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130707大国游戏---作者：井底之蛙

萧起龙吟

当时的中国正确的确认了国内的经济改革发展是最重要的国策，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中国无力也无心在世界事务上挑战美国的霸权，相反还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态度，于同年三月份签署了防核扩散条约。

　　对美国来说，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投资机会，都是巨大的诱惑，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但是中国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机构和成长为大国的潜力，又令他们担心。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美国国内对中国政策的争论，而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根据他们不同的商业利益，各取所需，形成了对华外交政策的两大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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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阵营是“交往派”（Engagement）。这一政策派别主张美国通过与中国进行更多的交往，来确保在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按照美国设计的方向转变。在这个政策的设想中，美国的企业界既可从中获利，而中国又会在美国的影响和压力下转变，成为一个美国可以利用的力量，就象经济发达但政治、军事和外交完全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和德国。这一政策要求外国对中国的经济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例如让外国资金在中国的金融等关键行业里控制相当的比重。但同时又意求逐渐削弱中国的国家能力，甚至不惜鼓励中国内部的分裂力量（包括国土和思想上的分裂）。

　　另一个阵营是“围堵派”（Containment）。这一派别主张对中国进行围堵，以确保在中国的发展中不会对美国的强权在任何方面形成挑战。这个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增加美国的军事预算，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具有压倒性优势，然后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建立起军事同盟，完全控制中国的经济生命线。在舆论上妖魔化中国，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通过对中国的威慑，比如对中国分裂力量的支持，来迫使中国在经济利益上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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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政策本身都有各自不可解决的悖论。主要问题是他们都只是考虑到自己一方的双边关系的欲取欲求，而不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和意愿，因而缺乏双边良性互动。中国则以***的“二十四字口诀”[1]为基点，尽量低姿态，少露面，除了牵涉到中国的关键利益的事务，在其他无足轻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为贵，以让为主，为中国的发展争取难得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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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对称不平等的互动，其实为未来的双边关系埋下不稳定因素。如果按照第一种“交往派”的思路走下去，当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更加密切，获利非浅的时候，其他的意识形态目标就变得无足轻重，而成了口头空话。而与此同时，当中国经济对美国和世界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能力就越来越小。此时中国在应对压力上也进行了策略上的调整，在人权问题上提出了“生存权”的观念，又让美国企业完全退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并使美国政府不再把人权作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考虑因素。至于美国国防工业比较支持的“围堵派”政策，同样面临困境，因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国周边的国家对围堵中国的提议并不是很有兴趣。

　　其结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国转变成美国傀儡，围堵只会令中国变成美国强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小心翼翼，埋头苦干，国力变得越来越强，美国影响中国的能力越来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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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几个主要的事件决定了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复杂性。

　　1993年，西方国家试图在维也纳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推行其“人权大于主权”的理念，试图以此彻底颠覆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联合国宪章中尊重会员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本来在原有的联合国原则下，任何国家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入侵。当然，这个世界仍然大国横行，但联合国宪章最起码能让大国受到一些限制，对弱小国家具有保护作用。而一旦“人权大于主权”这一“人权帝国主义”成为国际法，所有大国都会以此为借口，对弱小国家随心所欲进行武装侵略，把这个世界重新带回炮舰政策下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而对于大国如美国，小国家却没有能力去干涉其主权。可想而知，推行“人权大于主权”的政治企图遭到了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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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为报复中国在维也纳会议上的领导作用，西方挫败了北京申请2000年奥运会的努力，显示了西方的政治实力和对中国的不满。

　　1994年，原本扬言要对中国强硬的克林顿，在亚洲各国和美国商界的压力下，宣布将中国最惠国待遇同人权脱钩，开始了美国政府从以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手段的策略的退却。但同时，克林顿建议美国国会大幅度增加对中央情报局的代理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3]的拨款，并创立了不少美国政府操纵的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对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重点地区上，以民间组织的名义，通过支持目标国的反对派力量，以非军事手段的方式，开展有利于美国的颜色革命。

　　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使中美关系跌入谷底，增加了台湾问题的不稳定因素。

　　1996年，美国以台湾选举为契机，开始了中美双方在台湾海域里的军事对抗，并引发了关于中美可能为台湾而战，并引发局部核战争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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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大幅度加强。同年，以美国风险投机家索罗斯领头的西方金融资本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合谋下，对金融政策失误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发动了经济掠夺战。而中国以全国之力为后盾，在香港击退西方风险基金，并通过人民币不贬值，稳定了亚洲经济，使受重创各国能够苟延残喘，从此确定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大哥地位。

