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复兴不符合西方利益，双方都在准备摊牌（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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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原有的宗番朝贡国际秩序崩溃，国内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组织结构崩溃，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崩溃，农业为主的的经济结构崩溃。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亡国绝种的危机，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危机。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坚定而又茫然地苦苦摸索，寻找富国强兵的道路，在亡国绝种的重重危机中，付出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代价，试图重建新秩序、重建新文化、重新寻找一个符合新时代特点和未来中国发展的道路。
　　这个大转变、大整合的阶段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完成，但是似乎已经到了大成之前的阶段，同时也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未来20-50年内，中国这条航船能够经受住“公平独立自由”的制度创新的考验，就会进入一条相对宽广和稳定的航程，获得相对稳定的长期发展，从而结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启一个全新的大中华时代。在新的大中华时代，中国和中国人将以富足而有尊严的方式生活，中国的价值观被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效仿。
　　现在面临一个终点、一个起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终点，未来新时代的起点。
　　在这孕育而出的最后时刻，躁动之中，既充满巨大希望，也蕴含巨大危机。当前国际斗争愈演愈烈；国内改革也到了最艰难的阶段，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粉墨登场，托以改革的名义，目的是窃取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成果，以寡头的私有制替代普通人的公有制。
　　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是为未来中国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正如过去三千年中国在一种成熟稳定的模式中运行一样，未来中国也将在这种新的模式中平稳前行，只需不时地做出调整，而不需要完全地推翻重来。这种模式，我称之为“大中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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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华主义的内涵，归根结底是要回答三个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三个使命：
　　1、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
　　2、我们要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秩序？
　　3、我们要建立和传播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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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使命：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
　　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要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政体，使权力受到有效监督，有效有力度地反腐，同时又有行政的高效率，以民意为基础实现权力交替和政府施政，又避免恶性的民粹主义；如何保证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强有力的控制，同时又给予地方足够的自由去发展本地经济和文化。如何使人民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为人民所有，而不是为少数财阀寡头所有；如何有效防止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被大财阀、大军火商、大资本家等各种形式的利益集团所绑架，如何使国家权力真正地为普普通通的绝大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几千个几万个形形色色的寡头服务？不能让像美国那样，让寡头拿走财富，留给国家和老百姓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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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使命：我们要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秩序？
