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复兴不符合西方利益，双方都在准备摊牌（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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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佩纶最大的失误是放法国舰队进入马尾港。
　　马尾港是闽江的内港与军港。此港距闽江海口八十公里，两岸山峰陡立，层峦叠嶂，河道迂回，水流湍急；加之闽江口外岛屿与暗礁密布，更使马尾港险要天成，易守难攻。
　　孤拔率舰队（有军舰8艘，总排水量14000余吨）抵闽江口外，向张佩纶、何如璋提出须进入闽江马尾港区停泊。张佩纶只有外交忧虑却缺乏防务意识，竟然允许了法方的要求，闽江口的海关大门，彻底敞开。在大战阴影之下，竟然放法国整整一个舰队进入。
　　张佩纶开门揖盗之余，还将“不抵抗”发展到不备战、不应战、不撤退，或基本上解除了所有的防御手段一味挨打的“自杀”程度。
　　书生谈兵，张佩纶创造了一个人败一场战役、一个舰队、死两千将士的败绩。
　　张佩纶还有临阵脱逃的污点。马尾海战炮声一响，张佩纶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溜之大吉。
　　事后，空谈误事的清流张佩纶被讥笑为“马谡”，从此不得翻身。可谓误己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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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内外危机重重。对于洋人的步步紧逼，清流派们表现出的是一贯的强硬！强硬要靠什么？靠的依旧是实力！必须有一套依靠现有局势、现有条件来保卫国家的策略！很不幸的是：这点正是清流派所极度缺乏的！他们只是一味攻击别人做得不对。清流只破坏，不建设。这就是清流危害最大的地方。
　　如果国家的权力被清流掌握、国家政策被清流影响的话，后果将是十分悲惨的！
　　清流派有他的积极一面：嫉恶如仇的批判评精神、坚决抗敌的骨气、做官也比较清廉，揭露弊政的勇气，这些都值得赞扬！但是光有这些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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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讲一讲潜伏在清廷的戈尔巴乔夫——清流领袖之一的张之洞

