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复兴不符合西方利益，双方都在准备摊牌（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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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改革要符合五家共治精神和三大历史规律】--“五家共治”与制度设计-5
　　下图中，在五家共治的基础上，考虑的一些制度建设问题。

　　

　　图中的白色文本框里面的内容，就是一些要改进的地方。这只是部分内容，后面再做详细解释。
　　其中，在墨家的维度里面，强调了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墨家这个维度可以吸收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对资本的防范。
　　在法家这个维度，强调了改革必须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以及对于下级政府和官员的监督。这都是法家“法术势”所强调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当代的具体应用就是：至少在改革大体完成之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强化对地方政府的垂直领导，要监督监察官员行为，防止行政权过大而威胁到中央以及老百姓的权利。
　　在法家、墨家、杨朱这三个维度，融合在一起，强调了对于个人和大众利益的保护。以及自下而上的官民沟通渠道的有效运作问题。
　　在法家、道家、杨朱这三个维度，融合在一起，强调了有限政府和公民有限自治的问题。诸如工会、农民工工会等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

　　上面这些只是一个概括性、框架性的说明。后续我们再就具体问题逐步展开说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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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制度改革要符合五家共治精神和三大历史规律】--制度设计和大历史的三大规律

　　前面讲到过的大历史的三大规律的内容如下：
　　第一规律：寡头亡国律。
　　制度设计要防止各种寡头的产生和坐大，应该遏制这些寡头的产生和继续坐大。具体讲，在纵向，要削弱地方政治寡头，防止他们做大一方，使中央整体的政治经济规划无法落实。在
　　第二规律：权力资本自动作恶规律。
　　在制度设计上，要对权力加强监督、对掌握重要资本的内外势力加强监督、要防止权力和资本的结盟、要打破利益集团对国家政策的绑架、要防止大型国企的私有化所导致的新寡头的出现。

　　第三规律：自由的价值最大。
　　这就是墨子和杨朱的思想，也是被历史所证明的现实。
　　在制度设计上，要保护个人权利和大众权利，要分权散财。分权是把政府的权力分给民间、大众，而不是把中央权力分给地方。散财是改善国内的财富分配，避免贫富分化。要增加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减少政府、企业对个人生活的干涉、对个人权利的掠夺。
　　过去几十年来，改革的各种成本其实都是老百姓承担，包括股市的圈钱，实际都是在圈全国的无数的散户的钱，这些钱都是血汗钱。可是改革的成果却基本都被利益集团吃了，老百姓分到的太少。
　　不冷不热先生，作秀的功夫一流，但是十年以来，病乱国家，60年来最甚。

　　这就是大历史的三大规律与制度设计的大致关系。
　　制度设计，应该沿着正确的方向，要符合大历史的基本规律，让国家变得更好，而不是得过且过。
　　如果历史的基本规律，没有在制度设计中被充分考虑，那么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不成功的。最后还是要回头补课，重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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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制度改革要符合五家共治精神和三大历史规律】--制度设计要用好三常主义中的大智慧

　　制度设计中，要坚持“常识常理常情”，只要符合三常主义，就能做到纲举目张，就可以避免过激、偏颇的错误。
　　具体的举几个例子。
　　例如有人讲，对贪官的处罚，应该让其子女也要有连带责任。
　　这种出发就有违当代的一些常理。
　　这是属于情绪性的话，实际的制度设计中肯定不应该是这样的。

　　再举个例子，关于官员的财产公示。
　　如果定两条制度：
　　第一条，但凡没有公示财产的官员，一律不得提升，也不能提薪。
　　第二条，若干年没有提职提薪的官员，一律自动劝退，同时离任前要给予严格的离任审计。
　　估计这两条制度的执行，若干年下来，一定会促进大量年轻官员的上位，以及大量在任的很多官员的离任。上任官员就是制度的受益者，他们会拥护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能长期实行下去。而在位又不肯公开财产的官员是怎么回事，大家就心里有数了。

　　当然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即使这种方法有可取之处，在具体细节的配套上还是有很多值得推敲的。

