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上半部份(蓝色部份)由杨威利翻译,下半部份(黑色部份)由JOHNSONPERSONAL翻译
第一章:欧洲的无条件交往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股全球性的力量。近十年来它的经济成长速度在当今世界无人可比。在工业和贸易方面积极甚至是侵略性的政策与集体性的对储蓄甚于花费的偏爱,已经让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更把数额巨大的资金交给政府利用。全球经融危机虽然使中国大受打击,但是它清楚的证明世界经济的兴旺现在依赖于北京的决定就像它依赖于欧洲的一样。让中国增加其对全球金融稳定性的贡献,包括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用资金,是一个国际性的偏好。在最大的全球性问题上,从气候变化到经济条约或核扩散,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北京都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崛起的新闻没有被消息灵通的欧洲所忽略。但是由于它是如此令人着迷,有些人对长远结果担心多过于希望。欧盟的领导者分担很多这类的担忧,而且正在仔细地观察中国。每年到中国的由欧洲官方派遣的代表团都是一个极大数目-2007年450个代表团- 表现出了对中国巨大的兴趣。然而欧洲的政策方针却仍然遗忘了中国的真实现状:世界第一的货币储备拥有者,它的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和在军事上的巨额投入,欧盟第二大的贸易伙伴。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是通过中国与全球一体化的经济规则相隔离的巨额货币。
但是欧盟对待中国好像它仍然是一个刚出现的势力。一个在 1985 年做出的协定推断 - 讽刺性地计划通过欧洲与中国的贸易盈余部分来帮助欧洲-仍然是欧中关系的法律依据,它所崇尚的态度仍然塑造着欧盟的思维方式。一个欧洲官方主导的对话和协议试图使中国卷入规则和责任,以保护欧盟免受中国恶意行为的伤害而且按照欧洲的路线转变中国的政策。甚至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欧盟与中国交往-因此去乐观的假设-将会在中国国内和国外“欧洲化”中国的行为。5但是这态度既高估了欧洲的塑造转变能力也低估了中国利用这一协定达成其自身目的能力。欧盟官方的中国政策令人遗憾地与欧中关系的现实相脱节。
欧盟:忽视现实
欧盟按照自己的想象来塑造中国的例子数不胜数。欧盟对中国伴随其2001年加入WTO组织进一步开放其经济体系的希望已经落空-中国政府认为获得WTO会员资格是改革的终点而非起点。北京已经加强对中国公司的集中控制和增加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非正式障碍。政治自由化似乎已经受阻,或甚至倒退:中国已经收紧了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增大对不同政见者的压力,而且停止甚至倒退了对地方选举的改革。在联合国,北京已经在会员大会缔造了一个坚固的投票联盟,时常动员用于反对欧盟的价值观比如欧盟对人权的坚持。6而且中国已经清楚地表达,尽管他将气候改变当作一个主要问题,但是中国将不会损害它的经济增长来对抗它。
不久之前中国还在对除了台湾之外的一系列国际问题保持低姿态。现在它在所有的全球问题上都占据中央舞台,因此中国认为可以基本忽视的欧洲的杠杆作用进一步被削弱了。然而欧盟决策者坚持幻想中国的发展会带动其商业阶层和政府官员越来越的遵循欧盟的价值观。欧盟主导的会议,谈判和对话,他们希望,推动中国朝着更好的社会政策,更多的财产权利、改良的环境保护和政治自由化。
