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频道----尽享财经智慧 (2) (重磅推荐) “蚁族”创业者疯狂造富历程：圈钱 ☆ 早知道就这样管钱 94页140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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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大众的对头保时捷无声无息地开始收购大众的股票，打算买下该公司75%的股票。等保时捷秘密的收购行动曝光，市场上已经没有多少可供买卖的大众股票了。由于保时捷吸光了所有的股票，大众的价格没有跌。经纪人们把借来的股票卖给了保时捷，而保时捷却宣布自己要持有这部分股票。经纪人慌了。这就造成了“空头逼仓”，也就是投资者希望挽回先前下的赌。他们以为大众跟其他汽车企业一样，在萧条时节股价会下跌。可等局势明朗下来，哪怕大众在汽车市场上搞得不怎么样，股价却还是坚挺如初，投机的家伙们又赶紧买入，想抢在它价格涨得更高之前占个先机。

    两相结合，大众的股价涨得更高了。高到什么地步呢？高到进入了德国证券交易所最大企业的DAX 30指数。这引发了另一波买入狂潮，不光股市赌徒们买，保守的机构投资者也在买。比方说，养老基金在投资上一贯是着眼于长期回报率的；较之冒险赌博，他们更倾向于缓慢而保险的渐进式财富积累。他们保持投资组合平稳行驶的一个办法，是只买蓝筹股。这一类企业的股票，受股市震荡的影响最小。这一类的企业，属于上市交易企业里最拔尖的几十家（就比方说头30家吧）。既然大众进了DAX 30的行列，机构投资者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要买它。于是，只要市场有大众股票出卖，他们什么价都给。结果怎么样呢？短短一个星期，大众的股票从每股200欧元涨到了1 000欧元——公司市值增了3 000亿欧元，（相当于2 440亿英镑；3 860亿美元）。猛地一下，大众变得比埃克森美孚公司还要大（埃克森美孚当时的账面价值仅为3 430亿美元）。而实现是，直到这一点，大众公司本身连个小指头都没动一下。

    最终结果是，DAX的规则做了调整，股价稳定下来。2009年，大众反客为主，买下了保时捷。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些结论：这是机构投资者在脱下裤子时被逮了个正着，他们对市场规模的信息掌握不充分，短期和长期博弈的规则错综迷离。但且慢，让我们靠近些来看。为故事的这一版本担保的，是一个概念性结构，事实上，所有过剩与崩溃的故事背后都藏着它的身影。泡沫这个概念，建立在如下的前提之上：泡沫破灭的时候，事情会归于常态，此时价格所反映的价值更为准确。每一轮的繁荣与萧条过后，人们都这么讲，从1720年的南海泡沫，一直讲到了2008年房地产崩盘。人们普遍认为，世界经济最终会回到正常状态——但这只是一种多数人的看法，以为泡沫是市场估价标准（且成功）程序的例外情况。可要像格林斯潘暗示的那样，这些程序本身就存在缺陷，我们回归常态的信念可就放错了地方——因为咱们脚下从来就不曾有过坚实的根基。

    某样东西的价格和价值之间存在背离，这种背离经济学家是修正不了的，因为这是“利润驱动价格”概念里固有的问题。对于这一差距，我们早就产生了不安、不舒服的直觉。万事达信用卡的广告那么有意思，靠的就是价格的不确定性。你知道它是怎么说的——高尔夫球场使用费：240美元；教练费：50美元；高尔夫球杆：110美元；享受乐趣：无价。不过，更深层次的笑话是这样：一种东西的价格根本不能衡量它的价值。这个棘手的直觉变成了搞笑的事儿。外星人或许会觉得奇怪：《价格竞猜》（The Price Is Right）这样一个节目，利用了事物价值混乱的漏洞，却在几十个国家颇受欢迎。节目主持人会向观众展示若干种不同的耐用消费品，并请他们猜每种商品的零售价。令人叫绝的是，正确地猜中这样东西有多有用，或者它的生产成本是多少，并不能赢——价格往往说明不了一样东西的用处和真实生产成本。你得本能地猜到企业相信你愿意付多少钱，这样才能赢。

    在基金管理的世界中，事物价值中存在的系统化混乱，让一部分人大发横财。交易员的薪水跟他们承担的预期风险回报率挂钩，所谓的“阿尔法”带来了回报。就拿投硬币打赌来说吧，假设赔率是2∶1。我赌1美元我能扔出人头来，每回我扔出了人头，我可以得到2美元。从长远来看，我能赚1美元，因为我扔出人头的机会只有一半，倘若扔出字，我要赔1美元。但要是我能从这个赌局里赚1.5美元，我就能弄出魔法来。这种魔法以奖金和加薪的形式变成了我揣进兜里的硬币。这是一个很难停得下来的鬼把戏，因为要在基金管理中创造附加价值，方法并不太多——我可以选择绩效超过预期，价格却被人低估的股票；我可以进行创新，改变游戏规则；我可以创造机构投资者有可能喜欢的定制资产。这样一来，虽然我们预见到“阿尔法”并不多（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可在赚钱欲望的驱使下，很多人把赌注下在一些持续产生良好回报的东西上，创造出“阿尔法”的假象，只可惜这些东西天然地存在带来庞大损失的可能性，尽管几率很小。要是考虑到预期的损失价值，阿尔法就没了。可要是忽略风险，奖金就源源不断地来了。把持经济的兄弟会趁着监管不善捞钱，一赚就是好几十亿美元。他们靠着使用一种“按模型定价”的财会手法，“预料”到了将来会出现的结果，并因此得到了高薪。从实质上看，这种财会手法允许他们把明天的预期收入体现在今天的账面上。他们还说这样的做法是合理的，因为“市场知道得最清楚”。

    “市场知道得最清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信仰理念，人们做了大量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努力，才把它变成了政府传统智慧的一部分。认为市场很精明的想法，来自有效市场假说。该假说最初由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尤金·法玛（Eugene Fama）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它为金融家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俨然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你可以把它想成是《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安·兰德的小说，在美国极受欢迎。——译者注，只不过有更多的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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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假说指出，金融资产的价格反映了市场对其当前和未来前景所知的一切。这并不是说，价格其实反映了该金融资产的未来绩效——相反，它的意思是，价格反映了人们信心的现状，也即人们对未来绩效是好是坏几率的看法。价格涉及打赌。诚如我们现在所知，市场的几率之眼近视得可怕，但该假说却能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会觉得以下笑话有意思：

    问：换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个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

    答：一个也不需要。要是那个灯泡该换，市场早就把它搞定了。

    有效市场假说的问题是，它行不通。倘若它不假，那么人就不会有动机投资搞研究，因为市场会凭借魔法击败你。1980年，经济学家桑福德·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证明了这一点，数百次后继研究也指出，该假说不切实际，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尤金·法玛本人所写。市场的行为，有可能不讲什么道理——投资者竞相追捧一只股票，把它的价值炒得跟市面上交易的股票完全没有关系。

    尽管有充分的经济证据证明有效市场假说站不住脚，它却在政府里面大行其道。



    许多人都发现它是个用起来很方便的假话，不仅艾伦·格林斯潘一个。迫使监管机构按假设成立的方式行事，投资者可以投入超级大的赌注。有一段时间，票子滚滚而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融时报》感到应该按月发行一份副刊，名为《如何花钱》，帮助越来越富裕的读者们卸下金钱的负担。过去10年繁荣的魔法也触及了中产阶级，他们通过房市跳入了这波泡沫。而房市，把住房变成了金融资产，并进一步变成了金融菜板上的鱼肉。但是普通业主没法像银行那样散布影响：由于政府承诺会收拾残局，而且言出必行，金融部门大肆狂欢。就算金融家下的赌注破坏了系统，他们从烂赌注里赚到的利润却纹丝不动：利润为私人所有，风险却是社会承担。他们的财富搞得整个世界大伤筋骨，可在对冲基金经理们眼里，却是2009年排得上收成最好的前三名。按乔治·索罗斯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危机，”高盛的员工有望拿到公司成立140年来最丰厚的奖金。

    这种情况表明，“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为根本无关市场的活动做了伪装。高盛公司的员工做得很好，因为他们的公司耍弄了一些明显不属于市场的把戏。《滚石》杂志的记者玛特·泰比（Matt Taibbi）日前用一贯的亢奋姿态透露说，高盛是怎样买下了美国政府。在奥巴马政府的经济班子里，华尔街有着整整一代对金融界友好的候选人，从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到拉里·萨默斯。盖特纳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时，说服摩根大通收购了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安排了有史以来最巨额的贷款：290亿美元。萨默斯曾在华尔街一家大型对冲基金效力，有好几年一个星期只工作一天，却拿着520万美元的年薪。他们在白宫的新职位，让他们成了经济丛林里的“泰山”。华尔街很有理由感到高兴。有着90多年历史的老牌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因为金融产品部门而陷入了破产的境地，高盛公司曾在它身上投入了巨额资金。2008年，美国政府出资拯救AIG，高盛投资的130亿美元得到全额偿还。与此相反，克莱斯勒的投资者们，每1美元只能拿回29美分。



    凡是关心民主的人，都应当想想华尔街和政府之间近乎无缝的结合。至少，人们有严肃的理由怀疑：引发危机的机构，怎么能全身而退？纳西姆·塔勒布指出了这其中的荒谬之处：“要是司机（蒙着眼睛）把校车开得撞了车，你绝不应该再让他摸新车。”



    问题是，由于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不受民主制度的控制，校车司机总能从同一家驾校毕业。



    尽管政府受着华尔街的挟持，一个整整一代都没人提过的字眼却从政治家嘴里冒了出来：“管制”。没错，高盛和其他金融机构从金融危机里海捞了一笔。可政治家们越发觉得，不能让市场太为所欲为了。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痛斥资本主义的《休克主义》（The Shock Doctrine）揭示了灾难如何变成了自由市场政治快速发展的平台，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代以及当今的持续性金融掠夺（从加利福尼亚到华尔街到伦敦城）做了很好的分析。但少数公众和一些政治家意识到，今天的经济危机意味着自由市场思潮的失败，不能再朝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了。为回应民众的强烈抗议，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似乎打算讨论一下如何规范和约束市场。问题是，他们能做到吗？又倘若他们做得到，管制又将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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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一开始，自由市场就招来了不满，但很少有像这样的时候：社会各阶层都怨声载道，大量的群体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自由市场政治，并要求改变。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实行新政，成为福利国家，部分原因就在于社会力量联手推动市场管制，重新协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本轮危机的新特点在于，它更为全球化，又出现在我们预防全球性气候灾难的最后关头。然而，这些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反映出，自由市场文化麻痹了我们的社会。为理解这对21世纪的我们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并质问为什么今天的市场成了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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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的故事的故事

