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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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经济危机的经济学解释

　　这种情况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到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已经不能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为止。如果价格水平再翻一倍，而劳动力工资还是不上涨，则1000元已无法维持基本生活，而资本家的收入将会达到11000元，资产泡沫极高。社会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中间者阶层萎缩，社会日益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大阶层。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基于生命权利的正义压倒了基于财产权利的正义，劳动者就会起来革命。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反复出现。

　　这种持续不断的革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革命思想，也包括各种非暴力的工人运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最终迫使资本主义制度做出了重大调整。劳工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失业保险、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以及对工作环境的基本要求等一些列的相关制度建立了起来。

　　资本权力扩张的边界受到了抑制，在突破生存底线之后再进行调整的方式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消失了。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危机便主要被限制在经济领域，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表现为一种更加温和的形式，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没有变，依然是资本过分扩张所造成的。

　　在生存问题得以保障以后，资本扩张的边界在表面上就成了一个货币问题。
　　
　　图11- 17资本投机泡沫发展的两条底线

　　在图11-17中，在均衡产量X1不变的情况下，由于资本价格的普遍上涨使得劳动者工资在GDP中的比例不断缩小。也就是说，工资水平看起来不变，但由于资产价格上涨、基本生活物资上涨，劳动者收入的实际购买力持续下降。随着投资拉动的有效需求边界DF与生产成本曲线AC不断上升，二者的交点对应的均衡价格水平P1突破“生存底线”所对应的价格水平,以后，劳动者的实际收入的购买力将不够维持其基本生存。一旦这条底线被突破，社会就会出现动乱。

　　而第二条货币底线，则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总量对资产价格水平上升的约束。代表了现有经济与金融体系中，在一定的基础货币供应量条件下，货币供给的扩张极限。价格水平上涨超过这条界线后，投机者的资金链就会断裂，并造成连锁反应，使得投机泡沫破灭。

　　在基础货币数量确定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扩张是有限度的。金融杠杆不可能永无节制的扩大。一旦突破货币底线，连锁反应就会发生。

　　货币底线被突破以后，由于投机者资金链断裂，货币杠杆的连锁效应致使社会货币供应量快速下降，有效需求边界也就随之急剧萎缩。

　　从历史来看，无论上升期的经济热潮来得多么迅速，最后的崩溃一定会更加迅速。由于从投资到投机的切换，需要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这中间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结构也就有时间逐步的发生调整。也即在价格水平变化的同时，需求中普通消费、投资、奢侈品消费的比例会逐步变化，而且生产活动也会随之变化：大量的资源被用于生产投资品和奢侈品，而普通消费品的生产也会减少。

　　但是，在需求曲线急剧萎缩的情况下，结构的变化无法跟上总量的变化。那些热衷于房地产或者股市投机的企业家资本家们，来不及新建设厂房、招聘工人、开拓市场。资产泡沫的破灭带来的货币紧缩，会使实业受到严重冲击。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投资-投机”热潮形成的极高的“资本-劳动力”比例来不及调整。则总需求曲线的急剧萎缩，将导致总供给中“资本-劳动力”按照现有比例进行调整。

　　假设，在经济热潮之前，企业家按照每1000元的投资，500元花在资本上，500元花在劳动力工资上。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家扩张生产规模，他从经营利润中拿来追加的投资，每1000元的投资，700元花在投资上，300元花在劳动力工资上。等到了投机热潮，企业家无心经营实业，而用心于房地产和股市投机，他的利润中拿来追加的投资，全部都用于资本，而不再增加劳动力。最终，他的所有投资中，资本占了比如80%的比例，劳动力工资占了20%的比例。

　　这个比例是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增加资本比例、降低劳动力比例形成的。一旦资产泡沫破裂，企业家破产了，他的80%的资本财富消失，20%的工资也不能支付了，企业的工人们也就失业了。此时，资本和劳动力的需求将按照8:2的比例减少，而不是按照他在投机热潮中10:0的比例减少。

　　也就是说，资产泡沫的破灭，将会带来失业率的提高。换句话说，资产上涨的收益几乎全部由企业家资本家获得，而资产泡沫破灭的损失，将会由他们与劳动者共同承担。

　　利用本文的结构化分析框架来描述，也即在图11-17中，点C所对应的价格水平P1突破货币底线以后，投资与奢侈品消费需求的Xi曲线急剧下移，带动有效需求边界EDF快速下移。但是此时，由于社会生产中的资本-劳动力比例来不及进行调整 ，则由EDF与生产成本曲线AC的交点所决定的均衡产量X1将会向左移动，也即实际产量下滑，由此带动资产价格下跌和失业率提高。

　　这种情况将会持续到资本-劳动力比例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为止。在此过程中，产量将会逐步恢复，失业率将逐步降低，资本家利润下降，企业家行为比投机行为更为有利可图，社会经济又将重新恢复活力，开始新一轮的企业家创新和经济扩张。

　　从本分析框架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下结论：经济危机的持续，也即在资产泡沫破灭后，市场不能快速出清，乃是由于总量和结构之间的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加速经济结构的调整，使资本-劳动力比例恢复到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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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大萧条成因的经济学解释

　　做了那么长的理论分析以后，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更现实的问题中来。都说2007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是1929年以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全世界二战以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对那场著名的1929年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的“大萧条”，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用这场最著名的也是和我们目前面临的全球经济危机最相似的危机来对前面的理论分析进行验证。

　　吉尔伯在《美国经济史》699－702页中对美国1929-1932年大萧条的分析描述了在经济危机以前发生的经济结构的变化：

　　“在二十年代已经存在着当时被人忽视或漠视的若干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趋向……农业一直没有从战后萧条中完 全恢复过来，农民在这个时期始终贫困。而且，所谓工业部门工资水平较高，其中不少是假象。在这十年内，新机器的应用把大批工人排挤掉了。例如，在 1920－1929年，工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50%，而工业工人人数却没有增多，交通运输业职工实际上还有所减少。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服务行业，工人增加最多，其中毫无疑问也包括了许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技术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资略有提高的统计数字，看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

　　在这些情况下，二十年代广告的扩大和分期付款赊销的增加就会产生不良后果。分期付款赊销竭力膨胀消费品市场。在1924—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售额约从二十亿美元增为三十五亿美元，由此可见其增长率大得惊人了。无庸置疑，采用分期付款的赊销办法，增加了小汽车、收音机、家具、家庭电气用具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额。然而分期付款销售办法的推广使用，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不增加贷款，消费品市场就不可能容纳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而且，从经济观点 来看，这种销贷方式本身孕育着某种危险性；只要削减消费信贷即分期付款赊销，消费者的购置就很可能减少。看来，1929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二十年代工业生产之所以能扩大，是由于对新工厂、新设备的巨额投资。这项投资使建筑业、机床制造业以及钢铁工业等有关部门雇用了大批工人。因此，资本支出或投资一减少，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人就会大批失业。到1929年，消费品市场容纳不了增产的商品，也就不再需要扩充厂房和设备了。例如，据估计 1929年美国整个工业的开工率只达到80%。在这些条件下，无怪乎投资额(用1958年美元计算)从1929年的四百零四亿美元降为1930年的二百七 十四亿美元，进而减少到1932年的四十七亿美元了。投资的缩减则导致了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的破产和工人的失业。这个问题因住房建筑的减少而更加严重起来。 住房营造在192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1929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五十万幢(1925年约有一百万幢)。1927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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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诸如低税率和高利润等有利因素也可能助长了危机自爆发。现在看来，那个时期增加的收入大半落入少数人或少数家族的腰包了。1934年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的一篇研究二十年代经济问题的论文这样写道：

　　‘美国呈现出了收入分配日益不均的趋势，至少在二十年代前后是如此。这就是说，这个时期人民群众的收入有所增长，而上层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由于随着上层阶层高额收入的实现，他们的收入中节约部分增加得比消费部分快，也就出现了大富豪及其家族把积累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作为投资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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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清楚的表明了本文结构化分析框架对经济危机的分析过程：


　　第一、信贷活动的繁荣，扩大了模型中“货币底线”的上限

　　也即货币的内生扩张为资产投机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中，消费信贷和投资信贷的兴起，使得其货币供给体系对投机泡沫的容忍程度超过了以往，也就可以使泡沫持续更长的时间。这个时间越长，经济结构被扭曲的程度也就越严重，最终崩溃的后果也就越严重。


　　第二、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

　　由于“新机器的应用把大批工人排挤掉了”，资本对劳动力形成的替代，大量工人被挤到工资更低的服务业。在就业率上升的同时，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从1922年到1929年，资本的收益率从提高了3100%，而工资水平仅提高了20%。而且，考虑到就业结构的变化，即使同一岗位的工资水平提高，由于大量的劳动者进入了工资水平更低的岗位，这就出现了前文吉尔伯所说的：“那些表示工资略有提高的统计数字，看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

　　此外，通过对1923年至1929年的就业率变化的考察可以发现，就业率的提高已经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脱节了，而与投机活动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可以从表11-1中分析得出：
　　
　　按照主流的宏观经济模型，国民收入的增长应该与失业率负相关，即使具体的相关系数难于精确计量，但不应该出现国民收入增长而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而失业率下降的情况。但在1923-1929年的数据中，就反复出现了这种特殊情况。

　　从1925年到1926年，国民收入从760.47亿元上升到了815.51亿美元，如此巨大的增长，同期的失业率却从6.8%飙升到了18.8%！1926年到1927年，国民收入从815.51亿美元小幅下降到800.51亿美元，但失业率却从18.8%下降到了8.8%。而从1928年到1929年，国民收入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但失业率却从8.6%上升到了13.3%！

