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的投诉被转到另一个城市,大多数程序都是通过电话,信件,传真等完成。一个人权委员会的土著印第安人叫Alan Strojin的调查官员接手了我的案子。他一开始对我的案子非常积极的支持,告诉我因为他是白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他父亲是土著印第安人(母亲德国人),白人如何杀光了他们的人民,还把他从小就强行送进寄宿学校与家庭分离失去土著的文化纽带,他在学校目睹了白人怎么殴打和性剥削土著孩子。还告诉我他的个人生活等等,就像一个朋友一样获得了我的完全信任。他在接手我的案子后在电话约谈我时问我,“If your case can’t be resolved at the Commission,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如果你的案子不能在委员会解决你怎么办?)当时我被多大无理解雇,失去了生活来源,连硕士课程都没有钱完成,找不到工作,账上已经只剩下两位数的钱了,非常绝望愤恨,就对他说“If I’m going to die, not only me, die”. (要死也不会我一个人死)Strojin在得知我的状况后帮助我解决了生存问题,我就更感谢他信任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