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转载）

012

　3.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和企业家的三个阶段

　　一流的企业和企业家应该怎么培养呢？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叫做“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市场竞争是很残酷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优胜劣汰。一流的企业家，只能在最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才能成长起来。没有真刀真枪、你死我活的竞争，再大的企业也必然是弱质的。

　　我们的汽车产能真的过剩了吗？十年前中国汽车市场年销量才不过100万辆，当时看起来是过剩，产能超过200万辆就是“投资过热”。但今天年销量到了1000万辆，又有没有过剩呢？就算真的绝对过剩也并不可怕。有人想投资就让他投资，全中国成立十个百个新的汽车企业，年产量超过2000万辆也不错。

　　这些钱用来投资生产汽车，总比拿去炒房炒股要好得多。市场容量就那么大，要想把自己产的汽车卖出去，就必须拼了命的研究消费者心理、开拓销售渠道、压缩生产成本……几轮下来，一大批企业很快就会被淘汰，很多人可能会血本无归，留下一个烂摊子被别人收购。

　　但是，胜出的都是身经百战的精兵强将。倒下去一百个汽车制造厂，剩下两个就可以了，一个中国的丰田，一个中国的本田，足以支撑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不允许竞争，就批准两个，让他们合起来垄断市场，最后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也得不到。

012

第二句，叫做“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既然是为了发展而竞争，我们的政府、人民、学者、企业家肯定都希望都打胜仗。但肯定也有打败仗的时候，也有在某一次具体的战役中全军覆没的可能。就好像楚霸王项羽一样，中了十面埋伏、身陷四面楚歌，只能往江东跑。这个“江东”，就是最后的根据地，是卷土重来的资本。

　　要经营好“江东”的根据地。首先是要搞好教育，培养出足够多人才，打垮了一支队伍还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或者新生力量。这方面中国文化中的教育传统足够强，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

　　其次，就是自然资源、能源水电、粮食、土地、金融命脉这些东西始终牢牢的掌握在国家手里。军队在前方打仗，不会被人断了粮道。后方人心稳定、钱粮充足，退回来收拾收拾，还可以再打。而且，这也保证了外国的商品或资本来到中国，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能够发生效果——它们所拿走的只能是企业家创造力的回报，而劳动力工资和非创造性资本的投入仍然留在国内，因而外资所得到的一定小于它们所创造的。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总之，就是“输得起”。

　　产业升级的过程永无止境，市场情况千变万化。外国企业水平再高也有犯错误的时候，不用担心输了一次就没有机会。我们的手机制造业。刚开始的时候，诺基亚、三星等国际手机巨头在中国开拓市场，高价卖手机。趁此机会，中国的企业如TCL、波导开始生产国产手机跟它们竞争，把价格压了下来。国际手机巨头迅速调整策略，利用中国手机企业技术储备不足的弱点，通过技术升级扳回一局。TCL和波导的手机基本被淘汰了。但没过多久，国产手机又出现了所谓的“山寨机”出来搅局，不仅在国内卖的火热，还畅销第三世界国家，最后大部分被淘汰，魅族、金立等几个品牌存活了下来。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国际手机产业风云变幻，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衰败，苹果和HTC公司骤然崛起。

　　在此过程中，国产的联想、华为、中兴、小米又开始进场竞争。这一轮结局如何，尚未可知。但总的结果，是国内的消费者可以不断买到便宜好用的手机，不用担心外国手机到中国来卖高价。而国产手机品牌，总是能取得一些阶段性的局部的胜利，也总有卷土重来的希望。而且，不论是诺基亚还是苹果，其产品大部分都得在中国组装和制造。它们的手机卖的越好，中国的劳动者拿到的工资越多，失业率越低。其实际结果，都比汽车产业只能关起门来赚自己人的钱要好得多。

　　我们的汽车产业政策，以前制定的有问题，让民族汽车工业耽误了很好的发展时机。但绝不意味着彻底丧失希望了。汽车产业内部是在一直不停的升级换代，国际汽车巨头彼此之间的盛衰格局也在不断变化，一定会不断的有机会出现。关键是我们要改变现状这种错误的产业政策，取消整车生产目录限制，代之以对汽车环保和安全性的考核，给民族汽车产业更多的竞争机会，才能在真正的机会出现的时候能够抓得住。这种政策，在2012年改变，比2013年改变好；2013年改变，比2014年改变好。早改革一天，中国的汽车产业，就多一分复兴的希望；中国的消费者，就早一天享受更低的购车价格。

　　但是，与此同时，又要坚决防止在正面战场打了败仗的军队，回到“江东”这块根据地来称王称霸。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让企业家——不管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有机会不通过创造而通过掠夺来发财致富，那么他们就不会有中流击楫、卷土重来之志，而会有囤积居奇之志，有炒房炒股之志，有私挖滥采之志，有放高利贷、搞MBO侵吞国有资产之志。

　　国有资本虽然应该控制资源金融等行业，但必须加强内部竞争，提高效率。政府机构，也应该不断进行内部改革和创新，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等等。

　　只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才能守卫好、经营好这块“江东”的根据地。“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乏既有理想又有才能的报国之士。但国政不修，而能御敌于外者，所未闻也。如果内政腐败，像岳飞、祖挞这样的忠臣良将不能奋战于沙场，却败于政治上的掣肘，让一些无能的政府亲信去带兵打仗，打输了还可以继续升官发财。那这样一种“卷土重来”，就等于是驱羊拒虎，不仅毫无获胜的希望，最后连江东根据地也保不住。

012

但是，与此同时，又要坚决防止在正面战场打了败仗的军队，回到“江东”这块根据地来称王称霸。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让企业家——不管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有机会不通过创造而通过掠夺来发财致富，那么他们就不会有中流击楫、卷土重来之志，而会有囤积居奇之志，有炒房炒股之志，有私挖滥采之志，有放高利贷、搞MBO侵吞国有资产之志。

　　国有资本虽然应该控制资源金融等行业，但必须加强内部竞争，提高效率。政府机构，也应该不断进行内部改革和创新，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等等。只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才能守卫好、经营好这块“江东”的根据地。“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乏既有理想又有才能的报国之士。但国政不修，而能御敌于外者，所未闻也。如果内政腐败，像岳飞、祖挞这样的忠臣良将不能奋战于沙场，却败于政治上的掣肘，让一些无能的政府亲信去带兵打仗，打输了还可以继续升官发财。那这样一种“卷土重来”，就等于是驱羊拒虎，不仅毫无获胜的希望，最后连江东根据地也保不住。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济上的改革应该遵循经济的逻辑，zhengzhi的改革则应该遵循zhengzhi的逻辑，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这里体现出一种复杂的zhengzhi与经济的关系。zhengfu对企业家行为，既有服务、也有制衡。zhengzhi权力，是作为一个资本权力的制约者而存在的。提供服务和扶持，是为了让企业家有卷土重来之力；进行制衡，是让他们有卷土重来之志。服务不好或制衡不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都会出现问题。

　　zhengfu和企业的关系，不仅是“zhengfu搭台，企业唱戏”那么简单。现代社会，企业的创新速度极快，zhengfu的服务效率要跟上，监管力度也要跟上，制度建设更要跟上。总之，绝不是搭完台子就可以坐下来看戏。zhengfu必须和市场赛跑，这场比赛是没有止境的。

　　这里必须回到本文第二章的结论：制度演进的不确定性和目标导向原则。再把这个原则和由于本文第七章所论证的一个结论结合起来：任何竞争性的制度都必然导致具有非凡的创造力的人物胜出。可以得到如下推论：

　　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那一部分人，不论是企业家还是金融家，都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他们不是一群喜欢按照常理出牌的人物，思维方式也不同于常人，既善于从市场中寻找盈利机会，也善于从制度中寻找漏洞获利。如果希望于制定了一个完美的制度，然后zhengfu就可以无所事事，做好“守夜人”，然后就什么都让市场说话，那么这个制度用不了多久，必然被这些聪明人找到漏洞并不断扩大，最终让它变得千疮百孔、腐化堕落。

　　所以，必须要有另外一群人，也就是一群同样具有创造力的zhengzhi家，来不断的弥补这些漏洞，推动制度不断的发展和变革，让它能够变得更加公平公正同时更加富有效率。

　　总之，就是让zhengfu效率和制度设计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与之一同变化。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对企业家的创造力要求越高，对zhengzhi家的创造力要求必然也就越高，因为制度变革的速度也必须同时跟上。这些人必须是职业的zhengzhi家，而不是企业家挣够了钱来玩一把zhengzhi；必须有独立的权力基础和经济基础，而不是依靠大企业家的施舍和资助来获得权力。只有这样，zhengzhi权力对资本权力的制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zhengzhi的权力与资本的权力必须保持这种即合作又制衡的关系。任何一种权力失控，都必然会给经济社会民生带来负面的影响。

