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复兴不符合西方利益，双方都在准备摊牌（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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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思想就先讲到这里。
　　明天讲“五家共治”中的最后一家——杨朱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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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一段：

　　将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既非民主，也非宪政，而是资本。资本表面是松散的，实际却更像出自于一头魔鬼的精密计算。马克思说：“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美国资本通过铸币权和税收权轻易驯服美国联邦政府，或者说后者干脆就是他们的道具，而总统仅仅是一个演员。是的，小布什本人就是关在笼子里的狗，奥巴马同样如此。美国就是这么一个僵尸国度。这个僵尸又控制了欧亚大陆的两端和中央，无论是西欧还是东亚的日韩还是中东的一些国家，他们的许许多多的所谓政治家都被资本关进笼子。但是，我们却从媒体中得出错误的认知，某某某总统是这样的政策，某某某总理是那样的国策。现在，我们是否该醒醒，大家是否入戏过深？
　　那些关在笼子里的玩偶真的值得我们花费心思吗？还是是多了解了解把他们关进去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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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转帖一段：

　　对于资本而言，科技与文明的进步都不值一哂，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干翻权力，让权力成为政治道德的原罪。小布什的话代表了韬晦上千年的资本势力的肺腑之言，千年以来，终于就要实现终极目标了。地球上的绝大多数权力已经匍匐在资本之下，这番话显得那样的扬眉吐气和志得意满。

　　经过媒体的精神催眠，“权力”成为魔鬼的代名词。所有的话语或迂回或直接都是指向权力的靶子，自由与专制、民主与独裁、集权与自治、市场与管制等等等等，每一对精心挑选的词汇都是将矛头引向各式各样的权力。从古老的王权到今天的主权，都天然形成了资本的敌人。这种斗争贯穿了我们近千年的历史，贯穿近百年的历史，贯穿今天世界格局的方方面面。所谓国内的种种矛盾亦不过是这种斗争主题曲的形形色色的变奏。

　　正如我们强调的：债务即奴隶，主权债务即主权奴隶。
　　资本早已通过美国国债驯服了美国的国家政权。在欧洲，希腊、意大利、法国的主权债务危机相继暴露时，在欧洲的政治家为债务问题殚精竭虑的时，有人惊呼：高盛成了欧洲的新主人。
　　人们记忆犹新，希腊的债务是高盛当年做下的假账，又被他引爆。欧元区的危机是由美国资本在10年前布下的地雷，10年后又由美国资本将其引爆，高盛背景的经济学家开始接管欧洲。这是美国资本降服欧洲主权的手段，资本最终会把所有主权关进笼子里，然后君临天下。所以，默克尔一再指出欧美危机是政治危机。

　　资本没有国家，自由流动，阻碍它流动的只有权力。普世价值、全球化都是资本语言的造势，为最后的现身进行心理铺垫。资本语言由含蓄变得直白，资本谋略由暗棋走向明棋，隐埋千年的魔怪就要显露真身。千年的戏码如今也到了收官阶段，最后一幕的高潮也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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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曾经是欧美为中心，现在世界各地的势力都在崛起，不正常吗？如果从一个漫长的历史来看，欧美的崛起其实是世界的一个不正常的时期，亚欧大陆真正的主宰是中国和北方游牧，从来不是西欧，中国强，北方游牧就去挤压除中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国家，欧洲和中东就过不好，中国弱，北方游牧就挤压中国，中东和欧洲就可以过得好点，这是地缘，不可更改，西方趁着中国三千未有之变局改变这个稳定的地缘结构，造成了西方的崛起，但是这是和正常情况不同的一个特殊时期，世界终归还是要回归本来面目的，所以西方在世界高端的时间是有限的，我想该变天了。
　　那么在历史上世界是怎么的呢？世界其实是用中国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的一个网络，注意是网络，就是各个节点都有一些强国（基本就是占据中国丝绸之路重要位置的国家），强国间形成一个隐形的联系，然后由北方游牧来冲击这个网络之间的联系，冲击的动就是北方游牧强盛，冲击不动就是北方游牧衰落，按照现在的话语：多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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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共治之杨朱——中国古代诸子中唯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倡导者】

