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复兴不符合西方利益，双方都在准备摊牌（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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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变法和失败变法——成败的缘由和启示】

　　再看第三条，如果变法的内容很多，那就要分开来分步实施，从最基本、最容易达成共识的地方先入手，纲举目张，一步步走下去，就豁然开朗了。变法不可太急，要按部就班。这是一个节奏问题，节奏问题和路线问题同样重要。
　　如何寻找切入点，如何掌握节奏，这就要考验政治家的政治智慧了。
　　变法要有久经历练的政治家，而不是骤临大事的书生。
　　政治家务实，善于团结，求同存异，善于提纲携领，能够抓住要害。
　　书生不懂世事人心，自以为最高明，轻视别人的意见建议，觉得“自己的最好”。

　　戊戌变法期间，几个书生陪着皇帝，天天发布诏书，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103天的时间里，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
　　戊戌变法为什么在百日之内就完全失败呢？因为戊戌变法是“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很像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仅得罪了朝廷里面的整个官僚队伍，同时也得罪了社会上的广大知识分子和士绅阶层，新政废除科举，不仅堵死了知识分子的人生显达的道路，而且使他们已经付出的努力付之流水。
　　这些诏书所要变革的内容后来都被慈禧太后领导袁世凯张之洞等人逐步落实了，前后也用了8年左右的时间。事后证明这个速度还是太快了，社会无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化这么多的变革内容。但是戊戌变法期间，却在103天的时间里，同时推出如此之多的变法内容，不撑死那是不可能的。

　　再来看王安石的变法。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当年开始推动变法。这一年中他很忙：
　　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
　　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
　　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
　　九月，立青苗法；
　　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
　　他在新法推出之前，没有去和高级官员详细讨论，没有获得主要大臣支持，完全依靠皇帝的权威。但是新法的推动，从中央到地方，都需要一个官僚体系的支撑，如果没有凝聚官场共识，没有去设法说服新法的中立者，又骤然推出如此多的新法，效果也就差强人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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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变法和失败变法——成败的缘由和启示】

　　再看第四条。政治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吏治上。没有吏治的基础，变法难以成功。
　　主席说过：政策制定之后，干部就是成败的关键。
　　历史上取得良好效果的变法都是从吏治开始。要现有一个好的官僚队伍，然后才可以推行新政。
　　治国就是“治官”，把吏治搞好了，国家吏治好的时候，整个国家欣欣向荣；国家衰亡，都是从吏治崩坏开始。没有好的吏治，好的政策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明朝张居正的变法和清朝雍正皇帝的新政，关键是抓好了吏治。
　　张居正在变法之前，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张居正最重要的经济改革“一条鞭法”是在万历八年才开始推动实施的。这时张居正已经执掌八年的政权了。在经济上，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他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
　　而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都是靠诏书变法。王安石变法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因为他本人在基层历练过，宋朝的政治还没有完全腐败，新政的内容经过推敲，皇帝有实权，所以还是有很大的操作性。
　　戊戌变法是在皇帝没有实权、新政诸君子在朝廷毫无根基的前提下，密室商议，就这么果敢地发动剧烈的改革。君臣都这么愣，可是他们自己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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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光绪君臣所试图推行的新政，就其内容而言，确实是当时的中国所需要的。所以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戊戌变法的内容在后来都由历届政府（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陆续落实就可以看出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但是光绪君臣的错误在于：他们玩的是理想，不是政治。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治理的是国家，不是学校课堂。
　　当代社会存在的问题，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如果列出来，写成“诏书”的话，超过一百份没问题，不会比光绪皇帝发布的变法上谕少。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口吃不出个胖子。知道存在哪些问题并不难，关键是要抓住要害、循序渐进地重点突破，以点带面，这才是政治家的价值所在。当观众也要当高水平的建设性的观众。286举重若轻，收拾文革的烂摊子，开创新局面，这才是政治智慧，这才是大智若愚的政治手腕。
　　戊戌变法的失败，让后人为光绪君臣惋惜。戊戌六君子——特别是谭嗣同——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光绪皇帝励精图治的精神也值得我们赞美。但是尊敬和赞美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变法不是考进士写文章，他们以这种方式去变法，无法在哪个时代、无论变法内容是什么，都一定会失败，这才是我们需要借鉴的，也是当代的政治改革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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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说说本朝的变法——现在都叫“改革”了。
　　建国以来，其实我们一直在改革，只是前期中期后期改革的内容差异巨大，方向也不同。但是合在一起，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正好从几个方向上解决了中国的主要问题。当前，改革仍然没有完成，仍在进行中。
　　下面分开一一介绍。