　　以上部分的分析看起来是比较乱的：zhengfu应该怎样，又不能怎样，企业应该怎样，企业又不能怎样……看起来没有“管得越少的zhengfu就是好zhengfu”这种口号那么旗帜鲜明、提神醒脑，反而让人看得有点晕乎乎的。但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zhengzhi权力和资本权力的合理划分与互相制衡。这种划分的经济理论基础，即 “企业家精神演变的四方向假说”。

　　——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很长和很强的zhengzhi权力专横独 cai的传统，所以很多人都对zhengzhi权力抱着万分的警惕，这并没有错。但这只是纵向的视角。从横向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又是一个资本权力的盲目扩张没有得到抑制、zhengzhi权力过分软弱的时代。

　　由于资本权力，特别是金融资本权力扩张失控，才导致了目前如此严重的国际经济危机。所以，不能简单的说，中国现在zhengfu权力太大，还是zhengfu权力太小，关键是要调整结构。该强势的地方就要强势，该弱势的地方就要弱势。对于资本的权力也是一样，让它在创造性的领域尽情的竞争和扩张，但在非创造性的领域，则应该继续予以严格的遏制。只有在这样一种合理的均衡中，经济才能健康发展，人民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才能不断提高。

012

　第三句话，叫做“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梳理清楚了，企业家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到正面战场上厮杀。在中国自己的市场上，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可以各自发挥自己的体制优势：国有企业在政府资源、金融支持上有优势，但是在人事任命、市场决策上掣肘较多；民营企业资金不够雄厚，管理体制不够规范，但是自由灵活，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外资企业有资金、有技术、也有好的管理体制，企业家水平也高，但是对中国市场的了解赶不上内资企业。

　　三方博弈，扬长避短，你来我往，各显神威。激烈竞争之下，首先受益的是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更符合自己偏好的产品和服务。一大批中资企业倒下去，但生存下来的都是百炼成钢的精兵强将。

　　充分竞争的结果，内资企业如果能够在本国的市场取得上风，则企业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准、销售能力都已经相当高了。再穿着这身“金甲”到周边的东亚、南亚、非洲、拉美、东欧这些地区去开疆辟土，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独立第三方市场展开公平竞争，积累跨国经营的经验。如果还能占据上风，就可以反客为主，到跨国巨头们的老家去跟他们争夺市场。这就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要相信我们的企业家——国企的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有这样的志气，也必有这样的能力。

012

第五编 红色中国：中国崛起的制度分析

　　第十六章 土地诸侯：作为空间经济资经营者的地方政府
　　第十七章 GDP的战争：城市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机制与中国的特殊优势
　　第十八章 一党执政：中国特色的职业政治家制度
　　第十九章 制度演进：不确定性与结果导向原则


　　附录：10月14号，受集智俱乐部的同学的邀请，我在北京青云三号会所做了一次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机制的经济学分析”的演讲。讲了1个半小时。这部分演讲讲解了第五编的第十六章和十七章的内容。可以作为连载内容的参考。觉得文字太枯燥的同学可以通过看这个视频来替代阅读16、17章的连载。现场录制的视频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4NDM4OTA4.html

012

第十六章 土地诸侯：作为空间经济资经营者的地方政府
　　生产函数的一般表达式可以写为y=Af（L，K，G）。其中，Y代表最终产出，A代表技术，L表示劳动力，K代表资本，而G则代表土地。基于前文分析，可对此表达式加以修正，改为Y =F（C，L，K，G，A）。大写字母F代表了经济制度，在这里，企业家才能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C，并依照其贡献从整个经济体的产出中取得回报。

　　一、不同类型的生产要素划分

　　生产要素为何被划分为这样三个类别？为什么劳动力和资本不能被视为同一种生产要素？为什么土地需要从资本中独立出来？显然，这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一些根本性差异，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彼此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谈劳动力。由于企业家的创造力已经被分离出来而作为一种单独的生产要素，则劳动力即代表了标准化的人类劳动。那么，是否可以把劳动力视为一种普通的中间投入品呢？毕竟其市场价值都可以用货币加以衡量。

　　劳动力和资本尽管都是标准化投入，但劳动力与人类个体密不可分，但凡涉及
　　劳动力的问题，都会或多或少的与人的生命、自由、尊严、感情等结合在一起，难以彻底划分清楚。

　　因此，把牛、羊等生物视为资本是可以的，却不能将人类个体视为资本。所以对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的使用，其基本原则必然与资本有着本质的差异。劳动力的所有权是绝对无法转让的。从自然属性上看，劳动的能力无法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不要说永久转让，即使一瞬间的转让也不可能。从社会属性上看，如果利用合约交换的方法，永久出让一个人的劳动力，就意味终身奴役，也为人类基本道德准则所禁止。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只能采用合约的形式，劳动力所有者承诺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范围内服从资方管理，合约双方分享劳动力所产生的收益。

　　可以说，劳动力之所以必须被视为一种独立于资本的生产要素，是因为其特殊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它只能以一种特有的合约方式投入经济活动，并参与生产和分配。

　　作为一种经济资源的投入，劳动力的所有权无法转让。在这个方面，企业家才能与劳动力是一样的，其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创造性。因此，劳动力又是一种必须与企业家才能区别对待的生产要素。

　　最后需要关注的是土地。很多经济学理论都把土地归入资本，以此来简化经济分析。从粗略的层面来看，土地也是客观的物，可以占有、处分、收益和出让，把它列为作为资本的一种似乎问题不大。但土地的所有权实现形式又和普通的资本有着巨大差异，一直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012

　二、土地的空间正外部性

　　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本：必须有土地才能耕作。土地产出物的价值，除去劳动力和生产工具折旧价值的投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土地的肥力。这是一种不包含人类劳动的自然力。此时，土地的价值主要由其内在属性所决定。

　　但是，到了工业化时代，在城市中，土地的肥力在经济活动中已不再需要。它可以作为城市建筑物的承载体。但仅仅作为建筑载体，并不能解释土地的大部分价值来源。大部分土地上都可以建房子，但同样的房子建在不同的土地上，价值差异巨大。

　　在中西部某些矿产资源型城市，在矿山附近修建了很多楼房，供矿山职工居住。但随着矿产资源的枯竭，矿山关闭，这些楼房逐渐被遗弃，变成了一座座空楼。土地及其承载的建筑物依然存在，但几乎一文不值。

　　而同样一栋房子，如果位于北京深圳这样的中心城市，其价值就可能上亿，很多人穷尽一生的努力都挣不到这么多的财富。

　　房屋价值如此巨大的差距从何而来？

　　如果有人愿意到关闭的矿山附近占据一栋废弃的大楼。首先，附近没有就业机会，他会丧失收入来源。其次，附近没有任何商店、电影院等现代生活设施，他也无法消费；第三，他无法享受医疗、教育等各种公共服务。

　　反之，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心城市有一间房子，可以做什么呢？

　　首先，就业机会很多，职业发展前景广阔，工资水平也比较高；其次，可以方便的享受各种现代化的生活娱乐设施；第三，可以享受到各种优质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等等。

　　总之，如果房子的作用是挡风遮雨，有地方睡觉，那么它位于废弃矿区还是繁华都市，其价值就不会有什么差异。根本区别在于它所处的空间位置所带来的工作生活的便利性。

　　以上论述，是空间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如果将它和古典经济学的“外部性问题”以及产权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一些新的思路。

　　首先，挡风遮雨的功能，是在建筑物内部实现的。只要有墙有房顶，就能在里面睡觉。但这个功能在房屋的经济价值中，只占据了微不足道的部分。而居住者参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功能，主要在房子外部实现。也即就业生活的便利性，完全由土地和建筑物所占的空间的外部经济资源分布状况决定。

　　这里“内部”与“外部”的区别，是经济学中“外部性问题”的一种体现。当经济学家谈到“外部性”的时候，马上会想到工厂排污的案例。但污染问题是“负外部性”，而同时必然还存在一个与之对应的“正外部性”。无论污染还是土地价值的外部性，都是基于空间界限所产生的。对于住房外部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而言，住房所占空间就处于周边经济活动的“外部”。这些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各种好处：就业机会、娱乐生活设施、公共服务等带来的个人福利的改善等，都会“溢出”进入到住房“内部”，提高住房的价值。这就是“正外部性”。

　　经济活动如果给其空间范围以外的人带来福利的提高，即可以称之为“空间正外部性”。反之，如果它给空间外部的人带来福利的降低，则可称之为“空间负外部性”。

　　空间负外部性的危害显而易见——它会改变人的经济决策。工厂排污造成的环境破坏如果由外部承担，工厂就会扩大生产，使污染治理成本大于提高产量所带来的收益。所以，经济理论一直致力于负外部性问题的解决，诸如征收排污费或发放排污许可证等政策纷纷出台。

　　但空间正外部性的问题却容易被人忽略。因为它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个人的努力既提高了自己的经济福利，还提高了外部的经济福利，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在一个城市空间中，A投资修建一家超市，自己可以盈利，还可以提高周边住宅的价值；B在超市旁边修一栋住宅，自己卖房子赚钱，也可以增加超市周边的居民数量，提高超市的收入。互利互惠，有何不妥？

