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的中国,东欧巨变的阴霾还没从中国退去。人们惊惶地找出最后一个硬币,买米,买油、买盐,买任何一种可以过日子的日用品。物价指数高达24%。企业人心涣散,银行成了国企的提款机。行政机构不务正业经商,炒汇。贪污腐败成风。
西方政客喝着香槟,中国变成下一个波兰、俄罗斯。指日可待。
一九九一年,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央行行长不听话,不要当了,一边站着。收缩银根,停建一切楼堂馆所。声明银行不是go-vern-ment和官商的提款机。
食品价格高居不下,国家储备粮库开仓放粮,四百亿斤储备粮平下的不只是老百姓恐慌的心里,更重要的是人民对go-vern-ment的信心。
国企员工不做事,宁肯每月领一两百元工资,不愿下去当清洁工,还蚂蚁搬家一样偷卖企业家产。那要么改革要么破产倒闭。社会主义不养闲人和懒人。顶住了聚众闹事,卧轨shi威等巨大压力。
强行汇改;国家标价汇率为人民币对美元5:1;而国际市场的汇率则为8.3:1,自由市场上更是高达10:1;汇率漏洞成了有办法的人们的生财之道。汇率并轨使大量利益集团断了财路。是朱镕基顶住巨大压力,要知道这些有办法的是都是些什么人啊。但外贸却由此慢慢走出了困境。
“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是给腐败分子的,一口是留给自己的”。多么提振人心的话啊。一大批政治、经济腐败高官落马。人民拍手称快。
中国经济软着陆成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但有惊无险。朱镕基的货币政策让中国独善其身。并全力支持香港打退了大鳄索罗斯的进攻。想起来后怕,要是没有朱镕基的汇改,经济实现软着陆,提前补了中国经济的漏洞,那共和国的经济大厦在九七年轰然倒下也是极有可能的。是上苍让朱镕基挽救了中国经济,挽救了中国人民。
西方的经济侵略军没有达到目的,恨恨地咒骂朱镕基为“经济沙皇”。中国人认为“甚好,甚好”。中国之幸,民族之幸。
如果说Mao.ZD改变了中国的奴隶性的话,那么朱镕基则改变了中国人的懒惰性。可以说没有朱镕基破釜沉舟的国企改革,就没有现在国企、民企效益第一,竞争第一的意识。让城里人放下面子,放下架子自力更生。就没有现在的中国人到西伯利亚种菜,到非洲打工,到全世界去劳动挣钱。
当有记者问及朱镕基四年施政还有什么遗憾时,他感慨最大的遗憾是我们的农民还没有脱困。九八洪灾,朱镕基对某些长江干堤怒斥为豆腐渣工程。当香港报纸报道朱镕基常常拍桌子,瞪眼睛时。朱镕基毫不讳言:“桌子拍过,眼睛瞪过,但是对贪官污吏,我从不对老百姓拍桌子,瞪眼睛”。
我们现在收获着朱镕基改革的成果,国家却没能继续朱镕基的政治风气。我们的领导人频频到灾区,到矿难现场,却不愿拿出破破釜沉舟的解决方法。我们面对众多高贪巨贪,却下不了手为他们准备一口棺材,更不要说为自己准备一口。九七亚洲金融风波还没波及中国,我们就出手了。现在中国股市损失十几万亿,上亿百姓资产灰飞烟灭,不但没人说句同情的话,一句“谁让你们炒股”令人寒心不已。
普京“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强人普京用了八年把一个破了产的俄罗斯拉回了帝国时代。我们不由得感叹“朱镕基退得太早了”!
现在中国经济暴风骤雨又来了。“国有疑难可问谁”? 中国的事情,看清楚已经不易,做到就更难。
很多事,不是没有看清,而是装糊涂;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敢做。有如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凤梧所说:"要说话不敢张嘴,要走路不敢动腿。" 什么都不做的人,其乐无穷;什么都想做的人,苦不堪言。如果你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那就要准备好了:不仅吃苦,还要伤心。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两千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朱镕基给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韧不拔之人莫能为也",还说他"敢说,因为他说的是心里话,是真话,不是八股老套"。
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洒剧场么?
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朱镕基的"有感而发"。
1996年12月18日,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六千人。关于这件事,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只在头版下面放了一条三百多字的消息,全然一篇官样文字。读者在这简洁的消息当中,不会读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外人或许以为,朱镕基对他的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何有意思的话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者冷淡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两场戏。
朱镕基的讲话在当天被复制录音带若干,在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共产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有幸聆听全部内容的人大都以为,这是朱镕基副总理自他主持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演说,发自内心,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有详细交待。
朱镕基在1991年由上海来到北京副总理任上。
然而朱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展开,其标志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亦从这时候开始,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典型的表现,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住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
其实,"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失去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不能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大体上说,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第三代领导人来执政,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1996年12月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可占百分之七十,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百分之五十二,"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赤字还是在中央"。
朱镕基所主持的宏观调控,成就值得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