　　1999年，美军在南斯拉夫“误炸”中国大使馆，给了中国一个下马威。这一事件刺激了中国军队加速现代化进程速度，并让中国看明白了美国（至少在国防工业圈和军界）在战略上已经开始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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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在小布什上台之后，却突然变成了一峰三转的局面。

　　随着小布什入主白宫，美国由那些在对外策略上极端激进的“新保守派”当权，形成了布什上台初期对华强硬的态度。然而突然间，随着本拉登的圣战死士们将劫持的民航客机撞人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美国的首号敌人变成了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恐怖分子，而中国则从美国的监敌雷达中暂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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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美国以其一霸独大的超强实力对中东进行美国式民主改造，遂陷入伊拉克战争。这使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权力真空中站稳脚跟。等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几年以后再次回望中国时，已经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望洋兴叹，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战略，希望能够在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四面出击，抵消中国日渐增长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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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是美国官方背后支持的渗透机构，在最近二十年来取代了过去中央情报局在颠覆外国政府的许多职能。策划了在南斯拉夫（2001）、格鲁吉亚（2003）、乌克兰（2004）、吉尔吉斯斯坦（2005）、乌兹别克斯坦（2005）、白俄罗斯（2006）、缅甸（2007）、巴基斯坦（2007）等多次成功或未成功的“颜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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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宋】苏轼

十一
　　布什上台伊始，希望履行他在竞选中对克林顿的对华绥靖政策的批评，实行由“新保守派”[1] 推行的强硬对华政策。

　　在国防部的鹰派中，如何打造一个“新美国世纪”是其主要的战略重点。为此，七个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和叙利亚，被新保守派划定为流氓国家，建议运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予以打击。而在布什政府的要求下，五角大楼准备了对这七个国家的核打击计划[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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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以美国副总统切尼为首，新保守鹰派人物开始每星期都派人到台湾，暗示美军将支持台湾独立，怂恿新上台的陈水扁政府冒险，害得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也每次都要派特使尾随其后，赶快消毒。[3] 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4] 还表演了一场无聊的游戏，将美军订购的价值150万美元共60万顶“中国制造”的绿色贝雷帽堆在野外，当众一把火烧掉，表明与中国誓不两立。

　　按照切尼的设想，美国应该同日本、澳洲、印尼和印度建立一个亚洲的北约组织，以对付中国的崛起。于是在小布什演说表明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后，中美发生了海南撞机事件，成为中美对抗的一个导火索。虽然最后以美国道歉而暂时解决，但美国在中国边界剑拔弩张的架势已经拉开。此后，小泉在01年五月上台，则开始了他恶化中日关系的靖国神社参拜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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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时的事态发展，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在台湾看到一场中国和美日的军事冲突。以当时中国的军力，是无法在常规战争中占优势的，最后可能不得不依赖核武器武器对美国进行威慑。而美国可能对中国打局部核战争的决心表示怀疑，逼使中国不得不在局部动用核武器而避免和美国的全面核战争。

　　可以想象那会对东亚的和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于是沧海横流，方显枭雄本色。有一个人横空出世，化解了中美在台湾的冲突，使亚洲的亿万人民可以继续和平生活。这个人，就是西方人称为魔鬼的本·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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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拉登，是个热衷宗教理想的狂热分子，但是却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

　　如果拉登精通权谋之术，他就不应该对美国本土实施如此震撼的911恐怖袭击，引火上身，而是应当继续保持对美国的驻外使馆和军事目标进行规模有限但频繁的小型攻击，建立起一个有效和强力的行动网络，同时静静等待美国的新保守派冒险家们找上中国这块奇硬的骨头去啃，然后再从中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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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美国在911事件后，赢得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国难当头，团结一致，开始向本拉登发动反击，而阿富汗的塔利班就成了美国反击战的第一个牺牲品。 阿富汗是一个战略地位及其重要的国家，位置处于中亚、东亚、南亚和西亚的交叉点，也是大国地缘政治的必争之地。
        当年的沙俄帝国为寻找一个暖水军港而南下印度洋，与雄霸南亚的大英帝国展开了一场以间谍和阴谋为主的“大游戏”（The Great Game）。这两个势力在相互“游戏”的时候顺带将手伸入中国的新疆和西藏，这是造成这两个地方独立运动的主要外部因素。
         两强硬撼而不得，而最后达成妥协的结果，是在中国和阿富汗的边界，以一条狭长的兴都库什山，作为英俄势力的分界线：北边是俄罗斯帝国的中亚，南边是英属印度克什米尔（今属巴基斯坦），中间一道宽度不到50公里的“瓦罕走廊”，归属阿富汗
       可以想象的是，一旦美国在台湾挑起和中国的战争，本来国际间好不容易达成共识的反核扩散条约就会顿时失效。甚至不排除可能会有国际上的有心人士，通过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等国，主动让核武器流落到极度反美的伊斯兰武装手里，让他们在世界各地甚至美国本土开辟另一个战场。