　　墨子是从草根阶层的群体性角度看问题，杨朱则直接强调个人利益不能侵犯。
　　从个人与国家的角度考虑，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呢？
　　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才产生了国家，国家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集中力量，抵御外部威胁、维护内部只需、进行内部公共建设。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秩序，社会的秩序也需要法律予以维持。而不同的是，法律是以政府为本位，还是以公民的权利为本位？
　　儒家法家实际上都是为了政府和君主，他们对法的理解也是在这个前提下的。这就必然导致个人权益被过多地牺牲和剥夺。
　　出现国家，必然要求个人要把部分权力让渡给政府，这样，政府才能有所作为，保护国家安全，提供公共产品。但是让渡多少合适呢？谁来决定让渡的量呢？
　　这就是杨朱的“拔毛”思想要回答的问题。
　　杨朱的思想本质就是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谁有权利来拔个人的毛？
　　拔多拔少谁说了算？
　　杨朱认为别人无权拔自己的毛，只有自己才有权力决定是否要拔自己的毛、拔多少毛。
　　杨朱没有为我们留下鸿篇巨制的著作，只留下了只言片语，但就这只言片语中包含着对人性深刻认识、对国家与个人关系彻悟。
　　吕思勉先生在评价杨朱“不利天下，不取天下”时指出：“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故曰天下治也。杨子为我说如此，以哲学论，亦可谓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则浅之乎测杨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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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共治之杨朱——中国古代诸子中唯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倡导者】

　　要知道杨朱思想的独特价值，首先要知道中国主流的儒法两家的缺陷。
　　法家最关心的是富国强兵，强调的是君主对臣属的控制、强调的是法律和秩序，强调的是个人目标与国家目标一致性和配套的奖惩制度。但是缺乏对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不可剥夺的深刻关怀，缺乏这种关怀，在君主制度下，个人的权利就不可避免地被剥夺，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
　　儒家虽然强调了修齐治平，鼓励入世，实现家国理想，服务社会秩序，但是没有从社会与个人的契约关系角度看个人权力。儒家所维护的周礼制度，本质就是等级制度，人要分尊卑，礼不可僭越，个人的权利是依附于周礼之下，生来就不是平等。
　　可以这么说，法家关心的是国和君，儒家关心的是国和家，法家和儒家总体上都是从国、家、君这三个维度来观察和分析，唯独缺乏对个人自由和利益天然合理性的关注。
　　杨朱则是诸子百家中唯一“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待个人，把个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来看待，并以个人自由尊严和利益为依归，反对国家和君主拥有剥夺个人权益的权力。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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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家共治之杨朱——中国古代诸子中唯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倡导者】

　　在儒法内外兼修的治理下，中国自古就缺乏个人主义土壤，而把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当作理所当然的唯一正确选择。天赋人权的思想非常淡漠，个人权利屡遭侵夺，恶法之恶尤甚于人性之恶，滥权之祸尤甚于人性之祸，这恐怕也不是儒家人文思想的本意，也不是法家以法调节利益的本意。但是在现实总就发生了？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在大历史的三个规律中所讲到的：权力有自觉作恶的本性。
　　相比于君主、国家（政府）、家庭（家族），个人是弱势群体。在大家庭中，幼子、庶子、妾这种身份的人都可能被家庭成员欺负，亲人之间尚且经常发生这种不幸事件，更何况在国家中，个人面对政府和君主权力会更加无力反制、更加无奈。
　　如果不能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保护个人权利，把个人权利在法律和道德层面放到第一位，个人权利一定会被严重剥夺，一部历史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
　　即使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保护个人权利，把个人权利在法律和道德层面放到第一位，也仍然不能保证个人权利不被侵夺；个人仍然需要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人是社会性动物，不可能独善其身，但是人都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好的社会里面。好的社会有这样的要素：私有财产神圣、司法权利、多元价值观，等等。
　　好的历史阶段、坏的历史阶段，好的文化、坏的文化，其分界线在哪里？就在这里，就是要看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是否有尊严、有自由、其固有的各项权利是否得到有效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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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共治之杨朱——中国古代诸子中唯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倡导者】