　　我想说明的是，只要采取符合三常主义的做法，就可以比较容易抓到实质，容易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从而具有可操作性、可行性。
　　汉景帝削藩，就知道硬削，结果逼出来一个“七王之乱”。
　　而汉武帝削藩，采取“推恩令”，一下子水到渠成，不削而削，全面实现了削藩。被削藩的人有苦难言，朝廷还能得便宜卖乖。
　　这就是常识的智慧，我们的制度设计中，要尽量寻找这种智慧，把这种智慧用到改革中去，改革会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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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中的权力再分配——纵向集权，横向分权】
　　该集权的地方要集权，该分权的地方要分权。这就好比“硬的更硬，软的更软”。

　　所谓纵向集权，是为了明确政治责任，提高政治决策的效率。例如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等从上到下的纵的方向，就应该集权。要加强对下级政府在人事、财物、施政等方面的管控。
　　所谓横向分权，目的是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削弱行政权独揽所有管理权力的垄断格局、建立和增强老百姓自下而上的申诉渠道和有效解决机制，让各种本来应该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的权力能够获得独立，让老百姓能够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自治，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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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改革中的权力再分配——纵向集权，横向分权】-2
　　集权的目的是为了让政府办事。政府没有必要的权力就无法做事，无法高效率做事，不敢做事。离开了稳固的权力，很多难度较大、牵连较广、损失利益集团利益的改革就无法推动。这种地方就应该集权。
　　目前的现实是，集权分权存在结构性的缺陷。政府该有的权力还不够多，政府不该有的权力却太多太大。政府该管的事情没有尽力管好，同时，政府又管了很多根本不该管的事情。
　　推动改革，必须触动利益集团的利益，政府手中没有权力，根本走不出决定性的一步。
　　在关于古代变法的问题时，我们曾经谈过，成功的变法都具备五个条件：固权，立威，立信，惠人，渐进。
　　486执政以来，重要的变革几乎看不到，零零散散、敲敲打打地变动倒是不少。矛盾积累下来，未来10年必须做一些大的变革，否则不足以改变目前危险而困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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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改革中的权力再分配——纵向集权，横向分权】-3
　　某些分权，可以减少社会矛盾、减少社会管理成本、可以提高全民自治的理性和能力，为什么不分下去呢？
　　例如，工会就应该获得独立，让工人真正成为工会的主人，而不能让工会成为政府或企业的附庸，不能让工会里面养一批工人贵族，他们只是为自己获得好处，根本不能在任何地方保护劳动者的权利。最近正在发生的摩托罗拉裁员事件，工会就一点也没有为员工利益服务，完全就是资方的客人，为资方画押盖章而已。这种工会有什么用？
　　此外，像作家协会这种类型的行业协会，也应该从政府里面独立出来，纳税人有必要花钱养着这些人吗？这些组织本来就应该是社会上有关人员自发形成的组织，没有必要形成一个政府垄断型的作协，也完全没有必要由纳税人供养。他们应该是自发结合在一起，自己解决自己的财务问题，自己决定自己的各类活动。给他们自由，让他们自由自在自生自灭不是很好吗？省得花钱养着，还天天满腹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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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常主义与禅宗思想的同质性——朴素、大众型的大智慧】

　　一种有价值的事物，它是属于少数人享受应用，还是属于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应用，这是一个重要的分界岭。前者是精英型的，后者是大众型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有价值的事物，都有一个从精英型向大众型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价值挖掘、价值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是特别有意义的过程。
　　历史上的禅宗，就是把佛教从“精英型”转变为“大众型”的一次成功探索。

　　三常主义是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一种智慧层面的东西，而不是只是范畴的东西。三常主义是一种把大众从“精英型”解放到“大众型”的世界观。
　　“常识常理常情”里面所包含的大智慧，就是“顿悟”所要悟的“道”，这种深刻本质的智慧——或者说“道”——是直指人心的，并以一些俗话俗语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常识常理常情中，三常主义就是用大家所熟知的这些常识常理常情——三常主义——来判断寻找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的各种难题的解决方案。
　　当你把什么学问理解到非常简单朴素的时候，这时候你才是真正得到其中的三昧了。如果你还感到她是那么博大精深，深不可测，那是你还没有掌握到她的精髓，是只见到茂密的树叶，而没看到她的根本，这时候你还是处于“有”的阶段，没有达到“无”的境界。
　　许多真正的发现和发明，所需要的不是所谓系统的书本知识；恰恰相反，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系统教育，但悟性极高的、具有开放思维的人，他往往真正悟到真相。