　　但本拉登的恐怖袭击，客观上平息了中美之间的冲突，使中东成为美国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又因为美国政策决策层在此时对局势的误判，导致了1991年以来的美国独大时代匆忙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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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阿富汗的塔利班在利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感召力上台后，一扫各地方军阀的鸦片种植业，自己关起门来搞宗教学习，是没有必要踩美国这趟浑水的。但是本拉登在90年代末对美国对外使馆和军舰的攻击行动[5] ，殃及池鱼，害得庇护他的苏丹被美国导弹频频打击。苏丹政府原本想把拉登交给他的祖国沙特阿拉伯去处理。只不过，沙特政府也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尤其是其皇室人员和宗教领袖又和本拉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想惹麻烦上身，于是就让经济上完全受沙特支持，宗教上和沙特同声同气，统治地又是这前抗苏战士本·拉登当年起家的老根据地阿富汗的塔利班，作为他的新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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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911之后塔利班是想把本拉登交出去的。他们声称，如果美国能提供确切的证明，他们就可以把本拉登交给一个伊斯兰国家，让他接受公平的审判。但很显然美国没有可能接受这个条件。即使塔利班乖乖的把本拉登交给美国，美国也不会放弃这个出兵阿富汗的绝佳机会。

　　阿富汗本身虽然有很多稀有矿产，比如说包含金、银、铜、锌、铁等等，并可能有石油和天然气，但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占领了这里，就可以以此为基地，控制石油和天然气蕴藏丰富的里海和哈萨克斯坦。而从地缘政治上，在阿富汗建立军事基地，可以北边遏制俄罗斯，配合北约东扩，吞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从而几乎兵临莫斯科城下。而如果北约的东扩成功，就可以从乌克兰向南和东南，从格鲁吉亚向北，鼓励俄罗斯外高加索地区的一系列早有异心梦想独立的小自治共和国，如车臣等民族起事。这样，就将彻底打破目前俄罗斯对欧盟能源的垄断“天然气大棒”政策，使从黑海到里海的能源对美国盟友欧洲门户大开，而不需要如同现在这样，欧盟痛苦的经过土耳其、格鲁吉亚及阿塞拜疆，费尽周折来开辟新能源来源，最后在里海能源上还连皮毛都捞不到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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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俄罗斯自然不会心甘情愿的让美国和北约在这里为所欲为。可以想象的是，俄国佬当年吃过在阿富汗用兵深陷美国用抵抗战士拨弄泥潭的苦头，自然也知道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故事。对于自己是怎样被人玩死的方法，当然会铭记在心，准备今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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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sm，是美国自60年代后兴起的右翼政治势力。其主张可以概括成：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市场万能，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s Institute）等推行自由资本主义的机构关系密切；在国际政治上主张分清敌我，在敌对区域强力推进美国的政治制度，剪除美国的“国际威胁”，宣扬美国的爱国主义，主张进行新闻审查和媒体控制；在道德上则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相互利用，主张一些清教徒的道德观念。
[2] 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报道“美国的核打击名单”（US ‘has nuclear hit list’），2002年3月9日。
[3] 根据当时国务卿鲍威尔的幕僚长维克生（Lawrence Wilkerson）在《国会季刊》2007年6月刊的披露，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会长夏馨，是推动陈水扁台独活动的主要推手，这个国防部和国务院之间拉锯战，最后以小布什介入而停止。
[4] 沃尔福威茨，新保守派里的犹太人，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策划人。因为伊拉克战争被质疑，不得不辞去职务，后一度任世界银行行长，2007年因绯闻辞职。
[5] 包括1998年美国驻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使馆爆炸，以及1999年对美国停泊在也门的亚丁港的“科尔号”军舰的自杀式炸弹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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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在东边，控制了阿富汗就可以威慑种花家，一方面完成对种花家西侧的战略性包围，另一方面可以据此为基地，支持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在种花家西部造成乱局。另外，比邻的中亚对中国能源有重要意义，中国现在需要的石油进口可能已经到2亿吨一年，占总用油量的4成以上， 预计到2020年可能增加到5亿吨。 现在哈萨克斯坦探明的储油量大约为50亿吨[1] ，如果从哈萨克大规模获得石油，就可以为中国减低其因为对中东和非洲的石油依赖而产生的受制于海上运输必经之马六甲海峡瓶颈而带来的能源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