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车别：《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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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朱理学的本意及其在宋明的作用

一般人心目中的程朱理学是什么印象？为统治者服务的愚民工具，为皇帝效忠，桎梏普通百姓人民，三纲五常，存天理去人欲，窒息社会发展的活力，阉割人民的反抗精神等等。

这种印象的得来，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看看自称宣扬奉行程朱理学的满清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很难不得出结论，程朱理学确实是反动落后保守甚至残暴的思想工具。

这样看来，对程朱理学的大批判特批判，乃至彻底否定，自然也是应该的了。

但问题是程朱理学果真是如此么？

如果不满足于人云亦云，稍微了解一下程朱理学本身的内容，以及那些信奉程朱理学者的事迹，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以上所说的那种印象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程朱理学归根结底不过是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变化都有自身的道理都遵循着一定的理。理也就是事物的规律和联系，所以理学把理上升到世界本原的哲学高度，认为人应该揭示每一种事物的理，认识这些理，遵循这些理。应该说理学是儒学的系统化哲学化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明升华、理性高度发达后才能有的产物，是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些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的言论，对理学有一具体的认识。程颐说“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

再如朱熹对“致知格物”的解释：他说所谓“致”就是“推极”，也就是推广应用到最大限度，所谓知，就是“识”，应该就是知识的意思，所谓“致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的意思是“至”，“物”，则就是“事”，整个联系起来就应该是推广应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尽最大限度去认识了解事物变化的道理。

朱熹等人把“理”上升到世界本源的高度，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了”

张载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此外“他还强调理的客观性，说‘理不在人皆在物’，认为理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中，并不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他还提出，穷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从此就约，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程氏遗书卷十一）[145]p522-523。

许多人受到长期灌输的影响，认为程朱理学所谓的“理”只是局限在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其实这是根本错误的，程朱理学的理是自然万物的理，探索自然事物的道理，本身即是理学中非常强调的一环！

正因为此。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朱熹非常推崇，他说“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他认为程朱理学本质上和辨证唯物主义没有区别。李约瑟还说程朱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他还明确地说：“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再说程朱理学在社会伦理内的观点，就拿一直以来最受人诟病的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来说吧，揆情度理，发根究源，其并非是禁欲主义，而只是说把人的欲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不是如何解释“灭”字，而是如何解释“人欲”。在程朱理学中，人欲是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与人欲对应的概念是人心，
     “‘人心’泛指一切欲望，‘私欲’则专指过分追求利欲，违背道德原则的欲念，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    丨欲望，而是以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 [1]
     “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夫妇之间的性关系不仅是人伦的正当表现，甚至具有天地合德的本体涵义，而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引诱己婚的异并破坏他人的家庭便是人欲，这个界限是不言而喻的”（同书第2页）

按照有些人的可笑理解，理学家既然要去人欲，灭人欲，那大概应该象和尚一样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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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理学家的主张实质不过是把人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不可让其过度放纵。如果以此指责理学，那就相当荒谬了，难道在现代，我们就鼓吹放纵人的欲望？难道在西方国家，官方宣扬的道德伦理是鼓吹纵欲的，是不约束人的欲望的？只能说胡扯。

更何况从程朱理学创始人以及明代诸多理学家的言论行为来看，他们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矛头锋芒主要是指向君主帝王统治者等统治者，而不是指向被统治者。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不妨列举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言行。程颢曾经对宋神宗说“人主当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当为卿戒之。’及论人才，曰：‘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程颐是程颢的弟弟也是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他“在为皇帝讲书的时候，扳着面孔，一副十分庄严的态度。有一年春天，他看到小皇帝依着栏杆折柳枝玩，他就教训皇帝：‘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使得皇帝很不高兴。类似的事情不一而足。程颐当时以皇帝老师自居，一切无所顾避” [2]

朱熹选编的《近思录》中二程说的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这同样是对统治者说的话。

朱熹自己的一段话能更充分的说明问题。朱熹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於义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末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藉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卷36，页579 ）[3]

在这段话中，历来被歌颂的英君明主汉高帝唐太宗，在朱熹看来都不过是“假仁藉义以行其私”，笼罩在帝王身上那层神圣高贵的面纱，被朱熹毫不留情面的撕了下来。既然中国历史上最英明最圣贤的君王都不过如此，那么其他皇帝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应该说，朱熹的话已经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

程朱理学到了明代又如何呢？应该说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理学仍旧是限制君权，防止专制最重要的思想的武器，同时也是促使他们研究自然规律的指导思想。

就前者来说，前面曾经举过吕坤的言论“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吕坤正是明代信奉程朱理学的正统思想家的典型代表。再比如大批东林党人，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高攀龙等人，本身也是尊崇理学的。

就后者来说，明代诸多科技论著如《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物理小识》等的作者，其研究记述的动机本身也都和理学所说的“格物致知”有直接关系，如“明朝末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今天已经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著作。他的儿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说，此书‘虽命医书，实该物理’。就是说，这是一部探求物理的著作”[4]