　　我一直以来也在思考，如何把三常主义表达清晰、易于理解、便于应用。
　　三常主义，与禅宗的顿悟有“异形同质”的相似性。
　　我们先来讲一下禅宗的那个著名的小故事，也许能够对三常主义的本质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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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主义与禅宗思想的同质性——朴素、大众型的大智慧】

　　一种有价值的事物，它是属于少数人享受应用，还是属于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应用，这是一个重要的分界岭。
　　前者是精英型的，后者是大众型的。世界上绝大多数有价值的事物，都有一个从精英型向大众型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价值挖掘、价值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是特别有意义的过程。
　　历史上的禅宗，就是把佛教从“精英型”转变为“大众型”的一次成功探索。

　　三常主义是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一种智慧层面的东西，而不是只是范畴的东西。三常主义是一种把大众从“精英型”解放到“大众型”的世界观。
　　“常识常理常情”里面所包含的大智慧，就是“顿悟”所要悟的“道”，这种深刻本质的智慧——或者说“道”——是直指人心的，并以一些俗话俗语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常识常理常情中，三常主义就是用大家所熟知的这些常识常理常情——三常主义——来判断寻找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的各种难题的解决方案。
　　当你把什么学问理解到非常简单朴素的时候，这时候你才是真正得到其中的三昧了。如果你还感到她是那么博大精深，深不可测，那是你还没有掌握到她的精髓，是只见到茂密的树叶，而没看到她的根本，这时候你还是处于“有”的阶段，没有达到“无”的境界。
　　许多真正的发现和发明，所需要的不是所谓系统的书本知识；恰恰相反，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系统教育，但悟性极高的、具有开放思维的人，他往往真正悟到真相。

　　我一直以来也在思考，如何把三常主义表达清晰、易于理解、便于应用。
　　三常主义，与禅宗的顿悟有“异形同质”的相似性。
　　我们先来讲一下禅宗的那个著名的小故事，也许能够对三常主义的本质加深理解。

　　（以上内容重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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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主义与禅宗思想的同质性——朴素、大众型的大智慧】-2


　　佛教禅宗传到了第五祖弘忍大师，手下有弟子五百余人，其中翘楚者当属大弟子神秀大师。神秀也是大家公认的禅宗衣钵的继承人。弘忍渐渐的老去，于是他要在弟子中寻找一个继承人，所以他就对徒弟们说，大家都做一首偈子（有禅意的诗），看谁做得好就传衣钵给谁。
　　神秀很想继承衣钵，但又怕因为出于继承衣钵的目的而去做这个偈子，违法了佛家的无为而作意境。所以他就在半夜起来，在院墙上写了一首偈子：
　　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这首偈子的意思是，要时时刻刻的去照顾自己的心灵和心境，通过不断的修行来抗拒外面的诱惑，和种种邪魔。是一种入世的心态，强调修行的作用。而这种理解与禅宗大乘教派的顿悟是不太吻合的，所以当第二天早上大家看到这个偈子的时候，都说好，而且都猜到是神秀作的而很佩服的时候，弘忍看到了以后没有做任何的评价。因为他知道神秀还没有顿悟。

　　惠能是个文盲，他不识字。他听别人说了这个偈子，当时就说这个人还没有领悟到真谛啊。于是他自己又做了一个偈子，央求别人写在了神秀的偈子的旁边：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由这首偈子可以看出惠能是个有大智慧的人，这是禅宗的一种很高的境界，领略到这层境界的人，就是所谓的开悟了。
　　惠能因作偈受到弘忍首肯而授与衣钵成为继承人，世称禅宗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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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发一段重要的内容，是非常有价值的内容。