建筑在这样的思考方法基础上,欧盟致力于说服中国的领导阶层在是否开放市场,法律原则或气候改变这些方面按照欧盟的要求行事。一个欧洲的官员把这方法描述为" 要求中国帮助欧盟帮助中国 ".7这一方法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稳定增加的欧盟阐述其对华政策目标;这些目标时常因为新的突发事件而改变。而且很少被坚持到底。欧盟从未对它独特的政策进行一个适当的评估。
成员国:忽略战略
在欧盟水平的缺乏对华政策中心思想表现为成员国之间的不断扩大的分歧。虽然成员国之间关于如何对待中国崛起有着不同的观点,一个导致这一分歧的重要理由是很多成员国之间都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他们采取独立的对华政策比按照欧盟统一态度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在大部份的情形下,中国对各个成员国在主要问题上的让步都是如此地微小,事实上毫无意义。大部分欧盟成员国政府了解当独立的国家对华政策不起作用时,无条件地采取欧盟水平的对华政策才是正确的态度。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的能做得更好,无论集体或者独自地。欧盟对华政策的失败源于错误的想象力。
27个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是改善欧盟对华政策的巨大障碍;没有任何改进是可能的除非欧盟找到一个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但是开出一个药方首先需要诊断。我们已经因此开始对各个成员国对华政策的"评估",检查每个国家在对华关系上的实际或者有争议的成果。我们的数据显示成员国的分歧主要是以下两个问题:中国对欧盟经济的冲击、中国的政治和人权记录。
我们的分析主要有自两个数据来源:广泛地与中国、欧洲的官员和专家访谈,和委托各成员国对其与中国关系的评估。我们同样调查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看法和他们如何看待欧盟组织。
随后的图标形象展示了这一答案,该图的水平轴用于表现政治成果,竖轴用于表示经济成果。8从图片中表现的,我们可以把27个成员国分为4大类:有主张的工业主义者(“工业派”),4 l- u观念上的自由贸易者(“自由派”),肯通融的商本主义者(“商本派”),欧盟内的跟从主流者(“跟从派”)。
M这些定义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不可变的;人格和政治的联合两者都有关系。在一些国家中,特别法国,德国,以及在英国一个次要程度,新的领导人正在或者企图调整他们的华政策。其他的国家和中国有一些官方接触,因为他们缺乏工具执行任何的既定政策的工具 (关于各个成员国和中国相互关系间的详细成果的细节描写载于随后的附录中)。
这四个组是既不能完全地分开也不完全相同。
但是了解他们之间区别有助于了解如何成员国之间如何相互对抗并且渐渐损害到欧盟体系。
有主张的工业主义者(“工业派”)
一些有主张的工业主义者-德国、捷克和波兰-独特地被置于直面中国的位置,因此形成了紧密和现实性的欧洲政策核心。这些三个国家准备好批评中国的政策而且从中国的竞争中保护其国内经济和就业市场。当他们相信政策向中国方向倾斜时他们会毫不犹豫采取行动。他们将只会对中国开放有需求的部分并且在当他们认为有正当理由的时候采取反对倾销的行动或其他的贸易措施。
捷克和波兰只有一些公司和部门有能力在中国市场中竞争而中国从他们处的进口正在快速地上升。9这意谓他们比其他希望其企业公司获得中国优待的国家受到更少的诱惑,而且较不遭受中国压力。政治方面,捷克人和波兰对待中国的态度受到其共产主义统治时期的巨大遗产和国内流行反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影响。捷克时常被证实是对中国最具敌意的欧盟成员国-然而它很少受到中国的"惩罚".
