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上，我们都可以看见明代，特别是明末三五十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已在开始本质的变化。’”[9]
　　然而这一观点，却遭受到了刘大年、黎澍等人的严厉批判，并且随后上升到政治的高度，1960年的各大刊物上，他的观点“被冠之以是修正主义的观点，是‘阴险的主张’，被认为是‘公然的肆无忌惮地从反对近代史开端着手，歪曲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实际，企图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的论断’。尚钺在一个时期被剥夺了讲课和发表意见的权利，被扣上了‘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史学体系’等帽子，甚至被定为全国重点批判对象之一”。[3]p79
　　不过也应该看到，虽然环境如此恶劣，但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的分歧依然是通过不同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从某种程度上依然是解放前中国停滞论与反停滞论在新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主张中国停滞论的一方，强调封建制度的压迫，强调所谓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大谈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而反对中国停滞论的一方面则更强调从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角度论证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并且不能因此而抹杀
　　另一方面某些自以为受到压迫的人比如顾准之流，却也抑制不住私下里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的欲望：他说“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说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真是梦呓！”[10]
　　这种自以为是的口气和心态确实令人发笑，大抵是被迫害压抑的怨气无发泄之途径，遂倾吐于文章中，也是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的体现
　　从文革以后，环境的宽松，使这个问题的讨论又进入了一轮新的热潮，仅八十年代初，论文集就编了好几本，但总体来说，除了经济史料的进一步积累之外对问题的讨论大体上依旧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讨论也渐入了低潮，对问题的研究逐渐进入中西合流的阶段，对以往理论之反思也逐步展开。但某种程度上说，由于中西方学者交流的加强，虽然在量上，似乎远不如过去，但在讨论的质量上，却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提高，由此而论，简单地认为讨论上世纪90年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陷入低潮，也并不合适。

　　二、各章节内容和彼此关系关系的简单介绍

　　本文共分为三篇，第一篇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和历史形态的划分”，包括第一章到第八章的内容；第二篇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和明代的灭亡”包括第九章到第十二章的内容；第三篇是“民族问题和满清统治的恶果”，还没有写，所以暂缺。
　　其中第一章到第五章是对过去一些关于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一个批判和梳理的工作。
　　首先对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内容做一个说明。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无论是支持中国停滞论的一方，还是反对中国停滞论的一方，尽管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比如中国近代以前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西方入侵，中国是否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等等上都有分歧！但事实上有一个点，它们是共同的，那就是无论把中国近代以前的社会说的如何天花乱坠，富有活力，生机盎然，但始终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在近代确实落后于西方，而且落后的很远，以至当西方打上门来的时候，中国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如王家范所说“明清经济史的考察，即使发掘的光明面再多，也无法绕过一个巨大的障碍。如何通解过去说的‘中国近代的落后’，这是与西方国家，与日本比，要否认也很难。那么这种‘落后’与‘前现代’的历史有没有关联？可以把这种原因仍然单纯的归咎于‘列强侵略’吗？恐怕很少人会这么认为。”[11]
　　所以，即便是反对中国停滞论的学者，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最后也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跌入贫穷和落后的深渊？正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所说：“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正是要研究它为什么发展这样迟缓，因为这也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12]
　　从这个角度上说，反对中国停滞论和支持中国停滞论的学者最后是殊途同归的，只不过后者表现的更直接更彻底一点而已，事实上两者最后都要找出一些理由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萌芽或者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在我看来，由于他们思维存在重大盲区，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也都存在严重弊病，所以他们找的理由实际上是不可能成立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内容主要就是对传统观点中那些用来证明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虽然有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迟缓的论据观点进行逐一的分析驳斥。
　　以往对中国落后或者停滞的解释中，占主流地位，影响力比较大的传统观点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派别，一个是以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的封建主义压制论，另一派则是以韦伯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缺乏论。
　　应该说这两个派别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事实上两者之间的观点常常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尤其是韦伯的一些观点常常被套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面具被一些中国学者大肆利用。
　　所以传统的观点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解说，第一个方面是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角度论证封建政权如何残暴的压制破坏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第二个方面则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论证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如何顽固的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是对一些从上层建筑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的观点进行的分析批判；第三章就是针对一些从经济基础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的观点的批判。
　　第四章则是承接上面三章的内容，说明在以往理论难以自圆其说的情况下，面临的理论危机，第五章则是介绍一些尝试进行突破的有价值有启发意义的理论观点。第六章则可以说是全篇文章的核心所在，我给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新理论，判别资本主义萌芽存在与否的一个新标准。第七章则是分析了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紧密相关的封建社会问题，指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封建社会究竟是哪个历史时期，指出以往理论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战国以后的社会形态和发展规律做了一个分析。第八章按照我给资本主义萌芽的定义来证明宋代和明代是资本主义萌芽社会。
　　第二编的四章内容，主要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政治制度演变，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的关系，其意自明，就不必多说了。
　　第三编的内容还没有写，所以这里也不多说。

[ 本帖最后由 当年笑帅 于 2008-8-31 03:41 编辑 ]

当年笑帅

第一编、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和历史形态的划分

第一章、中国古代真的“重农轻商”么？
第一节、对一些认为古代重农轻商观点的初步分析
关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问题，我们几乎在任何一篇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大多是类似这种几乎众口一辞的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对商业的发展采取打击压制之能事，在中国古代，纵使商业有发展，那也是在官府的层层控制剥削之下，因此就算有商业繁荣也是畸形的虚假的繁荣。

许多文章著作都描绘了这样一副恐怖可怕的情形：如曹三明“苛刻细密的刑律象一面罗网，工商业者动辄犯禁，本来具有广阔发展前途的商品经济被死死禁锢在狭小的领域；残忍酷烈的法制又象一座牢笼，人民群众被关锁其间，没有丝毫的权力和人身自由。正由于这些缘故，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处于艰难竭蹶之中”[13]

张国臣说“封建专制的统治基础完全依赖于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它完全可以抛弃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不需要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去扶植它。相反，它为了保护自己的统治基础从一开始就反对财富的积累和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对于工商业采取限制和打击的政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的严格控制和打击的夹缝中产生、发展的。因此决定了它一开始就不能象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那样茁壮成长”[14]

黄凤兰“完备的封建君主制度和重农抑商的经济意识，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广大农村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在忠君思想和重农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中国劳动人民安于天命，乐于闭塞的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轻视工商业，”[15]

总而言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压制商业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大部分人那里，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观念大概已经成了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显然的不言自明的事情。

然而这样的看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呢？

为了分析方便，我们不妨看一下曾兆祥著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轻商思想和抑商政策》[16]一书，这本书应该说比较系统地把认为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那些事实和理由集中了一下。

如果总结一下的话，曾兆祥大抵是从如下两个方面论证的。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绵延不绝的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思想言论。