   也正因为探求事物的道理，格物致知本就是理学的应有之义，所以“他们的活动，当时就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徐光启的工作，获得了崇祯皇帝的支持。李时珍的书，由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作序，后来由朝廷命令刊行。而象《天工开物》等一问世就受到了社会的热烈欢迎，并且一再刊印（在清朝该书濒临失传，后来从国外图书馆重新引回中国）。而象徐霞客游记同样是明朝当时江南文人的领袖钱谦益，对徐霞客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赞扬，甚至提出了‘徐霞客精神’这样一个概念”[5]

[1]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143页

[2] 同上，第71页

[3] 转引自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史林》1995年第1期

[4]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31页

[5] 同上，第862页
2、从理学大儒吕留良的遭遇看满清对程朱理学的阉割

程朱理学真正被阉割是在满清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吕留良在满清统治下的遭遇。

许多人知道吕留良是因为满清的文字狱，知道他是一个有强烈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后被清廷挫尸枭示，但未必知道吕留良本身恰恰是一个程朱理学最坚定的信奉者与宣扬者。

钱穆说“如吕留良，乃于清廷设科取士之朱子《四书》义中大张民族主义，罹剐尸之刑。雍正皇帝颁《大义觉迷录》一书，昭示天下举子，尽人必读。乃不久，其书亦同遭禁锢，举国无一人能见。直至清之末叶，民间始再印此书，与吕留良书同获重见于国人。今人多能谈清廷文字狱，屡行文字狱者为雍正，而雍正御著书亦同受禁锢，此诚旷古奇闻。”[1]

吕留良案件，广为人知，所以不必详述其过程。总之最后的结果是“上至入土之尸，下及襁褓之孩，无一幸免，或挫骨，或凌迟，或杀头，或流放，或为奴”[2]。至于其著作，“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抄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3]

那么吕留良究竟宣扬了些什么思想让清廷统治者如此震慑恐惧呢，以至于他死后还要将其尸体剐割挫骨以泄愤呢？

他的大部分著作已经被清廷销毁，无从得见，但也有只鳞片爪，逃过罗网，侥幸存留至今。钱穆说“晚村评点四书文，其语保传迄今者，有《四书讲义》四十三卷”。[4]

钱穆的著作中摘引了一些内容片段，也可以窥见吕留良思想一斑，这里不妨也转引一些，以便一般读者了解。

“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议礼，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种种不仁之心，都从他不仁之心揣拟”

“自三代以后，习成一功利世界，……凡礼乐刑政、制度、理财用人之道，纯是私心做就，……故程朱责难于君，必先正心诚意，非迂阔也”

“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历代因之。后儒商商量量，只从他私利心上要装折出不忍人之政来，如何装折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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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事君，其初应举时，原为门户温饱起见。一片美田宅，长子孙，无穷嗜欲之私，先据其中，而后讲如何事君。便讲到敬，也只成一种固宠患失的学问”

“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为生民也。……君臣之尊卑虽定，而其递降相去，只一间耳。三代以后，尊君卑臣，相去悬绝。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摄。及其不能摄也，则纂弑随之。直弄成一个私心自利世界，与天宇隔绝”

“自三代以后，以诈力取天下，以法术治天下，一切于人欲上修饰补苴。君臣之间，皆以驾驭术数为事。……总忘却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来，由‘天降下民’起义。此一伦不正，上体骄而下志污。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

“故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故差自农。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

“君臣以义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只为后世封建废为郡县，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绝。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

“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曾静《知新录》中言‘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耳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又云‘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5]

从上面这些摘引可以看出，在吕留良看来，程朱理学和儒家观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专制和异族统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头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员等统治阶层。

而吕留良所说的“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这种说法已经类似于一些解放后一些政治教科书中的说法，即皇帝是地主头子之类，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长远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

至于“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那已经等于是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

严格说来，吕留良对程朱理学进行的这种解释和阐述，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程朱理学的本义所在，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来理解程朱理学，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漫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而已。

读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的人，很容易就发现，《明夷待访录》中所说的内容与这里摘引的吕留良对君主帝王以及君臣关系的观点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只不过是黄宗羲师从刘宗周，总体来看，还是属于王阳明心学体系的传人。两人一个是从程朱理学出发，另一个是王阳明心学为根底，最后形成的观点却颇多一致（尽管两人后来关系并不很好，甚至互相嘲讽抨击）。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中国自身文化体系内孕育的思想，无论心学还是理学，都是文明进步，社会进步的结果，在不受满清统治干扰的情况下，其趋向都是进步的，并不存在一个进步开明，另一个保守僵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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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黄吕二人思想殊途同归，但他们的论著观点遭遇的命运却大不相同。钱穆曾经发过一番感叹“余观其说，颇似黎洲（即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所论。……黎洲著之于《待访录》，而晚村见之于《四书讲义》，……惟黎洲《待访录》，自晚清以来，极为一时传诵，而晚村《四书讲义》则注意者少。身后声名，固亦有幸有不幸。而外族淫丨   威之深摧严抑，足以使学者精神长埋至于数百年而终不显白。”[6]

