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超前发展》一文的一些解说
作者 杜车别
没有不灭的朝代,明朝也不例外,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历史,亡了不奇,不亡才可怪。许多人的意思,奇怪的事情才应该卖力去探究原因,一个朝代的灭亡,本理所当然。真要说原因,也不过是皇帝残暴无能,社会腐败,如此而已。这解释如同万能灵药,无往不利。还有什么可以不满意的?
满意自然可以满意,但这无助于我们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
人总是要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具体的人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分析其死亡原因,也并不意味着生物学家可以不去研究死亡的内在机制。原因也好,机制也好,都应该经过一个更细致更深入的探讨才能得出结论,并非草率的凭借想当然就可以认定。朝代的灭亡也同样如此!
对那些越是被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疑问、进行分析、解释原因,对我们认识的深化,价值也越大!月亮为什么绕地球转,物体为什么朝地上落,这些问题看上去多余,因为这本就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在聪明人那里,一定会被当成伪问题,取消其存在意义,问这些问题的人也会被当作傻瓜对待。如果有一天东西朝天上飞,才应该问为什么。但事实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才有了万有引力理论。
历史与自然科学不一样,但有些根本的道理还是相通的。不满足于泛泛的解释,不用所谓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麻痹思维,于不疑处见可疑,于不奇处见可奇,对那些深入人心习以为常金科玉律的结论,不妨抱着更谨慎的态度来审视对待,无论结果是正确还是错误,都能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深刻一些,更接近于真理一些。
把明朝的灭亡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超前发展联系在一起,同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联系在一起,看来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但在这似乎违背许多人常识地结论背后,却自有其道理在。在一定程度上,这比把问题归咎于皇帝无能残暴,社会腐败的论断有着更多事实上的根据。
论证明亡原因本身不需要花费这么多的篇幅来为万历和崇祯辩白。但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些内容却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古人的名誉或许并不值钱,更何况只是区区两个皇帝。但在我看来,若只把古人当工具利用,视一时需要与否来决定臧否毁誉,而不付出相应的感情,不给予平等尊重,那也终究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血脉而成一死水塘。对古人的名誉能慎重还是尽量慎重,付出这点篇幅去讨论也是应该的。
某种程度上,明朝灭亡的原因只是一条线索,重要的不仅仅是对灭亡原因本身的探讨,更重要的是用一种更合理的思维方式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对活着的人,我们时刻被教育着应该保持雍容有礼,谦让温和的态度,这当然是很正确的,但对那些死掉的古人,似乎任何的讽刺挖苦嘲笑都无所谓,某种程度上还成为俏皮睿智深刻的表现。
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活人可以反击,若稍有不逊,要惹来麻烦;古人已死,不必再担心从地下爬起来有什么异议,自然少了许多忌惮。但另一方面,也是主流的历史思维方式把历史人物隔离化异类化的结果。
我们长期受到的教育乃至看到的各种书籍涉及中国历史的,几乎都是各种标签漫天飞舞,这些标签在长期定向灌输熏陶之下几乎无一例外是能够引起我们善恶判断,是非判断的条件反射。地主阶级、地主头子、封建思想、封建道德、儒家思想,小农意识,东方专制、皇帝的淫威,官僚奴才的效忠,等等,所有这些标签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格子网络,以封装在其内固有的价值判断阻断了我们对历史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都固化在这套标签体系之内,中国历史的一切现象似乎也在这些标签之下得到了最廉价的解释。皇帝是地主阶级的头子,官僚大臣们都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捍卫者;或者用西方话语来说,皇帝是东方专制独裁的体现者,文官大臣都是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奴才。信奉儒家思想的文官士大夫都是迂腐僵化保守的,所以重农抑商,而皇帝尤其是朝代晚期的皇帝都是昏庸残暴的,官员都是腐败不堪的,所以逼迫农民造反,等等。就是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都可以从这些标签中得到便宜的回答,封建思想的反动啊,儒家思想的保守啊,小农思想的狭隘啊,东方专制的扼杀活力啊等等。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历史的一切对象对我们来说都是隔膜的,是另类的,某个标签就指向某种有着固定程序的机器,这个机器遵循着封装在标签内的某种固定逻辑。我们审视历史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审视的似乎并非是自己同类的活动,而仅仅是与自己不相干的机器的活动。又如同历史成了一个正角,奸角,丑角都已经安排好指定好的戏剧,成了一个个脸谱活动的舞台。