　　当今国际秩序就是欧美国家控制下秩序，是为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更方便抢劫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服务的。
　　当今之世，金融战已经成为常态，是国家之间战争的主要方式，“热战”则发挥威慑和临门一脚的作用；欧美轴心体系控制和掠夺的欲望和野蛮行径愈演愈烈，已经发展成为战争策源地。
　　这样的国际秩序是不是应该改变？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改变这种国际秩序，应该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新型的国际秩序？
　　这就是中国的使命。中国的崛起不符合西方的利益。双方都在准备做最后的摊牌。打破现有国际秩序才能给世界带来持久和平和安全。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建立符合中国和多数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的使命更加急迫和艰难，纵观全球，也只有中国有能力来领导完成这个使命。
　　我们要有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战略？我们应否承担、是否承担、如何承担一种符合中国利益的世界使命，去改变西方三百年来弱肉强食的恶性国际秩序，让和平和发展真正成为国际主流，在保障中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战争、减少贫穷、改变弱肉强食的国际规则、避免强国对弱国的贪婪掠夺，让这个世界更加和谐，让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因为中国的繁荣而受益，同时他们又能促进中国的继续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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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使命：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如何让这种价值观成为主流的普世价值？如何夺下欧美国家手中话语权的刀？
　　在吸收和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兼收并蓄，吸收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集其大成，自成一体，突破儒道释的传统格局，重构大中华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形成符合时代潮流和历史合理性的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社会观、国际政治观。大中华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对内可以融合族群，加强凝聚力；对外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道德制高点，争夺话语权。
　　仅有价值观是不够的，还必有要有积极有效的传播机制。要建设一种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体制，保证媒体不是控制在少数人手里，杜绝媒体寡头，防止资本控制媒体进而控制舆论，从而保证个体和群体的言论自由。与此同时，还要构建对外单向的舆论传播路径，形成舆论战争能力，传播中国的价值观，为国家战略服务。
　　欧美国家不仅控制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国内媒体，而且还能控制其他国家的媒体，包装他们的所谓普世价值，形成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随时准备定点引爆别国内乱，在利比亚叙利亚俄国乌克兰，经常上演这样的好戏。在这个方面，我们不能无所作为，在别人的打击下一副可怜相，忙着澄清谣言。应该向他们好好学习，转守为攻，传播我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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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主义必须而且应该能够全面地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完成上述三个使命，就能够为正在发生的变革提供方向、理念、纲领和价值观，让中国未来的道路少一些无头绪的折腾，多一些目的明确的探索。
　　中国的复兴，不仅是中华民族内在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之福。因为中国带给他们的新秩序能使他们少受一些压迫、少受一些掠夺，能够以更安全、更体面地生存。使各国人民享有劳动的果实，劳动越多、生活越好，而不是让少数国家依靠掠夺和欺骗，寄生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人民的辛苦劳动上。中华民族承担起建设世界秩序的使命，是中国唯一可能的选择，过去五千年我们一直是这么选择的，未来五千年仍然如此。中国必须通过对世界各国施加影响，才能获得中国利益；同时，必须合理使用力量才能长久地保持对世界的影响力，从而使国家利益最大化。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古老，也没有哪个国家比古老的中国更年轻、更有活力。
　　大中华主义古树新枝，承载使命而来，是应运而生的产物，是过去一百多年来几代人实践和摸索的产物、是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的总结、是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有机融合，也是开启未来新时代的钥匙。