    每逢周末或假日，我去家人开的便利店帮忙，总是很乐意受差遣，到仓库里去填装货架，也就是说，从成堆的盒子、架子里找出宝贝，然后用价签枪给它们标上价。价签枪是个塑料的机械小玩意儿，大小跟这本书差不多，我预先在它的表盘上设置好数字，一按扳机，它就吐出一张小纸条，贴在商品上。我总是高高兴兴地扣上几个小时的扳机，把它当成小资本家的格洛克手枪一种全自动手枪，多为美国警方和特种部队采用。——译者注，随机射出各种价格。有时候，我会把巧克力棒贴上999.99英镑的价签，招来家人好一顿训斥。不过，最好玩的还要算我发明的一个游戏：我设出0.01便士的价格，到处找我哥哥，往他身上贴。

    10岁的我对此乐此不疲，原因跟“为了去看足球比赛，乔宁肯把妈给卖了”这句话的笑点是一个道理。乔固然很想去看比赛，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莫过于他妈妈，可他没法真正做成这笔交易。我哥哥并非只值0.01便士，可一想到用这个价就能把他卖掉，或者诸如此类的，我就忍不住乐。然而，价签可以贴到所有东西上这个想法，不仅为我们的政治家和商界精英异常欣赏，也会导致公共悲剧。

    1920年，德国的两位教授，卡尔·宾丁（Alfred Hoche）和阿尔弗雷德·霍赫（Alfred Hoche）出版《准许毁灭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Permission for the Destruction of Life Unworthy of Life）一书，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他们主张，杀死“无法治愈的白痴，披着人皮的废物，没用的饭桶”，抛弃“他们的臭皮囊”，说不定能让国家腾飞。为了支持这一论点，他们计算了医疗成本，并概括为“以食物、衣物和取暖费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巨额资本，它们全无半点产出，可以从国民生产总值中减去。”他们的演算无可挑剔，结论却叫人恶心。

    最直接的反对意见是，给人的性命标上价格很可怕。不过，政府和企业是惯常要这么做的：和美国健康产业一样，英国政府会计算治疗成本和它挽救病人的生命年限，因为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它们希望能抢救治疗尽量多的生命。为了计算美国对伊战争的总成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琳达·贝尔姆斯（Linda Bilmes）采用了美国政府一个标准真实数据——每条命720万美元。据他们估计，美国人在此战争中损失的生命成本超过3万亿美元。将这一估计值用到伊拉克人身上，则战争给伊拉克平民带来的成本是8.6万亿美元。就算没人真的建议拿700万美元换一条人命，这事儿也会叫人觉得反胃。

    不过，时代变了，尽管贩卖人口在21世纪仍然很普遍，很少有地方还觉得这是件好事。如今没有合法的人口买卖市场了，公众亦普遍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事实上，现代社会甚至会禁止我们把自己标了价格摆到市场上卖。比方说，法律不允许我们出售自己的器官。赠与，可以。贩卖，不行。

    奴隶制的历史表明，不光准予进入市场的商品可以改变，确立什么东西属于市场的法令也可以废除。以前，法律准许奴隶买卖。现在不准了。换言之，为了牟利进行买卖交易，并让市场决定其价值，并不是什么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商品可以买卖之前，先要成为人们认为可以买卖的东西。我们今天买卖的大多数东西，并不总是像我们今天理解的商品一样——土地、音乐、劳力、保健、人力和食物，都曾经处在极为模糊的地位。通过复杂的多层次流程，这些东西变成了商品，在市场上按非常具体的属性进行交换。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正激烈，一本与主流经济学意见不同的匈牙利语作品在英国出版，深刻地考察了整个过程的运作情况。

    这就是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所著的《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它记述的是18、19世纪的英国史，并对听起来显得很神秘的“斯宾汉姆兰法”（Speenhamland laws）做了大量篇幅的讨论。斯宾汉姆兰法是英国的“济贫法”，它通过提供一系列与面包价格相关的福利，缓解农村贫困现象。然而，波拉尼认为，它远远不止是前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保障网，而是让市场和周围的社会更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和格林斯潘的哲学观相反，波拉尼暗示，资本主义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需要社会的制度。为了让市场发挥作用，社会需要获得准许，将东西变成可以在经济体内买卖的商品。这便是波拉尼选择“大转型”这个书名的原因。“转型”描述了社会最强大的群体如何尝试将土地和劳动力变成“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这种“虚拟商品”在本质上，跟从前在市场上交换的货品（goods）有着极大的不同。

    当今时代工作、生活的心脏是跟着薪水、支票和房租的节奏跳动的，所以，想到土地或劳动力是“虚拟的”，你可能会觉得怪里怪气。然而，这正是衡量“转型”有多么巨大的尺度。它对社会安排做了剧烈的改动，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可能按其他任何方式去思考它们了。换句话说，转型不仅改变了社会，还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和周遭环境的方式。

    大转型需要社会的剧烈动荡。为了买卖土地，必须驱逐从前使用土地的人。此过程的实现，靠的是圈地运动（这场运动有时相当暴力），农民被从公用土地上赶了出去，涌进了城市。在城里，他们或许能通过出卖劳力获得收入，进而变成消费者，创造了对商品的需求。换句话说，大转型要求管理土地和劳动的社会规则彻底改写——通过这种转变，土地和劳动成了全新的东西，具备了所有权和定价的资格。这一进程迄今尚未停止。金融新产品的工程师们就在21世纪血淋淋的转型边缘干活。旨在解决气候变化的资本和贸易政策制定者们做的也是同一回事，他们正想着把污染权变成一种商品。

    波拉尼提供的思考方式，不光能帮我们理解经济和社会为什么属于同一进程，还能帮我们认识到，为什么我们会错误地以为市场和社会互不相干。受利润驱动的市场文化，也就是被波拉尼称为“自我调控市场的神话”，尽管表面上装作对社会满不在乎，其实却极度需要社会的幕后推手。可为了让市场自我调控说得到进一步的传播，经济和社会分属两个不同领域的荒诞说法就要得到更广泛的宣传才行。我们通常认为，把连体双胞胎分开并不明智，可市场神话培养出来的信念，不仅说这对双胞胎是分离开来的，还说其中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病人。

    置身危机时刻，洞穿这套神话要容易得多。毕竟，要是公共部门没能及时出手，银行的失败会盘旋着引发整个经济的大崩溃。资本主义再也救不了自己，就好像它没法站在自己的肩膀上一样。市场从来依赖着社会，这就是为什么“规模太大倒不得”，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规模够大，就算跌倒了也有社会扛着”。自由主义的逻辑总需要一个社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波拉尼不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分成“政府和自由市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市场社会”罢了。


    由于同样的道理，市场社会是嵌在自然世界当中的——市场自我调控说同样试图否认这一点。人类文明依赖于地球的生态环境，哪怕我们把它都快压榨死了——有人估计，人类活动把其他物种的灭绝速度提高到了正常水平的1 000倍以上。在对自然世界的无情圈地运动中，我们破坏了自己的母亲星球，倘若不少气候学家悄悄说的小道消息不假，现在再出手挽救已经为时晚矣。对经济发展的永恒追求把人类变成了灭绝杀手，我们系统化地低估着生态系统维持地球运转的重要性。用生态经济学先驱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的话来说，“当前的经济发展把自己跟世界分割开来，做出一副不相干的样子。更糟糕的是，它还成了一个瞎眼的向导。”总之，经济想当然地以为许多东西是免费的，事实上，它根本就付不起那个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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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盲目症

    透过市场看世界，会带给我们许多麻烦。可大转型是如此深刻彻底，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方式来评估、管理世界，除了给它标上价，让自由市场去大浪淘沙。不管市场自我规范的神话有多不完善，我们都坚持到底，因为没有它，我们会觉得一片茫然。在思考事物价值的时候，我们只有一套指南针，哪怕它老是指不准，我们也能沉浸在幻想里，以为自己知道前进的方向。

    这就好像，我们集体患上了安东盲目症（Antons blindness）。这种病症的名字得自奥地利神经学家加布里埃尔·安东（Gabriel Anton，1858—1933），它是一种很罕见的疾病，中风或脑外伤之后有可能出现。患者分明已经失明，却坚定地相信自己看得见。这种病也叫做安东—巴宾斯基综合征（AntonBabinski syndrome），负责治疗的医生总会碰到患者坚称自己毫无问题，只不过是碰到了一些奇怪的幻觉体验。患者看到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一位患者报告说，看到窗外出现了新的村庄，可她又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修的了；还有一次，她看见自己的房子里有个需要食物的小女孩。患有安东盲目症的人会说身上的瘀伤和青肿是因为自己笨手笨脚或分心造成的，而不是因为看不见东西。为了对受伤加以合理化，他们虚构出前后矛盾的情节。而这也恰好为诊断这种疾病提供了一种方法。坚持自由市场可以照亮我们的世界，等它轰轰烈烈失败时又到处找借口，比眼睛瞎了又假装看得见好不了多少。

    在临床上，安东盲目症属于“病觉缺失”（anosognosia）——这个词是法国神经学家约瑟夫·巴宾斯基（Joseph Babinski，1857-1932）发明的，出自希腊语，意思是对疾病缺乏认识。病觉缺失不光只有虚假视觉的例子，还有其他许多表现。曾有人在三位左侧瘫痪的病觉缺失患者面前摆了一面镜子，请他们抬起自己的手臂。患者的手臂纹丝不动，但却坚持自己已经抬起来了。他们身边的椅子里，坐着一位健全的研究助手。研究人员要他举起或放下手，但他无须照做。而在前述三名患者中，两人说他们看见助手举起或放下了手。类似安东盲目症一类的病觉缺失不仅仅是个人的痛苦，也是社会性的，它不但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还使得我们无法观察他人的真实情况。透过市场看世界，不光歪曲了我们的自我意识，还把我们的残疾投射到其他每一个人身上。