　　而如果把反应金融市场投机活跃程度的道琼斯股票价格指数与失业率的变动对比，则发现：从1925到1926年，国民收入虽然大幅上升，但是股票市场却很冷淡，道琼斯指数几乎保持不动，失业率立即快速攀升；1926年到1927年，指数从157.2大幅度上升到了202.4，上升了28.8%，失业率在国民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大幅度下降；从1928年到1929年，道琼斯指数出现了暴跌，失业率又在国民收入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上升了4.7个百分点。

　　这种情况说明，在投机热潮中，有相当一部分就业是投机行为所创造的。比如股票经纪人和房地产经纪人此类就业职位。（在中国过去几年的房地产热潮中，很多房地产中介公司疯狂扩张，在大城市里面几乎每一个大中型居民小区下面都能找到一排一排的中介公司门面。这种扩张产生了大量的就业。这些中介人员的底薪相当低，但如果房地产交易活跃，他们从中获得的提成也非常可观。而这一部分“提成”，如果是正常的自住购房或投资购房交易带来的，那就跟普通商品的销售人员提成没什么两样。但如果是房地产投机带来的，那就不应该被视为劳动力参与分配，而是中介人员分享的“投机者利润”。就如同从事实业经营的企业家给销售人员的提成应该被视为“企业家利润”的组成部分一样。）如果把这个部分去除掉，则统计数据上的就业率提高和工资水平的上升必然还要打更大的折扣。

　　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以后，失业率会如此迅速的上升。这并不是股票价格下跌冲击了实体经济，而是实体经济早在股市崩盘以前就已经被投机行为大大侵蚀了，大部分就业早就被转移到了与投机活动密切相关的领域。实体经济是在投机泡沫形成的过程中被破坏的，而不是在投机泡沫破灭的过程中被破坏的。投机泡沫的破灭，只是让被掩盖已久的问题浮现了出来而已。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城市之外的农村，占总人口约48%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也一直就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农场净收入指数在1919年是116，而在1929年却下降到了78 。虽然从1922年的最低谷计算，这一数据是从55上升到了78。但这又是以借贷规模的不断扩大为前提的。在1920年，农业抵押贷款为78.6亿，到1928年已经增加到了94.7亿。由于无法偿还债务而被取消农场赎回权（也就是抵押品被强制拍卖以清偿债务）占全部抵押贷款的比例，1913-1920每年平均为3.2‰，到了1921-1925年增加到了平均每年10.7‰，到了1926-1930年间则增加到了38.8‰ 。


　　第三、贫富差距随着投资热潮和投机热潮而不断拉大。

　　工人和农民的实际收入落后于经济增长，其对应的结果就是上层阶层的收入大幅度高于经济增长，由此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1923年至1929年，股票指数增长了4倍，房屋价格也增长了差不多的水平。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变化情况如表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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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29年，有90%的家庭共2400多万户的收入低于1万美元，而年收入高于100万美元的家庭总共只有513户。西蒙?库兹涅茨对收入分配的估计表明，在1922年大约总人口前1%的富人取得了13.4%的全国税前货币收入。这一比率在1929年上升到了14.5%。而家庭财富分配的集中度上升得更多，占有财富总量为前1%的人口获得的财富分配比率从1922年的40.1%上升到了1929年的48.3% 。美国19世纪20年代的繁荣是真实的，产业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也实实在在的提高了。这些有诸多详实可靠的资料证明。本文并不否认这一点。但这个真实的繁荣的好处，绝大部分被高收入阶层享有了，而很少被底层劳动者所享有。这才是问题所在。

　　消费繁荣和产业升级的表象下面，是一部分人的超前消费，和另一部分人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其表现就是Xi曲线不断上升，而Xc曲线保持不动，需求边界DF在上移的同时结构发生变化，普通消费品需求减少，而高级消费品和投资需求比例上升，图4-12中的均衡产量X1=Xn+Xm，X1不变，而Xn：Xm的值却在不断提高。


　　第四，在经济热潮中，经济结构被不断扭曲

　　由于投资大幅度上升，与之相关的建筑业、钢铁、机床制造等行业迅速繁荣起来，但是这些产业的投产乃是基于对投资-投机热潮能够得以持续的预期。而且，这些行业的劳动力密集程度也必然小于普通消费品生产行业。他们虽然雇佣了很多工人，但并不会以改变整个社会由于投资-投机热潮而带来的“资本-劳动力”比例的上升。一旦经济泡沫破灭，这些已经投产或在建的项目，并不会突然“出清”，而是挤压在那里，造成巨大的浪费。需求边界DF萎缩，将会导致资产价格下跌与劳动者失业率提高同时发生——尽管这些劳动者并未分享总需求曲线上升带来的好处（整个社会就业的增长是以实际工资下降为代价的），却必须承担它下跌带来的坏处。

　　大萧条带来的不仅是总量的变化，还包括了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不同行业的衰退情况差异巨大。从1929年到1933年，非耐用消费品工业指数下降了30%，而耐用消费品则下降了77%，建筑合同值则惊人的下降了90%。就业人数的变化也是如此，中间投入品（钢材、木材、金属、铁路、公路、建筑等）的行业就业人数下降了大约60%，而消费品（食品、农业、纺织业、电力、能源）等行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约20% 。

　　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单纯从总量上难以解释。这个问题在结构化的分析框架中则可以得到解释了：有效需求边界EDF上的每一个点都包含了结构信息，它们不仅代表总量，还代表了结构性的组合。由于资产泡沫破灭，主要是Xi曲线下移所带动的总需求曲线下移，而Xc曲线的下移速度必然小于Xi曲线。因而在下移的同时结构将发生变化，普通消费品需求增加，而高级消费品和投资需求比例下降，图11-12中的均衡产量X1=Xn+Xm，X1变化的同时，Xn：Xm的值也在不断的降低——这个过程和前文所描述的经济上升周期的情况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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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政策工具：对罗斯福新政的再反思


　　一、结构化的财政政策与经济结构调整

　　前面对经济泡沫的分析的政策结论也十分明显：当经济危机发生后，需要尽快清算的是资本市场，而不是劳动力市场。短暂的失业浪潮是难免的，因为实体经济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但只要资本市场出清，劳动力市场将会自动出清。
　　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解决经济危机基本无效，因为它只能延缓资本市场出清，使总量和结构的矛盾更加突出。

　　更严重的是，由于经济危机是由于投机行为造成的资产泡沫突破货币极限造成的，它虽然没有使结构问题突破劳动者的生存底线，但却在不断接近。如果利用货币政策工具，扩大基础货币投入量或者是压低利率，将货币底线向上移动，则只能资本家、投机者受益；劳动者的实际收入难以增加，也就无法让劳动者受益，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加剧、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一旦货币底线超过了生存底线，也就意味着资产泡沫带来的贫富差距将会随之突破劳动者的生存底线，就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

　　如图11-12中，点C高于生存底线即为经济问题演变为社会动荡的临界值。在此临界值出现之前，点C的上升触及货币底线后将会使资产泡沫破灭，然后点C随着总需求的萎缩而下降，逐渐远离生存底线。

　　但如果利用货币政策提高货币极限，则将会可能使C点跟着货币极限的提高而一同突破生存底线值。因而过分使用货币政策来解救经济衰退，其实是十分危险的。

　　货币政策只有在处理短暂的投机性泡沫时候有用，也就是投机行为还没有对实体经济结构造成实际影响的时候，才能在表面上看起来“熨平”了。

　　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是一种更有效的选择。因为财政开支具有结构性特征，可以更灵活的解决经济总量萎缩与结构失衡的问题。它的效果如何，则取决于财政政策的投向，也即新增的财政投资的结构。

　　如果财政政策用于解救投机者，只能延缓资本市场出清，使总量和结构的矛盾更加突出。如果财政政策用于弥补经济热潮中被忽视的“短板”，就可以缓解总量和结构的矛盾，降低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在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面临困难，中国政府将新增的财政开支用于两大方向，一是用于高速铁路建设，弥补基础建设的短板；一是加强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弥补区域失衡。这在推动总量的同时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

　　这种结构的选择，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去了解经济结构的实际情况，找出值得投资的方向，这中间可能会有资金的浪费，但是，肯定比利用信贷政策盲目的往经济体里面注入资金好得多。因为房地产投机行为此时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信贷一放开，贷出去的钱就会自然的流入土地投机领域。此种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政策，只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根据地方化的具体的经济信息来进行随机应变的或者说叫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决策。这里面包含了政治家的创造力。这种优势乃是货币政策无法比拟的。

　　反之，这一时期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却使得资本市场未能及时出清，宽松的信贷环境让房价在短暂下降后迅速以更大的幅度反弹，为后来更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埋下了伏笔。这是因为货币政策难以做结构上的优化。

　　而且，由于经济过热和经济衰退乃是经济结构失衡的结果，在结构失衡没有调整完毕的情况下，往经济体注入流动性，必然导致这些增量货币流入那些原本过热的领域，在表面上保住总量的同时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

　　如果把经济体系内经济资源的流动，比如成一个水系，有众多的河流。由于不同地区（也即经济体系中的不同行业）争夺水资源，有些地方（房地产）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挖了很多引水渠把水引到自己的地方来，于是导致一部分地区缺水严重，另一部分地区却洪水泛滥。最后水太多把堤坝冲垮了造成了经济灾难。此时如果没有先把这些或明或暗的引水渠堵住，没有把堤坝修好，就直接从源头往经济体注水。这些水资源，就不可能流往那些真正缺水的地区，而是会导致那些堤坝被冲垮的地区更严重的洪水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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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分析美国政府在处理2007-2008年时候的经济政策：