第二、历朝历代的抑商的政策

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发现，从这两点来得出中国古代就是重农抑商的结论是很难成立的！



㈠、“重农轻商”思想是否能推出古代重农轻商的事实？
首先，以第一点来说，尽管光列举出来的人物就有战国时代的商鞅、荀况、韩非子，西汉的晁错，东汉末年的王符，魏晋时期的傅玄等等，而唐宋明时期宣扬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思想的更是不乏其人。

但是一方面就这些思想言论本身来说，这样的论证似乎恰得其反，中国历代宣扬重农抑商的思想从来没有断过，这个事实与其说是证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倒不如说证明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商重农轻的社会现实。思想言论总是要针对现实而发，如果中国社会是重农抑商已经成了事实，那么那些言论大概就成了无的放矢，没有意义可言的议论。比如这个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人人向雷锋学习，这意思是大部分人都离雷锋差的远，而并非是大部分人同雷锋一个境界了。同样，正是中国古代大部分的思想家文人学者所看到的社会现实是重商抑农，商重农轻，商业高度发展，农业相对萎缩，所以他们才一次又一次的提出宣扬要扬重农抑商，来扭转改变社会的趋向，但结果却不过是一次次又一次的徒劳而已。

凡是提出重农抑商的那些思想家和文人，他们在提出他们的观点的时候都几乎列举了大量商重农轻的社会现实，应该说他们的记载是真实的，他们的议论主张并非是无的放矢的废话，而是紧密针对他们所处社会的真实现状。

不妨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言论

晁错的《论贵粟疏》中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17]

再看东汉的王符《潜夫论.浮侈第十二》

“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18]

很显然他们所描写的社会现实很难说是重农抑商，恰恰相反，是一个商重农轻，重商抑农的社会。

更进一步的说，从另一方面讲，如果考察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固然历来就不断有人提出要重农轻商，重本抑末。但与之相伴的还有连绵不绝的“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如果说重农轻商的言论往往针对的是商重农轻已经成为严重问题的一个社会。那么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本身就作为一种政治原则甚至政治哲学规范约束统治者的行为，往往是统治者稍微有与民争利的倾向与主张，就被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档了回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农思想往往同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是互补结合，而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

根据钟祥财《论中国历史上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19]一文，中国“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可谓渊远流长。

早在周厉王(公元前877～前841年在位)，大夫芮良夫对朝廷将要任用荣夷一事提出批评的时候，这种思想就已经相当明确！在芮良夫看来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他这里所反对的“专利”，很明显是反对任何个人包括国王在内垄断某个领域的经济利益。

战国时的孟轲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他在回答梁惠王“将有以利吾国乎”的询问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日‘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很显然孟子这里所说的“何必曰利”是针对统治者、针对王而说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应该和普通人一样，把利成天挂在嘴边，如果政府和普通人民互相争夺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而孟子是不反对普通百姓追求经济利益的，从他主张“制民之产”的思想倾向来看，就可以说明问题。

到了西汉时期，司马迁的思想更加系统化条理化，他说：“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明确把政府和人民争夺经济利益当成是最下等的经济政策。如钟祥财所说，司马迁“这段话不仅构成了‘与民争利’一词的直接来源，而且给出了历代思想家对这种行为的基本价值判断”。

董仲舒则是明确运用“不与民争利”这一术语的人。他把“不与民争利业”作为限制统治阶级政府成员的一个基本原则(另一举措是限田)。甚至把“不与民争利”的思想上升到自然秩序自然哲学的高度。他说：“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之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则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20]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自然不会对谁有偏爱，给了一种生物以尖利的牙齿，就不给它以角，给了它翅膀就只让它有两条腿。接受了大的利益和好处，就不能再去接受小的利益好处。受大不得取小，这是和天一样的意志。显然这段还是针对统治者说的，意思是他们既然已经拥有了政治上的权力（受大者），就不应该再和普通人民争夺经济上的利益（不得取其小）

所以董仲舒主张：“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写道：“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20]

这里董仲舒把不与民争业，不与民争利上升到上天之理，天理的高度，并且认为，应该制定法律，把它作为制度固定下来。

钟祥财说“在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l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与民争利’首次作为官府参与经济事务的代名词而受到公开的谴责。作为国家经营工商业政策的批评者，贤良、文学指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为什么会发生‘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的情况呢?贤良、文学认为：‘无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变，无功而衣食县官者众，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19]

以后历朝历代，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言论，可以说层出不穷。比如宋代的范仲淹说“天地之利，以养万民也，……有司与民争利，作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贩之利，较其商旅，则增息非多，……尽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21]

钟祥财还介绍了苏轼的观点。“苏轼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有违于藏富于民的古训。在他看来， ‘田畴辟，沟洫治，草木畅茂，鸟兽鱼鳖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其无为，而物莫不尽其理’。他强调政府与民间有不同的分工， ‘各有其分，不可乱也’，政府治理国家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因此不应该再去参与民间的经济活动， ‘责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则无以任天下之事，责轻者不可以不劳，不劳则无以逸夫责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虑于内，而手足之动作步趋于外也’。”[19]

到了明代，类似论述也是遍地可见，比如钟祥财引用了明代吕坤的看法，但实际上如吕坤相同的看法一抓一大把，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很显然，中国传统思想中这种与重农思想结合的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和某些论者所谓的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压制私人商业发展的观点是有本质性区别的。之所以许多人对这点忽略不顾，不能不说是某些人长期选择性失明导致的结果。



㈡、怎么看待所谓历朝历代的抑商政策
这一点或许是更有实质意义，更被一些人津津乐道拿来作为证据。但如果考察一下实际情况，就可以发现事实远非一些人想象的那样。

总的来说，所谓的抑商政策无非就是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某些所谓的贱商轻商的命令规定；

第二、对富人进行强制迁移和强制剥夺财产的国家行为

第三、国家对私人商业的控制和管理。

以第一点来说，最多被人引用的大概就是这个：汉高祖九年，诏令“贾人毋得衣锦綉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骑马”，还有明朝初年，朱元璋也曾有过类似规定。但把这样的规定拿来作为抑商的证据，是相当可笑的。难道限制商人穿什么衣服，就能起到限制商人势力发展的作用么？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这许其说抑商贱商轻商的表现，不如说在抑商贱商轻商中无能为力，不如说商人势力的增长和地位的高大导致统治者不得不制定这种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的政策。如果这样一种完全流于形式表面的政策真能发生什么实际的效力，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即便曾兆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醉心于经商牟利的人越来越多，社会趋利爱钱的风气不可抑制的发展，贱商令逐渐徒具空文”[16]