　　空间正外部性的危害在于：它会导致“搭便车”。

　　“搭便车”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公共服务的问题，但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公共服务的空间正外部性问题。政府投资修地铁，钱是从纳税人那里来的，但因为地铁带来的周边土地价值的的提高却被土地所有者拿走了。他们无需为此付出劳动，即可从中获利。这就是地铁的空间正外部性所产生的“搭便车”现象。

　　然而，由空间正外部性所产生的“搭便车”问题，绝不仅限于公共服务。对此本文在第十四章提出“土地所有权包含了一种征税的权力”时已做了分析。土地的增值并不会区分公共服务与非公共服务——只要是空间外部的经济活动，无论是政府行为还是市场行为，都会对土地价值产生影响。

　　这种基于空间正外部性产生的“搭便车”会严重扭曲经济主体的决策。它导致了今天随处可见的经济问题：一部分人拥有很多房产，仅仅依靠房产的收益就可以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中发财致富；而很多人则无论如何努力，工资收入的增长也赶不上房价的上涨。很多企业家宁愿用经营所得购买房产，也不愿将其投入技术研发和扩大再生产。因为企业经营的收益，投入一分的企业家才能，只能得到一分的利润；而投入到房地产，就可以借助于空间的正外部性“搭便车”，不用辛苦经营即可坐等财富节节增加。这是一种看得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公，同时也损害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012

三、作为空间经济资源集合体的土地

　　既然土地的价值主要不是其内在属性决定的，而是由外部的经济活动决定。那么就可以发现土地与普通资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生产函数F中，普通资本K的投入，是其内在属性的投入；而土地G的投入，则是其空间外部经济资源的投入。在生产函数中，土地代表了生产活动所在空间能享有的外部空间经济资源的集合。

　　企业家组织生产的时候，他除了需要知道生产什么样的商品或服务，还需要知道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要：①组织多少劳动力，②投入多少资本，③在哪里生产。其中，“在哪里生产”即为y= fc（L，K，G）中的G。G在这里代表的主要不是厂房的空间载体土地，而是特定的地理位置所能享有的各种外部空间经济资源。

　　这样，就把生产函数理论与区域经济学中的“区位理论”结合了起来，将空间因素引入生产函数。G在这里是作为空间变量而存在的。作为农业生产的土地G可以与资本K划为一类，而将生产函数简化为y=f（L，K）。但是作为空间变量的G则不能与资本K混为一谈，应该独立的加以研究。

　　作为空间经济资源集合体的G包含了如下内容：

　　第一，本地化的特殊经济制度。就即在此地经营企业，可以从哪些特殊的经济制度中获利。

　　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著名的避税天堂：英属维尔京群岛。很多跨国公司喜欢在这里注册公司。在这里注册企业无需雇佣劳动力，只要给这里的代理公司打个电话，让他们去帮忙注册一家公司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太多的资本投入，只交几百美元注册费即可。也无需购买土地，只要够买一个邮箱，就算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有“办事处”了。

　　这个邮箱的空间内部价值几乎为0——它就是一个完全利用空间外部性来获利的位置G。那么，这个邮箱所在的空间能享有什么外部经济资源呢？就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即全世界最不完善的公司法。把公司注册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利用它无监管的制度环境，帮助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避税操作。

　　另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作者在成都调研时了解的。2003年，英特尔公司计划在中国投资建设芯片封装厂，由于投资巨大且属于高科技行业，很多城市积极参与竞争，希望英特尔去投资。英特尔公司多次组织考察团到这些城市进行深入考察，并与当地政府沟通。在此过程中，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块牌子引起了考察团的注意，那就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基地”。这是别的城市没有的。

　　据成都市参与考察过程的领导介绍，英特尔高层非常看重这个。因为国外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很重视，他们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问题很多。到中国来建设芯片封装厂，心里一直藏有这方面的顾虑。成都市高新区将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作为重点支柱产业，去申请了这么一个保护基地的牌子，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确实做了很多工作。

　　英特尔考察团队看到成都高新区有这块牌子，又进一步调查了解了高新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各种制度政策，对此十分满意。作者的此次赴成都调研并非针对英特尔项目，但访谈过程中，成都市各个部门的政府官员，只要谈到英特尔项目，必提起此事，可见当时英特尔的重视程度。最后，英特尔决定将芯片封装厂建在成都。

　　对英特尔来说，只有选址成都，才能享受到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效益。此时，本地化的特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即体现到了空间经济资源G中，成为企业家决定“在哪里生产”的重要因素。

　　第二，所在地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
　　第三，交通通达性与其它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
　　第四，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金融、物流等中介服务的发展程度；
　　第五，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空间；
　　第六，本地劳动力素质；
　　第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其它方面。

　　以上几点，都是企业家决定“在哪里生产”时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些内容对企业选址的影响在区域经济学中已有很成熟的研究，不必重复。

　　当企业家选定一个地方，决定在这里购买或租用土地进行生产经营的时候，他掏的地价或者租金，主要不是买下这么一个空间来住人和摆放各种生产设施，而是为这个土地外部的经济资源给他的生产经营带来的好处所支付的价格。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企业家扮演一个组织者的角色。劳动力的所有者，是劳动者本人；资本的所有者，是企业家本人或投资人；技术的所有者，是拥有专利的人。那么，土地的所有者应该是谁呢？如果它只是一个可以住人和放机器的空间，它就和普通的资本没有什么区别，可以是企业家或投资人。

　　但土地所代表的绝大部分价值，却是它外部的经济资源。如果它的所有者是占着这块地的个人，就会出现所有者和实际投入者的错位。单个的土地所有者，即使花很大的努力，对这块土地价值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反之，即使他什么也不做，也可以从外部经济资源中轻松获利。

　　总之，外部经济活动的变化对土地价值的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纯粹的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空间经济资源的无效率或者低效使用。最合适的所有者，应该是能够从整体上调配空间经济资源并从中受益的城市地方政府。

012

四、土地的空间负外部性问题：道路通行权的案例

　　在地方政府与空间经济资源的关系做进一步讨论之前，需要对土地的空间外部性做进一步的讨论。上一节讨论是正外部性，而土地的利用同时又存在负外部性，这让土地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排污问题仅是空间负外部性中比较简单的一种。空间负外部性，是由空间活动的相互关联造成的经济效率的损失。

　　比如道路通行权问题。一片土地的所有者是否有权利禁止他人从自己的土地上经过？如果是纯粹的土地私有制，所有权人拥有完全的排他性权利，当然也就包括道路通行权。但土地占据了一定的空间，这个空间不能被移动。如果土地所有者将其围起来禁止他人通行，必然提高它周围空间的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这就是一种负外部性。它不像环境污染那么一目了然，但对经济活动的伤害更大。

　　作者举一个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案例来说明这种负外部性对经济效率的损害。

　　作者居住的小区位于北京市两条南北向平行的交通主干道之间。这两条主干道的车流量、人流量都很大。如果从东边的主干道的公交车站前往西边主干道的公交车站，穿过该小区是一条最短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流从小区通过。在小区的后门外面，有一条狭窄的街道。有很多小商小贩在此摆摊，沿街的门面也大多是餐饮商铺，每天都像赶集一样，商业活动非常繁荣。街上有一家约150平米的菜市场，旁边是一家面积大约300平米的餐厅。那家菜市场和餐厅是连在一起的两层平房。如果它是归一个业主所有的话，该业主一个月从菜市场和餐厅拿到的租金最少有10万元。

　　但这些店铺都位于小区以外，租金收入与小区业主无关，他们却必须面对每天很多人在小区里走来走去带来麻烦。刚开始可能他们自己也能享受一些便利，但随着这条街道越来越繁华，这种便利已经完全比不上外来人流带来的麻烦。于是，小区业委会通过决议：把小区封闭起来，把从小区到那条小街道的后门彻底封死，谁也别想通过。

　　小区后门关闭以后，那条小街道就成了一个死胡同，门可罗雀，一天到晚看不见有人经过。那家菜市场很快关闭了，餐厅也成天大门紧锁——所有的商业活动几乎完全消亡。
　　从那个菜市场和餐厅业主的角度考虑。

　　假设他每天出门都有一个强盗在门口守着，把他包里的钱洗劫一空。假设他的钱包最多能装1000块钱，他被抢了第二天还继续装着1000块钱出门，又被抢了。这样天天被抢，一个月才损失3万元，远远比不上他从菜市场和餐厅获得的租金。因此，这个业主宁可每天出门都遇到强盗，也不愿意小区把后门封闭。小区业委会的这个决策，相当于把街道上的业主们挨个抢了一遍，从每人手里拿走数万元、数十万元。但是：

　　首先，强盗抢钱是暴力犯罪，而开门关门是小区居民的合法权利。如果某条商业街道的商铺有一天被一群强盗挨个抢劫，金额动辄数万数十万，肯定是轰动一时的大案。而小区把后门封闭，给商铺业主们造成的损失相同，却没有任何媒体愿意关注；