造成这种际遇差别的原因，除了黄宗羲更韬光养晦，甚至在晚年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与清统治者虚与委蛇，说一些违心话，作媚顺之态以迷惑对方；而吕留良则更刚烈，更决绝外。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也在于对于清统治者而言论，吕留良从程朱理学出发阐述的观点对他们的威胁更大。

清朝统治者是通过把程朱理学钦定为官方学说，以达到垄断对程朱理学的解释，来阉割程朱理学，并进而阉割士人精神的目的，而吕留良恰恰是还原程朱理学的精神内涵，这是从根本上击中满清统治者的要害，从思想基础上威胁满清统治的合法性，也就难怪满清统治者对其恨之入骨，视若虎狼了。

当吕留良案件爆发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也还未被清廷完全磨灭，还有人敢于清廷凶虐淫丨   威之下，为其辩护。比如当时有绍兴人唐孙镐写《讨诸葛际盛檄》为吕留良争辩，齐周华写《救吕晚村先生悖逆凶悍一案疏》

结果唐孙镐被秘密杀害，雍正批示说“似此妄匪之类，便令伊杀身以成其臭名，亦属便宜也，可将此论秘密消灭，不要说曾奏闻，不可令人知有此事，可将伊设法，或杖毙，或令他法处死，暗暗外结可也”[7]

而齐周华被投狱五年，受尽酷刑，后来虽然被放了出来，结果到了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还是被判了凌迟处死。



当然更令清廷憎恶恐惧的就是吕留良通过孔子和朱熹来阐发的民族主义观点。

“晚村身为亡国遗民，于此虽然耿耿，若骨之鲠之在喉，不吐不快，而终有所顾忌不敢一吐以为快者。故于论‘微管仲’一节独表其意曰‘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者。此即夷夏也。盖夷夏之防，定于节义，而摇于功名。任惟功名之是见，则夷夏之防终隳。……晚村所以深斥姚江而敬推朱子者，其意亦在是也。”

“夫至于天下之自命豪杰者，皆靡所不为之光棍，则更何论于君臣之义，更何论于夷夏之防！以若是之人心，讲若是之学术，而宛转践踏于异族股蹄之下，亦惟有不惜摇尾乞怜，永沦地狱而已，复何兴复振起之望耶！其时社会已有宋儒之诮，而晚村独深喜宋人”
“晚村（即吕留良）之阐朱学，其意在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仕外姓为主，实非康雍以下清儒之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阐王为梯荣捷径者所获梦想于万一也。”[8]

真诚信奉程朱理学者受到杀戮迫害，而那些把程朱理学歪曲成为替满清服务工具的奴才却受到满清统治者的竭力褒扬。

钱穆把吕留良的境遇与陆稼书的境遇作了一个对比：

“晚村尝与陆稼书交游，论学甚洽。其后稼书议论，颇多蹈袭晚村。而晚村所以尊朱，实别有其宗旨，与稼书绝不同。……然则晚村之在阐朱学，其意在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仕外姓为主。实非康雍以下清儒之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为梯荣捷径者所梦想于万一也”

“稼书身后，清廷褒崇有加，从祀孔庙，俨然一代儒宗，而晚村合门骈诛，戮及尸骨，今《三鱼堂集》涉及晚村语，皆删削不敢存一字。实则稼书尊朱抑王言论，多袭晚村。惟晚村宗旨在戒人为许衡、吴澄[9]，稼书则不免教人为许衡、吴澄耳。然则处异族淫丨威之下，国已亡、政亦失，耳言学术思想，其事不可悲之甚耶！”[10]

满清对程朱理学表面尊崇，实则阉割架空，也可以从当时朝鲜人的记载中窥见一二。葛兆光在其长文《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的“朝鲜人眼中的清代学术”一节中说

朝鲜人觉得，“清朝的读书人好像对孔子之学，特别是正宗的宋明理学并不那么在行，对儒家学者的著作也不那么尊重。康熙五十一年(1712)，闵镇远在途中看见乡塾，就问学童说，你们读书，以什么书为先。学童回答是《三字经》。接着问，你们教朱熹的《小学》么?回答是‘即今皇帝以为，《小学》中语皆经史之说，既读经史，则不可又读此书，禁天下不得学习矣’。这使得极端尊朱的朝鲜人闵镇远相当不以为然，觉得真是‘可怪’。那个时候，这种诧异和蔑视似乎很普遍，一个叫做韩元震(1682一1751)的朝鲜人，就始终对清人十分鄙夷，他对清儒只推崇吕留良，……从学术的正宗来看，他觉得，完全可以把朝鲜看成是 ‘中华’，而把清帝国视为‘蛮夷’。”

“这些还剩下表面的理学也已经腐朽，他们对于自我标榜理学的人有名无实，很不以为然，讽刺地说当时清国的理学家，‘先骂二氏，自以为理学者，此习不知创自何典，夫理学贵于躬行实践，若虚诋二氏即为理学，则卑贱矣’。这种‘理学’，在朝鲜的文人看来，不仅不是士人修身养德的学问，不仅来历并不纯粹，而且还是官方设下的学术和思想圈套”