更何况根据《“编户齐民论”的剖析》一文的分析“此令发布于高帝八年，其背景是经过秦末大乱，楚汉相争，国家贫弱，“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但另一方面“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耀”(《史记·平準书》)，故汉高帝运用政治手段压抑经济势力，不是把贾人贬为贱民。何况公元前199年这道诏令并不能影响到十几年前秦朝末的贾人。相反的，战国至秦，商贾的身份地位绝对不低，且不论吕不韦、乌氏倮、巴寡妇清等特例，一个商业极其发达的时代，从事商业者大概不可能是贱民身份的人吧?”[22]

还有常拿来做论据就是“汉武帝时，复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 不过从一些人一贯的逻辑来看，这样一个法令也很难和抑商联系起来。因为许多人一贯的观点是商人购买土地，转化为地主，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以此观点来看，这个限制商人购买土地的法令，似乎不但不是抑商，相反应该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

至于第二点，强制迁移和财产的强制剥夺，应该说确实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举措了。但是否就可以拿来当成中国古代抑商的证据呢？事实上也很难这么来说。我们不妨来看看曾兆祥列举的一些事实。“秦始皇初灭六国，曾命令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徙到关中新区，即咸阳。一部分到巴蜀。被迁的大都是领主残余和富商大贾”“汉高祖就位以后，采取就类似措施，迁移齐楚五个大族人入关中”[16]p80。当然后面还有明太祖也曾经实施过类似的移民政策。

对这些事实应该怎么看，首先这种移民政策，很难说就是抑商的表现。事实上它对地主的打击似乎远比对商人的打击要大的多。作为商人来讲，本身就有一定流动性，这样的移民措施对他们的影响并不会太大，而地主则不一样，一旦移民，原来田土宅地就完全丧失，损失更大。

其次即便它真的对商人造成影响和冲击，但把这些例子当成中国古代抑商的证据，也是很牵强的，因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总共也不过就能找出这么两三个例子，完全是某个时代个别的案例，所造成的影响都局限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根本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用这些个别的短时间内的例子来概括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未免是有些以偏概全了。

再说第三点，也就是国家对私人商业的控制和管理。但拿这一点来作为中国古代政府实行抑商政策的理由显得更为牵强。首先中国古代，政府官方对私人商业控制和管理的程度是否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厉害，这是很成问题的。至少现在已经有许多研究表明事实可能是正好相反的。比如黄仁宇对明代财政的研究就表明明代的时候政府对私人商业的控制是相当的无力和软弱的，在很多情况下都接近于放任自流。至于以前朝代，国家对私人经济的控制可能确实比明朝强一些，但那些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具有某些人所说的那么大的意义，那么深远的影响，是否比起西方近代时期政府的控制更加厉害，也是一个问题。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的分析，让我们对重农抑商的概念理解本身就产生了困惑，按照一种方式的理解，政府对私人商业的控制本身恰恰是重商的表现，而非抑商。

通过上面这三点的初步分析，显然我们说认为中国历朝历代实行的就是抑商政策，这样的论断是缺乏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尤其对最后一点的分析就更告诉我们，在重农抑商的概念本身没有得到澄清的情况下，空洞的谈论中国古代究竟是否实行重农抑商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只会让人头脑更加混乱而已。

所以我们下面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澄清概念！

当年笑帅

第二节、对重农抑商概念的澄清
㈠、对“重农抑商”不同意义上的理解以及使用上的混乱
事实上，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例的分析，以及相关阅读相关学者的论述，我们就发现，光是在判定某一历史时期实行的某项政策主张是否属于抑商的问题上，就远非想象的简单。

首先一个困难，便是概念使用上的混乱，许多人都是望文生义的理解重农抑商的概念，这不能说错；还有一些人则是同西方的重农主义重商主义联系起来理解这个概念，这也不能说错，但是当不加说明的同时运用这两种理解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产生混乱，对同一事实竟然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判断。更何况即便同样是望文生义，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如果我们真正想把问题讨论清楚，就有必要把所有这些不同的理解都一一列举出来，并加以分析

对重农抑商最直观的理解就是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看起来确实是很简单的意思，但是在这里，歧义便已经出现。

重视农业有两种方式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重视农业的发展，那自然就是国家采取措施给农业的发展创造种种有利的条件，另一种却是重视对农业的搜刮盘剥，那就很显然不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反而压制农业的发展。这是完全相反的理解了。

抑制商业同样有两种方式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抑制商业发展本身，那就是国家给商业的自由发展制造种种不利条件，加强对商业的控制管理的力度，加重商业税收；第二种理解却是抑制对商业的重视程度，那就是减少削弱对国家对商业的管理控制，减少商业的税收，不与民争利，隐含的是对商业放任自由发展的意味，这又是两种完全相反的理解。

我所说的这两种理解并非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却恰恰是大量的中国学者实际运用这个概念的写照。所以我们往往看见相反的经济事实却可以被这些学者归纳为相同的结论。对多数坚持认为中国是重农抑商的国家的学者来说，当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使民休息的政策时，这被称为重农，而当国家征收苛捐杂税，对农民极尽盘剥之能事的时候，这依然是被称为重农。当国家对商业加强管理和控制，加重税收的时候，这被称为抑商，而当国家完全放任商业的自由发展，对商业税收不重视的时候，这依然被称为抑商。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无论中国古代的真实情形如何，总之是不可避免的被扣上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帽子。

而对少数力图另立新说的学者而言，则从完全相反的方向上玩弄这种概念游戏，于是这样以来，中国古代又是任何情形下都成为重商的国家了

事实上，主流的学者面对具体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的时候，他们采用这种对概念游移变换的办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把中国古代说成是实行重农轻商，重本抑末，而当他们可以暂时离开事实，单纯的用结论来分析问题的时候，他们所说的重农轻商，重本抑末又就大多是重视农业发展，压制商业发展的意思，以此来说明中国社会为何发展缓慢，为何难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如果仅仅是这样，问题还比较简单，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澄清概念，然后用统一的概念统一的标准来分析辩驳就可以了。但是麻烦的是在另外一些人的著作里，我们却可以看见另一种奇异的情形，一方面他们也坚持认为中国古代大部分时候都是重农抑商，可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一些原来被公认为抑商的事例作为重商的例子来谈论。

这样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困扰，我们究竟按谁的标准来分析和辩驳呢，似乎陷入了两难境地，批驳掉了一方的观点，就又掉入了另一方的陷阱。此所谓的抑商就是彼所谓的重商，而此所谓的重商又是彼所谓的抑商。更令人困惑的是，许多学者在讨论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引入了西方重农主义重商主义的概念进行分析，但这种引入却又是完全把西方重农重商的价值评判标准抛在一边不管的情况下进行的，显然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使事情变的更加混乱。



㈡、一个例子：西汉桑弘羊究竟是重商还是抑商？
为了把这个问题分析透彻，分析清楚，我们有必要集中精力对一个典型的案例来进行分析，如果能够把这个案例分析清楚，那么我们多少能从杂乱无章的纷争中理出一个头绪来。