    在安东盲目症这一比喻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想理解当今的经济这么地困难。我们陷在了这样一种政治和文化里：坚持自由市场是正确衡量市场的方式，不受限制的供需关系能让世界变得更圆满。这不仅是错觉，还歪曲了我们观察其他人的目光。我们把人类同胞全看成同路的消费者，忽视了彼此之间更深刻的联系，歪曲了我们的政治抉择。从食品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你要么提出反对意见，要么拒绝购买——也就是说，你只有发言权或退出权。没有重新协商、让所有人都有东西吃的空间，也不能成为同业生产者——你只能恳求厂商改变，要不然就只能放弃。最近，我在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外面，听到一位年轻的抗议者使用了消费主义的这种贫乏的政治词汇。她说，她参加示威是要让伊朗政府在选举舞弊之后“纠正弊端”——就好像政府客户服务搞得不好，向它的上级机关投诉就能解决似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一个没有市场的世界。每一种人类文明中都有以下理念：市场是一个交换场所，人们带着不同的需求来这里交换物品。当今市场的特点在于，交换的目的不在于解决需求，而是要追求利润。社会正常运行的最好办法就是允许市场追求利润，市场正常运行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少出手干预，这纯属意识形态观念。市场运作的条件是强权者规定的，而我们的悲剧就在于纵容了这一切的发生。这里，我们的盲目症，我们的病觉缺失，就是我们信任了一种总是背叛我们的权力，信任了一种明显虚假的承诺：受利益驱动的市场能点明真正的价值。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治愈自己呢？历史表明，治疗办法不能光靠政府，还需要市场社会内部的变革。波拉尼说得很清楚，自由市场的诞生需要大量的暴力，可他也同样观察到了一些别的现象：人们奋勇还击。斯宾汉姆兰法的确立，就是因为贫苦的农村大众饱受圈地运动的掠夺。济贫法的例子，不在于说明市场怎样依靠自我调控，把东西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相反，它们是在说明，置身市场自我调控的时代，要怎样对社会需求做出反应。波拉尼展示了人们如何还击市场扩张。在这来回的拉锯当中，斯宾汉姆兰法成了波拉尼所谓“双重运动”的一个例子。一方面，把土地和劳动力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需要大范围剥夺人民权利——这是第一重运动。第二重运动则是来自社会的反应，它力求治疗市场自我调控带来的创伤。上述两重运动，都发生在市场社会的大框架之下。

    虽然运动与反向运动的相对势力此消彼长，但这并不是什么市场与社会之间的拔河：市场拉着社会迈入未来，社会的反向运动却要把大家往过去拽。反向运动出自人们必须延续下去的政策，依靠这些政策和协会，建立起了全新的制度，如美国的新政，欧洲的福利国家等。按照波拉尼的模型，社会变化不是前进一步又退后一步，不是跳集体舞，不是你做了大量运动，最后从哪儿开始就又在哪儿结束。它更像是一首无尽的交响曲，后一乐章以前一乐章为基础。

    当今的反向运动是推客和博客，使用最新的理念和技术，再加上原有的直接行动，争取实现一个全然不同的可持续世界。未来的形成，将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设想不同类型市场社会，不受自由市场理论的歪曲，用新的方式评价世界。本书第二部分的主题概述了21世纪的反向运动，看一看全球社会运动和组织怎样限制市场及其最强中介的力量，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定义民主的运作方式。但要克服我们目前的盲目症，我们需要更清楚地理解自由市场的文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东西怎样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我们怎样变成了盲目的幻想家——自由市场社会下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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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为经济人

    疯子带瞎子走路，这就是今之时代的病。

    ——威廉·莎士比亚，《李尔王》

    穆勒的妖怪

    市场社会不是简单地把东西变成商品——它还对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和理念。体现这种文化的，是一个从没露过面的人。这个人，出自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臆造。穆勒的目的，是借这个人物，穿透人类反复无常的迷雾，找出有关我们的深刻真理。

    为形成洞悉世界的全新科学方式，穆勒认为，若干简单的假设可以揭示人们如何相互作用、如何举止行事的深刻现实。“几何学对直线提出了一种颇具随意性的定义，它说，直线有长度而无宽度，”依照同样的方式，穆勒觉得，社会科学也可以用一种抽象模型来对人做假设：

    按跟“几何学”相同的方式，政治经济学对人做了一个带有任意性的定义，也即，它必然会在现有的知识水平上，以最少的劳动和最小的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最多享受和最多奢侈品。

    穆勒的合理假设是，一般而言，人不会浪费资源，他们会尽量最好地使用资源，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但穆勒创造出来的人物，却自此以后有了生命。来吧，来见见这位经济人（Homo economicus，Economic Man）靠着倾尽全力实现满足的欲望，他活了。穆勒承认，简化性假设存在缺点，他还警告说，使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只能从“抽象上”认为是真的。尽管，他后来在写《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On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的时候说了一句自相矛盾的话，“任何社会科学的分支，都只能靠这一方法得出真理。”在20世纪的经济思想巨人盖里·贝克尔（Gary Becker）眼中，这简直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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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为经济人

    贝克尔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追随者，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执教多年，1976年，他写出巨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书中称，“经济分析为理解人类的一切行为提供了有益的框架。”贝克尔把经济思考工具套在了整个世界上，横跨了大量主题，从传统经济学到移民、监狱、种族歧视、棒球、家庭、时间和民主。就把他想成是“怪诞经济学”的创始人吧。凭借对经济学做出的贡献，1992年，贝尔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7年，乔治·布什总统又颁给他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授予平民的最高荣誉。贝克尔解释说，在普林斯顿读本科的时候，他厌倦了经济学，因为“它好像没法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我打算转到社会学，可它又太难了。”今天，社会科学再没有任何领域没有为贝克尔的思想所触及。20世纪80年代初，他成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院系的教授。

    贝克尔的经济方法涉及三个概念：第一，所有人，所有的一切，都是追求最大化的动物。人民、政府和企业都可以想成是经济人靠着手里掌握的最佳资源，追求尽量多的某种东西。第二，经济人的行为发生在某个市场上。第三，贝克尔的方法要求经济人的偏好在所有社会和环境中保持一致。他最早一次应用这一思想是解释民主的运作。在完美的民主制度下，“个人靠着充分的自由竞争，拉拢大范围的选票，获取政治职位。”换言之，完美的民主制度应当像完善的市场那样运作，选民以选票为武器，正如消费者以美元为武器一样。麻烦的是，我们将本书在第二部分更有力地看到，这种观点把公民事务变成了有限的选择——民主制度成了做选择题，你只能在两种苏打中挑选其一，无法深入地探讨为什么情况成了现在这样。

    当贝克尔转而又把这套经济学工具用到了家庭层面上，他保守的分析引发了更多的争议。由于婚姻是自愿自发的，它假设人们通过婚姻获得的效用超过他们单身时所享受的程度，又因为有许多人都这么做，我们还可以假设存在婚姻市场。贝克尔还暗示，婚姻是一种跨文化现象，原因在于——不管你住在哪里，“陷入爱河的人都可以通过跟家人分享的方式，减少频繁沟通的成本，减少资源在彼此间传输的成本。”靠着环环相扣的经济学方法三原则，贝克尔使出了杀手锏。他做了如下的示范：抛开潜在伴侣的财富不论，诸如美貌、智力和教育水平等东西是怎样产生效用，进而解释“比方说，为什么没什么魅力或不怎么聪明的人，不大可能跟魅力更大或更聪明的人结婚呢？”他在脚注中提到，有关魅力的说法暂时没有任何统计学上的证据。可他却在之后发表的文章中问道，“流行的看法认为，更漂亮、更迷人、更有才华的女性往往会嫁给更有钱、更成功的男士。我们的分析能否证明它确实有道理呢？……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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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多妻制也得到了类似的一番分析。贝克尔将它和一夫一妻制做了比较，在供需关系图上指出，为什么在一个丈夫能娶多名妻子的社会里，妇女的日子更好过：在一夫一妻制社会下，嫁给某人后难以维生的妇女，在一夫多妻制社会下可以去当别人的第二或第三位妻子，获得经济上的好处。贝克尔居然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后人最宽容的说法是，他喜欢根据一些最为基本的原则对现象进行解释。正如经济学家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所说，他彻底否认了权力、传统和身份认同等问题，无视最明显的事实：一夫多妻制关系下的妇女往往过得比一夫一妻制下要糟糕。归根结底，他还是在重复老一套的废话，“（这位）忠诚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支持者再一次‘指出’，政府对贸易的限制（这里指的是禁止重婚的法律）减少了社会的福祉。”

    贝克尔的结论固然叫人深感不安，可它们全都是齐齐整整地根据他那一小撮假设冒出来的。按贝克尔的衡量，允许经济人为所欲为，在市场领域获得安·兰德式的自由，会增加福祉。可这有些问题。姑且把使用这一方法招来的司法和政治问题放到一边，因为这是贝克尔工程最虚弱的环节。行为经济学家们很乐意指出，经济人追求最大化这一论点的根基就不合理，至少应用到人身上说不通。比方说，丹·阿雷利（Dan Ariely）就在《可预见的非理性》（Predictably Irrational）一书中，列举了人不像贝克尔世界中经济人那样行动的种种表现。

    除了人类系统的不理性，贝克尔假设偏好在所有社会中都一样，也是站不住脚的。在北美的许多土著文化中，乐善好施是大范围社会和经济体系下的中心行为。有人观察了白人男孩和印第安拉科塔族男孩得到两根棒棒糖后分别会怎么做。两组男孩都把第一根棒棒糖径直塞进了自己嘴里。白人男孩把第二根棒棒糖揣进了自己兜里，而印第安男孩则把它给了自己身边没有棒棒糖的男孩。不足为奇，文化可以塑造资源的积累和分配方式，规定储蓄或分享谁先谁后，但这一实验还提醒我们，消费的对立面并不是勤俭——而是慷慨乐施。

    还有些实验通过玩“公共货品游戏”，更进一步地探索了北美白人社会对慷慨大度的文化态度。游戏是这样的：我给你（以及其他许多人）一把代币，我告诉你，你有两种投资方法可选。你可以把部分（或全部）代币存进我的银行，每枚代币得到一美分的固定利率。你也可以把部分（或全部）代币存进社区银行。社区银行会把存入的钱分给每一个人（不管你存还是不存），它得到的投资越多，大家获取的收益也就越多。投入社区银行的钱不用太多，人人得到的收益就能大于每枚代币的固定利率一美分。从集体的角度来看，理性的结果是所有人把所有的钱都投入社区银行，但对个人来说，理性的决定是希望别人都把钱全都存到社区银行，而你一个子儿也不投——也就是说，你既分享了集体红利，同时又从私人银行账户里得到了每枚代币一美分的回报。威斯康星州的高中生们在玩这个游戏时，并不像经济人那样，一个子儿也不投到社区银行，而是投入了42%的代币。实验人员调整了各种因素，如分红时间表，参与者的人数，但人们投给社区银行的钱始终大致相同。他们又在一群大学生中重复了这一实验，结果类似。他们调整了所有想得到的相关参数，只有一次合作率降到了20%以下——那是在跟一组经济学研一的学生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行为经济学在这方面有个变体实验，叫“最后通牒博弈”。给你100美元，你把它分成两堆。你可以留下甲堆，我则留下乙堆。你提出分配方案之后，我可以选择接受，这样乙堆里留下的钱归我，甲堆归你。但我也可以选择拒绝，这样我们两人都什么也得不到。虽说我们美好的童年记忆里大概不会有这样的游戏，可它透露出社会的些许结构。怎样的分钱方案才正确呢？从理性上说，你会尽量多给自己留，尽可能少地给我——一美元，一美分，诸如此类。因为，从理性上来说，一美分对我来说也好过什么也没有，我的日子也会比什么也拿不到要好过。