“当他们发现清国的文人讨论《春秋》居然不遵朱熹的说法，‘终不提论华夷内外’时，就故意挑出来质问说，‘文固可佳，而但孔圣之所以作《春秋》，专为上下之分，内外之别而作也，今无此等语，可谓失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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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维护朱子之学立场坚定，而且对于真理在握相当自信和自尊的朝鲜使者面前，一些立场不那么坚定的清人，多少有些愧歉与尴尬，像严诚(1732一?) 就向洪大容坦率地承认，‘近时经学荒芜’;潘庭筠(1742一?)也在洪大容的追问下，一面承认‘此时读书，不过记诵而已’，一面打个圆场，讪讪辩护说，‘然天下尽有潜心圣贤之学者，非俗儒之概例也’”。

“正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嘉庆六年(1801三次出使清帝国，与纪昀、李鼎元等学者都有交往的柳得恭看到的，‘迩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南方诸子所究心者六书，所尊慕者郑康成’。当时在北京的书肆里，竟然连《语类》等朱子学的书也没有，纪昀托人为朝鲜人购这些书，还要到南方去订购，‘受托之人又以为不急之物，可以缓求，故悠忽至今’”[11]
3、程朱理学在满清所受遭遇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满清要选择程朱理学作为表面加以尊崇，实则进行阉割的对象？

我觉得原因如下，因为程朱理学本身更容易塑造出一种严密的，趋同的意识形态，它更鼓励人们为了某个合理的目标作出牺牲，绝不屈服在外来压迫，暴力威胁的淫   丨威之下。一旦清廷公开反对程朱理学，那么程朱理学必然成为一种反政丨   府的意识形态，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其威力绝对不下于近代一些让人们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挠而决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潜在的力量是相当巨大的。因此程朱理学对清廷的统治可能造成的威胁最大。

相反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只要把程朱理学的灵魂核心阉割掉，置换掉，那么程朱理学所具有的严密性，趋同性，以及稳固性，反过来可以为维护满清统治所用。而同时，以清廷褒奖宣扬的官方面目而出现的程朱理学，本身就足以让大部分潜在的反清知识分子感到反感，并进而疏离厌恶，这样程朱理学就真正被清廷所垄断，不可能再对清廷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而王阳明的心学，本身更多的是强调个性解放，“以已心之是非为是非”，随心所欲的成分更大，难以形成一种一致的，严密的，趋同的意识形态（这从王学在明代就分化出王学左派以及其他形形色   丨色的流派就能见端倪），一遇到外来压迫，这种心学体系很难成为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更难以整合出坚定顽强的反抗力量，相反很容易流变为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学。只要施加严酷的暴力压迫，心学自然就能消灭于无形之中。满清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本身也就连带把王阳明心学消灭，将心学可能有的进步作用化解于无形。

对于满清表面尊崇朱学的用意，当时到清朝的朝鲜使者也有很精辟深刻的分析，“乾隆四十五年(1780)到北京的朴趾源在《热河日纪》里面说道：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以勤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12]

应该说清廷所采用的策略确实很卑劣，很恶毒，但也很有效。它们通过推崇程朱，来消灭程朱，架空程朱，把程朱理学阉割成为他们所用的奴才哲学，而同时也顺带消灭了陆王心学。这样一来宋明两大思想成就，理学与心学在满清统治下被全盘瓦解。

在清代，真诚信奉程朱理学如吕留良及其学生子孙，固然要被清廷屠杀剿灭，如果敢于明确措辞反对程朱理学，那同样要倒霉，如谢济世以“毁谤程朱”“肆诋程朱”而遭清廷入罪。

于是程朱理学变成了一种不能对其进行任何真诚思考，纯粹被清廷裁减利用的工具。满清统治下的文人对清廷的暴虐敢怒不敢言，对程朱理学的任何独立思考，在满清屠刀下也成了绝对的禁区，于是只能提倡所谓汉学。

如钱穆所说“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校勘、训诂、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只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
   “他们所标揭的是反宋尊汉。……清儒从校勘、训诂、考订各方面排击宋儒。反宋无异在反政   丨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们的反政   丨府，已避开了现实政治，最多不曲学阿世，却不能正学以言。他们的正学以言，则只在校勘、训诂、考订上，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13]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人能真正去理会程朱理学在宋明时期的本义究竟是什么了。相反，因为因为满清表面上对程朱理学的推崇，于是满清统治下社会的黑暗丑恶被许多人自然而然的看成是程朱理学造成的罪恶。

而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对程朱理学的反感乃至排斥造成的又是民族文化和思想的段裂与倒退！这是明代在思想自由的情况下，理学对立面心学的发扬与流行完全是两回事情！

对清代的这种学术上的倒退，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一文中也有深入论述，这里摘引一些内容

“尊汉与诋宋都带上了明显的盲目性，而风会所趋，又使盲目性成了影响多数的东西。”

“刘师培说“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

“章太炎也说“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

“（王鸣圣）‘未尝一日废书’，天天在与圣贤打交道，但读书和立身已经分成两件事，圣贤也就无法感化他了。”

“嘉道年间的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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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第196页

