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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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方面，中国的职业政治家制度就值得西方国家借鉴。候选人的门槛，不应该按照他能交多少保证金来限定，更不应该按照他拥有多少个人财富来限定，而应该按照他的“政绩”，也就是实际政府工作经验和成绩来限定。以一个人过去在政府管理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来衡量他未来管理政府的能力，显然比以他过去在市场投资或者表演电影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更有说服力、更合理。

　　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谈，单纯从程序设计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的政治选举也可以从中国的政治制度中找到可资借鉴的地方。中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七条规定：“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应当具备下列资格：（一）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二）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 ”像斯瓦辛格这样的电影明星，他想参选州长，是不是可以要求他先有一段时间的政府管理经验？州长属于处级以上领导职务，按照中国的干部任用条例，他至少需要在市长这个级别上工作过一段时间。在他被确定为下任州长以后，还要以“副州长”或者“州长助理”的身份实习一年以上再正式接任州长。 这样的要求，应该并不过分。

　　用这样的思路，我们就可以把保证金的门槛变成政府工作经验的门槛。比如，一个人如果想要参加市长的选举，基本条件就是他至少在政府部门工作10年以上。这就比要他拿出10万美元的保证金更合理。如果他要想参加州长的竞选，则至少在政府部门工作15年以上，并且至少当过市长——也即在一个独立决策和负有独立责任的政府领导的位置上工作过，而且没有出现重大过失；如果他要想参加总统竞选，则至少需要在政府部门工作20年以上，担任过州长，并且至少连任过一次——这说明他在“一把手”的位置上做出的决策得到了辖区内人民的认可，这证明了他确实具备当总统的基本能力。

　　所以，东西方的政治制度，其实是应该互相学习。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公开、透明的民主程序，这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本文在最后一章细说。反之，西方也应该从中国的独立的职业政治家制度中吸取营养。

　　在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政治思想的大师们，对于封建专制主义下政治权力的滥用和危害印象深刻。因此，大家都想着怎么样把政治权力给尽可能的削弱，以限制其破坏力。为此，他们想出了很多办法，诸如三权分立、直接选举、两院制、政党轮换、最高领导人定期轮换制度等等。经过上百年的实践与传播，这些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这些制度成为人类政治设计的基石，非常成功的将政治权力削弱了。

　　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又变得严峻起来：政府变得过于软弱之后，在土地、能源等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的分配方面所能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自由市场的力量则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这些资源朝着少数人手里集中。政治力量已经不再是资本权力的对手，它在保障基本的社会公平公正方面往往无能为力，甚至沦为资本权力进一步扩张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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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式民主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目前来看，确实暴露出了很严重的缺陷。那就是政治权力相对于资本权力，显得过于软弱了。不能起到有效的遏制资本掠夺、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简而言之，就是政治权力在保护底层人民免遭资本权力的掠夺方面，已经力不从心。

　　美式民主制度，单纯从政治的逻辑来看，是几乎完美无缺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两党轮换的政治竞争，公开公正的全民投票，再加上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所有这些浑然一体，其内在逻辑经过启蒙运动以来的无数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已经被梳理得非常清楚了，怎么看怎么有道理。作者在学习经济学之前，先学习了四年的法学。那个时候，每天泡在大学图书馆里学习美国的政治法律思想，对美式民主制度，可谓“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但是，如果我们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思考，这一套制度设计，就有很大的漏洞。它会产生一种“鹬蚌相争、资本得利”的结果。政治权力的过度内耗，使得它失去了制衡资本权力的能力。

　　比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编举的那个例子：法律规定，在议员或总统、州长竞选中，任何美国公民、社会团体都可以自由的、独立的在报纸电视上打广告支持或者攻击某个政_治候选人及其政_治观点。这种权利，政府无权干涉。

　　这种制度，看起来很好，但结果是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昂贵的媒体广告来影响选_举。竞选双方互相攻击，资本家负责提供火力支持。结果必然是两党候选人都要想办法讨好有钱人，以换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这个时候，本该是天下公器的政治权力，就成了资本的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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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和中国关系十分密切的例子。

　　1948年前后，蒋介石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共产党在中国的全面胜利已经不可避免。怎样处理和国共双方的关系，在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争议。政府里面有一批很了解中国情况的有识之士，主张和共产党接触。其中包括威望很高的国务卿马歇尔将军。他是美国的二战英雄，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对共产党人的看法也比较理性一些，认为美国和中共是可以沟通的，不一定非要做死对头。

　　但是，当时美国影响力最大的杂志《时代周刊》和《生活》的老板，叫做卢斯。他跟蒋介石夫妇的私人关系很好，是个狂热的反共分子。在美国，政_府不能搞言论审查，但资本家对于自己控股的媒体，则可以随意审查其言论，没有任何限制。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哈博斯塔姆在记录朝鲜战争的《最寒冷的冬天》一书中记录道：“他（卢斯）的《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记者不能报道有关蒋介石彻底失败及中国共产党大获全胜的新闻，否则他一定会亲自进行审核、修改，使其最终成为对蒋介石有利的报道。有很多新闻对蒋介石的为人处世以及他的最终命运作了公正的报道，但是卢斯不为这些报道所动，而是更加严厉地对待那些收集、发布这些消息的人。”

　　显然，此时，这些政治上自由的媒体，却面对着资本的严厉审查。只有资本家卢斯赞同的观点才能被报道，不赞成的报道则被他删除或修改。而且他还可以利用资本的权力来惩罚那些不赞同自己的记者——比如克扣工资或者威胁将他们开除。对于这种资本权力对言论自_由的侵犯，美国的法律制度没有任何限制。

　　这种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不对等，让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马歇尔都反对援助蒋介石，认为这纯粹是在浪费钱，给国民党军队援助就等于送钱和送武器给共产党——事实确实如此。杜鲁门暗地里派人调查援助蒋介石的资金的去向，发现很大部分被蒋介石家族贪污了。他愤怒的说：“（国民党人都是）一群贪官污吏和诈骗分子。我敢打赌，援助资金中的10亿美元现在都存在纽约银行里（国民党高官们的账户上）。”

　　但是，杜鲁门不仅不得不继续向蒋介石提供援助，而且连这种愤怒的话也只能在私底下说。因为他在政治上遭到了国会里面的反对党的猛烈攻击，说他和马歇尔的软弱态度使得国民党在中国失败。

　　两党之争，或许还可以平等的讨论问题。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立的两个党派不断争吵，可以让事实越辩越明——这也正是美国政_治制度设计的逻辑。这个逻辑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政府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而与社会经济融为一体。这个逻辑没有把资本的力量考虑进来。大资本及其控制的媒体的加入，彻底打破了政_治力量的均衡。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控制的媒体更客观的报道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真实情况，美国政_府就可能放弃援助国民党；反之，则不能放弃。面对一个内部分裂的政府，资本的力量站在哪边，哪边就会获胜。这就叫“鹬蚌相争、资本得利”。美国政府的决策此时已经屈从于资本的权力，在明知国民党必败和存在严重贪污的情况下，仍然拿着纳税人的钱去打水漂。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既能体现民主原则，又能让政治权力保持独立地位，能够遏制资本权力过度扩张，有效促进稀缺资源公平分配和的新的政治制度，就成为了人类经济社会继续进步所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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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此类问题，就如乐观的自_由市场经济学家所赞同的那样：市场是万能的，政府只需要扮演一个维护治安的守夜人角色，人类社会就会自发的获得经济繁荣。那当然是最好的。或者，如计划经济的赞同者所想象的那样：成立一个完美的政府，什么事情都按照科学的计划来进行，人类社会就可以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结果也很不错。

　　可惜的是，人类并非一种完美的生物。由于天赋的差异，以及贪婪与恐惧并存的人性，使得每个人都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来自由的交易，并不能导致一个完美无缺的结果。也使得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完美政府的努力注定会失败。

　　自由市场理论的坚定支持者，也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哈耶克曾经说：我们运气不错，“碰巧”找到了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自由的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做出决策，然后这些决策又正好能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他说的“碰巧”发现的好制度，就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结合。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该多好！

　　然而，作为一个曾经认真相信过“乌托邦”并且为此遭受过巨大伤害的民族，我们中国人在听到这种美妙得如同童话的承诺的时候，必须保持警惕：“真的有这么巧吗？”

　　事实是：人类社会中的精英分子，不管他们掌握了巨大的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力，都不可能节制自身的贪婪。他们都会利用这种力量来索取那些并非由他们的努力所创造的财富。“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句话绝不仅仅适用于政治权力。从这个层面而言，一个政府官员的贪腐，与一个银行家的内幕交易，在本质上并无差别。

　　所以，从制度的设计上，我们不能过分的信任任何一方，而只能在政_治权力与资本权力之间做出比较均衡合理的划分，让二者能够互相监督，防止某一方独大。这是一种比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更重要、更根本的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机制。