　　其次，强盗把钱抢走了，钱还在强盗手里。而小区居民并没有拿到这个钱——它就是消失了。这是一种经济效率的净损失。

　　后门关上后，要从小区这边的公交车站去另外一边的公交车站，必须绕道，步行时间从15分钟上升到大约40分钟，增加了一倍多。这就不仅是小街道业主们的损失，还有每天成千上万人的时间成本的损失。这也就造成了整个区域经济运行成本的上升。

　　这个问题是否可能通过小区业主与小街道业主的谈判来解决呢？按照所谓的“科斯第一定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就行：开关门的权利完全在小区业主一方，权利界定很清楚。所以，小街道的业主们可以向小区业主支付一笔费用来换取开门的权利，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避免效率损失。然而在现实中，这个方案根本无法实现，因为谈判成本太高。

　　街道上的业主有上百户，有的自己经营、有的出租，门面大小也不一样。有的紧靠小区后门，处在关门后那个“死胡同”的末端，后门一关生意就完全消失；有的商铺临近另一边的交通干道，生意还能保留一些。如果小街道的业主想找小区业主谈判费用问题。首先，他们自己内部就要达成如何分担这笔费用的协议。这个谈判谁来牵头？谁去当谈判代表？怎样科学计算每家每户的比例？

　　协议达成之后，这个钱谁来负责收？负责收钱的人是不是该领点劳务报酬？有人赖着不交怎么办？有没有处罚措施？如果有，谁来强制执行？更麻烦的是，还有近百家路边摆摊的小商贩，这些人见缝插针，靠着墙根就摆上一个小摊开始做生意，城管一来就开跑。街道上的业主们如何去跟他们谈判，如何能保证收到他们的钱？

　　以上这些问题，几乎就是不可克服的。即使花了很大的代价克服了，再去找小区业主谈判。小街道业主们可能只愿意一个月给三万块钱，小区业主们可能想要三十万，每谈一次，双方就要再内部协商一次。小区这边稍好一点，毕竟有个业主委员会。街道那边没有任何组织，因为临街的店铺分属四五个不同的小区，有商业住宅小区，有回迁房社区，还有一个军队大院，临街店铺业主在各自社区的业主中只占极小部分，很难凑到一块儿来谈判。

　　实际上，从一开始双方就没有任何人试图进行这种沟通或谈判——小区业委会不可能主动去找临街店铺收钱。因为两方面的人都知道，谈判成本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在这个例子中，虽然双方权利界定清楚，但由于交易成本太高，最终导致了经济活动的无效率。总的来说，就是小区业主为了自己的便利，对自己权力所掌控的空间范围内采取措施，但却导致了严重的负外部性。生活环境改善的好处由小区内部居民享有，而损失由小区外居民承担，由整个区域经济系统承担。

012

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中分析了一个小村庄的修建引水渠失败的案例：

　　引水渠要经过别的村，占邻村的地。按理，最佳方案是修这条饮水渠，然后从本村增产的粮食中拿一部分出来给邻村作为补偿。但是，谈判成本与内部组织成本太高。于是，邻村拒绝提供水渠通道，该村的粮食产量只能继续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也是一个空间的负外部性导致经济效率损失的问题，其分析过程也与上面小区关门的案例大体一致。此外，他在书中讲的另外一个案例：

　　“去年我回当年插队的地方，听老乡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老乡集资开了一个采石场，修了路，买了车，投入了将近20万元，好不容易开工了。这时，承包田边有道路通过的一家人忽然发难，派了个老太太躺到路中间，拦住车辆，要求补偿。补多少？采石场一年大概能赚10万，他要8万。这边不肯，少了也不肯，怕先例一开，招来更多的老太太。于是开始讲道理，先在村里讲，再到乡里讲，最后到县里打官司。司法介入的成本之高昂，解决问题的时间只漫长，大家都是知道的。最严重的是，当我那位老乡胜诉之后，老太太依然躺在路上，法院判了也是白判。这时我们都很熟悉的执行难。走投无路之下，他用的办法就带点黑色了。”

　　——由于交易成本始终存在，而且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决策有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假设交易成本为0或接近于0的理论没有意义。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交易成本不为0是显而易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认为谈判成本一定需要降低，或者说降低谈判成本是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当然途径。为什么呢？因为降低谈判成本也是需要成本的。如果降低别的成本的成本小于降低谈判成本的成本，就不应该降低谈判成本，而是降低其它成本。比如，如果修一条地下通道或天桥的成本低于小区业主和小街道业主的成本，就可以无论谈判成本。

　　总之，提高经济系统运行效率的方案是多种多样的， “科斯定理”不仅在假设交易成本为0上是不切实际的，它给出的解决途径也不完全正确。由“科斯定理”推出来的，认为只要权利界定清楚，然后努力降低权利主体横向交易的成本，是经济制度演进的唯一正确方向的理论，也是错误的。

　　成本的降低，可以是横向的，也可以是纵向的。所谓纵向，即公权力的介入。它还可以是横向与纵向的多种组合，而且其组合的可能方式是无限的。公权力解决一部分，横向协商解决一部分，有一些是强制性的，有一些是非强制性的，公权力和私权力的主体数量可以是双方、三方、四方……公权力可以是行政权力，也可以是司法权力，还可以是行政与司法的综合体——比如美国证监会在处理证券交易问题时就兼行政权与司法权于一身。

　　如此多的权利组合方式，究竟哪一种最有利于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在了解实际情况、获得足够多的具体信息之后，利用我们的经验、理性和创造力来进行分析、判断，才能得到正确或接近于正确的答案。对此，本文已在第三章做了详细论述。

　　以上三个案例都发生在中国。是否可以说这是由于中国的制度比较落后，或者人民素质比较低造成的？只要中国建立了跟发到国家差不多的经济制度，或者人民素质提高了，类似的问题就自然可以解决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作为空间资源集合体的复杂性与人类偏好的多样性。只要这两个因素存在，前面那几个案例中问题就无法纯粹利用“权利清晰+横向交易”的模式来得以解决。在发达国家广泛存在的市中心贫困化的现象，就是土地负外部性无法得以很好解决的例证。

012

　五、土地的空间负外部性问题：对美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反思

　　西方城市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住宅过滤模型”，认为住宅可以通过住房老化、结构落后等因素逐步向下“过滤”，从高档住宅变成中档住宅，再从中档住宅变成低挡住宅。在此过程中，富人不断从老的高级住房搬往新建的高档住房，这些老的高级住房就通过“过滤”成为中档住宅，被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所购买；而这些购买中档住宅的人，又是从老的中档住宅搬出来的。这些老的中档住宅也就被“过滤”成了低挡住宅。这样，低收入阶层就可以搬进去住了。于是整个城市住宅市场，就通过不断的“过滤”而实现结构优化。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富人、穷人，还是中产阶级，他们的居住状况都得到了改善。

　　这个理论的重要结论是：市场的力量可以实现住房这种商品的有效配置。所以，住房这种商品和普通商品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只要不断修建新的高级住宅，就和不断生产高级轿车一样——富人购买高级轿车，把原来老的高级轿车卖出去，不断的“过滤”，让大家都能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买得起不同档次的轿车。唯一不同的是，轿车可以在空间上移动，而住房不能移动。

　　然而，这个“唯一不同”并非形式上的差异，而是一种本质上的不同。

　　首先，这种过滤的时间太长，效率很低。这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能够被“过滤”的只能是地上的建筑物，而土地是不能被“过滤”的。住房价值主要并不由建筑物的新旧决定，而是其所占据的土地的价值。土地的价值从哪里来？土地的价值来源于土地之外的空间经济资源的“溢出效应”。这种外部性和建筑物没有关系，也不会因为被人享用而消耗，更不会跟着房屋的主人一同移动或搬迁。土地不会因为被占用的时间长了，就从“高级土地”变成“中级土地”或者“低级土地”。

　　比如著名的纽约曼哈顿黑人聚居区——哈莱姆地区。这个地方以前是白人聚集区，詹姆斯?约翰逊在《哈莱姆：文化之都》一书中描述了它变成黑人聚集区的过程：

　　“当时，拥有过多的按照新法例而建的宽敞公寓房子……出现了一个经营房地产行业的黑人菲利普?佩顿，他向几个房产主建议，他可以把那些空置或者半空置的住宅租给殷实的有色人种租户。这项建议当即得到采纳……接着，其它住房也陆陆续续都住满了人。白人有相当一段时间并没有注意这一变动，直到它扩展到雷诺克斯大街以西才发现，这时他们急忙采取步骤加以制止。……黑人……进行了反击……