[2] 俞国林《天盖遗民 : 吕留良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年

[3] 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史林》1995年第1期

[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87页

[5] 同上，第88-92页

[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93页

[7]俞国林《天盖遗民 : 吕留良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年

[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84页

[9] 许衡、吴澄都是元初之人，表面尊奉程朱，实则甘为蒙元政权奴才

[1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 85页

[11]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 01期

[12] 同上

[13]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第196页

[14]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1995年第1期《史林》
三 不痛批满清统治罪恶，恢复中国文化无从谈起

senatorcc

如果是真诚的继承发扬中国文化，就必须对满清的统治给予最严厉的批判，最彻底的否定，只有认识到满清的统治才是导致中国近代丑陋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那么继承中国文化，宣扬传统文化才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事情，也才能真正找回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没有这个精神内核，宣扬所谓的传统文化再多，本质上都等于为满清的奴才文化禽兽文化张目，中国的文明也只能是断根文明。



进一步说，不彻底清算满清统治的危害，许多迷雾难以澄清，许多偏见难以扭转！也只有彻底严厉批判满清，才可能对民族文化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有真切的认识，否则就算想恢复民族文化，也多半误入歧途！

有些人也说要宏扬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思想，怎么宏扬呢？对上古时期的文化思想，包括孔子孟子庄子老子等在内的诸子百家推崇备至，而对中国宋朝明朝时期发展起来的诸多思想包括理学、心学在内，则全盘漠视，甚至彻底否定。

在这些人描绘的图景中，中国的文化思想的黄金时期，顶峰时期是在春秋战国，以后就是不断倒退。而到了满清所呈现的黑暗丑陋（这些人往往也同意批判满清，当然这种批判更类似于撒娇挠痒），则不过是这种倒退历史趋势延续的表现，而并非满清自己的责任。

这种人表面上没有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全盘否定，甚至有时候还以竭力倡导者的面目出现，但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切断了中国文化固有的血脉，看不到中国文化与思想在历史长河不断进化的过程，把满清入关前的中国文化思想丑化成了不断退化走向腐朽没落，丧失生命力的东西。

这种看似尊崇中国文化，实则丑化中国文化的观点，因为其所具有的迷惑性，带来的危害可能更为巨大。

而这种观点产生的根源，或者是因为无知而没有充分认识满清统治对中国文化的歪曲阉割到什么地步，或者是有意识在为满清统治者开脱罪责！其本质仍旧是在让中国文化对满清统治背黑锅。

只有彻底清算满清统治的罪恶，肃清满清统治的遗毒，才能让人们充分认识，中国文化与思想发展的顶峰与黄金时期，不在春秋战国，而正在于一向被人诟病的宋明！宋朝与明朝发展起来的理学与心学体系是中国文化与思想发展一次巨大飞跃，是中国文明达到了新的高度，新的境界。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具有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进化活力的文化，而不是某些心目中僵化倒退的文化。

我们现在就算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思想，也绝不能再倒退到几千年前，在孔孟的水平重新来过，而只能在明朝的理学与心学已经达到的高度的基础上，再进行继承与发扬，把原先被满清统治打断的传统再接续回来！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如果一味采取原教旨主义，复古主义，一味认为儒家典籍，或者其他中国文化典籍是越古越好，越古越正宗，那么这种所谓复兴传统文化，其实质与满清统治下兴起的所谓“汉学”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恰恰是戕害毁灭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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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0页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96页
四、不痛批满清，中国文化无以在世界范围内再现光芒

现在网络上论坛里，反韩是很流行的风丨   潮，看看一些帖子，对韩国人的憎恶似乎到了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地步，刻薄，恶毒，尖酸的挖苦，嘲笑似乎已经成了谈论韩国的帖子必不可少的佐料。不了解历史的人，如果看了这样的景象，多半以为在历史上朝鲜（韩国）一定对中国犯下侵略屠丨   杀的滔天罪恶，所以现在的一些中国人心里才会郁积起对韩国民族（朝鲜族）这样歇斯底里的仇恨与厌恶，他们对日本似乎都没有这样的仇恨。

当然，说起来，这些疯狂仇韩的人是有理由的，什么理由呢？就是韩国现在有非常强烈的抹除历史上中国对其民族文化影响的倾向，甚至把许多源自中国的文化说成是其自己发明的，或者说成是朝鲜民族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一些人憎恶韩国的理由！

但在我看来，韩国人现在这么做，是值得充分同情和理解的；而现在这些拼命煽动反韩情绪的中国人倒不过是愚昧可怜，不知自我反省的小丑！

中国如果是这样不肯正视历史，不肯彻底批判满清政权罪恶，甚至反而对满清歌功颂德，那么这样的中国本就没有资格以历史上中国文明的继承者自居！更没有资格对其他国家把一些中国文化当作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的行为说三道四！

韩国也好，日本也好，这些国家为什么会从历史上对中国尊崇敬慕，转变为现在的疏离，厌恶，这个问题是值得许多人好好反思一下。这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纯粹是因为国家实力消长，贫富变化那么简单。

韩国（朝鲜）、日本在历史上确实是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是中国文化哺育了他们文明的成长都半点不过分。