正如对舞台上的奸角,丑角尽情的挖苦,辛辣的讽刺,猛烈的抨击不仅可以博得喝彩而且也不会有任何的歉疚不安反而心情愉悦一样,正因为历史人物被隔离化异类化,所以对历史人物肆无忌惮的居高临下的挖苦嘲笑讽刺,不仅是因为不必担心死人的回击,也是因为这是内心道德感的宣泄,甚至有一种高尚的快感。
马克.布罗赫说“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人们往往轻易下结论,动辄指责他人,而从来不提倡充分的理解”p105
而我们恰恰很多时候并不理解历史,我们或许知道一些或真或假的历史事件,了解一些虚实掺杂的古人事迹。某年发生过什么事情,某个朝代实行过什么政策,某人说过什么,有过什么行为,这些我们或许都知道一些。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会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行为?我们真的知道么?或许知道的只是因为皇帝残暴所以发生农民起义,因为官僚愚昧,所以会实现某项政策,因为保守力量太强大,所以某个改革会失败,因为儒家思想反动,所以会有某人的言论行为。
残暴、愚昧、保守、反动这些词汇如同隔离电网一样,把历史和古人隔离进了麻风病院或关押野兽的铁笼。
钱穆说历史“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迄,而成为一事业,成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
而把历史当成戏剧赏鉴,把古人当成愚昧或反动的怪物看待,正是戕害了历史的生命,割断了历史与现在的有机联系,
马克布罗赫说”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把历史看成角色分配好的脸谱化戏剧,结果只能是误解了历史,也误解了现实。一个现实的恶棍看戏剧,也会被痛恨戏剧里的坏蛋,但并不妨碍他看完戏剧之后作恶。很简单因为脸谱化的戏剧阻断了他看到坏蛋作恶自我辩护的合理理由,而现实他作恶时候是会给自己找出合理的理由,所以无法把自己与戏剧里的坏蛋对应起来。
而合理的情形,是即便痛恨也应该是理解基础上的痛恨,即便憎恶也应该是理解基础上的憎恶。正如我们自己的体验,做下某种错事,某件恶事,对别人造成什么伤害,反省的时候产生的对自己的痛恨一样。
许多人有嘲笑,抨击,讽刺,挖苦历史古人的癖好,当然这是每个人心性,不能强求,也不必强求。站在现在的高度去批判古人也有理可说,我们既然是现代的人,就当应该用现代的思想,现代的观念去审视古人,乃至批判古人,否则岂非枉为现代人,岂非对不起这流逝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但是现代的思想,现代观念应该是让你抨击,嘲笑古人更中要害,而不仅仅是堆彻一些抨击,嘲笑,挖苦的俏皮词汇
没有基本的理解,就算要抨击,要嘲笑,也不过是无力的抨击嘲笑
即使要批判荒谬,也必须先理解它的合理之处,如果不能体会到合理,也无法真正批判其荒谬之处。正如你要反驳一个观点,就首先必须理解支持这个观点的理由是什么,逻辑是什么,这样你在反驳的时候才能给予这个观点要害致命一击。如果你不能站在支持某个观点的人的角度理解他们支持这个观点的真实理由,那么你也就根本不可能击中你所要反驳观点的要害所在。
更何况,对待历史,并非只有批判抨击一事,如果没有理解,则完全可能把原先应该赞扬的当作应该咒骂的对待,原先应该尊敬学习的,当作应该蔑视鄙夷的对待
所以,面对一个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先不要急着去贴上政治标签,意识形态标签或道德标签,先不要急着去嘲笑历史人物的愚蠢迂腐昏庸或者急着去抨击历史人物的反动丑恶,而是先设身处地去想一下,揣摩一下,历史人物行为背后真正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其中有没有合理的因素。如果只有不合理的因素,那又是为什么。如果你同样处在当时的情境之下,你是否能表现得更高明或者更高尚?历史人物说到底也只是个人,那种戏剧里自认为坏蛋或蠢货小丑的人,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里都是几乎没有的,大部分人都会给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动机,历史人物也不例外。理解之后,再来嘲笑挖苦抨击咒骂也未为晚也。
妨碍我们理解历史的,一个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因素是时间自大的心理。我所谓时间的自大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这种思维完全把历史看成是直线前进的,凡是历史上时间处于后来的社会,必定比时间上处于相对前面的社会要好,在这种思维方式看来,历史完全是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做着直线向前的运动,充其量只有速度快慢之分,没有迂回,没有曲折,更不存在暂时的倒退。