　　当代中国人最大的幸运，是一方面经历了中国最近几十年的成长，从而多了一些自信，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西方的衰落，从而不会一片懵懂地崇拜西方的一切。我们能够比过去100多年中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人有更加宽广纵深的视野来理性观察和比较诸文明的本质，既不一味膜拜于中国的传统，也不会膜拜于西方一时的强盛。
　　当代中国人更有能力、机会和责任，去完成文明论述和底层逻辑，更有能力对未来做顶层设计，既要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又可以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精研奇巧技器战胜西方之科技产业，用中国的科技进步压制西方的科技暴力，与时俱进的应对当世变幻之时局，为中国未来确立一种全新、而又相对稳定主流的发展模式，融通开创新时代的文明。
　　这就是大中华主义在当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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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始后面的内容之前，先发一张图。
　　后面的内容都是按照这张图的结构展开。

　　
　　整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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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要按照整体结构图的顺序，分别简要地阐述向历史学什么，向西方学什么，向传统文化学什么，向现实学什么。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大中华主义的核心内涵，在以此为基础，分别从正面论述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国际观、民族观、历史、宗教观、国家战略，等。
　　在所有这些开始之前，先简述三常主义。所谓三常主义就是：常识、常理、常情。
　　以三常主义作为观察社会和历史的基本方法论和价值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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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主张“三常主义”

　　三常主义就是依靠常识、常理、常情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判是非，做出价值判断。
　　自有人类，就有人类的苦难；有了苦难，就有了解脱苦难的追求。各类改造社会、涵养性情的学说和主义，由此而生，千古之下，多如过江之鲫。
　　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同样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说起来都是为人类、为人民、为国家，实际上到底如何呢？多数是坏的，少数还不错，但是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针对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
　　世上并无包治百病的神药，但是人的心中总是希望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未知中寻找永恒。这种追求，用于认知自然，就发展为科学；用于拯救社会，产生的就是这些“主义”。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整体解决方案”，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想去研究，而是按照“主义”的说法走下去就行。
　　在历史中，真正有价值的思想，都不否认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往往从某个具体问题入手，致力于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然后推而广之，经历时间的积累和实际的考验，杂然而成大观。法家的治国之道，也是从春秋末期开始，把治国经验整理总结提升，通过有效解决旧问题而提炼出新方法，最后才形成一种很系统的治理国家之道。绝不是荀子、商鞅、韩非子几个人关在书房里面演绎出来的。
　　倒是号称无所不能的主义，把自己包装成神医神药。这些无所不能的主义，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制造的危害比环节的危害还严重。以济世救人为使命，却有意无意之间反成了祸害人间的凶手。

重启网格

说的都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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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自我标榜要救国救民的“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其实就是空想，或者说是胡思乱想。通常是由一群喜好书斋学问、而并没有真切社会常识的人来研究；这些人关心社会、自以为了解社会，但是由于长期关在书房里，实际上并不真的了解社会；他们的理想过于高远，希望能找到一个办法，永远、永久地治疗社会疾病，解救苍生。出发点是好的，用心良苦，值得我们给予尊重。问题在于他们并不真的了解人性，也不真的了解社会，对社会运作的本源一知半解似是而非。这些人发明出来的主义，或者理论，咋一看上去很有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一般都违背社会运行规律，注定不会有成功的可能。国内外各种乌托邦式的理论层出不穷，有些披着宗教的外衣，有些披上了科学的外衣，本质上都是一样，既无可操作性、又无科学性，纯粹是一些有理想而无常识的人的空想而已。理想主义很美，但是真的没什么用。