　　结果是一场硬碰硬的激烈竞争。黑人不仅继续租住他们能够租到的公寓房子，而且开始购买雷诺克斯大街和七马路之间独门独院的住宅。这一整套活动在白人看来具有‘入侵’的性质，他们感到十分恐慌，并且开始象逃避瘟疫一样地搬离这个地区。一家有色人种出现在一个街区，无论这家人是多么有教养和守规矩，也足以加速人们逃离。一所房子接着一所房子，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搬空了……房地产价格不断下降，到欧洲战事暴发时，哈莱姆区北半部的房价降到了最低点。 ”

　　这里涉及到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问题，不去研究。关键问题是，哈莱姆地区的房屋价格在不断的下降，而且这些住房的质量也没有得到改善。由于美国有色人种在整个社会中总体而言属于中低收入阶层。抛开种族歧视的因素以后，纯粹从经济上分析，这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住宅过滤模型”发挥作用的实例：高收入阶层不断搬走，去往城郊新建的高档住宅区，而低收入阶层则不断进入。

　　简?雅各布斯在她的成名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说：“进入这种廉租的住宅区基本上是由收入的水平决定的……宗教和肤色能造成人们之间的隔离，但在这里，隔离却不是因为宗教和肤色，而是完全因为收入这把双刃剑。它对社区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后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会消失。那些有能力、条件开始好转的家庭常常不得不离开这里…… ”在美国，大量的市中心贫民区就是这样形成的。

　　纽约之所以成为美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一个很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决定性的因素是它的地理位置。它位于欧洲殖民时期最先到达的根据地——新英格兰地区，又正好靠近大海，拥有极为优良的港口——曼哈顿港。虽然它有一些天然的缺陷，比如没有可以通航的河流与内地相连，但通过耗资巨大历时极长的建设，终于建立起来连接内地的运河。再加上数百年间公路、铁路、机场等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无数美国商业精英和众多普通劳动者的努力，它才有了今天的地位。而曼哈顿岛，就是享有这些空间经济资源的最佳区位。这些空间经济资源，不会随着建筑物的破落和人来人往而被“过滤”掉。它客观地存在在那里，用不完也搬不走。运用好了，就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为美国乃至全世界创造巨大的财富。用不好，就白白浪费掉，凭空消失了。

　　然而，这个地方却由于住宅市场的“过滤效应”，成为了一个破落的贫困人口聚集区。住在这个地区的居民，难以利用这些宝贵的经济资源，却可以阻碍别人来利用。而且，他们自己的利益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因为这里紧靠美国金融中心——华尔街，集中的都是最高端的产业，商业娱乐设施也是最高级的。他们靠近这个地区，既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也难以找到合适的消费方式。那些最适合他们就业、生活的地方在哪里呢？在远离这片中心区域的城市郊区——那里有很多低端的制造业、服务业可供他们就业，消费也很便宜。但这些地区被什么人占据了呢？它们却反而被在华尔街上班的高端人群占据了，变成了价格昂贵的高档住宅区。穷人们即使想去那里居住，也付不起房租，更买不起房子。

　　美国著名的城市经济学家Edwin?Mills在199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中心城市的贫困率大约是市郊的两倍。而在芝加哥和费城这样的大都市地区，中心城市贫困率大约是市郊的4倍——这对白人和黑人都一样。而且，市中心的白人贫困率与市郊白人贫困率的比例是大约2:1，这个数据还要高于市中心的黑人贫困率与市郊的黑人贫困率的比重3：2 。

　　于是就发生了巨大的经济浪费。在高端产业就业的富裕人群，居住在远离工作地点的郊区，每天开车很长时间到曼哈顿上班。在低端产业就业的贫困人群，居住在离高端产业聚集区最近的地方，每天也要花很长的时间去郊区上班。

012

这种情况对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域的贫困居民极为不利。奥沙利文在《城市经济学》中指出：“虽然生活在市中心的黑人居民能够往返于市中心住宅和市郊的工作地点之间——许多人都是如此——但这种方向相反的往返既花费钱又费时，有两个原因。第一，大部分的交通系统按照运送市郊的居民到市中心的模式设计，因而不适合运送市中心的居民到市郊的工作地点。第二，相当多的贫困家庭没有私车：45%的中心城市黑人家庭没有私车。拥有一辆车可以明显地节省上下班花费在路途上的时间。 ”

　　这种就业与居住的空间错位不仅造成时间的浪费，也造成了就业困难。

　　Ihlanfeldt和Sjoquist在1998的一项研究表明，对所有的年轻人而言——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当上下班时间增加的时候，就业的可能性就会下降 。这个结论很容易理解：一个人如果花更多的时间在上下班路上，他在工作上的精力必然受到影响。雇主也自然更愿意雇佣那些距离工作地点更近的劳动者。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住宅市场的“过滤”，并没有带来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反而造成了经济资源的劣化配置。这是因为：在住宅市场过滤模型中，只有人和住房两个因素，而缺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土地及其承载的空间经济资源G。从人与住房的关系看，在纽约地区，穷人住在破房子里，富人住在好房子里，这样的配置很合理。但引入空间经济变量G以后，这样的配置就变得很畸形了：穷人和破房子占据了城市的黄金地段——却无法利用，反而深受其害；富人和好房子占据了低端产业集聚所带来的空间经济资源——也无法利用，也存在诸多生活上的不便。

　　除了就业和生活上的不便外，整个贫困人口聚集地区在治安、教育、卫生等方面也问题重重。中心城区的学校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大大降低了贫困家庭的孩子将来摆脱贫困的可能。政府即使想在附近建更好的学校和医院，也找不到地方建。更何况由于财产贬值，以财产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社区财政也困难重重。总而言之，这种空间格局错位的情况，受害最大的并非富裕阶层，而是占据着市中心宝贵的空间经济资源的居民——这些资源很有价值，但他们用不上。

　　这是一个多方利益受损的格局：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受损，居住者自己的利益也受损。几乎没有人能从维持这种空间格局不变中获得收益。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里对此的评价很到位：“贫民区以及里面的居住者是一些问题的受害者（和始作俑者），这些问题似乎只有开始，没有结束，而且还互相纠缠在一起，一天比一天严重。贫民区的行为就像怪圈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怪圈总有一天会吞噬整个城市的运行。 ”

　　以上仅仅是从居住与就业的关系来分析问题。实际上，市中心的贫困人口聚集区，最适合的用途并非全部用来修建更好的住宅。即使在哈莱姆地区修满摩天大楼，也不会显得浪费。在曼哈顿岛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就是应该用来发展最高端的产业，因为它集合了全世界最好的空间经济资源，无论人才环境、资本实力，还是信息和交通基础设施都是第一流的。它的旁边就是华尔街，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心脏。

　　如果能够对哈莱姆地区做更好的改造，将这里聚集的贫困人口搬迁出去，在更靠近低端就业的城郊地区居住，一切就会不一样。这并不需要额外的经济成本——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所集合的空间经济资源的价值足以支持规模庞大的搬迁计划，它足以让所有的贫困居民都一夜之间全部变成百万富翁。这些钱可以让他们在郊区购买很大很漂亮的房子，价格低廉的汽车就更不用说了。这些地方有更适合他们的就业岗位，可以规划建设更好的学校、医院等等。

　　贫困居民搬迁之后，政府就可以在这里重新进行空间规划，将曼哈顿岛建设成为一个比现在好得多的金融中心。曼哈顿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可以卖多少钱呢？那一定是一笔天文数字。为什么有人愿意掏巨款来这里购买土地和房屋？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块土地所集合的空间经济资源来创造更多的财富。这部分潜在的新增财富，现在每天都在白白流失。最后算下来，所有人都会从搬迁改造中获益——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所以，这种搬迁改造绝不是什么公权力或者财富阶层来剥夺这块土地上的居民的居住权和财产权——他们的居住面积和财产价值都将翻上好几倍，生活状况将大大改善。相反，维持现状，才是在损害这些贫困居民的利益，剥夺他们发展的权利。

　　总之，全美国最适合发展高端产业的地方被一些破旧的、低矮的房屋所占据，这是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类似的状况在美国各大城市地区普遍存在，且长期得不到改善，就是一种经济制度失败的显证。

　　这种失败的经济制度的核心，就是土地私有制。

　　土地私有制以及与对私有财产权过分保护的一套理论和制度，使得个人可以凭借土地所有权对社会财富进行破坏和掠夺。某个人在十年前二十年前占据了一块地方，则此后外围经济活动带来的种种好处，都会被“资本化”到这块土地的市场价值当中去，其个人财富就会不断增值。此外，还有很多好处他自己享受不到，但也可以占着不动，谁也别想享受到。这些享受得到享受不到的价值，都与其个人的努力无关。即使空间结构的变动，是对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有好处的事，也会因为空间负外部性所造成的庞大的集体谈判成本而无法实现。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社区的衰落。有钱人只能自己搬走，搬到郊外新开发的地方去。这种“住宅过滤”的结果，就是空间经济资源严重失配。