继续

　　潜伏在清廷的戈尔巴乔夫——张之洞
　　张之洞，16岁乡试第一名解元，26岁会试一甲第三名，探花。少年得志，当了翰林后，抨击时政，臧否人物，声誉踔起，与张佩纶并列“清流党”之先锋，人称“青牛角”。
　　但是张之洞比张佩纶幸运的是，他先当地方官，有机会慢慢磨练，而不是像张佩纶那样一下子就碰到了迫在眉睫的大战，直接就over了。
　　但是张之洞好大喜功、用度奢侈、举动固执的毛病却在其一生中始终没有多大改变。
　　例如张之洞在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办汉阳铁厂，在设址、道路、矿质、冶炼之法等方面都没有思虑周全，仓促上马，亏本极重。
　　有人评价张之洞的行事，“忽若深谋远虑，无不洞烛，忽若浅识短见，靡有定向；忽若聪敏，忽若愚蠢；忽若维新，忽若守旧；忽若友好邻国，忽若抗拒外人。其对洋务，实际并无定见，乃是随波逐流而已”，梁启超称其为“浮华之人”.
　　为什么说张之洞是潜伏在清廷的戈尔巴乔夫呢？
　　看看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是怎么“办新军”和“练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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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为了推行“新政”，清政府派遣大批学生赴欧美及日本各国留学。湖北派的最多。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共计5400 多名，湖北所派学生即有1360 余名，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湖北在当时有先进省之称。湖北学生大多来自武汉各学堂，以李书城、耿觐文、白逾桓、居正、田桐、余仲诚、吴崑、但焘等为核心。同盟会成立时，两湖地区的留学生占了多数，居正、田桐与白逾桓、吴崑是湖北会员中的骨干。张之洞派遣的留学生同盟会的主干力量，这些派出的留学生归国之后，很多进入体制内，又在周围发展新的会员。
　　张之洞还在武汉办了一所“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校长张彪是挂名的，真正负责学校事务的是“常务副校长”，也就是“会办”，名叫黎元洪，人称“黎菩萨”。对学生们的各种新派思想和做派，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般都不管。所以，在清廷办的“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里面，革命的风气却很浓厚。
　　张之洞前前后后，一直在为革命党人培养人才。
　　倒是慈禧太后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她在1907年召见湖北巡抚端方时说：“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的所虑也在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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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看张之洞编练新军。
　　1889年开始，张之洞在湖北编练新军，张之洞特别重视士兵的素质，要求多吸收“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入伍。在此思想指导下，“新军士卒，多文人投笔为之”。1905 年，该军在黄陂募兵 96 人，册中竟有禀生 12 人，秀才 24 人。
　　张之洞的意愿也许是好的：既提高新军素质，又解决社会问题。
　　张之洞招收到新军里面的有文化的青年，大多数是“双失青年”——失学、失业。
　　这些由于清廷废除科举、生活无着、被迫投军的“双失青年”，本来是要考秀才举人进士跳龙门的。他们最看着不爽的就是朝廷，害得他们白读了几年书，不能出人头地，反而还要来当丘八，很有失落感，牢骚满腹。革命党人通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发展会员，到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的会员达到5000人。数年之间，政府军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了革命党的大本营。
　　再来对比一下袁世凯练的北洋军。袁世凯选拔的都是河北乡下的粗朴青年，这些人从贫穷的农民一下子成了国家的军人，每月饷银远超他们在乡间的收入，所以，既有尊严感、又有切实的经济利益，对袁世凯感恩戴德。辛亥革命期间，北洋军没有起义的。
　　在武昌起义之前的十几年中，孙中山黄兴徐锡麟等人共举行了几十次起义，都失败了。因为每次起义都是精英型的，参加的大多数是革命党人和帮会分子。但是武昌起义，起事的是国家的正规军，用的是制式武器。这就是武昌起义在几天之内就能底定大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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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广总督瑞澂说：“总督张之洞费十数载之经营，糜数千万之库帑，辛苦选练，而不料均为匪用也。”
　　1912年孙中山曾说张之洞“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不管张之洞的本意如何，从客观的效果来看，对于民国来说，张之洞实在是有功之臣。但是对于清廷来说，张之洞简直就是潜伏的戈尔巴乔夫。
　　现在抛开革命的正义性不谈，单从行为本身来评论。张之洞可谓“种瓜得豆”，这就是清流本色。
　　如果说，张之洞的本意就是要为革命培养人才和军队，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但是观察张之洞一生行为，他恐怕没有这样的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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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几个历史上的清流故事，现在把话题转到当代的中国。
　　谈谈当代误国的清流。

　　当代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
　　一个国家，积三十年高速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平台期，在这个平台上实现转型，然后是高质量成长，否则就会进入一个污染拥挤腐败蔓延社会矛盾冲突的乱局。
　　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核心仍然是健全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法治国家，控制腐败，不能让腐败和利益集团的势力像瘟疫一样到处传染，让生民不再憔悴，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发展的荣耀与实惠，正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要求。

　　其次误国的就是清流。
　　但是当代清流和历史上的清流很不一样。
　　当代清流有哪些特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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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流误国——财产公开问题
　　先介绍一类最好的清流，这类清流和古代清流一样：做事情的意图是好的，但是过于理想化、过于书本化，不务实，实际发挥有害的作用。
　　例如几年以来，为了形成官员监督机制，有人提议要把官员的财产公开。
　　这种倡议遭到强烈抵制。是谁抵制呢?不说，大家也知道。
　　于是有个叫刘日的人提出一个建议，简单的说就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也就是说，应以“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为契机，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先推进一步。
　　“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相对年轻、没有历史包袱（意思是还来不及贪污），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要“进步”就必须率先符合舆论要求。所以，给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 ，请他们率先公示财产，让他们接受新的清廉的官场文化和规则最为合理。经财产公示后选出来的干部既会给群众以全新的形象，也会更加注意约束自己。
　　刘日还归纳了新官公开财产的三大好处：一是绝大多数干部目前不用公开财产，干部队伍会比较稳定，并可大大减少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二是对想当后备干部的人、想被提拔的干部来说，率先公开财产，接受群众监督，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能够接受这项考验。三是对人民群众来讲，期盼已久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能迈出这样一步，他们肯定是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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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日的建议提出之后，马上有人跳出来反对。理由主要是两条：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该分新人老人，要公开，就全都公开，一步到位。第二，新人还来不及贪污，所以公开没有什么意义。即使公开，也是应该让老的官员先公开。