　　总之，要维护政治权力的独立性，就必须保证政治家个人的利益能够独立于资本权力。职业政治家制度，便是维护政治权力的独立性所必须。

　　除了维护独立性以外，这样的制度的必要性还体现在：作为制度变革最重要的推动者，政府想要让制度变革的速度跟上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速度，则一个经验丰富、能力出众的职业政治家群体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作为空间经济资源的管理者与经营者，政府要让空间经济资源G的提供能够跟得上企业家的需求，一种能与企业家才能相提并论的政治家才能的充分发挥，亦是社会经济持续进步所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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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核心内容至此已连载完毕，后面还有一些比较抽象的制度演进理论、中国崛起的文化背景、经济学方法论和政策改进方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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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经济增长理论中著名的索洛增长模型[1]，主要研究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资本在真实的经济关系中是具有多种维度的，既包含了资本的数量，还包含了资本的所有者的不同身份，资本所投向的不同经济领域等等。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外来的投资者和本土的投资者在处理各种风险的时候会表现出非常巨大的差异，而将资本投向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开采还是带着现金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其对经济增长的最终效果也截然不同。劳动力是人身上所内在具有的生产能力，与人的其它属性——年龄、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消费观念等密不可分，在把这些维度排除出去以后，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很难确定，甚至可以说一定会出现巨大的偏差；而技术则很难找到其数学形式的维度。在将这些因素变成数学符号以后，资本和劳动力就都只剩下数量的维度的概念，在精确的同时损失了巨大的信息；为了把技术变成可以量化的因素，则只能机械的假设一个技术按照一个指数函数的形式来不断进步。

　　在概念的定义出现巨大偏差以后，在关系上，索洛模型又将劳动力和技术的关系假定为AL，也即二者为乘法关系。在真实的经济关系中，劳动力是如何“乘以”技术的呢？劳动、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是无法用乘法来衡量的。此外，该模型中的一些其它数学关系比如指数关系等等，也显而易见的与真实的经济管相符合。于是，从最初的概念定义到模型的推理，整个过程不可避免的朝着远离真实经济关系的方向发展，这些计算的步骤越多使用的数学工具越高级，就越是无法去寻找它们与真实经济现象的关系。最后，就这个模型本身来说，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以数学意义为主，只含有少量经济含义的模型。这样的错误如此明显，为什么它还能被广泛的接受呢？主要原因即是它有实证主义分析方法在方法论上的支持：只要得到可检验的结果，然后该结果能够通过实证检验，它就可以被接受。

　　结果检验的问题，后文会详细论述。但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说，该模型对于学习它的人来讲，并不能通过它理解真实的经济关系。要运用该模型去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也即推动经济增长，唯一可用的部分就是增加投资。而对资金的来源和正确的投向以及如何让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经济资源有效结合起来发挥最好的效果以推动经济增长这方面的问题，该模型并不能给人以启发。虽然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个结论并非毫无意义，但对于一个在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都占据重要地位的模型，仅在这个方面有实际意义，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也可以说，索洛模型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成功，使得它虽然只以不符合真实经济关系的方法研究了经济增长中一个并非最重要的因素，却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中最成功的模型之一。

　　这种“成功”对相关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或发展经济学问题的时候，可以不用深入了解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只要能充分运用手里的数据和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得到一个可以通过实证检验的模型，那么不论他们是否研究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否真的理解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他们就可以使自己的理论被接受，成为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第二，那些真的深入了解真实的经济关系的运行，试图研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研究者，由于这些重要的因素很有可能并非以数字的形式存在，这些关系也很难用数学来把握，那么他们的研究就很难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这就产生了方法论上的逆向淘汰，逐渐将真实和创新这两个最重要的属性淘汰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剩下一些空洞的数学模型和与真实情况并不相符的以数学含义为主的“创新”。

　　所以说，数学工具的滥用，使得经济学家的思考经济问题的思维模式被严重的扭曲了。我们观察经济问题首先应该思考的是：这个因素的真实内涵是什么？它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着经济变化？带着这样的思考，去调查研究实际情况，才可能得到有意义的结论。

　　但对崇尚数学工具的人而言，他们首先不是关心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而是首先思考：这个因素是可以量化的吗，如果它本身不是数据，是不是可以用什么办法来把它变成数据？

　　这样，如果他们发现某个因素很难被量化，会故意的忽略它，或者不惜牺牲大量的真实信息而强行的把这个因素变成一堆数字。实际上，在将数学工具的运用和数字检验作为判断经济研究成果是否有价值的西方经济学界，未经数学化的研究成果就很难得到发表，即使研究了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力。所以对于难以用数字表达的因素，研究者们就学会了干脆不去研究甚至不去思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创新消失了，只剩下一堆无意义的数学公式，经济思维的僵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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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张五常（2001）在《经济解释》里面谈到对概念的清晰定义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很有趣的话：

　　“高斯提出了一个人所共知，但在此以前没有人曾明显地提出来的哲理。在千方百计地试行理解庇古（A.C.Pigo）的经济分析但总不明其所指之后，高斯写道：‘模糊不清的思想，是永远不能清楚证明是错了的。’

　　是的，概念或分析模糊不清，不可能清楚地错，所以也不可能清楚地被事实推翻了。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一个先决条件是：理论的本身要首先清楚地显示，它有错的可能性。‘下雨有云’可能错（但从来没有错）；‘春天开花’可能错（也从来未曾错过）。但假若我们不清楚什么是云，怎样才算是春天，对或错又从何说起呢？

　　在经济学上，模糊不清的概念多的是，所以无法以事实验证的理论——不可能清楚地被事实推翻的——层出不穷。最有名的模糊不清的理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例如“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一些学者说是租值，一些说是利息，一些说是利润，另有一些说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说来说去都不清楚。马克思本人说‘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付工资后所余下来的，但其他生产成本还没有被全部减除，又怎可以说是剥削工人之所得呢？其他在《资本论》中的概念，如‘上层建筑’之类，也是模糊不清的。”[2]

　　之所以说它“有趣”，是因为他在指责别人定义或分析模糊不清的时候，对“模糊不清”这个概念也定义得相当的模糊不清。

　　到底什么叫“模糊不清”呢？我们有可能绝对清楚的定义一个概念吗？我们永无可能绝对清晰地定义一个概念，所以任何概念都必然是模糊不清的。对于“模糊不清”这个概念的界定，只能做程度上的判断，而无法做一分为二的判决。实际上，对模糊不清的概念和分析过程的纠正，正是经济学进步的重要方式。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就把所有的概念都定义得绝对精确，那么创新就会停止，经济学也没有办法取得进步了。对本身就不清楚的研究对象，强行将其界定得非常清楚的后果就是让概念的界定偏离了其真实的状况。

　　“下雨有云”可以被证明是错的：只要有一天天上没有云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就可以了。实际上，人类在认识世界的最初阶段，第一次试图研究下雨的规律的时候，只能得出这种模糊的判断。而这种判断本身就是人类知识的巨大进步。在此基础之上，人们再分析：什么样的云会带来降雨，什么样的云不会带来降雨。然后再产生抽象的气象理论，一步一步的前进。如果这个粗糙的认识在一开始就被指责为“模糊不清”而不被接受，那么人类对天气现象的认识也就没有了不断进步的起点。

　　在前面那一段引文的相邻部分，张五常还对凯恩斯的《通论》做了对马克思差不多的批判，认为其概念和思路非常混乱。作为宏观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人，凯恩斯怎么能在一开始就把他所想要研究的对象完全的界定清楚呢？后来萨缪尔森在《通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将很多凯恩斯没说清楚的问题说清楚了。这正是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进步的一种基本路径。如果没有凯恩斯的模糊不清，也就很难有萨缪尔森的完善和发展了。

　　张五常虽然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不以为然，认为主要是概念界定不清所致。但作为最早把“合约”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提出来的经济学家以及这方面的权威，他在另外的文章中有认为现在的很多研究合约问题的经济学者偏离了方向，根本就没搞清楚合约的真正含义就胡说一气[3]。这么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指责这是张五常咎由自取，一开始就把合约的概念定义得“模糊不清”，才导致了这种他所认为的偏差呢？

　　其实不管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还是张五常的合约，我们都不能苛求他们绝对正确或绝对精确。就算张五常当时定义得再精确，也不可能把合约这个概念在所有维度上都界定清楚。后来的学者从各个方面根据自己的见解重新理解这个概念，并展开争论，正是推动合约问题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至于是不是“幼稚”或者“偏离正轨”，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如果合约真的成了一个绝对精确的概念，那么对合约问题的研究恐怕也就很难深入了。

　　对于张五常所引用的那句高斯的话：“模糊不清的思想，是永远不能清楚证明是错了的。”我们可以这样予以辩驳：在研究关于人和社会的问题的时候，模糊不清的思想，可以通过被指出模糊在哪里而被证明是错的并加以改进。而绝对不模糊的思想，如果被证明是对的，也没法知道它对在哪里；如果被证明错了，也没法知道它错在哪里，因为它论证的前提和推理依据都是不现实的。“要求绝对清楚”这个原则，本身就与它所研究的对象的特征不符。

　　首先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1+1=2。这个命题本身是绝对正确和绝对清楚的，不可以被证伪的。因为我们先定义了10进制，再来进行加减。在10进制中，2这个符号的定义就是1+1。所以说，1+1=2是因为我们首先把2定义为了1+1。