    可大多数人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却并不是这么做的。他们会把钱对半分，或者8平方分。而在某些文化中，交流完全采用另一套逻辑。印度尼西亚东部岛屿上的居民，拉马勒拉的捕鲸人，玩这个游戏时用的是香烟而不是钱。他们平均给自己留下43%，给出去57%。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实验反映了拉马勒拉社会中的分享和公平模式，捕捉鲸鱼要靠整个村子的合作。杀死鲸鱼后，人们会小心翼翼地举行公平分配仪式。

    没有哪种文化下有人会100%地自私独占，尽管合作程度大相径庭。秘鲁东南部丛林的半游牧民族马奇根加人合作水平较低，绝大多数人只分出25%甚至15%，剩下的全自己留着。这种行为仍然是社会结构对合作的奖励较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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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这些博弈的不同结果，跟社会对合作的奖励程度有关系，最能准确预示合作的一个指标是人们是否参与市场交换，他们是否跟家人、本村之外的人买卖东西。换言之，这类博弈中良好的合作预测指标牵涉其他环境下的交换与金钱。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在解释我们当前的经济危机时，交换本身或许并不是问题的根源——问题在于围绕交换行为建立的制度。

    人类不擅长当经济人，还有另一个原因——进化。近来神经系统学和灵长动物学领域的实验表明，我们并不是随时都跟自私搭了线的，人类演进出复杂的行为，不光包括自私和贪婪，还包括内置的利他和公平欲望。尽管目前还存在一些争议，我们仍可以靠着大脑扫描来看出这一点。实验向受试者罗列出了一系列选择：是自己接受金钱；还是承受部分金钱损失，把钱捐给慈善机构。实验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具有启示意义的初步发现：拿了钱的受试者，大脑跟食物与性有关系的部分亮了起来；捐出钱的受试者亮起的则是全然不同的部分——跟归属与联系有关的区域。


    这就否定了“利他主义只是变相的自私”的概念。由于涉及的大脑区域不同，至少，从生理上看，这两个过程是有差异的。进化表明，利他主义和其他非自私行为确实存在某种独立的效用，相互利他的社会关系也能帮助我们生存。例如，对狼的研究揭示，拒绝成为社会群体一部分的成员更容易离开狼群，它们将面临55%的死亡率，而留在狼群里的成员只有20%的死亡率。我们并不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进一步的证据来自对我们灵长类近亲的研究。法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驱。他观察到，黑猩猩会相互交流，使用多种“货币”做交易，用梳理毛发交换食物或其他好处。黑猩猩很擅长记忆谁对谁做过什么，公平地给予和接受。用德瓦尔的话来说，“对人类而言，这种心理机制叫做‘感恩’，故此，没有理由把黑猩猩的这种行为叫成别的什么东西。”感恩可不是经济人的特点。

    感恩并不是我们跟灵长类动物唯一共有的特性。动物们同样有着内在的公平感。有一个测试是这样：给两只卷尾猴（或黑猩猩）代币。一只猴子用代币交换回高价值的奖励——葡萄，而另一只猴子，也即实验的受试者，在一旁观看。紧接着，研究人员向受试者出示了一种不甚理想的奖励——黄瓜。要是得到跟同伴一样的东西，卷尾猴和黑猩猩受试者会表现得好像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一样，用代币做交换。但要是得到不公平对待，它们往往干脆拒绝交易，哪怕交换会带给它们更好的结果。

    此外，当同伴猴子无须交换，“免费”得到东西时，受试的卷尾猴放弃交易的可能性更大（但有趣的是，黑猩猩却不会这样）。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卷尾猴乐于合作，但奖励或行为上的不公正（前者是葡萄与黄瓜的区别，后者是免费与用代币交换的区别）似乎会激怒它们。在对长时间群体居住的黑猩猩群体做测试时，它们的表现最有公益心。黑猩猩行动越慢，越是互相协商，它们的反应越是相同。这也就是说，儿童游乐场上最常听见的“这不公平”的叫喊声，是我们与动物近亲的共同特点。研究人员称之为“不公平厌恶”。它在狗身上都体现出来。

    黑猩猩还会惩罚背弃信任的同伴。做出背叛行为的黑猩猩会遭到对方的某种报复，比如拒绝分享食物，或者被当面狠狠抽上一耳光。以处罚的方式处理前者不合作行为，是建立公正的基石，也是黑猩猩进行社会规范的一种方式。

    人类比黑猩猩进步，因为我们不仅有惩罚机制，还有了怜悯之心。有一套尤其惊人的实验做了论证。它要你往我的账户里放些钱。数目会不断增长，你可以选择我该还给你多少，你可以威胁我说：要是我不合作，你可以对我罚款。要是你不以罚款威胁我，我往往会给你更多的钱。故此，拥有处罚能力但选择不这么做，能提高合作与信任。

    这些实验表明，尽管我们的基因或许是自私的，但我们也演变出了相应的调整能力，在需要的时候合作、社会化、建立并维持社群、博爱与共享。不同于经济人，真正的人看重怜悯、公平、信任、利他和互惠。尽管经济人对这些美德只有功利性的兴趣，但近来的研究已开始表明，我们赏识慷慨、分享和无私等内在价值的能力，是最大化我们福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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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经济人幸福

    当这一理论应用到人身上，贝克尔说，我们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成为经济人：人人都是自己幸福的生产商。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利用家庭自己的部分时间，购买市场商品和服务，并通过这一生产性活动，获得了自己的效用。”换言之，我们获得东西，再加上我们使用该东西的时间，幸福就出现了。但倘若追求幸福就是我们想要的一切，经济又基于“我们贪婪地去追它”的假设，市场能带给我们幸福吗？

    众所周知，大部分彩票赢家都说，中了几百万美元之后自己反而没以前幸福，但我们也知道，没有钱会让我们不幸。《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这是全美国最棒的电台节目）的报道，经济衰退之后，烂牙大幅增多——因为人们天天晚上磨牙，为如何偿付账单发愁。当然啦，这个证据是编出来的。最近出现了一连串的幸福研究，大部分出现在经济领域，调查如何得到金钱买不来的内心温暖。

    这门沉闷的科学吃了幸福药，终于发现了一条近乎普世的真理：追求财富造就不了幸福。虽说消费社会给幸福勾勒出的道路就是私人拥有一座房子、一辆新车，越来越多的研究却指出与贪婪相关的心理伤害。旧金山湾海岸地区的一位心理医生发现自己的病人“买了宝马，有价值300万美元的豪宅。可他们早晨醒来还是说，‘我对自己的感觉不怎么好。’”受折磨的可不光是马林县Marin County，加利福尼亚的富人区。——译者注的资产阶级。有人做过一次纵向研究，1976年，全美21家大学的12 000名新生接受调查，问卷中涉及的问题包括他们的财务目标，以及诸多领域的生活满意度。1995年，他们再次接受调查。1976年时更看重金钱的人，1995年满意度较低。还有一个调查，对象是266名商学院学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人越是看重金钱，报告的幸福水平就越低。以赚钱为动力的受访者承受的负面影响最大，他们时刻都在自我怀疑。

    在国际层面上，最重要的一份金钱和幸福研究叫做“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得名自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1974年，他发表文章指出，较之收入较低者，收入高于平均水平者的报告幸福感更强。这倒没什么可吃惊的。但他又发现，一旦国家达到了一定的收入水平，基本的住房、食品、水和能源需求得到满足，平均幸福感却并不随之增加。换句话说，矛盾的地方在于，过了某个点，更多的金钱就没法让我们更幸福了。相反，我们发现自己坐上了无止境的享受脚踏车，幸福就是让消费水平赶上同伴，要是他们做得更好，我们却没追上，哪怕绝对水平并不低，我们也觉得不幸福。

    最近的数据表明，一个国家的平均幸福感固然有提高的可能，但成本非常高。达到满足基本需求的足够收入水平之后，幸福跟收入呈几何级数增长关系。这也就是说，从一个幸福单位增加到两个幸福单位，或许要花10美元；可等我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从两个幸福单位增加到三个幸福单位，恐怕就要花100美元；而从三个单位增加到四个单位，要花1 000美元，依此类推。

    当然，与此同时，经济内的幸福还取决于人们对相对收入的预期与实现能力之间的区别。不少拥有宝马汽车和300万美元豪宅的人也曾报告说，自己其实很幸福，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觉得不幸福的人会认为自己机能不良，并求助于心理治疗。正如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认为，通过购买游艇和劳力士手表来实现的幸福，有着重大的社会后果，尤其是在不平等差异日益拉大的时候。美国最富裕和最贫困群体之间的差距正稳步拉大，1979～2005年间，社会最顶层的1%群体税后收入增加了将近200%，而1/5最贫困的群体反倒下降了6%。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里，他们的生活方式经过媒体的美化，令得大多数人的期待越发超出自身能力所及。30我们对原本会为之欣喜若狂的商品感到越来越不满。想想你的电视机——有可能，5年前你对它感到很满意，今天却不一样了。电视机哪儿都没变，可当你在潜意识里把它和铺天盖地的广告里更大、更亮的新款式一比较时，突然之间，它变得那么差劲。

    所谓的“地位性商品”——向你及社会反映你社会地位的那种商品——的贬值，解释了为什么不平等的加剧会让大多数人越来越不幸福。更糟糕的是，这种不平等的加剧是全球性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不丹近年来犯罪率上升的现象。不丹曾经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不丹的新国王接受过牛津大学的教育，他给自己的国家引入了卫星电视。此后，该国的国民总幸福度（这是一个反映人民生活得如何的指数，无关国民收入）大幅跳水。电视上叫人眼花缭乱的高档生活方式、塑身、服装和首饰，不仅导致了深深的怨念，还带动了一波犯罪潮，年轻人靠偷窃来负担默多克星空卫视上的那些小玩意儿。电视展现的世界，美国和不丹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达到，为了追求幸福，年轻人去商店偷起了东西。

    在国家层面上，这暗示金钱和他的老大哥国内生产总值（GDP）并不擅长衡量幸福。社会健康和幸福的其他指标，不仅存在，而且更能说明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将国民收入和健康及教育方面的数据结合到一起。同样来自联合国的“性别权利测度”（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显示了不同国家的妇女权利水平，以及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参与程度。英国的新经济基金会以“国家幸福”为题，公布了大量数据，涵盖了人对幸福、活力、支持性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的感受。在欧洲的排名中，丹麦几乎每次都拔得头筹。英国在22个国家中名列第13位，领先于法国。