远的不必说了。就是到明代，这些国家还深受从当时中国传来的文化与思想的深厚影响。

比如日本近代就受到明末大儒朱舜水巨大影响，梁启超有过这样的评价：“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博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功劳实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德川庆喜归政，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对日本维新致强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影响。”

再比如明代产生的王阳明的心学（简称王学），同样对日本近代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

至于朝鲜所受明代中国的恩惠与影响，以及和中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就更不消说了，葛兆光说：

“对于大明王朝，朝鲜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identity)，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这绝不是一种“事大”的权益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我们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

“就连那个无意中漂海不期而至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中国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国为自己的宗主国，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并且严肃地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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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了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 ‘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5]

还有一些事情，也能从侧面说明日本人对清朝中国的态度，“就连日本人也常常试探清人的反应，说在理学方面，清国人崇拜陆稼书很自然，虽然‘吕晚村(留良) 卓识，盖出陆(稼书)之上，然吕，明代人，非贵朝之人’，于是，清人柳桥只好尴尬地承认说，吕留良‘归我而不臣，故书籍，我朝弃禁而不观’，所以他再高明，也是‘明代人’，而我朝仍然以陆稼书为‘道学第一’。见《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二，页101。”[6]

这段对话是很有意思的，表面上看这个说话的日本人很客气，但骨子里对清朝中国鄙夷不屑，已经是透露无遗了，清朝推崇的陆稼书，在这个日本人看来其实是二流货色，而他所尊敬的佩服的吕晚村(留良)，则是“明代人，非贵朝之人”。讥讽意味之强烈，今人读之尤觉其锋芒。

还有一则资料也很能说明在日本人看来，中国的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下和统治后的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

宇野哲人（1875-1974）1906年来华后，又在1912年1月来华。他来华参学，被Joshua A Fogel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朝圣之旅”，此人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

“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然而他看见满清统治下的现实中国，不得不使他的中华梦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野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7]



至于朝鲜对满清统治后的中国，鄙夷态度就更为鲜明了。这种鄙夷态度同样是与国家实力消长无关，同样是即便在满清所谓鼎盛时期，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就已经格外强烈。



还是来看下葛兆光文中的大段记载“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鲜肃宗元年(1675)，朝鲜有一个叫金寿弘的人，写了《辩长》、《论庶》二书敬献给国王，本来想讨好，却激起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以康熙十四年。……又于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尚容殉节于江都，而寿弘独奉清国正朔，至书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为什么说他是‘乖戾反常’，因为当时朝鲜‘凡官文书外，虽下丨   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金)寿弘独书之’。”

“不仅是朝鲜的官员士人在上书进言中表达着对清皇朝的愤懑和屈辱，就是书写历史的史家也在表达着对这个新宗主国的轻蔑和鄙夷。在朝鲜当时对明清之际历史的记载中，尽管李玄锡《明史纲目》是把明代的下限定在崇祯十七年(1644)，把崇祯去世、北京陷落和顺治元年当作明代的终结，这好像承认了清王朝的合法性。但是，康熙五十三年即朝鲜肃宗四十年(1714)九月，其子李汉谦进呈李玄锡《明史》的时候，却在稿末说明李玄锡编明史的目的是，‘大复仇，重讨贼，严尊王黜夷之法，而素律无施，藉空文以见其志概，是‘伤皇朝遗泽之既泯，痛今日大义之莫伸’。这种不承认清帝国合法性的历史笔法，一直延续到很晚，像南有容(1698一1773)《明书纂要正纲》就直指李玄锡的做法有不妥，他将明史从明太祖写到永历十三年(1659);赵彻永《续明史》也纪载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即清军最初犯境年代)至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的历史，在序中看出，他相当重视华夷之说，并站在南明的立场上，以南明为‘我朝’，以清朝为‘奴’;而洪奭周(1774一1842)的《续史略翼笺》也同样把明史写到永历十六年，其跋藉中公开说，‘皇明乃本朝父母之邦……且蒙受神宗派遣援兵再造恩惠之国’。此外，李锡佑(宪宗、高宗时人)的《芊园家势续通鉴》二十三卷(记宋太祖至明永历十六年)、佚名的《皇明纲目》之第十卷(记崇祯十七年至永历十六年)，都不认同1644年顺治元年作为清人建立王朝的合法性标志却把南逃的小朝廷看成是依然要尊奉的正统政权。所以，吴金成《朝鲜学者之明史研究》一文指出，‘在朝鲜奉清正朔百余年后，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仍照样记载明朝为‘皇朝’，有关明朝的时代史，几乎大部分以南明的年号为基准，甚至连南明时代也论及，以此来认定南明为正统王朝‘，这种激烈的华夷观念，恰恰是朝鲜学者修明史的重要特点。”

“因此，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 ’。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是，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

“……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民俗之后，从一开始就很瞧不起清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轻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得出一个结论:‘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8]

这类记载不胜其引，更详细的可以看我文后对葛兆光长文内容摘录的附录。

看了以上这些内容，再来看当时朝鲜人所发的“明朝之后无中国”的议论，或许可以有更多的理解：

“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锐，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怍中华”[9]