　　再往前看，“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句话看起来是可以被证伪的——只要发现黑天鹅就行了。但它之所以能被证伪恰恰是我们对天鹅的定义不是非常清楚。也就是说：就算对天鹅的界定在其它方面是清楚的，但至少在颜色这个维度没有对天鹅的概念进行清楚的界定。如果我们先将天鹅的颜色进行清楚的界定：只有白的才是天鹅。那么“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就没法被证伪了。于是，理论研究者就从理论上取得了胜利，而再也无需劳神费力的去寻找黑天鹅了，因为即使找到了也不能算是天鹅。在概念彻底界定清楚以后，争论消失了，人类在颜色这个维度上对天鹅的认识也就到头了。

　　再回头来看我们对索洛模型的批评：它讨论投资、劳动力与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时候，只关注资本、劳动力、经济增长的数量化的属性（也就是多少美金、多少人、GDP产值），算是把概念彻底界定清楚了，而丢掉了其它重要的非数量属性，最后得到的公式其实是不可证伪的。由于该模型在一开始就把对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排除在外，那么这些“外生变量”的变化最多只能影响模型参数，而不能推翻该模型。如前所述，用一堆数据总能回归出一个能通过数字检验的模型出来。换而言之，这个模型就是为了通过计量检验而生的，而不是为了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而生的。通过了实证检验就算是成功了，而是否符合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则无关紧要。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白的表达了一种观念：数字和事实是两回事。数学检验和实践检验是不能划等号的。当一些赞成实证主义的经济学者振振有词的声称：经济模型一定要经过实证检验，才能暂时的被接受，一旦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那么它就被推翻了。这段话听起来非常客观公正，其实已经混淆了事实和数字之间的关系：数字是反应实际情况的一种形式，它只在形式上很精确，实际不一定精确，甚至不一定正确。将数量检验当成实践检验，属于典型的“概念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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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经济数据都只是统计上的近似，它们的与现实经济情况的误差将会随着每一次运算而被放大。

　　比如，某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电话调查显示A候选人当选的概率是65%，B候选人当选的概率是35%。这个数据看起来很精确，其实已经相当的模糊了，跟现实情况肯定存在很大的差距。然后，A候选人主张实行某种积极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而B候选人主张实行某种中性的经济政策。根据经验研究，如果执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则可望推动经济多增加1%，而如果实行中性政策，则可望增长0.5%。我们也知道，这个经验研究的结果也是相当模糊的。如果有人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预测说明年经济增速增加1%的可能性是65%，而增长0.5%的可能性是35%，那么这个结论的误差就相当惊人了。

　　实际上，我们的各种经济统计数据，都存在着巨大的误差，不仅有统计学上的误差，还有人为因素的影响（比如粗心调查员的记录错误等）。在对待这些数据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它们本身或许还可以作为事实来加以接受。如果进行加减乘除，其误差就会不断被放大。计算步骤每多一步，误差就会增加一些。而且，这种误差不是数学的发展可以解决的，越是高级的数学，就意味着用一步计算来代替许许多多简单的加减乘除的计算，只会让误差放大的更快。对于到底经过多少步骤，这种误差才大得不可接受，我们不能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越复杂的计算误差越大。运用高级的计量工具，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然后用来对数学模型进行检验，能靠得住吗？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这无非是一个概率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确定，但总的来说，正确的模型通过实证检验的概率会大于错误的模型。

　　就某一个具体的模型而言，可能会是这样。但就整个经济学来说，则完全不会是这样。由于统计检验的小概率事件的出现是不可控的，所以也就始终存在着淘汰正确的数学模型的可能，并存在这接受错误模型的可能。在经济活动中，正确的解释只能有一个，而错误的解释有无穷多个（或者说——模糊一点但更正确一点——正确解释的集合占所有可能解释的集合的比例是极低的甚至是无穷小）。如果淘汰正确的解释和接受错误解释的概率均为5%，而对某一事件的解释，正确的模型是1个，同时还有很多人提出了100个错误的模型，大家都来接受实证检验。那么，最后正确的模型被接受的概率是多少呢？是95%。而这些错误的解释中至少有一个被接受的概率是多少呢？是99.4%。

　　在真实的经济学研究中，利用统计模型淘汰正确解释的概率毫无疑问远远超过5%，而在学派林立的经济学界，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解释恐怕远远不止100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认为用一堆统计数字来检验一个数学模型的方法，能最终让经济学变成“科学”呢？反过来说，在这种方法成为经济学的核心研究方法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不认为经济学将不可避免的变成一门“伪科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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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反思：为什么这种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就行得通而在社会科学就行不通呢？

　　因为自然科学可以在实验室里面对一个理论进行多次的重复实验，而经济学的理论大部分没有办法进行低成本的重复实验。弗里德曼在他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里面认为对以往数据的搜集可以近似的看成是重复实验。这个观点存在诸多漏洞。

　　首先，过去的统计学者不可能知道未来的经济学家需要什么样的数据，现在的统计学者也不可能知道未来的经济学家需要什么样的数据。经济理论的创新，必然要提出新的概念或者运用新的分析方法或者得出新的结论，这些东西不可能被提前预知并加以统计。数据产生的同时，对于如何得到数据的大部分信息都会消失掉（我们可以得到CPI的数据，但无法知道物价调查员和被调查对象之间谈话的详细内容，这里面包含了我们现在对CPI界定范围之外的其它维度的信息，这些维度是现在的经济学研究所不需要或者认为不重要的，而未来的经济学家可能会发现这些维度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次，主要的经济数据都是经济社会系统中产生的结果，受到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无数不可知和不可控的因素的影响。物理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面按照新理论的要求设计新的实验来获得想要的数据，获得尽可能不受干扰的数据，而经济学家则没有这样的实验室。经济统计数据和实验室里面得到的数据在可靠性上存在重大差异。

　　第三，弗里德曼认为只要能够预言某个现象会产生，而它确实产生了，就算这个理论成功了。先不说弗里德曼所说的“现象”其实是在说“数据”——这个问题前面已批判过了。单就“预言”来说，自然科学的预言是可以重复不断的“预言”的。比如重力加速度这个公式，可以预言一个物体从100米的高处调到地方要花多少时间。这个预言可以重复不断的试，每次都能预言成功。而经济学的预言，则没有这么多的机会被验证，所以很多根本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可以在金融危机过后声称：“我早就预测到金融危机会发生了。”我们能认为这个人的预测方法就是可以接受的吗？每天打开电视都会有一堆股评家在推荐股票，他们总会有人蒙对上涨的股票，但好像很少有人连续不断的预测正确。经济学莫非就要靠这样成为科学吗？如果重力加速度这个公式，成功预言了第一次落体的时间，但第二次却差了很多，或者说前三次对了，后面都没预测对，这个物理公式有可能被接受吗？

　　弗里德曼的这种观点最重要的是在“可重复”的概念的界定上非常模糊不清。可重复和不可重复是一个定性的判断，其实包含了三个必须（至少是近似的）定量回答的问题：重复实验的可能性有多大？重复实验的成本是可以接受的吗？重复实验的近似程度是多少？不理清楚这三个问题，讨论可不可以重复实验是没有意义的。

　　经济学理论并非是完全不可以重复实验的。但大部分实验的成本极高，使得它们不可能有很多机会被实践检验，而且即使进行了实践检验，由于实践中的结果只能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产出加以观察，这种结果对理论进行检验的可靠性也并不是很高。

　　弗里德曼作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获得了不少进行实践检验的机会。其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访问中国，会见了中央和省级诸多高级领导。在这个过程中，弗里德曼努力推销他的经济观点。这种推销是否起到了直接的效果很难说。但在弗里德曼访华结束后不久，中国就开始进行著名的“价格闯关”改革，试图一次性全方位的放开各个领域的价格管制，以建立完善的价格机制。这个改革的目标和方法都和弗里德曼所推销的观点基本一致[4]。最后的结果是物价飞涨、经济失控，并由此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是迄今为止中国改革开放所遭遇过的最严重的挫折。这样巨大的成本，和物理学家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的成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经济学理论的实践对象是由人所组成的经济社会，其重复实验的成本高的惊人，任何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都不会轻易的将一种新理论付诸实践。一旦错了，整个社会和政治家本人的利益，都会遭受巨大损失，这就决定了经济理论被重复实验的可能性非常的小。

　　按照支持实证主义的经济学家的貌似客观公正而且非常谦虚的观点，一切理论都只能是“暂时”被接受，一旦被实践所证明是错的，就不能被接受了。可弗里德曼的理论（或者说弗里德曼所支持的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完全失败以后，弗里德曼本人仍然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泰斗，这些理论还是继续大行其道，完全没有“被证伪”。不仅中国的实践，后来俄罗斯改革的“休克疗法”造成了更大的灾难，这些理论还是没有被证伪。这是为什么？