　　前期改革——毛周时代的工业化
　　开国时期的改革，主要内容就是在农业国搞工业化。这是一次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改造。那个时代的所有中国人都付出巨大代价，才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机会生活在安全和小康的社会中。
　　中国工业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有三个原因：
　　工业化的外援主要靠苏联，苏联提供了技术、设备和培训。如果没有中国在抗美援朝中的优异表现和巨大牺牲，苏联也不会援助中国。说抗美援朝不必要的人，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工业化的资金投入主要靠“以农补工”和“高积累低消费”。
　　强大的权力基础：依靠红色政权极高的组织能力和中央集权。红色政权的组织能力和权力的牢固强大，超过了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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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改革——286、386、486时代的“发财敛财”

　　前期改革的缺点在于：过分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过分重视积累，轻视消费；过分重视集权，放权严重不足；过分政治化。
　　中期的改革就是针对这些问题，反其道而行之。前后两个时期相得益彰。
　　中期改革的成功要素是：
　　先经济，后政治：当时中国和前苏联一样，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中国聪明，“开放”就是发展轻工业，赚世界的钱，把毛周时代的重工业基础派上用场，换成了真金白银。
　　局部试点，局部试错。这是非常宝贵的改革经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之大，一刀切很容易出问题。所以特区就是当时的局部试点，再推广。最近几年以来，医疗改革、计划生育放开的改革、政府信息透明化、省管县改革，都是现在局部试点。找小白兔做试验，摸索经验后，成功的话，再推广。
　　集中于“先把饼做大”，而不是分配问题：
　　不纠缠理论，操作主义：先做起来再说，不做理论上的系统化论述。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要自己吓唬自己、裹足不前。

　　在中央向下分权的大前提下，“个人要发财，政府要敛财”，这就是这个时期改革的主旋律。确实也在一定意义上“发财敛财”了，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实在是不小。这个矫枉过正的问题，就要留待下一阶段的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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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改革——等待586、686来完成

　　前面曾经讲到汉武帝的五大功绩，汉武帝的五大功绩需要在当代重现。这就是当代改革的目标。具体的说，需要改革的包括：：
　　完成政治改革：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机制，遏制腐败，官民合理分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分配合理化（缩小贫富分化）和产业优化
　　在国内要形成主流价值观
　　国际上要致力于建设国家关系的新理念和新秩序。

　　这个时期国内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放权、散财。
　　放权，是从政府向民间放权，组织向个人放权。
　　散财，是政府向个人散财，资源和财富垄断的群体，向弱势群体散财。

　　这个时期改革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复杂性恐怕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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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改革和五十年代的一桩公案：梁漱溟的小仁政和毛周时代的大仁政】

　　很多时候，改革的成效需要时间来证明。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不一定能够认识清楚。毛周时代的改革，主要是工业化。为了工业化，就必须集权。建国初期，国家在经历几十年的战争之后，一片萧条。从哪里去寻找大笔资金搞工业化呢？人民教育水平低下，从哪里去寻找适应工业化需要的技术人员和足够的产业工人呢？
　　想起来也真实可悲，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当年我们创造辉煌文明的时候，欧美日本都还是穴居的野蛮人呢，现在的中国人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
　　当建国初期的中国要工业化，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任务有多艰巨，必须感同身受，才能有真实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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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改革和五十年代的一桩公案：梁漱溟的小仁政和毛周时代的大仁政】