另一层意思是这种思维看来,历史的发展完全是铁定的必然,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选择,历史不必假设,也不能假设,就是体现这种思维最著名的口号。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人类现实选择的进步道路就是唯一的进步道路,凡是偏离这条道路的,就是落后的表现。
对近代性(或现代性)概念的滥用,就是时间自大心理在第一个方面的表现。
一些西方的学者对此已经有相当的认识,如柯文说”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这批史家都采用‘传统’和‘近代’二词划分中国漫长的历史(‘近代’一词通常指与近代西方接触比较频繁的时期)。甚至今日尽管这些词语的用法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但在学术著作中仍然颇为流行。很少人由于察觉到这些词语对历史研究可能为害甚烈而要求停止使用之”p54-55
“‘近代’一词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封闭性的概念。它对历史进程抱有固定的看法,认为它是严格按照直线方式向前发展,而且带有浓厚的目的论性质。约瑟夫.拉帕洛巴拉(Joseph Lapalombara)写道:『‘近代的’与‘近代性’这两个词的本身就意味着对政治发展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式:它们暗示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是沿着可以明确划分的阶段向前发展的,演变过程的后一阶段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复杂,而且也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美好』……封闭的变化模式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只有采用开放式的变化模式,辅以开放式的问题,史学家才能勾画出一幅对历史事实比较敏感的中国近世史的画面” p90-91
柯文的说法当然只是泛泛而论,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指向,而以我的理解,“封闭的变化模式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这个判断一定程度是适用于以往对明清关系的评价和研究上。在这里,所谓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就是,认定清代是明代的自然延续与发展,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更高阶段的延伸,然后拼凑史料迎合这个预定的结论,预先排除了其他存在的可能。于是再根据这个结论,用清代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来倒推明代,倒推的逻辑就是既然明代在时间上先于清代,那么自然在经济文化上还不如清。用清代面临西方文明冲击时的麻木溃烂僵滞来倒推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弊端,倒推的逻辑还是明代既然在时间上先予清代,那么清代的问题自然是明代种下的,如此确实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变化模式,其恶果就是导致对历史的认识陷入狭隘的死胡同,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制度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陷入误区。
时间的自大第二方面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许多人往往以西方发展道路为模板为标尺来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经济现象。凡是符合西方发展道路的,则称为进步;不符合的,则一概贬低鄙斥为落后。
许多人言必称历史必然性,但历史必然性在他们的理解下,俨然成了历史宿命论的同义。,他们把历史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必然性的色彩,不仅进步本身是必然,就连实现进步的路径也成了必然,舍此一途,别无他路,任何偏离他们心目中的标准路径,都被看成邪路,横加贬低,挖掘论证出其落后性,而所谓的标准路径其实就是西方路径。
而我理解的历史必然性,充其量也只能说人类的进步是必然,但具体实现进步的路径却是非必然,是存在多种可能,多种选择,甚至有许多偶然因素的选择,在实现进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迂回前进的可能,暂时倒退的可能,波浪起伏的可能。并且历史本身落实的可能并性非是唯一的可能,并不一定就是必然因素的作用。不能因此对那些因为其他干扰而中断的文明道路,或制度演化,一概贬低,而要看到其本身也有合理的先进因素在内。
要更确切的理解这层意思,还应该引入对多元化,多样性概念的理解。可以说生物多样性是生物进化必不可缺少的前提,生物的演化归根结底是生物不断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而周围环境变化对于生物本身来说是偶然,是不可控制的因素。如果没有生物的不断变异,不断衍生出丰富的多样性,那么环境的变化就注定会导致生物的灭绝。我们不能因为进化出的人类最后是这样的形态,就认为进化链条上与人类进化相隔距离远的生物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就看不到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已经进化出了人类,就认为其他不作为人类食物或医药或其他间接直接用途的生物就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实际上,在生物进化史,自然气候环境的一些随机变化就可能导致进化结果发生剧烈改变。