这个案例就是西汉时期，汉武帝任命桑弘羊管理财政，采举的一系列措施，以及相伴而生的争论（这些争论都记载在《盐铁论》）。根据曾兆祥记载“桑弘羊制定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财政政策，如榷估、均输、平准”，此外还有改革币制，告缗等政策。长期以来对这些政策究竟属于重商还是抑商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我们逐个来看这些政策究竟是什么？

所谓榷估就是官府的专营专卖制度，具体说就是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铁（以后的宋朝还包括茶）进行官府垄断的生产经营贸易。“当时在全国设有盐官三十五处，铁官四十八处，并大多任用原来各地的盐铁富商为吏”，而其目的就是让国家“独占盐铁之利”[16]p91

所谓均输平准，本质上也就是国家利用经济手段对市场进行的调整控制。

均输是把原来上贡给国家的物品，改换成等值的各地特产，不再直接交给国家，而是交给当地均输官，再由均输官“或运向缺货价贵的外地销售，或运往京师，……这样辗转灌输做买卖取利。官府主要是把征收的物品去贩卖，即大部分是不要钱的买卖”

平准则是“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也就是说由国家建立“大型批发储存商业，……贯彻贱取贵出的经营原则”“占领批发市场” ，限制排斥“从事批发、囤积的大中商人”，从而起到平抑物价，调剂市场的作用。

改革币制：汉初的时候，国家放任私人铸币，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采纳桑弘羊建议，采取废除一切旧钱，由国家统一铸造货币，彻底进行整顿：“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这种新铸的钱，称为三官钱，亦称上林钱，后世称为五铢钱。五铢钱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等，规格相同，质量较好，成本较高，使私铸者无利可图，从而杜绝了汉初以来民间私铸金钱的流弊，结束了汉初以来币制紊乱的状况。从此以后，全国货币统由政府铸造，币制归于统一。”[23]

告缗：这个政策实质是严厉打击工商业者偷税漏税的行为。《史记·平准书》记载：“诸贾人未作、贳贷、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者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民，敢犯令，没入田僮。”

也就是说所有的工商业者，高利贷者，都必须向国家申报自己的财产数量，并根据这个数量纳税，如有隐瞒不报或少报者，一旦被告发，就会遭受严厉惩罚，没收家产，同时还规定商人和他的家属不能占有土地。

这项政策执行的结果是“‘中家（中等以上商人）大抵皆遇告’，由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御史中丞杜周负责审理全国告缗案件。凡是遇告的人很少有得到平反的。实行算缗、告缗的结果，‘得民财产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按照最直观最通常的看法，也是大多数学者通常的看法，实行这些政策当然是典型的抑商的表现，因为很明显这些政策大大加强了国家对商业的管制，而且很明显也压制了商业的自由发展，这不是抑商又是什么，而推行这些政策的桑弘羊也当仁不让的应该是重农抑商的代表人物。

然而还有许多学者却恰恰持有相反的看法，认为这些政策不但不是抑商的表现，相反是重商的表现，桑弘羊也是重商的代表人物。这些看法是不是故意为了标新立异而产生的胡说八道呢？不是的，让我们来看看理由！

从《盐铁论》的记载来看，桑弘羊和与他辩论的文学贤良之间，桑弘羊那一方的言论似乎才是高度重视商业，而反对他的一方则是口口声声我们耳熟能详的重视农业，重本轻末的观点，我们不妨引用《盐铁论》中的记载

本议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文学贤良们的观点是要“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也就是他们的观点是站在农本商末，进本退末的基点之上的，而这样的观点正是某些学者大抨击特抨击的所谓中国自古以来就重农轻商的可恶传统

与之对应的桑弘羊的观点是什么呢

“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这样的观点则显然是把商业提到与农业同样重要的地位，按照曾兆祥的说法，“这里，却是从根本上驳斥了传统的‘本末’观。……提出应‘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对农工商的社会分工作用加以肯定，对三业予以一视同仁的看待，并指出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影响的辨证关系，所以实质上是一种本末并举的新观点”

桑弘羊还引用管子的话说“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絺纻，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

此外按照曾兆祥所说，“桑弘羊甚至从根本上否认农业为本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而鼓吹起经商致富”。桑弘羊的观点是“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

“这种把货币同物质财富等同起来的观点，是桑弘羊重商思想的必然推衍。因为商业媒介商品交换的目的就是增殖货币，把从流通领域中获取的的增殖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化身是很自然的事。这时描写金钱拜物教的《钱神论》虽未问世，这种崇拜货币财富的思想已经诞生了。所以，桑弘羊不止一次将经商致富与富国当作一回事，声称：‘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16]p

由以上引用可以看出，把桑弘羊的思想称为重商主义的思想的确是有充分的理由，在他和文学贤良们辩论的过程，从里到外都透着浓重的重商气味，而他的对立面的观点才是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思想。但令一些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抱重商思想的人推行的政策却反而是加强对私人商业的控制管理，甚至抑制商业自由发展的政策；而持有重农思想的文学贤良们主张的政策似乎反而更有利于商业的自由发展？这是不是一种奇怪的悖论呢？

这一点我们在盐铁论记载的这一段针锋相对的辩论中似乎可以看的更明显，我们不妨引用如下（《盐铁论  ◎水旱第三十六》 ）

贤良曰：“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用不具，则田畴荒，谷不殖，用力鲜，功自半。器便与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财用饶，器用备。家人合会，褊于日而勤于用，铁力不销炼，坚柔不和。故有司请总盐、铁，一其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虽虞、夏之为治，不易于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此则百姓何苦？而农夫何疾？”

贤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币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约，县官以徒复作，缮治道桥，诸发民便之。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櫌淡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材木，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是以王者务本不作末，去炫耀，除雕琢，湛民以礼，示民以朴，是以百姓务本而不营于末”

曾兆祥对这一段话的解释是“反对盐铁官营的儒士们说：农业是天下的大业，农用器具是否合用得力，关系极大。好的农具，劳动效率高，农民乐于耕作；否则，花力气大，功效低，……现在官造的铁器，都只顾完成官府规定的人物，大都造的笨重的大家伙，而不管品种规格质量是否合乎民用，甚至钝弊到了‘割草不痛’的地步。是以农民劳苦累而少收获，”，而桑弘羊反驳说“官府指挥工匠卒徒进行大规模生产，有雄厚的资金，完善的设备，比家户经营生产制造的质量要好，价格公平划一”。贤良文学又反驳说“盐铁官营以前，盐和五谷同价，现在官盐价高，有的穷人卖不起只好淡食。过去私家制造农具，努力提高质量，质量不好不合用的不敢拿上市集去卖。买卖又做的灵活，农事忙时甚至送到田头，可以用钱买，可以用谷换，还可以以旧换新或赊销。农民买农具一点也不误工。现在官府早的铁器质量又差，品种又少，而且买时好坏不准选择。老百姓上门去买，要跑老远的路，还常碰到官吏不在，难得买到，花去的是黄金般宝贵的时间。至于铁骑价格，由于生产铁骑的卒徒是强迫征来干活的，‘烦而力不尽’，所以成本费用高，官价贵。贫苦农民只好木耕手耨。不仅如此，铁官完不成任务时，还强迫农民去帮忙白干活，卖不掉时又强迫摊买。”