　　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政府动用了7000亿美元来救市。其中约500亿美元用于援助面临倒闭的通用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雇主之一，不仅是美国汽车行业的老大，也是全球汽车行业的领跑者，与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在第一名第二名之间轮番上下。这是一家实业公司，值得援助也应该援助。

　　然而，这家百年汽车企业面临困境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它发展汽车金融，在金融危机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强大的工会势力、内部管理混乱等原因，生产成本极为高昂，第三方面则是它长期生产所谓“美国风格”的大块头高耗油汽车，在石油价格日益高涨的时代逐渐脱离全球市场的需求。后面两大原因乃使其在与以丰田汽车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企业竞争中渐落下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向通用汽车注资，美国人民的纳税钱就会被继续低效率的利用，用于支付其高昂的内部成本和不合理的产品线。

　　因此，美国政府对通用汽车的援助申请作了极为严格的审查。通用公司高层到国会反复汇报振兴规划，第一次振兴规划被否决，通用公司前总裁被解职。当时财务状况没那么糟糕的福特汽车公司也想去申请救助，但无法忍受国会的审查，最终放弃。然后，政府与通用汽车的股东、债主、高层、工会进行了反复的协商以后，通用汽车申请破产保护，然后进行资产重组，摆脱了大量历史包袱，在此情况下再注入援助资金。

　　一年以后，经过重组的通用汽车重新上市，它在退市时候的股价不足1美元，而现在股价已达到30美元。美国政府的大部分援助，可望得以收回，实际上相当于只花了一百多亿美元。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正确的选择了救助的产业，并对救助对象内部的结构进行了调整。这种结构性的、干预性的方式，正是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的最大优势。总的来说，这个钱还是花得值，或者说没有白白浪费。

　　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另一项救助政策则并不那么完美。美国国际集团（AIG）是另一家在金融危机中面临破产的大型企业，它是一家以金融为主业的企业。在没有经过内部改革和资产重组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直接向其提供了1700亿美元的援助。

　　但是就在当年，AIG在巨额亏损且接受了政府援助的情况下，宣布向金融产品部门发放了1.65亿美元的奖金，有73名AIG的高级员工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其中有4人获得了400万美元。而这个部门正是造成AIG在金融风暴中巨额亏损需要政府援助的罪魁祸首。这一举动立刻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震动 。也就是说，这些管理高层由于没有控制好经营风险，使股东的利益遭受了巨大损失，公司面临倒闭，然后向政府求援，左手拿股东的钱来给自己发工资，右手拿纳税人的钱来给自己发奖金。这是一种可怕的贪婪。

　　另外一件与财政政策本身无关的事情可以作为此种贪婪普遍存在的旁证。即2008年美林证券由于出现了高达276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为了避免破产，被美国银行收购。收购协议于2009年1月生效，而美林证券高层便打破以往1月份分红的惯例，赶在2008年12月向高层发放了高达36亿美元的分红。而且，这个计划实际上美国银行高层在收购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并且同意了，却没有向股东披露 。这种做法，就是在赤裸裸的抢劫股东财产。

　　这两件事情说明：在经济出现结构性的问题的情况下，没有对内部结构进行变革，纯粹的往里面注入资金，就等于是挽救并且鼓励贪婪和掠夺，并不能让经济秩序恢复正常。此轮经济危机起源于金融领域，尤其是进行了大量所谓“金融创新”的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行业。这说明这个领域里面一定出了大问题，不管是过分的金融衍生品投机，还是金融业高管的过分贪婪，还是监管机构效率低下，总之在这些问题没有清理解决之前，往里面“注水”是不能解决干旱和洪水并存的情况的。

　　在金融业内部没能进行清算的情况下，美联储连续进行了多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本身是没有结构调整力量的，这些新增的货币放出来，将会流到哪里去？会产生什么影响？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来分析，它可以在总量上拉升经济，提高就业。但是从结构性的分析框架来看，就会拉升资产价格，阻碍市场出清，加剧贫富分化。最后收益最多的一定是那些距离美联储最近的金融家——难道能指望那些拿着政府援助和股东资金在快要破产倒闭的时候还给自己狠了命的发奖金的金融家们这一次会心慈手软吗？

　　所以，美联储连续的“量化宽松”并没有能够拯救美国经济，反而把社会矛盾激化了。美国人民也看清楚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就要起来抗议，要“占领华尔街”，造成了社会的动荡。提高货币底线的结果，就是压迫劳动者的生存底线，延缓市场出清，加剧结构恶化，使经济问题逐步演化成为社会问题。这样的货币政策，不仅是失效了，而且是起了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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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量干预理论在解读罗斯福新政时遇到的矛盾

　　本文上一节提到“结构”这个词的时候，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种意思是财政开支自身的结构，第二种意思是经济系统的结构。如果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仅做凯恩斯主义式的观察，即只关心总量而不关心结构，则在面对由于结构失衡导致的经济危机的时候，就无法得到正确政策结论。

　　由于本轮自2007年以来的国际经济危机的前景尚不明朗，故本文以已经被广泛承认取得成功的的罗斯福新政为例来讨论结构化的政府干预的作用。并以此作为对结构化分析框架的一个证实。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本书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政府通过货币与财政的总量刺激来摆脱经济萧条。它后来成为世界各国用以解决经济危机的宝典。由于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在努力使美国摆脱经济萧条，而且也是通过加强政府干预的手段来实现的。因此，人们长期以来将罗斯福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者。罗斯福的实践与凯恩斯的名著一起，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完全如此。

　　1933年底，也即在罗斯福刚刚就任总统不久。凯恩斯在《纽约时报》发表《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中公开称赞罗斯福：

　　“你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国致力于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用合理的实验手段除弊兴利之士的受托人。……如果你大功告成，那么将无处不以新的更大胆的方式进行尝试。”

　　凯恩斯希望藉此取得总统的好感，以推销自己的思想。这篇文章确实发挥了作用，因为罗斯福“新政”在国内受到守旧派人士的激烈反对，有凯恩斯这样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支持，罗斯福甚为高兴。1934年6月，凯恩斯受通过劳工部长珀金斯的介绍与罗斯福会面——凯恩斯终于得到了向总统推销自己的思想的机会。

　　根据珀金斯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罗斯福》一书中的记载，这次会见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珀金斯原本希望凯恩斯把事情说得具体些，不用去做数学推导，而用常理和逻辑去说明问题。但凯恩斯却把“国民收入、公共和私人开支、购买力以及用公式推导的精细论点，通过数学方式进行表示。”由于只“谈了些玄虚的经济理论”，罗斯福认为他“留下一整套废话”，“他应该是一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见罗斯福对他的理论颇为茫然，也对罗斯福感到失望，表示他“曾经想像总统在经济学方面会懂得更多一些” ，这实际上是在绕着弯子批评罗斯福不懂经济学。

　　罗斯福不仅不喜欢凯恩斯，也不喜欢凯恩斯主义。在大选时，他就指责胡佛花钱太多、把胡佛政府称为“美国有史以来在和平时期开支最大的政府”。当选总统后，他又坚持把伤残军人补助金从每月40美元降到20美元（这个压缩最后又在1935年被国会的法案所取消），并大幅度削减教师工资，因为它“太高了”。而且，罗斯福甚至始终坚信预算应该平衡，多次要求国会减少支出以“维护美国政府的信誉”。这些都是和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通过扩张政府财政赤字拉动经济增长背道而驰。

　　在实际政策中，罗斯福的短期经济政策，如兴建公共工程、发放救济、对农民提供补贴等等，其前任总统胡佛也曾努力施行。它们实际上就是胡佛政府“干预政策”的翻版，而且罗斯福做的更多，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如果仅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说罗斯福是个“凯恩斯主义者”似乎并无问题。

　　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财政赤字的绝对数量并非判断政府财政是扩张或紧缩的适当标准。经济萧条时，政府收入会减少——交易行为减少会导致营业税减少、企业利润降低导致企业所得税减少、工资下降导致个人所得税减少等等。同时，政府开支会自动上升，包括因失业人数增加而导致的救济金增加等等。在此情况下，财政赤字增加并不一定代表财政是扩张性的。更为合理的标准是“充分就业预算盈余”，也即考虑了经济波动因素的预算盈余或赤字。

　　此外，联邦政府开支只是政府开支的一部分。计算政府总开支还需要把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加起来。

　　考虑了以上两个因素后，再来看罗斯福执政时期的财政状况，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从表12-1中可以看出，如果只看实际的联邦政府预算（第1列），罗斯福执政后赤字大幅增加，符合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方向。但是，在考虑州和地方政府的预算后，总的财政预算在罗斯福执政的1933—1939年的6年中始终保持盈余（第2列）。这是因为，州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危机爆发初期，在胡佛总统的劝说下，花了很多钱刺激经济而见不到效果，反而积累了大量的财政赤字。等罗斯福上台后，各州和地方政府已经不愿意再多花钱了。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紧缩抵消了联邦政府增加的那部分财政开支。

　　如果再把充分就业的影响考虑进去，只有1936年和1939年出现了小规模的赤字，其它时间都是盈余，其中1933、1937和1938年甚至是比较大的盈余（第4列）。反之，在胡佛执政的4年中，总的充分就业预算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赤字！

　　因此，《新美国经济史》的作者断言：“1933年至1939年间政府预算的总体扩张性肯定不如1930年至1932年间政府的预算的总体扩张性大！”并认为和罗斯福相比，胡佛才更像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也就是说，即使只从总量上考虑，无论是否做“充分就业盈余”的计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罗斯福执政的6年里，美国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州和地方政府）的总财政赤字都要小于胡佛政府。