　　先讲一下工业化的问题。
　　如果把现代工业想象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由钢铁（冶金）、化学、机械、电子、生物（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部门组成的基干产业是现代工业这棵大树的根干。由于基干产业提供的技术和工业母机满足了绝大部分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基本需求，其他工业部门只有依附于基干产业，才可能用工业化的效率产出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的最终产品（少数特殊产品除外，如艺术品、特别的文化产品等等），所以相对于基干产业，其他工业部门只是根干上长出的枝条而已。
　　基干产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没有基干产业，一个国家就无法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以当代而言，世界虽大，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只有中国和美国。美国由于全球化期间的产业转移，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已经逊色于中国。在这种大形势下，如果美国不能强力控制住工业的血液——中东石油，美国的霸权一定会被中国所取代。
　　可以这么说，近代以来的国家竞争，成败决定于是否完成了工业化。完成工业化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建立独立自主的基干工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有完整的基干工业，然后再以轻工业匹配，否则，只有轻工业是不会有任何前途的。
　　前苏联的基干工业其实还是很好的，但是他们的重大缺陷在于轻工业太差，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其实他们只要稍微花一点力气就可以搞好轻工业，不是难事，前苏联的垮台完全是“人祸”。
　　在建设基干工业的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这个时期，投入很大，但是产出很少，是工业化中最关键最艰难的时期。建国初期，中国的大型工业项目都是苏联援建，而苏联之所以愿意援建中国，是因为中国在抗美援朝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苏联要付出“政治酬谢”。
　　50年代苏联的援建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技术转让，苏联帮助中国初步形成了基干工业。如果没有苏联援建，中国要想自行摸索，那将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励志故事了。
　　但是援建不是赠送，中国要给钱。资金从哪里来呢？
　　欧美国家的工业化资金来自于殖民地的掠夺，日本的工业化资金来自于甲午战争的中国赔款。中国的工业化资金不可能来自外部，只能来自内部：农业和矿产资源。
　　以农补工、高积累低消费，是中国这个时期的改革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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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中国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否则以当时脆弱的国力、聊甚于无的技术水平、匮乏的人才、极其低下的教育水平，想工业化？门都没有。
　　中国人集中精力，利用全国的人才，消化和吸收了苏联援助的工业技术。在1976年之前的20多年，中国人的基础教育水平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培养了足以能够驾驭这些工业设备的基础工人。
　　同时利用城乡二元结构，为工业化提供了6000亿的资金和充足的劳动力。伴随这工业化的长足进步，是农村的相对贫穷。
　　付出一代人、二代人的巨大牺牲，才使后面的中国人有可能过上好的生活。当代中国人已经不需要再像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一样去牺牲了，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了他们的功劳，永远要怀抱感恩和敬畏之心。
　　用不着装逼去仰望星空和掂量心中的道德律，只需要简单地看看我们的前辈就行了。感谢他们为我们的付出，我们也会给后代一个交代。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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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国之初的那个时代，能不能不剥削农村农民，就搞好工业化呢？ JY也许会说“能”。如果不是JY的话，就会发现这是很难兼顾的。
　　当然，那个时代的很多错误是应该也可以避免的，例如，无论如何，总不能连农民在自留地种菜都不允许。那个时代确实有很多错误的政策和极端的执行，最大的问题，在于剥削农村后来形成了惯性。这是政治的错。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此处暂不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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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改革和五十年代的一桩公案：梁漱溟的小仁政和毛周时代的大仁政】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一段公案就在开国初期的这个时候爆发了。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期间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发表长篇讲话，抱怨农村太苦，政府从农村剥夺太多。
　　毛泽东的政治敏感非常强。在建国初期，政权尚未完全巩固、各类内外敌人活动频繁的时期，共产党人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于是有时候就会反应过激。
　　梁漱溟只是在他的视野范围和认知水平上发表看法，知识分子不是政客，想到就说，比较随意，并无政治企图在里面，只是触及的问题极其敏感。书生总是如此，不知不觉就误入政治的“白虎节堂”。“以农补工”是当时的国策，是核心政治问题。毛泽东很担心有人以此为借口故意发难，托以“关心农民”的名义，反对基本国策，挑拨工农关系，危及政权稳定性。
　　毛泽东很快在会议上严肃回应：“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毛泽东还加重语气（已经包含警告了，但是梁漱溟没有听出来），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是“名士”，无法从政治上来理解主席这番话的含义，觉得自己好心好意，你怎么还不领情，感觉受了委屈，不禁发作了“名士”的倔脾气。
　　于是会议上，就出现了梁漱溟与毛的“斗气”，成为迄今为止政协会议的一个罕见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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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改革和五十年代的一桩公案：梁漱溟的小仁政和毛周时代的大仁政】


　　毛泽东不可能详细解释工业化的必要性和艰辛。红色政权的建立主要依靠农民的支持，现在又要农村和农民继续牺牲去支持工业化，这种事情很难大张旗鼓地去说，只能紧锣密鼓地去做。
　　梁漱溟显然对工业化的巨大困难和巨大投入缺乏必要认知。当时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工业化对中国是生死存亡的大事。这就好比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大名鼎鼎的大侠金庸还在香港的《明报》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如果把这笔钱用于民生要更好。他难道不知道：肥猪和老虎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
　　知识分子中颇有这么一批人，最喜欢装模做样地扮演一副“仁义”的嘴脸，显得“普世价值在握”很高尚很高贵的样子，其实是把无知当个性。
　　我在这里无意批判梁漱溟，实际上，梁和毛都在自己的立场上说了各自该说的话，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提此事是为了说明：改革中，凝聚共识非常重要，这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如果因为有了异议，就不敢在正确道路上走下去，必定一事无成。毛周时期的政府，高瞻远瞩，以巨大权力和巨大决心，排除一切干扰（善意的和恶意的），让中国走上了唯一一条能够富国强兵的道路，功劳很大——顺便说一句，我很怀疑国民政府能否领导中国走上这条道路。在此过程中犯下的错误，要放在时代背景下去适度批评，主流支流不要搞错。当代的政治改革，也需要执政者以巨大决心和判断力，排除一切干扰（善意的和恶意的），走向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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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姚崇治理下，唐朝结束了中宗以来政局八年动荡不安的历史，赢得了近五十年的太平光景。
　　姚崇之后，继任者宋璟、张嘉贞等“萧规曹随”，“守法持正”，不懈努力，终于出现了中国王朝史上最鼎盛的时代——“开元盛世”。