　　为什么说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为什么说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
　　不仅仅是因为汉族人多，居住面积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汉族所发展出来的文化，更加关怀人的尊严，这是站在历史的进步方向上，所以，即使草原民族侵入中原，最终都要同化到汉族的族群和文化中，这就是汉民族文化先进，历史最终选择这种文化。所以说，中华民族是文化的民族、文明的民族，而不是血缘的民族、宗族歧视的民族。
　　西方国家在国内治理中，对权力的制衡做得相对要好得多，所以个人权利就得到了很好保护。因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进入宪法（这一条后来“异化”了，变成“寡头财产不可侵犯”，99%的人民的财产却被设计、被侵犯、被掠夺）、司法上首先提出无罪推定原则，价值评价多元化，形成了一种宽容的社会风气和大众舆论，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发展兴趣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繁荣，这都是对个人权利保护所达成的结果。
　　保护个人利益，才能更好地建设群体、保护群体利益。只有保护别人的毛不被拔，才能保住自己的毛不被拔，才能让大家的毛都不被拔。
　　主张“性恶论”，才能控制人性中“恶”的部分，才能建立法治社会，才能最终让大家得到善的待遇，让大家的利益得到保护。主张性恶论，也就必须主张个人主义。也只有主张个人主义，才能最终让群体利益得到保护。
　　这就是杨朱思想的社会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国这个有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传统的国家里，一定要特别弘扬杨朱的个人主义。因为，集体主义救不了集体，只有个人主义才能救集体，利他主义无法利他、只能利政府，只有个人主义才能利己和利他，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的“人-社会-组织”的关系中所表达的那样，如果没有对个人的保护，社会就会完全偏离到组织的方向，组织会“黑社会化”。如果有了杨朱思想为基础的法律设计和社会共识，才能让社会走向和谐和良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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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个人主义的“人-社会-组织”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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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根价值和个人主义的约束下的“人-社会-组织”关系图

　　五家共治，才能实现个人与政府的权利平衡，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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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楼上的老朋友回来。

　　再贴一段。把杨朱思想暂告一段落，以后有机会再做详细探讨。

　　【五家共治之杨朱——中国古代诸子中唯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倡导者】


　　唯有提倡个人主义，才能求得与集体主义的平衡；唯有提倡自由主义，才能求得与集权主义的平衡。
　　社会属性和实力决定了，集体的权利一定会压倒个人权利、过度集权的危机大于过度自由的可能。古今中外，一部人类历史，个人权益受到压榨甚至全部掠夺，斑斑血泪屡见不鲜，从来没有出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极端的自由主义能够大行其道。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普通个人都是弱势群体，所以，需要特别保护的，不是集体的权益、不是当权派的权益、不是寡头家族的权益，而是个人的权益，每个普通的个人的权益，聚沙成塔，要保护的是普罗大众的权益，这就是提倡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根源。
　　有些人总是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极端个人主义”是一个假命题，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极端个人主义。在人类历史上频繁出现的是：权贵阶级不受限制地掠夺、剥夺大众的权利，政府或组织对个人权益的过分侵占。
　　要反，就要反这种权贵掠夺主义。因此，必须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形成文化和舆论的主流意识，才有可能使个人权益尽量少被侵犯、个人自由尽量少被剥夺。要想完全不被侵犯、完全不被剥夺，那是不可能的。
　　按照我的三常主义的“不就高不就低”原则，如果以“完全不被侵犯、完全不被剥夺”为标准，这个标准在现实中太高了，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是必须把这个标准作为理想中的追求。这就是提倡个人主义的价值、也是提倡个人主义的目的所在。唯有如此提倡，才可能达成一个可能实现的平衡，否则，个人利益会被剥夺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境地。我们看到、经历过的类似的人间悲剧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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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朱就讲到这里。
　　明天开始【漫谈五家共治】，
　　把“向传统学什么”做一个总结，并为后续的当代制度设计奠定一个基础。
　　当代的制度设计，要一边回顾历史中的人和事，一边议论当前时事，然后次第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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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谈五家共治】

　　之1，外儒内法的价值有时而尽
　　平王东迁、庄公小霸之后，诸侯之间战事频发，原来的周礼维持不下去了。对于诸侯国来说，如何在乱世自保，如何适应外部变化了的新秩序，就成为最核心的政治问题。
　　管仲辅佐齐桓公，开创了“尊王攘夷”的春秋争霸模式。晋楚相继崛起，争霸战争持续了近三百年。
　　到了战国时期，周王室的影响力清零。诸侯之间战争模式已经不满足于争霸，而完全转变为兼并，转变为国家统一战争。
　　秦帝国忽起忽亡，汉帝国承前启后，在汉武帝时期，内用法家，外以儒示，形成外儒内法的治理模式，中国的帝国管理模式终于定型。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面对的考验是“一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为解决这种社会危机最终寻找到的道路就是“外儒内法”的国家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在汉武帝时期成熟，此后沿用了二千年。在此期间，各代统治集团不断摸索和调整，但是总体框架始终是外儒内法。
　　法家的作用是处理实务，是房子的柱梁、砖石瓦块，儒家的作用是凝聚家国共识，是粘合剂。
　　外儒内法在二千年的历史上，帮助中国战胜了内外各种挑战，结合经济层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作为庞然大物，始终是东亚世界中的霸主，文化延续，从无断绝。应该说外儒内法是非常成功的治理模式。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末，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连续失败之后，中国人再次开始探索应变的道路。
　　这次参与探索的，不仅是政治家，不仅是思想家，也包含广大的大众。大众的意志、个人的权利，成为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并左右了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这与古代菁英时代的贵族政治大不相同。
　　但是，自清末以来的探索，国家治理模式其实还是在外儒内法的模式中打转，没有突破。
　　建国之后，传统文化被冷落，儒家被批判，马列取而代之，形成了“外马列内法”的治理模式，其实就是外儒内法的变种，只不过用马列主义置换了儒家教义而已。
　　外儒内法（或者说“外马列内法”）不符合大众的意志，也无法保障个人的权利，不可能形成稳定持久的政治局面。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不能以外儒内法作为国家管理模式的根本原因。必须另辟蹊径，找到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国家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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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谈五家共治】