    这些指标试图抓住何为“美好生活”的模糊概念，也就是希腊人所谓的“eudaimonia”希腊语“幸福”的意思。——译者注，它并不把幸福和金钱挂钩，而是和人类的蓬勃焕发联系在一起。心理学有一个分支，它鼓励我们把幸福视为心理健康的副产品。我们心理上越是健康，就越能产生出更多的幸福。慷慨和利他主义，是建设该健康库的途径，也能够在短期内创造幸福。这个假设有助于解释当前幸福研究领域的一个问题：当人不再靠攫取金钱来获得幸福，而是靠施与金钱，结果会怎么样呢？有人在控制了其他各种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做了实验，结果表明：

    1.慷慨不会直接导致幸福

    2.幸福不是慷慨引起的

    3.富裕并不导致慷慨或幸福

    但是，

    4.心理健康是慷慨和幸福两者的源头

    这里有一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知其详的悖论。要想幸福，你得尽量忘记幸福：

    把目光放在某个目标上，放在他人的幸福上，放在人类的进步上，甚至放在某种艺术或追求上，不把它们看成手段，而把它们本身就看成一种理想的结局，不光想着自己的幸福——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幸福。瞄准别的东西，他们便在这路上找到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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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认识到，要是我们像经济人那样活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就会遭到破坏，不能把人看成市场和最大化的饲料。贝克尔却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贝克尔的分析和政策是安东盲目症的传染源——然而它又很普遍，何以如此呢？不光是因为它分析得头头是道。应用他的方法不但显得一脸清纯，亦有着政治上的考量。它总是支持有利于强权者的政策，给经济垄断、寡头作风的长久存在找借口，给人体器官贸易文过饰非。倘若贝克尔不过是一种特殊分析方法的热情倡导者，我们说不定还能冲着怪里怪气的他乐呵一阵，看看他要怎样把整个世界当成钉子，拿自己的经济大锤砸上去。可这套方法的足迹遍布社会科学（尤其是在美国流行的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是以，我们无法轻松地把他忽略过去。法国哲学家福柯，1978~1979年在法兰西学院开讲座期间，深入剖析了贝克尔，认为他具体表现了当代市场社会日益蔓延的有害趋势。

    贝尔克并不是什么怪胎，而是市场社会新秩序的症状和成因。他是一套新自由主义文化的吹鼓手。在这套文化中，我们把市场的美德当成内心的信仰，像个体创业家那样为自己追求幸福，在市场中调动资源，增加其时间，以便创造效用，沉浸在我们的幸福之路当中。贝尔克关于家庭、移民和医疗的荒谬结论，是当前市场社会还没彻底受其理论蛊惑的明证。但切莫掉以轻心。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对市场内涵的认同会怎样演变。今天，全球人寿保险行业价值2万亿美元，可从前的欧洲普遍禁止此行业。在美国，它也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后才克服“拿钱换命”的道德污名。

    为了宣传推广市场和经济人的世界，贝克尔对市场社会的文化做出了贡献：它满足了特定群体的物质利益。在血肉之躯构成的人类世界，文化不光务虚，亦是务实。贝克尔的观点推动了一种特殊生物的利益。这种生物，比我们跟经济人的血缘关系更近，在市场社会里更如鱼得水。这种生物就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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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


    力抗妖怪的人要当心自己也变成妖怪。你若长时间地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德国哲学家尼采，《善恶的彼岸》

    每一种文化都有商人和市场，但现代市场社会孵化出了企业，一种靠寻求利润所推动的新颖的人类创造物，它来到世上不久，就逐渐成了地球上的优势物种。在大多数国家，企业的定义是“法人”——尽管并非血肉之躯，可它们享有跟正常人类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在《企业人格诊断书》（The Corporation）这部精美的纪录片中，马克·阿克巴（Mark Achbar）、詹妮弗·阿伯特（Jennifer Abbott）和乔尔·巴肯（Joel Bakan）套用当代法律的说法问道，“要是企业真的是个人，它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将企业的行为和一系列症状匹配起来，发现它表现出精神病患者的许多特征。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把精神病患者和反社会者统统划到了“反社会人格障碍”这一诊断条目下，确诊患者患有此障碍，则以下七项标准，需满足三条：

    1.不遵守社会规范并依照法律行事，如反复做出必遭逮捕的行为；

    2.欺骗，如反复说谎、使用化名、为个人利益或快感欺骗他人；

    3.冲动或不能提前规划；

    4.易怒，好斗，如屡次打斗或攻击他人；

    5.鲁莽，罔顾自己和他人的安危；

    6.一贯不负责任，如总是无法保持稳定的工作，无法承担经济义务；

    7.缺乏反省，如对伤害、虐待或偷盗行为表示漠然，找借口。

    这部纪录片的制作人发现，企业的的确确是这样做的：只要能，它们就违法；它们掩饰、藏匿自己的行为；为了短期利益牺牲长期福利；打起官司来很好斗；轻视健康和安全法规；拖欠供货商和工人的债务；从不为此感到愧疚和懊悔。举一个惯犯为例吧：孟山都污染了阿拉巴马的一个城镇，它扣下了相关证据，因为它不想“在商业上损失一个子儿。”——这是一份秘密备忘录里说的。《华盛顿邮报》于2002年最终揭发出来的事件细节，极为惊人。几十年来，在阿拉巴马的安尼斯顿城，孟山都一直在倾倒有毒废料，废料进入当地河流，10秒钟之内，鱼儿就会周身冒血、鳞片脱落而死。而公司的员工一直隐瞒这方面的消息。孟山都后来更名为“首诺”（Solutia），它的一位代表说，按现代标准评价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表现是不公平的：“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些如今不会做的事情呢？当然。可那只不过是白璧微瑕嘛，”他说，“如果把它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看，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好羞愧的。”虽说有点言过其实，但这么说绝对错不了：一家公司就是会这样理性而疯狂地行事。

    然而，公司要想搞破坏，不一定非要违法不可。市场社会的正常运作意味着，市场受利益驱动，按照它对世界的评价方式，到处都是各种各样“没什么好羞愧的”事情。企业在决定以什么价格生产什么的时候，完全跟经济人一个样：在一个生产要素均可从市场上买卖的世界里，它们做事只遵从冷酷的理性，只以利益为动机。

    为了追求高利润，企业组织工人、原材料、资本设备和租金，以便尽可能降低成本。让我们以假想的一个卖汉堡的快餐企业为例，跟着它的脚步来算算这些成本。身为一家以赚回利润为使命的机构，凡是生产汉堡所需的东西，不管是牛肉也好，劳动力也好，租金也好，安全检测也好，它都毫不吝啬地压缩其费用。它越是把成本压得比竞争对手低，就越是有更多的钱可赚。倘若这家企业能排放二氧化碳等污染物又不用买单，那么公司的成本就不同于整个社会的成本。按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这些社会成本叫“外部成本”。这些成本，不知道为什么溜出了价格网。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亚瑟·庇古（Arthur Pigou）提出，由于构造存在缺陷，市场往往会忽视它们行为造成的广泛影响。这一失误，影响着内部价格和外部价格的覆盖面。

    要观察现实中的外部因素，让我们回到超大汉堡的碳足迹上——这只是诸多环境影响中的区区一个。据估计，美国每年卖出5.5亿个超大汉堡，其能源成本为2.97亿美元，产生出相当于26.6亿磅.1磅=453.592克。

    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足迹。3除了碳足迹，我们或许还可以加上耗水量和土壤退化方面的环境影响，以及治疗与饮食习惯相关的疾病（如糖尿病和心脏病）之隐性健康成本。

    尽管这些成本全都不会反映在超大汉堡的出售价格中，可它们始终是要人买单的。只不过，偿付这些成本的不是这家快餐公司，而是整个社会。我们要去承受环境灾害带来的后果，承受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移民费用及更高的医疗保健费用。根据印度科学与环境中心的报告，制成汉堡靠牛肉；出产牛肉的牛，又是靠着砍光森林养活的。这样的一个汉堡，其实际成本应为200美元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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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字看起来好像太高，可站在宏观的角度来看，售价4美元一个的超大汉堡，完整的成本说不定比200美元还要高，因为企业不光不负担外部成本，还经常得到大量的津贴。美国消费者直接用自己的税款来维持汉堡的便宜价格。事实简单而明晰，汉堡生产企业所用的肉是靠玉米养肥的牛来加工的，而玉米是美国受补贴最多的庄稼。塔夫斯大学的一份报告称，靠受补贴的玉米养牛，美国牛肉行业每年平均节省5.62亿美元。52006年，玉米获得了最多的补贴，总计46亿美元。

    说到低工资，纳税人还通过一种“社会补贴”，维持着美国最受欢迎的快餐饮食。快餐业全职工人的平均收入是每年15 000美元。.这个薪资水平处在贫困线上，要靠医疗保险、食品券、儿童营养费、政府直接补助和其他政府服务来补充。据估计，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光是花在某快餐企业员工身上的费用，一年就超过2.73亿美元。再乘上大型快餐企业的总数，政府每年为该行业的贫困薪资提供的补贴高达10多亿美元。华盛顿非营利组织“Good Jobs First”的菲尔·马特拉（Phil Mattera）说，“一些大型零售商和快餐企业根本不会为员工提供充分的医疗保健福利。他们只好求助于其他方面，如果符合资格的话，就找州政府资助的项目。我们发现，有能力负担医保的大企业也转向了这些项目……就连一些国际知名的企业也公开鼓励员工参加由纳税人资助的医保项目。”

    廉价食物的社会成本，不见得光来自补贴。1995年的一次研究发现，为治疗美国人因为过度消费肉食品所导致的疾病，每年的公共医疗成本高达300亿～600亿美元。10这同样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中国，治疗肥胖和饮食相关类疾病的公共卫生成本，远远超过了治疗营养不良类疾病。

    这些直接和间接的社会成本，只占了食品价格缺失环节里的一小部分。由于畜牧业普遍使用抗生素，使得药物的有效性降低。农药污染、养分流失和温室气体排放，加剧了机械化农业欠下的环境债。主动抵消每年生产超大汉堡排放26.6亿磅二氧化碳，成本介于7 300万～3.56亿美元。据中国研究人员估计，私人每使用1美元的有害农药，公众就要花80美分将之清除。墨西哥湾的“死亡地带”，主要是因为农业排放物致使水体富营养化（氮、磷化肥和动物粪便含量过多）而形成的，这是环境成本的另一个例子。营养过载（也即富营养化）使得植物过度生长，杂草堵塞了航道。植物死掉腐烂后，又吸取了水中的氧气，致死了鱼类。有研究估计，富营养化给英国带来的成本是每年1.05亿～1.6亿美元，政府清除项目的直接成本高达770万美元。