　　如前所述，这些理论其实是不可证伪的。由于经济实验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产出，所以就为理论的自我辩解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在中国没有成功，在俄国也没有成功，它都可以找到借口为自己辩解，是由于制度或文化等原因造成了该理论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但并不影响理论的“科学性”。总而言之，实证主义的实质就是：一个理论只要在数学上被证实过，那么它就不能被实践所证伪了。实在和数字都不能完全对上号，那么改变几个参数就可以了。总之，只要它运用的数学工具没出什么纰漏，它就是绝对正确，跟1+1=2一样，是不能被推翻的。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经济学上的实证主义方法”，是指那种强调数学推理和数学检验在经济学研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论。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所提倡的那种方法只是其比较极端的一种类型。此文所提倡的“前提不相关”理论，在真正的经济学研究中并未被广泛接受。目前主流的方法论是对此加以改进的：强调核心假设或者说主要假设应该尽可能的符合实际。这种修订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它并未在实质上改变将数学推理和数学检验作为经济研究的核心地位的方法论，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首先，仍然强调数学推理，那么就不可避免的为了将研究对象符号化而牺牲前提的真实性；其次，结果的检验仍然比前提的真实性更为重要。这样，“符号化”是一个直观的强制性标准，数学检验也是一个精确直观的硬指标，而“主要假设真实”只是一个没有实际约束力的模糊不清的要求。这样，弗里德曼的“前提不相关”理论实际上并没有被推翻，只是多穿了一件“接近真实”的形式上的要求。

　　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存在着偏差，只要我们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就不可能要求所有前提都完全符合现实。这样，要求前提完全为真是不合实际的，因此由任何前提推理出来的理论都必须独立于前提接受检验。在这个层面上说，弗里德曼的“前提不相关”理论其实是非常实事求是的。

　　但是，如前所述，前提与现实的偏差有大有小，并不是大小无所谓；推理的过程所反映的因果关系有真有假，并不是只要数学上正确就一定正确；结果的检验也总是模棱两可，并不能保证绝对的证实和证伪。在这种情况下，把判断一个理论可否被接受的所有权重都压到结果检验上，是错误的。

　　实际上，结果检验的重要性，应该由三个因素决定。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出的三个重复实验的问题：重复实验的可能性有多大？重复实验的成本是可以接受的吗？重复实验的近似程度是多少？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家可以说：“假设前提真假不重要，重力加速度中的G的存在是上帝安排的也好，是自然存在的也好，或者根本不存在，只是一种统计学上的暂时的近似也好。但加速度公式每次都能准确预测重物从一定距离上掉下来的时间，所以这个公式可以被接受。”这种说法没问题，因为这个实验是可以不断的低成本重复的，可以在一个把外部变量控制得很好的环境（比如真空实验室排除空气影响，或者至少往下扔铁球的时候没有刮大风等等）中反复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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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经济学家不能这样说。大部分原因前面已经阐述过了，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提到：

　　物理学家的前提真假不重要，是因为人类的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只能从表面现象入手，逐步深入，不可能知道超越人类认识极限的“真实情况”，也无法探求世界变化的终极的“因果关系”，只能“猜测”，然后用实验来检验。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人和树叶、铁球、原子这些东西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人和经济学家是同一个物种，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了解。通过对自我的反思和与他人的沟通，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其真实的内核是可知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批驳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当中所举的两个例子的矛盾之处了：

　　第一个例子说是研究树叶的趋光性。弗里德曼认为，我们可以假设树叶里面有一种“意识”存在，就是喜欢朝着光生长；也可以提出别的假设比如叶绿素与阳光当中紫外线的关系等等。只要我们能得出一个公式，能够很好的预测树叶趋光的特点就行了。这里例子勉强说得过去：如果人类没有办法证明叶绿素等其它树叶内部的基础组织的存在及其机理的话，我们就只能猜测和假设，然后用实验来对结论进行检验。

　　我们可以举一个更加真实一点的例子。在量子力学的发展历史上，对量子行为规律的解释曾经同时出现过两个不同的公式，一个是薛定谔公式、一个是海森堡公式。薛定谔公式是用经典数学形式来表达的，而海森堡公式则是用矩阵表达式在表达的。这两个公式在预测量子运动规律方面完全等效，都和实验结果符合的非常好。但它们的前提却截然相反：前者是建立在量子是连续性的假设上的，而后者则建立在量子是非连续性的假设的基础之上的。那么量子到底是具有连续性还是非连续性呢？在这两个公式提出来的时候，回答这个问题超过了人类认知的极限。所以我们只能说，只要它们总是能符合实验结果，那么这两个公式就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弗里德曼所举的第二个例子则完全不同。他说对于台球运动员来说，假设他们是出于熟练和经验把球打进，还是假设他们按照一组函数计算出球的运动轨迹，都是无所谓的，只要能准确的预测击球结果就可以了。我们知道，台球运动员不是树叶：他们会开口说话。应该不会有台球运动员会承认自己击球的时候脑子里面在紧张的求解一道函数题。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一点点台球知识，自己拿一根球杆趴下去试一下就可以知道真伪了。这个时候，由于我们已经明白无误的知道了真和假，再故意假设台球运动员在解函数就不行了。因为即使在物理学中，如果有更精确的办法观察并证明量子不具有连续性，那么薛定谔公式即使和实验数据符合得非常好，也不能被接受。怎么到了经济学这里，连这个也不承认了呢？

　　而且，经济学研究不能只追求现象的拟合。如果一个理论很成功，那么它就会对实践产生影响。如果我们认为假设运动员在解函数的理论非常“科学”，那么在实践的时候就应该把台球运动员拉到大学课堂里面先学习一年半载的函数理论，考试合格了再来打台球。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

　　尽管弗里德曼在那篇长文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说，这种不切实际的假设推出来的结论只是为了方便的解释某一些现象，而一旦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就不能乱用。还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完全竞争模型的预测能力，一个可以解释，一个不能解释。但这种说法非常模糊不清和缺乏可行性。完全竞争模型到底可以解释哪些现象？在什么范围以外就不能适用？说到底，他就是在说：和该理论预测的结果相符的现象就是该理论能够解释的，不符合的就是不能解释的。

　　这种说法一点也没有冤枉弗里德曼，因为他本人在实际运用他自己的理论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注意假设前提是不是与实际情况符合，非常自信的用从主流微观经济学理论得到的一系列结论来在给中国提意见。实际上，如果一个理论不要求前提和推理过程符合实际，只追求结果的可检验性，我们怎么可能在知道结果之前分清楚它在什么情况下能用，什么情况下不能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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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作者在2008年选修过经济模型的博士生课程。中国人民大学陈璋教授在课堂上谈到经济模式的时候说，经济模型的一般公式Y=F(X)+e，最重要的其实不在于F(X)的具体表达形式，而在于这个模型的假设和后面的那个残差e。是假设决定了F(X)的表达形式，而e则代表了这个模型无法解释的内容。“假设”是模型建立者的创造性思维的体现，而e则为后来的创造预留了空间。至于F(X)的推导，则只需要运用成熟的数学工具就可以完成了，不存在经济学上的创新。简而言之：经济学家管两头，数学家或者计量经济学家管中间。或者说，数学家或计量经济学家负责提供工具，经济学家负责拿来研究经济问题。

　　这段分析有一个隐含的前提：经济学的概念都可以或者应该用Y=f(x)+e来表示。也即在进行假设或创新的时候，需要把思维变成数学符号。而经济关系也都只能用数学公式来加以表达。所以它表面上在说经济学家管两头，数学家或计量经济学家管中间，其实这只是一层外套，其实质仍然是：数学家既管中间，还管两头。因为中间这个管道能够通过的东西已经限定死了，不符合管道口径的东西就进不来，也出不去。

　　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最后谈到这种分析方法与创新的关系时说：

　　“实证经济学的进步不仅需要既有假说的检验和完善，而且还有赖于新假说的创立。对于后者我们尚缺乏能上的了台面的论述。假说的创立是集结灵感、直觉与发明的创造性活动，其核心要点在于从熟识材料中发掘新意。这一过程必须归由心理学讨论，而不应列入逻辑的范畴；只能在自传与传记中加以研究，而并非科学方法的专著中所能讨论的……[5]”

　　在弗里德曼看来，自己是在讨论科学问题，而创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实证经济学将可以说清楚的已经被说清楚了，而创新则应该被归到另一个不相干的部分去研究。其实分析方法和思想创新绝非互相割裂的两个部分，它们是一体的。弗里德曼在认为对创新的研究乏善可陈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提倡的实证经济学分析方法，就是对创新最大的限制。

　　在这种分析方法中，数学检验被看得高于一切。为了迎合这种检验，在分析之前，概念被要求界定非常清楚，要用数学符号来表达，而是否符合现实则被放到次要的位置；推理要求用数学工具来进行，是否代表了真实的因果关系则被放到了次要的地位。