不过真是应该庆幸，金钟厚说“明朝后无中国”是几百年前的朝鲜人所发的议论，否则的话，一顶大   丨汉族主义的帽子恐怕早就扣了下来了。现在这是朝鲜人说的话，你总不能把这说成是“大朝鲜族主义”吧？

其实从朝鲜对待明清中国态度的变化，我倒觉得朝鲜人还是很有些骨气的。他们态度并不因为某个政权武力强弱而改变，并不是说某个政权武力强大了，就对其倾慕崇拜赞叹，主动依附，而某个政权武力衰弱了，就对其鄙视厌恶不屑。恰恰相反，明朝即便武力衰弱的时候，甚至明朝灭亡了，他们对明朝的感情依然深厚，甚至过了一两百年都没有淡化；而清政权的武力再强大，他们内心始终对其充斥鄙视厌恶。这样一种态度，足够那些欺软怕硬，趋炎附势，遇见强大的就去巴结讨好，遇见弱小的就去欺凌嘲笑的民族或个人羞愧无地了！

正因为在朝鲜人，乃至日本人看来，“明朝后无中国”，所以在满清及满清以后，朝鲜，日本与中国感情也日渐疏离，甚至对中国鄙视厌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这个土地或许还存在，中国这个名称或许还存在，但中国的文化实质，中国文明的核心其实已经从这个土地上消失了，或者说即便中国文化还存在，那他们自己也比这块土地上的人更有资格作继承人。

说句刻薄话，在满清余毒未消的情况，这种观点也确实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不过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一点，朝鲜人即便在清朝的时候，其实还是强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对明朝中国的尊敬，绝不否认历史上中国尤其是明朝的中国对自己的帮助和恩德，甚至不断强化这种感情和敬慕；为什么现在的韩国却连这种感情都不存在了呢，连明朝对朝鲜帮助都竭力淡化甚至抹杀了呢？甚至连历史上中国的对朝鲜诸多文化上的影响也试图竭力否认，而说成是其自己发明的呢？

我不是韩国人，所以无法知道确切答案，但我觉得这里面的原因恐怕还是和中国本身有关系。

在清朝的时候，尽管朝鲜对满清充满鄙夷厌恶，但在潜意识里其实还是把这个政权同中国，同汉族区分的很清楚的，骨子里还是认为终究有一天，汉人能够重新奋起，推倒满清政权，正本清源，恢复中华文明传统。这从如下一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来，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1686年），朝鲜国王为了平息那些对满清政权愤怒已极的官员的情绪，“说了一段相当有深意的话：

‘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构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10]

所以尽管那个时候，他们厌恶鄙视满清，甚至认为“明朝后无中国”，但是对历史上中国的尊敬，尤其是明朝中国的尊敬，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还浓烈依旧。

但到了满清统治结束之后，他们反现自己鄙视的满清，在中国依然是歌功颂德的对象，相反自己原来尊敬崇拜对象，在中国却被丑化侮辱的体无完肤。当年朝鲜连书写其年号都觉得是羞辱，“虽下丨   贱”也不为之的那个康熙，在中国居然被膜拜成了圣主明君，而且这还是满清屠刀淫丨    威不存下的情况；而他们曾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包含感情隆重祭祀的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在中国却被描绘成了病态人渣，曾经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国，被中国人自己描绘成一片黑暗。

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要觉得羞愧了，原来我们这么尊敬的人，在中国，在汉族人已经摆脱压迫的情况下，还是被丑化的狗屎不如，那么我们还继续尊敬下去，还承认当时中国人对我们的帮助，那只能说我们自己太下丨贱了吧。

面对中国人这种对待自己历史的极端病态自虐的丑陋，彻底摆脱与中国历史上的干系，似乎对韩国（朝鲜）人来说，也就成了相当合理的选择。

以上的说法，当然只是一种基于情理的推断，但也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可以这么说，为了满清，中国对自己的文化肆意践踏蹂躏，任意批判否定；为了满清，中国对自己的历史任意丑化污蔑；既然中国自己这样喜欢践踏蹂躏自己，喜欢丑化污蔑，还拿什么要求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来尊重中国自己？

明朝万历崇祯皇帝本来在朝鲜一直是被歌颂纪念祭祀的对象，而中国人自己却将其丑化的极度不堪，也就无怪乎现在韩国人对中国只有鄙弃厌恶，没有基本的认同了。

如果我不是中国人，我只能说这样下   丨贱，这样喜欢自虐，这样把值得歌颂尊敬的英雄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把侵略屠丨    杀自己的暴君禽兽歌颂膜拜的中国，得到其他国家（如韩国）这样的待遇，那只有活该两个字，居然还恬不知耻去嘲笑指责韩国人的行为，真是脸皮厚如城墙，真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但我是中国人，我只能说，要想让中国重新真正得到周边国家的尊敬，要让中国文化所蒙上的层层污垢彻底洗去，重放光芒，要让现在的中国能如明朝的中国那样得到其他民族发自内心的倾慕向往，那就必须，第一是严厉批判满清，第二是严厉批判满清，第三还是严厉批判满清。