　　之2：五家共治——完备而自洽的国家治理体系

　　前面在探讨儒法共治的缺点时，曾经指出：
　　在君主制下，归根结底，立法要为君主统治服务。这是法家无法回避也无法改变的现实。因此，无论法家怎样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于法律是君主所立，而不是人民所立，自然首先要为君主服务，而不是为大众服务。再加上儒家“等级贵贱”思想的推波助澜，外儒内法的治理模式下，法律面前无法做到人人平等。法律的内涵也是以维护统治作为基本立法原则，而不会以保护普通大众、保护草根阶层的个人权利作为立法原则。这就是外儒内法的最大弊端，这个弊端在儒法体系内无法解决。
　　儒家的礼教是驯服晚辈尊重长辈、驯服下级尊重上级，驯服个人服从组织，儒家这种君君臣臣的等级教育，强化了个人对外儒内法弊端的忍受力，却无法改善外儒内法的固有缺陷。
　　外儒内法的这个弊端，通过“人-社会-组织”的关系图能清楚看出。外儒内法，使社会整体形态过多地向政府组织靠拢，个人权力被过多剥夺。这正是杨朱思想和墨家思想所极力反对的。



　　

　　如果在外儒内法的逻辑圈子里打转转，不可能走出一条保护个人权利的道路。在当代，“外马列内法”的逻辑圈子里打转转，也不可能走出一条保护个人权利的道路。
　　必须突破这个封闭的圈子，才能走出一片新天地。
　　这就是我所说的五家共治。

　　五家共治，比外儒内法多出来三家，道家、墨家和杨朱。这三家与儒法两家在人文精神上完全不同，可以形成互补。
　　道家在哲学意义上，是我国古代诸子的共同基础。所有各家在哲学深处都是与道家相通的。可以说，道家的“道”的思想，是诸子百家共同的“根”。
　　从治国角度看，人有人的道，国有国的道，法有法的道。在外儒内法的国家治理模式下，把人忽略掉，只剩下国（广义的“家”）和法，所以，法也就偏离了法的“道”，法就变成了短期利益的追求者。
　　商鞅入秦，三次游说秦孝公，第一次是帝道，第二次是王道，秦孝公都没有兴趣，第三次商鞅讲霸道，秦孝公立即相见恨晚。霸道就是追求短期利益、不求整体平衡的政治速成法。后世法家继承的也大都是霸道。
　　墨家则是代表草根阶层的政治理想、价值观和社会追求。
　　杨朱推崇的是个人主义。
　　黄老之学则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干涉社会中各项事务，而是应该守住自己的本分，无为而治。
　　墨家杨朱黄老之学，从三个不同方向补充了儒家和法家的不足，道家还能提供哲学基础和自然观本体论的宽广视野。
　　如果在外儒内法的基础上，增加墨家的草根价值观，增加杨朱的个人主义，增加黄老之学的公民自治，那么社会形态就会大变。治国之法就可以在法哲学上真正做到“道法自然”。以法治国，才能代表这个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法才有尊严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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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五家共治之3：诸子产生的时代背景——为混乱的时代寻找救治药方】
　　从夏商到秦汉，是一个神权向人权过渡的漫长演化。
　　夏商两代最重神权，君权神授，这是一个充满了神权色彩的时代。
　　文武革命和周公制礼，受命于天 唯德是辅，建立宗族血亲的封建制，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从神权进化到族权的过程。
　　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缩小族权在整个国家体制中的地位，与之对应的政治制度的变化就是封建制过渡到郡县制。