　　这样，经济学者的创新思维，就被限定在了数学工具所能表达和推理的范围之内。如前所述，真正的创新在一开始一定是模糊不清的，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真正重要的新思想从提出到完善，可能需要很多人甚至很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它在最初必然非常粗糙。要求一个人凭借其天才完成从提出新观点，到把研究对象彻底搞清楚，然后从数学上定义新概念，最后构建数学模型的全过程，几乎就不可能。于是，原创性的思维被扼杀在了摇篮里——它们根本找不到发表并产生影响力的渠道。没有了原创性的思维作为起点，后续的展开也就无从谈起。于是，经济学者只能在已经被研究得很成熟的领域内细抠一些数据，比来比去，最后只能比拼谁的数学玩的更复杂更精巧。

　　林毅夫在和他的学生讨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时候说：

　　“理论模型无非是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经济现象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只要能达到目的应该是越简单越好。”“在八十年代数理经济学达到最高峰时，当时十个数理模型用得最好、最闪耀的年轻经济学家，到了九十年代发表的文章都只用很简单的数学。”

　　从这些话及其上下文来看，林毅夫对于经济学中数学工具的滥用也是不以为然的。但他还是说：

　　“我想最早在应用数学时无非是希望使经济学的理论更严谨一些，但是现在确实出现了不用数学就很难在好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就很难进入主流经济学界的情形……对于同学们来说，我认为数学是加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你们要掌握数学工具，这样才较容易在一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被国外一流的经济学家接受。不过，当你们过了门槛，成了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时候，就不能让数学来限制你们的思维。[6]”

　　这段话所表达的观点很不严肃。为了发表文章，明知不对而故意迎合，首先态度就不对。而且数学不是说学会就能学会的，需要耗费很多年的心血才能运用自如。且不说这是多么巨大的浪费，一个人在这样学好了复杂的数学工具，成了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后，他的思维模式就那么容易转变么？一个人那么容易放弃自己所赖以功成名就的基础么？从正常人的思维出发，恐怕普遍的情况是到时候不仅要让数学限制自己的思维，还要拿去限制别人的思维，以维护自己来之不易的学术地位。

　　林毅夫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提出了自己的分析：

　　“产生这种现象，我认为有这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相对成熟、稳定，新的经济现象不多……第二方面，数学也是一个门槛。要想成为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必须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好的杂志必须有个挑选文章的标准，一般在没有很多新的问题可以讨论时，就只能用数学的严谨和艰难作为挑选的标准，所以数学就变成一个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槛。”

　　这两个原因其实是一个，主要还是说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相对成熟，没有什么可研究的新的经济现象了。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林毅夫说的是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学者，提不出新的思想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也可以说是造成“经济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就算前一个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后一个方面的影响很小，经济学者总是难辞其咎。所以说，经济社会稳定是原因，但不能成为借口。中国的经济学者要研究中国的情况，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保持活力而不走向僵化，就不能为了赢得国外主流的承认而采用自己所不能赞成的方法去研究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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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至此，我们对实证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的批判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不承认这种分析方法，我们应该建立或者提倡一种什么样的分析方法？

　　对比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差异，可以给回答这个问题提供启发：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从外到内逐步深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科学家始终无法知道其中为“真”的内核是什么，也无法知道现象之间的真实的因果关系是什么。但是，自然科学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多次重复实验来对理论的预测进行检验。

　　经济学家所面对的情况正好相反。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反照自身和与他人沟通知道其中为“真”的内核。经济现象之间，也存在着真实的可知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重复实验的成本太高，重复实验的结果也很模糊，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经济学家通过预测结果来检验理论的机会很少，也很不可靠。

　　在这种情况下，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来指导经济学的研究，无疑是十分荒谬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自然科学强调预测结果的检验，而经济学则强调前提和推理过程的真实性。或者说，自然科学对预测结果的精确性和可检验性要求很高，而对假设前提和推理过程符合真实情况的要求就低一些；经济学对预测结果的精确性和可检验性没有办法要求很高，因此就要把主要关注点放到对前提和推理过程的真实性上来。

　　这里并不是说经济理论不需要接受检验，而是强调一个“证明力权重”的概念。一个理论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提、推理过程、结论。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研究的前提和被研究的对象之间一定存在偏差，推理过程和真实的因果关系也一定存在偏差，对结论的检验也一定存在偏差，无法绝对的证实和证伪。因此，这三个部分没有一个部分可以拒绝接受检验，也即不存在只要其中一个或两个部分通过检验，另外的部分就无需被检验的理论。而且，即使这三个部分都被认为可以接受，这个理论也只是模糊的被接受了而已。

　　因此，一个理论能否被接受，该理论所研究的对象的特点将决定了它的前提、推理过程、结论的真实性的程度上的要求不一样，或者说占据了不同的“证明力权重”。如果一个理论的前提可以保证非常正确，推理过程也很正确，那么结论的检验就可以比较宽松一些；如果一个理论的前提偏离事实很远，推理过程也和真实的因果关系差的比较大，那么对结论的检验就必须非常严格。自然科学可以保证严格的结果检验，对前提和推理过程的要求就可以放松；经济学保证不了严格的结果检验，但更容易保证前提和推理过程的真实性，那么就应该注重这两个方面。

　　这里说的“推理过程的正确性”并不是指数学上的正确，而是指它和真实的因果关系的符合程度。一般来说，合格的自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不应该在基本的逻辑和数学计算上出错，这也不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数学关系既不自然界真实的因果关系，也不是社会中真实的因果关系，只是人类思维规律的一种体现。数学计算没有出错，不代表推理过程正确。

　　研究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就要回答：生活在社会上的人是用什么来产生“关系”的？大部分情况下，人类是通过语言来交流的，人类自身也主要用语言进行思考。这个时候，语言而非数学符号和数学公式才是最适合于研究经济现象和分析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工具。

　　人类的思维和行为都存在着模糊性，数学工具表达的虽然精确但是范围很狭窄，而语言虽然相对模糊但同时能表达的范围更宽，其模糊性可以更好的“拟合”人类的思维和行动。因此，语言及其语法逻辑可以“带着模糊性进行模糊而正确的推理”，而数学工具必然在消除模糊性的同时进行精确但错误的推理。

　　我们可以说：语言、逻辑、数学这三个工具，存在这模糊性和表达的宽度之间的不同程度的组合。数学模糊性最小，但表达的范围最窄；语言的模糊性最大，但表达的范围最宽——经过规范的学术用语准确性提高了，同时也牺牲了一部分表达宽度；逻辑则介于二者之间。在研究不同类型的对象的时候，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不同程度的使用这三种工具。如果是要描写人类的感情、勇气、信仰这样一类非理性的东西，用日常的语言表达最好——最模糊但最贴切；研究人类的理性行为包括经济选择，用规范性语言和逻辑最好；研究天体运行、树木生长这样完全客观的自然现象，用最精确的数学最好。当然，这只是一种模糊的界定，实际情况是三者都要用。物理学家也要用文字串联论文，也要用一些逻辑推理，但数学工具无疑是核心。

　　经济学不可能离开数学，不仅如此，还应该提倡用数据说话，提倡深入调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资料，但必须注意两点：

　　第一，数据本身不能说明一切，背后一定要有真实的经济关系做支持；

　　第二，对取得的数据不能没有限度的计算和推导，不能用数学工具代替对真实的经济关系的思考和分析。

　　在面对一些规范语言和逻辑表达不清的概念的时候，一些很不严谨的日常生活的用语也不应该被拒绝——只要它们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真实的经济现象即可。而这一切——只要人类整体上在经济选择中表现出理性——也不能改变规范语言和逻辑推理作为经济学核心研究方法的地位。数学工具，只能在经济研究中处于辅助性的位置。

　　根据被研究的对象的特点采用与之最相符的研究工具，而不是拿着最复杂的工具去生套被研究的对象，这才是研究经济现象所应该具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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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被滥用的现状，我们必须提出以下明白无误的限制：

　　（1）数学符号的定义、模型推理的过程以及最终模型所代表的经济学含义，必须用语言完整的表达出来，达到即使没有数学模型也可以使研究者的观念能够被完全理解的程度，这是保证理论的前提和推理过程符合现实和真实的因果关系的基本要求；

　　（2）如果以上要求不能满足，那么使用数学模型的研究者就必须证明：该模型的预测结果可以低成本的进行多次重复实验以接受检验。如果这种重复实验可以在条件可控的环境中进行，那么对重复实验的次数的要求可以降低；如果这种重复实验只能是社会实验，那么就必须证明可以进行数量非常大的重复实验以排除系统干扰。模型的推理过程越复杂，使用的数学工具越高级，这种要求就越严格；

　　（3）如果以上两点均无法满足，那么该理论就存在结构上不可证伪的缺陷，或者说论证不足，不能被接受[7]。

　　这三点要求的意思很明白：经济学的理论要么在前提和推理上非常可靠，要么在结果检验上非常可靠，它不能在提出前提和进行推理的时候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接受检验的时候又按社会科学的较低标准要求自己。在电脑和统计软件非常普及的时代，这种严格的限定非常必要。电脑只会进行计算，而不会负责判断计算过程有没有意义、是否代表真实的经济关系。它极快的计算速度和超强的拟合数据的能力足以让经济学研究者迷失方向[8]。