　　如果有商人想开发这块地区，也会被谈判成本所击退——只要开发范围内有少数几家人不愿意，整个地区都无法开发。如果他挨家挨户谈判，一家一家支付搬迁成本，等到最后几家的时候，这些人只要不搬，他以前所支付的全部成本就会打水漂。最后的结果是：最后一个搬迁的人将有权向其索要全部开发预期收益——如果我不搬，你一分钱也赚不到，还可能陪大钱。所以，如果预期收益是1个亿，我问你要9999万元也是合理的。甚至要1亿1000万你也不得不给，因为你前期已经支付了超过1000万的成本。面对这样的博弈格局，任何开发商都会知难而退。

　　所以，市中心贫民聚集区的形成，在全世界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都是一种必然现象。无论是最发达的美国，还是欠发达的如印度和一些拉美国家，都是如此。在欠发达国家，这种情况比美国还要严重：城市经济刚一发展，农村地区居民就不断涌入，占了一块地就盖个破棚子。于是周围都发展不了，只能不断的聚集跟它一样的破棚子，形成大片的贫民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这些地区就成了城市中心区域等一些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位置，可谁也动不了。它周围优良的港口、火车站、机场、银行、商场，以及各种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区位优势，全都被这些土地和它上面的破棚子所吞没。

　　如果有人愿意掏出合理的价钱，大部分贫民区的居民应该会愿意拿着钱搬到更好的地方去居住。但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呢？不少信奉“科斯定律”的人相信，只要权利界定清楚，交易就总是可以实现的——无非就是多花点时间来谈判嘛。市场经济的理论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只要出的钱高于房屋的市场价值，就可以买得到。但土地的空间外部性所造成的博弈格局决定了：除非有公权力的介入，这种交易永远也无法实现。

　　权利的正确划分，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前提，同时也即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权利界定是否合理，与交易成本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合理的权利界定，本身即可降低交易成本；清楚但不合理的权利界定，本身就会创造巨大的交易成本。

　　在城市中心贫困化的问题上，空间改造的交易成本不是谈判的难度造成的，而是权利界定错误造成的。

012

六、作为空间经济资源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城市地方政府

　　利用本文前面所论述的思路，来分析中国的城市地方政府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前文已经指出，作为空间经济资源集合体的土地，最合适的所有者应该是城市地方政府。

　　首先，城市地方政府有最大的动力实现其辖区内土地的空间经济资源价值最大化

　　在任何经济制度下，无论是土地私有制还是土地公有制，都不会有任何一个组织比地方政府更希望这种价值最大化。地方政府的利益是和它的辖区内的空间经济资源捆绑在一起的，这些资源没利用好，地区经济衰落了，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可以搬走，唯独地方政府搬不走。企业和个人，都只会希望自己所占据的那一块土地的价值最大化，只有地方政府才需要从整个空间资源价值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由于空间外部性的作用，如果把土地上的一切权利都划给占据其上的企业和个人，一定会导致空间经济资源的劣化配置。


　　第二，城市地方政府在实现空间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方面有不可超越的信息优势

　　如前文所述，空间经济资源包括了地方化的特殊经济制度、政府运行效率、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经济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素质，还包括人文地理特征等等。这些信息，同样没有任何组织——无论是上级政府，还是企业和个人——有可能比地方政府了解得更加全面。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中大部分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而且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的跟这些信息打交道。不仅掌握了充分全面的信息，而且掌握了全面的搜集这种信息的渠道。在这个地方生活和经营的企业和个人，虽然会掌握一些更具体的信息，但都只会从微观的视角来搜集和获得地区经济中与自己利益相关的那一部分。而空间经济资源G区别于普通经济生产要素的特征就是外部性，只有从整体来加以考虑才能实现其价值最大化。


　　第三，城市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与空间格局的调整密不可分

　　城市地方政府在规划公交路线、修建地铁、道路，包括学校、医院、图书馆等设施的选址，都要立足于空间布局来考虑问题。这些公共服务不能与空间脱离关系，既受空间经济资源外部性的影响，也极大的影响着空间经济资源的价值。如果政府行使了这些职能，却无法调整空间布局，就会出现权利、义务的错位。这种错位的结果，就会导致公共服务的空间配置不合理。

　　第四，只有城市地方政府能合法利用强制力来克服土地的空间负外部性问题

　　空间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可以在空间上流动的经济资源不一样，必须要有强制力介入才可能克服土地的空间负外部性。在一个法治社会，除了政府，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应该被允许掌握这种强制力。

　　——目前有一些地方在拆迁过程中，把强制拆迁的任务交给开放商或者拆迁公司，这是错误的。具体的拆迁工作，包括制定方案、谈判交易、资金支付、拆除施工等等可以外包，但涉及到强制措施的部分，必须要由政府工作人员来执行。公司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组织，不是一种可以合法对他人的人身和财产采取强制措施的组织。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是如此。

　　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拆迁领域，在其它一些领域也存在。比如浙江某地进行所谓的“税收征管社会化”改革，把向中小商户征税的权力交给一些社会机构或个人来完成，引起了中小商户的极大不满，最后还引发了暴力冲突。

　　政府的有些经济职能比如招商引资，可以外包或者自己设立下属公司的形式来实现。但征税的权力不是政府的经济职能。直接征税不是平等交换，而是带有强制性的权力，因此不能外包。这种外包，就是政府职能的过度市场化。

　　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它在构架上和程序上都对暴力的使用做了大量的规范。或者说，政府这种组织结构就是为了将暴力行为理性化而产生的。人类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发明了无数种理论，进行了无数的变革和实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将这种组织结构完善到今天的地步。虽然政府在行使这种权力上，还存在很多问题，还不够完善。但把这种行为转移给缺乏这些规范、理论和传统限制的其它组织，特别是建立在利润最大化的理论基础上的公司企业，其效果一定会比政府行使要糟糕得多。

　　所以，要实现空间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一定要强制力量介入。要有强制力量介入，就只能是政府介入。由于存在以上四个因素，则城市地方政府不可避免的成为了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而非宏观调控者。

012

2013-01-27 21:42

第十七章 GDP的战争：城市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机制与中国的特殊优势


　　在生产函数中，Y=F（C、L、K、G），作为空间经济资源集合体的G是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投入要素。城市地方政府如果不把它经营好，就会导致空间经济资源劣化配置，这就是政府失职。城市地方政府与它的上级政府，包括省一级和中央政府的最大差异即在于此。要研究城市政府如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就应该立足于这个G。
　　
　　这里G不是指土地，而是空间经济资源，土地仅是其载体。地方政府作为空间经济资源投入者对G的投入和经营，也并不是仅仅是指进行土地利用规划，而是包括了本地化的制度变革、公共服务投入、产业调控、土地规划等在内的综合手段。

　　一、考虑了空间经济资源投入成本后的微观经济资源组合

　　站在企业家的视角来看。从本文以企业家为核心构建的微观经济模型出发，可以将这一生产函数形式以几何形式表达出来。如图17-2所示。
　　
　　图17-2所表达的含义十分明白，即企业家负责组织生产，将各种生产要素组织起来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并负责开拓市场。企业家组织生产的决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产什么，在哪里生产，用什么样人来生产。他根据生产的内容购买不同的中间投入品（包括取得投资、购买机器和技术等等），根据不同区域的空间经济资源来决定在哪里生产，然后还需要招聘到所需的劳动力来进行生产。他需求投资和购买设备，需要和资本所有者打交道；要招聘劳动力，就要和劳动者打交道；要获得理想的空间经济资源，就需要和城市地方政府打交道。这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投资者之间寻求好项目投资，中间产品销售者向企业家推销自己的产品，需要同行业彼此竞争；劳动者要寻找好的企业，也要彼此竞争。同样的道理，地方政府要让好的企业到本地投资办厂组织生产销售，也需要彼此竞争。

　　因此，城市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或者西方经济学中抽象的“政府”的相比，它不仅具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能，同时还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城市地方政府要直接负责向经济活动提供生产要素，一方面要组织“生产”此类生产要素，还要负责把它以最佳的价格销售出去，以实现空间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城市地方政府的管理者，与企业家一样，不仅要负责“组织生产”，还必须负责“开拓市场”。企业家生产和销售的是普通的商品和服务，而城市地方政府负责生产和销售的，则是空间经济资源G。                        

012

二、城市地方政府所面临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

　　按照本文第8章的微观经济模型，城市地方政府同样需要创造或改变自己所管辖范围内的空间经济资源G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

　　地方政府可以改变G的供给曲线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往往都会以“三通一平”为前提，即为企业家提供通水、通电、通路和平整土地，作为其组织生产的基础。这种“三通一平”就是在原有的土地上改变其所能集合的空间经济资源。在“三通一平”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建设更大的、基础设施配套更好服务更好的产业园区。除了硬件设施以外，一些优惠政策、劳动力的培训等等，也都可以显著增加同等面积的土地上所能承载的空间经济资源的价值量。