　　【三常主义与禅宗思想的同质性——朴素、大众型的大智慧】-3

　　慧能革命性的创见在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种认知为什么成为禅宗的主流呢？它的开创性价值在哪里呢？
　　在世界上所有宗教中，要说宗教典籍之丰富浩繁，没有超过佛教的。佛教典籍浩如烟海，寻常人即使穷一生之精力，日夜钻研，也只不过略窥门径而已。
　　那么佛法真意是否就如此繁杂、埋藏在这些佛经的茂密丛林中呢？
　　如果要把这些经典学习一小部分所耗费的时间，就已经是社会大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担的。如果芸芸众生之中，心中向佛，可是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学习典籍，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永远无法领悟佛法真谛呢？
　　在慧能之前，大家多数认为学习佛经的过程是无法省略的，对同一个人来说，学得越多，越有可能接近佛法。这种看法就表现在神秀的偈子里面。神秀是禅宗“渐悟派”的代表，认为要不断修行、不断学习提高，才能逐步地开悟。
　　这种观点所推演出来的结果就是：
　　把佛教教义庸俗化，变成一种知识，就像教科书的积累一样。但是“开悟”不是读博，智慧与学位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把“开悟”当作长期知识学习之后的一种有可能的结果，结果导致“开悟”的神秘化、神圣化。把社会大众芸芸众生“开悟”的可能性，基本上否定了。因为大众是缺乏时间精力去慢慢修行的。
　　把佛家僧徒与社会大众分离开来，成为单独的一群能够学习佛经、开悟佛义的人。实际上是把芸芸众生与佛教的距离人为拉大。
　　神秀本人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师级人物，神秀的“渐悟”曾经兴盛一时，神秀本人也成为武则天和高宗皇帝的座上宾，备极尊荣。但是当慧能的顿悟思想后来居上，很快就以其简明、简要、直指人心的方式，让每个与佛有缘之人都有可能“开悟”，修行也不是专指学习佛门典籍，也不一定要长居庙宇之中，而是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自己的经历中、从日常生活中，有所思而开悟、有所悟而开悟，这就是“见性成佛”。
　　慧能的禅宗思想，把社会各种阶层和各种身份的人都容纳在“顿悟”的可能中，从而把丰富的中国文化通过这些有心无心的信徒，与佛教教义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佛教深刻融合，实现了“禅宗的中国化”。
　　慧能的顿悟派的普及，不是对渐悟派的宗教衣钵传承的胜利，而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佛教理念的胜利，是一种不一样的佛教生活的替代，使禅宗获得了巨大的丰富性和世俗性，禅宗又反过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渗透和改造，使佛教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慧能打破了禅宗的宗教壁垒，把佛教僧徒的繁琐宗教知识化繁为简，把芸芸众生的经历和思想与佛教的精神兼容并蓄在一起，这些丰富而有价值的事物在一起发生了共振、发生了化学反应，产生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持久活力。
　　慧能有大智慧、有大功绩，无论是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文化的丰富、对中国社会的激荡和补充，慧能的功绩都是巨大的。
　　这就是慧能的功绩，这就是慧能开创的禅宗的价值。
　　如果要简单地概括慧能的贡献，可以简单归纳为，他把禅宗本土化（中国化）、世俗化、大众化，从而给禅宗带来巨大生命力，也给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这就是慧能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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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常主义与禅宗思想的同质性——朴素、大众型的大智慧】-4

　　三常主义和慧能禅宗的宗旨非常相似。
　　现在再来谈谈三常主义。
　　前面说到：慧能的禅宗将诸法实相、真如之理，与众生（也就是“大众”）的自心、本性结合起来，强调“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要求把人的本性、真心作为总源头，将修为方法看作是可以取之于己、不待外求的，从而提出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口号。
　　三常主义也是如此。
　　三常主义认为世界上的真知，并不是埋藏在理论教材里面、不是躲藏在圣人领袖们所教诲的茂密丛林里面，真知不是晦涩难懂的天籁，而就在我们自古以来、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形成的各种常识里面、在大家普遍接受的常理里面、在当代人往代人共同的常情里面，总之，在大众的眼睛里面、在大众的头脑中，本来就存在，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去留意挖掘而已。

　　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量入为出。就是非常好的理财观念，是符合常识的生活方式。
　　你只要有这种常识，再去看欧美国家的超前消费、寅吃卯粮，就会觉得奇怪，难道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吗？他们消费如此之多的财富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多休闲少劳作，怎么还能过上如此优越的生活呢？
　　深挖下去，自然而然就会得出一些结论：欧美是抢劫型国家，在历史上通过抢劫致富，现在依靠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使他们能够从国外源源不断地输入财富维持虚假的繁荣生活，一旦他们不能抢劫到足够的财富，就无法再维系他们长期以来的繁荣。抢的东西少了，日子就过不好了。但是他们借钱也要过好日子，最后就是金融危机。
　　我们都看到了，常识终于在最后发挥威力了。没有人可以“借钱，永远过好日子”。