有主张的工业主义者(“工业派”),德国捷克和波兰能够塑造一个更紧密和现实的欧盟对华政策核心。
德国是这一个组的最大成员;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规模使得他成为一个特殊的例子。在德国关于中国的争论超过任何其他的欧洲国家:政党,民众和媒体都对这一问题相当积极。2007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299亿欧元-是法国的3倍多,几乎是意大利的5倍,和将近英国的6倍。中国对德国机床和其他设备的需求使其不可能对德国在政治上对中国的批评采取长期报复。政治上,当前总理施罗德与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和北京的友好关系上相互竞争时,安吉拉梅克尔已经在人权上引入一个新的焦点。因为她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历,梅克尔带着怀疑的眼光看中国,而且她同德国的大企业一同陷入困难。现在德国的地位伴随其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得更加复杂。社会民主党成员-Walter Steinmeier,默克尔联合政府的外交部长和她2009年选举的竞争者,遵循前总理施罗德的外交路线。
4 l- u观念上的自由贸易者(“自由派”)
4 l- u观念上的自由贸易者-丹麦、荷兰、瑞典和英国-是一贯允许中国商品自由流入欧盟的成员国。他们通常准备好在政治问题上批评中国,但是他们厌恶任何形式的贸易限制使得欧盟对华的杠杆作用受到削弱。他们的出发点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他们的经济和劳力市场面向高科技和服务业,特别金融服务-从中国获得或者希望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比起其他成员国更少受到廉价中国进口商品的威胁。当他们猛烈批评中国的市场屏障的时候,自由贸易主义者忠于他们的信念,但是他们时常保留他们最猛烈的愤怒给那些欧盟成员国-特别地在欧洲南部-谁胆敢部署进口配额和反倾销政策的评估,谁胆敢反对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者谁甚至胆敢提到贸易保护措施。
自由贸易主义者将会不迟疑地提出人权议题,而且他们大部份乐意与Dalai 喇嘛会面,虽然是在一个非官方的场合。他们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性问题,比如统治,气候改变或发展中国家的限制性援助。他们国内说客的声音也大部分集中于此。
英国在这一个组里面占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因为它清楚地把它和中国关于欧洲的双边关系优先化。在人权上的它的传统焦点最近已经被商业兴趣和议题比如气候改变所压倒。它在西藏问题上也于 2008 年改变了其长期立场,充分承认中国对于该地区的完全统治。
以上四国在一个很高的经济政治程度上和中国紧密相连,政府,商业界和媒体把对华关系置于一个优先地位,他们倾向于在外交上维持巨大的存在,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如上海香港和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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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个近期提交给欧洲议会的报告重申了这一信念:“贸易手段是改变中国成为一个开放民主社会的方法之一 " 然而同时我们注意到随着欧盟与中国经济贸易关系的深入,在人权方面却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果。(欧洲议会贸易和经济关系报告, 2009 年1月 27 日) 6.见于Richard Gowan 和 Franziska Brantner,”一个为了人权的全球力量?在联合国的欧洲力量的评估”, ECFR 报告书,2008 年九月. 7.ECFR与资深的欧盟官员在布鲁塞尔于2008 年5月22 日面谈. 8.主要取得成就的政策和行动:在台湾问题上的定位,在西藏│自愿会见 Dalai 喇嘛问题上的定位、人权问题的显著成果,在例如伊朗和苏丹等问题上令中国更加积极参与,投票决定反倾销政策,在贸易赤字上的定位,对于中国在欧投资的态度,和更广泛的关于中国的政治声明。成员国们被分为了支持和批判中国,支持和反对自由贸易的左右两派, 9.在 2007 年,中国出口捷克占其欧盟出口总量的3%而从捷克进口占其欧盟进口总量的25%。 善于适应新环境的重商主义国家