　　第二类则完全是由阴谋家野心家发明的。他们的目的是争利夺权，所以需要蛊惑群众来当炮灰，因此必须有一套能够忽悠大众、前景很美的理论，越美越好，骗一个算一个。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用美好天国来忽悠无知群众，目的是自己当教主、当天王。各类国内外邪教均是如此。
　　一味鼓吹市场、鼓吹私有化，与一味鼓吹计划经济，无论其本心如何，也都属于有害的主义。任何极端化的社会改造方案都是如此，因为社会本身不极端、人本身不极端，而是有丰富多元的内涵和丰富多元的要求。极端化之后，总是“看上去很美”，但是正好违背了人性、违背了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律。
　　大众不是学者，不可能去深入研究一种学说是否可行、是否合理。很多事情，大众都是选择相信他们信任的人，他们信任谁，就相信他说的话。自古以来，野心家和阴谋家都是借助愚弄大众，让大众去做马前卒，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实现自己的利益。
　　近代以来，中国人救亡图存之心急切，纷纷向西方学习，于是各类主义粉墨登场。宣传主义的人还不及深入学习研究，半生不熟、一知半解，觉得不错就先拿过来用；大众听后，当然更加不明所以，只是被虚构的美好前景所迷惑，糊里糊涂就跟着走了。把一知半解的主义拿去实施，则主义的真谛在实施中丧失，实施出来的不过是又一场政治灾难而已。为了争夺原教旨主义的解释权，还会使斗争更加激烈。一部近代史，不就是这些东西吗。最终，老百姓的苦难无人解救，甚至陷入更深的苦难中，社会的形态虽能有所改变，但不一定改得更好，很多地方，只不过以一种新的更有害的弊端，取代旧的一种弊端罢了。民国初期以来持续几十年的乱象、46年以后的国民政府的金融改革都是如此。
　　最终让中国走上正规的不是任何一种主义，而是对症下药的各种具体措施，在救亡的时代建军强军，打胜仗才能救亡；在和平的时候搞工业化，虽然要让很多人付出很多痛苦代价，但是也不管不顾地走下去了。解决了主要问题，才会有力量和条件再把其他事情做起来，否则永远都只能“洗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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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义”没有坏处，真理愈辩愈明。但是解决问题，必须要从具体问题本身入手，就事论事解决问题，而不是从某种主义的原理出发。主义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参考，但是不能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判断标准，因为实际问题比任何一种主义更复杂更现实。
　　当我们试图从问题本身入手解决问题时，就会发现，几乎一切社会问题，其解决方法均来自于人类的常识、常理、常情，高度专业的各类社会理论以及似乎很精密精巧的细节，其逻辑的起点和内涵的本源，也都是当时最广为接受的常识、常理和常情。
　　基于常识、常理和常情，从常识、常理和常情出发去解决问题，可以是系统地解决、也可以是就事论事的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待这个具体问题解决之后，自然会出现新的问题和新的解决方法，通过这种小型具体的摸索尝试，一条卓有成效的道路就会走出来。
　　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态度就是三常主义。
　　所谓三常主义，就是从常识、常理、常情出发去发现问题、理解问题的本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三常主义不仅有具体性，还有系统性。因为人类社会中的常识、常理、常情，虽然很散，但是内在有神，虽不是有严密逻辑的系统理论，但是却也自成系统。
　　可以这么说，从三常主义出发，就是从真实的问题出发，以人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解决人们普遍反对的现象。
　　这就是我倡导的三常主义，三常主义是没有主义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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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会问：什么是常识、常理和常情？给一个明确和具体的定义。
　　其实，你可以按照常识、常理和常情去理解就行了。常识、常理和常情，本质上是大众的共同认知和集体智慧，本没有什么高深奥妙的理论。
　　有人抨击中医不是科学，应该废除。我说：无论中医是不是科学，但是中医确实能治病，虽然不能包治百病——西医难道能包治百病吗——但是确实能治很多病，那么中医就有存在的价值。中医有它很成功的地方，是经过几千年的实际检验的，凭什么就因为“不科学”这么一个判定就要废除呢。中医不够科学的地方，将来我们改善起来不就行了。人还是应该相信常识，遵循常理，通达常情，这才是大智慧。
　　“常”者，普通也。常情、常理、常识，名义上虽然很普通，实际上都是人类文明的积淀，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好的社会恪守常情、常理、常识，社会在中庸、和谐的道路上运行。坏的社会则偏激极端，甚至倒行逆施。
　　美国独立宣言所提倡的“天赋人权”不证自明，其实本就是人类的常识，也是常理。可是在各国、各族历代统治阶级有意无意的误导之下，才在18世纪重新焕发出应有的光芒。这种光芒一旦照耀人间，就无所不临，被广泛接受，并成为政治和秩序的基础。