　　问题是：刘日的建议更好？还是反对者的意见更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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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官员财产不能公开，阻力来自哪里大家都很清楚。但光知道没用，关键是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这种事的实质一方面是“与狐谋皮”，要触动官员们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是“投鼠忌器”，不能对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稳定运行造成影响，所以要解决起来难度可想而知，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一些简单化的方案看似完美，但实际上根本推进不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刘日提出的方案正是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的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即能使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得以实质性的实施，又能避免的现有官僚阶层造成过大的震动，在积累实际操作经验的同时，还为将来解决官员财产公示问题打下了基础，在当前的情况下，应该说是一种兼顾理想与现实、现在与未来的可行方案，正是当前所急需的，虽然只是迈开半步，但却是能实际迈出来的半步，也是将来能继续走下去的半步，比一动不动、踯躅不前要好得多。
　　但是清流们不顾当前的现实情况，一厢情愿总想一步到位，但实际上可能吗？对别人的方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自己又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只顾自己唱高调，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自己的名声有了，但事情却给耽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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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改革，必定有人受益，有人受害。要想改革成功，必须要形成一批从改革中受益的人，有了这些人的支持，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改革的措施还能稳固地实施下去。商鞅变法能成功，就是因为形成了一批军功贵族，他们当然要维护这个让他们受益制度。后来的贵族虽然杀了商鞅，但是却无法废除商鞅之法，因为这些军功贵族绝不会同意。非常商鞅之法的难度，比当初商鞅变法的难度更大。
　　当前公开官员财产的道路也是如此。只要有一批新人受益，就会形成体制内的压力，老官员们就要在公开财产和保住自己地位之间做选择。公开财产的改革道路就会越走越容易。
　　否则，就变成了最上级领导与整个官僚集团的博弈，老百姓只能焦急地当看客。有劲使不上。改革实际上就耽误下来了。
　　当然，除了刘日的方案之外，还可以摸索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关键是走出第一步，只要走出第一步，就会有机会走出第二步，这就走上了不归之路，最终的成功会很快到来。否则就会在等待中浪费时间，10年过去，还在原地，也许就错失了改革时机，很多更严重的问题因此而进一步恶化。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就是要善于在反对中找到通向正确目标的道路。而不是在无所作为中等待问题自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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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中国清流——极右

　　极右是怎么练成的
　　我把当代的清流，叫做极右，全称是“极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很多极右是很不“清”的，头脑不清，钱包不清，比传统的清流差远了，简直就是浊流。
　　下面开始用“极右”这个词指代这些人。

　　那么极右是怎么练成的呢？
　　简单地概括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1、80年代整体向右转
　　2、极左的嘴脸太难看，说话太难听
　　3、“不争论”是对的，“不引导”就不应该了
　　4、宣传部门战斗力为零
　　5、西方有意识地培养代理人
　　6、利益集团和极右的结合

　　下面分开来一个一个地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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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2、极左的嘴脸太难看，说话太难听
　　极左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市场，但是极左的作用，不是影响引导教育一批人成为左派，而是把几乎所有的人都往右赶。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极左的嘴脸实在太难看，说话实在太难听。
　　极左得势的时候，把国家搞成那样，不思悔改、不谢罪天下，还是一副真理化身的模样，大言不惭，毫无反省的态度。
　　而且极左把思想问题政治化，说话的时候，蛮横的很，好像手里的鞭子随时会抽过来。
　　很多没有倾向的人，仅仅因为讨厌极左，也要同情右派，甚至亲自去当右派。
　　所以，极左培养了一大批右派，甚至是极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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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争论”是对的，“不引导”就不应该了
　　286这个人是不搞理论的，他也不喜欢别人老拿理论说事，没个完，听着气闷。
　　80年代、90年代，极左极右在理论上争论得非常激烈。
　　286大智若愚，一句“不争论”，废了双方的武功。改革才能顺利地、务实地发动起来发展下去。
　　排除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干扰，这是对的。但是在思想领域内，还是要积极引导的。
　　我们不去引导，西方势力就要来引导。当一个时代的人都很不成熟的时候（80年代的人还是很淳朴幼稚轻信的），这种敌对势力的引导就成了误导。80年代末的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90年代以后，“不引导”的问题一直长期存在，但是由于人民的眼界开阔了，同时本国的发展确实还不错，东欧苏联垮台之后的乱象我们也看在眼里，人民的免疫力提高了，所以才算是没有惹出什么大祸。但是20年来，极右势力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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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宣传部门战斗力为零
　　宣传部门的工作能力实在是太糟了。
　　一方面是对自己的成就没有说清楚，好像也说不清楚。
　　一方面是只宣传西方的好处，不介绍西方的坏处。
　　也许他们的本意不是如此，但是客观效果就是这样的。