　　第二个例子，救急不救穷。
　　小至个人、大到国家，这个常识都成立。现在中国对欧债危机的对策，其实也就是这个常识的应用而已。

　　第三个例子，反常则近妖。
　　如果一个和你没什么渊源的人，对你表现得特别讲义气，你愿意相信吗，你敢相信吗，你敢接受他们特别无私热情的帮助吗？
　　有一个甲先生——一个很有常识、懂常情的人——去沈阳出差，和当地一些熟人生人在一起吃饭，其中一个刘先生显得特别讲义气，溢于言表。当某人无意中说自己生意周转困难时，刘先生立即说，我借你一百万先用着。然后还转过头看大家，似乎只要谁有困难，他马上就可以提供帮助。甲先生满腹狐疑，饭没吃完就借故走了。那个刘先生名叫刘涌。
　　有一个乙先生去青岛，和朋友到歌厅玩，歌厅老板给他们递名片，老板极其谦恭地双手递上名片、半哈着腰、脸上都是谦卑的表情。他很震惊，很快也借故离开了。这个歌厅老板名叫聂磊。
　　甲乙两人没有往上凑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一个，如果有了一些地位，人总是愿意让别人尊重自己，甚至会稍微拿点架子，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无缘无故就去帮助自己不熟悉的人、对地位明显不高的人给予如此过分的谦恭，不禁令他们“寒从心底生”。
　　路上碰到一个人，愿意把黄金以黄铜的价格卖给你，你不需要去鉴定那是不是金子，就应该直接离开。
　　所有电视台都有广告，唯独某个电视台没有商业广告，这一定是不正常的。这种模式肯定是维持不下去的，肯定不应该成为大家效仿的榜样。
　　“反常则近妖”，一定是站不住脚的。
　　这些都是常识。依靠常识足够摆脱生活中的大多数陷阱，无论是日常生活层面的、还是政治层面的，常识能派大用场。

　　第四个例子，柿子要捡软的捏。这是一个常识。
　　如果能够遵循这个常识，红军就不会硬碰硬地和占据优势的敌人打消耗战、攻坚战、阵地战。
　　你不需要军事学院毕业、你不需要打过十年仗，就应该、也完全能够得出这个结论。
　　“柿子要捡软的捏”，在城市里面搞不过敌人，那就去农村呗。这是不是常识性的选择？
　　以此为基点，就能衍生出如何在农村站稳脚跟的种种具体办法，这些具体办法加起来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土地革命，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

　　日常生活中充满了海量的常识、常理、常情，虽然每个常识、常理、常情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甚至有些还自相矛盾，但是生活的真谛本来就是有些和谐、有些冲突的。
　　最大的智慧在于：同时接受两种相反的理念，还能做出兼容性的决策。
　　当你知道很多常识——包括很多有些矛盾的常识——的时候，如何选用其中的常识，并做出判断，这就是智慧。智慧就是以这种方式从常识中产生。
　　智慧也是以这种方式从常理常情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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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不会崩溃】

　　最近几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要崩溃的言论甚嚣尘上。这种言论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最近十几年来一直有人在唱衰中国经济，但是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成长。
　　虽然形势一直在变，但是这些“空军司令们”始终如一，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不能不令人佩服啊。

　　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唱衰中国经济的人更多，更加危言耸听。
　　我倒是奇怪了，那些闹金融危机的国家的经济不崩溃，还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倒反而要先崩溃。实体经济已经被掏空的欧美经济不崩溃，实体经济占比高、总体健康的中国经济倒反而要先崩溃。这是什么样的乐观主义——抑或悲观主义——才能有的逻辑混乱啊。
　　作为一个宏观经济的外行——其实微观经济方面也是外行，我忍不住也要谈谈中国经济的问题。
　　对于中国经济，我有两点根本看法：
　　第一，社会资源的全局性错配，导致宏观经济调整的周期和形态将远远超过多数人的想象；
　　第二，中国人的勤劳坚忍的民族性，导致中国经济的韧性也会远远超过多数人的想象。
　　我的结论是，中国经济不会崩溃，至少不会在欧美经济之前崩溃。

　　中国政府与欧美政府的巨大差别是，中国政府手里掌握巨大财富和资源，所以，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远远不是欧美政府能够相比的。
　　中国人民和欧美人民的巨大差别是，中国人民刚刚从极度贫困中挣脱出来，还没有染上“富贵病”，还保持着自古以来所一直拥有的勤劳坚韧的优秀品质，而不是像欧美国家的大多数人把“休闲+消费”当作生活方式。
　　所以中国经济即使爆发大问题，也完全能够在内部逐渐化解。