　　在胡佛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得到了48个州中36个州的选票，但在他第一届任期结束的时候，只得到了6个州的选票。罗斯福第一次总统竞选的时候，他得到了42个州的选票。那个时候，大部分选民对身为纽约州州长的罗斯福并不了解。他们投罗斯福的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对胡佛。

　　四年的新政以后，罗斯福在第二次总统竞选中获得了46个州的选票，成为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支持率最高的总统候选人。从此后，这个记录再也无人能及，直到今天。总量干预的理论无法解释：在面对大萧条的时候，为什么胡佛遭遇了惨败，而罗斯福则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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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构化干预对罗斯福新政的解释：资金的第一轮投向

　　先从对“结构”的第一个含义来分析罗斯福和胡佛的干预政策的异同：
　　1932年1月，胡佛干预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建立“复兴金融公司（RFC）”的要求得到了国会的批准。这家公司获得了政府5亿美元的支持，并且被授权可以发行15亿美元的贷款，专门用来支持那些即将破产的不良机构。它在成立的时候就被称为“百万富翁的救济金 ”。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个称号名符其实。

　　RFC的案例，我们在前面第五章已经讲过。RFC就是一个政府只负责掏钱，不管钱怎么花的机构。最后这笔钱变成了一个银行家的“胜利大逃亡基金”。从RFC的案例可以看出：如果政府的财政支出按照这种方式来对经济进行“刺激”，投出去再多的钱也没有用。这也和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布什政府慷慨的拿出巨款资金来救助AIG的情况一样：这些钱立即被用于给AIG高层发放巨额年终奖。此类“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只有一个结果：扩大贫富差距，加剧结构恶化，阻碍市场出清，最终导致危机进一步加剧。

　　到了1932年7月，国会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RFC向政府报告开支情况，并且禁止贷款被借给那些RFC官员担任董事或其他高层领导的公司。 不过此时，离胡佛在大选中败给罗斯福只有四个月。这个制度变革的好处，最终由罗斯福来享有了。他可以利用一个设计更为合理的RFC来执行他的财政干预政策。
　　反之，再看罗斯福政府在使用政府财政资金时候的做法。

　　在新政一开始，罗斯福政府设立了联邦紧急救助署（FERA）来救济穷困的失业者。刚开始，它发放直接救济，但很快转向工作救济。也即提供一些工作岗位，只有参加这些工作的人才能领导救济——或者说工资。刚开始，这些工作都是一些很琐碎的比如扫大街、捡废纸这样的事情。这些岗位完全就是为救济而设的，本身并不能创造多少价值。但它们至少让救济者觉得自己在有尊严的工作并领取工资，而且也可以保持部分劳动技能。

　　随后，FERA下设的“民用工程署（CWA）”开始寻求更有价值的工作岗位，主要在于市政工程领域。包括修补道路、桥梁、校舍、公园、游泳池等等。这又比单纯的扫大街捡废纸进了一步。

　　FERA在运行2年以后被撤销，被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取代。WPA只负责工作救济，而把直接救济的任务完全交给了州和地方政府。把直接救济分出去以后，WPA就可以专注于建立更有效率的工作岗位。它专门寻找那些私人企业所忽略的但又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来做。

　　这就比简单的市政工程工作又进了一步。在此后6年的时间里，WPA在全国各地修建了近600个机场，超过50万英里的道路，超过10座桥梁和高架桥，修建或重建了11万个公共图书馆、学校、医院等等。而且，它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直接导致了美国南部地区伤寒症死亡病例的急剧减少……这中间有不少效率的损失，但总的来说，从直接救济到工作救济，从扫大街到市政工程到修建道路和医院，政府的财政开支结构肯定是大大的改善了。

　　在FERA设立之后不久，罗斯福政府又成了公共工程署（PWA）。这个机构主要通过和私营企业签订协议，来兴建公共工程。这个机构开支的原则有两大特点：

　　首先，它并不提供所有资本，而只出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资金。另外的部分由州市县政府或私营企业补足。这可以让地方政府和企业有动力来节约使用资金，并且把资金投入到能真正产生效益的领域。

　　其次，这些资金需要地方政府和企业来申请和竞争，PWA进行审查，以保证资金投向那些有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域。

　　PWA的这种做法跟中国在中央财政开支中最常用的多级配套制度基本类似——也有可能这种做法就是从罗斯福新政中学习来的。中国中央政府2008年用于刺激经济的4万亿资金，也要求地方政府配套4万亿，往往还会有省级政府配套多少，地方自筹多少的比例规定。而且，地方政府先进行项目规划设计，然后报中央审批，资金优先发放给配套资金到位和预期效益较好的项目。这个程序由于引入了竞争机制，优化了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得财政资金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在PWA的资助下，胡佛大坝提前两年完工，这个大坝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成立，它促进了美国落后的中部地区的发展，成为后来区域经济学家研究区域政策的经典案例；因为大萧条而停建的纽约三区大桥于1936年竣工，一直使用到今天。而且，政府将三区大桥收过路费的权益变成债券出售给银行家，这笔投资反而还赚了150万美元 。

　　罗斯福在财政开支上一直就主张：政府投资也要赚钱。由于大萧条的紧急状况和政府公共开支的性质，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有了这个思想的驱动，他在控制财政开支方面始终注意将其用到效益最好的领域。所以他能够把纳税人的钱花的比胡佛更好。在这财政开支的第一轮直接支出上，可以说胡佛和罗斯福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的区别主要不在于有没有增加财政开支来刺激经济，而在于钱花的有没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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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构化干预对罗斯福新政的解释：经济结构的变革

　　本节从“结构”的第二层含义来对比胡佛和罗斯福政府干预政策的异同。这个问题决定了，在财政开支第一轮花出去以后，这些钱将会流向何方，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将大萧条的出现归结于政府的干预，并认为胡佛是一个“干预主义者”。他举的例子是：胡佛在股市崩盘以后，召集大企业家到华盛顿开会，要求大家做出承诺，不要削减就业，不要降低工人工资。胡佛的理论是：“在以往的萧条中，政府采取的产业政策是对劳工市场立刻进行清算。我对这些字眼和政策都很反感，因为劳工不是商品，它代表了人类的家庭……此外，从经济学的观点看，由于（工资降低）突然间购买力减少了，这些行动只会加剧萧条。 ”

　　罗斯巴德认为胡佛的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只有尽快清算劳动力市场，才能实现经济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从而使经济体走出衰退。这和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的结论一样。他因而将胡佛的理论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作为这种模型结论得到证明的依据：胡佛政府阻碍了市场及时出清，因而延长了衰退。

　　罗斯巴德夸张的写道：“自由放任的信条已经被废弃，它并没有束缚胡佛的手脚，只要需要，他就……使商业周期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这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美国前所未有的屈从于一个人。 ”说得好像胡佛已经成了美国的独裁者一样。这是完全的夸大其词，不符合历史事实。罗斯巴德的这种观点混淆了政治家的言论和他的实际行动后果之间的区别。胡佛总统的这番话只是在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得以施行。

　　在胡佛时代，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非常小。那些大企业家，难道在和总统开了一次会以后，就会很听话的提高工人工资，即使业务减少也不解雇工人了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臆想。现阶段中国政府的权力比当年的胡佛政府大得多，在2003年前后，面对很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还出现“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的事情，却还是不能立即解决大规模的工资拖欠问题。在没有任何惩罚措施的情况下，企业家不可能因为几句口头的劝说就改变自己的经营决策。

　　实际情况是，大企业家在表面上保持了较小的工资削减比例，但“在1929年~1931年9月之间，通过工作小时和工作日的急剧减少，他们还是设法把薪水册上的金额猛砍掉了40%……很多工业企业和小商业甚至拒绝口头上支持政府要求他们维持工资的恳求。 ” 从1929年到1932年，每一年的失业率都在上升，每一年的工人工资水平都在下降。胡佛在整个干预过程中，除了花钱以外，就只能采取“恳求”的办法来进行“干预”。这与其说是“干预主义”，还不如说是“劝说主义”，甚至是“哀求主义”。连个罚款措施都没有，怎么干预？这也能算是美国经济“屈从于一个人”吗？而在遏制投机行为和完善金融体系上，胡佛干脆连劝说也省了，实际上就是完全无所作为。

　　在1930年12月的国情咨文中，胡佛明白的表达了自己的信条：“经济萧条不可能因立法行动或政府声明而恢复。经济的创伤必须要依靠经济机体本身细胞即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的活动来治愈。合作行动将加快恢复进程，萧条的破坏会减轻……政府最大的贡献在于鼓励社会中的这种自愿合作。”

　　所以，胡佛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者”。他大力花钱，而不重视财政开支的结构，同时拒绝对经济体系本身做任何行政的和立法的干预，仅仅是进行劝说。这才是胡佛“干预主义”的真相。这和凯恩斯在《通论》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完全一样：用纳税人的钱去结束萧条，而不必做任何结构上、制度上的调整。

　　反之，罗斯福始终将政府干预的重心放在立法和行政干预上。他花钱很谨慎，很少对工商业界进行“劝说”，而是不断督促国会通过新的立法，不断成立新的机构来推动经济结构的变革。这些变革包括：


　　所有银行停业整顿，接受财政部的审查，只有被确认资金状况良好的银行才被允许重新开业；
　　通过“分业法案”，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强制拆分最大的私人银行——摩根银行；
　　对大萧条前后金融市场中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起诉，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惠特尼因诈骗罪被捕入狱 ；
　　强制拆分公共事业控股公司，并立法禁止同一法人控制多家公共事业公司——除了那些在“地理上和经济上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的以外，并加强对公共事业公司的政府监管，包括价格管制和审查财务账目等，终结了在能源、供水、供电等公共事业方面的私人垄断；
　　将所有银行纳入监管范围，授权美联储可以阻止银行为投机行为提供贷款；
　　建立兼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于一身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证券交易严加监管，对可疑的股票市场操纵行为采用“有罪推定”原则，即嫌疑人必须自证清白；
　　建立强制性的证券信息披露制度；
　　建立广泛的和强制性的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为2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保险；
　　支持工会活动，维护劳工权益；
　　废除童工制度，确立联邦最低工资制度（每周工作40小时，周薪最低12美元）；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制定广泛的行业产品质量标准。