　　反之，对于使用规范性语言和逻辑为核心分析方法的经济学理论，由于其使用的工具能更好反应被研究对象的真实思考和反应真实的因果关系，同时也使理论的前提和推理过程能够非常明白的独立接受事实的检验，其前提和推理过程的“证明力权重”就更高一些，那么对结果的检验的要求就可以相对较低。

　　简而言之，对于这种分析方法的要求可以概括为：第一、前提、推理过程和结论都应该尽可能的符合真实情况，也即尽可能的实事求是；第二，要有创新，要研究新现象，或者提出新观点新思路。

　　要让前提尽可能的符合实际情况，就要求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现象的时候尽可能的深入实际全面了解与这种经济现象相关的所有信息，既包括数字形式的信息也包括非数字形式的信息，而不是关起门来玩数据解方程；要让推理过程尽可能的符合实际情况，就要求经济学家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尽可能的从被研究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如果要研究中国的经济情况，就要尽可能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中国人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而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数学工具就往上套。

　　在此基础上，理论的预测结果也应该尽可能与实际相符合。由于重复实验的难度很大，所以结果的检验只要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即可，如果是数字形式的结果检验，那么应该尽可能的与第一手数据相符合，如果要进行计算，也应该尽量减少对第一手数据进行计算的步骤并尽可能降低复杂程度。在前提和推理过程可信度很高的情况下，只要它能真的预测正确一次两次，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经济理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它的预测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靠猜出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变化，理论的前提和因果关系将会发生变化，这时一个曾经预测成功过的理论就会和实际情况产生偏差。经济学者继续从新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前人的理论的前提和因果关系进行纠正，产生新的理论，提出新的预测接受实践检验。经济学就这样不断取得进步。

　　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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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当我们在描述实事求是的分析方法内涵的时候，可能会遭受这样的诘问：“尽可能接近真实”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模糊不清和缺乏可操作性的标准，如果没有对它进行明确的界定，这个标准岂不是等于虚设？

　　这个问题隐含逻辑就是不精确的概念就没有意义。须知，没有明确的界定和没有界定不能划等号。“尽可能接近真实”对于任何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经济学研究者而言，都是极易理解和非常明白的。他们按照这个标准去研究经济现象，写出来的文章拿去给这个领域的专家评价，专家们对其研究是否做到了“尽可能接近真实”可以做出判断，一些介入这个经济现象中的人也可以判断研究者的论述是否符合他们所了解的实际情况。所以它在定义上看似模糊不清，但一旦落到具体问题上，就会立即变得清楚起来而且很容易操作。相反，一旦我们试图把它界定得极为清楚，比如“与事实的符合程度最少达到95%”，只会导致更大的偏差。因为事实不仅包括数字，还有很多其它维度的信息，而语言中的“符合”这个词所能表达的维度是很多的，能够尽可能的与事实相符。一旦变成了95%这个概念，那么事实的其它维度将立即被清除出去，只剩下数字这个维度。最后落到实践上，学者的研究要满足这个标准，就只能去研究数学。

　　为了彻底澄清这个问题，我们以唐朝著名的禅师德山宣鉴开悟的故事来说明（《佛果圜悟禅师碧岩录·卷第一》）：

　　德山和尚对佛经的研究非常深入细致，认为佛经上说的都是真理，修行的各种规范也都不可更改。他听说禅宗主张通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来领悟佛法，觉得完全是离经叛道。于是背上他的《金刚经疏钞》到禅宗重地龙潭去挑战，号称要捣毁其巢穴。

　　半路途中，他向一个老婆婆买点心吃。老婆婆见他背着《金刚经》，便问道：“《金刚经》中说：过去之心不可得，现在知心不可得，未来之心不可得。请问你要点哪个心？”德山不能回答。

　　这里老婆婆是在和德山玩文字游戏。佛经中所说的“心”和作为食物的点心的“心”，在形式上是同一个字，而内涵却完全不同。如果纠结于文字的形式而不问其实质，那么这个矛盾就无法解开。

　　等德山到了龙潭，他进门就问：“久闻龙潭的大名，我今天到了这里，怎么龙也不见，潭也不见？”

　　此时，德山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他把自己放到了老婆婆的位置，开始拿文字游戏来诘问别人。龙潭只是一个地名，非要拆成“龙”字和“潭”字来深究其意思，也是为了追求形式的正确而歪曲其真实内涵。

　　龙潭和尚对此的回答很简单：“子已亲到龙潭（你已经到龙潭了）。”也就是说：龙潭是个名词，用它来指代某个地方。现在你人都已经到这里了，难道这个名词的形式比你亲自站在这个地方更真实吗？

　　德山无法辩驳，只能放下来之前的傲气，跟随龙潭和尚学习。

　　有一天，德山和龙潭和尚讨论佛法直到深夜，出门时天已经黑尽了。龙潭和尚就给他一根蜡烛，就在德山端着蜡烛走出门的时候，龙潭和尚突然一口气把蜡烛吹灭，德山眼前一片漆黑……

　　第二天，德山就在佛堂上把他背的《金刚经疏钞》给烧了，皈依禅宗。

　　在蜡烛熄灭的一瞬间，德山所领悟到的是：只有外在的光熄灭以后，内在的光才会显现出来。死抠佛经上记载的文字和规范，内心的感悟和思考就不能自由的展开，也就远离了佛学的真谛[9]。

　　这就是我们前面为什么说实证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尽可能真实”的要求只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形式上的要求。因为数学工具的使用和数学检验这种外在的规范是“硬指标”，而“尽可能真实”是模糊不清的“软约束”，一旦把外在东西当成衡量标准以后，内在的真实就无法得到显现。所以实事求是的分析方法和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中的“尽可能真实”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要求真实，而在于在这个要求前面，有没有进一步要求对真实本身进行数学上的精确界定。一旦我们把外在的约束去掉，什么叫做“主要的”、什么叫做“尽可能真实”自然就会显现出来。经济学者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自然就会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对真实情况的分析上去，努力分析问题的实质，提出新的有意义的见解。而如果在主张真实的同时又要求真实必须以数学的形式表达出来，否则就不能算数，那么真实性就会逐渐的被这外在的规范所消解。

　　对于经济思想的创新，也是一样。这一点已经在前文反复论证了，不再敷述。总之，经济研究的真实性和创造性，与对数学工具的过分倚重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这是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的。或许有少量文献或者说有一些天才能够做到二者的统一，但在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层面上，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对数学工具的经济学意义的过分强调，一定会阻碍经济学的创新，并将经济学变成一门脱离实际的学科；只要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应该符合真实的经济运行，在经济学研究中倡导有意义的创新，就必须反对在经济研究中滥用数学工具，强调语言和逻辑作为经济学核心研究工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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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编 ：中国崛起的文化背景


　　一些国外的学者，也包括很多国内的学者，在分析中国经济制度运行的某些特点的时候，容易把目光停留在改革开放前的那几十年的政治环境上，比如集体主义传统、搞政治运动的传统、对私有观念的压制等等。但几十年的时间改变不了几千年的传统，中国经济崛起的支撑力量要这些东西深厚得多。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也是血脉仅存的文明古国，不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原因。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上遭遇过几次重要的挑战，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只是其中之一。
　　从汉民族建立的西晋被匈奴族建立的后汉消灭（公元316年），经过“五胡乱华”的大混战，到杨坚建立的汉民族王朝再度统一中国（公元589年），其间经历了273年。
　　从安史之乱（755年）后的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再到北宋统一中国（979年），其间经历了224年。

　　而近代从鸦片战争（1840年）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经历了109年；到中国改革开放（1978年），经历了138年；到2011年经济实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只用了171年。

　　尽管以上划分标准可能不尽一致，从总体来说，中国这一次重新崛起的速度并不算慢。这一次的对手不是空有强大武力的野蛮民族，而是同样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西方文明国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人口大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内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大混战，对外抵御列强入侵，用了171年的时间重新强大，速度是很快的。这一阶段的中国人，可以为自己的努力感到骄傲，没有愧对列祖列宗。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依旧强劲。

　　横向来看，二战以后迅速崛起的国家和地区中，几乎全都处于中华文化圈的范围之内。除了以上四个经济体以外，韩国和日本均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上千年。靠近中国但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小的国家，经济表现整体弱于非中华文化圈的国家。这种现象绝不可能出于偶然。但它发生的根源，发展经济学解释不了，制度经济学目前也解释不了。
　　对于战后东亚地区普遍出现的经济奇迹，很多学者喜欢用“威权主义”来形容那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传统。

　　问题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存在巨大差异，“威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值得怀疑。中国大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非常强势；台湾地区的经济制度通过逐步改革，已经从一个政府管制型的经济走向了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香港则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长期被视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而另一个由华人建立的国家新加坡，其经济社会制度又与前三者都不一样，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当介于大陆和台湾之间。

　　说到“威权”，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过由于某一位政治或军事强人执政推行经济改革而致使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但时间都不长，一旦国际国内的局势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很快就变得难以持续，甚至走向经济崩溃，包括智利、阿根廷等。
　　在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当中，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而四个华人经济体则在面临短暂的困难以后迅速复苏，拉开了与东南亚其它国家的差距。在经历了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风暴之后，2010年，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均为10%，新加坡增长14%，香港增长约7%，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也就3%左右。这几十年中，香港告别了英国的殖民地统治，台湾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政党更迭，大陆政治领导集体多次变更，新加坡也换了三任总理，各自的变化不可谓不巨大。但四者的表现一直非常稳定。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因素一直没有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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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孔孟之道：中国崛起的文化背景