　　中国经济当前最需要警惕的不是内部的经济问题，而是从外部输入的各种经济攻击，例如热钱涌入导致的通货膨胀，例如美元滥发、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的中国财富流失和出口减少。
　　但是即使面对这些危机，中国仍然有办法。人民币国际化架构已经初步成形，现在不是10年前了，在目前的局势下，如果美国QE3一出，只会增加人们对美元的焦虑，并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结算的推广。QE3会成为美国饮鸩止渴的败着，伤人8百，自伤2千。
　　美国很怕这个，否则美国早就QE3了。
　　因此，在人民币没有实质上出现“危机”之前，美国人不得不死撑下去。
　　现在就是“比烂”，看谁更烂；就是比耐力，看谁先扛不住。

　　那么中国经济会在美国经济之前崩溃吗？
　　我看不会。因为“产业决定论”。
　　中国最低限度可以关起门来自己过苦日子。而离开中国实体经济支撑的欧美国家，连关起门来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如果美国希望通过采取损人利己的方式来搞乱中国经济，从中渔利，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中国一旦顶住压力，扛过去，就会等到美国经济的崩溃，那时中国就可以到美国去捡便宜货了，正如美国在拉美曾经所做的那样。那才是美国真正的悲剧，而中国经济将进入疯狂繁荣的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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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学习历史，才能给当代定位】

　　一个人是通过自己的经历来认知世界的。
　　但是人的经历有限，看到的只是社会的一个散片。一滴水也能折射阳光，但是通过一滴水是看不到太阳的全貌的。甚至连“以所知知所不知”都做不到。
　　当代社会有很多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解决不好，将来分崩离析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这些问题能否给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做一个否定性的结论呢？
　　这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汉武帝时期，淮南王问手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
　　这个淮南王就是《淮南子》的作者，称得上是大学问家了，对于当时社会的总体特征却也做不出一个明智的结论。最终他认为当代是乱世，于是决定造反。
　　结果是悲惨的。汉武帝兵不血刃就平息叛乱。

　　我稍微列出几件发生在历史上著名盛世时期的事情：
　　“文景之治”的汉景帝时期，爆发“七王之乱”，被周亚夫平定。
　　汉武帝时期，淮南王谋反，被汉武帝派遣几个官僚就镇压。
　　汉武帝时期，齐王等诸王的宫廷恶行昭彰，被检举废杀。
　　唐太宗时期，大将侯君集谋反，太子意图谋反，均被镇压。
　　明太祖刚刚去世，燕王“清君侧”，建文帝下落不明。
　　康乾盛世前后一百多年时间内，三藩之乱、边疆各处叛乱、白莲教起义等，接踵而至，此起彼伏。
　　“康乾盛世”的乾隆朝，和珅贪污，富可敌国，其家产等于国家几年财政收入。
　　……

　　当代的很多问题虽然严重，与这些盛世明君时期相比，是否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还有救吗？
　　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人，如果能够多看历史，就可以对当代做更加客观的评价，从而在未来方向性的选择方面，做出更加明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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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几段话很有价值：

　　关于政治改革：
　　斯密特：我想，应该是共产党党内民主加民众监督的模式。
　　记者：中国的全国人民大会不仅是宪法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个最高民众监督机构，但等同咨询机构，被边缘化了。
　　斯密特：这是核心，但改革的目标如果是与共产党争权，我想可能会麻烦。
　　记者：您的意思？
　　斯密特：把这个机构的监督职能发挥出来，而不是取得全部权力，我看是最稳妥的妥协方式。
　　记者：但是监督的最终作用机制是通过权力来体现的，就是说民众需要拥有最终生杀予夺的大权。
　　斯密特：这是个常识性问题，但我想仅仅监督职能，比如说信息公开就足够实现民众的制约力量了。