    不可避免地，一个汉堡卖200美元，不过是个近似值。统计真实环境成本是个棘手的行业，因为我们既不知道长期的环境后果，也不知道后代们清理当今这一团混乱所需要的成本。爱荷华大学的一份研究，回顾了对美国农业真实成本的各种评估。把对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多样化和人类健康的各项间接成本加起来，它估计美国农业的隐性成本介于每年57亿～169亿美元。按美元计算，农作物生产带来的影响介于每年49亿～161亿美元；牲畜生产带来的影响，比消费者每年支出的价格多7.14亿～7.39亿美元。另一项研究估计英国农业带来的外部成本是每年37亿英镑。17尽管此类研究留下了大量的阐释余地，但很清楚的一点是，市场未能把所有的成本都算进我们在柜台前支付的价格里。

    据新西兰的一项研究估计，就该国而言，生态系统在有机农业体系里发挥的作用，其经济价值在每年每公顷.1公顷=1万平方米。

    1 610～19  420美元之间，而传统农业的成本则大致在每年每公顷1  270～14 570美元。生态系统对有机农场的价值介于每年每公顷460～5 240美元，对传统农场的价值则为50～1 240美元。18换言之，较之使用传统大规模生产农业技术的系统，注重可持续性发展的农业系统对地球的回馈更多——但它们却并未因此获得奖励。这就是为什么靠机械化农业生产出来的食物在超市里卖得要便宜些：因为它们没有完全偿付滥用生态环境的代价。19隐性成本向我们揭示：食品并不廉价，它靠的是欺骗。食品方面如此，其他所有的消费品也都是如此。以可持续性方式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看似成本更高，因为那些更廉价的替代品在短期内钻了空子，但却招来了以后所有人都要承担的长期成本。

    这一系统化的价值失真，是市场受利润驱动带来的直接后果。由于企业总是想方设法地降低成本，只要有可能，它们必然会逃避承担社会和环境成本。这并不是说，在这些组织中工作的人都邪恶、残忍或无情。我最近和联合利华的可持续农业总监杰·基思·维斯（Jan Kees Vis）有过一次争论。从各个方面来看，他都是个正派、体贴、有责任心和同情心，想要把事情做对的人。他负责许多有利于地球和公司的事情：节约用水、少用石化燃料，等等。不过，他承认，要是他采纳的政策造福于环境却危害了公司，工作即刻不保。

    企业是经济人。它们想要利用一切方法——合法的也好，偶尔不合法的也不错——来增加利润，这相当合理，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心存恶意。要是不遵守这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企业就出局了。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企业制造什么，都必然产生外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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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同意：要是我们弄出一摊乱，应该自己把屁股擦干净。如果价格真的反映了环境和社会成本，那么价格的确可以表明东西的相对丰富和稀缺。又如果某种商品能产生积极的社会和环境效益（如生态农场所做），而它又反映在价格当中，那么市场可以成功地利用价格，把资源分配到最有效的用途上。对那些选择购买不污染地球商品的消费者来说，这不应该是一个可选的“道德”选项。如果产品既有成本也有好处，那它们就需要反映在价格里，以便市场的经济逻辑正常运作。要不然，这就是大范围的企业补贴——自由市场的吹鼓手们最不喜欢的就是补贴了。你不妨把这种牺牲自然和社会填私人企业腰包的做法想成是在自由市场里撒“免费”午餐——企业资本主义固然会提出抗议，可它证明不了企业可以不依靠这样的补贴存活下去。

    要是不用偿付负面的外部成本，受益者就等于在偷窃那些为其行为承担代价的人。盗窃这个词，意味着有受害者，从广义上说，人人都是这些外部成本的受害者。臭氧层流失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鱼类资源损失；树木对生态系统发挥的作用减少；产业化农业造成水质污染；世界有了更多食物，干旱也愈发厉害……把所有这些后果加起来，你到手了一份庞大的账单。最近有一项研究说，要是人类被迫为生态系统退化的后果买单，费用将高达47万亿美元。而且，这份账单还不能平均分摊。另一项研究估计了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造成的生态足迹（也因消费和生产方式带来的隐性成本）。它只涵盖了6个领域：臭氧损耗、过度捕捞、森林砍伐、气候变化、植被破坏和密集型农业。毫不出奇，中高收入国家不光污染了自己，还把污染外包出去，让贫穷国家付出了高达5万亿美元的生态破坏代价。反过来，穷国对富国的生态足迹仅为0.68万亿美元。跟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欠下的生态债务相比，全体第三世界国家欠下的外债相形见绌，仅为1.8万亿美元。


    生态成本系统化地、不均衡地从富国落到穷国头上，从强国落到弱国头上，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外部成本得以延续至今——因为较富裕的消费者也分享到了偷窃的好处。要是我能按实际成本的1/50买下一个汉堡，这对我当然有好处，至少短期内是这样。人为的低价格是消费者从这一逐利系统中分到的红利，靠着它，我们买衣服比洗衣服还便宜，买手机比修手机便宜。正是通过这些“廉价货”，我们挺身进入了现代消费资本主义。当然，我购买汉堡（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背景环境有着重大意义。消费者可能本来想要购买更好、更健康、更美味、价格反映了实际成本的食物，可许多家庭的收入根本不足为生，搜寻廉价货就成了一种社会大趋势。


    故此，最好先别忙着一股脑地归咎于消费者，而应该来想想我们当初是怎样变成消费者的。我们兴许受了廉价商品（廉价是因为真实成本可延后再付或由他人负担）的诱惑，可这无法解释我们为什么会想要这些商品。这其中存在着一个微妙的进程，一种我们学习如何消费，如何评估自己的时间、幸福与彼此的社会构建。企业或许是现代市场社会的产物，但要把利润流动起来，它们得给市场招募消费者。价格是招募资料的一部分。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角力关系，也即供给如何满足需求，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极值情况：当价格为零、根本没有价签时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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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午餐的背后

    说到底，有谁不喜欢免费的东西呢？免费样品，免费游戏，免费午餐，免费电话，免费电视——都是我们至少能从中得到一定程度满足感的东西。坏处藏在什么地方呢？套用英语里两句老套得不能再老套的话来说，为什么没有免费的午餐呢？为什么收了礼物就别挑三拣四呢？这里有一个系统性的答案，也即冷静而理性的企业在碰到不理性的人类时总会出现的一个结果。要知道，人类的不理性，一碰到超市、商场、电视或网上免费派发的东西，就显得更为突出。策略照样是老一套。公司有一套涉及下赌注的商业模式。它打了这样一个赌：为你，也就是消费者，提供某种免费的东西，能诱使你将来回到店里；当你拿起免费东西的时候，你会为平常不愿意掏腰包的贵东西买单，消费得更多一些，你还会为使你买单的那个品牌产生好感。

    这没错。你赢了，因为你得到了更多东西；公司也赢了，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票子。然而，仔细观察，这种免费交换实际上正企图改变你的购买决策和偏好。为什么人们会喜欢他们喜欢的东西呢？经济学总是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这一行有句老话，“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品味问题，没什么可争的。但企业不断尝试调整品味，我们却马马虎虎地忽视了这一点。倘若有人想靠着让你免费尝两口，诱使你把偏好调整成吸食海洛因，你很可能会断然拒绝，因为你头脑里很清楚地知道吸毒上瘾会改变你的偏好，你也知道自己不想这样改变偏好。自然，这个比喻不够完美（厂家交换给你的免费东西兴许没那么容易上瘾），但它指出，我们的选择远远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是理性思考的产物。

    2009年2月3日，美国的丹尼连锁餐厅决定发放免费早餐，内含两个油饼、两个鸡蛋、两条香肠和两片熏肉。这样的一份餐点，它通常要卖6美元（好吧，说得再精确些，卖5.99美元）。公司打赌：免费送上一天的早餐，自己能登上各大报纸的版面，培养起更庞大的客户群。果然如此。200万人闻风而来——有人等了一两个小时。丹尼餐厅的总成本——包括在橄榄球超级碗上打广告，生产早餐的材料和劳动力——差不多在500万美元上下。有人问公司的CEO这么做值不值，他琢磨了一阵子，把苏打水一类高利润率产品的销量算了进去，然后说，“持平没问题，可能还更好些。”

    可见天底下实在是没有免费的早餐呐。当然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以下是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旅美札记》（American Notes）一书中描述19世纪旧金山派送免费午餐的情形：

    在这个白人的大都市里，我孤身一人。出于本能，我到处寻找茶点，来到一间贴满拙劣沙龙照片的酒吧。男人们把帽子顶在后脑勺上，从柜台上端过食物，狼吞虎咽。原来我偶然碰上了一处提供“免费午餐”的机构。你付了饮料钱，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一天用不了一个卢比，人就能在旧金山吃个饱，哪怕他是个破落户。把这记好了，万一你在这些地方搁浅了还用得上。26

    丹尼连锁店的早餐和这没多大的不同，手腕也没怎么变：用食物引诱人们，同时卖给他们利润极丰的饮料。“免费”再一次变成了一场赌博，我们渴望免费得到的东西，翻了个面就成了企业的利润之源。

    那么，在免费交换东西的过程中，什么样的行为才叫理性呢？经济学家理查德·麦肯齐（Richard McKenzie）在《电影院的爆米花为什么卖得贵》（Why Popcorn Costs So Much at the Movies）一书中讲述了他购买新电脑的事。制造商给他报了个可得免费打印机的选项，他当然选上了。他知道，制造商会靠着昂贵的墨盒把钱赚回来，所以，等打印机没墨了以后，他做出了理性选择——把机器给扔了。27你吃惊吗？要是扔掉一台免费的打印机让我们觉得太浪费（哪怕它合乎理性），我们不妨还是留着这种情绪。麦肯齐的行为跟经济人一个样，故此也就打败了电脑制造商的伎俩，可我们大多数人之所以容易上这些把戏的当，是因为我们觉得把免费的东西扔掉不对头：一样东西再免费，也必然有成本，总有人要负担这些成本。

    举个例子：移动电话公司给了我一部免费手机，功能繁多，于是我成了签约用户，或是打多少电话购买多少通话时间。我很高兴，不光是因为我这下可以不记位置就在城里到处闲逛，还因为我可以随手把玩最时髦的电子小玩意儿了。为了让这些功能正常运作，我必须多掏些腰包，购买应用程序或带宽。显然，许多人认为这很值。事实上，这就是手机军备竞赛，日益豪华的手机逐渐成为社交必需品。这些新款手机登场时搭配的新程序和新功能，同样成了社交必需品，自然也就成了供应商的长期收入来源。2007年，美国每名客户的移动电话支出高达600美元（首次超过了固定电话）。如此大把大把的现金，分配却极不均衡。