　　以上这些措施，才是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它们和“凯恩斯主义”八竿子都打不着关系。凯恩斯本人当时在就报刊上不断发表对美国经济制度的评论和改革建议，但几乎从未得到罗斯福的采纳。说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主义的胜利，显然并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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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是一场非常深刻的制度变革，它通过制度变革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果对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分析抛开这些改革措施而单纯的讨论国民生产总值、就业率、财政开支、货币投放之间的关系，必然得到错误的结论。

　　罗斯福新政的这些制度变革，大致可以概括为：打击金融投机，保护劳工权益。这个概括不是很全面，但它大致能把握其政策的主要部分，尤其是那些在二战结束、罗斯福去世后仍然得以长期存在、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建设市场经济的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那个部分。

　　对银行业的整顿和监管，对证券市场的监管，都属于打击金融投机的范围；对工会活动的支持，废除童工，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则属于保证劳动者权利的范围。后者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生存底线，前者则大大压缩了投机活动的货币底线，成为了企业家从创造者向投机者和掠夺者转型的制度障碍。

　　对这些制度变革的经济学解释，凯恩斯主义无能为力。甚至在诸多方面正好相反。比如：为什么要在失业率如此之高的时候保护劳动权利而不是加快“劳动力市场出清”？需知大萧条并不是劳动力工资太高造成的，而是投机活动的泛滥和贫富差距太大造成的，如果不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打击投机活动、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市场出清”的结果就是将投机活动带来的恶果转嫁到劳动者身上。

　　因为在投机热潮中，劳动力工资并没有增加，而是资本价格上升推动总成本AC曲线上移的。此时通过劳动力市场出清来压低劳动力工资，从而造成AC曲线下移的表象，就会使现有生产技术条件下的资本：劳动力比例进一步恶化，而不是使之恢复正常。其结果必然是扩大贫富差距，不断压迫劳动者的生存底线，最终导致经济社会的动荡。

　　在改革了经济结构的情况下，罗斯福通过“以工代赈”和对农业的救济花出去的钱，才会在第一轮投资变成工人工资、农民收入和企业家利润流入经济体系以后，能够不断的用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投机领域，促进生产而不是刺激投机，普遍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成为小部分掠夺大多数人的工具。

　　胡佛在第一轮投资中，除了RFC这种“百万富翁的救济金”以外，也确实在努力推动公共工程的建设，包括后来罗斯福新政时期修建完成的“胡佛大坝”就是他下令开工修建的。但是，由于完全缺乏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此类工程也就只能起到解决部分人临时就业的作用，而无法促进整体经济状况的改善。
　　另一个可以用来与罗斯福新政做对比的是“希特勒新政”。

　　希特勒是和罗斯福同一年上台的。与罗斯福的冷漠相比，希特勒则对凯恩斯主义推崇备至。据希特勒主要的经济顾问奥托?瓦格纳回忆，1932年春他曾经把凯恩斯的《货币论》拿给希特勒看，事后两人还就该书“进行过非常热烈的讨论”。他们当时共同认为：“凯恩斯既不认识我们，也不熟悉我们的观点，但却强烈地将他自己置于通向我们的道路上。”

　　对此，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德文版序言里写道，“这本书是对英国古典主义或正统主义传统的一种摆脱，但这种摆脱在英国遇到了相当可观的抵抗，”没有想到他的理论会“深深触动德国读者”。

　　如果仅从短期经济指标看，以“通过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并通过投放生产性贷款来资助公共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纳粹经济纲领，应该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希特勒和罗斯福在同时上台。

　　5年之后，到1938年，德国的失业率几乎降到了零(失业人数不到4万)，国民生产总值为1928年的1.8倍，而这时美国的失业率仅仅从25%下降到了19%，国民生产总值也没有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从非结构化的分析框架来看，“希特勒新政”比“罗斯福新政”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完美的解决了总量衰退的问题。

　　但是，如果从结构化的视角来看，希特勒的成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政府的财政开支的结构和经济体系的结构都向非生产性领域集中。先是庞大的公共工程支出然后是巨额的军事订货，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物价稳定和维护政府信誉，政策选择空间就很小了：压低工资水平，高税收或高债务。

　　希特勒政府采取了大量发行国债，一边大量印钞票、一边收缩银根限制民间资本的政策。失业率几乎为零，但是工人的工资非常低，生产出来的战争物资以及巨大的公共工程无法用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工资率被政府强制压低的情况下，国内市场的需求极为狭小，国际经济又一片萧条，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为政府带来经济收入，弥补财政赤字，除了用于战争消耗以外几乎没有别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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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经济均衡，总量增长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这在结构化分析框架中可视为政府扮演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双重角色。企业家利润被降为0，社会产量被推动到了EDF和AC的交点上。因为企业家利润而带来的“效率损失三角形”消失，失业率降为0。

　　同时，政府利用发行国债的货币杠杆来进行投资和“奢侈品消费”——用于对外侵略的军事武器和战略设施对人民来讲就是一种可怕的“奢侈品”——以此拉动Xi曲线向上移动，并带动需求曲线向上移动，经济总量表面上大大提高。

　　它的背后是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政府财政极端困难，形成“黄油加大炮”的消费结构——“黄油”就是低工资下仅购满足生存的生活物资，Xc曲线无法扩张，大炮就是军国主义者的奢侈品消费。这种情况跟美国大萧条以前巨大的贫富差距一样，不可能持久，要想不引发经济崩 溃则几乎没有可能。

　　（此处，有一段话老是不让发，也找不出有什么不合法的词汇，故删去）

　　反之，罗斯福新政时期——从1933年罗斯福上台到1939年二战爆发，美国的失业率平均水平在14%左右，国民生产总值也没有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但这个失业率是把接受政府救济性工作的人也算成失业人口所得到的。如果把这部分人算成就业人口的话，实际的失业率只有9%左右 ，已经低于了1929年的13.8%的失业率而接近1928年的8.8%的失业率——这个失业率有很大部分还是依靠投机泡沫获得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罗斯福新政的短期效果也是很成功的。但罗斯福政府对就业的保障也就到此为止，并不再追求继续扩大财政开支、全面消灭失业，刺激经济恢复到1929年前的那种“繁荣”。至于二战爆发以后，出于战争的需要而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将失业率降到极低的水平，那已不再属于罗斯福新政的范围。

　　所以，《新美国经济史》的作者说：“如果对大萧条时期几乎每类统计数据（例如失业率、国民生产总值、货币供给和价格）匆匆一瞥，那么不管你对罗斯福的政策多么有好感，你都会发现复苏并没有随新政而到来。美国经济非常缓慢地爬回其在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的水平。1939年二战在欧洲爆发，这本是一个极好的刺激，但从大多数标准看，1939年美国经济远未完全复苏。直到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从诸如失业率和真实GNP这样的经济指标看，经济才完全复苏。 ”

　　约翰?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中也说：“尽管罗斯福使出浑身解数，他也没能够结束大萧条，大萧条实际上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结束的。从1940年到1944年，美国经济扩张了125%，是经济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一段高速发展时期。 ”

　　这些都是从总量的角度而得出的错误的判断，其前提是1929年的GNP和失业率是美国经济应该追求的目标，达不到这个目标，就不能算大萧条结束。从这个思路出发，经济学家就愉快的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之为“极好的刺激”，带来了经济的“完全复苏”，是“令人瞩目的高速发展”，是“战争新娘（戈登）”和“经济上无与伦比的繁荣（戈登）”。说得好像美国人民在二战期间是生活在天堂一样。完全忘掉了这些新增的产出都是被投入战场进行疯狂的消耗，并伴随着数十万美国人在战场上死去，而没有带来工人工资收入的增长和变成消费者福利的提高。

　　从结构化的视角来看，不管是1929年的主要基于投机的繁荣，还是二战中基于战争的繁荣，都是虚假的和不可持续的。这种虚假的繁荣如果不被及时终止，最终都会使财富的分配突破劳动者的生存底线，带来严重的社会动荡，因而绝不值得称赞，更不能拿来作为判断罗斯福新政成败的标准。

　　总之，罗斯福的“干预主义”，是以制度变革来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的结构性干预，而不是以凯恩斯主义的思路来刺激经济发展。在把经济结构调整完善以后，解决就业和促进经济繁荣的任务，仍然交给企业家和市场机制来完成。罗斯福新政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反动。相反，它极大的完善和保护了市场经济体制，填补了其中的诸多重大漏洞。

　　这个经罗斯福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了美国战后五十年繁荣的制度基础。这才是罗斯福新政最成功之处，也是它最值得后世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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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第253楼(作者:@羊汤无忌 于 2013-01-17 14:36)
　　也就是说必需用于交换才能叫商品。那自然商品的价值也应该是用于交换的，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因此把木头锯成锯末，但不用来交换的话自然无所谓商品价值，也不用说它的价格下降了。在楼主的文章里，潜意识认为锯末相对木头是廉价的，价值量少的，那么市场对于锯末的供应必是少的。把木头锯成锯末，自然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如果用于交换，锯末的价值仍在，并通过价格体现出来，具体的体现形式便是由于生产锯末的稀少，由于供求关系，会把锯末的价格抬高。
　　另外不是商品里融入多少劳动就值多少钱，而是遵循价值规律，马克思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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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生产锯末的人想要用于交换，也很有可能卖不出去。那么他付出的劳动就得不到回报。
　　锯末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前段时间有个新闻，深圳一个人投资1000万，带领十几个合作伙伴奋战三个月，研发生产出一款安卓智能手机，卖了一个月就卖出去一台。那你说他这个算不算商品？是否其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些智能手机的价格是会随着价值波动，还是越来越不值钱？