否则这样一个不尊重自己历史，不尊重自己文化，这样一个膜拜侵略者屠    丨杀者的民族，即便一时实力上升了，强大了，那也只能象满清一样，得到其他民族表面上的畏惧，骨子里的厌恶鄙视！

[1]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 01期

[2]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 01期

[3]同上

[4]利马窦，金尼阁《利马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89页

[5]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 01期

[6] 同上

[7]黄俊杰《20世纪初期日本汉学家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国际汉学》第8辑，大象出版社

[8]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 01期

[9] 同上

[10]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 01期

senatorcc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1ca59301008yig.html
补上链接~~~

huaxm

有几年没看倒杜大师的文章了。
在温习一下。

丰城人

楼主又在破坏民族团结，哈哈！
对了，楼主是什么时候开始走向这条路的？

senatorcc

回复 32# 丰城人


    谁破坏民族团结了，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赞同五族共和啊，五族共和就是清朝灭亡之后，中华民族重新选择的生存方式。

大明后裔

鲁迅先生说过   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自尊
如果我们真的是 连写 ，甚至连发表这样文章的勇气都没有，那这个民族真的是到了膏肓

300多年后的今天  都还是不能说尽真话

Stevenyaung

鲁迅先生说过   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自尊
如果我们真的是 连写 ，甚至连发表这样文章的勇气都没有，那这 ...
大明后裔 发表于 2011-3-10 20:27

说真话的时候，也要记住汉族人曾经是怎样对待少数民族 的历史。反正都是彼此彼此了。

happytree

说真话的时候，也要记住汉族人曾经是怎样对待少数民族 的历史。反正都是彼此彼此了。 ...
Stevenyaung 发表于 2011-3-10 23:06

   什么叫彼此彼此呢？叫你举个实例，你又说什么实例没意义，既然举不出来实例，你又怎么能证明汉族对其他民族实行过类似满清的种族主义政策？又怎么能证明汉族屠杀过其他少数民族？又怎么能证明汉族以屠杀来强迫其他民族接受汉族的文化？

再说，这个说的是满清！！！不是满族，麻烦你把眼睛睁大一些看清楚了好不好？？？把朝代与民族混为一谈，以“民族团结”为借口，扣“大汉族主义”的帽子，实际上却是在维护满清的种族主义的纳粹政策，试图将满清与满族等同起来，挑唆民族关系。

Stevenyaung

什么叫彼此彼此呢？叫你举个实例，你又说什么实例没意义，既然举不出来实例，你又怎么能证明汉族对其 ...
happytree 发表于 2011-3-11 11:15

    举出的实例 你 又  不相信，而且还要很“正义”地指出 “不同”，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同。无须再举了。你回头看看我跟你的“对峙”-----言多无益。一句话，没意思，我们就实例问题讨论都多了。旁人已经看得够多了。

我不太喜欢 就扣帽子-------我扣你帽子了吗？您好像有点妄想呢。

您也不要激动，我实在跟“大明后裔”说话，不是跟你。我对你是好怕怕。好像你是警察，我犯了什么法似的---你也不要这样吧。把火力 瞄准我了------我跟你观点不同，仅此而已。

至于满清和满族，能分得开吗？就譬如明朝和汉族人分得开吗？-------说实话，硬是分开是自欺欺人，尤其是两族关系有点紧张的时候-------譬如清末和民国时期。

happytree

举出的实例 你 又  不相信，而且还要很“正义”地指出 “不同”，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同。无须再举了。 ...
Stevenyaung 发表于 2011-3-11 14:53

    呵呵，到底哪个激动了啊？你举的那叫实例啊？一点说服力都没得。

什么是女真人的土地？什么是羌族人的土地？什么是高山族人的土地？

貌似你还没回答我这个问题呢！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事实上，维护满清的人事实上是分裂分子无疑的，因为他们整天妄想着把中国分成很多块，而一些分裂分子以自己居住的地区不属于汉族原住地闹分裂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huaxm

至于满清和满族，能分得开吗？就譬如明朝和汉族人分得开吗？-------说实话，硬是分开是自欺欺人，尤其是两族关系有点紧张的时候-------譬如清末和民国时期。...
Stevenyaung 发表于 2011-3-11 14:53

明朝怎么和汉族分不开了？批评明朝不等于批评汉族！
就是批评汉朝也不等于批评汉族。
批评满清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也不等于批评现在的满族，也不等于要让现在的满族偿还血债。
就像我们要求日本人一样，认清自己的罪恶，不要把你们当年的罪行当场英雄行为，然后在以后在发扬光大。

Stevenyaung

呵呵，到底哪个激动了啊？你举的那叫实例啊？一点说服力都没得。

什么是女真人的土地？什么是羌族 ...
happytree 发表于 2011-3-11 17:14

女真人的土地 ，高山族的土地，羌族人的土地---------他们长期居住的地方，但是这个只能作为某个时间段为限。譬如，明朝的时候，人家就居住在辽东，长白山。

至于这个体现我是“分裂分子”，我想我就不必解释了。我在这里也发了些帖子就已经表明 我是什么人。

至于我举的例子有没有说服力------我不想过多争论。明眼人一看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你能够说服，就举出史书原典，不要用你自己的观点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