　　法律条文细密、篇幅浩大，但是构成立法基础的也不过是当代人的一些常识、常情和常理而已。这就是为什么陪审员都是从最普通的人中挑选，而不是从精英中挑选的原因。死刑是否应该废除，就是一个时代的大众对此的常识常理常情的集中反映。如果大众都觉得应该非常，自然而然也就废除了，但是大众觉得不应该，个别精英一副普世价值的嘴脸，强烈要求替大众做主，好像不废除就是落后野蛮。某些精英很搞笑，总是高谈民主、普世价值，但是一到具体问题，大众就必须听他们，又不讲民主了。
　　如果一个社会的人——一个人或一群人——都能从三常主义出发去看问题、按部就班解决问题，又能够事急从权、有所取舍，那么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三常主义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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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常主义的常识常理常情虽然内容丰富，但是太多了，甚至有些常识常理常情是矛盾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常识常理常情，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呢？
　　在复杂纷繁而矛盾的事物中，明于取舍，这才是大智慧。其实如果我们归纳一下，可以为三常主义提炼出三项基本原则。按照这三项基本原则来取舍判断，就不会走入极端、不会执迷不悟、不会倒行逆施，就容易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
　　下面就是三常主义的三项基本原则：
　　原则1：三常主义的空间性原则——主流和支流结构性互补
　　原则2：三常主义的时间性原则——此时不是彼时
　　原则3：三常主义的标准性原则——标准不就高，也不就低

　　在后面阐述大中华主义以及其他分析时，三常主义的这三条基本原则都会被经常提到。
　　现在先把这三条原则分别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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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1：三常主义的空间性原则——主流和支流结构性互补
　　三常主义的空间性原则的内容表述为：
　　任何一种健康的事物，必须有明确的主流，同时有若干丰富的直流来作为补充，形成互补的结构。在漫长的变化中，主流支流可以互相补充营养，甚至支流演变为主流。如果没有主流支流的互补结构，就不是一种健康的事物，一定会走向没落消亡，甚至走向反面。

　　无论是宗教、思想、文化、价值观、民族构成、政治势力、社会偏好等等各种事物都是主流和支流并存。这种结构性的并存状态是一种广泛的永恒。
　　问题在于主流如何对待支流、支流如何对待主流和其他支流。这才是决定性的。
　　如果主流试图占据完全垄断的地位，对所有支流都采取打压的立场，只会使自己丧失继续发展和丰富的潜力，最终反而会走向末路。
　　今天的主流，明天可能就成为支流；今天的支流，可能就是明天的主流。基督教、伊斯兰教开始的时候，都只有很少的信徒，是当时各种宗教中的支流，最终都获得了统治性的主流地位。
　　日心说最初也是支流，虽然伽利略遭受地心说背后的宗教势力的迫害，但是代表历史正确的一方最终还是会胜利的。排斥支流，并不会让主流变得更加主流，只会让主流失去弹性、灵活性，最终丧失了生命。
　　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惹恼了当地的主流教会的祭司们，结果惨遭杀害。穆罕默德开始传教的时候，也是屡遭排挤，被迫出走。但是这两人最终都修成正果，各自引领三分之一世界的宗教主流。
　　儒家学说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真知灼见，关于家庭和个人修养层面的论述至今仍有价值。但是一旦获得独尊的地位，就逐步失去了博采众长的能力，越来越走向偏颇、极其激进又极其保守，最终失去弹性或活力。宋明清以来，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垄断强化，但是发挥的也基本都是有害的作用。当国家需要前进、需要改良的时候，儒家学说没有发挥任何一点有价值的作用，反而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另一方面，如果缺乏明确的主流，过于纷繁杂乱，莫衷一是，也是不行的。
　　在商业领域，小散多乱的行业就是如此，产品服务质量低，最终都会进行行业整合，出现几个主要的寡头作为主流，其他杂牌作为支流。
　　在思想领域更是如此，离开了支流，主流也失去了丰富和发展的动力和潜力。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如此混乱，翻案成风，逆流汹汹，就是因为原来的主流力量自我放逐，大家都不信了，但是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又没有建立起来，出现一个空白期，所以各种势力正好兴风作浪，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纷纷造势，就形成目前这种混乱的局面。混乱的局面，与百家争鸣的局面有本质不同，泥沙共下，劣币驱逐良币，最终会给社会带来很大危机。
　　主流主导、支流并存的多元化，是一种最好的结构。主流，要做好正面阐述，发挥主流稳定的作用。对支流则采取兼容并蓄立场，可以丰富主流。缺乏生命力的支流，不用排斥，最终也会自行消亡，对主流、对其他各种支流也不会产生什么大不了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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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结构就是垄断，只有主流，没有支流。