　　春秋以后，礼崩乐坏。混乱的时代，激发了人类固有的追寻秩序的内在追求。
　　科学家研究科学，艺术家钻研艺术，厨师醉心厨艺…..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和偏好，另外部分原因是追求秩序，把“不确定性”确定下来。
　　春秋时代的通信和交通，已经使那个时代的人，能够把目光看向整个国家，而不是像夏商时代的人那样只能局促在一个小地方。更加宽广的地理视野、前所未有的混乱政治秩序、巨大的个人成长梦想和机会，迫使他们做更加深远和系统的思考，要为这个混乱的时代寻找救治药方。
　　于是，诸子百家纷纷粉墨登场，纷至沓来，中华民族思想的黄金时代隆重出现了。

　　孔子崇拜周礼，他初期的理论探索都是为了给周礼寻找合理论述。儒家最强调家庭，并仍然试图以家族为基础，建构类似周礼的国家大家庭。儒家的仁、孝都是为了构建家族式的国家治理结构。孔子认为这个最好。儒家提倡的修齐治平、仁、孝悌，都是为了这种国家治理而培养合适的人才。儒家尊崇周礼，进步的地方，是降低了家族在伦理上的地位，更多强调个人与小家庭的关系。孝悌就是在一个较小的家庭中的道德，解脱了家族对个人的束缚，减少了个人对大家族的义务。这是一个进步，是一种解放。
　　法家则是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梳理君主、国家、个人和法律的关系，法家都是务实的操作主义者。法家从性恶论从发，直接考虑的君主和人的关系，调节这种关系的就是法。治国、治民用法，管理大臣、巩固权力则用术和势。

　　儒家法家的缺陷呢？
　　法家最关心的是富国强兵，强调的是君主对臣属的控制、强调的是法律和秩序，强调的是个人目标与国家目标一致性和配套的奖惩制度。但是缺乏对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不可剥夺的深刻关怀，缺乏这种关怀，在君主制度下，个人的权利就不可避免地被剥夺，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
　　儒家虽然强调了修齐治平，鼓励入世，实现家国理想，服务社会秩序，但是没有从社会与个人的契约关系角度看个人权力。儒家所维护的周礼制度，本质就是等级制度，人要分尊卑，礼不可僭越，个人的权利是依附于周礼之下，生来就不是平等。
　　可以这么说，法家关心的是国和君，儒家关心的是国和家，法家和儒家总体上都是从国、家、君这三个维度来观察和分析，唯独缺乏对个人自由和利益天然合理性的关注。

　　道家则从人性解放的角度反思，追求人在社会中和精神上的解放。道家的思考，奠定了中国的哲学基础和本体论基础。后世中国哲学基本都是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做一些细节的丰富和诠释。
　　墨家内部成员大多来自社会中下层，这个团体发展出来的思想也恰好代表了大众——或者说草根阶层——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和政治追求。
　　杨朱强调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应该被外在力量剥夺，应由本人决定。杨朱则是诸子百家中唯一“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待个人，把个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来看待，并以个人自由尊严和利益为依归，反对国家和君主拥有剥夺个人权益的权力。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
　　墨家和杨朱的思想，是春秋战国时代最炫目的奇葩。可惜生不逢时，在贵族精英政治的时代，他们的思想注定要被边缘化。但是，是金子总要发光，到了当代，他们的思想有机会发挥真正的作用。
　　我有时候觉得老祖宗实在是太伟大，两千年前，就把我们现在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fumaoyue

　你的三个问题都非常好，下面我一一回答。一起讨论一下。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关于资本。

　　资本试图控制社会，并不会因为某个政党或者某个民族而不同。
　　我赞同你的这个看法。

　　小资本会试图控制某个行业、或某个地区的权力，大资本会试图控制国家。
　　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资本会去寻找权力，与权力结盟，最终控制权力。
　　与此同时，权力也在寻找资本。有权力的人，都想把手中的权力变现，因为权力有公众的属性，难以世袭，而财产却可以永久归私人所有，子孙相传。
　　单纯的权力、单纯的资本，都不足惧，可怕的是这两股力量的合流。一旦形成资本与权力的结盟，无论是资本控制权力（例如二战以后的美国），还是权力控制资本（例如改革之前的中国和苏联），留给这个社会的自由空间就非常少了。
　　资本和权力结盟之后，社会就会固化下来。人就会成为台前木偶，控制他们的是背后的权钱利益集团。即使是美国总统、国会议员、部长州长，单一的个人也是被控制，很难打破这种整体性的束缚，去推行个人的政策。肯尼迪贵为总统，不听警告，也要被一枪爆头。