这一场争论，简直完全如现代对国有化和私有化利弊之间的辩论，只不过发生在两千年以前罢了。

令一些人感到头疼的地方也正在于此，按照他们通常的观点，反对盐铁官营的儒士，他们明显是鼓吹让私人的商业生产活动有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那么应该算作重商一派，但偏偏这些儒士又口口声声的农本商末，口口声声的缩小商业的作用。而竭力鼓吹商业重要性，认为商业活动本身就创造财富的桑弘羊，却又偏偏竭力要推行商业国有化的政策，竭力要加强对私人商业活动的管理和控制。

这种理论和政策的矛盾，似乎无法调和。这导致许多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本身也似乎出现了精神分裂。他们在抨击中国重农轻商的传统的时候，不得不把反对桑弘羊的那些儒士的农本商末的言论拿过来做靶子，破口大骂，猛烈批判，以此作为中国落后停滞之根深蒂固的心理传统文化渊源的根据，然而一旦涉及到实际的政策层面，他们却又不得不站到他们刚才还在批判大骂，视为保守和落后的儒士贤良文学的一边，对桑弘羊执行的政策口诛笔伐竭力声讨起来。

当年笑帅

㈢、西方近代重商主义重农主义概念的引入
然而当我们者把目光转向西方近代的重农主义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经济学流派的时候，却愕然发现，原来所有的这些分裂矛盾，居然全是庸人自扰，自寻烦恼。只要稍微去除一点偏见，就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和重商思想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形成时期的重农重商思想之间实在有太多的类似，引入西方重农重商主义的概念来考察中国古代的重农重商思想，就可以使得原本似乎矛盾分裂的地方，霍然消失，让人有眼前一亮，茅塞顿开的感觉，这样的诱惑是无法抵挡的。

我们这里就首先对西方近代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的经济流派，做一个大致的介绍，看看和中国的重商重农思想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有多少相似又有多少区别

根据《近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一书的介绍“重商主义产生于16世纪，……全盛时代是16世纪和17世纪，到了 17世纪下半期，重商主义体系开始解体”[24]p2

“重商主义没有把他们的见解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加以阐述，只是一些政论家、企业家、商人共同的经济思想，不是出于某个人的独创。他们的著作都是以专题、小册子的形式发表的。但是，他们的见解和观点是互相联系的，他们对于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财富的性质、源泉及获取财富的途径、条件和手段等，有一套相当完整的观点。”[24]p10

这套观点是什么呢？

“第一、财富的性质是金银。”

“第二、财富的来源是流通”

“第三、多卖少买，保持贸易顺差”

“第四、生产是创造财富的前提：”

“第五、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是保障财富增长的重要手段。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干涉经济是天经地义的。……国家必须管制国民经济活动。不仅管理贸易和生产，甚至琐碎事务，国家都有法律规定。”[24]p10-p12

不妨介绍一些重商主义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首先是马林斯（1586-1641），英国人，他“既是一个政府官吏，又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主要的观点是支持政府对货币的管制，禁止金银块出口。强调公共财富只有管理得法的国家才能保障可靠性和协调性，并把这个任务寄托在国家身上”[24]p16

再介绍一个法国的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柯尔培尔（J.B.Colbert  1619-1683），他“出生于商人家庭，曾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是法国重商主义的实践家”。他在担任财政大臣的二十多年中，“实行了一整套重商主义政策，给法国经济以重大影响”。为了实现重商主义的目标，他才采取了如下政策：“第一，采取各种办法鼓励本国工业发展”，另外采取管制办法，增强对外竞争能力，“管理条例规定的很细，违反者严厉惩罚“。第二，“强调官办手工工场的重要性，大力发展‘王家手工工场’。据统计，在他当政二十多年中，大型的‘王家手工工场’从68个增加到113个。由此造成法国商业资本和封建王朝的关系极其密切”。第三，“完全忽视农业，柯尔培尔认为，要使法国工业品有竞争力，必须降低成本”，从而必须降低粮价。“这种重商抑农的政策，给农业以巨大的破坏”。[24]p26-27

介绍完了重商主义，再来看重农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情

“重农主义是法国资本主义成长阶段上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派，它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8世纪下半叶。……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重农主义的先驱者布阿吉尔贝尔，在批判重商主义政策时就提出农业占首要地位的观点，主张经济自由和竞争，强调农业的繁荣是一切财富的必要基础和来源。……久居法国的英国学者康替龙则试图进一步使重农的经济思想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到了十八世纪中叶，逐步形成了通过振兴农业来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创始人是魁奈，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重农主义学说，形成了以他为领袖的有纲领有组织的独立团体。”[24]p69

我们来看一些重农主义代表人物的观点。首先是布阿吉尔贝尔，他认为“富裕通常不过是土地的产物”，农业生产是财富的真正源泉，是一切财富的必要基础。他坚决反对重商主义金银即财富的观点，严厉斥责重商主义的金银拜物教，指出这种将“金银当作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唯一的源泉是一个严重错误的学说”。《近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一书评论说“他对货币的起源及其流通手段的特点和作用有一定程度的正确理解。并且断定财富来自农业生产，把自己经济研究的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而正是这种转变，标志着近代经济科学在法国的开端”。[24]p71-72

“布阿吉尔贝尔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他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只有大自然而绝不是政府能够恰如其分的加以必要的整顿’。他要求法国统治者放弃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停止对自然采取十分粗暴的行为’。在布阿吉尔贝尔看来，实行自由竟争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用他的话说‘大自然是酷爱自由的’，无须政府的人为干预，只要取消一切限制，在充分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社会经济本身就会自行趋于平衡和协调”。[24]p74

再看看魁奈的经济理论，魁奈继承和发展了布阿吉尔贝尔的自然秩序学说。根据自然秩序的理论，重农学派把财产、安全、自由归结为构成社会秩序的三个要素，而政府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国民的财产、安全和自由，为了保证人民的自然权利，重农学派强烈要求政府放弃对国民经济生活的一切干涉和限制。魁奈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生产财富，在《谷物论》中他说“土地之所以是财富，只因为土地生产物是满足人类的需要所必要的，使这种财富成为财富的根源，实质就是需要。因此在有肥沃土地的王国，则人口愈多，它的财富也愈多”。他一再强调，不要把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同被衡量的财富混同起来，也不要把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的循环同被衡量的财富的再生产混同起来，他认为：“决定国家财富的多少的并不是货币财富的多少”，而是决定于每年再生产的财富是否丰富”。[24]p78-81