　　商业环境中的垄断，消费者就要受中国移动、中国石化、铁道部这种企业盘剥。政治生态中的垄断，庸官贪官遍地，社会成本极高，老百姓每天要先工作5小时去养活这些庸官贪官。教育领域，所有教育都由教育部来办，所有大学其实都是教育部的下属分校而已说起来教育部还硬是了解，孔子不过弟子三千，教育部每年都要折腾上千万青少年，随便派个副处长出来，都比孔子伟大得多。所有医院都是卫生部来办，结果呢，医生都成为最大的医药贩子，看病都看不起了。
　　价值观的垄断，也很可怕。中国古代把器具之用都当作奇技淫巧，很看不起。所以艺术家、工程师缺乏应有的尊重，艺术、工程技术就发展得慢，最多也就是一些诗歌、文人画。西方的音乐、建筑、医学、技术，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因为人家有尊严。我们这里是万般皆下品，有志气的人都去读书进学做官了。社会缺乏尚武精神，把当兵看作低人一等的职业，自然而然就会文弱，国家就会衰亡，弱宋就是如此。
　　80年代以来，思想领域一切都以西方的价值观为标准，普世价值被当作包治百病的万灵大补丸，一提政治就选举投票，只要是宪政投票就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经济学也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无视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的差异性。精英学者有一个毛病，他们谈论学理、议论历史问题、观察别人的事情，往往头头是道，但是只要让他们评论现实社会、面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常常连普通人的水准都没有。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价值观里面包含了太多偏见，缺乏常识，偏执固执，就会走火入魔，这就是价值观被偏见垄断，以偏概全的后果。现在精英都成骂人的专有名词了。
　　苏联“意识形态”的控制异常严密。纵观苏联的历史，无数政治犯被清洗，异见知识分子也不鼓励有自己的思想，人们无法正常交流观点，提高认知，这造成了苏联人思想的僵化。加之以和西方的对立与隔绝，几十年下来，最致命的问题是苏联人思考能力和创造力下降，由此造成他们对现实的把握能力也有缺失。俄罗斯民族本来就蛮横偏激，在思想控制下，就更容易走极端，90年代苏联垮台和经济改革完全失败，源出于此。
　　这些垄断的生态结构消灭了所有支流的存在，不符合主流支流互补的结构性原则。必须打破，才能使整个社会更有活力，使社会中、大众中所拥有的潜能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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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主义的“主流支流互补的时间性原则”，赞成对社会思想和物质存在采取一种多元化的价值观和多元化的存在结构，在多元化的前提下，强化主流；在发展主流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多元化。强化主流不是去否定支流，而是从支流中吸取一切有价值的事物来丰富主流，使主流和支流都能保持活力，都能有效发展并有机协调在一起。
　　主流支流互补结构是最合理的结构。三常主义的这条原则不仅适用于意识形态领域，也适用于人的知识结构、人才成长路径、团队组成结构、商业竞争结构、民俗民风、产业结构、宗教信仰、社会组织构成、政策法律等各种领域。
　　这条原则，内容似乎很虚，所以包容性才大。金木水火土，五行缺一不可，只有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因为缺乏其他种种而走火入魔。道理就这么简单。很多错误，其实就是违反了这条看起来很简单的原则，违背了这种常识常理常情。

　　这条原则在后面很多具体分析中要经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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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再介绍三常主义的原则2.

　　原则2：三常主义的时间性原则——此时不是彼时

　　三常主义的时间性原则表述如下：
　　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与所处时间有关，时间变了，性质也会变，如果不能因时而化，就会从合理走向不合理。反之亦然。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时彼时，时势相异，就需要改弦更张，而不能因循既往。
　　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此时有此时之理，彼时有彼时之道。此时行彼时之道则罔，彼时行此时之道则殆。
　　这就是三常主义的此时彼时原则，我称之为“此时彼时的时间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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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对“道”的运动规律作了这样的概括“反者道之动”。意思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是“道”的运动规律。他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变动不居的；变动不居的原因是天地万物都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对立面以及对立面的互相转化。
　　“道”的运动规律，与我的三常主义的时间性原则，在本质上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凡事都会存在一个变化的问题，变化的方向、好坏也许各有看法，但是对于变化，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例如，关于历史的变迁，中国传统哲学有三种不同的观点：退化论，循环论，进化论。