同样人类文明本身的进化也面临着外部环境中偶然随机因素以及其他不可控制因素的干扰,文明的多样性本身也是文明进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不能因为最终是西方社会顺利步入了现代文明,并且影响了其他地区,就认为曾经存在的其他类型的文明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其制度,其文化都是没有价值的。而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偶然随机因素的变动,不可控制的环境因素的改变,就完全可能导致现代文明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历史上非西方的文明完全有可能在发展阶段上达到了比西方的近代更高程度的边缘,只是某种原因中断了,如果把西方文明作为衡量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尺,就有可能把原本先进的说成落后的。同样道理,历史上文明的发展需要多样性,现代文明也需要多样性,否则也无法应付未来的各种不可控制的随机因素的变化而使文明进一步演化。
其实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一书中对多元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有详细的论述,他指出,许多被认为是静止落后的文化,未必真是静止,而仅仅是“由于其发展路径于我们而言没有意义,无法用我们的参照系统来衡量而已” P30
并且还指出一个规律”对文化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当它们与我们行进的方向一致时,它们在我们眼里就显得更为活跃;……每当我们不由自主地要把一种文化看成惰性的或静止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这种表面上的不动性是否是由于我们意识或潜意识里对其真实意义一无所知所致。因为价值标准有别于我们,这一文化是我们同一错觉的牺牲品。换言之,我们互不关心,仅仅因为我们不相像” P32-33
他最精彩的是这段指出宽容和多样性意义的话“宽容不是一种凝神观照的态度,宽大地对待曾经存在或现时存在地事物,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能预见、理解和推动那些想存在的事物。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我们的身后,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对它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多样性使每个人有了相应的责任)就是它实现的每一种形式都是对所有其他形式的最慷慨的贡献”
具体把这些思想落实到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尤其是明朝历史的评价上,有一个具体问题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对民主的理解,对中国历史上政治民主程度评价。在一些人的思维里,这是不存在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就是专制独裁,和民主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民主最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无非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治组织的成员参与政治决策的广泛性和公正性的问题。如果按照这个理解从隋唐开端,然后发展到宋朝,再到明朝达到鼎盛的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制度,它在历史条件技术条件的局限下最大可能保证社会各阶层成员都有参加政府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为什么一定要把西方的模式,投票选举还有议会制度才当成民主,或者是更高等的民主呢?而实际上在科技不够发展,信息传递效率相当低下的情况,无论投票还是议会制度还有什么大宪章之类,所保证的也只是政治权力在上流社会,在大贵族大地主还有教会之间的分配而已,始终是寡头专制而已,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主制度是走在西方前面而不是后面。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否定贬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思维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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