    2009年，移动电话公司诺基亚公布的利润为4.90亿英镑，总销售额为127亿英镑，股票分红比前一年高20%。为了生产手机，诺基亚和世界上其他的电子设备制造商一样，使用战火纷飞的刚果开采出来的矿产，全世界70%的钽矿石储量都在该国。钽矿石是金属铌和钽的来源，大多数便携电子产品的中央电容器均由这两种金属制成。不管钽矿石的价格高还是低，也不会改变争夺资源所产生的残酷的现状，而一旦它的价格走低，为了挣回跟繁荣时期同等的收入，采矿的工人们还得加倍辛苦地劳作。这些，是电子产品鲜血淋淋的外部成本，倘若我们上当受骗，以为到手的是一部免费手机，上述的一切就更显得阴森黑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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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新形式

    和免费东西相关的外部成本不一定全都这么深奥。技术改变了自由交换的规模，催生了全新的免费商品和服务，但每一种新东西，也都有其微妙的隐性成本。有了《纽约时报》的网站，我可以免费从上面阅读新闻。较之掏出2美元买实体报纸的读者人数，它吸引的读者要多上几百万人。这样一来，时报亏钱亏到了内出血。小报纸的故事就更凄惨了。Craiglist（全美最大的分类广告服务网站）等服务夺取了地方报纸分类广告的收入来源，鲸吞了它们的市场。反过来，这也是有成本的。

    由于收入下降，编辑读到了经济信号，缩减了新闻覆盖面，炒掉了记者。显而易见，重复利用新闻通稿和评论，比出钱搞新闻调查，承担公共责任要便宜得多。于是，报纸调动的地方民众参与意识出现衰败，成了这一战役中伤亡最惨重的环节——要知道，一个社会没有了新闻自由的监督，就等于没有了民选代表参政议政。

    这是自由商品的勇敢新世界，为了获得将来的财富，牺牲当前利益。《连线》杂志的共同创办人凯文·凯利（Kevin Kelly）曾写过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网上可看免费版），他认为，尽管互联网是一台巨型复印机，但靠着提供某种不可复制的个性化（免费歌曲，花上40美元可在歌曲中插入自家孩子的名字）、即时性（下周上图书馆免费看，或者现在就上网免费看）、原创性（免费下载音轨，但签名CD还是要卖50美元）、现场性（免费阅读网页，但得出钱让博主当面发表意见）、可访问性（在图书馆里到处寻找，或节省时间，从我们这里获得）的东西，仍然不失有钱可赚。

    这些都是将来数码免费赠品的策略，要是真像专家们说的那样，未来就是免费商品的蓬勃大发展，不妨让我们温故知新，以古为镜，预想将来。毕竟，赠送免费东西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就拿除了工作和睡觉之外占据我们时间最多的那件事儿说起吧：看电视。在英国，人们每天平均看两个多小时的电视。在美国，这个数字接近四个小时。有些国家的电视机用户要付钱给全国广播电视台或有线公司，有些服务提供商说不定还会对特殊节目收费。不过，整体而言，在电视屏幕前当个沙发土豆，似乎是一种没什么成本的免费活动。

    但仔细审视，电视节目的价格和成本完全是乱套的。就说全世界最盛大的电视活动吧：世界杯足球比赛。2010年的决赛将有15亿观众收看。为了承办世界杯，南非政府已经花了20亿美元。为了向前来观看比赛的数千球迷展现城市的美好一面，政府正在“清除贫民窟”，把穷人赶出城，这一幕免不了叫人回想起当年种族隔离的时代。棚户居民们给赶到了“其他住处”，那里没有工作，没有学校，没有卫生保健设施，一切全得靠自己。当然啦，这些社会成本，并不需要全球欣赏世界杯决赛的观众来承担。我们要支付的唯一代价，就是中场休息时忍受一下万事达信用卡和可口可乐的广告。

    广告也都有成本。具体到世界杯，在电视上插播广告的那些产品，生产起来有着外部环境和社会成本。最后一个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安妮·贝克尔（Anne Becker）观察到，向斐济青少年介绍美国电视图像，带来了可怕的后果：3年里，饮食失调的比例从0飙升到12%。28临近岛屿的姑娘们聊天时会谈到，想要一个可乐瓶形状的身材，不想要芬达瓶形状的。这里还有一个加速蔓延的全球性问题：现代消费文化的快速传播给男孩和女孩都带来了毁灭性影响。近有研究发现，在美国，禁止垃圾食品广告，3～11岁超重儿童的数量有望减少1/5，超重青少年的人数则可减少14%。


    外部成本和企业的规模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虽然经济学教科书上说垄断寡头是例外现象，可现实情况却还是少数世界知名的巨头企业统治着消费产品的世界。在竞争市场上，垄断寡头和小公司的一点区别在于，竞争企业必须按市场价格卖出产品，垄断寡头却因为势力庞大而另有选择。它们既可以随心所欲地固定销售价格，也可以随心所欲地锁定销售数量。但从长远来说，它们卖多少、你准备付多少钱，都要受其影响。

    “免费”其实是在拉消费者当壮丁，如果我们需要负担完整的成本，它提供的那些东西我们根本不会选择。在我们预算紧张的时候，免费变得更加诱人，但这也正是“免费”戳破幻觉的原因：我们根本不是什么理性的经济人，是“免费”把我们变成了消费者。到最后，我们兴许会得到一些我们喜欢、甚至想要的东西——比方说，我正在用免费的开源软件写这篇文章（我们将在稍后的章节讨论两者的区别）。“免费”也有可能开辟新的可能性，可倘若它出现在理性人与逐利企业（尤其是掌握市场力量的企业）的交叉点，必然存在隐性成本。诡异的地方在于，“免费”的企业赠品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对我们的束缚。

    当然，企业推广策略不是免费交换的唯一形式。法国社会学家马歇尔·莫斯（Marcel Mauss）写了《礼物》（The Gift）这本书，探讨围绕着给予和接受行为展开的复杂社会关系。他总结说，不管是在社会学上还是在经济学上，出自互惠互敬的期待而且免费的东西，是很少见的。在市场社会下，交换的社会纽带变成了以利润为指向。说到免费的婴儿奶粉，交换的规则和文化是想方设法追求利润的虚拟企业“法人”所书写的。对这些实体来说，“免费”就是打赌，它有赔率和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但有一件事是铁板上钉钉的。不管某样东西是免费的还是耗资1亿美元，只要它出自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就必然具有商品的一些共同性质。我们手机上沾满的鲜血表明，当代消费资本主义的每一次肉搏战，都蕴涵着普遍的外部成本，而这些成本，就是市场社会评估世界的标准运作方式所带来的。

    乍看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提高伦理道德。近来一段时间，市场很热衷大讲道德——哈佛学者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BBC的“里斯论坛”（Reith Lectures）上这么讲，2009年7月八大经济体集团联名支持但基本上当不得真的“莱切框架”（Lecce Framework，提出了所谓“公正、诚信和透明的共同原则”）也这么讲。在正式讨论的时候，不道德通常意味着某种应该感到羞耻，但不一定违法的事情。呼吁资本主义收敛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和20世纪90年代呼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感差不多，当时各大公司的头头都承诺不破坏环境，哪怕迫不得已非要如此，也会尽量和缓地去做。

    为了更好地理解价值伦理，我们有必要回到自由市场的源头理论家身上，他们对价格、价值和整体经济如何运作有着健全的认识。从前没有经济学家的时代，市场社会的弟子们被叫成“道德哲学家”，他们思考市场，不怎么关心大规模金融筹资的完整性，也不怎么看重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互动，而更多地着眼于价值跟无法消除的权力不平等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每当碰到这些哲学家评论价值，现代经济学家们就集体失语。资本主义的精神是嫉妒，为了它的繁荣发展，必须抹杀思考和评价世界的不同观点。但倘若我们对逐利市场思维的反思不是在做面子功夫，就有必要来重新回忆一下这些最初的道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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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财务自由之路




本书简介


这是一本十分适合投资者的书，它具有极好的系统性，完整地介绍了投资策略，有助于读者成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主动驾驭自己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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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通向财务自由之路》机械工业出版社作者：范-K-撒普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所有的新交易员都需要阅读本书。在范K撒普博士出版的所有书中，这一本为我们展现了他在研讨班和函授课程中从事教学的最高成果。我叫查克•惠特曼，是Infinium资金管理公司，一家位于芝加哥交易所的私人交易公司的CEO。目前我们有90位雇员，在15个不同的交易所从事所有资产类别的主要工具和期权的交易。这本书我个人买了很多本，但是在谈论该书之前，我想告诉你我和范K撒普的交往。

    我第一次知道撒普的教学是在1998年，当时我的一位导师布鲁斯得知了他的两门函授课程——交易商和投资者的顶级业绩和开发一个适合你的盈利系统。后来，布鲁斯也参加了撒普的一个系统研讨会，他回来后告诉我，教学资料和参加研讨会的学生的高素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我正处于交易生涯中最为困难的阶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7年是我交易最成功的一年，而且在1998年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我能够做到的绝对最优秀的交易商。然而，我所知道的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做大”，这样我才可以打破我最新的收入目标，不用说，我做得太大了，我在巨额盈利和巨额亏损的摆动中挣扎着。到1998年秋天，我做了一笔大交易，从概念上来说，确实是一笔非常不错的交易。然而，由于我对这笔交易管理不善，结果它很快就急剧上升为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交易损失之一。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犯了很多错误，根据撒普对错误所下的定义，就是“没有遵循我的规则”。我在交易之前没有做任何的情景计划，而且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可怕的回报—风险比率的头寸。此外，在我与损失的抗争中，我的反应很情绪化，我尽一切努力阻止它的发生，这就是撒普所说的“损失陷阱”。我不能容忍小额损失，而是竭力挣扎，竭力回避它。结果，我越挣扎损失就越大，而损失越大，我就越想加以避免，不想承担这笔损失，最终，损失变得难以承受，我结清了这笔交易。在退出交易的那一刻，我发誓要吃一堑，长一智，确保再也不会重复同样的错误。它成了我交易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开始进行自我评估，以发现如何能够提高自己作为交易商的业绩。因此，我决定从布鲁斯那里借第一本书《顶级业绩课程》，结果我在里面发现了关于“损失陷阱”的专门的一章。我在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在交易中犯的所有错误以及我如何走进交易在那一章里都有描述。我被深深吸引住了，马上报名参加了这个研讨会。