　　老子推崇太古的淳朴社会是最好的，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类失去素朴本性的原由，提倡绝圣弃智，反朴归真。
　　战国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水、火、木、金、土五种德性相生相克的原则，周而复始，不断更替。
　　先秦法家一般都承认历史发展，主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实行不同的治国方策。
　　儒家则以尧舜时代文武周公时代为最高典范，厚古薄今。　
　　虽然各家对事物变化的看法在形式上很不一样，但是无论是退化论、循环论、进化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承认：社会在变化，各个时期不一样。
　　这就是我在三常主义中的“时间性原则”。
　　至于是以前的好、还是现在的好、还是循环往复，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
　　三常主义的“时间性原则”，除了可以用来观察历史、社会发展之外，也适用于几乎大多数的事物变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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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生老病死，所有的东西，都有“保鲜期”，此时彼时肯定是不一样的。
　　一项政策，会随着时间的演变而完全变质，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地发挥积极作用。朱元璋在明朝开国之时，以军户军屯的方式，使军队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朱元璋很得意地说：养百万兵，不费天下一粟。但是不足百年之后，这套制度就完全背离了初衷。军户忙于种地，简直成了穿军装的老百姓。军户的土地被军队各级军官所侵夺。结果是，粮食不能自给自足，军队也没有战斗力。
　　一个家族，第一代创业，成就事业，获得财富、地位、荣誉，二代三代能够善始善终的，几乎没有。历朝历代，第一代贵族靠军功而出人头地，马上打天下，尚武而寡文。二代三代以后，开始涌现各类艺术家，但是尚武精神则逐渐丢失，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几乎没有。八旗子弟，入关之后，不到40年，大多数八旗子弟连马都不会骑了。
　　一个组织，刚开始很清廉，以此立足、以此号召，获得公信力和权威。但是有了权力之后，很快就陷入腐败，甚至比这个组织原来要打倒的组织更腐败。例如工会，本来是应该为工人谋福利的自发性组织，集众人分散的力量于一个统一的组织，维护工人权利，但是很多工会或者形同虚设，或者被工人贵族所把持，所作所为与工人的福祉一毛关系都没有。很多邪教也是这样。组织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根本原则的异化。这种异化现象普遍存在。
　　在资本和寡头的双重控制下，当今的美国政府早就不是林肯时代的那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了。美国在中东的种种作为，并不是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这是美国国务卿自己公开承认的），而是资本集团利益的需要，本应该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政府，却在不顾国家利益，而为资本寡头服务，这就是政府的异化。
　　一场运动，本来是为了实现某种共同的理想，最后却被领导者所绑架，变成领导者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或者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完全背离了运动发起者的初衷、背离了参加运动、支持运动的大众的初衷，这也是异化。
　　再看一个异化的例子。工会本来是为了保护工人利益的组织，但是，走向反面之后，反而会伤害工人利益。芝加哥的汽车工会，迷失了自己为劳动者争取合法权益的宗旨，对内贪污、侵吞工会成员的各种福利费用，对外则是最大程度地索要不合理的高额工资，在自己所在的企业面临破产之际，还要瞒天要价，动辄以罢工来威胁，活生生断送了奥巴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救助机会。我们透过共和党议员对三大汽车厂商救助行动的百般刁难，就可以想象参议员们对“汽车工会”的刻骨憎恶，他们宁愿让“通用”破产倒闭，也要把这批不识时务的工会成员赶进失业大军中去。工会组织充当了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媒介，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同时，又阻碍了工人与公司之间合约的自由选择权，到最后堕落成了类似于一个专门实行敲诈和要挟的黑社会组织。如果导致公司破产，工人必然失去工作，到头来还是要由工人自己来承担损失，最后加入到“城市流民”越来越庞大的队伍中去。
　　普世价值本来是好东西，但是现在主要被国际强权用来干涉别国内政，就成了坏的东西了。
　　再例如，财富是生产出来的，不是分配出来的。政府不管在何时，只具有财富分配的功能，而不具有财富生产的功能，财富是人生产出来的。政府是强势好，还是弱势好呢？
　　强势政府在经济追赶期在工业化初期，确实能发挥重要作用，否则无法集中资源办好大事；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后，就要更多依靠民间力量——不是国企私有化——让民间的每个人、每个小型组织都能发挥自己的左右，这个时候，政府就是弱势一点更好，不能全部代劳。
　　决不能因为一个政府在一个时期有贡献，就要永远听命于这个政府；不能因为一种体制在一段时期内完成了历史使命，就要永远使用这种体制。
　　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