　　有一次，姚崇问他的僚属：“我作为一个宰相，可以比得上历史上什么人？”僚属未答。姚崇自己说：“可否比得上管仲与乐毅？”僚属说：“管、乐之政，虽然不能施行到后世，还可以保到他们自己死的时候；你的政令，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追问：“如此说来，究竟可以与谁相比呢？”僚属说：“你可以算得上是个救时宰相。”对于这种评价，姚崇并不觉得是贬低了他，而是感到高兴，他将拿在手中的笔投下道：“救时之相，难道容易得到吗？”
　　姚崇施政，总是着眼于现实，那些高居社会之上的什么儒家之经，佛教之经，道教之经，以及其它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在他眼里，都降居于次要地位。
　　姚崇不是一个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的空谈家，而是一个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唯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重，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都不能作为妨碍施政阻碍。
　　姚崇临死前，叮嘱儿子要薄葬，他反对儒家所推崇的厚葬，也反对请寺院僧侣做法事。

fumaoyue

　@黑夜中的焰火 2012-04-28 19:23:14
　　南方系应该就是南方都市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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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系的势力很大，覆盖了很多主流媒体。

　　南方系，其得名来自于一个很著名的报纸——《南方周末》。南方报业集团在形成气候之后又相继推 南方周末
　　出了几种报刊杂志，他们自称自己的宗旨是以“反映社会，服务改革，贴近生活，激浊扬清”为特色；以“关注民生，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为己责。
　　在四大门户网站中，QQ的总编辑是前南方周末的陈菊红，搜狐主管博客的赵牧是前南方周末的、刘同学新征是新京报来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报的旧人，而网易就不用说了，从副总裁、总编辑、副总编辑、总监甚至到各个频道的主编，大部分都是南方报业出来的。
　　根据以上资料，有人认为四大门户网站均属于“南方系”，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报纸、杂志（报纸有《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南方农村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云南信息报》《南方体育》《21世纪环球报道》杂志有《城市画报》《名牌》《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21世纪商业评论》《风尚周报》《理财周报》）才算“南方系”。

驭龙者

一己之力，坛内爆热；海量信息，纵横千年；厚积薄发老AC!!!{:soso_e163:}

海中草

活着总得找几个朋友喝喝酒，找几个敌人打打架，这是自然界规律啊

qqstar

还没有看完，无论如何要顶一下楼主{:soso_e113:}

fumaoyue

　【从“外儒内法”到“五家共治”】

　　外儒内法的局限性
　　文武周公前后制定的周朝体制，在春秋时期遭遇崩溃式的冲击，国内诸侯争霸，王室暗弱，急需新的统治方法和价值体系。
　　儒家法家分别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儒家的解决方案是“没有方案”，或者说，原来的方案最好。
　　儒家认为周礼是最好的，要求一切都回到当初。这就是儒家的“克己复礼”，克制自己的欲望，回复到周礼的秩序中去。这就是儒家的厚古薄今。儒家在二千年中一直如此。本朝开国之时，批判儒家是“开历史倒车”，可谓一针见血。
　　儒家从一开始就不是现实主义的，他们似乎真的认为，社会的变化过程是可逆的，只要“克己”就能“复礼”。这是儒家在其后两千年的历史中一直给出的标准答案。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生产力如何变化，儒家始终如一地坚持厚古薄今的政治立场：他们认为三代是最好的，文武周公的社会治理是最完美的。
　　儒家的根本性荒谬就在于此。

fumaoyue

　【从“外儒内法”到“五家共治”】

　　下面具体地指出儒家的一些具体错误。
　　任人唯亲的血统论。登峰造极的恶果就是文革时期的“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以血统来划分阶级，然后再做阶级斗争。奇怪的是，本朝政治是反对儒家的，但是在血统论方面却继承了儒家，而且推向极端。其实也不奇怪，这说明儒家的血统论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里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稍不留神就会穿上新马甲兴风作浪。
　　儒家提倡和维护的是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这就必然压抑人才的成长，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导致社会缺乏活力。
　　泛道德：把社会问题道德化、把政治问题也道德化。泛道德的后果就是假道德，把道德的标准定得极高，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大家都只好演戏，真的道德反而被看作不道德了。
　　无视家和国的界限，把仅仅适用于家庭的伦理，无限推广到国家政治中，南辕北辙，不仅不能帮助把国家治理好，反而给任人唯亲制造了口实。

fumaoyue

驭龙者 发表于 2013-3-2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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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发现搬贴真是个累活啊。。。原贴有好几百页，我才搬到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