　　关于国企：

　　斯密特：是的，中国剩下的十几个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也是不同的，它们应该是以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不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第一价值目标的。这些行业生来就不会亏损（deficit-proof），更多的是公用性的事业，价格由国家决定，怎么会亏损呢？
　　记者：难道您不认为私营化会利于竞争，也就是价格下降，人民会获利更多吗？
　　斯密特：未必，因为即使分拆打破垄断经营，效益未必会更好，价格也未必会降低，因为这些行业对创新性要求没有一般消费品那么高，私有企业不会有更多竞争优势。相反这些行业对稳定性要求更高，它们大多是资源性的。谈到人民获利的问题，你们国有企业的利润难道不是人民的利润吗？
　　记者：我开始明白了。
　　斯密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私有企业是不关心社会整体效益的。譬如说三峡工程总公司如果是一个私营企业，它根本就不会存在，因为它的投资收益会很低，收益期过长，而风险很大，没人愿意作这种投资，因为他只能依靠收取微薄的电费盈利，除非……它向上下游的人民征收减免旱涝灾害费（笑）——但国家会做出这个投资的决策，因为国家是全局利益出发，全国就是一个大公司，“利润”核算的对象不同。铁路系统也是如此，一些西部的铁路系统严重超载而收费很低，私有化他们会被废除或提价，这对内陆的发展是个打击。而如果以国家作为投资主体，情况就不同了。
　　记者：您说服了我，谢谢。


　　注：这个记者明显是偏右的，但是他还算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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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但愿这些国企给今后的中国带来保障，而不是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公。
　　斯密特：今后中国的人口红利过后，您会看到这些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它们是你们人民的命根子。
　　记者：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您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也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总结一下，您对国企的私有化持否定态度？
　　斯密特：应该说是否定私有化，而不反对引入私营资本，尤其某些特殊领域，比如科研、服务领域还是可以适当引进私有资本，这些领域私营会更灵活、更具生命力，而国企的稳健此时则是官僚化和臃肿的代名词。
　　记者：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您觉得最重要的是国企改革，还是别的什么？
　　斯密特：我认为应该是农村问题和制造业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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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内容，与我们前面探讨的海外屯田想到一块了：

　　斯密特：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关于印度，您应该注意到他们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人均收入在提高，但贫困人口绝对数却在增加，他们的贫民窟人口也在持续增加，饥饿和婴儿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很高，而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他们的人均耕地是中国的两倍，而人均消耗粮食是你们的一半。关于日本，这个假设则更加荒谬，如果你们的人口不加控制达到18亿，中国的人口将是他们的18倍，即使你们拥有日本的产业技术和人口素质，这个世界的资源也供养不起18个“日本”，更没有足以容纳18个日本规模的高端制造业国际市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中国掏空欧盟、美国的制造业，欧美的收入在逐年下降，今后还会持续这样。长期来看，最终中西方人民收入趋同，或者说地球最终是平的。这都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
　　记者：正如您所说，中国农村改革面临双重悖论，那么您有没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斯密特：就我个人意见而言，这个悖论的出路之一，我想应该不局限于中国的这个内部系统，而是找到外部的资源。

　　记者：（笑）可是我们没有殖民地。

　　斯密特：但是你们拥有最大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如果不进入实体，最终是一堆耀眼的数字和纸片。所以是否可以考虑在全球进行农业资源的开发？目前在南美、非洲、俄罗斯、中亚，都有大片荒芜或待开发的土地，你们可以根据今后几十年中国人口变化曲线尝试进行租恁或长期开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好的思路，现在中国已经在积极推进。

　　斯密特：似乎力度并不够，目前中国的海外屯田更多的是粮食结构性的补充，而不是有意识配合国内的农村土地改革。考虑到土地集中式经营，可能造成平均单产或总产量10%左右的减量，目前的这些屯田规模远远不够，当然前提是需要博得更多的国际信任。一旦能获得稳定可靠的粮食来源，加上已有的大量粮食储备，我想中国的土地流转改革可以加快步伐。

　　记者：果真如此，可能城镇土地供应量会大大提升，会解放整个房地产业。但国际上是否会担心，这是中国模式的殖民化，新的中国威胁论？

　　斯密特：根据中国人口统计特征，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将会大幅减少，我想这个过程是过渡性的方案，会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

fumaoyue

　小日本搞什么钓鱼岛国有化，折腾多半天。
　　中国这边宣布领海基线。
　　哪个是小国伎俩，哪个是大国风范，一目了然。

　　想起来当年日本要入常，忙活好几年，到处给好处，最后也是中国（还有美国）一纸声明，就让他们全都白忙

fumaoyue

　今年南海东海的走势很明显：
　　对方每折腾一次，中国的实质占领就强化一分。
　　对方给我们送来了口实，真是及时雨啊！

　　真是要感谢希拉里的巧实力外交、感谢菲律宾#请文明用语#总统、感谢越南议会、感谢日本鬼子买岛。

　　最终要感谢老大。如果我们自己不敢强硬，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就要轮到别人感谢我们的软弱了。