　　一个人的劳动付出是尤其主观决定的，但他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格又需要由市场决定。市场决定实际上是消费者的需求偏高。
　　如果锯末不符合消费者需求，即使劳动者主观上想赚钱想交换，锯末的价值还是会低于木头的价值。
　　如果事先认定生产锯末的劳动不是劳动，那么就等于说：在市场上不能卖出去好价钱的商品中蕴含的劳动不是劳动。
　　那么就可以说，劳动的价值其实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上，效用论和劳动价值论论战了很长时间。目前效用论占据了绝对主流，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价值论错了，但至少目前的价值论体系是存在不完善之处的，这一点应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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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构化干预对罗斯福新政的解释：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

　　如果罗斯福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那么他是一个什么“主义者”呢？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宣称要维持预算平衡，上台以后立即消减退伍军人补助金和教师工资，但很快又批准了大量的财政开支项目。他声称要维护美国的自由市场，但又对市场机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永久性的增强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他大力支持工会运动，维护劳动权益，但是到后期工会势力扩张到一定程度以后，又开始对工会进行限制。他的改革措施看起来有点杂乱无章，也犯了很多错误，比如对企业产品质量标准的制定，出现标准管制过于宽泛的问题，甚至对农贸市场上出售的小鸡的重量也加以限制。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把罗斯福称为“结构化干预主义者”或者“制度干预主义者”。这样一顶帽子戴在罗斯福头上，至少比凯恩斯主义更合身一些。但这种纯粹在经济理论的范围内给罗斯福换帽子戴的做法仍然不能触及问题的实质。

　　就罗斯福本人的思想和行动方式来说，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是在某一种经济学理论的指引下来推动改革的。我们还需要从更客观深入的角度，从事实出发来对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进行评价。

　　一个很容易被经济学家忘记的问题是：罗斯福本人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不是构建模型，而是看看罗斯福自己是怎么说的和怎么做的。

　　几乎所有的研究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的著作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罗斯福的经济学修养并不高。在第一次总统竞选的时候，作为纽约州长的罗斯福并没有任何系统的改革纲领，而是在各地竞选过程中不断了解实际情况和听取各方意见之后逐步形成的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改革设想。

　　对于自己的改革思路，罗斯福在一次竞选演讲中做了很明白的阐述：“常识告诉我们，采用一种办法，试一把。如果失败了，就坦率的承认，再试试另外的办法。但重要的是，你得试着做点什么。 ”

　　这几句话简直就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思想的美国版本。有人认为，罗斯福由于双腿残疾，因而对社会弱势群体抱有一种特别的关怀心理。据说他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去贫民区做社区工作，爬到一家破房子修补漏水的房顶，看见里面的人的生活，回来后吃惊的对他女朋友说：“不相信竟有人在过那样的生活。 ”

　　不知道类似的说法是否可靠。但罗斯福在推行新政时候的价值观十分明确，即努力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建设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为那些“处于经济金字塔最底层的人”创造富足的生活。

　　在一次竞选演讲中，罗斯福称：“下一届美国政府不能代表一部分美国人，而必须代表所有的美国人。头脑、心灵和组织的任何资源，归根到底，都应该用来对抗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饥饿、匮乏、不安全感、困穷和恐惧。 ”

　　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他甚至说：“对进步的检验不在于我们是否让那些富裕者更富裕，而在于我们能否让那些贫困者过上富足的生活。 ”

　　在制定决策的时候，罗斯福最常用的方法是尽可能多的听取意见，包括专家、政府官员和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反应的实际情况。传记作家戴维斯对罗斯福决策方式的评述是：“他的责任不在于靠一己之力提出任何计划”，也不在于“构想或实践任何事”，而在于“倾听一切，记住一切，并合理的安排一切” 。这种特殊的长处因为他双腿残疾行走不便而得以发挥到极致。

　　在制定农业改革法案的时候，罗斯福即要求农业部长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代表，以及其它所有和农业有关的议员都召集到华盛顿，共同讨论出一个方案，并表示无论这个方案是什么，他都准备签字同意 。

　　在涉及到一项关于强制工人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30小时的法案的决策过程中，他“一如既往的撒开大网，向州长、商界领袖，任何他能想得到的人请教”，并对各个行业的具体工作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然后再做决定 。

　　以上内容并非在讨论领导者的决策艺术，而是从历史事实的层面来分析罗斯福新政的真正的指导思想。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合理的得到结论：真正支持罗斯福进行改革的思想不是某一种经济学理论，而是一种更深刻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凯恩斯所谓的“每一个政治家都是某一位经济学家的奴隶”的论调是经不住事实检验的。罗斯福并未成为任何一名经济学家的思想上的奴隶。他不是某一种经济理论的“主义者”，而是立足于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底层人民生活的这个价值观，承担一个政治家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然后充分的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实际问题作出具体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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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上台的时候，美国的现实情况是传统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所以不管它在理论上多么完善和高尚，但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那么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革。也即罗斯福说的：“你总得试着做点什么。”

　　这种制度的、结构的改革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站在1933年这个时间点往前看，未来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一种现成的理论可以提供系统的指导，只能在充分了解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利用政治家的理性和创造力来一步一步的具体解决。

　　改革的措施如果效果好，就往前推进，效果不好，就大胆承认，换一种方法再来。其基本的立足点不是理论原则导向，而是结果导向，也即要让整个国家社会的人能够生活的更好的这样一种价值观。

　　只有从这个视角来看待罗斯福新政，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它。或者说，我们的解释才能真正符合新政推进的实际情况。我们也就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罗斯福一会儿主张压缩政府预算，一会儿又亲自加入大手大脚花钱的行列；为什么大力主张保护劳动者权利、支持工会运动，后来又不惜出动军队来干预某些工会罢工；为什么在刚开始最危急的关头迅速通过了一大堆改革法案，后来又亲手废除了其中的许多法案或者对其加以大幅度的修改。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客观的评价罗斯福？他不是凯恩斯主义者，只是部分的采用了一些跟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相同的政策。当然他更不是自由放任主义者或者货币主义者。说他是制度主义者似乎也不够全面。真正客观公正的评价应该是：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

　　用“实事求是”这个中国色彩颇为浓厚的词语在评价罗斯福可能会带来一些基于时代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误解。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词来说：他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

　　在这一点上，罗斯福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一样的。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同样面临一个问题：以前的计划经济背后有一套完整的“看上去很美”的理论支持，但实际情况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和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很多人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改革。至于要改革成一个什么样子，找不到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首先是农村有些地方在搞包产到户，实践证明了确实可以增加粮食产量，让大家有饭吃了，那么就先从这里开始搞改革。农村搞活了，再拿着类似的思路来在城市里面搞国有企业承包改革。西方有先进的技术和我们稀缺的资金，那么就引进来建设一点项目试试看。后来发现引进的项目太多，国家外汇紧张，而且有经济过热的苗头，就压一压。总之，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过来了，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罗斯福和邓小平改革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性。就是他们都以务实的态度，或者说实事求是的态度，或者说如某些学者媒体所说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总之就是这样一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正确的方法论，来推动制度变革，以此来调整经济结构。他们所坚持的价值观，也都是要让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过上富足的生活。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这两次伟大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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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再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朱镕基担任主管经济金融的副总理和总理期间中国政府在推动中国改革方面的种种举措，也不难得到类似的结论。

　　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冲击的时刻，中国政府采用了发行国债的方式来搞建设拉动内需，这同样被一些人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胜利。而朱镕基本人也确实提到了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来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同样也有媒体或学者乐于给朱镕基戴上“凯恩斯主义者”的帽子。

　　但是，这和对罗斯福新政的分析一样，这种政策仅是此阶段中国政府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次要方面。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对经济结构的制度的调整而非发行国债才是改革的核心环节。它至少包括以下重要举措：



　　首先，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大规模的反腐败，提高政府效率和廉洁度。朱镕基在当上总理的时候就以一种极端的口吻向腐败宣战：“我准备了100口棺材，1口留给自己，另外99口留给贪官污吏。”他的反腐行动被很多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所忽略。少数几位认识到其特殊重要性的学者之一是张五常。他评价道：“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 ”“流行的报道说中国干部例行的贪污，不可能对。他们之中很多有智慧，对国家有贡献。 ”

　　政府内部改革和肃贪行动，与罗斯福整顿金融秩序一样，都有力的保证了政府花的钱能够真正产生效益，给底层人民带来好处，而不是流入少数特权人物的腰包。同时，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组织。这是对正式的政权体系之外更基层的准政权组织进行改革，起到了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效果。中央推行粮食保护价制度等一系列保障农民权益的改革，才有了更好的制度保障。

　　其次，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措施，同时对上游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如石油、通信等行业进行拆分整合，通过垄断竞争的方式来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推动国有企业股权化改革，并让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境外上市，引入国际资本来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单单是让大型国有企业恢复活力这一点，就可以说比任何政府主导的直接投资都更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三，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等；

　　第四，推动金融体系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从直接经营领域完全退出，加强金融监管，淡化银行的行政色彩，逐步建立专业化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地方城市商业银行体系。在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金融系统能够保持健康运行，和这一时期的改革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密不可分；