　　第八章 来自家庭的信仰：中国文化中的现世主义传统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在此文化中培育出来的人的做事风格来实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靠一个人或少数一些人是不行的，它是国民集体努力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改革所需要做的大量工作并非一个或少数几个人所能完成，这就得有一大批同样具有实干精神的且很有才能的人可以用。如果没有这样庞大的人才群体，依靠少数几个“英明领袖”，一个大国不可能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

　　历史证明，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和政治动乱以后，还是在几乎所有的地方——无论是政界商界学界，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跟邓小平一样，做事稳重、讲求实效、不事声张，在各自的位置上踏踏实实的把这个国家的改革一点一点的推向前进。认真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历史，我们总能在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层面发现这样的人物，从无例外。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此类人物都层出不穷。鲁迅曾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的便是这样一类人，不独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特有。

　　此类人物存在的数量之多、出现的时间之长、分布的空间之广，已不能仅仅归结为个人因素，哪怕从制度层面来解释也显得不够，应该从更为深刻和广阔的文化层面来进行思考。



　　一、中国文化中的务实主义传统

　　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非常强烈的务实主义传统，注重行为的实际效果。这是此类人物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文化诱因。

　　“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曾言：“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意即要关注现实的生活，对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要敬而远之。但是，如果这些东西能够促进道德教化、有益于世道人心，拿来用一下也不妨。这是非常实在的态度。

　　儒家学者的人生理想都是入世的，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了可以造福一方，自己可以名垂青史，从社会目标到个人目标都很现实，不怎么去想灵魂不灭之类虚无缥缈的东西。

　　即使是专制皇权，虽然带有君权神授的色彩，也不像上帝一般代表绝对真理。孔子对此语焉不详，孟子倒是很直接的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等。这些话长期载于官方经典，每个中国读书人从小就烂熟于心，被认为是比皇帝还要高一级的圣贤的思想。

　　在民间文化中，就更多了。比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等等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俗语。《水浒传》中的李逵，《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都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却被民间奉为英雄。陈胜吴广这种农民起义英雄，在《史记》里面，其传记被列入“世家”，与孔子一个级别。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或地方军阀，发展到一定势力就登基称帝的数不胜数。武则天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但也有历史学家考证她既非唯一，也不是最早。在武则天还在做皇后之时，就有一个叫陈硕贞的女人率众造反，称文佳皇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还出现过多次农村地区的居民“造反称帝”的闹剧，拉上几十号人就敢称孤道寡、拜相封侯。古代史上此类事件只会更多，只是规模太小，史所不载，或已失传。在天上当皇帝的玉皇大帝，在各种民间传说中也都被描述为昏庸无能、欺软怕硬的形象，其典型即《西游记》中的玉帝。显而易见，无论官样文章做的如何漂亮，民间并未把皇帝当成一个很神圣的东西——有本事谁都可以当，且男女不限。

　　总之，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唯一的、永恒的、代表绝对真理的这样一个东西，也不提倡这方面的追求。对世俗生活的关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做什么事情都讲究要有实际效果，成了这种文化下人们的行事准则。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一个普通人的人生义务就是要照顾好家里的父母老人，抚养子女长大成人，促进家族和睦兴旺，能做到这些，就可以赢得社会的尊重。对政治人物来说，无论他是皇帝还是普通官员，如果在他治下能够保一方平安，人民安居乐业，他就会被歌颂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这种软约束从短期来看似乎意义不大，不如权利金钱这样的东西有诱惑力。但一代一代积累下来，每个人中国人在学习本民族历史的时候，就都会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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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中国文化对世俗生活的关心程度与西方文化的差别。汉朝的时候，有一个知府，姓陈，因为当地连续干旱，带领干部群众到土地庙求雨。求了一次，没有下雨。陈知府又求第二次，还是没有下雨，到了第三次求完，依然一滴雨也见不着。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天上下不下雨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跟求土地爷一点关系也没有。

　　按照西方文化对神的看法来说，人类所受的灾难是神对他们的惩罚，求来了要感谢神的恩赐，求不来要加强对自己身上的罪的忏悔——无论怎样不能说神作的不对。

　　但这位陈知府的反应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他指着土地公大骂说：你一方土地，天天享受大家的香火，就应该保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现在这么久天都不下雨，人民生活怎么办？有什么资格在这里享受香火？于是下令把土地庙砸了，把土地爷扔进河里喂鱼。

　　这位陈知府的思路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迷信的，而是典型的儒家思维：他大致相信神灵的存在，而且可以控制天气变化，但对这种神秘力量并不盲目崇拜，之所以求神完全是为了满足世俗的需要：下雨好种庄稼，让老百姓有饭吃。如果能满足这个需要，就恭恭敬敬的供奉起来；如果满足不了，这个神灵的存在就是浪费资源、尸位素餐，应该取消神位，或者说有了控制天气的力量却不用来改善人民生活，就是严重失职，应予惩戒，以儆效尤。

　　把这件事和下面这则新闻联系起来阅读，更能体会其中三味：


　　彩迷未中奖 砸土地庙泄愤

　　人民网香港1月23日电 台湾消息：台湾基隆市有百年历史的土地公庙，昨天晚上乐透彩券开奖后被砸，“土地公”疑遭未中奖的乐透彩迷丢入溪中泄愤。不少今天上午前往参拜的信众十分气愤，指责彩迷“没道德”、“没良心”，连“土地公”都敢砸。

　　据当地信众说，该土地公庙已有百年历史，以前六合彩、“大家乐”盛行时，常有人到此求土地公保佑中奖。


　　一千多年过去，国家分裂了又统一、统一了又分裂，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台湾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但土地爷还是又被砸了一次，又被丢进河里喂鱼了。原因也是一样：他没能满足人们的世俗需求。时间的、空间的、制度的变化，没有能够改变这种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中的神灵，是五花八门的。总的来说，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世俗需求而存在：龙王和土地负责天气，送子观音主抓生育问题，财神分管经济事务，等等。现在有了六合彩，暂时没有专业神灵分管，大家就找土地爷临时代理。按道理这和财神爷的关系更密切一些，但是由于该土地庙历史悠久，大家还是找他——原来神仙也是讲资历的，资格老的即使不专业，也可以多管些事——总之就是很不严肃，抱着一种宁可信其有、无可信其无的态度。

　　砸土地庙这种事情比较罕见，大家也不赞成，但对其的谴责是“没道德、没良心”，跟破坏公物的错误差不多，不是缺乏信仰，也不是冒犯神灵。至于知府陈奉，也没有因为砸了土地庙而受到什么惩罚，正史上对这个人评价还很高，说他勤政爱民。可见从人民群众、高级领导到历史学者，意见都很一致：砸了就砸了，尊不尊重神仙不是关键，关键是要改善人民生活。这种不约而同的态度是同一种文化影响下产生的。

　　这就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在这种文化下生活的人，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首先要照顾好妻儿老小，这是基本义务。如果他有更高的才能，不满足于改变自己的生活，那么他的追求就会是改善大家的生活，而不是强求将一种抽象的神圣的原则变为现实。按照这个原则做事的人，就会成为鲁迅所说的“民族的脊梁”一流的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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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活在生活的事实中的中国人

　　中国人的这种做事态度用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来分析很难理解，成为东西方文化误解的一大根源。在西方文化中，宗教信仰十分神圣。受一神教观念的影响，西方学者主流观点认为，人类的宗教意识存在一个逐渐觉醒的过程，可以分为很多等级：完全抽象的一神教是宗教信仰的最高形态，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样的宗教里，唯一的真神是纯粹的灵，没有具体形象，超乎人与万物之外；把神的形象按照人的样子来构造，然后进行偶像崇拜则是一种比较落后的宗教形态；至于多神教和拜物教，就更加落后，是人类意识在蒙昧时期的表现。

　　此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大部分原始宗教确实带有多神教和拜物教的色彩，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宗教崇拜逐步丢弃了具体而众多的神明形象，转而关注信仰中一些根本性的东西——终极的真理、最高的善、生命的意义与永生等等。这些概念并不需要有某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为载体，放弃了这些具体形象以后，信仰的本质反而更加突出和明白了。在这些方面，抽象一神教的优势，无可比拟。

　　但拿着这种思维模式来分析中国文化，将会导致极为荒谬的结论。用此种眼光看，中国人的宗教实在是混乱的无以复加——纯粹的多神教加偶像崇拜加拜物教。要论神仙的数量，其它所有民族的神仙加起来也不定有中国多。中国人不仅到处供奉偶像，而且连百岁老龟、千年古树等年代久远的东西也被认为具有“灵性”而一并崇拜。按照宗教发育的层次来排列，中国人的宗教观念连非洲或是南美丛林里的某些原始部落都不如。如此推理下去，说中国人是没有灵魂的低等民族，似乎也顺理成章。