　　在把空间经济资源组织好以后，地方政府还需要负责把它销售出去。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地方政府和企业一样，不可能面临一条平坦的需求曲线，而必然是一条斜向下的需求曲线。“招商引资”即是一种最典型的地方政府向企业家推销自己的本地空间经济资源的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地方政府主动出击，扮演了一个销售人员的角色。这是因为，信息的获得需要成本，而且往往是巨大的成本。对于本地的空间经济资源的具体信息，地方政府了解得最为充分。对需要进行投资决策的企业家来说，具体到哪一个地方投资建厂，需要对备选地区的具体的经济制度、政府效率、劳动力素质、产业链、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等有非常详细的了解，而了解这些具体的本地化信息的成本极为高昂，绝不是在地图上比划或者搜集一些书面材料就能完全了解的。

　　此时，就需要企业和城市地方政府双方的努力来克服这种交易成本。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城市都热衷于到西部沿海地区开各种“招商引资会议”，即使降低这种交易成本的一种形式。

　　而很多城市地方政府也专门有负责招商引资的部门，有一大批专门的招商引资人员长期在外地负责招商。这就和市场上的各种企业一样，除了有厂房搞生产以外，还有一大批推销员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跑销售。而且，招商员和推销员的激励机制也很相似，都会采用底薪加提成的方式。

　　这种类比绝非形式上的相似，而是由于在这种问题上，企业和城市地方政府一样，都属于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投入生产要素并索取回报。企业生产和销售商品与服务，而城市地方政府则生产和销售其空间经济资源G。如同前文所分析的推销员因其开拓市场的创造力而要与企业家分享企业家利润一样，招商人员也会因其发挥创造力克服交易成本而从中分享利益。

　　因此，可以用前文的公平竞争模型来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如图17-3所示。
　　
　　图17- 3城市地方政府所面临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                        

012

在图17-3中，城市地方政府需要投入劳动力成本。在这个层面，它是和普通企业一样，要在劳动力市场上参与竞争，以合理的工资水平、良好的福利和晋升前途等来招聘劳动力。而扣除劳动力成本后的其它成本，可以视同为资本成本，即它在修建各种基础设施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这些成本，都可以假定为其边际成本是递增的。而同时它也面临一条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即它向空间经济资源G的消费者企业家提供的销售价格。X1代表了它所能生产的空间经济资源G的价值量。这里的X1并不是土地面积，而是土地上所承载的空间经济资源。

　　从形式上看，这个图形与企业家所面临的需求与供给曲线是完全一样的。其间最大的差别在于纵轴P并不是代表货币价格，而是另外一种更为复杂的综合的价格。这取决于地方政府对其利益的判断。

　　地方政府在“销售”其空间经济资源的时候，与市场的企业不一样，并不是追求直接的货币价格收入的最大化，它包含了一系列价值目标。

　　既有直接出售土地带来的财政收入，也有在招商引资成功以后，对未来企业所缴纳的税收的预期价值，还有企业在解决本地劳动力就业方面所起作用的利益折算等等。这个利益计算方式取决于城市地方政府的具体制度安排，包括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税收分配和人事权利的安排等等。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城市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空间竞争，争取一流的企业到本辖区内投资生产，或者是本地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由此使本地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更高的社会就业率、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更有利于官员自己的晋升等多方面的利益。

　　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地方政府必须加强政府内部的改革和推动区域内经济制度的改善。这种竞争制度本身，即有利于城市地方政府提高自身行政效率、消除腐败、提高透明度，改善政府治理和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其效果与基于价格机制的市场竞争是非常接近的。它也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是理解中国经济奇迹不可或缺的一环。

012

三、城市地方政府经营空间经济资源的案例分析（1）

　　本文以成都市为例说明城市地方政府在改善和营销本地空间经济资源的行为所取得的效果。

　　在2003年，英特尔公司计划在中国投资建设芯片工厂。引入英特尔，在成都建立了国际一流的芯片封装工厂。为了考察成都是否适宜投资建厂，英特尔专门组建了一个调查团队在成都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调研。

　　在此期间，成都市政府部门通力配合，向投资方介绍成都市的区域优势，并与调查团队密切沟通，了解投资方的各种需求，最终成功说服了英特尔在成都投资建厂。

　　这一事件，一方面由于成都市经济发展的战略制定正确、产业定位准确，另一方面也是对政府效能的一大考验。英特尔这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司对成都市投资环境的承认，也就代表了整个电子信息行业对成都市投资环境的承认，此后，以后又引进微软、赛门铁克等世界知名的电子信息企业也相继到成都投资，而这些企业在世界各地的配套企业也相继入驻，同时成都市本度的电子信息产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成都市政府首先是在英特尔来考察以前，就“生产”了具有吸引力的空间经济资源。

　　早在1996年，成都市即获得中央政府批准成立了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级的高新区，对于在这个开发区投资办厂的高科技企业享有多种优惠政策；

　　其次，成都市已经将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其重点发展的支柱行业，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规划；

　　第三，成都市此前已经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实验区”的牌子，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这种优惠政策、高新区的历史建设基础、未来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的政府投入承诺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政策制度环境，当然也包括成都市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劳动力素质、地理区位等其它优势，就成为了成都市可以向英特尔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销售”的空间经济资源——即只有在成都市辖区的某一地域范围内投资建厂，才能享受这样的资源。它与土地所占据的空间范围密不可分。

　　为了享有这样的经济资源，企业就要花钱——在土地上投资建厂、生产、销售，要雇用大量成都市本地的劳动力，还要缴纳各种税收。

　　但是，对英特尔公司而言，它们要了解这些本地化的经济资源信息的成本非常高。如果没有成都市政府的通力配合，自己进行考察非常困难。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成都市政府不采取积极的行动，而是坐等投资者被动的选择，英特尔公司的投资就很有可能被武汉或者其它城市吸引过去。即俗话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

　　成都市政府的这种配合，其实就是一种销售行为。

　　在与其它中国城市的竞争过程中，成都市一方面提供了好的产品，一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到位的销售策略，最终成功的把自己所拥有的这个经济资源“销售”了出去，在竞争中获胜。

　　这场竞争的胜利，本身又是一次巨大的“营销”。从此后，成都市高新区招商引资就可以打着“英特尔公司入驻”的旗号来向其它高新技术企业推销自己的空间经济资源，效果就更好了。

　　于是，世界电子信息企业巨头纷沓而来，本地的配套企业和一些小的电子信息企业也跟着蒸蒸日上。它带来的综合效益非常巨大。为了得到这些利益，英特尔公司投资建厂的这块土地，是政府可以廉价甚至亏本出让，最终算总账下来，成都市依然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这个利益驱动机制，就比纯粹的土地私有制的利益驱动机制更有利于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如果假定成都市的土地所有制是完全的私有制，政府无权在土地利用上与英特尔交易，英特尔公司只能与私人所有者谈判。而它的竞争对手武汉市则是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也即现在中国现实存在的这一套土地制度。

　　那么，在这笔交易中，英特尔公司看中的那块成都的土地的所有者就会开出很高的价格，因为一旦把土地出让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从英特尔的投资中获得任何利益了，诸如增加就业、拉动产业链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等等利益均与土地所有者无关。这种情况下，成都市就很有可能丧失竞争优势，这种损失，就不仅是土地所有者个人的损失，而是整个成都市的损失。

　　如果采用政府将其所获得利益以财政补贴的形式支付给英特尔以弥补地价上的劣势，或者由政府直接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价呢？

　　实际上，在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城市地方政府在征用土地的过程中也需要支付巨大的价格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

　　首先，英特尔公司投资建厂所需的土地巨大，不可能正好就归一个土地所有者占有，实际上它必须面对成百上千的土地所有者。如前所述，在没有强制力介入的情况下，由于土地的空间负外部性，只要有一家或者少数几家住户拒绝搬迁或者漫天要价，整个工厂就不可能建设起来。这种巨大的谈判成本可能会比土地价格高一些本身更能构成英特尔公司投资建厂的障碍。所以，仅仅靠补贴是不行的，必须有强制力的介入才能解决问题。

　　其次，将英特尔来此投资建厂的预期收益折算成货币给这些土地所有者并不不合理。土地所有者仅仅是占据了这块土地，而不会为英特尔公司未来的发展贡献力量，所以把该工厂带来的劳动就业、财政收入等等未来的收益支付给占有这部分土地的个人，很不公平。

　　所以，可以合理的认为，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现有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能够更有效的实现空间经济资源和企业家所掌握的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两种制度的竞争中，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必然会战胜土地私有制，更好的促进区域竞争和经济增长，同时也能更好的促进社会公平。尽管中国现在的土地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但改革的方向绝不应该是把土地私有化，而是努力完善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制。

　　总之，英特尔项目落户成都的案例说明。这种由政府主导，集中力量在重大项目方面取得突破，以点带面，一举奠定一个地区在某个产业方面的优势，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这里的社会主义优势的体现绝不是空话，而是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土地公有制直接相连。

012

五、城市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机制

　　城市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处于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提供者的地位。它负责生产并直接向企业销售其基本要素：土地及其承载的空间经济资源。所以，它是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