　　我整理的大历史的三大规律中的第二规律，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犹太金融寡头之所以被拎出来批判，是因为他们资本最雄厚，控制的又是美国，并通过美国操控世界。影响力最大，危害也最大。
　　就控制世俗事务的意愿来说，资本和宗教是一样的。
　　几乎所有新兴宗教，都会试图去控制世俗政权，甚至越俎代庖，自行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但是组织都会老化，宗教一旦失去最初的活力之后，特别是失去一代二代最具威信的导师之后，宗教就会老化，虽有控制的愿望，但是逐步丧失控制的能力。
　　而资本的危害大于宗教。因为资本的歇斯底地的控制欲是永远不会消退的。
　　控制资本的人可能会改变，但是无论是哪个人掌握了这么大的资本，都会出于逐利的目的，而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渗透、控制。
　　犹太人由于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没有自己个国家，国家意识淡漠，对所在国家缺乏归属感，而只是把所在国家当作“宿主”。他们只愿意让国家权力为他们的资本逐利服务，缺乏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忠诚。所以犹太资本的破坏性更大。

　　在资本控制社会、控制国家的过程中，肯定存在阴谋，但是不一定是以阴谋论的方式。
　　例如有人认为是共济会（或类似组织）在掌管世界上的资本意志，几百年来不断的利用欧美各个强权国家，来达到自己逐利的目的。
　　我对此持保留意见。
　　但凡有确定的组织，就必定有决策者、执行者、有常任的办事机构。否则无法协调这么多、这么复杂的资本行为和全球阴谋。
　　而一切有形的组织，一定会留下痕迹，有迹可寻。那么破坏这种组织，也就有章可循。
　　同时，一切有形的组织，都会生老病死，盛衰兴替，组织会分裂，人事会更张，宗旨会异化。
　　而在现实中，我们看不到这种明显的组织痕迹。

　　我虽然不赞成这种有形的阴谋论，但是我赞成无形的阴谋论。
　　无形的阴谋论，某种意义上更加可怕。找不到对手，就无法打击。这才是可怕的。

　　所谓无形，是说不存在一个有形的资本家组织。而是资本根据本身的逐利性，贪婪性，为了逐利，当遇到抵抗时，就会暂时联合起来，去打击对手。如果遇到的抵抗者是国家，就用战争毁灭国家；如果是某个政权，就用内斗搞垮政权、用代理人控制政权；如果是某个领导人，就想办法换马、或者干脆干掉。
　　资本有事就联合，无事就各自发财，以资本之“无招”，破世俗政权之“有招”，以无招破有招，伤人于无形，这就可怕了。
　　依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如此。
　　用有形的政权，去对抗无形的资本的贪婪属性，困难是比较多的。这就要警钟长鸣、长抓不懈，建立长效机制才行。
　　所以，人类国家利用资本造福、不受资本控制，这是一部永远不会终结的恩怨情仇。
　　正如我们要利用权力造福社会，又不能反而受权力的祸害，也是一部永远不会终结的恩怨情仇一样。
　　所以，我才把这个问题，列为大历史的三大规律的第二规律。

fumaoyue

　@幺仨 2012-05-14　13:08:03
　　1、我认为资本控制着社会，它并不会因为摸个政党或者某个民族而不同。
　　2、你觉得现在TG专制，权力监控形同虚设的情况下，中国现今是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呢。虽然我也很想如你认为的那样，现今兔子左派占点优势，但实际情况恐怕不容乐观。不说南方报系等右派刊物横行、中宣部战斗力为零没有人管，就说现今国企私有化进程，其实国企90年代私有化就没停过，只是这次世行来是想推进核心国企的私有化进程，如果官僚资本右派掌权的话，我觉得在资本的驱使下，很可能私有化成功，造就如俄罗斯那样的官僚资本寡头，当然没有俄罗斯来的剧烈。
　　3、你所说的5种思想共制是很好的办法，归根结底还是要控制好自由和公平之间的度，但是我觉得这是建立在良好的国民素质与监督制度的前提下。我感觉有些空想，具体如何实施很难决策。