　　宣传部门似乎完全不懂“大众传播学”，他们只知道垄断宣传媒体的垄断——但是后来沦陷给南方系了，但是不知道以什么方式、用什么语言让大众听明白、爱听、听完愿意相信。

　　举几个例子。
　　建国之后，最大的成就是两个，一个是基干工业的初步完成，初步工业化基本完成。第二是国家安全问题基本有了保证。
　　这两个功劳是特别伟大的功劳，是国家生死存亡、继往开来的大功劳。但是宣传部门以一种只有专业人士才可能听懂的措词、千篇一律的说明方式把大众都搞糊涂了。不知道的人听完还是不知道，甚至还以为他又在强词夺理呢，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两大成就的价值。
　　老百姓往往通过切身的体会来认知世界。由于前30年轻视轻工业，大众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几十年没有大的变化，所以生活得很辛苦，这些是活生生的，宣传部门避重就轻偏偏不谈这些事情发生的根源和历史合理性。
　　在介绍西方方面，也是片面得很，客观上起了误导的作用。
　　例如80年代进口了很多西方电影。他们愚蠢到只进口最好的电影、不进口差电影普通电影的地步。进口的是西方百年电影史上最经典的那么百来部电影。老百姓只要一看到西方电影，都是特别棒的。老百姓会怎么想？他们肯定以为西方电影都是这么好的。其实，西方的好电影也就这么多了，再多也没有了，到现在回头去看，还是只有这么多。绝大多数西方电影实际都是很烂的、或者很一般般的。这就是宣传部门干的好事，他们做了敌人想做都做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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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西方有意识地培养代理人
　　西方一直在敌对国家扶植代理人。在这个方面他们是很有一套的。
　　在中国，在右派中寻找极右分子，发展极右分子，然后让极右分子从内部攻克堡垒。这是西方的策略。
　　他们在前苏联、在以前的东欧国家，都是这么做的。
　　他们在自己的盟国其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们对我们当然肯定一定也会这么做，不这么做才见鬼呢。
　　应该说，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看看现在的极右势力有多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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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利益集团和极右的结合

　　90年代以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国内的利益集团开始成型，他们要为自己的利益寻找代言人。由于他们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大众利益背道而驰，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回去找极右分子做代言人。
　　这种结合当然不是什么光彩事，但是这种结合很厉害、危害很大。
　　因为利益集团有钱有势，极右分子有舆论导向能力。两者一结合，甚至可以左右大众舆论、左右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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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右分子和利益集团形成“铁三角”
　　“团结力量大”，极右势力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各种身份的势力纠集在一起，形成“铁三角”同盟。铁三角有两个，一大一小。

　　大的铁三角是：
　　国内利益集团、国外反华势力和极右分子形成大的铁三角。
　　小的铁三角是：
　　学者——媒体——腐败官员之间，形成了一个小的铁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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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一小两个铁三角都有国际背景。
　　目标是：在经济上的彻底私有化，在政治上是彻底民主化，在思想上是彻底自由化。
　　私有化、民主化、自由化，都不是坏事。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一旦“彻底”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坏事。
　　利益集团正在沦为卖国集团。
　　极右分子沦为带路党。
　　利益集团挟洋自重，利益的大头输送给海外，目的是为了别人吃肉的时候，利益集团喝上汤。
　　他们的企图一旦成功，中国的结局就比前苏联还惨。中国的复兴就不要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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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右分子中的“精品”就是所谓的“经济学家”。他们是有阵地的，例如天则经济研究所，还不止一个。有点体制内的研究单位也已经被控制了。他们以专业的角度发表意见，危害犹大。
　　最近网上有一张很流行的“颠覆中国和颠覆苏联的路线图”，下面再贴一遍，是真是假，大家自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