重商主义国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芬兰,希腊,匈牙利,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趋于把政治看作经济目标的附属,他们相信好的政治关系会带来商业利益。为保护他们的经济,这些国家会游说(启用)反倾销措施,反地欧盟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为避免触发中国的报复,他们通常会在政治问题上顺从中国。的确,他们积极与中国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更容易为他们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大部份拒绝与达赖喇嘛会面,声援支持中国在台湾立场,阻止或冲淡欧盟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导致他们自己与中国会面时未能提出相关议题)。在极端情况下,他们会有效地充当中国在欧盟代表。一个中国专家在欧洲事务中描述罗马尼亚为一个“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会支持中国的全年伙伴”
重商主义国家都趋于认为中国崛起的经济后果会使其受到伤害。他们不是有面临被中国竞争者代替的就业市场,就是公司需要大规模的中国政府的合同,这让他们尤其依靠于正式的友好。一个来自大型的欧盟成员国的外交官说他的国家“不能承担在政治上批评中国(的后果)”国为该国贸易过于依靠这些国家的决定。尤其在南欧洲,有大量雇员的传统制造业------如果纺织行业,鞋行业,消费电子行业和汽国配件行业------来接处于来自中国的威胁。比如,西班牙,一直遵照与中国友好外交关系的政策。尽管这样,还不能防止在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上残酷的增长。
法国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在总统雅克-希拉克(译者注:前法国总统)管辖下,该国是重商主义国家里最重要的一员,但总统萨尔科齐已采用一种新的方法,公开批评(中国)在西藏的立场,并试图利用其参加(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问题以影响中国的行为。结果是,法国,有着比其它欧盟成员国有着更多中国居的国家,因为其对中国的批评同时进行外交报复------在上一年12月份,中国取消参加欧盟-中国锋会------现在,在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中,它(译者注:指法国)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国家。中国理解这一点,在不久前20国锋会期间,中国主席特别选择与总统萨尔科齐会面,而忽略其它欧洲国家的领导人。
欧洲的追随者
欧洲的的追随者是这些成员国,他们在很多的中国问题上完全依赖欧盟的立场:奥地利,比利时,爱沙尼亚,爱尔兰,拉脱维亚和卢森堡公国。其中一些国家实在太少而不能与中国建立一个单独的政治关系,因为这些代表尽可能(依附)欧盟。他们与中国没有主要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尽管服务提供国,如卢森堡公国,爱尔兰和比利时应该要很好的建立起来,以通过中国的经济获益。
欧洲的追随者依靠欧盟去保护他们免于如在台湾或者西藏问题上来自中国的压力。一个欧盟官员指出“小的欧盟会员国总是要求委员会在中国威逼他们的时候(在这方面)采取行动”。这当然会让这些国家成为这四个组里“最好的”欧洲人。但他们自身在制定欧洲政策方面却不能构成一股力量。与重商主义者一样,很多欧洲的追随者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看作政治的重点。在这些国家里的大部分国家里,民众和官员对中国的兴趣往往是低的。同时,忽视的是,对欧盟总体来看,欧洲的追随者们在欧盟的中国政策上表明加强了中国不是一个战略重点的观念。
双边主义的失败
会员国间的分歧,严重的时候,远比他们间的任何一个与中国的分歧重大。会员国仍然自由地经常地暗中削弱对方和任何认真试图(建立)一个共同的欧盟的做法。特别是南欧洲,自由贸易主义者在反倾销政策和贸易保护制度方面指责重商主义者------这些做法也许是成问题的,但这远不及中国培养工业捍卫者和促进经济国家主义有害,这样会在很多领域阻止公平竞争。作为交换,重商主义者破坏欧盟在人权方面的要求,或者削弱在台湾的影响力,试图讨好中国的领导人。实业家,只要对他们破坏较少,就会表现得很少关心欧洲的政策。追随者常常不能把他们的对联合政策支持转变成坚实的行动。
会员国间的分歧,严重的时候,远比他们间的任何一个与中国的分歧重大。
未能发展成一个连贯的有效的欧盟通道最大的责任是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都竞争成为中国的在欧洲的特别伙伴。他们公开地批评欧洲委员会对中国的贸易立场,各种各样的主张,太自由或太保护,和在政治问题上不完全考虑。这种以我为先的战略对总体关系的现实视而不见。在中国的情感上三国中没有一国希望取代另两国超过几年或几个月的时间。