　　其实，中国人的信仰是超乎多神和一神、偶像与非偶像的，其核心可以归纳为三个字：无所谓。从原始部落的神秘宗教，到宗教革命后的现代基督教，都承认神是主宰一切无所不能的，人的生活必须服从神的安排，神圣的生活比世俗的生活更重要。但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是超乎于这个范畴之外的，因而也就不能用从多神到一神、从偶像到非偶像的模式来加以判断和分析。

　　几千年来，中国人和西方人就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一个生活于世俗世界，一个生活在神圣世界。中国文化并不反对宗教，但它在本质上不认为人死后的世界比人生活的世界更重要，不认为世界上有比让人生活得更好这件事更重要的事情，不认为有超乎人性的判断真理的标准，更不承认有超乎一切的绝对真理的存在。

　　从另一个现象来审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

　　西方的文化传承是依托经典的，而中国的文化传承主要是依托于历史。很难想象一个西方家庭会没有《圣经》，但一个中国家庭里没有《论语》或者四书五经中的任何一部都很正常——就算有，大部分人也就放在那里基本不看或只是随便翻翻。

　　古代中国的底层人民除非是为了通过考试做官，一般也不怎么把《论语》《孟子》这些书太当回事。真正有影响力的是《说唐》、《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一类讲述历史故事的东西，其普及程度远远超过《论语》。一个中国人即使没有读过这些书，也会在街头巷尾反复听到里面的各种故事。文化修养更高的中国人，则会努力阅读诸如《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书。现代人看不懂古文，时下便总有很多畅销的通俗历史读物，比如《明朝那些事儿》、《读史有学问》、《易中天品三国》、《正说清朝十二帝》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一直在传承而没有中断的明证。

　　总之，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都普遍关心历史，而对抽象原则缺乏强烈兴趣；关心人的生活，而对神圣世界缺乏强烈兴趣。即便如《西游记》，也主要是传奇冒险故事，没有太多神圣的东西在里面，原本应该具有神圣意义的唐僧和佛祖，一个胆小怕事——动不动就吓得“跌下马来”或者向妖怪求饶；一个贪婪爱财——念一次经就要收很多黄金作为报酬，给少了还不高兴，咒人家子孙要受穷。近来兴起的“重读经典”的活动，从这个视角来看其实意义不大。真正的中国文化经典应该是历史名著和文学名著，中国文化的精髓就在其中。这些经典不用提倡，大家一直都在读，并不会忘。

　　说的更彻底一些，即使没有了任何经典，中国文化也不会消亡。中国人是生活于世俗世界的民族，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家庭责任，只要家庭不被消灭，一个中国人就会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这种文化也就将会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
　　更重要的是：对世俗生活的关心，其实又是出于人的天性，并非需要后天灌输的理论体系，因而一旦一个人在成人之前体会到了世俗生活的含义，终其一生也都很难彻底改变了。

　　那些远赴海外的中国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很少有人会随身带一本文化经典以便随时阅读。不像当年的欧洲殖民者，走到哪里都爱带着一本《圣经》。相反，中国人看起来很乐于改变自己的文化、信仰、语言等等所有东西，接受当地的任何文化和规矩，很好欺负、很少反抗，还喜欢搞内部斗争，彼此互相瞧不起，不会带来任何威胁。但中国人却在海外迅速落地生根。时至今日，在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华人存在。中国人奇迹般的适应了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并生存下来，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宗教的信仰会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但世俗的生活则很少有所差别，无非就是吃饭穿衣结婚生子而已。关注这些东西的人，很少会遭到某种文化非常强烈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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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将看似柔弱且缺乏信仰的中国人完全同化：华人在任何一个异域社会都是一个特殊群体。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强调家庭的责任，家庭生活是中国人所最关注的世俗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外在的同化很难侵入到家庭日常生活的层面。

　　与之相反，中国文化对外人的同化力却极强。中国在历史上同化了几乎所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民族，包括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对于那些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中国人并不热心向他们传播自己的文化——这不是一种诡计，是真的没兴趣。普通中国人主要关心的是自己和自己家庭的生活。只要自己的生活不受到干扰，他们对外人是如何生活的并不在意。这和中国人去到欧美国家，立即就会有人来想办法传教完全不同。

　　对待外人，中国人的普遍做法是请对方来吃吃喝喝一顿，然后各自回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如果有人能把汉语说得很好甚至还会来两句唐诗宋词，我们就会很高兴、哈哈大笑。但也就图个高兴而已，并不会想到要改造这些人的观念和生活习惯。如果有人想要学习中国文化，大部分中国人会含糊其辞——关于中国他们知道得最多的无非就是哪里的东西好吃、什么地方的名胜古迹好玩。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文化。

　　有一种常见的困惑：一个外国人如果和一个中国人讨论中国的情况，无论他怎么说中国人都会说：“你不了解中国。”但如果他反问：“那请你告诉我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情况？”那个中国人又什么都说不出来。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情况，他们只知道自己身边所发生的各种事实，如果外国人说的和自己所见所闻不一致，那他就会认为此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如果要他说出一个抽象的“中国”的情况，他也茫然无知。

　　——中国人不是生活在抽象的概念里，而是生活在生活的事实之中。

　　从人性来看，生活的事实最终将战胜抽象的理论——如果二者不相符合的话，这就是中国文化同化能力如此之强的根源。

　　对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只要他不去干涉别人的生活，就可以坚持他所信仰的任何东西。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以作者个人在欧美的生活经验，政府当然不会管这些事儿，但各种自发的宗教宣传简直无孔不入。虽然方法非常文明，诸如主动提供晚餐等福利来吸引大家参加教会活动，但传教者的优越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有义务向外人积极传播，凡是不赞同这种真理的人的观念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不仅没人主动上门宣传中国文化，如果外国人强烈要求主动学习，还得自己花钱想办法，不然没人管。作者本人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就有几个老外到我们寝室来，主动搞联谊跟我们接触学习中国文化。同学们都很高兴，表示完全赞成，但主要目的是所有中国人都能理解的：不是有心推广中国文化，而是想找人练英语口语。

　　反过来看：如果有人违反自己宗教信仰中的准则，也没人会有意见——大家对此根本就不关心。很少有人能在完全没有外部干涉（赞赏或是压迫）的情况下长期坚持一些与现实生活不相关的原则，同样也很少有人能抵制住世俗的诱惑去吃喝玩乐，更少有人能长期坚持拒绝这样一些世俗观念：人生最重要的义务是孝敬父母和养育子女而非敬奉神灵——如果他是在这种社会中生活的话，那就更难了。如果把时间放宽到好几代人的时间，则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具有这种韧性，能够抵抗住中国世俗观念的侵蚀并继续保持其神圣内涵。

　　中世纪的教会与现代的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都不能使其被同化，反而变得更加坚强起来，但到达中国的犹太人则会在这种汪洋大海一般的世俗生活中逐渐融化，直至几乎无法识别。在一神教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会对此特别惊讶。所谓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除了在极少数狂热的年代里——比如文革，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而且，一个人今天信这个教、明天信那个教，或者声称全部都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倒不是说中国文化特别宽容或者什么的——我们没必要给自己戴这顶高帽子，而是中国人对宗教这回事压根儿就不上心。

　　正因为如此，用从多神教到一神教、从偶像崇拜到非偶像崇拜的脉络来分析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完全错误。

　　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可以概括为：你爱信什么信什么，跟我没关系。你想让我信你的教？可以，请问信这个教有什么好处？没好处？没好处谁信啊？

　　印第安人的后裔在总结当年西方殖民者的行径时候说：“他们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圣经》，我们拥有土地。到后来就变成了，我们手里拿着《圣经》，他们拥有土地。”这一招用到中国人身上可不一定管用。

　　在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强迫中国政府同意传教士自由传教一百多年以后，中国并没有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即便在台湾和香港，教会的影响力也不那么大。反而在西方人原来的土地上，却挤满了拿着《圣经》的中国人，他们一脸的虔诚，并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为荣，好像已经完全西化了。把这些《圣经》打开一看，里面写着一行字：“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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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yitong 680楼 2013-02-23 18:32:08
　　楼主关于科学的“可重复性”理解有误。
　　“可重复性”不是指“试验”的可重复性，而是指“观测”的可重复性。所以，只要历史数据足够，经济学可重复性的成本不一定更高。举个例子，天文学的可重复性就是历史数据，不可能进行重复试验，没人能去运动天体。
　　对于相同的历史数据，使用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理论解释。比如，天文学中地心说和日心说，用的都是相同的历史数据验证。
　　对于科学理论的要求是，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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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是用自然科学来举例证明社会科学上的实证主义的正确性是错误的类比方法。

　　天文学可以天天观察获得新数据，可以不停的发明更高级的观察仪器来获得新数据。已经发生的历史能够获得新数据吗？

　　经济历史一旦过去，它能够保存下来的数据就已经确定了。研究历史经济周期，要想提出新理论，能够回到宋朝去发调查问卷吗？能够获得有关宋朝的新的经济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