　　尽管我们在前面说，中央政府不应该对创造性产业进行直接干预，但城市地方政府则无疑具有这样的职能。它要通过对辖区内的人文、地理、交通、经济发展现状等等诸多情况来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决定哪些产业该优先发展、哪些产业不优先发展甚至不发展。比如成都市的“一区一主业”的产业园区发展规划，它在寿安镇圈定的发展包装印刷业的园区，就只面向符合其规划的企业，而拒绝其它类型的企业入驻，也即不向它们提供其土地所承载的空间经济资源这一基本生产要素。即使是包装印刷业企业，它也可以从中进行挑选。

　　中央政府是一级没有竞争者的政权，它限制某一种产业的发展，就可能会阻碍竞争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降低企业效率、阻碍创新。 而城市地方政府有足够多数量的竞争者。

　　在中国，由于这种竞争的胜负与政治家的个人前途关系密切，而中国特色的职业政治家制度而与西方国家那种各种企业家、社会名流都来参加竞选，下台以后又回去干老本行的制度相比，这种前途对政治家个人来说利益关系极大。

　　因此，这种竞争非常激烈。某一个城市，如果它的产业定位不够准确，它提供的空间经济资源的性价比不够高，企业家、资本、人才很快就会流向其它城市。它的经济增速就会放缓，该城市的决策层马上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而被迫根据实际情况从制度上、政策上、规划上进行调整。特别是在高速交通网络和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技术组成的高速信息网络形成以后，人才、信息、资本、商品的流动成本很低，这让这种空间竞争机制的效率大大提高。

　　将图3-8中的“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运行与制度环境的关系示意图”中的竞争主体理解为作为空间经济资源提供者的地方政府，将市场竞争机制变为城市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机制，可以得到图17-4。
　　
　　图17- 4作为空间经济资源提供者的城市地方政府与空间竞争制度的关系                        

012

从长期来看，城市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的所带来的效率的改进，与空间竞争机制的边际效率的改进直接相关。空间竞争机制的效率越高，则城市地方政府提供空间经济资源的效率就越高。该竞争机制的效率，与一个国家的法制完善程度成正比，与信息流通、人口和商品的流动成本成反比。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法制不够完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多伴随很多不正当手段，比如不准外地企业的产品在本地销售，不准本地有优势的原材料以更高的价格供应给外地企业，甚至出现有一些企业家想要搬迁或者是到外地投资而被栽赃陷害的情况。此时的空间竞争制度，对经济效率的提高就有很有限。

　　随着法制的完善，人、财、物的空间流动的制度成本大幅度降低，地方政府就不得不走向通过提高辖区内的空间经济资源优势的方式来吸引资金和人才。

　　在互联网兴起以前，地方政府受到的监督相对较少，问题很多，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信息流通的速度大大加快，地方政府行为所受的监督力度迅速上升，其效率也就随之迅速提高了。

　　总之，这种外部的空间竞争制度的运行效率与地方政府自身的效率和它管理空间经济资源的效率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其间的道理，与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和企业内部的效率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

　　但城市政府之间的空间竞争和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也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由三个原因造成：

　　第一，城市地方政府既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一级政权机构，它不仅要负责优化空间经济资源配置，同时还要负有民生保障等多种基本的政治职能，所以其竞争机制的胜负规则不能完全由经济发展的快慢来决定，而必须是二者的综合；

　　第二，土地资源十分稀缺，且存在空间外部性。每个地方政府管辖的空间范围不可移动而且不能被替代，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好坏，不仅影响本地区经济利益，也必然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带来影响。

　　第三，经营不善的企业可以破产倒闭，然后由更适应市场的企业兴起而将其替代，而一级政权机构是不能倒闭的。其发展过程是一个永续存在的过程，必须不断的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结构优化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

012

六、 “制度的空间实验室”：中国城市地方政府空间竞争制度效率的特殊优势

　　现在，我们将“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两种横向竞争理论综合起来对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机制进行分析：

　　假设在一个国家由A社区和B社区组成，整个国家的居民的偏好分为两类，即懒人和非懒人。这两个社区里面两种人都有。其中A社区懒人与非懒人的比例为51:49；B社区的懒人与非懒人比例为49:51。而这两个社区的政治制度都是采用的一人一票式的直接选举。

　　选举的结果，A社区必然选择懒人偏好的经济政策，而B社区则选择积极的经济发展政策。在此情况下，A社区中的非懒人就会“用脚投票”，迁往B社区。这里并不需要迁徙成本为0的假设，只要迁徙成本低于他们改变经济政策的成本即可。而B社区的懒人也会选择迁往A社区。这种迁徙带来的结果，只会强化而不会改变两个社区既有的经济政策。

　　最后的结果，就是A社区经济发展落后，而B社区经济发展迅速。如果这是两个企业，最后的结果是发展缓慢的一方被另一方吞并。但地方政府不能互相吞并，A社区也不能破产 。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存在保障民生的基本职责，在存在中央政府的情况下，由于A社区经济发展落后，结果就是B社区要多向中央政府交税，而中央政府则用这些税收来向A社区进行转移支付，A社区利用这些转移支付来保障社区居民的福利。

　　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区域竞争格局。A社区和B社区是很难展开空间竞争的，A社区的政府也没有动力和压力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形成一种负向的激励机制。

　　如果按照城市经济学中现在的“用脚投票”理论来评价，这种现象应该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它让懒人和非懒人都各自在自己喜欢的经济政策之下生活，实现了社会经济多元化发展。但问题在于，以上分析并未考虑地理空间的外部性、独特性和稀缺性。如果在空间上将这两个社区的独特性加以明确，A社区位于该国家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区域比如主要河流的入海口，而B社区位于该国环境最脆弱而且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区域，这种矛盾就会显现出来。

　　比如，中国的三峡库区。这里环境资源极为脆弱而且位于崇山峻岭之中，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作者在2010年在山峡库区调研得知，这里的居民和官员都非常迫切的想要大力发展经济。这其实也不用调研也可以知道，这个地区那么穷，人民群众长期以来也具有很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旦有机会发展经济，必然会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来改善自身的生活。如果让人民群众集体投票决策，最终结果一定是大力招商引资建厂，也即选择B社区的发展模式。最后的结果就是严重的环境破坏，对下游地区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

　　但实际情况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官员的任命掌握在上级政府手中。中央政府从整个空间经济资源最大化的视角出发，不让这些地区发展经济。地方官员当然想努力发展经济，这不论对本地群众，还是对提高政府财政收入都有好处。但如果他们也很明白，如果违反中央政策，他们就会被免职。当地的地方政府一方面要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又不能采用积极的经济发展政策。所以他们就采用了大力推动当地居民向外迁徙的特殊政策：

　　首先，努力组织民工输出，通过加强培训，加强和沿海地区企业的联系，加强与外出务工人员创业者的联系等等方式让本地劳动力大量输出，减少人口；

　　其次，狠抓教育，提高本地高中生的升学率，通过高考等各种形式让本地学生到外地读书。地方官员称，一般只要送出去一个大学生，没几年他在外面就业安家了，很快就能把一家老小都带出去。

　　这种政策方向，与“用脚投票”的理论分析正好相反，本地政府不仅不希望外地居民用脚来把票投过来，而且千方百计让本地居民到外地去“投票”。但它是正确的，既有利于改善本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保护三峡库区的环境，形成正的空间外部性。
　　另一个与之相反的例子是成都。

　　成都位于成都平原，由于都江堰这一伟大的水利工程的存在，几千年来一直旱涝保收。这里的居民生性都比较懒散，习惯了过一种知足常乐的生活。但是，成都是四川的省会，居于四川盆地最佳的经济发展区位，同时也是西部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从区位上讲，它必须要起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龙头的作用，不仅不能不发展，而且发展慢了都不行——会对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受本地文化的影响，这个地方的政府工作人员当中也有不少人习惯了过一种懒散的生活。

　　2010年，在成都举办的西部科学论坛上，成都市委书记讲了这样一段话：
　　“成都历来是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条件让不少人感觉良好、自得其乐，也因此安于现状。群众有这样的心态无可厚非，我们希望大家过得安逸、巴适。但干部若有这样的思想则与责任要求格格不入。因此，必须破除一些干部头脑中的‘天府意识’，促进广大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思想要走出盆地、眼睛要看向世界，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

　　——也即成都作为“天府之国”，群众可以“休闲”，政府工作人员不能“休闲”。休闲可以作为城市文化品牌，但不能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战略。这个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不仅关系到成都市居民的利益，而且关系到受成都影响的整个空间区域的人民的利益。如果此类战略完全由本地居民所决定，就有可能难以形成有效的区域竞争、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的共同发展。

　　过去多年来，成都市政府由于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成都、重庆等一批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经济却加快了发展步伐，为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整体保持平稳高速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中国没有这种区域竞争态势，在沿海高速发展的时候，内陆地区坐吃山空，只管劳动力输出，通过“用脚投票”加上“用手投票”的方式形成“懒人社区”和“非懒人社区”的空间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就可能不会在这次国际经济危机中表现得如此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