　　第五，推动住房、教育、医疗方面的市场化改革等等。



　　以上这些并非对此阶段中国改革措施的系统列举，仅以此说明，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来分析朱镕基改革，同样也是错误的。它和罗斯福新政一样，也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如果仅仅是拿着财政收支、利率、失业率、GDP这几个数据来分析这段时间的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那是一定要“跑偏”的。显然，朱镕基和罗斯福、邓小平一样，也是一位实事求是的政治家，这一点应该不会有太多争议。

　　总之，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其实也包括世界各国的经济问题，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模型和数据出发。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

　　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微观宏观模型看起来清楚整齐，会给人一种错觉，即这些就是经济问题的全部。当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某些方面出现问题，比如经济过热或者失业率上升的时候，具有一定经济学知识的人们似乎就自然而然的把关注点放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媒体上各路专家也热衷于对利率和准备金的变动进行讨论，好像这些就算是研究中国经济了。

　　然而真正正确的观察角度绝非如此，而是要去看去想：中国的经济的冷或热，是在哪个方面冷，哪些方面热？它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具体原因为何？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什么样的结构调整？要做经济结构上的调整，需要对现行的经济制度做哪些变革？这种变革在现在的实际情况下，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调整，主要不是通过财政开支的绝对量增减和货币利率的变动来进行的，而是通过推动制度变革、调整经济结构来实现的。这不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如西方国家完善造成的，而是一种普遍的基本的经济规律。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与GDP、就业率这些总量数据不同，它们总是和现实的具体的情况密切结合，除非我们详细而深入的了解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否则就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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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二两 367楼
　　楼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我认为是有严重缺陷的，与实际的差异很大，基本上与实际脱节，纯属为政治服务的，所以叫“政治经济学”。
　　你前面讲的生产性参与分配与暴力性参与分配这个概念很好，不过这个东东定性的讲讲还是可以，具体到量化还是个扯不清的问题，比如企业家按多少收取利润才算生产型分配、达到多少就是暴力分配？这跟马克思谴责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还是同一个性质的问题。不过现代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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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确实存在缺陷，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

　　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之所以叫“政治经济学”是因为 它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结合来分析，找出了经济现象背后的制度根源，并提出要改革经济，必须改革政治。

　　它并不是与实际脱节，而是和实际密切联系。相反，那些号称研究“纯粹经济学”的学者，试图完全抛开政治制度来讨论经济问题，才是基本上与实际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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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编 政商博弈：中国经济奇迹中的政府与市场



　　第十三章 并不完美的市场：企业家精神的四方向演变假说

　　一、刘易斯拐点的微观经济影响

　　发展经济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做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的过程中，城市里面的企业面临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因而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这些企业不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扩大产能，由此推动经济不断增长。经济的这种增长方式将会一直持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为止。吸纳完了之后，劳动力工资就会开始随着经济增长而一同上涨。劳动力工资这个从长期保持不动到持续上涨的时间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工资水平从这里开始往上拐了。

　　将“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前，由于劳动力很便宜，可以用一个长期不变的工资水平雇佣任意数量的农民工。这个时候企业家组织生产方面的成本很低。企业家要想扩张利润，最好的办法就跑市场、跑销路，而不必专注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因为整个生产过程只是一个简单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劳动力无限供给，赚到的利润立即变成资本再投入，生产规模一轮一轮的不断扩大，没有太多技术含量。而只有市场才能决定企业家利润的多寡。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沿海的那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其生存命脉就是跑市场，销售人员的提成可以很高，但生产线上的工人工资则始终被压制在仅够基本生活的水平上。一个温州的打火机生产行业，通过这种不断的低成本扩大再生产，加上在世界各地疯狂的市场扩张，最终竟然占据了全世界打火机80%以上的市场份额。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精神的主要表现不是企业管理和生产，而是市场的开拓。利润率可以很低，但是利润极高，因为销量极大。长三角那些生产极为廉价的打火机的企业，一个打火机只赚几毛钱甚至更低，但企业家并没有获得“平均利润”，而是获得暴利，迅速成长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

　　但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普遍的“民工荒”，农民工工资开始不断上涨。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到，这种扩张方式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刘易斯拐点的来到，对整个社会来说，意味着劳动力供给曲线变成一条斜向上的曲线，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将会推动劳动力工资逐步提高。

　　对单个的企业来说，就意味着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整体提高。此时，再进行简单的扩大再生产就很难了。企业家必须进行产业升级或者提高生产技术。比如卖打火机的提高生产质量，生产防风性能更好的打火机，或者通过工业设计使其变成一个带有收藏价值或者文化价值的高级打火机……或者干脆转产，改为生产汽车发动机的打火装置。如果产业升级不成功，企业就会亏损、破产，被别的升级成功的企业收购。这就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在发挥作用，通过竞争推动产业升级。也即常说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倒逼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也是整个社会，包括学者、官员、企业家、劳动者都非常希望看到的。

　　但是，这个美好的前景并不会自动到来。在一定条件下，事情将会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实际上，它也确实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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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现代化与产业泡沫化之间的矛盾

　　企业家要推动企业转型，进行产业升级，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一个也派不上用场。核心是技术、人才、营销和管理变革。企业家必须大力投入技术研发或者购买相关技术，购买来的技术还必须经过内部消化，而且技术的提升必然伴随对人才的需求，其雇佣劳动力的结构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管理模式也必须随之改变。

　　即使做到所有的这些，产业升级仍然未必成功。因为新的产品能否被市场接受也是一个未知数，必须进行渠道变革，改变营销方式……需要长期的大量的资金和精力的投入，而每一个方面失败了，都会导致前功尽弃。

　　所以说，在劳动力成本全面上扬的情况下，“产业升级是找死，不升级是等死”。要让一个已经有了成熟的生产线和销售渠道的企业转型，难度极大、风险极高。

　　从表面上看，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必须转型升级，否则只能破产倒闭。这是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所以不管难度有多大、风险有多高，企业家都别无选择。

　　然而，必须看到，企业家其实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也就是我们前一章分析的“两个转变”：从企业家向资本家转变，从投资者向投机者转变。

　　一个生产低端一次性打火机的企业的企业家，他可以通过引进新技术、招聘高级人才、推动营销和管理变革来实现产品升级和企业转型，这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投入高昂的成本、冒极大的风险；他也可以干脆把企业关闭，投资房产或者股市，完全依赖地租和地价上涨，股利或股价上涨中获利。后一种选择在很多情况下更加保险，收益也更加稳定，更重要的是，它完全没有管理企业和开拓市场的辛苦。这是一种很大的诱惑。

　　房地产或股市的投资，并非什么罪恶。将手里的资金一次性购买房产，然后用于出租，对于房屋租赁者而言，乃是一件好事。购买股票，意味着将资金交给能将资金获取更好收益的企业家经营，也是一种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活动。

　　在一个竞争性市场里面，某一个行业的投入过多，这个行业整体的平均利润率就会下降，失败者将会退出，由此产生的优胜劣汰将大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也是市场机制的最大优势。然而在资本市场，情况正好相反。与经营活动不同，对某一种资产的集体性大量投入，在短期中平均利润率反而会上升。因为，投资行为本身就会创造对资产的需求，将会大大提高资产价格，无需经过生产环节。它可以在不需要创造任何实际财富的同时提高所有参与者的账面财富，扭曲价格信号，扭曲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模式，带来经济资源的浪费。

　　在经营性行业中，企业家个人的利益往往和社会集体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或投机者个人的利益往往是和社会集体的利益不一致的。

　　投资房地产，没有什么不妥。然而，从投资到投机之间，总会有一个界限。在超过这个界限以后，购买土地房屋的行为，就会变成纯粹的投机。它不是基于合理的价值判断，而是基于纯粹的短期价格波动方向的预测。这种投机行为，本身就会强化价格继续增长的趋势，当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市场以后，趋势将会自我加强。最终导致资产价格的泡沫化。

　　股票市场也是一样。在股市热潮中，当很多人产生同样的预期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的购买行为本身，就会大大推动股票价格上涨。这种上涨就会证明大家的预期都是正确的，由此进一步加强上涨的预期。

　　在这一轮又一轮的集体购买资产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在没有任何实际产出的同时，所有参与者的利润都提高了。

　　那么，什么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了呢？那些没有或者无力参与这种投机的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这些人大部分是劳动者而非企业家。企业家把经济资源投入到资产投机中去，其实就是一种对劳动力的资产替代。他把企业关闭了，或者是只用很少的心思经营企业，必然会导致就业岗位的萎缩。劳动者靠工资吃饭，没有太多个人资产，也没有很多钱用于投资，资产泡沫的形成，就是对劳动力收入的变相的剥夺。这种模式，在前文已经有了详细的分析。

　　有限的经济资源，没有被投入到产业升级中去，经济活动的创造力就会下降。本来可以用来搞研发搞培训的钱，拿去投机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积累就会停滞；企业家的精力不用来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研究市场需求、推动企业内部变革，而用来研究怎么炒房炒股，生产要素就不能得到更高效的组合。没有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产业升级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与产业结构的泡沫化之间，存在着替代的关系。只要产业结构走向泡沫化，产业现代化的努力就会被资产泡沫侵蚀和破坏；要走产业现代化之路，就必须遏制产业泡沫化倾向。这两条发展路径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3-1来加以说明：
　　
　　图13- 1产业现代化与产业泡沫化的不同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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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13-1中，如果企业家专心于生产经营，努力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改进生产线，使较少的劳动力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或通过内部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生产更好的产品）和单位资本品的生产效率（建设更高密度的厂房，或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提高单位占地面积的产出），则无数企业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推动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本曲线AC向外移动。则生产与需求的均衡点将会沿着需求边界DF向右移动。在总量增加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优化。