关于重农主义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历史上的地位，《近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一书说“18世纪中叶形成的法国重农学派最早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近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24]p100

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评价问题，秦晖有一段话“不仅当时的农民、乃至当时的许多启蒙思想家都曾看好它（指重农主义），就连后来以反对‘自由竞争’著名的社会主义导师马克思，在谈到经济思想史时也对魁奈的这种‘自由重农主义’评价很高，而对主张国家管制的‘重商主义’却没有好话。”[6]。应该说这句话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上，重农主义获得的评价较高，而对重商主义的好评却并不多。

就拿西方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的祖宗英国的亚当.斯密而论，他的思想明显受到重农主义的影响更大，甚至他的经济学说的哲学基础“自然秩序”论，都和重农学派一脉相传。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第四篇“论证经济学体系”，分析评价各种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的时候，“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指责是严厉而有力的，因为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斯密信仰自然秩序和主张自由放任方面与重农主义有相同之处”，因此“书中对重农主义的批评较为婉转”[24]p106-p107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西汉时期盐铁论中反映的重农与重商思想，可以发现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时期的重农重商思想却是存在惊人的相似。比如作为重商代表人物的桑弘羊，首先他的思想基础和西方的重商主义一样，都是高度重视商业的作用，把商业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甚至把经商致富和富国当作一回事情：“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其次他和西方的重商主义一样，都把货币本身当作财富。

再次，和西方的重商主义一样，桑弘羊也是高度重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从榷、均输、平准到改革币值，告缗等无一不体现其对经济控制干预的思想。

再看桑弘羊的反对派，文学贤良们的重农思想，可以发现在基本的思想要点，同西方的重农主义又几乎是如出一辙。首先都是特别重视农业的作用，土地的作用，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是财富的源泉，而商业从属于农业，并不能真正创造财富，充其量只能转移财富而已。其次又都主张国家不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国家不应该与民争利，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都应该让私人来进行，国家的干预只会破坏平衡，降低经济的效率。

这些观点的相似，并非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是两个社会发展到相同的阶段是必然会产生相似的思想争鸣的表现。思想的相似正说明社会的相似。通过对照西方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我们就发现，原来所认为中国的重商重农思想那些分裂和矛盾的地方，比如重商派反而推行对商业进行管理控制的政策，而重农派反而主张国家放弃对工商业的干预，主张放任自由的发展，原来都是理所当然的，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正因为重商，所以才会强调对商业的管制，正因为重农所以才主张经济的自然发展，国家不与民争利。



㈣、传统观点在重农抑商问题上自相矛盾的理论错误
由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引入西方的重农重商概念来考察中国本土的重农重商思想，而不再采用那种直观的，望文生义的理解方式，能够直截爽快的解决过去研究中产生的那些暧昧难明，矛盾不解的地方

但是，这对那些传统的中国学者来说还是是相当困难的，在他们看来把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时期的重农理论，重商理论拿来和中国的重农重商思想做类比，这近乎于大逆不道，因为西方重农思想也好，重商思想也好，都是资本主义崛起时期发生，都是说明西方的进步和文明，而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从来就是作为反动落后保守的标志，是让中国停滞不前，陷入落后深渊的罪人，不要说去和西方的重农思想去做类比，想一想都是违背天条，等于犯罪的行为。

这里曾兆祥的一段话是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不妨引用一下“中国的重农思想家们从各方面强调农业的作用，认为农业是创造物质财富和货币财富的唯一源泉，进而认为只有土地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认为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是最最重要的事业，也是国力的后盾。这些观点看起来似乎跟西欧的重农主义（或重农学派）学说十分相似，但是实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这并不在于上述论点中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不正确，而是在于，西欧十八世纪的重农学派，‘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第一个系统的理解’，是批着封建外衣的资本主义思想，他们所鼓吹的理想农业，实质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的大大农业，而中国的重农思想，从先秦时期诞生形成，一直到尔后二千多年，都是彻头彻尾的封建思想体系，它所主张重视的农业，是地主制经济的农业。对于土地私有权和封建剥削关系的确认和对封建剥削对象小农经济的讴歌，是中国封建重农思想的基本特征。换言之，中国的‘重本’，是重的作为封建剥削基础的农业土地关系”

也就是不管中国的重农思想实际内容如何，先不管三七二十一，给它扣上一定封建主义的帽子，落实它落后保守的罪行，如此这般，便可以心安理得，得胜回朝了。

但是这样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无法欺骗，，所以尽管受到严重思想障碍的束缚，但个别学者还是忍不住明里暗里用西方的重农主义概念重商主义概念来考察中国古代的重农重商问题。如钟祥财所说

“对西汉时期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的政策，20世纪50年代我国历史学界的看法比较一致，即认定它是对民间商人利益的一种攫取。但在稍后出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论著中，这类看法受到非议。如胡寄窗指出：‘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不仅不是抑商政策，且是封建地主经济前期暂时抬头的重商倾向。在盐铁会议上，针锋相对的经济观点很多，而最重要的是两个：一是重商思想与重农思想的对立，二是干涉的经济政策与自由的经济政策的对立。这两个对立，还可归结为一个核心的理论问题，那就是重商理论与重农理论的对立。因为重商理论总是坚持干涉政策，而重农思想总是倾向于自由政策的。这两种矛盾的理论的阶级基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显然前者(指桑弘羊——引者注)是反映商人阶级的观点，尤其是富商大贾的观点，后者(指桑弘羊的批评者——引者注)是反映地主阶级，尤其是大地主的观点。’他还说：‘桑弘羊的重商理论即使在他自己还煊赫一时的时候，由于与封建经济的支配思想不能相容，自始即遭受到各方面的围攻和蔑视。在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中，桑弘羊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也曾不时被采用，但要注意，到那时这些措施不是以其重商理论为基础，除少数外，大都蜕变为封建国家的纯财政剥削手段了。’”[19]



很明显，胡寄窗这里判别重商和重农的标准，完全就是采用西方重商重农主义里面的概念。但问题是他引入了西方的概念标准，但却没有引入西方的评价标准，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重商主义被视为落后保守有害的政策，而重农主义却是有助于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甚至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核心思想是一脉相传的。而到了胡寄窗那里，判别标准，他是采用西方的：桑弘羊是重商理论，而桑弘羊的反对派则是重农理论；但评价标准，却还是中国的传统想当然的那套，重商思想是进步的，是反封建的，所以是受到压制和摧残的；而重农主义则是落后的，保守的，是反映地主阶级的观点，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所以是受到统治阶级扶持的。

很显然他这种判断标准和评价标准的割裂，导致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正如钟祥财质问的那样：“以上分析把某种政策理论与阶级性联系在一起，但由此得出的结论既不能解释西汉的历史事实(既然与封建经济的支配思想不相容，为什么又能成为武帝的主要经济政策?)，又未能说明这一政策思想的演变原因(是何种因素导致了桑弘羊经济政策中的重商理论基础在后代的缺失?为什么不能说国家干预政策本来就具有财政剥削的动因呢?)。”[19]