    1999年1月，我做了一个膝盖手术，不得不在轮椅上坐了10个星期。当时，我是一名场内交易员，因此，我计划检验一些“场外”交易的想法。我还开始了《顶级业绩课程》的学习。我很快决定，这段时间不想市场的事，而是集中精力于交易心理学的学习。在课程刚开始时，撒普博士就说，你不想做的那些练习或许就是你最需要做的。因此，我决定每天用4~6个小时，把该课程中的每一个练习都做一遍，这样坚持了10个星期。最后，我的感触是，在结束这门课程后，我变成了一个持有完全不同心理的交易商，这种心理自此以后一直是我交易的基础。

    与此同时，我决定参加撒普博士的一个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由撒普和著名的《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Robert Kiyosaki）主办的。这次研讨会彻底改变了我对财富和财富创造的看法，就像《顶级业绩课程》彻底改变了我的心理一样。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撒普博士把这次研讨会的资料加入了新版的《通向财务自由之路》，他在序言中对财务自由做了界定。我懂得了财富是一种观念，而不是在经济学课程里所学的它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我认识到自己是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以及时间要比金钱宝贵得多。从那时起，我开始深信不疑地行动起来，决定集中力量提高自己的效率。如果我能花钱提高自己的效率，给自己更多学习的时间，我就会去做。在这次研讨会之后不久，我以对交易和财富新的视角重新回到了交易中。我在接下来的四个月时间里赚的钱比我以前交易生涯中赚到的全部还要多。

    在一段时间之后，我放慢了自己的速度，更多地在业余时间做些交易，因为我开始规划曾经的一生的梦想，就是筹建自己的交易公司，成为一名高级交易商。我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一直在学习、调研和规划我将如何交易的计划。在设计计划时，我利用了很多撒普的原则作为基础。我读了这本书，还有当时他出版的其他书，如《通过电子日交易达到财务自由》。我又参加了撒普的几个研讨班，我在筹建公司时采纳了五个关键的原则，其中有四个是从撒普那里学到的。我保持了这些原则的前后连贯性，并按照撒普所教授的顺序。它们是：

    心理因素。你也许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机会和资源，但是如果你的心理有问题，你还是不会成功。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应本着这样的观点：我们创造和表达自己的现实。如果我们认为世界是存在问题的，那么我们对所观察到的东西会表明这些观点，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世界是富裕的，那么我们会找出大量的证据来证明世界就是如此。我们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了这个领域，即从如何雇用新员工到如何教导他们以及公司如何成长。在新版《通向财务自由之路》一书中，你会发现这一原则贯穿始终。你对你所得到的结果负有责任，即你对自己的交易要负责。当你得到不想要的结果时，你就犯了某种错误，但你可以改正这一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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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寸确定。你可以有最佳的交易计划、信息和执行系统，但是如果你赌得太大，你就会完蛋。正如撒普在本书中所指出的一样，低风险的思想是指这样一种思想：交易所处的风险水平可以让你在最坏的不测情况下坚持下来，结果你可以实现该系统的长期期望收益。这是交易成功的真正关键之一，你应该读读这本书，读上几遍，确保自己理解了这一点。你会遭受损失，但是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些损失造成的危害限制在一定程度内，以实现最大的综合回报。头寸确定是交易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但却少有人去教这一点，它是系统中帮助你实现目标的那部分。你要确保在阅读本书时真正理解了这一点。

    市场选择。这个原则是我加进去的，尽管它是撒普博士在第4章给出的模型的一部分内容。你所交易的市场远比你如何进行交易重要得多。我认为这一原则一直贯穿于我自己交易生涯的始终。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之初，有些进行股票期权交易的家伙赚了大笔大笔的钱，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短短几年之后， 还是这些人，其中有几位找到我，要到我的公司里做职员。相比之下，我见过一些杰出的投资者最终战胜了不利的市场而过着体面的生活。如果是在一些交易繁忙的市场上的话，他们可能已经成为传奇人物了。这证实了我的观点。就像约翰•保罗曾经说过的，“到有油的地方去！”我真的很高兴看到撒普博士在新版中加了一章，分析大环境，然后找到适合这个大环境的市场和策略。

    退出。在市场中赚钱的关键在于你如何退出市场。你必须知道你什么时候错了并扭转不好的交易从而止住损失，这在第10章中有深入的讨论。你还必须知道如何经营一笔盈利的交易，并让它最好地滚动起来，第11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知道的和观察到的有些最杰出的投资者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带虚荣心地退出头寸，他们以一种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退出市场的方式完成了这一切。

    入市。在第9章，你会了解到你可以随机地进入市场而且还能赚到钱，撒普博士甚至谈到了他的随机入市系统，而且向你展示了如何利用这样一个随机入市系统赚钱。如果你有一个健康的心理能让你在交易时不自负；有一个期望收益为正的系统，该系统产生于确保把你的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撒普称之为确保你的损失是1R或更低）的想法；交易可以获得非常不错的回报—风险比率（撒普把它称为让你的盈利是你的初始风险的很多倍）；以及你是在最好的市场上进行交易，利用头寸确定来实现你的目标，那么，入市就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些都是本书自始至终讨论的原则。

    这些原则是我们公司的核心，我向公司所有的新老雇员传授这些原则。这些原则与普通交易公众中大多数人所持有的以下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你必须选对股票，如果你没有赚到任何钱，或许是选错了股票。把此观点和上面第五个原则对照一下。

    你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进行充分的投资，在控制风险时包含分散化。把该观点和上面的第二个原则对照一下。

    当你在市场中赔了钱，这或许是因为你是市场或者你的经纪人或者顾问的牺牲品。把它与第一个原则对比一下。

    因此，普通交易公众主要关注于在正确的时间选择正确的股票，而忽视了对成功真正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很重要的原因。

    读完第2章，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成功对如此多的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这要归因于他们在进行决策时所存在的所有的倾向。撒普博士将这些倾向称为“判断的捷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些了解这些倾向的人利用它们来预测市场。相反，我采纳了撒普的观点，即多数人赔钱是因为他们不是有效率的决策者，因此，为什么不让自己更有效率呢？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一样，我要求我的新交易员都要阅读本书。它可以让你洞悉我所知道的撒普的其他非常有价值的著作。本书将会有助于你学会如何开发一个适合你的看法和帮助你实现目标的交易系统。如果你反复阅读本书，你就会更加理解我用以经营公司的五个关键原则。

    如果没有撒普博士教给我的哲理，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功和祝福，也不会有机会在发展我的公司的过程中与如此多的人分享这些成功和祝福。我相信遇到撒普博士并有机会向他学习是上天的安排。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我看到这些哲理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检验。它们都是我的公司之所以非常成功的主要原因。

    我希望你也能从这本书中学习到精彩的内容，并利用它们让你的交易更加有利可图，让你的生活更加富有目的性。

    查克•惠特曼

    Infinium资产管理公司CEO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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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版序
《通向财务自由之路》机械工业出版社作者：范-K-撒普

    本书让你获得财务自由

    首先，我想对标题做个评论，它提到了“财务自由”。很多人认为“财务自由”这样的词使得题目有点过于商业化。杰克•施瓦格（Jack Schwager）对本书第1版就曾写过这样的评论：“虽然我不能保证你获得财务自由，但是我向你保证，书中到处都是合理的交易建议和大量的你可以用来发展自己的交易方法的思想。如果你认为你的交易方法还不够好，那么你真的需要这本书。”

    那么什么是财务自由呢？我的另一本书《财务自由的安全策略》就是来谈这个问题的。我不想在此进行重复，但我想总结一下。

    财务自由实际上是看待金钱的一种新的视角。多数人认为他们得拥有最多的钱和最多的消费才能在金钱游戏中获胜。这些都是别人误导你的规则，如果你遵循这一规则，那么你身边别的人就会赢了这个金钱游戏。原因是这个世界上只会有一个人有最多的钱，而即使你认为亿万富翁的身份够资格，你赢这场游戏的机会仍是渺茫的。

    如果你认为你有能力进行最昂贵的消费就可以赢，那么你最后可能会负债累累，因为，如果首付和月供足够低，你可以买得起任何奢侈品。然而，这样做最终会把你拖入巨额的债务之中，过着一种被金钱奴役的生活，财务自由（我所指的意思）继续离你越来越远。

    财务自由，对我而言，就是采纳一系列不同的金钱规则而在金钱的游戏中获胜，而且如果你遵循这些规则，坚持自己的目标，从错误中学习，那么我保证你可以通过这本书的学习获得财务自由。财务自由意味着你所运作的金钱能够为你赚取超过你需要支付每个月花销的金额。例如，你每月的花销是5 000美元，而你所运作的金钱每个月为你带来5 000美元或更多的收入，那么你在经济上就是自由的了。

    交易和投资只是你可以运作你的金钱的很多办法中的一种。我相信如果你通过阅读本书发展出一种方法，不需要你太多的投入（每天不会超过几个小时）就可以为你带来足够的钱满足你每月的花销，那么你在经济上就自由了。例如，你账户上有30万美元，通过对该账户的交易每年可以挣到6万美元（20％），而这只需要你每天花费几个小时，那么你在经济上就是自由的。这并不是说你不会花费几百个小时甚至几千个小时来构建你财务自由的基础，也不意味着你不用提高自己而继续维持这一水平的回报。不过，它确实意味着一旦你建立了这一基础，获得财务自由就是可能的。

    你只能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交易

    本书最早出版于1999年。从那以后，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本书完全改变了他们对交易、投资和进入市场的思考。

    我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即你无法对市场进行交易，你只能就你对市场的观点进行交易。例如，你相信市场要上涨（或者总体上市场在长期是呈上涨趋势的），而且你认为趋势跟踪是有效的交易方式，那么你或许就会采用趋势跟踪方法买进要上涨的股票。然而，如果你认为市场被高估了，有可能会下跌，那么你就很难买进要上涨的股票，因为这样做与你的看法是相冲突的。

    我在本书第1版里所讲的一切都反映了在写作本书时我对市场以及对交易成功必备条件的看法。然而，看法毕竟不是现实，它只是对现实的过滤。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认为而且还要重申，我所教的东西都是现在有关市场和交易成功的最为有用的观点。

    几年来，我不时地发现一些对大家更有用的观点。从本书第1版出版以来的7年中，我采纳了很多新的、更有用的观点。因此，尽管第1版中的大多数核心概念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新版中还是有足够多的新变化使得我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大的帮助。下面就是反映了我目前观点的几个主要的变化：

    我认为所有的交易系统都应该反映大环境。1999年是自1982年开始的一次长期牛市的结束之际。在1999年，你可以买进任何高科技股票，持有6个月后或许你就可以将钱翻一倍。然而，长期的牛市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长期的熊市，如开始于2000年的长期熊市。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长达20年，因此，你应该能够利用这些宏观趋势的策略以赚到不少的利润。熊市并非坏消息，它只是需要一个不同的赚钱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