　　这就是一条产业现代化之路。在这条发展路径上，作为资源投入者的企业家利润将会增加，劳动力收入也会增加，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也会增加。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样的商品的实际价格将会更加低廉，需求弹性更大的高级消费品被不断生产出来，作为消费者的消费结构可以得到改善。

　　这是一条健康的、理想的发展路径。

　　但是，如果企业家认为生产经营活动的成本收益不能令他满意，而是转而进行资产投机。他就不会去努力推动劳动力与资本的供给曲线外移，而是去参与不断抬高资产价格的活动，比如炒房炒股。只要参与的人数足够多，这种活动无需生产经营就可以不断增加他们的收入。

　　与此同时，劳动力工资将难以增加。这样整个社会生产成本曲线AC就会在资本价格的推动下不断向上移动。如果货币供给保持不变，这种活动就会带来大量的失业，劳动力工资不断降低；如果配合上货币供给的不断增加，失业和劳动力工资降低的现象就可能被掩盖，而是通过通货膨胀和货币工资不变的方式来降低劳动力的实际工资，而资产价格的上涨速度则将超过通货膨胀的速度。

　　所以，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利润减少，劳动力实际工资降低，这些减少的部分全部被资本所有者获得。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实际产出将会降低，通货膨胀率高企，投机活动猖獗，消费结构走向畸形（普通消费品的需求减少，奢侈品消费迅速增长），贫富分化严重。

　　这就是一条产业泡沫化之路，是一条不可持续的、畸形的发展路径。最终是要么触及货币供给的极限，导致经济崩溃；要么使触及劳动者的生产底线，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崩溃。劳动者将在经济热潮中被剥夺实际收入，在经济崩溃中被剥夺就业机会。

　　就企业家来说，他们的投资原则就是利润最大化。他们会遵循边际规律，将自身掌握的经济资源投入到边际收益最大的领域中去。资产投机的边际收益上升，经营企业的动力就会减弱；经营企业的边际成本提高，资产投机的动机就会增强。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使得经营企业和资产投机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发生了变化。经营企业的难度增加，简单的市场扩张已经难以为继，边际收益大大下降，进行资产投机的相对收益就大大上升。

　　以蔡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根据农民工工资上涨和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问题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尽管这一说法存在争议，但自2003年以来，农民工工资确实基本上结束了过去十多年停滞不前的局面，开了了持续而快速的上涨。有理由相信，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然而也正是从2003年前后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局面开始出现，各大中城市的房价开始快速上涨，拉开了一直持续至今的房地产投资投机热潮的大幕。房价问题从此成为全社会密切关注的热点。

　　这两个经济现象之间在时间上的同步，其间的关系如何，难以做很细致的考证。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兴起，和1997年开始房改密切相关，经过多年的土地、住房、信贷政策调整，房地产市场逐步变热也是势所必然。不过，这两个趋势的同时出现，显然大大的改变了中国企业家的投资计算：资产投资或投机的边际收益迅速上升，而企业经营的边际收益则迅速下降。

　　于是，从2003年前后开始，中国经济开始面临着方向性的选择：是要走产业现代化之路，还是走产业泡沫化之路。

　　从此，中国经济开始被两股强大的力量所牵引，一股力量牵引着它向前，一股力量牵引着它向上。中国经济一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资产泡沫不断累积。一方面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这种提高却被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不断侵蚀——如果把资产价格特别使住房价格是上涨考虑进来的话，社会上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是在下降的。也即常说的：“工资跑不过CPI”、“工资跑不过房价”。这是人民群众对现实情况的真实感受。这些经济增长的财富和被CPI、房价侵蚀的收入到哪里去了？它们并没有消失，而是在资产泡沫的积累中被资本所有者拿走了。

　　从需求结构变动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很多人开始为日益高涨的食品价格担忧、为买不起房子担忧，另一方面，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迅速增长，并于2006年在人均GDP尚且不足美国十分之一的情况下，超越美国正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这两股推动产业泡沫化和产业现代化的两股力量的较量，将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努力产生深远的甚至有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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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产业泡沫化对企业家精神的侵蚀：案例分析

　　在产业泡沫化的过程中，这个社会经济资源最大的损失是什么？

　　不是资本，它还在，只是被转移了地方；不是劳动力，人也都还在，投机热潮中就业率一般也不会低；也不是土地，它正在被疯狂抢购。

　　最大的经济资源的损失，是市场经济最重要最核心的财富，是马克思笔下那种把巨大的生产力“从地下唤起来”的力量，是那种把资本、劳动力、土地三者结合起来创造财富的人类才能——企业家精神。

　　在通往产业泡沫化的道路上，企业家通过向资本家的转变，通过抬高资产价格来掠夺社会存量财富，而不是通过组合经济资源来创造财富获利。它代表了企业家精神的堕落，代表了企业家从创造者向掠夺者的转变。

　　吴晓波在他的成名作《大败局Ⅱ》中讲述的托普集团老总宋如华的人生道路可以作为这样一个转型过程的经典案例 ：

　　在成为企业家之前，宋如华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物理学副教授。大学期间，他给自己定下了“八不原则”：一不出国，二不经商，三不抽烟，四不喝酒，五不唱歌，六不跳舞，七不看电影，八不逛公园。凭着这股踏实刻苦的劲头，他毕业后以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并很快被破格评为副教授，不久又被授予全校唯一的“机电部青年教书育人特等奖”。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30岁的宋如华突然决定辞职创业。他和一个好友凑了5000块钱，注册了一家名叫“托普电子科技发展公司”的企业。托普的英文是TOP，就是“顶尖、卓越”的意思。宋如华的理想，就是做中国电子科技行业的老大，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

　　宋如华学的是天文物理，跟经商关系不大，所以一开始只能从倒卖电脑起家。那些日子，他整天蹬着三轮车在成都城里跑来跑去，一边蹬一边给自己打气：“蹬一下一毛钱，蹬两下两毛钱，100下就是10块钱。”

　　一个大学教授，肯到大街上蹬三轮来一点一点的开拓市场、积累资本，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种最可贵的企业家精神。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种精神支撑起来的。

　　1997年，另外一个在大学教英语的老师也决定放弃教职，下海经商，在经历了无数挫折以后，终于在电子商务领域取得突破，创立了阿里巴巴和淘宝网。因为他的成功，无数人可以在网上经商创业赚取财富，无数消费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几乎所有能够合法交易的商品。他就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这可能是目前为止中国最接近取得像比尔?盖茨那样成功的少数几个企业家之一。所以说，宋如华的这种选择，并不是丧失理智，它确确实实包含了一种可以创造奇迹的力量。

　　踏实的积累，加上疯狂的干劲，以及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市场机遇，宋如华的托普集团迅速成长起来。在卖电脑的过程中，他招揽到了一些机关企业安装电子信息设备的项目，利润空间被打开了。他就利用这种“销售加安装”的方式挣了几十万。后来，又招聘了几个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开发了中国最早的计算机自动计税系统，卖给各级税务机关，赚取了更大的利润。到了1995年年底，也就是他创业之后三年，托普公司就已经成了一个年销售收入超过4000万的企业。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4000万的销售收入，必然是利润惊人。

　　如此巨大的利润固然令人羡慕，但却没什么应该被嫉妒指责的。这是宋如华前期做了巨大的投入、冒着巨大的风险开拓市场、研发、生产的企业家回报。他之所以能赚这么多钱，乃是因为他的努力给中国税务系统带来的征税效率的提高的市场价值大大超过了4000万。

　　然而，到了1996年，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启动“金税工程”，要求统一全国各地税务局的计算机征税系统。远在成都的托普公司，主要是靠市场销售吃饭，技术方面并无优势，不具备建设这样一个大系统的实力。那种在各级县市税务机构跑活拉业务的方法行不通了。

　　发展遇到困境的宋如华开始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在跟随科技部组织的一个国外考察团到印度班罗加尔考察以后，他萌生了做“西部软件产业园”的想法。回国后，与成都市郫县政府合作，圈了一块地准备搞开发。

　　当时，全国各省市正掀起一个信息化建设的高潮，四川省刚刚把信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第一产业”，然而各市县却少有拿得出手的项目。宋如华的这个“西部软件产业园”概念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软件公司的集群、“西部”概念的提升、产业的聚集发展——还有比这更适合政府支持发展的信息产业项目吗？于是，各级领导纷纷前来考察，各种优惠政策、社会荣誉接踵而至。

　　1997年6月，四川省省委书记和省长到托普考察，问宋如华需要什么支持。宋如华回答说，希望有机会上市，直接融资。

　　在1997年前后，上海、深圳两个股票交易市场的上市指标基本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营企业上市几乎不可能。但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托普最终成功上市。

　　上市以后，作为第一家民营科技上市企业，托普备受资本市场关注。宋如华随即组建了证券部。它被设在托普公司总部的顶楼，由宋如华直接指挥，一般员工均不得进入。然后，他不断提出新的概念，一会儿是“托普将进入国家100强企业之列，成功中国三大软件研发基地之一”，一会儿又宣布和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合作，把“西部软件产业园”建设成为国内最大的软件中心和工程中心。

　　应该说，这些事情都是可虚可实的。在名声响彻全国、获得众多政策支持和银行优惠贷款、直接上市融资之后，托普有充分的时间和机遇来把西部软件产业园做大做好。但是，资本市场已经把前景都提前变现了，在托普上市的第一年，宋如华就在公司高层上宣布：“我们今年赚了两个亿。”要想按照这个速度继续赚钱，靠一砖一瓦的建设产业园是不行的，太漫长而且太辛苦了。资本投机和经营实业之间的边际替代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