　　我最担心的还是第2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拌饭，极左和极右这种在一定时间内相互转变的模式可能会一直循环。
　　-----------------------------
　　下面回答第三个问题：关于五家共治的问题。
　　一方面，所有的思想，在付诸实施之前，都是空想。思想是不打粮食的。
　　另一方面，“没有革命的思想，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有序的行动，都不是误打误撞的，多少要有一些思想的基础。思想先行，思想是有价值的。
　　当前中国的问题，就是顶层设计。国内社会形态的顶层设计，国际秩序的顶层设计。
　　但是到底如何设计呢？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心里没底。所以当前的局面就是众说纷纭。
　　国企私有化也是诸多说法中的一种说法。你赞同吗？
　　我给出的答案就是五家共治。

　　但是光说五家共治，还是理论对理论。关键是制度设计。也就是说：要做建构的工作。
　　我是很不喜欢发牢骚的。牢骚太盛防肠断，发牢骚能让自己过得更好吗？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吗？还是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才是正途。
　　五家共治是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后面要谈到制度设计的问题。
　　我的这种思想和设计，有没有用呢？
　　球迷看球，无关胜负，兴趣使然。
　　我也只是谈谈我的看法，没有用，也没关系，“兴趣使然”而已。如果有用，那就更好，未来的“成功不必在我”。

　　春秋战国的诸子背后，有一大群也在思考的人。有了这样一大群人，诸子才应运而生、脱颖而出。当代也是这个样子。
　　政府的智囊，食人俸禄，必须有立场，有些话讲了，说不定要砸饭碗。民间人士，倒反而没有顾虑，这也是民间人士的好处吧。

　　前面有个人在回帖中说我是89年出国的，还说我夹带私货，还说我有老板什么的…
　　阴阳怪气，故作高深。很没意思。
　　其实呢，我一直生活在北京。出国几次，都是旅游，十天半月就回来了。对白皮猪既无好感也无恶感。我的帖子里面全都是我的私货，哪里需要夹带。如果有人愿意为我的这个帖子付费，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东方评论员每期评论出来之后，都明确表示“版权所有”。我也是心同此理啊。

fumaoyue

　@幺仨 2012-05-14　13:08:03
　　卢先生，你所讲的内容我看完了，现在有几个问题跟你讨论一下。
　　1、我认为资本控制着社会，它并不会因为摸个政党或者某个民族而不同。
　　2、你觉得现在TG专制，权力监控形同虚设的情况下，中国现今是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呢。虽然我也很想如你认为的那样，现今兔子左派占点优势，但实际情况恐怕不容乐观。不说南方报系等右派刊物横行、中宣部战斗力为零没有人管，就说现今国企私有化进程，其实国企90年代私有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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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回答第二个问题：左右问题
　　治国如同开车，时左时右这是正常的。有时还要转急弯，道路使然，并非故意飚车惊魂。
　　需要反对的是：无故、无端地走大S线路。这么驾驶，交警就要出来管一管了。
　　政府根据需要，短期内适度集权，也是可以的。例如战争时期要集权，搞工业化的初期要集权。美国911后，政府一下子也扩大了很多权力，因为要反恐，人民也理解并支持。但是不能成为常态，只集权，永远不分权、不放权。像两桶油那样，利用垄断地位，只涨价，不降价。我们反对的是这个。

　　政府在左右之间微调，这是他们的权力，人民难以干涉，也不宜干涉。否则，政府的工作也没法干了。但是一旦极左极右，就会触及人民能够承受的底线，事情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就不是政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问题了。
　　把国企私有化，无论说得多动听，其实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还有苏联的例子摆在前面。中国人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也不是说：一旦生米煮成熟饭，中国人就只好接受事实。
　　不是这样的，这种底线一碰，就会出大事。
　　举个例子，我们买的房子都是70年、50年的使用权。很多人担心，到期是不是会被收回。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足够的权力去侵犯如此众多人口的根本利益。如果政府试图这么做，就会一夜垮台。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国企私有化这件事，不用担心，不会成功。
　　我之所以谨慎乐观，不是因为对哪位领导人有信心，而是认为：当代中国大众的成熟度，已经足够对政府形成压力，可以阻止极右分子假公济私。
　　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某位领导如何想，而是要相信大多数中国人的智慧和行为能力，这才是力量的根源。
　　如果政府的领导人足够好，那么，我们可以在微左微右中调节，不折腾，就走出一条正确道路来。
　　如果政府的领导人不够好，那么，我们就在大幅的左右中纠偏，经过一番折腾，付出巨大社会成本之后，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来。
　　所以，小民的力量虽然小，但是积沙成塔，不捐细流而成其大，时聚时散，会在历史的抉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我们这种论坛的价值所在。传播或探讨一些想法，凝聚共识，这不是毫无价值的。

fumaoyue

　@幺仨 2012-05-14　13:08:03
　　卢先生，你所讲的内容我看完了，现在有几个问题跟你讨论一下。
　　1、我认为资本控制着社会，它并不会因为摸个政党或者某个民族而不同。