fumaoyue

　【三常主义与王阳明心学的同质性】-1

　　王阳明恐怕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了。难得的是，他“知行合一”，同时还是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称得上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大贤。明朝三百年，英雄辈出，文臣之中，张居正、于谦、三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才，但是王阳明文武兼备、德才具高，出类拔萃。
　　提起王阳明，我就想起了禅宗的慧能。他们在各自领域内，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要理解王阳明心学的价值，一定要首先谈谈朱熹理学。朱熹理学的逻辑链条分为三段：
　　第一段，朱熹认为世界存在一个“理”，这个“理”是世界的本源，是客观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还应该是人类所憧憬的人生最高境界。
　　第二段，要认知“理”，就要“格物”，格物才能致知，这就是“格物致知”论。
　　第三段，那么这种理学反应到现实生活中，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朱熹大圣人认为就是要“遏人欲而存天理”，也就是后世常说的“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大圣人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天理”。
　　所以，后世评价朱熹的理学实质是利用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统治。这就是南宋以后，朱熹理学能够得到统治阶级的吹捧、成为显学的根本原因。


　　(在钓鱼岛问题出现新的进展之前，我先贴一段三常主义)

fumaoyue

　【三常主义与王阳明心学的同质性】-2

　　朱熹理学上继承二程兄弟，也就是程颐程颢兄弟。现在先讲一个小故事，是理学的始作俑者程颐与他的皇帝学生宋哲宗赵煦之间的事情。这对我们理解理学是一个什么来历、以及理学的精神内涵会有帮助。

　　程颐自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人也聪明。14岁时又与兄长程颢一起问学于经学大师周敦颐，饱受礼教的熏陶。
　　程颐一直没有做官，属于“大贤遗于野”的类型。他一方面孤芳自赏，一方面又有点愤世嫉俗，从而形成了两种强烈的感情倾向：对现实的抵触和对古典的怀念。
　　我们知道：自命不凡而又怀才不遇、勤于思考而又不谙世事的人最容易偏激、偏执。这种人格上的偏执，做出来的学问往往也容易走向极端。程颐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在程颐看来，任何违背于圣训的事情都是一种邪恶，一个正直之士的唯一目标就是向圣人看齐，绝不容许有半点的杂念。在这个地方，程颐颇有孟子的风采。
　　因此，程颐其实是个绝对的宗教家，为人严肃而苛刻，在他身上已没有丝毫的人情，有的只是对终极目标的坚定信仰。他平生不喝茶、不观画，亦极少做诗，甚至自己生日也致斋恭肃，不事宴饮。
　　后来他因为学问大，有“终南隐士”般的名望，被请出来担任皇帝的老师，当时的皇帝——宋哲宗还非常年幼。程颐自感责任重大，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在做法上却非常不近情理。

　　有一次，程颐听说赵煦在宫中行走，看到昆虫蚂蚁就躲避而过，不去伤害，而且还不准随从践踏，于是就问赵煦说：“有没有这回事”？赵煦回答说：“有，我不忍伤害它们”。程颐听后，就接着讲了一大番道理说：“如果皇帝能将这样的仁爱之心推广到四海百姓身上，这才是做帝王要遵从的要道”。
　　还有一次，年幼的皇帝赵煦童心未泯，看到春风中的柳枝煞是可爱，就爬到栏杆上折了一支。不巧被程颐看到，程颐就立刻板了脸，教训道：“现在是春和景明，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不可以随便地摧折”。赵煦听了非常地不高兴。
　　这件事情后来被当时的宰相文彦博知道了，文彦博叹息说，这就是为什么皇帝不亲近儒生的原因啊。
　　由于程颐在为人处事上迁腐，不懂得人际关系的融通，不近常情，最好宋哲宗对程颐的态度由畏惧变成了憎恨。
　　这对师生之间发生的事情，不禁令我想起了隋唐之际的著名人物李纲。李纲在隋唐之际，先后给隋朝的隋文帝的太子杨勇、唐朝唐高祖的太子李建成、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当老师。自古给三个太子当过老师的，唯有李纲一人，先后毁了三个太子的，也唯有李纲一人。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李纲，他的刻板偏狭的教育方法，和这个程颐非常相似。