欧洲在运作上的硬化:(对华)武器禁运令
2004年末,密集的中国游说团已说服大部分的会员国支持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令,此禁运令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强加于中国。英国和其它许多会员国跟从强烈的美国立场和中国在2005年3月实施重申对台使用武力的“反国家分裂法”,使马上要解除的禁运令冷了下来。这导致原先就存在的分裂公开化。英国和瑞典已促使欧盟同意修改行动守则以调节欧盟武器出口和识别中国会给欧盟带什么作为解除禁运令的回报(主要批准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其它国家,特别是法国,正努力推动解除该禁运令。数月的令人以难的混乱和争论后,欧盟推迟决定,在中国与美国两国前,自毁信誉。今天看来似乎是分解争执最接近的时间了。
一个突出的与中国双边主义失败的例子可以在法国目光短浅臆断中找到,认为好的政治政治关系会带来大的商业交易。随着时间的过去,不但在法国有着大量增加的贸易逆差,而且不久前对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批评也遭受特别挑衅性的回应。中国政府常常对待它的批评者优于它传统的“朋友”,实际上是事先把这些忠于自己的人扣为人质。但英国的激进分子支持自由贸易,他们不理会其它成员国的抱怨,坚持中国应该在全球管理上参与更多和提升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微少的份额,证明没有比法国的做法取得更大的成功。英国上一年历史性的决定最终认可中国在西藏的完整主权也没有任何来自中国的实际性的行动作为报答。德国自身的战略------把政治从贸易中分离出来,在2007年以一份有影响力的政策文件提出 ------也证明是困难的。实际上,德国专注于其双边贸易的利益,而在欧盟内部的分歧也使总理默克尔的试图努力的政治立场不能实行。
在欧盟内部的不信任和相互指责是一种风气:当一个高级欧盟官员声称”双边战略对话大部分都是空的”,大的会员国指责“欧盟的对话比成员国的对话更低标准”。所以,比如,英国和法国已与中国建立了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对话,而欧盟在奋力获取中国政策制定者的青睐。英国在运行其自己与中国副总理王岐山的金融对话,这些覆盖的区域应该是委员会的权限。法国也受这个例子的激发,要求其属于自己的经济对话,德国也在考虑提出类似的要求。这里有些重要的例外,比如全欧盟反中国对产品进行补贴的非法倾销措施和欧洲三国在伊朗核计划的关系。仅仅在期望举行(欧盟-中国锋会)的前几天,但中国非同寻常地推迟2008年12月在里昂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欧盟-中国锋会,使欧盟的中国政策未能实现。在总理温家宝不久前在欧洲访问期间,政治问题从议事日程里消失了------这意味着欧盟重在的退缩。
欧盟的对华政策困于一个外交的恶循环。欧盟的分歧折射出在成员国之间缺乏信任,欧盟可以担当一个他们国家利益的有效的担保人。欧盟已对其会员国缺乏方向(的情况)作出反应,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时候起,就坚持一个政策架构。这激发(各成员国)政府独立于布鲁塞尔去经营他们与中国的关系,离开欧盟参与一些实质性的事情,而(只在)一些象征性的事情上争吵。争论在台湾,西藏的语言,人权或者武器禁运------对地面几乎没有影响------在损害重要的问题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比如市场准入,非洲政府或者气候变化。
一个这样的例子是当前在对伙伴与合作协定的讨论,这将会取代1985年的贸易合作协定,作为欧盟-中国关系的法律依据。欧盟正推动一个文本,使中国接受一套共同的价值观。但中国对超出贸易合作的那些部分几乎没有兴趣。另一方面,欧盟,依靠其无条件约定哲学,在象征性的事情上正寻求中国的支持,几乎没有取得支持。北京很可能要求痛苦的让步。
克服其自身的分歧唯一的方法是欧盟希望在欧盟和会员国的的水平上,重建一个杠杆(机制)。欧盟需要考虑如何去建立他们的规则,在要紧的地方达成统一,把需要集中在改变对华政策的地方是必不可少的。
太多冗长乏味的讨论
欧盟保持与中国进行“部长级对话”。每年大约20个欧盟专员访问该国;在2007年,80个市场执行合作伙伴和约有450个欧盟代表团出行(中国)。据说,这些数以百计的对话和访问是不协调的。会员国的国家部长如此多次访问中国,甚至欧盟的代表也不知道确切数目。把事情弄得更糟的是,几乎很少会员国协调功或共享中国政府访问欧洲(各国)首都的信息。欧盟本身在北京着手一些协调措施,除了以通过总统轮任以正式需求作幌子外。往往,他们都关注人权。对于中国的官员,根据一位欧盟的外交官居(说),为了总统轮任利益,欧盟常常以““另一个年轻的外交官递交给外交事务部长一个正式的关于人权的控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