　　2、你觉得现在TG专制，权力监控形同虚设的情况下，中国现今是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呢。虽然我也很想如你认为的那样，现今兔子左派占点优势，但实际情况恐怕不容乐观。不说南方报系等右派刊物横行、中宣部战斗力为零没有人管，就说现今国企私有化进程，其实国企90年代私有化就没停过，只是这次世行来是想推进核心国企的私有化进程，如果官僚资本右派掌权的话，我觉得在资本的驱使下，很可能私有化成功，造就如俄罗斯那样的官僚资本寡头，当然没有俄罗斯来的剧烈。

　　3、你所说的5种思想共制是很好的办法，归根结底还是要控制好自由和公平之间的度，但是我觉得这是建立在良好的国民素质与监督制度的前提下。我感觉有些空想，具体如何实施很难决策。

　　我最担心的还是第2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拌饭，极左和极右这种在一定时间内相互转变的模式可能会一直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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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左右问题
　　治国如同开车，时左时右这是正常的。有时还要转急弯，道路使然，并非故意飚车惊魂。
　　需要反对的是：无故、无端地走大S线路。这么驾驶，交警就要出来管一管了。
　　政府根据需要，短期内适度集权，也是可以的。例如战争时期要集权，搞工业化的初期要集权。美国911后，政府一下子也扩大了很多权力，因为要反恐，人民也理解并支持。但是不能成为常态，只集权，永远不分权、不放权。像两桶油那样，利用垄断地位，只涨价，不降价。我们反对的是这个。

　　政府在左右之间微调，这是他们的权力，人民难以干涉，也不宜干涉。否则，政府的工作也没法干了。但是一旦极左极右，就会触及人民能够承受的底线，事情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就不是政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问题了。
　　把国企私有化，无论说得多动听，其实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还有苏联的例子摆在前面。中国人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也不是说：一旦生米煮成熟饭，中国人就只好接受事实。
　　不是这样的，这种底线一碰，就会出大事。
　　举个例子，我们买的房子都是70年、50年的使用权。很多人担心，到期是不是会被收回。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足够的权力去侵犯如此众多人口的根本利益。如果上面试图这么做，后果不堪设想。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国企私有化这件事，不用担心，不会成功。
　　我之所以谨慎乐观，不是因为对哪位领导人有信心，而是认为：当代中国大众的成熟度，已经足够对政府形成压力，可以阻止极右分子假公济私。
　　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某位领导如何想，而是要相信大多数中国人的智慧和行为能力，这才是力量的根源。
　　如果政策足够好，那么，我们可以在微左微右中调节，不折腾，就走出一条正确道路来。
　　如果政策不够好，那么，我们就在大幅的左右中纠偏，经过一番折腾，付出巨大社会成本之后，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来。
　　所以，小民的力量虽然小，但是积沙成塔，不捐细流而成其大，时聚时散，会在历史的抉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我们这种论坛的价值所在。传播或探讨一些想法，凝聚共识，这不是毫无价值的。

fumaoyue

　下面回答第三个问题：关于五家共治的问题。
　　一方面，所有的思想，在付诸实施之前，都是空想。思想是不打粮食的。
　　另一方面，“没有革命的思想，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有序的行动，都不是误打误撞的，多少要有一些思想的基础。思想先行，思想是有价值的。
　　当前中国的问题，就是顶层设计。国内社会形态的顶层设计，国际秩序的顶层设计。
　　但是到底如何设计呢？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心里没底。所以当前的局面就是众说纷纭。
　　国企私有化也是诸多说法中的一种说法。你赞同吗？
　　我给出的答案就是五家共治。

　　但是光说五家共治，还是理论对理论。关键是制度设计。也就是说：要做建构的工作。
　　我是很不喜欢发牢骚的。牢骚太盛防肠断，发牢骚能让自己过得更好吗？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吗？还是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才是正途。
　　五家共治是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后面要谈到制度设计的问题。
　　我的这种思想和设计，有没有用呢？
　　球迷看球，无关胜负，兴趣使然。
　　我也只是谈谈我的看法，没有用，也没关系，“兴趣使然”而已。如果有用，那就更好，未来的“成功不必在我”。

　　春秋战国的诸子背后，有一大群也在思考的人。有了这样一大群人，诸子才应运而生、脱颖而出。当代也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