但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相当清楚的看到在一些中国学者身上普遍存在的思维特征了，在他们那里，对重农轻商这个概念做如何理解并不重要，对某一个具体的历史活动是否属于重农轻商的判断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坚持认为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家，第二重农轻商是保守落后反动顽固的标志，是中国之所以陷入停滞，并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所以桑弘羊推行的政策究竟是重农重商并不重要，无论得出什么结论，都不妨碍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的结论。如果认为桑弘羊是重商主义的代表，那么他们的说法就是：“桑弘羊的重商理论即使在他自己还煊赫一时的时候，由于与封建经济的支配思想不能相容，自始即遭受到各方面的围攻和蔑视。在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中，桑弘羊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也曾不时被采用，但要注意，到那时这些措施不是以其重商理论为基础，除少数外，大都蜕变为封建国家的纯财政剥削手段了。”[25]

也即桑弘羊是重商的，但当时他就遭受攻击，以后的朝代，他的政策就更没有被继承，而是被歪曲了，蜕变了，所以中国还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

如果把桑弘羊看成是抑商典型，结论自然就更加简单明了。比如傅筑夫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由桑弘羊负责推行的禁榷制度，在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因为它给商品经济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把商品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完全堵塞了。又由于它在财政上是成功的，给后世历代王朝解决财政困难树立了一个成功样板，故一直为历代王朝所踵行，并不断地变本加厉，以扩大禁榷的范围和规模”，“有利的工商业收归官营后，私营企业固然是被扼杀了，但是官营企业并没有成功……事实上也不可能成功。”[26]这样的说法其实质是只要不动脑筋说以后的朝代继承了桑弘羊的政策，就证明了他想要证明的东西！  

正是在这种不顾事实如何，只是把历史扭曲阉割成用了维护自己既定的偏见的材料的心态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可笑的情形，理论上批判的对象始终是中国的重农主义的言论，而用来作为批判对象的抑商的实例却几乎都是和重农主义对立的国家控制管理商业的重商主义的政策。

似乎在许多人的脑海里，既然已经坐定落实了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轻商的罪名，那么剩下就只需要如何编制网罗罪状，至于如何自相矛盾，如何歪曲历史，那却是全然不顾的。

当年笑帅

㈤、一些学者对传统抑商说法的修改以及仍旧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这种简单粗暴的把中国古代社会不加分析说成是重农抑商的社会（自然，这里所谓的重农抑商还是那种传统字面理解上的意义），即便在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市场，事实上这样的说法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商业高度发达繁荣的社会现实。所以，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精巧的说法，即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抑商的社会，但是这里的抑商，并非指抑制笼统意义上的商业，而是特指抑制私人商业，对于官方扶植的商业，则是不抑制的。具体的论述可见袁林《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研究的几个问题》，他说“抑商”，就字面而言，是“抑制商业”，“即国家抑制商业的政策，许多论著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抑商”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讨论。不过，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政策的‘抑商’，与一般意义的‘抑制商业’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它应当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有词汇来看待。……笔者曾就中国古代抑商政策内涵做过探讨，认为其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保护和发展国营商业。”[27]

袁林还具体列举，他所定义的这种抑商的具体表现，他说“抑制私人商业方面，有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措施：从商鞅‘事末利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秦始皇‘谪戍’‘贾人’（《汉书·晁错传》），西汉令‘贾人毋得衣锦绣……操兵、乘骑马’（《汉书·高帝纪下》），‘无得名田’（《汉书·食货志下》），‘不得任宦为吏’（《史记·平准书》），一直到明代‘禁商贩’、‘服用貂裘’（《明史·舆服志三》）。有经济方面的措施：从商鞅‘重关市之赋’（《商君书·垦令》），汉初商贾算赋加倍，直到明清名目繁多的商税，从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武帝‘算缗告缗’，直到明清各级政府对商人多种方式的勒索和掠夺。”

“保护和发展国营商业方面，政策主要有三：一是实行专卖制度。从商鞅‘壹山泽’（《商君书·垦令》），汉代盐铁官营，直到清代的盐茶等专卖；二是发展官商。由国家占领大宗货物或特殊货物市场，排挤私商，攫取商利，从商鞅控制粮食贸易，‘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君书·垦令》），汉代的‘均输平准’，直到明清形形色色的官商机构；三是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从而将这一领域的利益全部收归国家，从秦始皇铸半两（注：秦国家垄断铸币，参见秦简《封诊式》：‘爰书：某里士伍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镕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丁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镕，来诣之。’《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52页。）、汉武帝铸五铢开始，铸币权就一直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可见，中国古代的抑商政策从来都不是对商业活动本身的抑制，它仅仅抑制私商，而绝不抑制官商，相反却予以保护，促使其发展，并同时作为抑制私商的一种手段。”

很显然，袁林是对抑商这个概念做了新的解释，而经过他解释之后的“抑商”，其实就类似于近代西方的重商主义。这样一方面似乎照顾了历史的事实，另一方面又维持了认为中国是抑商社会的传统看法。应该说这样的观点还是颇有说服力的，甚至一些明目张胆反对中国古代社会是抑商社会的作者也认同这种认为中国古代官商占据主导地位控制地位，私人商业被极大程度抑制的说法。比如《抑商质疑——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一文的作者陈长华虽然彻底驳斥了抑商的说法，但事实也是认为私人商业受到抑制，官营商业是起到主导控制作用，他在文章开头就说“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大都重商。搞商业官营，与其说是抑商，倒不如说是重商”[28]。分歧点不在于事实，而似乎仅仅在于名词使用上的不同，把同样的一件事情给予不同的名字而已。

而这种说法似乎也仅仅是对传统说法的修正而非颠覆，既然私人商业还是受到压制，那么把扶持官营商业当成是抑商还是重商，也并非那么重要了。而在某些固守原有观念的人来说，似乎把这种说法看成是对传统说法的修正还不觉得满意，在他们看来，这种说法不但不是对传统说法的修正，相反是对传统说法的加强。重要的是依然能证明中国正常的经济发展被所谓的封建统治者摧残压制，只有病态畸形的经济发展，所以不能走向资本主义，这样就够了。

在这一方面表现的最露骨的大概就是王家范了。他的《中国历史通论》写的倒是挺生动活泼的，但可以看出他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多是把别人的观点，东裁减一个片段，西裁减一个片段，然后支离破碎七零八落的拼凑在一起，再加上自己那点悲天悯人的感慨，如此这般也就算一本学术著作了。只可惜，他对别人的东西似乎也是生吞活咽没有消化干净，所以前后矛盾，气络不贯是很明显的。这里也不详细评说，且来看他的这段话吧。

“无论商鞅还是汉武帝，他们都是站在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立场，推出‘重本抑末’，亦即后来说的‘重农抑商’政策。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它一直成为大一统帝国的基本国策。保护小农经济，抑制商品经济，再加上手工业商业的官营，便成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和发展定势。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打击民间工商业的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工商业的直接控制，实施官营或专卖，以增加国家财政。稍后陈长华君有《抑商质疑——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一文，对先秦以来背景、形式各不相同，名为‘抑商’、实为‘重商’的史实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辩和解析。他得出的结论：中国历代统治者实际上大多重商，搞官商结合，与其说是抑商，倒不如说是重商。两位对抑商与官商相联，一体两面的揭露上，可谓不谋而合”[29]

前面还是中国传统是重农抑商的老点，紧接着又突然毫无过渡的转到陈长华的观点，这样一种歪曲别人观点的手法，确实是令人哭笑不得。我估计他大概根本没有把陈长华的文章看完，只看了前面的部分，便洋洋得意，其实在陈长华那里重商就是重商，根本不存在什么对官商结合的揭露问题，而且陈长华也只是把商业官营作为重商的表现之一，他没有认为中国历代一直如此，相反，明确地说“自南宋以下，统治阶级对私人商业资本很少加以压抑”，并把这也作为重商的证据来谈论。王家范这里所谓的不谋而合，恐怕只能说是他自己自作多情了。

即便是真的把中国所谓的抑商理解成抑制私人商业，扶持官商的袁林，他看法和王家范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在袁林看来，中国社会是否停滞或发展和中国是否抑商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联系，他说“有人将中国历史上的诸多现象与古代“抑商”联系了起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停滞、资本主义发生较晚、甚至专制主义政治制度长期持续，都与此有密切关系。即使我们按照一些人的意见，把‘抑商’看做‘抑制商业’，那么，是否不“抑商”就不会发生这些现象呢？历史无法假设，回答这一问题必然成为无据之谈，但可以换一种提法，商业是否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可以无条件地推动社会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甚至导致民主政治呢？答案恐怕未必。”[27]

甚至私人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本身是一个社会落后的表现，而并非进步的表现，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

袁林还说“既然中国古代的‘抑商’只是‘抑私商’，并不是‘抑制商业’，只是国家从私商那里夺取商利，那么关于‘抑商’政策合理与否的各种见解就都变得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为从社会生产角度来看，就总体和长时间来观察，“抑商”也好，不“抑商”也好，对生产实现环节之一的交换并无根本性影响，因此对中国古代社会生产的实现并无根本性影响。从社会生产关系角度看，则因为中国古代的商业并没有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并不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本主义性质，它只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抑商’也好，不‘抑商’也好，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27]

袁林所谓的“中国古代的商业并没有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并不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一点当然是错误的，但他很明显并不王家范那样把什么官商勾结，把国家从私商那里夺取商利当成什么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罪恶，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却是值得赞扬的。

事实上正如他所说，商业并没有这样神奇的力量，中国最终陷入停滞与落后的深渊，应该到别的地方去找，将其归咎于什么重农抑商，国家对私人商业的压制，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㈥、对中国古代究竟重农还是重商一个全面的回答
到这里我们可以试图最后回答一下中国古代究竟是重商还是重农，王家范等人所说的中国历代国家对商业的严厉控制以及官商勾结导致私人商业没有发展空间的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

如果按照西方的重农重商的概念看，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实行的重农主义，也即第一、重视农业的发展，第二、国家采取自由主义放任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不进行过多的干预和控制。只有极少数的时间，才采取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上高度重视商业，并且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度。

如果按照中国学术界传统对重农抑商望文生义的理解来看，中国大部分时间都是重商抑农，少部分时间是重商也重农，极少数的时间是重农抑商。

至于那种把国家对经济的严密控制视为中国历史的主流的看法则是没有根据，经不起考辩的。

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政策确实可以算的上国家对经济的严密控制，但是这些政策更多的带有因为战争需要而产生战时经济政策，并不具有长期性。而即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处于战争状态，也会加强国家对商业对经济的控制力度，这几乎是必然的事情，把这作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岂非荒诞

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来看，有些政策如“告缗”，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极端的个例，以后几乎再也找不出类似的事情（或许朱元璋的惩贪可以看成类似），曾兆祥也承认在这以后再“无这种突出事件”。象有些论者不顾事实，不动脑筋得把汉武帝的这个事件列举一下，然后就说以后个朝代都延续了这样的政策，可以说就完全是背离事实的胡说八道了。

还有些政策，比如榷估（盐铁专卖），后来的朝代也确实继承了，但过高估计这些政策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度是完全不适当的。首先作为一个国家必须对经济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否则这个国家根本无法存在，所以对某些生产领域实行国有专卖政策，本身就有一定的合理性，无可厚非，事实上，任何国家都都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经济由国家控制，即使是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国家完全放弃对经济的控制，只能是自取灭亡。某些人看见中国古代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就大呼小叫，实在是神经过敏。若从程度上说，实际中国古代对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程度是相当轻的。不必说法律条令上没有规定的经济领域，即便是国家规定的那部分应该由政府控制的经济领域，也往往不到位。事实上正如陈支平所说

“……中央政府的财政经不起些微的变故，很快出现入不敷出的困境。试看宋、明历朝，国家财政用于社会公益的开支并不突出，而一遇到一些局部战争，国家财政的危机马上显现出来。这种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是与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极不相衬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无法对于全国的‘经济’实行有效的专制”[30]

这种财政困境本身就说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程度是相当轻的，就拿明代来说，国家对私人工商业的控制可以说几乎等于没有。

所以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大部分时间是重农不抑商，农业固然受到重视，但商业也并没有受到抑制，私人工商业一直有充分发展的空间。

如果说从理论上，一直有鄙视商业轻视商业的倾向，但事实上这本身就是由于商业发展，农业萎缩导致的思想反弹。由于中国历代的重农主义者往往又都鼓吹不与民争利，在经济上主张国家不对经济进行控制干预，所以私人商业的发展真正受到抑制其实很少。相反正如王家范转引孙达人的观点“从现代经济科学来看，随着小农经济的兴起，必将引发商品经济迅速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小农经济的分解，造成贫富对立的加深。”[29]

在中国历来占据统治的重农思想影响的结果反而是商业的高度发展，而农业却往往随着一个朝代统治时间的加长而不断趋于相对萎缩，这才是真实的情形。

关于重农抑商的问题涉及明代的还要加以格外详细的论述，这里就先放一下。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大部分人都把焦点对在明代以后，而我们关注的重点也是在明代，所以对明代所谓的重农抑商问题，上层建筑的压制作用问题，还会加以格外详细的论述，主要有海禁问题，矿税问题，官僚队伍问题，商品经济性质问题，这里就不再加以详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